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性格決定命運 8年前文章預言

如何去認識俄羅斯？什麽是解開俄羅斯“秘密”的一把關鍵鑰匙？在俄國未來的發展曆程中它將會出現哪些值得我們關注的重要的內容？下麵我們就試圖拚合“俄羅斯之謎”的馬賽克。

俄羅斯是“交響樂”和“矛盾體”

對俄國來說任何全稱式的判斷都是危險的。特切夫的名言，“俄羅斯隻可想象不可分析”被研究者們經常引用。別爾嘉耶夫說，俄國文化是“交響樂”，俄國文化是“混合體”與“矛盾體”，俄國文化是東西方的“綜合因素”的碩果。俄羅斯詩人布洛克說，俄羅斯是夾在歐洲和亞洲兩大對立麵之間拿著盾牌的國家。從地理上看俄羅斯一腳踩著歐洲、一腳踩著亞洲，地處歐亞接合部，為諸種文明所環繞，民族大遷徙過程中，每一次民族遷徙地擾動都給它帶來強烈地震蕩，令各種文明的影響混雜於其中。正如彼·雅·恰達耶夫所說的“我國曆史麵貌的一個深刻的特點是，在我國社會發展中缺少自由創舉，隻要仔細觀察一下便會發現：我國曆史的每個重要事實都是來自外部，每個新觀念幾乎都是抄襲來的”。在早期的民族國家曆史建構中，它融合了其他民族的很多東西，比如“公有私耕”的土地製度是來自北歐人的，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是來自蒙古人的，東正教是來自拜占庭的，文字是希臘傳教士根據希臘文字創建的，它的建築、藝術甚至皇族通婚都是麵向西方的，而稅製、人口統計、驛站製度又都是蒙古人從東方帶去的，所有這一切混雜在一起，並經過與原始東斯拉夫人文自然地理長期磨合，便沉澱為“俄羅斯自己的特點”了。俄國文化與歐洲文化有同源的地方，也有異質的地方，它兼融東西方的東西並賦予它本民族的時代意義就打上了“俄羅斯的烙印”，但又不能簡單對它冠以“大雜燴”判斷，因為在曆史的長河中對其它民族特點的“為我所用”的“取舍”本身就是一種曆史的“選擇”。

這樣似乎說起來，俄羅斯像個大熔爐，把各種不同的文化背景組合起來就構成了自己的特性。奇怪的是，俄羅斯早期根據自己的需要把外來的因素改造成本民族的特色以後，越往後發展又越帶有兼容性和平衡性較弱的特征，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這些新移民國家多元社會的包容性不同，俄羅斯民族國家形成以後，外來的“異質”文化不經過改造都會和這些已有的傳統發生衝突。1802年卡拉姆辛在《歐洲通報》上發表以“論熱愛祖國和民族自豪感”為題目的文章，要求俄羅斯作家立即擺脫對歐洲權威的崇拜，要特別注意祖國文化的源頭。斯拉夫運動的領袖K·阿克薩科夫為卡拉姆辛的愛國主義情感激動不已，他說，“我確信出自其口的每一個詞匯都是神聖的，我的俄羅斯意識和敵視外國所有的東西的思想都在自覺地增強，我的民族自豪感就是非常嚴重的排外主義”。但矛盾之處在於俄羅斯的民族認同的標準又是模糊的、多變的，它特有的“雙頭鷹性格”和多重屬性，由於二元主義的張力過大，內部沒能達到有機的整合，使人們無法知道它的下一步會表現出性格中的那一麵。19世紀以後俄國思想界為發展道路爭論不休而形成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以及隨後盛行的“歐亞主義”，二月革命的歐洲道路與十月革命的“東方社會主義”的較量，都反映出它在地緣政治、社會製度和文化特征上的階段性選擇困境。另外，它的曆史“間斷性”特點也是非常突出，幾乎每一次重大轉折，都是推倒重來的全麵更新，每一個階段都是對上一個階段的“矯枉過正”，這更加深了它的宗教宿命論和“矛盾性”，對俄羅斯人來說，“矛盾就是生活的本質”（托爾斯泰語），就像俄羅斯的蒸汽浴，在高溫和冰冷兩個極端之間，不需要緩衝的過度，人們往往是猛蒸的汗流浹背之後直接跳入冰冷的水池，俄羅斯人喜歡的就是這種強烈的冷熱反差。

“缺乏主導性特征”的俄羅斯難題

俄羅斯的矛盾首先體現在國家定位的搖擺上，10-12世紀的基輔羅斯是具有過境貿易的城市國家，13-16世紀俄羅斯因蒙古入侵從西方文明圈轉入東方文明圈，18世紀以後它又處在追趕西方的潮流中，但俄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又一直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這個世界上最為遼闊的帝國以及它的內部體製又使俄羅斯難以成為主體世界體係的中心國家，它的突出的國家特性、社會特性和文化特性都很難與西方主導的體係相融合，這就是人們常談到的俄羅斯人老在詢問“我們是誰？”的“俄羅斯的曆史困境”和“俄羅斯循環的曆史怪圈”。1909年俄國“白銀時代”的代表人物維·伊萬諾夫在《金羊毛》雜誌上說：“我們要解決的始終是一個問題——我們民族的自我確定問題”，“我們是誰？”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惑。普京對“俄羅斯思想”的定位是“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和經過時間考驗的俄羅斯價值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合成體’”。這個“有機結合”的願望要實現，恐怕還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發展時期才能達到。前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就說，俄羅斯是“一個一直在尋找‘自我’的民族”。尋求民族性的歸屬和身份認同，恐怕在相當一個時間內都是“正在選擇和試錯的‘進行時’”。有評論認為，普京的政治理念就是目前選擇的一種模糊表達：普京身上典型地體現了列寧的“實用主義”與“拿來主義”的傳統，不是刻意認定選擇路線，而是去適應，去進行俄國式的“摸著石頭過河”。普京的策略就是在一些相互鬥爭的派別之間搖擺不定，把他認為其他派別中對自己有用的理念為我所用。有人對他的治國方略給出一個公式：強力政治+自由經濟+民粹（民族）主義=普京的理念。葉利欽時代的四大基石：1、非布爾什維克化，2、私有化，3、非軍事化，4、親西方化，前兩項沒有什麽特別的變化，後兩項則變動較大，似乎變得更符合俄羅斯的民族性格了。

