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小紅軍小八路與加沙男孩

共產黨小紅軍小八路與加沙男孩

 

 

加沙男孩抓起一把沙子塞進嘴裏，加沙男孩哭喊著：難道隻能吃沙子活著嗎？與父親步行八小時領到的麵粉被搶走。這樣的可憐人不斷地哭喊著會有麵包嗎？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革命戰爭年代的艱苦歲月裏，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隊伍裏就有不少是小紅軍、小八路，或是小遊擊隊員。雖然年齡小，卻和大人一樣，頑強拚搏，流血犧牲，以不屈不撓、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新中國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貢獻。這些小紅軍、小八路，或是小遊擊隊員的身上閃爍著崇高和美好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光華。前題是要有毛澤東式的領袖人物，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組識，和人民自己的子弟兵人民解放軍。

例如：“小兵張嘎”，本名韓誌誠，生於 1928年 6月，河北省趙縣大馬村人。他十三四歲時，就當上了小偵察員，而且屢建奇功，在鄰近幾個縣聲名遠揚，是帶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是縣大隊多了一位小偵察員。一次，縣大隊派“瞪眼虎”和另外兩個小偵察員去大呂村送信。走到半路上，身後傳來陣陣自行車的聲響，和“瞪眼虎”一起的小偵查員喊道：“幹什麽的？”“你們是幹什麽的？”那人接腔。“我們是送信的。”小偵查員失口道。話音未落，騎自行車的就到了他們跟前，是個偽軍！那人拉了一把槍栓，黑洞洞的槍口逼住了他們：“給誰送信，是小八路吧？跟我走！”偽軍覺得是幾個孩子，掉以輕心了，也沒有搜身。他肩背槍、手推車押著三個小偵查員往炮樓方向走。“瞪眼虎”假裝提鞋，落在後麵，掏出了藏在身上的手槍，“啪”地一槍結果了偽軍的性命。三個小家夥，七手八腳摘下長槍，推起倒地的自行車，一溜煙返回了營地。

王璞：站崗放哨查路條，送信帶路樣樣行

王璞，也作王樸（ 1929— 1943），河北省完縣（今順平縣）野場村人。 11歲時被推選為村兒童團團長，帶領本村兒童進行站崗放哨查路條、給八路軍送信帶路等多種活動。 1943年 5月，麵對窮凶極惡的日本鬼子，他始終不肯透露八路軍槍支、彈藥等物資的隱藏地點，最終被侵略者殘忍槍殺，年僅 14歲。“七七事變”後，戰爭的火焰很快燒到了王璞的家鄉。日寇燒殺搶掠的凶殘行為，讓王璞幼小的心靈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他從小跟隨父母參加抗日， 11歲時被推選為村兒童團團長。當得知八路軍是打日本鬼子的，年幼的王璞夢想成為一名八路軍戰士。王璞整天帶著一幫兒童團員，拿著紅纓槍，站崗放哨查路條，給八路軍送信帶路，開展擁軍優屬活動。他還在抗日小學的牆上貼上了一張《抗日公約》：我們是抗日兒童團員，誓同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到底，堅決做到： 1、不上鬼子學，不念鬼子書； 2、不吃鬼子糖，不上鬼子當； 3、不向鬼子說實話，不給鬼子帶路； 4、不暴露八路軍，不說出村幹部。為了對付鬼子“掃蕩”，民兵大搞地雷戰，王璞不僅學會了布雷，還學會了造雷。一次，他用自製的地雷炸死了一個漢奸，還協助民兵抓住了兩個鬼子。

王二小：一邊放羊一邊為八路軍站崗放哨、傳遞情報

抗日英雄王二小 ，1929年生於河北省淶源縣。這裏是八路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日本鬼子經常來此“掃蕩”。二小是兒童團團員，總是一邊在山坡放羊，一邊為八路軍站崗放哨、傳遞情報。 1942年 10月 25日（農曆九月十六）早晨，鬼子又來“掃蕩”，在山口迷失了方向，逼著二小給他們帶路。為了掩護轉移到山溝裏的後方機關和幾千名老鄉，二小假裝順從地走在前邊，把鬼子帶到了八路軍的埋伏圈裏。四麵八方槍聲一響。敵人才知道上當了。慘無人道的鬼子砍掉了二小右手的手指，用刺刀挑向他的胸口，把他摔在大石頭上。八路軍戰士衝下山嶺，全殲了這股鬼子。王二小因傷勢過重，不幸犧牲，當時他隻有 13歲。

