如何看待美國的軟實力

如何看待美國的軟實力

《美國研究》2012年第2期 孔祥永：天津師範大學講師，梅仁毅：北京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http://www.mgyj.com/american_studies/2012/second/second01.htm

　　〔內容提要〕約瑟夫·奈1990年提出“軟實力”的概念是旨在回應盛行其時的“美國衰落論”。近年來，隨著世界上反美情緒的日益高漲，又出現了“美國軟實力衰落論”。實際上，美國軟實力的各個組成部分，如美國在科技、教育、人口方麵的競爭力，以及在思想、規範和製度安排方麵的影響力，均未衰落。真正影響美國軟實力的因素是美國民眾的情緒和國內分歧。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最早明確提出並論述了“軟實力”（soft power，又譯為“軟權力”）這一概念。1990年，奈的《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注：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chapter 2.)一書出版，奈在當年的《外交政策》雜誌上又發表了《軟實力》一文。在這本書和這篇文章中，奈較為清晰地論述了“軟實力”一詞的基本內涵。(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2004年，約瑟夫·奈的新著《軟實力：在世界政治中獲得成功的途徑》出版，他在該書中對自己1990年提出的觀點做了重要補充和擴展。(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奈提出“軟實力”的概念是受到了彼得·巴克萊奇（Peter Bachrach）和摩爾頓·巴拉茨（Morton Baratz）1960年代合寫的一篇文章的啟發。(注：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Baratz, “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September 1963, pp.632～642.) 奈是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軟實力”概念的，而那時正是以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及其代表作《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為代表的“美國衰落論”占主流地位的時代。(注：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由此可見，奈提出“軟實力”的概念是著眼於回應盛行其時的“美國衰落論”。他當時認為，美國並沒有衰落，除了經濟和軍事實力之外，美國還擁有其他權力資源，如文化、價值觀和社會製度等“軟實力”優勢。

　　顧名思義，“軟實力”是相對於“硬實力”（hard power）而言的。在奈看來，“硬實力”指的是硬性命令式權力（hard command power），它來自一個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一般通過經濟（“胡蘿卜”）或軍事（“大棒”）來引誘或者威脅他人改變自己的意誌或者行為；而“軟實力”是指通過吸引力讓他人自願追求你所要的東西的能力。在《軟實力：在世界政治中獲得成功的途徑》一書中，奈闡述道：“從行為角度看，‘軟實力’是吸引力。從資源角度看，‘軟實力’是那些產生這種吸引力的資產。”(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6. ) 國內學者對奈的“軟實力”概念也有不少解析。張小明認為，“軟實力”的運用主要表現為通過某種思想、文化的吸引力或者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讓其他國家自願仿效或者接受體係的規則，從而間接影響他人確定自身的偏好。(注：張小明：《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思想分析》，載《美國研究》，2005年第1期，第22～23頁。)周琪強調，奈的“軟實力”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首先，“軟實力”通過吸引力和誘惑而不是強製或勸說發揮作用；第二，“軟實力”反映了一國倡導和建立各種國際製度安排的能力；第三，“軟實力”具有認同性。(注：周琪、李枏：《約瑟夫·奈的軟權力理論及其啟示》，載《世界政治與經濟》，2010年第4期，第74～75頁。)楚樹龍認為，“軟實力”包括科技、管理、體係、吸引力、文化、人的素質及競爭力等，“軟實力”最重要的環節是價值觀、文化、教育等精神方麵的吸引力，而一個國家、民族、集體和個人的最永久、最根本的軟實力是創造力、創新能力和應變能力。(注：楚樹龍：《國際關係基本理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4～76頁。) 周桂銀等學者認為，“軟實力”應包括建立並控製國際製度的能力、文化與價值觀及意識形態、外交政策所產生的國家形象和地位等三個要素。(注：周桂銀、於雷：《從軟實力理論看美國霸權地位的變化》，載《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近年來，美國的軟實力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特別是在九一一事件和小布什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的單邊主義做法加劇了國際上的反美主義情緒。2004年約瑟夫·奈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美國軟實力的衰落》一文。文章開篇即指出，“世界的反美情緒日益高漲，因此美國的軟實力——美國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體現的價值觀對其他國家產生的吸引力——正在衰落。”(注：Joseph S. Nye, Jr.,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3, 2004, p.16.)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朱利亞·E.斯維格（Julia E. Sweig）在《洛杉磯時報》撰文指出，“從2001年以來，美國在全世界的道德指數急劇下降……在世界範圍內，反美主義不僅僅是對布什總統外交政策的不滿，而且是幾十年來深懷憎惡的情緒表現。”(注：Julia E. Sweig, “Why They Hate Us?”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15, 2006.)作家弗萊德·裏德（Fred Reed）在2007年8月13日撰文寫道：“美國是地球上最遭憎恨的國家……然而我們以前是那麽地廣受欽羨。現在我國幾乎被普遍認為是個無賴國家。”(注：Fred Reed, “Why the U.S. Government Is Hated Over the World,” Information Clearing House, May 22, 2007. ) 蒙蒂·納拉安·達塔（Monti Narayan Datta）也指出，“全球範圍內的反布什情緒和反美情緒導致美國的提議在聯合國獲得的支持越來越少，美國的軟實力也因此衰落。”(注：Monti Narayan Datta,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in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No.10, 2009, p.265.)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關於“美國衰落”的評論更是引起了世人越來越多的關注，成為全球辯論的熱點問題。本文嚐試對美國軟實力的現狀進行分析，並探討真正影響美國軟實力的因素。

一　 美國軟實力的現狀

　　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來源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當我們的政策在他人眼裏具有合法性時，我們的軟實力就會得到提升。在國際政治中，產生軟實力的資源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一個組織或國家的文化、國內行為和政策及處理與他國關係時所體現的價值觀”。(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x, 8.) 從約瑟夫·奈的話中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有三個主要來源：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對外政策。文化是指一套為一個社會創造含義的價值和實踐。文化可以區分為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注：周琪、李枏：《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及其啟示》，載《世界政治與經濟》，2010年第4期，第78頁。) 美國文化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源泉。正如奈所說，“不管我們做什麽，美國的大眾文化都具有全球影響。好萊塢、有線電視網和互聯網的影響無所不在。美國的電影和電視節目宣傳自由、個人主義和變革（包括性和暴力）。總的來講，美國文化的全球影響力有助於增強我們的軟實力，即我們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注：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xi.)就價值觀而言，奈認為，美國奉行個人主義和人人平等的價值觀，重視民主、人權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源泉。如果美國在追求這些價值觀時采用雙重標準或前後不一的態度，就會被其他國家的人民看作是虛偽的，這將削弱美國的軟實力。(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55.) 從美國的國內表現看，雖然它在醫療開支、高等教育、圖書出版、計算機和互聯網的使用、接受移民及就業等方麵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平均壽命、初等教育、工作安全、醫療照顧或收入平等方麵就無優勢可言了。特別是謀殺和入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高比例大大地降低了美國的吸引力。(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57.)