由於東西較量的作用力，導致俄羅斯每一個曆史時期都會對前一發展階段的否定，國家定位的搖擺的幅度很大，俄羅斯在曆史道路的每個轉彎處，對於如何判斷今後的社會發展方向，依據什麽理論對自己當前的處境做出準確的定位之類的命題都會凸現出來，例如像俄羅斯思考、俄國的曆史定位、如何看待俄國的獨特性、俄羅斯與西方的相似與差異、俄羅斯的發展道路、俄羅斯的曆史選擇性、俄羅斯向何處去？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會引起激烈的討論。19世紀以來俄國知識分子就“俄羅斯在世界曆史中存在意義”？“這個民族將向人類展示什麽？”進行論戰而產生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爭論的那些話題在150年後的今天依然繼續著，也仍然沒有結果，可見其選擇的分歧之大，定位之難。這種定位困難直接影響到它的發展方向的戰略轉移和發展速度地不均衡性和跳躍性，在近幾十年來俄國不論是外交政策、國內稅收、轉軌戰略、教育製度等等方麵都是一緊一鬆地反複震蕩，缺乏長久性，即便是確定貫徹執行的政策又都是被大打折扣的。

十月革命後俄國人曾認為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曆史方向標”的問題，隻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就是一條金光大道，沒有料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劇變使以前的定位遭到否定，尚未確立的“蘇聯人”自我認同戛然而止，再次麵臨“自我塑造”的選擇難題、再一次經曆巨大的曆史困惑，“怎麽辦？”“向何處去？”以及“尋找道路”問題依舊困擾和折磨著思想家們。“選擇戰略”成為從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普京以來都無法繞過去的重大思想決策。於是“後意識形態”的“俄羅斯思想”從學術研究變成了政治任務，成為全社會趨勢若騖的“顯學”。現在俄羅斯人不論何種黨派、階層、立場的人都認為，需要一種全俄羅斯人都能接受的共同思想是頭等重要的。轉軌時期的“一盤散沙”現象已令俄羅斯感到憂慮，19世紀以來俄羅斯思想家提出的“俄羅斯思想”、“俄羅斯理念”再次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便證明了俄羅斯人渴望理論依托點和精神支撐力。俄羅斯獨立研究所的別杜霍夫教授說，“我們最大的悲劇在於截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與自己機體內的現代性因素相適應的發展成長道路。有人把這種狀況歸納為“缺乏主導性特征”的俄羅斯難題。

“稱強、做大”的追求

劇變以後，俄羅斯的當政者在尋找“國家思想”的定位坐標過程中經曆了幾次變化：先是葉利欽的自由主義（向西）；其次是普裏馬科夫的“歐亞主義”（兼顧東西、南）；接下來是普京前期的“斯堪的納維亞主義”（借助利哈喬夫理論的向北）；以及普京第二任期的“新斯拉夫主義”色彩（認同索爾仁尼琴思想的向東）；可以說都不是最後的定位。目前俄羅斯的國家思想雖然落腳在“強國主義”上，但仍在“選擇”過程中，未來還有可能發生變化。總之，以後實用主義、民粹主義的東西會越來越多。眼下可以肯定的是，現在俄羅斯的選擇是“俄羅斯必須要強大”。

蘇聯解體後的“國家收縮”戰略下的處境強烈地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權型的民族主義”和“優勢民族”心理的俄羅斯人，劇變後到21世紀俄羅斯曆史上罕見地多次向西方伸出橄欖枝而遭到冷遇，使本來就好激動的俄羅斯人發出“孤獨地憤怒”，而現實當中西方與美國忽視俄羅斯的存在，擠壓它的“特權利益區”，叫當慣了老大哥、曆來具有救世情結、對領土安全極端敏感的俄國人倍感“不高興”。蘇聯解體後周邊的防禦性民族主義很快轉化成分離民族主義，他們的挑戰加速了俄羅斯主體的民族膨脹，後蘇聯空間成為一個失控的暴力競技場；所有這些都刺激了“蘇聯解體後的仇外和褊狹，產生了有利於群體疏遠和族際關係緊張的社會風氣”。於是，憤怒情緒下的“俄羅斯不高興”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聚集起來，一股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迅速崛起，俄共、自民黨、統一俄羅斯等各種政治勢力都相競瓜分民族主義的遺產，整個社會都處在“火氣旺盛”的“邏輯反衝”中，無處發泄的無名怒火終於在“民族主義的狂怒”中找到了出口。如今的政權也有意識地迎合這種社會資源，並選用了一套戰爭年代動員民眾的符號，比如強國、民族自豪感、愛國主義至上、俄羅斯的偉大之處的詞匯，並垂青於民族主義的一些象征符號和標語口號。

普京說“俄羅斯唯一現實的選擇是選擇做強國、做強大而自信的國家”，“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俄羅斯應當在世界上真正強大的、經濟先進的和有影響力的國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所有的行動都隻能服從這一點”。俄羅斯的振興必須依靠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係，吸取過去十年的教訓，講民主和自由“必須顧及俄羅斯的曆史”，“必須從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和國情出發”。普京的全部言行所貫穿的一條主線是“複興俄羅斯、重振大國地位、實現強國之夢”。俄羅斯已經不是超級大國，但“帝國榮耀”、彌賽亞的救世思想曾深入人心，因為在俄國人看來，“世界隻尊重強國”， “稱強、做大”是俄羅斯人的追求已久的目標，目前俄羅斯人把成為一個“體麵的大國”作為一種民族凝聚力。