劉胡蘭：發動群眾鬥地主、送公糧、做軍鞋

劉胡蘭， 1932年出生在山西省文水縣雲周西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小小年紀，便對黑暗的舊社會產生了強烈的不滿。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山西人民開展救亡運動，文水縣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從此，劉胡蘭開始逐步接觸革命道理。

劉胡蘭積極參加村裏的抗日兒童團，和小夥伴一起為八路軍站崗、放哨、送情報。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閻錫山部隊占領了文水縣城，解放區軍民被迫拿起武器，保衛勝利果實。 1945年 11月，劉胡蘭參加縣黨組織舉辦的婦女訓練班， 40多天的學習，使她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階級覺悟有了進一步提高。回村後，她擔任雲周西村婦救會秘書。與黨員一起發動群眾鬥地主、送公糧、做軍鞋，還動員青年報名參軍。劉胡蘭在鬥爭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鍛煉成長，於 1946年 6月被批準為中共候補黨員。這一年，她才 14歲。 1947年 1月 12日，劉胡蘭被國民黨軍和地主武裝抓捕。在敵人威脅麵前，她堅貞不屈，大義凜然地說：“怕死不當共產黨！”敵人沒有辦法，將同時被捕的 6位革命群眾當場鍘死。但她毫不畏懼，從容地躺在鍘刀下。她以短暫的青春年華，譜寫出永生的詩篇，以不朽的精神，矗立起生命的宣言。

“小蘿卜頭”宋振中：獄中幫助大人進行秘密工作

小蘿卜頭名叫宋振中，一歲時和媽媽一起被國民黨抓進白公館監獄。由於終年住在陰暗、潮濕的牢房，吃著發黴的飯菜，他長到八九歲時，個頭隻有四五歲那麽高，成了一個大腦袋細身子的孩子，被難友們稱為“小蘿卜頭”。小蘿卜頭六歲時，由同監獄的政治犯黃顯聲教他念書，學習語文、算術、俄文和圖畫。小蘿卜頭學習非常刻苦，每門功課都學得很好。他九歲生日那天，黃顯聲送他一支鉛筆，這禮物太珍貴了，他很少用，每天都在牢房地上用小石頭寫呀畫呀。他還經常幫大人做秘密工作。淮海戰役勝利的消息傳到監獄後，就是他在男牢、女牢間傳遞的。特務在旁邊時，他就和黃顯聲說俄文，特務聽不懂，隻好幹瞪眼。

1949年 9月 6日，凶殘的敵人用刺刀殺害了小蘿卜頭的父母。小蘿卜頭憤怒地喊著：“我沒有罪，我要出去！”喪盡天良的劊子手扼住他的喉嚨，用帶血的屠刀刺進他的胸口……小蘿卜頭犧牲時隻有 9歲，他是我國最小的烈士。

通訊員 張玉成，12歲的“小八路”。1938年10月，八路軍115師的一支宣傳隊，來到了郝傑家鄉山西屯留縣王公莊宣傳抗日。白天他們幫村民打掃院落，劈柴擔水，下地幹活；晚上教大家唱抗日歌曲。

郝傑至今清楚記得，宣傳隊員教會了大家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這首歌曲對大家的鼓舞最大，影響最深。

宣傳隊離開的那天晚上，郝傑發現有七八個小夥伴在村裏大楊樹下神秘地商量什麽事情。郝傑問他們：“你們在商量什麽?”小夥伴告訴他，他們在商量怎麽參加八路軍。郝傑高興極了，連忙說：“我也要參加！”小夥伴們約定：第二天雞叫3遍時，大家到村東頭集合，一起去找八路軍。

第二天，郝傑準時來到村東頭。然而，到那兒一看，隻來了王安文、郝雙友兩人。王安文說：“他們可能不來了，我們3個人趕緊走吧！”於是，3人向著八路軍宣傳隊離開的方向追去。一天奔波，直到下午5時多，才在一個叫尚村的地方找到了八路軍115師685團。

見到3位少年，一名幹部模樣的人問他們：“小鬼，你們來這裏幹什麽?”王安文年齡最大，膽子也大，搶著答道：“我們是來當兵的!”幹部又問：“你們這麽小能吃得了苦嗎?”3人異口同聲地說：“能!”