　　在影響美國軟實力的因素中，對外政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約瑟夫·奈所言，“目前的反美情緒是由於我們的政策所致。”(注：Joseph S. Nye, Jr., “America Must Regain its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9, 2004, p.8.) 這一點在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一篇發自中東的報道中，路透社記者阿裏斯太爾·裏戎 (Alistair Lyon)寫道：“一位埃及科學家指出，伊拉克戰爭之後，對很多人來講，美國像是這個地區的占領國……這進一步削弱了這個地區的人對美國的同情。”(注：Alistair Lyon, “Iraq War Erodes World's Post-9/11 Sympathy for the U.S.,” Reuters, September 2, 2003.)美國采取單邊行動入侵伊拉克，顯示出它作為超強大國的傲慢已達頂點。為了本國私利，美國毫不理會傳統盟國的反對，把不聽從其號令的國際組織甩到一邊，而且無視國際法，這些都引起了許多國家的厭惡和不滿。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加劇了美國形象的下滑，也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奧巴馬2009年初就任總統後，在外交上推行了一係列的調整和改革措施，努力改善美國的形象。首先，奧巴馬政府提出了“無核世界”的口號，與此同時積極推進核裁軍。2010年4月，奧巴馬政府又在華盛頓召集了核安全峰會，號召國際社會運用政治、經濟和外交等手段，采取多邊形式解決核問題，加強核安全。不僅如此，2011年2月，奧巴馬簽署了美國與俄羅斯新的《削減和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其次，奧巴馬政府決心從伊拉克撤軍，改變反恐策略。奧巴馬政府極力緩和穆斯林世界對美國的敵對情緒，不再宣稱“伊斯蘭激進勢力”是主要敵人。再次，奧巴馬政府的關注重心已經從“布什時代以反恐、防擴散為中心的軍事安全議題，轉到以維護全球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複蘇為中心的經濟安全議題”上。(注：倪峰：《奧巴馬治下的美國》，黃平、倪峰主編：《美國問題研究報告（2011）：美國的實力與地位評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頁。) 最後，奧巴馬政府努力改變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的消極態度，極力爭奪在全球重要議題上的話語權，在這方麵最明顯的表現是美國政府對於應對氣候變化和開發新能源等問題采取了較以往而言更為積極的態度。奧巴馬的多邊主義路線改善了美國形象，也加強了美國的軟實力。

　　關於美國軟實力的現狀，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The Chicago Council of Global Affairs）與東亞研究所（East Asia Institute）在亞洲做了一次關於軟實力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美國的軟實力仍然高居榜首。（見表1）

表1　軟實力指數

綜合所有關於軟實力的問題後，影響力平均水平的範圍是從0～1。
受調查國家	美國的軟實力	中國的軟實力	日本的軟實力	韓國的軟實力
美國	—	.47(3)	.67(1)	.49(2)
中國	.71(1)	—	.62(3)	.65(2)
日本	.69(1)	.51(3)	—	.56(2)
韓國	.72(1)	.55(3)	.65(2)	—
印度尼西亞	.72(2)	.70(3)	.72(1)	.63(4)
越南	.76(2)	.74(3)	.79(1)	.73(4)

　　資料來源：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in Partnership with EAI,“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2008, p.2, available at: 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Asia%20Soft%20Power%202008/Chicago%20Council%20Soft%20Power%20Report-%20Final%206-11-08.pdf.

　　在談及過去十年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時，48%的人認為美國的影響力在提高，而隻有20.75%的人認為美國的影響力下降了。（見下圖）

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

　　　　資料來源：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in Partnership with EAI,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2008, p.6, available at: 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Asia%20Soft%20Power%202008/Chicago%20Council%20Soft%20Power%20Report-%20Final%206-11-08.pdf.

　　究竟是什麽因素使得其他國家對美國的軟實力持肯定態度呢？2004年6月佐格比國際公司（Zogby International）進行了一項名為“2004年美國印象”（Impressions of America:2004）的調查。調查結果發現，在接受調查的5個阿拉伯國家中，盡管有超過85%的人對美國的政策持否定態度，但仍然有71.5%的人對美國的科學技術持肯定態度，54.6%的人表示接受美國的產品，46.6%的人表示喜歡美國的教育。（見表2）

表2　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價值觀、產品和政策的態度

	摩洛哥 （肯定/否定）	沙特阿拉伯 （肯定/否定）	約旦 （肯定/否定）	黎巴嫩 （肯定/否定）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肯定/否定）
科學/技術	90/8	48/51	83/13	52/46	84/12
自由/民主	53/41	39/60	57/40	41/56	39/53
人民	59/29	28/64	52/39	39/58	46/35
電影/電視	60/37	35/60	56/41	30/66	54/43
產品	73/24	37/59	61/35	39/57	63/34
教育	61/16	12/74	59/29	38/54	63/23
對阿拉伯世界國家	4/90	4/85	8/89	5/86	7/87

　　資料來源：“Impressions of America 2004: How Arabs View America and How Arabs Learn About America,”A Six-Nation Survey commissioned by the Arab American Institute Foundation, Conducted by Zogby International, June, 2004, p.3, available at: http://www.aaiusa.org/page/-/Images/Polls/Impressions%20of%20America%202004.pdf.