“安全焦慮症”與俄羅斯民族主義

長期以來，俄羅斯一直都是一個有“安全焦慮症”的國家，他們習慣了擴張性的發展曆史，並使之變成了一個主流社會心態。“大就是美”是俄羅斯人一貫的追求。所以與民族主義結合的民粹主義往往是有大眾追捧的土壤。民族情緒的宣泄，主要是迎合了失落了大國自豪感的人不平衡心態和把外部世界“妖魔化”政策導向。俄國人哪怕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一到民族問題上就容易“犯糊塗”，在曆史上多次重複過全民一致的“民族狂潮”。例如，1830年波蘭起義遭到沙皇鎮壓，此時恰逢1812年波羅金諾戰役周年紀念日，普希金便寫了《波羅金諾周年紀念》一文，站在民族沙文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波蘭起義，大肆吹捧俄軍的勝利，別林斯基也認為應對沙皇的行動采取讚許態度，並多次讚揚普希金的“大俄羅斯主義”的詩歌。1830年、1863年兩次波蘭起義失敗以後，俄國社會各界一致支持對起義參加者實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亞做苦役的判決，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開表示對波蘭人反抗切齒痛恨的言論，令馬克思對俄國知識分子倍感失望。俄國的民族主義使很多持反對立場的知識分子迷惑，在這個問題上真正清醒的人不多，俄國對外擴張在國內從來都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少有知識分子對這種“越界”的民族主義發出過質疑。像20年前美國結束越南戰爭那樣認為“我們錯了”的人屈指可數，即便有人已經認識到這點，也沒有勇氣敢於招惹蠻橫不講理的“狂怒鬥士”，冷靜理性的“正常觀點”往往在“喝狼奶”培養起來的“咆哮環境”中出不來。

雖然目前“強國”理論甚囂塵上，但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俄國的發展戰略會根據國際環境做出不斷地調整，俄國戰略的原則性不是很強，會有很大的漂移性，搞國際關係的人可能都記得，2000年普京邀請北約秘書長羅伯遜訪問莫斯科，2001年北約在莫斯科開設了情報戰，2002年北約又在莫斯科設立軍事使團，俄國與西歐的關係十分熱絡，雙方建立了“20國機製”，俄羅斯幾乎就成為一個“準北約成員國”，9·11事件以後普京第一時間內向美國伸出了橄欖枝，主動向美國開放中亞走廊，隻是到2004年以後在普京的第二個任期，俄羅斯與歐、美的關係才急轉直下，同一個普京在不同時間發出過加入北約和譴責北約的聲音，所以任何人都不敢說，他能夠對俄羅斯五年後的預測是絕對準確的。普京的政治麵貌模糊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2006年6月《莫斯科新聞》總編特列季亞科夫在該報評論普京文章的按語中說：“普京是什麽人？他把俄羅斯要引向何方？”目前“還沒有正確的答案”。也許有人會說以他對待蘇聯和劇變後俄羅斯價值判斷就能夠確定普京的價值取向，可以全麵認識普京，但即便如此仍然是“霧裏看花越看越花”。

俄羅斯的曆史充滿了不可預見性，推斷它將來如何是很冒險的。但大致的預期可以說，俄羅斯未來的趨向是與它的經濟發展狀況分不開的，如果國內經濟形勢平穩順利，它便會逐漸完成向民主國家的過渡，如果經濟狀態長期不佳，社會情緒就容易極端化，“魏瑪化”的陰影就可能再次籠罩俄羅斯，傳統的機械思維慣性會以新麵目重現一些老內容，民族性格中的積澱的一些“潛質”的東西就會顯現，一些改頭換麵的“民粹派特點”會再次出現。俄羅斯格言說：“即使人們能預見未來，那是因為一些基本的做法還是和傳統一樣”。換成現在的媒體語言就是“老百姓對自己熟悉的事物容易找到感覺”。雖然“蘇聯社會主義理論實驗室”關閉了，但由於外部環境和經濟壓力刺激下的民粹主義的土壤會不斷地生長出來一些過去傳統文化中的“好沙皇”、集體主義、卡裏斯馬政治、非理性思維、排斥西方模式、救世情結等變種花樣。這並不是文化決定論先入為主觀念，而是根據路徑依賴做出的一些判斷。

“卡理斯瑪政治”的社會背景

“卡理斯瑪政治”在俄國目前仍有市場。早在1993年11月9日《俄羅斯報》就發表了《人民期盼強權》的文章，時至今日，“沙皇”在俄羅斯人心目中仍是充滿敬意和褒獎地稱謂。日本的《選擇》雜誌說，普京正日益斯大林化，普京變得越來越像斯大林，他甚至已經成為“小斯大林”。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捕以後，普京出席企業家大會，全場起立長期間地鼓掌，很有斯大林當年的風範，可以感覺出企業家的確怕他了。普京的“殺雞儆猴”策略奏效以後，企業家都識時務地不敢“染指”政治了，或者與當局合作、或者遠離政治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獨立電視台”曾是俄羅斯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台，古辛斯基擁有它49·5%的股份，2001年4月國家控股的天然氣公司通過股票交易導致電視台易主，古辛斯基流亡國外，其實這都隻是國家整頓傳媒、控製傳媒的一些手段。普京過去反對個人崇拜，而現在不反對了，他說隻要對俄羅斯國家有利就行。俄國人喜歡神話，在沙皇神話、西方神話破滅以後，又複活了“斯大林神話”，現在又把希望寄托在“普京神話”上。有一次在召開政府工作會議時，有兩個官員在耳語，普京怒斥道，“如果你們對會議沒有興趣就滾出去！”立刻全場噤若寒蟬。普京到超市看了看價錢，說物價怎麽這麽貴，第二天該超市的物價馬上就得到了調整，但是過一段時間以後物價又恢複了原位。胡錦濤2009年6月訪俄，禮賓司已經安排好先梅德韋傑夫後普京的接見順序，可普京不顧常規執意要他先見胡錦濤，根本不考慮梅德韋傑夫的感受。無可否認普京有操縱俄國社會、媒體、和中間分子的能力，因為社會有對“鐵腕”的需求度。現在的俄羅斯人是不喜歡政府的工作，卻喜歡當總理的人。