幹部見3人當兵心切，就將他們安排在連隊的小兵班。

從軍第一仗。1938年11月，郝傑所在的部隊行軍21天後到達河南和山東的交界處。

部隊在一個沒有土圍子的村子住了下來。晚上連隊點名時，突然遠處傳來一陣密集的槍響。

午夜時分，部隊起床繼續行軍。走了兩個多小時，營長集合部隊進行戰鬥動員。營長說：“這裏有一個敵人的據點，有100多名鬼子，無惡不作，上級命令我們把這些敵人消滅掉！”

天快亮時，部隊向敵人發起了猛攻。郝傑所在的8連擔任主攻任務。

次日上午，部隊正準備向縱深發起進攻時，突然接到偵察員報告：有10多輛汽車裝載全副武裝的日軍正瘋狂撲來。上級命令郝傑所在的三營立即撤退。

小兵班共有12名戰士，正、副班長都是紅軍老戰士。在這次戰鬥中，兩名紅軍老戰士帶領小兵班的戰士發揚不怕死的精神，個個表現得十分勇敢，取得了殲敵10多人的驕人戰績，受到了營首長的高度讚揚。

這是郝傑參加的第一次戰鬥。

生死大突圍。1939年春，685團在河南境內打了一個大勝仗。戰鬥結束後，團首長彭明治決定轉移整訓，命令郝傑所在的三營八連留守原地，擔任掩護轉移任務。

期間，八連在鄭州與洛陽之間的溫縣等敵占區開展遊擊戰，多次襲擊公路沿線的鬼子，打死打傷敵人30餘人。英勇的八連像一把刺入敵人的尖刀，弄得敵人坐臥不安。日軍組織100多人向八連發起攻擊。由於敵兵實力強大，陳連長命令八連官兵撤出陣地。

郝傑所在排周排長按照連長命令，帶領小兵班撤至第二道防線。鬼子集中一個中隊的兵力，向小兵班瘋狂反撲。戰鬥中，包括周排長在內的小兵班12名同誌陣亡了7名。幸存的郝傑和他的4名少年戰友，仍然堅持戰鬥，並打死打傷敵軍多名。小兵班出色完成了上級交給的掩護轉移的光榮任務。這次突圍戰讓郝傑經曆了一場生與死的考驗，也是這一戰，讓13歲的郝傑仿佛一下成為了一名英勇善戰的少年“老戰士”。

1941年，郝傑所在部隊編入新四軍第7旅，成為一名新四軍戰士，跟隨部隊在江蘇打擊日軍。解放後，郝傑從部隊轉業南下到湖南永州從事地方工作，先後在公安、企業當過領導，1991年從永州市委組織部光榮離休。離休之後，郝老發揮餘熱，一直從事關心下一代工作至今，被譽為瀟湘河畔“育花人”。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攝影師用手中的照相機，記錄下了他無數的精彩瞬間。這些照片背後的故事，或意義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張《毛澤東和兩個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過目不忘，因為定格在鏡頭中的是毛澤東平易近人、與八路軍小戰士親密無間的動人形象。

這張《毛澤東和兩個小八路》的照片拍攝於1939年4月24日上午。這一天，毛澤東乘車到位於延安南門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點左右，當毛澤東乘坐的汽車快到抗大校部門前時，有兩個小八路興衝衝地從南河邊沙灘上跑過來，想看看毛澤東。車子停下來，毛澤東從車上走了下來，望著兩個呆呆看著他的小鬼，微笑著停下腳步，俯下高大的身軀，和藹地問道：“小同誌，你們多大了?”個子稍矮的小八路搶答：“我十四、他十五。”毛澤東又問：“你們這麽小，為什麽參加革命啊?”兩個小八路同聲回答：“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國！”聽著兩個小八路的豪言壯語，毛澤東笑了。毛澤東點了點頭，左右端詳了他們一下，又問：“你們跑來看我，你們知道我是誰嗎?”“知道，您是毛主席！”兩位小八路異口同聲地答道。毛澤東說：“不對！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澤東。”接著，他問：“你們讀過書沒有?”兩個小八路搖搖頭。毛主席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做筆，在左手的掌心裏一筆一畫地把“毛澤東”幾個字寫了一遍，耐心地邊寫邊教兩個小八路“毛”字怎麽寫，“澤”字怎麽寫，“東”字怎麽寫，並問：“記住了嗎?”兩位小八路回答：“記住了。”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你們要好好學習，以後工作有的是你們做的。”就在毛澤東在手心比畫教字的瞬間，石少華輕輕摁動了相機快門，攝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這一領袖與一高一矮兩個小戰士親如一家的感人場麵,被永遠定格。