　　從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與東亞研究所的調查中可以看出，美國的軟實力除了涉及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等因素外，美國的科技創新力和高等教育也是其軟實力的重要方麵。不僅如此，美國在思想、規範和製度安排及人口構成方麵的競爭力對於美國的軟實力也是極為重要的。

二　美國在科學技術領域的競爭力

　　美國在科學技術領域的發現已經成為美國經濟進步和生活水平改善的根本推動力。美國的科技發展水平為美國的創新能力和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在過去的50年裏，美國的優勢依賴於它能比其他國家更快地發明和使用新科技。”(注：Adam Segal,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hina,”in Titus Galama and James Hosek eds., Perspectives on U.S. Competitiven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Santa Monica, Californi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7), p.29. )

　　（一）對研發的投資狀況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發布的《2010科學和工程學指數》，全世界研究與開發（簡稱研發）的總投資在11年內翻了一番，由1996年的5250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萬億美元。“到目前為止，美國仍然是研發投入最大的國家。2007年美國的研發投入為3690億美元，超過亞洲地區的3380億美元和歐盟27國的2630億美元。”(注：“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December, 2010.)（見表3）

表3　全球研發支出及預測

	2009 　　用於研發的支 出（億美元）	2009 　　研發占國內生 產總值的比例	2010 　　用於研發的支 出（億美元）	2010 　　研發占國內生 產總值的比例	2011 　　用於研發的支 出（億美元）	2011 　　研發占國內生 產總值的比例
美國	3836	2.7%	3958	2.7%	4053	2.7%
中國	1237	1.4%	1414	1.4%	1537	1.4%
印度	281	0.8%	333	0.9%	361	0.9%
歐洲	2670	1.7%	2686	1.6%	2766	1.7%

　　資料來源： “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Sponsored by Battelle, December, 2010, p.3, available at: http://www.battelle.org/aboutus/rd/2011.pdf.

　　作為當今世界第一科技大國，美國在尖端科技產業上的投入對於其保持未來的國際競爭力是至關重要的。以下數據反映了美國在這些產業上的支出和地位。

　　1. 生命科學領域

　　2008年，美國用於生命科學的研發投入為632.8億美元，占1250億美元全球總投入的50.6%。據估計，2011年全球研發投入為1387.4億美元，僅美國一國的投入就達到622.7億美元。美國在生命科學技術的8個領域中的7個占有絕對的優勢。(注：“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December, 2010.)

　　2. 信息技術領域

　　2008年，全球在軟件、互聯網、計算機服務等方麵的研發投入為456.2億美元，美國的研發投入為345億美元。據估計，2011年美國在信息技術方麵的研發投入將達到364.1億美元，占全球總投入503.2億美元的72.4% 。(注：“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December, 2010.)

　　3. 航空航天、國防、國家安全領域

　　2008年，全球在航空航天、國防、國家安全等方麵的研發投入為234億美元，美國一國的研發投入就高達120.2億美元。據估計，2011年美國在這些方麵的研發投入將達到118.1億美元， 占全球254.2億美元研發總投入的46.5%。在涉及航空航天、國防、國家安全的7個領域（信息安全、傳感器網絡、空間技術、遠程感應、化學/生物感應器、生物測定學及無人駕駛運輸器）中，美國在4個領域擁有70%以上的優勢，在其中的3個領域擁有80%以上的優勢。中國的平均優勢為4%。(注：“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December, 2010.)

　　總之，《研發雜誌》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在關鍵科技領域的研發方麵仍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注：“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December, 2010.)（見表4）

表4　全球領先的科技領域研發者的觀點

農業和 食品生產	保健、醫療、 生命科學及 生物技術	複合材料、 納米技術和 其他高級材料	能源生產 及節能	軍事、國防 和國家安全	儀器、電子和 計算機硬件	軟件和 信息管理	汽車和其 他機動車	空間技術、 軌道運輸及 其他交通工具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中國	英國	日本	德國	俄羅斯	日本	印度	美國	日本
印度	德國	德國	日本	中國	中國	中國	德國	中國
巴西	日本	中國	中國	以色列	韓國	日本	中國	德國
日本	中國	英國	英國	英國	德國	德國	韓國	法國

　　資料來源：“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Sponsored by Battelle, December, 2010, p.33, available at: http://www.battelle.org/aboutus/rd/2011.pdf.

　　一個國家研究類出版物的構成與分布，反映了這個國家的科學研究重點。2007年，在美國研究人員發表的文章中，有超過50%的文章都涉及生物醫學及其他生命科學。工程學方麵的文章比例則由1988年的36%下降到了2008年的20%。此外，美國學術論文的相對“被引證率”居世界之首，美國在自然科學領域的博士學位獲得者人數也居世界首位。 以產品的專利權為例，在2008年美國專利和商標局頒發的專利中，49%的專利由在美國的發明者獲得。美國居民申請專利的數量也一直在增加，從2000年的16.5萬項增加到2008年的23萬多項。(注：黃平、何興強等：《美國的力量變化：十年來的一些軌跡》，黃平、倪峰主編：《美國問題研究報告（2011）：美國的實力與地位評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84～85頁。)2007年，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對全球經濟產出的貢獻達到16萬億美元，約占全世界生產總值的30%。而美國的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出達到了3.3萬億美元，遠遠超過其他國家。2007年，全球5個高技術產業的附加值達到了1.2萬億美元，美國再次獨占鼇頭，占比為31%。

　　但是，美國在以下方麵也存在一些不足。

　　1. 2009～2011年間，美國研發投入占全球研發總投入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而亞洲的比例則在逐年遞增。（見表5）

表5　全球研發投入比例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美國	34.7%	34.4%	34.0%
亞洲	33.6%	34.8%	35.3%
中國	11.2%	12.3%	12.9%
印度	2.5%	2.9%	3.0%

　　資料來源：“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Sponsored by Battelle, December, 2010, p.3, available at: http://www.battelle.org/aboutus/rd/2011.pdf.

　　2. 美國在能源和高級材料方麵的研發投入隻占全球研發總投入的20%～22%。

　　3. 根據《2010科學和工程學指數》，在5個高技術產業所產生的附加值中，雖然美國在通信和半導體、醫藥及航空與航天領域處於領先地位，但在科學儀器和計算機方麵落後於歐盟和中國。

　　4. 就專利權而言，美國發明家獲得專利的比例由1995年的55%下降到了2008年的49%。1997年，34%的高附加值的專利權由美國人獲得， 2006年，這一比例下降到了30%。2007年，亞洲研究人員數量是295.1萬人，占世界研究人員總數的40.9%，而美國的研究人員為142.6萬人，占世界研究人員總數的20.0%。

　　（二）美國對研發的扶植政策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小布什任期內和奧巴馬上任之後，美國采取了一係列措施。

　　2005年10月12日，美國科學院、美國工程院和美國醫學研究所共同發布了題為《站在風暴之上》的報告。該報告指出，美國必須優化在知識領域的資源，特別是優化它在科技領域的資源，並以為新型及複興產業創造良好環境的方式，來保持自身在戰略和經濟方麵的安全。(注：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0.))