2003年8月莫斯科的媒體圍繞是否要把捷爾任斯基的雕像重新樹立在克格勃大樓前的盧比揚卡廣場上有過一場討論。捷爾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的創始人，有“鐵腕費利克斯”之稱，1991年他的雕像作為“大肅反”和恐怖製度的象征被民眾用起重機拆除，經過了十幾年的轉軌之後有人認為，現在俄羅斯治安環境惡化，犯罪案件持續上升，警察的破案率極低，就是需要像捷爾任斯基這樣的鐵腕來打擊犯罪、震懾腐敗的貪贓枉法者，當然最後捷爾任斯基雕像重回盧比揚卡的建議沒有被采納，但是民眾呼喚“鐵腕”的社會情緒並沒有因此停止。由於長期以來“村社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強調平等、強調統一、強調整體的習慣根深蒂固，他們希望有一個懲治腐敗的鐵腕政權建立秩序和平等。現在的輿論是“前進不知往何處去，也不能後退”，隻能建立權威政治，那就是：戴高樂體係+俄式第三條道路——總統大權在握，民族和國家利益優先，對美國保持相對獨立。曾經有過“大國光榮”的曆史記憶，很難放下身段承認現實，俄羅斯人在困難的時候普遍希望有個鐵腕人物來拯救國家，重振雄風。社會調查表明，俄羅斯曆代統治者中，凡是能夠導致國家強盛者都有較高的聲譽。

與此同時普京的“國家整合理論”也有意無意的又回到19世紀的“國家學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школа”的立場上來。“國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卡維林（1818-1885）、契切林（1828-1904）在當今俄羅斯評價越來越高，該學派認為，由於自然氣候和地理因素，俄羅斯平原廣袤無垠、蒼茫無形，一百多種民族的組合導致“易散不宜合”而缺乏凝聚力，因此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強化中央政權是國家發展的需要，俄羅斯國家在民族形成中扮演著領路人的作用，國家是曆史的主體和動力，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機構，能夠調節社會關係，隻有國家強大民眾才能有安全感。俄羅斯民族的惰性以及幅員遼闊等特點，治理這樣的國家隻能是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製，因為其他的統治方式都很難使上麵的命令迅速下達並貫徹執行，而且還會為那些妄圖使強大國家四分五裂的野心家活動提供土壤。19世紀思想家謝爾蓋·沙拉波夫的至理名言：“俄國專製政權應當在國家經濟中發揮重大的作用，就如同大銀行和交易所對西方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一樣”的理論，現如今又被人反複提及，甚至有人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俄羅斯人都是“國家主義者”。幾百年來俄國都是專製集權型的國家。蘇維埃的專政也是利用了人民的這種習慣。史學家希緬科夫等人認為，布爾什維克的思想不在於共產主義的成功，而在於反對幾乎“全方位地模仿西方的斯托雷平改革”導致的民粹主義情緒大爆發，布爾什維克隻不過恰到好處地利用了當時激發起的“向後看”的社會心理而已。

非理性的傳統與集體主義

俄國人尤其是傳統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對西方“理性主義”的反感，認為西方的理性科學是膚淺的。俄國哲學家洛斯基說，西方理性導致了“心靈信仰和理性的割裂”，而俄羅斯人更相信心靈不相信理性。俄羅斯的思想一方麵最直接，另一方麵又是最內在的。陀斯妥也夫斯基說，“俄羅斯是自然本性的玩物，而不是理性的玩物”東正教是基督教中最少規範的一種形式，它遠離邏輯概念演繹。俄國所有數得著的偉大作家：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霍米亞科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索洛維耶夫等無一不對西方理性主義的反感，不承認西方的理性和邏輯具有普世價值，認為理性導致了心靈的分裂。普希金說：“俄國與歐洲是格格不入的”。托爾斯泰說：俄羅斯“不適合邏輯分析，邏輯是枯燥邪惡的，它來自魔鬼，俄羅斯的感性滲透到整個文化之中”。

俄國人認為，對奧秘進行思辨是不好的，最好是對其深思默想，讓它發出光明，在不被理性化的情況下，奧秘才變得透亮。後來的革命隻不過是狂歡式的群眾集會、非理性的激情從宗教轉移到政治中，在俄國，理性遭遇激情往往會敗下陣來。具體表現在俄國自己承認，不論在那一種政治製度下，“俄國人永遠都是被伏特加劫持的人質”，由於酗酒男性的死亡率是女性的四倍，托洛茨基甚至說，“伏特加”在俄國是屬於政治詞匯。似乎國家的一切幸與不幸都和“酒”扯得上。坊間裏說，酒與日俄戰爭戰敗、與一戰戰敗、與二戰勝利、與戈爾巴喬夫下台、與證券私有化失敗都有關係。

由於曆史上寒冷森林地帶的嚴酷環境中小共同體內部的協作傳統，在俄國人眼裏“村社”就是他們的天下，村社幾乎貫穿了整個俄國曆史，它對俄羅斯民族性格中“重集體、輕自我”性格形成的影響是無法忽略的。高爾基以詩歌的形式激情滿懷地為“集體主義”呼喊：“單獨一個人——微不足道，單獨一個人——等於零，單獨一個人的聲音，比啾啾的鳥聲還要低微”。村社消失以後，集體農莊、工廠、單位又成為新的依賴對象，“大生產”中的工人比“小生產”中的農民、國有經濟勞動者比集體勞動者、集體勞動者比個體勞動者更留戀“大鍋飯”，他們對自由派設計的不加限定的“市場經濟”抵觸情緒是可想而知的。普京在2000年發表的電視講話《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特別強調，“在俄羅斯，集體活動向來比個體活動重要，這是事實……應當在社會政策中首先考慮到這一點”。俄國人認為西方大量的法律來保護個人權利對俄羅斯是不恰當的。“非個性化”的俄國特色曾經是革命的強大推動力，也是葉利欽自由主義改革難以推行的社會背景，多少年來平等意識使得俄羅斯仇富、平均、反對個性突出的心理依舊，有人認為，改革十多年來困難重重，原因就在於破壞了集體意識、民族利益觀念和社會的完整性。西方的那套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會帶來巨大的道德精神損耗，會破壞集體主義、同心同德、互相幫助、團體精神、愛國主義這些俄羅斯傳統中已有的東西，俄國的民主主義與西方觀念中“通過契約建立獨立的個體與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原則是有區別的。理性精神缺乏是卡理斯馬政治與大嗡大哄的集體無意識群眾性歇斯底裏產生的文化土壤。