[yongbing1993]

不《小心求證》隻《大膽假設》







應該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才對。但有些人不《小心求證》隻《大膽假設》。如今有些人發議論也是不《小心求證》隻《大膽假設》，這就是講大話。

有些人對於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們隻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一百個人裏頭，同情幾個人，就是那些叛亂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幾的人。在外國，有那麽一些人，他們對西藏就是隻同情一兩萬人，頂多三四萬人。

西藏本部(隻講昌都、前藏、後藏這三個區域)大概是一百二十萬人。一百二十萬人，用減法去掉幾萬人，還有一百一十幾萬人，世界上有些人對他們不同情。我們則相反，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數人。

再講一個中國人的議論。此人在台灣，名為胡適。他講，據他看，這個“革命軍”(就是叛亂分子)滅不了。他說，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占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徽州。什麽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複雜。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個山共產黨敢去?我說，胡適這個方法論就不對，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他大膽假設，他推理，說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黨難道敢去嗎?因此結論:共產黨一定不敢去，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現在要批評胡適這個方法論，我看他是要輸的，他並不“小心求證”，隻有“大膽假設”。

轉載：毛澤東《關於西藏平叛》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對於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們隻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一百個人裏頭，同情幾個人，就是那些叛亂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幾的人。在外國，有那麽一些人，他們對西藏就是隻同情一兩萬人，頂多三四萬人。

西藏本部(隻講昌都、前藏、後藏這三個區域)大概是一百二十萬人。一百二十萬人，用減法去掉幾萬人，還有一百一十幾萬人，世界上有些人對他們不同情。我們則相反，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數人。

那少數人是一些什麽人呢?就是剝削、壓迫分子。講貴族，班禪[2]和阿沛[3]兩位也算貴族，但是貴族有兩種，一種是進步的貴族，一種是反動的貴族，他們兩位屬於進步的貴族。進步分子主張改革，舊製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舊製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現在人口太少了，要發展起來。這個事情，我跟達賴[4]講過。我說，你們要發展人口。我還說，你們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讚成你們信。

但是，有些規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們一百二十萬人裏頭，有八萬喇嘛，這八萬喇嘛是不生產的，一不生產物質，二不生產人。你看，就神職人員來說，基督教是允許結婚的，回教是允許結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許結婚的。

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結婚，不生產人。同時，喇嘛要從事生產，搞農業，搞工業，這樣才可以維持長久。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讚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麽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隻能各人自己決定。

至於貴族，對那些站在進步方麵主張改革的革命的貴族，以及還不那麽革命、站在中間動動搖搖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麵的中間派，我們采取什麽態度呢?我個人的意見是:對於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莊園，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即實行贖買政策，使他們不吃虧。比如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你橫直剝削農奴也是得到那麽一點，中央政府也給你那麽一點，你為什麽一定要剝削農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農奴製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製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製度。貴族坐在農奴製度的火山上是不穩固的，每天都覺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個農奴製度了，不要那個莊園製度了，那一點土地不要了，送給農民。但是吃什麽呢?我看，對革命的貴族，革命的莊園主，還有中間派的貴族，中間派的莊園主，隻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麵，就用贖買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現在是平叛，還談不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總而言之，隻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我們不使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並且，他這一輩子我們都包到底。資本家也是一輩子包到底。幾年定息[5]過後，你得包下去，你得給他工作，你得給他薪水，你得給他就業，一輩子都包下去。這樣一來，農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農民就不恨這些貴族了，仇恨就逐漸解開了。

日本有個報紙哇哇叫，講了一篇，它說，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打了一個大敗仗，全世界都反對共產黨。說我們打了大敗仗，誰人打了大勝仗呢?總有一個打了大勝仗的吧。隻有人打了大敗仗，又沒有人打了大勝仗，哪有那種事?你們講，究竟勝負如何?假定我們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打了大敗仗，那末，誰人打了大勝仗呢?是不是可以說印度幹涉者打了大勝仗?我看也很難說。他打了大勝仗，為什麽那麽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呢?你們看我這個話有一點道理沒有?