　　2006年2月，美國國內政策委員會和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發布了一份題為“美國競爭力計劃”的文件。根據這一計劃，聯邦政府2007年將追加撥款59億美元，今後10年將累計增撥1360億美元用於增加對研發、教育、創業與創新的投入。該計劃說明，美國不遺餘力地促進其研發、創新和教育的發展，這是保持其強大國力的關鍵。經濟上的競爭優勢來自於科技的競爭優勢，“美國競爭力計劃”體現了美國對科技的重視，這一計劃規定的研究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科技領域的發展方向。(注：Domestic Policy Council and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 February, 2006.)

　　2007年，國會通過了《為長遠促進一流的技術、教育和科學創造機會》（簡稱《美國競爭法》）的法案（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Meaningfully Promote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cience Act）。該法案的主旨是保持美國在21世紀的創新性，增強美國的競爭力，因而被外界譽為美國未來科技教育發展的“路線圖”。《美國競爭法》要求對聯邦政府的一係列科學、技術和研究項目注入多達336億美元的資金。按法案的規劃，在未來3年內，聯邦政府將對一係列與科學有關的聯邦機構實施注資計劃，這些機構包括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部下屬的一些科學計劃等。(注：GAO, “America COMPETES Act,” June 16, 2011, available at: www.gao.gov/products/GAO-11-12.)

　　2010年12月，國會通過了《美國競爭法的再授權法案》，由奧巴馬在2011年1月簽署後成為法律。該法案規定，2011財政年度對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財政撥款為74億美元，2012財政年度為78億美元，2013財政年度為83億美元。

　　2011年1月25日，奧巴馬在國情谘文講話中強調，“在未來25年內，我們的目標是使80%的美國人能夠擁有高速鐵路，人們乘高鐵出行會比駕車出行節省一半時間。對一些旅程來說，乘坐高鐵將比乘飛機更快。在我講話之時，加州和中西部地區的高鐵線路已在建設之中。”奧巴馬又說：“在未來五年內，我們將使業界向98%的美國人提供下一代高速無線網絡連接成為可能。這不僅意味著人們將擁有更高速的互聯網連接和更少漏接電話，也事關使美國的各個地區都進入數字化時代。”除此之外，奧巴馬還製定了發展清潔能源的目標，也即“爭取在2035年之前使美國85%的電力供應來自清潔能源。一些人想要風力和太陽能，其他人想要核電、清潔煤炭和天然氣。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將需要所有這些清潔能源。我呼籲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通過合作來實現這一目標。”(注：President Obama'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5, 2011, available at: http://abcnews.go.com/Politics/State_of_the_Union/state-of-the-union-2011-full-transcript/story?id=12759395. )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表明了虛擬經濟的脆弱性，因此大力發展製造業已經成為美國產業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奧巴馬政府強調，美國經濟要從過去依靠金融信貸的高消費模式轉向出口和製造業推動的成長模式。製造業將成為美國生產率提高、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者。2011年6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和科學技術委員會向奧巴馬遞交了一份報告。該報告主要論述如何確保美國在先進製造業上的領先地位，其中一個重要建議就是實施“先進製造業計劃”。2011年6月24日，奧巴馬在卡耐基·梅隆大學發表演講時宣布了一項聯合頂尖大學和工業界領頭人的計劃。該計劃的投資總計5億美元，目的是通過新一輪的技術創新，在製造業領域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促進經濟複蘇。另外，他還宣布美國已經啟動了新的耗資7000萬美元的機器人計劃，以加速開發和普及機器人的使用。機器人將不僅用在工業方麵，還將用於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方麵，如先進的機器人可以進入下水道進行係統作業。

　　美國在科學技術領域的超強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的科技投入機製。美國的科技投入機製主要包括六個層次：一是國家科技計劃層次；二是科技投入優惠政策層次；三是風險投資層次；四是科技工業園區層次；五是國際科技合作層次；六是官產學研合作層次。(注： 《美國科技投入社會化的製度創新途徑分析》，2006年3月9日， 參見：http://www.sgst.cn/xwdt/shsd/200705/t20070518_121728.html。) 需要指出的是，企業在美國科技投入機製中處於核心位置。在這些企業中，既有迅速成長的科技型小企業在美國科技投入上作出的巨大貢獻，如蘋果公司和微軟公司等，又有高新技術跨國公司在科技投入中發揮的主體作用，還有風險投資企業在美國科技投入方麵發揮的不可忽視的作用。它們加速了高新技術產品的更新換代，增強了美國配置全球科技資源的能力。

　　從美國政府的角度來看，長期以來，美國政府極力培育促進科技能力增長的社會環境，並從戰略高度提高政府財政支持科技的強度和規模。政府投資研發已經成為美國政府的關鍵職能之一。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一直高度重視基礎研究。眾所周知，基礎研究主要是以一些新的核心技術要素為基礎，建構一個原創性技術範式。這些原創性範式具有利潤高、時間長、競爭力強等特點。基礎研究為美國的科技創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也是美國科技能長期領先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美國政府不斷實施優惠政策，以建立對科技投入的利益補償機製。通過實施優惠政策，美國政府引導科技資源向國家的戰略性關鍵技術領域集中。另外，美國科技投入機製強調政府、產業界、大學和研究機構在高新技術產業化各個階段的優勢互補。美國的官產學研合作機製已經成為了一種最為有效的科技投入方式，在美國的科技創新中起到了無法替代的作用。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的《2010~2011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美國“大學院校與產業之間在研發上的合作”排在世界首位。(注：“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 September 24,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2010-11.pdf. ) 總之，美國科技投入機製為美國在科學技術領域保持其競爭力提供了有力的製度保障。

三　 美國在思想、規範和製度安排方麵的競爭力

　　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方麵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話語權，也即一國能夠推出具有國際認同的想法，並且在國際製度安排方麵具有主導性。