反西方傳統

T·沙尼認為，俄羅斯是第一個對西歐經驗的普遍意義或絕對價值提出疑問的民族國家，也是第一個使用“西方世界”的概念來表示非我族類、定義本土文化的對立麵。這種斯拉夫文明支撐了長期處在邊緣的俄國人，刺激了偶爾成為世界主流的蘇聯。他們以蔑視的態度對待高出他們發展水準的“世界資本”和“西方瘟疫”。在俄羅斯傳統看來“浮華世界”會使“自然狀態”的農民受到侵蝕，使他們失去質樸的本性。他們認為自然狀態是人類存在的理想形式，隻有腳踏廣袤的黑土地、投身到大自然中去就會感受到生命的源泉，才有立足之本，才不會被城市的汙泥濁水說吞沒。在俄國一直存在著對西方文化的“排斥性”、“疏離感”和“接納障礙”，他們認為自己有一套不同與“崇尚市場經濟的‘另一種經濟’”。這種經濟模式的民族特點是：“經濟”這個詞是作為精神道德範疇而存在的，按照東正教的原則這個欲望要受到節製；它有一種自我調節的獨特運轉方式，它追求的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保證生活和勞動。這種“自然主義”是反資本主義重要組成部分。另外，俄國的現代化在短時間內迅速地強盛了俄國，但是在相當程度上損害了俄羅斯民眾，在俄羅斯“西方（запад）”這個詞對應的不是東方，而是“下層”，在這種現代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俄國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反西化的民族認同。布爾加科夫說，“反資本主義性”是俄國知識分子最主要的精神特征。在我國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白銀時代”代表人物——舍斯托夫的文集。舍氏就是最典型的後現代作家，他被評論界譽為“有一雙洞察現代世界的魔眼”，他的經典論據是，西方現代文明被科學技術牽著鼻子走，把人從“有思想之物”變成了“最卑鄙的驢子”。

後來流行全世界的後現代主義、存在主義都和俄羅斯流亡者有千絲萬縷的聯係，甚至有人稱，是俄國流亡的知識分子開啟了西方的“後現代潮流”。俄羅斯流亡知識分子把傳統東正教神秘主義與歐洲新興的非理性思潮如象征主義、存在主義等結合起來，建立了一整套以現代世俗社會為批判對象的哲學體係。比如一百年前的《路標》文集對俄國知識分子激進主義的反思便發展成為“尋神派”，尤其是其中以別爾嘉耶夫為代表的宗教存在主義對近代理性主義、功利主義、實證主義諸傳統的反思，從反思馬克思發展到反思伏爾泰，反思啟蒙時代以來的全部歐洲文化，成為後來的白俄文化中對歐洲影響最大的一支，影響至今不衰，被看作是海外僑民對“民族記憶的保留”。現在俄羅斯自我標榜是“全球抵抗自由主義的中心之一”，力求建立一個對抗西方的“俄國式全球化的標準”。從2001年開始每年的9-10月份一些青年組織都會舉行一個“反資本主義大進軍”的遊行。在反對政府的四類（民族主義、生態運動、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青年組織中，除後者外，絕大多數都是反對西方、抵禦西方“資本滲透”和“文化侵略”的，他們認為，全球化是西方主導的是邪惡的，它給俄國的經濟主權和國家安全帶來了嚴重的威脅。

這種鄙視商業和企業是有曆史傳統的，對猶太人的偏見和難以消除的對重商主義的不屑一顧，不但在民間很有市場，就是在企業界內部也往往成為批判標準，根據1870-1913年《田地》雜誌表明：俄國文化階層普遍不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所有的非商業階層都瞧不起工商業“富豪”。俄國的工商業家從來沒有獲得與其在經濟領域相襯的地位與榮譽，所被媒體標榜的“正麵人物”無一例外的是沒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這44年間有106篇關於企業家的文章，企業家的人格受到質疑，他們受到讚揚的不是企業活動，而是慈善事業，很多企業家經營成功以後都願意實現身份轉移，成為榮譽市民甚至貴族，20世紀初俄國有300企業家組織，但卻一直沒有自己的政黨，1917年2月當全俄工商業者聯盟成立時，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左右俄國的局勢了。據當時在校學生調查，學生心目中的榜樣裏企業家排到第26位。一百年以後這種狀況雖然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是至今民營企業缺乏相應的地位，中小企業就業人數不足10%，缺少商業文化的妥協影子，以及輕商抑商、反市場、反利潤的理論仍隨處可見，說明傳統的價值取向仍然占有相當的地位。

激進主義情緒下的“俄羅斯不高興”

俄國社會階層的上下分裂之觸目驚心是人所共知的，19世紀俄國宮廷的“法國化”和下層民眾的“草根化”分離以後，民間便對“精英文化”有一種心理的疏離和行而上思維的敵視，他們認為，被西方文化腐蝕掉的“上層是漂浮在民族生活表麵的泡沫”，因為不能容忍“文化”、“財富”和貴族習氣纏繞在一起，於是民眾便走向了摒棄精英文化、厭惡財富的另一個極端，他們的理想狀態是所有的人都成為“純樸的窮人”。從19世紀60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開始到70年代的“革命民主義”、80年代的“恐怖主義”的“民意黨”、20世紀初登上曆史舞台的布爾什維克都是“價值一元論”者，他們以“真理和正義”的代表者自居，以“道德虛無主義”的手段而體現強烈的“道德優勢”，就是以“人民大眾的代言人”反對貴族知識分子的雅致、慵懶、眼高手低、缺乏戰鬥力的“精英小眾文化”。