還有個美國人，名字叫艾爾索普，寫專欄文章的。他隔那麽遠，認真地寫一篇文章，說西藏這個地方沒有二十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而這二十萬軍隊，每天要一萬噸物資，不可能運這麽多去，西藏那個山高得不得了，共產黨的軍隊難得去。因此，他斷定叛亂分子滅不了。叛亂分子滅得了滅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這個疑問。因為究竟滅得了滅不了，沒有親臨其境，沒有打過遊擊戰爭的人，是不會知道的。我這裏回答:平叛不要二十萬軍隊，隻要五萬軍隊，二十萬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們就五萬人(包括幹部)在那裏，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們撤了三萬多，剩下一萬多。

那個時候我們確實認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如果還不讚成，我們還可以推遲，是這樣講的。你們曉得，整個藏族不是一百二十萬人，而是三百萬人。

剛才講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後藏)是一百二十萬人，其他在哪裏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來西康區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兒蓋、鬆潘、阿壩那些地方。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萬人。第三是甘肅南部。第四是雲南西北部。這四個區域合計一百八十萬人。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

現在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族地區都改革了，人民武裝起來了。藏人扛起槍來，組織自衛武裝，非常勇敢。

這四個區域能夠把叛亂分子肅清，為什麽西藏不能肅清呢?

你講複雜，原西康這個區域是非常複雜的。

原西康的叛亂分子打敗了，跑到西藏去了。他們跑到那裏，奸淫虜掠，搶得一塌糊塗。他要吃飯，就得搶，於是同藏人就發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萬多人。一萬多人要不要吃呢? 要吃，從哪裏來呢? 就在一百二十萬人中間吃過來吃過去，從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經吃了一年了。這回我們把叛亂分子打下來，把他們那些槍收繳了。比如在日喀則，把那個地方政府武裝的槍收繳了，江孜也收繳了，亞東也收繳了。收繳了槍的地方，群眾非常高興。

老百姓怕他們三個東西:第一是怕他那個印，就是怕那個圖章；第二是怕他那個槍；第三，還有一條法鞭，老百姓很怕。把這三者一收，群眾皆大歡喜，非常高興，幫助我們搬槍枝彈藥。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裏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這樣野蠻透頂的叛亂分子完全能夠滅掉，不需要二十萬軍隊，隻需要五萬軍隊，可以滅得幹幹淨淨。

滅掉是不是都殺掉呢? 不是。所謂滅掉，並不是把他們殺掉，而是把他們捉起來教育改造，包括反動派，比如索康那種人。這樣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來，悔過自新，我們不殺他。

再講一個中國人的議論。此人在台灣，名為胡適。他講，據他看，這個“革命軍”(就是叛亂分子)滅不了。他說，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占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徽州。什麽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複雜。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個山共產黨敢去?我說，胡適這個方法論就不對，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他大膽假設，他推理，說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黨難道敢去嗎?因此結論:共產黨一定不敢去，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現在要批評胡適這個方法論，我看他是要輸的，他並不“小心求證”，隻有“大膽假設”。

有些人，像印度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點，他們有兩麵性。他們一方麵非常不高興，非常反對我們三月二十日以後開始的堅決鎮壓叛亂，非常反對我們這種政策，他們同情叛亂分子。另一方麵，又不願意跟我們鬧翻，他們想到過去幾千年中國跟印度都沒有鬧翻過，沒有戰爭，同時，他們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經落去了。

一九五四年中印兩國訂了條約，就是聲明五項原則的那個條約，他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領土。他們留了一手，不做絕。英國人最鬼，英國外交大臣勞埃德，工黨議員這個一問，那個一問，他總是一問三不知，說:沒有消息，我們英國跟西藏沒有接觸，在那裏沒有人員，因此我無可奉告。老是這麽講。他還說，要等西藏那個人出來以後，看他怎麽樣，我們才說話。他的意思就是達賴出來後，看他說什麽話。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11]。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12]裏頭輕人，現在還隻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麽樣呀?要變的。

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裏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