　　首先，美國創新型的經濟不但使其有能力製定技術標準方麵的規則，而且也使得美國有可能修正與其政治和文化價值觀，如隱私權、信息安全和知識產權等相左的商業行為。美國的跨國企業憑借其強大的實力和超強的創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各自的行業標準和規範。正如約瑟夫·奈所指出的，“美國公司和廣告業的經營者、好萊塢電影公司的老板們，不僅向世界上其他國家銷售他們的產品，而且也推銷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注：〔美〕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麽美國不能獨斷專行》（鄭誌國、何向東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頁。) 麥當勞作為美國快餐文化的產品，體現了美國現代經營理念和大眾消費主義的傾向。到2011年為止，全世界麥當勞連鎖店的總數達到了3.2萬多家，它們每天為全球6400萬名消費者提供快餐服務。 隨著麥當勞在全球的擴張，它所體現的效率和經濟價值的特征也在影響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美國馬裏蘭大學教授喬治·利澤把這種現象稱為“麥當勞化”。他認為“麥當勞化”體現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也反映出美國大眾消費文化在全球的影響力。(注：George Ritzer,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Thousand Oak: Pine Forge Press, 1996), pp.1～2.) 另外，美國在互聯網領域的話語權更加凸顯了它在製定技術標準方麵獨一無二的地位。眾所周知，互聯網是1970年代在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局 “阿帕網絡”（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Network, ARPANET）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時至今日仍然在美國政府的控製之下。管理網絡地址的最高組織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就坐落在美國的加州。實際上，它是隸屬於美國商務部的一個準政府機構。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所有13台記錄、保存全球互聯網各域名地址目錄的根目錄服務器都在美國控製之下。就域名而言，美國占有了全球42億個地址中的74%，相當於每人有10個網絡地址，而中國的域名擁有量僅為2500萬個。另外，在一些“頂級域名”，如.com、.org、.gov等網絡地址尾名的製定和分配上，美國也具有絕對的話語權，由此可見美國在互聯網領域的絕對影響力。再以美國的蘋果公司為例，蘋果公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電子產品生產商之一，它的每次新品發布會都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究其原因，蘋果公司的產品，如iPod、iPhone、iPad等已經成為了時尚的代名詞，它的每一款產品都會給電子市場帶來一場革命，它對全世界的數碼產品走向有著無比深遠的影響。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和全球化進程的提速，占全球企業500強半數的美國跨國公司有了更多的機會在全世界範圍內拓展各自企業的軟實力。約瑟夫·奈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權力的分配模式猶如一盤三維棋局。上層是單極的軍事棋局，中間是多極的經濟棋局，而底層是超越了政府界限的跨國關係，涉及問題極多，包括恐怖主義、國際犯罪、艾滋病傳播、全球變暖及金融流動等問題。在這一層麵上，美國的跨國公司通過其軟實力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二，許多新的想法和理論都是由美國的大學和智庫的研究人員創造的。2010年，全球共有智庫6480個，其中美國的智庫數為1816個，占全部智庫數的28%。 中國位居第二，共有425個，但隻占美國總數的1/4。(注：Adam Segal,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S&T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Titus Galama and James Hosek, eds., Perspectives on U.S. Competitiven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7).) 在全球最好的25個智庫中，美國有12個，比例高達48%。(注：James G. McGann, “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10,” January 18,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pri.org/research/thinktanks/GlobalGoToThinkTanks2010.pdf. ) 在最有創造力的25個智庫中，美國占了9個，且前四名全部是美國的智庫，它們是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凱托研究所和新美國基金會。(注：James G. McGann, “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10,” January 18, 2011.) 美國的智庫“對內是美國製度的支柱之一，對外是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沉默的夥伴’”。(注：資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北京·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33頁。) 智庫本身就是美國權勢集團的一部分，同時它們又獨立於政府之外。它們與政府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智庫人員的見解往往可以改變決策者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認識。例如，在小布什上台之前，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等思想庫就開始為建設導彈防禦係統大造聲勢，還提出了“流氓國家”、“導彈威脅”等說法。奧巴馬就任以來，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n Foundation）、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全球氣候變化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以及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等智庫在氣候變化和能源問題上對奧巴馬政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美國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的積極轉變與這些智庫的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注：魏紅霞：《美國新的思想庫》，載《美國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1～119頁。) 智庫的成員絕大多數是上層精英的代表。根據一項調查統計：13家美國最大智庫的董事會成員有一半以上出自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注：Edward H. Berman, The Ideology of Philanthrop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32～33.) 智庫中的很多負責人曾擔任政府的高級職位，如臘斯克（Dean Rusk）、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邦迪（McGeorge Bundy）、萬斯（Cyrus Vance）、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等。這些人在美國的外交決策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將近1/2諾貝爾物理獎和醫學獎獲得者是美國人。自從1968年諾貝爾委員會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截止到2010年，共有67人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中美國人46位，占全部獲獎人數的68%。這些美國經濟學家如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等，提出了很多當今非常流行的理論和觀點。

　　自2000年以來，美國國務院每年都要發布一份人口販賣年度報告，並將某些人口販賣記錄差的國家列入“黑名單”。如果一個國家連續兩年被列入人口販賣“黑名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機構就會對其采取製裁措施。這種做法是以美國的方式製定國際規則和標準的典型表現，也是把美國的國內法律要求和標準強加給世界的做法。美國國務院發布的關於人權、宗教自由和毒品的報告和人口販賣報告如出一轍，都體現了按照美國準則製定國際規範、標準和國際事務議程的做法。美國在這些事務中扮演著法官、檢察官和陪審員的角色。

　　在國際政治中，諸如軟實力、“巧實力”（smart power）、“流氓國家”（rogue state）、“失敗國家”（failed state）和“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等名詞都是由美國人創造的。除了“邪惡軸心”之外，這些概念都已被學者和各國的記者接受並經常使用。就中美關係而言，描述中美關係和定義中國角色身份的很多名詞都源自美方，如2005年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提出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responsible stakeholder）、2009年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提出的“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弗萊德·斯坦伯格（C. Fred Bergsten）和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的“兩國集團”（G2）和哈佛大學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的“中美國”（Chimerica）。不管這些概念是被接受、修改，還是最終被棄用，它們均已成為討論中美關係的常用語了。在討論未來世界前景時，無論是法裏德·紮卡裏亞（Fareed Zakaria）的“後美國世界”、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的“無極化時代”，還是西蒙·瑟法蒂（Simon Serfaty）的“邁入後西方世界”，都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引起了熱議。所有這些都是美國的軟實力在國際規範、話語權和國際事務議程設定方麵的表現。

四　 美國在教育方麵的競爭力

　　2007年4月，美國研究生院顧問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報告指出，“美國科學技術的領先優勢主要是以其出色的研究生教育和全世界最有才華的穩定生源為保障的。”(注：Graduate Education:The Backbone of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nd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2007), p.1.)該報告還進一步指出，“一支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是美國保持未來經濟競爭力和國家安全的關鍵所在。”(注：Graduate Education:The Backbone of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nd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2007), p.1.)