俄國知識分子的激進主義傳統的理論奠基人是車爾尼雪夫斯基，他自我明確定位說，他是反社會的極端派、典型的雅各賓黨人、永不妥協的遊擊隊員，他說，“通常人們隻知道戰爭是有害的，那是認為曆史隻能是‘進化’的人，他們隻指望‘改革’，而不承認在社會發展中‘革命’的躍進作用”。他堅決反對托爾斯泰用“仁愛”的辦法解決社會矛盾，在一個民間仇恨上層的社會裏，暴力勝於語言。拒絕相對性而追求絕對性，是最高綱領主義的前提，車爾尼雪夫斯基從理論上把政治激進主義係統化、絕對化了，他看到了俄國人不習慣第三種選擇的中庸，動輒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這些特征遇到適合的土壤就會發芽成長。列寧也說過“中間派”是一堆爛泥巴。約翰·裏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描述一個士兵和學者辯論的場景，士兵對學者要求“理性”的聲音隻有一句作答：“現在世上隻有兩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不和我站在一起，我們就和他動刀子”。其實這就是民粹派宣言中的那句最著名的口號：“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予以消滅”的一種“普及版”。強烈、狂熱、絕對、一切、全部，這些詞都是俄羅斯集體潛意識概括。正像一位俄羅斯學者所說的，“左派幼稚病”與激進主義在俄羅斯依然盛行的一個標誌就是，到處都是“俄羅斯不高興”的人。

俄國現在的青年組織不論是“親克裏姆林宮”還是“反克裏姆林宮”的，都表現出非此即彼的堅決狀態，以激進形式表達政治意願的年輕人越來越多。自由派人士涅姆佐夫說，我們“這裏不可能發生橙色革命，你可能會看到一場紅色革命或褐色革命”。目前在俄羅斯有“光頭黨”一萬多人，而且這類極端組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2004年成立的“青年同盟”宣布要實現俄羅斯的“第三羅馬使命”，要求撤換不符合民族利益的政權，2005年2月成立的“歐亞青年聯盟”成立地點選在弗拉基米爾州的亞曆山德羅夫鎮，這裏是伊凡雷帝在“特轄製”時期的駐紮地，該組織宣稱要建立一個“歐亞帝國”，要組成“新的特轄軍團”打擊一切分離主義，不允許俄羅斯和獨聯體境內發生“顏色革命”，反對北約、反對科索沃獨立、反對格魯吉亞、烏克蘭的“顏色革命”，歐亞聯盟在為其積極分子舉辦的夏令營中舉行格鬥訓練，教授如何驅散異己的集會、講座等，他們認為自由主義組織是美國的間諜，對他們的活動要進行破壞和打擊。2009年右翼組成的“團結聯盟”試圖在俄國搞“顏色革命”，要普京辭職，抗議民主倒退，3月間“團結運動”組織示威遊行，高呼“驅趕普京”、“普京下台”的口號，焚燒梅德韋傑夫的肖像，但由於社會基礎狹小沒有太多的人響應。

“俄國特殊論”的社會土壤

葉利欽時代曾想把俄國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但是俄國經濟改革艱難使民眾對全球具有共同的價值觀產生了懷疑，認為俄國是具有獨特的特點和特殊的“文明理論”的，西方經濟模式的入侵對俄羅斯經濟帶來了致命的傷害，這種“俄國特殊論”的“文化決定因素”在近年來有升溫的傾向。19世紀俄國所有傑出的思想家都認為，俄羅斯是一個獨特的世界，必須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模仿西方，仿效西方會使他的獨特性消失，從屬於西方大國，並最終被淹沒，用齊普科的話說：“維護民族的代碼，維護其精神的獨特性要比對農村進行工業改造中要強百倍，既然俄羅斯文明是獨一無二的，那麽他必定是有能力自我發展的”。文明體現在物質成就上是看得見的成果，體現在心靈上就是人類的精神氣質，如哲學、文化、藝術等等，每個民族都會形成自己獨特的特點，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謀道重於謀食”。每一個時代都會在文化上開辟新的境界，也會創造出新的文化現象，也就是新的精神，有一些東西經過長期的熏陶浸潤，逐漸成為一個民族精神、民族靈魂，它超越了生與死、超越了時代，超越了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民族的命脈，一個沒有精神的民族，就像一個沒有自衛能力的國家，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防，就會被其他民族同化，一個民族如果沒有精神，在各種文化的碰撞和激蕩中就會被別的比自己文化更強盛的民族吞沒。

曆史定位是“時間性的”，地理定位是空間性的，精神定位是思想性的，俄羅斯在於外界接觸當中對這種“俄羅斯特殊論”的論調是有過批評的，也曾高揚過普世價值的大旗，當年包括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對持這種論調的各種派別進行過鬥爭。但是由於對這種內在傳統的“頑固性”考慮不足以及改革過程中建立憲政體製的失敗，使得俄國曆史上的幾次“西學東漸”運動最後或者以悲劇性告終，或者以轉向斯拉夫主義而收場，西方派的旗手除了早逝的和進入官場的後來都或多或少的改變了立場，好像這塊土地具有一種“集體傳染病”的魔力。現在俄羅斯不論是官方還是學界仍有相當部分的人在重複索爾仁尼琴“新斯拉夫主義”和“西方文明絕境”論，政府愛談“俄羅斯特殊論”是把它作為與西方抗衡理論基礎和推卸責任的借口，一遇到不能解決的難題就把它歸於“民族性”，部分學者高唱“俄羅斯文化基因特殊”的原因則要更為複雜一些，既有後現代意識又有彌補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空白的考慮。

“套娃政治”