總理的報告裏頭要講希望達賴回國。如果他願意回國，能夠擺脫那些反動分子，我們希望他回國。但是，事實上看來他現在難於回國。他脫離不了那一堆人。同時，他本人那個情緒，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來的，而班禪是要回來的。那時，總理勸解，可能還有尼赫魯[13]勸解，與其不回不如回。那個時候就跟他這麽講:你到印度有什麽作用?不過是當一個寓公，就在那裏吃飯，脫離群眾，脫離祖國的土地和人民。現在，還看不見他有改革的決心。

說他要改革，站在人民這方麵，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麵，看來不是的。他那個世界觀是不是能改變?六十年以後也許能改，也許不要六十年。而現在看來，一下子要他回來也難。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麵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但是，我們文章不做絕了。

[yongbing1993]

加拿大出了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白求恩同誌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裏，來到中國。

去年春上到延安，後來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

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麽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

列寧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擁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要擁護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世界革命才能勝利。

白求恩同誌是實踐了這一條列寧主義路線的。我們中國共產黨員也要實踐這一條路線。

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

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誌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

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沒有一個不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晉察冀邊區的軍民，凡親身受過白求恩醫生的治療和親眼看過白求恩醫生的工作的，無不為之感動。每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誌的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誌是個醫生，他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醫務係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這對於一班見異思遷的人，對於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我和白求恩同誌隻見過一麵。後來他給我來過許多信。可是因為忙，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沒有。對於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毛澤東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yongbing1993]

生為資產階級，死為共產主義者





白求恩在奔赴西班牙戰場前曾為自己寫好了墓誌銘：“生為資產階級，死為共產主義者。革命萬歲！”

在一九三八年初他奔赴中國戰場前，他向加拿大共產黨提出，他加入美—加援華醫療隊的唯一願望是：“如果我犧牲了，請讓全世界知道我是共產黨員！”

加拿大共產黨最終履行了承諾,滿足了他的願望。

“如果我犧牲了，請讓全世界知道我是共產黨員！”

“如果我犧牲了，請讓全世界知道我是共產黨員！”

“如果我犧牲了，請讓全世界知道我是共產黨員！”

請讓全世界知道我是共產黨員！

請讓全世界知道我是共產黨員！

請讓全世界知道我是共產黨員！

白求恩出身於一個著名的加拿大蘇格蘭裔家庭，其起源可追溯至近世蘇格蘭的比頓醫學世家。他的高祖父約翰·白求恩牧師是加拿大長老會的創始人之一，曾在蒙特利爾建立全加拿大最早的長老會教堂。

第39任溫哥華市長羅品信是白求恩的遠房親戚，祖父老諾曼·白求恩是多倫多大學三一醫學院的創始人之一，是聞名加拿大救死扶傷的名醫。白求恩父親馬爾科姆·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根據加拿大總督伍冰枝的著作記載，白求恩的父親馬爾科姆·白求恩受當時美國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和學者德懷特·萊曼·穆迪很大的影響。

白求恩1916年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1916年加入加拿大皇家海軍成為一名中尉軍醫，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往返於歐洲、加拿大之間。一戰後，白求恩在底特律行醫。

1923年到蘇格蘭愛丁堡參加英國外科醫學會會員考試時結識了當地的一個富裕家庭出身時年22歲的弗蘭西絲·坎貝爾·彭尼，二人相戀，於1924年結婚，婚後定居底特律。

1926年白求恩患肺結核，為防止傳染給妻子，獨自前往紐約州的特魯多療養院治療，妻子回到了愛丁堡，一年後法院判決離婚。作為胸外科醫生，白求恩在自己身上做了當時試驗性的“人工氣胸療法”，並由此發明了一係列的胸外科手術器械，如“白求恩肋骨剪”。在他康複之後給弗蘭西絲去信，二人於1928年在蒙特利爾複婚。白求恩在蒙特利爾皇家維多利亞醫院擔任胸外科醫生。

1931年1月，白求恩在《加拿大醫生》雜誌發表一篇文章《從醫療事業中清除私利》：“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窮人得了它就會死去，而富人卻能活下來。”，“讓我們把盈利、私人經濟利益從醫療事業中清除出去，使我們的職業因清除了貪得無厭的個人主義而變得純潔起來。讓我們把建築在同胞們苦難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種恥辱。”1933年白求恩成為卡特威爾市聖心醫院胸肺外科主任並當選美國胸肺外科學會理事。然而由於白求恩過於專注工作，兩人於1933年再次離婚。但二人仍然保持著通信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