　　美國在教育方麵的競爭力依然雄厚，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到目前為止，美國的大學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根據2010至2011年度QS世界大學排名，在排名前20位的大學中，美國的大學有13所，占總數的65%。(注：“Top 100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2010/2011,” June 14,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top-100-universities-in-the-world-2011.)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推出的世界頂尖大學排名，在前30位的大學中，美國的大學有15所，占到了總數的一半。(注：“World's Best Universities: Top 400,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14,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worlds-best-universities/articles/2010/09/21/world.) 這就是美國研究生院委員會為什麽會說，“在過去的50年，美國的研究生一直是美國教育係統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注：“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Good,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Executive Summary, June 14,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gsnet.org/portals/0/pdf/GR_GradEd-PubGood_excerpt.pdf. ) 在過去的十年裏，全世界62%的化學、物理學、醫學和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是在美國獲得研究生學曆的人。(注：“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Good,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Executive Summary, June 14, 2011.)根據美國研究生院的統計，2003年美國共擁有博士學位的科學家和工程師68.53萬人，2006年這一數字增長到了71.18萬人，增幅為3.5%。美國憑借其先進的教育體係吸引著全世界的優秀人才到美國留學。而這些優秀的外國學生完成學業後，很多都留在了美國從事科研工作。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02年時持有臨時簽證、在美國大學獲得理工科博士學位的外國人中，有62%的人2007年仍在美國。在這些外國人當中，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比例分別為92%和81%。據美國能源部（U.S. Energy Department）、 橡樹嶺科學與教育研究所（Oak Ridg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聯合編製的數據，1997年畢業的這類人當中，2007年仍在美國的有60%。(注：Brian L. Frank, “U.S. Keeps Foreign Ph.D.s,”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ccg.org.cn/ccg/ccgen/show.php?contentid=579. ) 所有在美國工作的理工科博士學位持有人中，約40%為外國人；在工程、數學和計算機領域，這一比例甚至更高。根據橡樹嶺研究所的數據，2007年獲得美國理工科博士學位的外國公民有1.6022萬人，占總數的46%。相比之下，1997年有1.2966萬人是外國人，占總數的30%。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數據顯示，2009年4月，各類研究生項目的外籍理工科學生入學人數達到了15.843萬人，同比上升了8%。(注：Brian L. Frank, “U.S. Keeps Foreign Ph.D.s.”) 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向美國流動有利於提升美國軟實力，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美國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指出，美國人口雖隻有中國和印度的1/4，但先進的教育和網絡體係卻能把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國。美國社會的開放性和人口的多樣性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源泉。正是基於以上原因，斯勞特預言，21世紀又是一個“美國世紀”。(注：Annie-Marie Slaughter, “America's Edge-power in the Networked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9. )

　　其次，美國有意識地將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目的定位為為知識密集型產業培養有技術、有專業知識和文化意識的未來知識的創造者和發明者。美國研究生院顧問委員會的報告在這個方麵做了精辟的論述。該報告指出，因為交叉學科更容易產生新知識和新發明，所以未來的人才應掌握交叉學科的技術和知識。也正因為如此，交叉學科和跨學科的計劃應得到重點支持和鼓勵。(注：“Recent Trends i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mong Doctoral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June 14,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nsf.gov/statistics/infbrief/nsf11308/. ) 美國現在鼓勵更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選擇科學和工程學專業。美國的教育機構現在也強調未來的領導者不僅僅應該擁有技術能力，而且必須要能夠熟練地應對全球麵臨的社會和文化問題。(注：Graduate Education:The Backbone of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nd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2007) .) 美國研究生院顧問委員會重點強調了三點：科學和工程的重要性；文化意識；交叉學科和跨學科的合作。報告所提的這些重點既能指導美國的現實，又與未來息息相關。這體現了美國人的戰略眼光。

　　第三，美國政府將培養高素質的勞動力作為其在教育領域的工作重點。在簽署《美國的競爭力計劃》時，美國總統小布什寫道：“美國競爭力的基石是受過良好教育、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大軍。”(注：Domestic Policy Council,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 February,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nsf.gov/attachments/108276/public/ACI.pdf. ) 馬丁·貝利（Martin N. Baily）和馬修·斯勞德（Matthew J. Slaughter）進一步指出，“20世紀美國經濟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通過中等和高等教育大幅提高了美國勞動力的技能。”(注：Martin N. Baily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Strengthening U.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lobal Economy (Private Equity Council, December 2008) .) 但近些年的一係列統計數字引起了美國專家和官員的擔憂：（1）1980年全世界15歲及15歲以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有7300萬人，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達到了31%，中國的比例隻有5%；而到了2000年，全世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有1.94億人，其中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了27%，而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上升到了11%；(注：“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0,” National Science Board, January 15, 2010.)（2）在2007年的國際數學和科學測評趨勢（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中，美國四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529）低於參加測評的14個國家和地區的平均值（534）。美國八年級學生的數學平均成績（508）同樣低於參加測評的16個國家和地區的平均值（514）；(注：“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0,” National Science Board, January 15, 2010.)(3)2006年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科學測試結果顯示，美國學生的平均成績是489分，在參加測試的24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第16位；(4)1999年，美國68%的八年級學生的數學老師都不是數學專業畢業的，2000年，美國93%的五到九年級學生的老師都沒有物理或科學方麵的學術背景。(注：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0) .)