俄國並不是沒有法律傳統，即便不算11世紀以前借鑒和吸收了拜占庭法律思想的《羅斯法典》，莫斯科羅斯的1497年法典即使在歐洲也不算晚，關鍵在於他們對待法律的態度與西方國家不同，在俄國曆史上崇尚法治和立憲的一直是先進的貴族知識分子和歐化的地主，他們成為後來立憲運動的倡導者，與此相反的平民知識分子對資產階級的法律、選舉、民主采取一概排斥的態度，就是現在俄羅斯對西方國家律師在公共生活的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依然感到困惑不解。在他們看來，似乎國家的強大與先進的社會在俄羅斯無法同時兼得，“行政權強化與法律權弱化”在普京的第二任期後越來越明顯。普京明確說：“強硬政權是社會秩序之源和保障”，俄國的政治理念既不符合英美法係，也無法完全納入大陸法係的法理框架。一般的俄國民眾認為法律是“虛偽的”，比法律更重要的是“真理”，俄羅斯格言說，“隻有所有的法律都死亡了，人們才能生活在真理和公正之中”。現實生活中法律遠不如傳統俄國的“村社民主”實在和“人民專製”能夠解決問題。

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看來，村社是個“民主”的樂園。村社中沒有至高無上的首領，沒有常設機關，隻有選舉產生的任期極短的代表召集村會和處理村社的日常事務，所有的問題都在這種每月召集兩、三次的會議上“民主”解決了。乍看起來這種“村社民主”很符合“公意”。然而問題在於這些沒有獨立人格的個體，他們不僅不能自由退社、自由遷徙、自由散居、自由決定耕種方式與農活安排，而且隻要“公意”決定，村社就可以對個體實行各種處罰。在這裏由於“公意”已經超越意誌的主體而異化為他的主宰，從而使個人淪為“公意”的工具，這種失去“獨立意誌”的“民”怎麽能真正做的了“主”呢？說穿了，“村社民主”是卡裏斯馬領袖運用去魅力而操縱集體無意識的工具。村社民主表明，並不是隻要多數決定或“公意”的基礎上就能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製。在它的基礎上產生的不受約束的無限權力在以“多數”的名義任意剝奪“少數”的同時，也是多數人無法作為有意義的個體存在。在這種“民主”背後隱藏著一種“類專製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傾向。而近代民主的價值在於弘揚人的自由個性，“多數決定”隻具有工具價值，它是把申張公意作為保障個性自由的條件，而不允許為服從“公意”泯滅個性，或者在“公意”的名義下侵犯人權。在現代民主觀中，“民主原則”和“自由原則”是不可分割的。“俄國式的民主”把“天賦人權”曲解為“天賦”少數人以統治多數人的特權，把“民主原則”與“自由原則”對立起來。這樣，“民主革命”的勝利便以“民主主義”戰勝“自由主義”的方式實現。

十月革命以後到現在俄國共有5部憲法，劇變以後1993年憲法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根本的改變，強調俄羅斯是民主聯邦國家，各聯邦主體地位平等，承認和保護各種所有製以及地方自治，承認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國家權力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三權獨立，相互製衡，以及俄國以公認的國際法原則為準，可以說司法體係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違規的事情隨處可見，雖然知識界時有反對的聲音，但老百姓覺得葉利欽時代的“無序民主”反不如普京的“國家指導下的有限民主”。最近兩年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的確在提高，但在“多數同意”的背後，各階層的不同聲音被“過濾”掉了，政黨的作用在下降，似乎隻剩下普京一人的聲音，如果這種局麵繼續下去，反對派和杜馬的作用便會大大萎縮，不利於監督和製約執政階層，這無疑會助長官僚主義和腐敗蔓延。誰都知道造成中俄貿易的“灰色清關”主要原因，完全是俄方人為造成的，在俄國的城市裏任何一個穿製服的警察都可以肆意“執法”，俄羅斯國內外一直公認，在俄國要發展起真正強大、受人尊敬的法律秩序至少還需要花費幾十年，而不是幾年。行政權強化與法律意識弱化被俄羅斯人戲稱為“套娃政治”、“套娃民主”，以譏諷其表裏不一、套大瓤小。

“救世主情結”與俄美關係、俄中關係

所謂“彌賽亞”就是“天降大任於斯”的民族、“是通曉上帝真理的民族”。別爾嘉耶夫說“俄國人的理念不是文明的理念，是一種終極關懷式的普遍救世理念”。換一種列寧的通俗解釋：“蘇維埃真理不可能僅在一個國家獲得成功，因為就其救世性質而言，它應改變整個世界”。俄國人認為第三羅馬和第三國際沒有什麽實質的不同。第三羅馬沒有實現的第三國際都實現了，第三國際也是一個神聖帝國，也是以正統的思想為基礎的，最令俄國人感到欣慰的是，第三國際不是國際的而是俄羅斯的。在這裏兩個救世主——俄國人的救世主和無產階級的救世主相互重疊了，俄羅斯精神中的“社會真理”將在全世界實現，這和俄國的“彌賽亞精神”是契合的。俄國人的潛意識裏，“蘇聯”這個概念在心理上取得的成就比它在經濟上的要大得多，這是蘇聯解體以後許多俄國人都承認的一點。俄國老百姓常說的一句話，俄國人就愛叫美國人“不痛快”，因為美國人屢次刺傷俄國人的自尊心，一再忽視俄羅斯的存在，把俄羅斯看作一個無足輕重的砝碼，在蘇東劇變後的國際舞台上旁若無人趾高氣揚地充當國際警察，叫當慣了老大哥的俄國人心裏非常不舒服，以前什麽時候受過這份氣，用莫斯科的出租車司機的話說，“如果蘇聯在，美國人敢嗎？”“彌賽亞”思想作為一種文化已經滲透在俄國人的血液當中，延伸到20世紀的革命和冷戰過程。