　　因此，美國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來改變現狀。這些措施包括：（1）自2005年起，每年招收1萬名科學和數學教師，到2015年，美國就能培養出10萬名合格的基礎教育教師；（2）鼓勵更多的學生選擇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等學科作為研究生階段的學科方向；（3）通過夏季訓練營、碩士課程、大學預修課程和國際預科訓練課程等加強25萬名教師的技能培訓；（4）為使美國成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美國將繼續招收、培訓和盡力留住世界上最聰明的學生。專家指出，美國需要改革它的移民製度以鼓勵來自全世界的最好和最聰明的學生來美國學習、研究和生活。

五　美國在人口方麵的競爭力

　　2006年10月17日，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正式宣布，美國人口達到了3億，截止到2010年4月，美國的人口總數已達3.08億，是僅次於中國、印度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國。(注：“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2000 to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rod/cen2010/briefs/c2010br-01.pdf.) 美國的人口總數為俄羅斯的2.1倍、日本的2.4倍、德國的3.7倍。美國人口普查局2008年12月的一份人口統計分析報告顯示，在美國平均每8秒鍾增添1名新生兒，每26秒鍾增加1名外來移民，每12秒鍾死亡1人。以此推算的話，美國人口將在2039年超過4億。從這份統計報告可以看出，美國人口增長主要源於高生育率和不斷增加的移民人數。目前，美國婦女平均每個人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數量為2.1個，而其他發達國家婦女的平均生育率僅為1.4個。美國在21世紀的前六年中，新增人口為2000萬，其中60%為自然增長。(注：楚樹龍、方力維：《美國人口狀況的發展變化及其影響》，載《美國研究》，2009年第4期，第76頁。)外來移民是美國人口增長的又一重要原因。美國是世界上接受移民最多的國家。美國現有移民總數是3800萬人，占美國人口總數的12.3%。(注：Philp Martin and Elizabeth Midgley, “Population Bulletin Update: Immigration in America 2010,” June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prb.org/Publications/PopulationBulletins/2010/immigrationupdate1.aspx. ) 2008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自1990年以來美國新增移民和他們的後代占新增人口總數的60%以上，達到了1020萬。(注：Jeffrey Passel and D'Vera Cohn, “Immigration to Play Lead Role in Future U.S. Growth, U.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2050,” February 11, 2008,available at: http://pewresearch.org/pubs/729/united-states-population-projections. )

　　外來移民的大量湧入給美國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根據2011年3月國會研究機構的報道，1950年美國人口的平均年齡是30.3歲。到2000年，美國人口的平均年齡為35.3歲，遠遠年輕於其他很多發達國家。大量移民的湧入是造成美國人口很“年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1990年到2000年間，大約有1100萬人以合法移民的身份進入美國，平均每年大約有110萬人。在2005年到2009年間，美國國內出生於外國的人口增長率是16%。(注：Laura B. Shresth and Elayne J. Heisler,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RS, March 31, 2011.) 美國統計局預測，如果美國保持現在的出生率和移民速度，未來20年，美國將有3500萬新出生人口和3000萬新移民。這將保證美國人口增長和“年輕”。外來移民是美國勞動力大軍的重要源泉。1970年代外來移民占美國新增勞動力大軍的10%，1980年代這一比例為25%，到了1990年代，這一比例更是高達50%左右。外來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美國勞動力短缺的狀況，他們為美國經濟在20世紀末連續118個月保持增長提供了關鍵的勞動力保障。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人口問題專家理查德·傑克遜（Richard Jackson）認為，“美國人口的活力賦予了美國巨大的地緣優勢和責任……在未來的10至20年幾乎每個發達國家的人口都呈下降趨勢。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如果保持當前的發展趨勢，到2050年德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比現在減少24%，對於日本而言，這一比例為38%。”(注：Richard Jackson, “300 Million Americans: What Does It Mean?” October 18, 2006, available at: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61018_jackson_commentary.pdf. ) 大多數的發達國家所麵臨的不僅僅是人口增長停滯甚至是下降的問題，他們還要麵對越來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就美國而言，外來移民的平均年齡都比較低，當其他發達國家和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美國依然擁有一支強壯的勞動力大軍。年輕且高素質的勞動力大軍是美國經濟發展美好前景的保證。（見表6）因此，理查德·傑克遜斷言：“在迎接21世紀的挑戰中，美國的形勢要比其他發達國家好。”(注：Richard Jackson, “300 Million Americans: What Does It Mean?” October 18, 2006.) 美國人口和勞動力的增長及年齡結構的年輕化是其社會和經濟健康發展的保障。

表6　1950～2050年 美國人口年齡分布（千人）

年齡/年代	1950	1975	2000	2025	2050
總人口數	152,272	215,972	282,171	357,452	439,010
0～19	51,673	75,464	80,576	94,254	112,940
20～64	88,202	117,630	166,522	199,290	237,523
65～65+	12,397	22,696	35,074	63,907	88,547
各個年齡段所占比例
0～19	33.9	35.0	28.6	26.4	25.7
20～64	57.9	54.5	59.0	55.8	54.1
65～65+	8.1	10.5	12.4	17.9	20.2

　　 資料來源：“The Changing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United States,”Laura B. Shrestha & Elayne J. Heisher, CRS, March 31, 2011, p.14.

結　　語

　　除了以上所說的四個方麵，美國在社會製度和社會價值觀等方麵並未發生根本的變化，而其社會製度和價值觀正是美國軟實力的主要動力源泉。正如王緝思所說，“美國的法製傳統和法治精神維護著國內的長期政治穩定。美國的法治，一方麵體現為一個較為健全的憲政體製，另一方麵表現為美國社會深厚的法律至上傳統。法治而非人治是美國的立國之本，是美國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分散到統一、保持長治久安的最根本的製度保障……美國的社會價值觀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連續性，使民族國家的內部凝聚力得以保持，愛國主義得以深化。以‘自由’為核心的價值體係是美國的立國之本。自由、民主、公民權利、三權分立、政教分離、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憲法至高無上的法治等，是美國社會中超越政治、宗教派別、階級和種族界限，為全民所接受的核心價值體係。”(注：王緝思、程春華：《西風瘦馬，還是北天雄鷹：美國興衰再評估》，黃平、倪峰主編：《美國問題研究報告（2011）：美國的實力與地位評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頁。)