俄國人一直期待，俄羅斯民族有義務在此岸世界實現一種不重複西歐道路的追求，成為世界文化的榜樣。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說：“從古代起，俄羅斯就意識到自己是帝國遺產的繼承者和捍衛者，俄羅斯不應當放棄許多世紀以來的大國意識”。同時，俄羅斯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國家，在葉利欽時代，西方與美國使俄國感到冷遇和輕視的狀況傷透了俄國人的自尊心。普京剛上台的2000年被美國海軍在公海扣押了“伏爾加石油公司”遊輪，因為普京的抗議態度不堅決，遭到了全國輿論的一致譴責，俄《消息報》認為這是俄羅斯的恥辱，這次事件對普京觸動很大，2004年普京第二任期以後外交態度取向強硬。

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中存在著分歧，並不是什麽新鮮事，莫斯科的溫和派一再要求普京別玩價錢太高的遊戲，見好就收是明智之策，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中的鷹派來說，西方使他們蒙受屈辱強烈的刺激了他們，北約和西方在填補蘇聯放棄的國際空間時，從來都沒有考慮到俄羅斯人對安全的擔憂。美國說俄美雙方是平等夥伴關係，俄羅斯覺得毫無平等感，俄羅斯要的是“俄美共管世界”的格局，它需要別國承認它的世界大國的地位，以及“後蘇聯空間的優先利益區”，美國把俄羅斯從世界一流大國的名單中剔除，不承認俄國在其他任何國家具有勢力範圍。這是兩者思維差距的矛盾所在。俄國對美國的建議更多地說“不！”不允許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決定一切世界體係，在美國人看來，俄羅斯現在依然是風險很大具有不確定因素的國家。俄羅斯沒有放棄恢複帝國的願望，美國不允許對自己造成威脅的戰略潛力，也不允許俄羅斯恢複帝國，俄軍費和GDP都不到美國的1/10，實力不夠但又絕不甘心成為一個對世界秩序失去發言權的國家。2009年衛國戰爭紀念日遊行隊伍中的標語是：“蘇聯時期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莫斯科大街上的口號是“建設強大的俄國，普京！”民眾認為，彼得大帝打造俄羅斯國威的安全理念仍然沒有過時，軍事改革的切入點是“優先發展軍事”，哪怕超出社會發展水平也在所不惜。2008年8月俄、格衝突以後，俄軍在總結這場軍事衝突的基礎上，修改了《2007-2015年國家武器裝備發展綱要》要求提前到2011年完成綱要規劃，並大幅度增加2009年度軍費開支到500億美元，比2008年增加27%，重振大國雄風首先體現在軍事上。

梅德韋傑夫上台以後提出的“特權利益區”，說獨聯體不是地緣政治博弈的“大棋盤”，而是俄羅斯生命攸關的核心利益區，俄羅斯不會把獨聯體讓給“某些勢力範圍”，這是他外交的一大特點，也是普京強勢外交延續。俄羅斯明確表示，原蘇聯地區是俄國的“特權利益區”，在這個地區內一切越界和挑釁俄羅斯都堅持強硬的立場，梅德韋傑夫說：“俄羅斯在世界上擁有本國的特殊地位，俄羅斯擁有本國的利益區，否認這一點是不可思議的，在一些情況下是有害的”。但他對歐洲和美國的態度是不一樣的，試圖分化歐盟與美國的關係，他隻是打算平衡美國的超強影響，希望形成俄羅斯-美國-歐洲的三角互動關係和三家的主導世界政治格局。俄羅斯力圖恢複90年代失去的超級大國的地位，這個超級大國目前的定位是：反對美國為主導的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支點之一。奧巴馬上台後給梅德韋傑夫打電話，美副總統向俄副總理要求重啟俄美關係，希拉裏與俄外長會晤，專門從華盛頓帶起了紅的重啟之鍵。在4月的20國際會議上美俄單獨會晤，都想改善冷到冰點的關係。雙方主要接觸和磋商。俄美由於沒有像中國有台獨、藏獨之類的問題，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差異雖大，也沒有大過中國，另外，俄國對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中美國”共管世界的主張後，擔心被邊緣化了，目前雙方都有利用金融危機的機遇擴大彼此合作的意願。

中國製定的外交策略是：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國際組織是平台，這其中俄羅斯占了三項，即使大國、又是周邊、也是國際組織的重要成員，可以說與俄羅斯的關係是重中之重。在2009年中俄兩國建交60年之際，10月12-14日，俄總理普京應溫家寶之邀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此次訪華簽署的合作協議之多、涉及範圍之廣、貿易數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於是輿論界就有了中國與俄羅斯有利益“匯合”、“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權威國家找到了共同目標”的說法，但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評論的，“現在還不是‘龍熊同窗’的時候”。如前所述，因為俄羅斯慣有的“安全焦慮症”以及不甘示弱的敏感性格，對高速發展的中國以及在世界上逐漸上升的影響力充滿了警惕和疑慮，尤其是遠東地區600萬的居民與13億人口大國比鄰之間戒備心理一直緊繃，其實就本質上來說，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競爭對手成分大於合作關係，尤其是最近中國與哈薩克斯坦以及中亞其他國家大程度宗大額油氣協議，2009年12月土庫曼斯坦通過一條新管道向中國輸送天然氣，這些舉動在俄羅斯看來都是“伸手過長”的“越界”行為，俄羅斯一直把中亞看作是自己的“特權利益圈”。中國切不可把一時的經濟利益協調而誤認為長遠的“共同利益”。一位俄羅斯外交官說，別看“中俄文化年”雙方政府高調宣傳，似乎彼此的感覺都頗為良好，但“中美國”也許行，也許不行，“中俄國”絕對不行。這也許是他個人的一孔之見，如前所述，任何絕對的全稱式命題都是危險的。中俄關係實際上是處在動態狀態下，判斷它的走向既要放在整個國際大背景下去思考，也要看俄羅斯國內的經濟形勢，另外也取決於俄美關係的前景，但無疑中俄雙方政治中的不透明性，與口頭上所說的真正“互信關係”還是有距離的。

原載於《大觀》作者：金雁

風蕭蕭_Frank

俄羅斯性格決定命運 8年前一篇文章精準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