　　實際上，真正影響美國軟實力的因素不是外部的競爭對手，而是美國民眾的情緒和國內分歧。就美國民眾的情緒而言，主要是指其恐懼感和焦慮情緒。“2008年亞洲軟實力調查”的結果顯示，當被問及中國是否會成為亞洲的領導者時，68%的美國受訪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但隻有27%的人表示接受這一結果。70%的美國受訪者擔心中國在將來會成為美國的一個軍事威脅。(注：“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in Partnership with EAI, 2008.) 2010年，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該報告顯示，有43%的美國受訪者認為，未來十年中國的發展將對美國的重大利益構成關鍵性的威脅。(注：“Global Views 2010,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0.) 皮尤2009年的調查報告顯示，44%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中國是全球最頂尖的經濟大國，而隻有27%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依然是全球經濟的領航者。很多美國人將想象當作事實，他們認為中國在亞洲甚至在全世界正在或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了領導者。有些美國人認為，即使中國現在不是領導者，在未來的10年這種預測也將成為現實。這樣的前景讓大多數美國人都感到很不安。

　　21世紀以來的兩場戰爭和經濟危機使得美國人對於未來沒有很強的信心。這種恐懼感和焦慮情緒迫使他們改變了對全球化、自由貿易、移民、醫改、赤字及其他國內和外交問題的態度。2008年，美國選民支持民主黨成為參眾兩院的多數黨，並選舉奧巴馬為美國總統。然而，僅僅過了兩年，選民們就對民主黨喪失了信心，轉而支持共和黨成為眾議院的多數黨。這種不耐煩反映了美國人當前的心態。而醞釀於2008年並於2009年興起的“茶黨運動”更是美國民眾發泄不滿情緒的集中體現。根據茶黨組織數次遊行的表現來看，茶黨推崇的是“小政府”的政治哲學，它反對以擴大政府開支拉動經濟，並對奧巴馬政府的醫療保險改革持否定態度。與此同時，茶黨認為，美國的稅收製度也應改革，過高的稅收嚴重地影響了普通公民的生活。除此之外，茶黨還極力阻止碳減排法案的通過。探究茶黨興起的原因，我們不難發現，經濟危機誘發了美國民眾對奧巴馬政府政策的不滿。奧巴馬上台正值美國經濟遭受金融危機巨大打擊之時，雖然奧巴馬政府采取了經濟救助和刺激計劃，但美國經濟到目前為止仍然未能擺脫低迷狀況，失業率更是高居不下。不僅如此，麵對美國的巨額國債和預算赤字，奧巴馬政府準備在未來10年增加1.9萬億美元的稅收。這更加重了美國民眾的失望和不滿情緒，從而對茶黨運動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隨著茶黨運動的興起，茶黨將對奧巴馬政府的執政產生深遠的影響。2010年中期選舉的結果表明，茶黨已經成為改變美國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見，美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已經成為美國軟實力的一個掣肘因素。

　　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及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尖銳分歧，是影響美國軟實力的又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布魯金斯學會主席斯特普·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指出：“近幾十年來，國會選區的劃分已使自由派和保守派形成涇渭分明的陣營。他們彼此隔離，從而把選區邊界變成了意識形態的戰線。美國人民在華盛頓尤其是國會看到的，常常像是不可調和的陣營間無休無止的鏖戰。一方本應是眾誌成城的樂土卻變成了一個政治鬥爭的戰場。美國正在經受社會極化加劇和治理體係功能頻繁失調兩大問題的困擾。美國的選舉地圖正日益變成一個紅州和藍州的拚綴圖，在各州內的各區縣也基本分為紅藍陣營，紫色區塊正在逐漸消退。”(注：Strobe Talbott, “The Angels of Our Nature: Restoring Unity of Purpose and Civility of Discourse in America―The Challenge to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 轉引自倪峰：《奧巴馬治下的美國》，《美國問題研究報告（2011）：美國的實力與地位評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華盛頓郵報》2011年5月4日報道稱，“在美國的政治光譜學中，從左派到右派，包括中間派，美國人的政治觀點變得越來越教條，而且意識形態傾向越來越嚴重。”“堅定的保守派”（共和黨）和“頑固的自由派”（民主黨）在重要的政治問題上幾乎沒有任何共同點。(注：Dan Balz and Jon Cohen, “Pew Study Finds a Nation Divided and Doctrinair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4, 2011.) 張業亮認為，“政治極化，特別是兩黨政治極化是近十多年來美國政治變化一個最顯著的趨勢和最具概括性的特點……共和黨和民主黨兩大政黨之間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對立日趨明顯，同時兩黨內部意識形態同質化增強而導致兩黨國會議員在國會立法時一黨的多數反對另一黨的多數。”(注：張業亮：《“極化”的美國政治：神話還是現實？》，載《美國研究》，2008年第3期，第7頁。) 正如法裏德·紮卡裏亞所說，“美國政治各方經常為一些瑣事進行無休止的惡性爭論，政治變成了吵吵嚷嚷的鬧劇，卻沒有什麽實質性內容，也很少能達成妥協和采取行動……事實上美國的政黨製度鼓勵政治人物固守自己的主張，甚至在既有立場上往後退，強硬地告訴自己的團隊絕不向敵人屈服。因為這有助於籌集資金，但對於治理國家來說，這是災難性的”。(注：〔美〕法裏德·紮卡裏亞：《後美國時代》（趙廣成、林民旺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205頁。) 美國兩黨在醫改方案、提高債務上限、削減財政預算、《戰爭權力法》及任命法官等問題上存在的分歧，都反映了兩黨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另外，威斯康星州剝奪公職人員工會的集體談判權，10個州出台禁止墮胎的法規，以及明尼蘇達州因兩黨分歧而未能就削減政府預算達成共識，還導致這些州的州政府一度停止了一切公共服務項目。對於美國以外的人，兩黨分歧暴露了美國政治係統的低效，這將對美國的軟實力產生負麵效應。對於奧巴馬政府而言，雖然民主黨在2008年控製了參眾兩院，但在2010年的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在國會眾議院取代民主黨成為多數黨，在參議院中，共和黨也縮小了和民主黨席位之間的差距。與此同時，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的政治立場的極化現象日趨嚴重，持中間立場的議員大量減少，這又將加劇兩黨之間的鬥爭。因此可以說，兩黨分歧和美國人的恐懼感和焦慮情緒在短期內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即將來臨的2012年大選不可能給美國的兩黨分歧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