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懷念：毛澤東與中國婦女

永恒的懷念：毛澤東與中國婦女

 

 

永恒的懷念：毛澤東與《中國婦女》

 

202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誕辰130周年。毛澤東與《中國婦女》雜誌淵源甚深，讓我們沿著曆史的脈絡，回溯那段歲月，以此深切緬懷偉人毛澤東。

1939年6月1日《中國婦女》創刊號，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刊名

 

1939年6月1日，《中國婦女》雜誌誕生於抗戰烽火中的延安窯洞，毛澤東親筆題寫刊名並賦詩祝賀，此後，他的文章、題詞多次出現在《中國婦女》雜誌上，激勵廣大婦女投身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成為《中國婦女》雜誌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紅色基因。

毛澤東對《中國婦女》雜誌和中國婦女解放事業的深情關懷，永遠激勵著我們書寫時代發展嶄新巾幗篇章。

題寫刊名並賦詩祝賀

《中國婦女》成為女界抗日宣傳陣地

《中國婦女》雜誌由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創辦，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本全國性女性刊物，也是抗日根據地影響最大的女性刊物，得到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毛澤東主席為《中國婦女》雜誌創刊號賦詩《四言詩·題〈中國婦女〉之出版》

 

當年，46歲的毛澤東親自揮毫題寫刊名，並為創刊號賦詩《四言詩·題〈中國婦女〉之出版》祝賀。

“婦女解放，突起異軍。兩萬萬眾，奮發為雄。男女並駕，如日方東。以此製敵，何敵不傾？到之之法，艱苦鬥爭。世無難事，有誌竟成。有婦人焉，如旱望雲。此編之作，佇看風行。”這是毛澤東留下的為數不多的抗戰詩詞之一，彌足珍貴，後來被收錄於《毛澤東詩詞集》《毛澤東題詞墨跡》中。

這首詩熱情洋溢，每句都寓意深刻，通篇一氣嗬成，豪情萬丈。他稱讚中國婦女，提出“男女並駕，如日方東”，並將婦女盼望《中國婦女》出版比作“如旱望雲”，足見毛澤東對雜誌和婦女工作的重視與厚望。這也是他對中國婦女的讚揚和鼓勵，他希望中國婦女既投身自我解放運動，也為抗日救國事業貢獻力量。

抗戰時期，每到戰爭爆發紀念日或節日，《中國婦女》雜誌都會發出自己的聲音，也登載領袖們縱論時局、動員抗戰的文章。

為紀念抗戰兩周年，《中國婦女》雜誌第一卷第二期首發毛澤東的《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論述了中華民族當時所麵臨的頭等重要問題：“戰則存，不戰則亡”，這是《中國婦女》雜誌第一次刊發毛澤東的署名代論，文章後來編入《毛澤東選集》，題目改為《反對投降活動》。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十九周年和抗戰三周年，《中國婦女》雜誌第二卷第二期發表了毛澤東的《團結到底》，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和中華民族必然奪取抗戰最後勝利的信念。

1940年2月，毛澤東在給中央婦委會的指示信上說，“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麵，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那時的《中國婦女》雜誌還有一張特別的插圖，是毛澤東給婦女們的寄語：“開展邊區婦女工作應當從生產著手”，也代表著黨中央對廣大邊區婦女的囑托。

“婦女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現在打日本，要婦女參加，生產要婦女參加，世界上什麽事情，沒有婦女參加就不成功。”——1940年，毛澤東在延安“三八”國際婦女節紀念大會上又一次讚揚中國婦女。

迫於戰爭形勢等原因，1941年3月，《中國婦女》雜誌停刊。從1941年9 月起，《中國婦女》以《解放日報》副刊“中國婦女”專版出現，每兩周一期。

1942年3月8日，毛澤東應中共中央婦委會的請求，專為《解放日報》副刊“中國婦女”專版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特刊題寫了——“深入群眾，不尚空談”八個大字，希望黨的幹部要深入群眾之中，為團結、發動群眾投身抗戰多做實事。

在毛澤東主席的關懷和領導下，抗戰時期的《中國婦女》就像一麵旗幟，引領推動全國各界婦女追求自身解放、投身抗戰救國的時代洪流，書寫了壯麗“半邊天”發展進步的恢宏史詩。

念茲在茲深切關懷

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

1949年春，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黨領導下的全國婦女組織——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成立。7月20日，作為全國婦聯機關刊，《中國婦女》雜誌複刊，為了鮮明地區別於新中國成立前的舊中國，改名為《新中國婦女》（1956年1月，刊名又改回《中國婦女》）。

毛澤東主席為《新中國婦女》雜誌創刊號題詞（1949年7月21日）

 

這一次，創刊號扉頁上，刊發了毛澤東和朱德的題詞。其中，毛主席題詞號召全國婦女“團結起來，參加生產和政治生活，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領袖的題詞，鼓舞了當時全體辦刊人員，也成為《中國婦女》雜誌新的辦刊宗旨。

新中國的成立為中國婦女運動開辟了新紀元。廣大婦女獲得了曆史性的解放，她們走出家門，參加生產，與男性並駕齊驅，在各行各業勇創佳績、建功立業，撐起社會主義建設的“半邊天”。

20世紀50年代，《中國婦女》雜誌“新中國的偉大建設”欄目熱火朝天地報道了《戰鬥在成渝鐵路上的婦女們》等，還刊載了《林幼華——長江上第一個女駕駛員》《第一個農民出身的女研究員張秋香》等一批人物通訊，從

不同側麵宣傳了各條戰線的先進女性典型。

許許多多創造了新中國第一的女性登上雜誌封麵。《中國婦女》雜誌記錄了她們奮鬥的足跡——田桂英，第一位女火車司機；孔慶芬，第一位海船女駕駛員，還有第一批女瓦工、第一位高爐女電焊工……她們意氣風發走向社會大舞台，生動詮釋了“婦女能頂半邊天”。

1952年“三八”國際婦女節，經毛澤東批準，北京西郊機場為新中國第一批女飛行員舉行盛大的起飛典禮。當女飛行員們駕駛著6架運輸機飛過天安門廣場上空時，毛澤東從中南海的辦公室走出來抬頭觀看，高興地說：“我國第一批女飛行員駕駛的飛機正從我們頭頂上飛過。”

以此為主題，當年的《中國婦女》雜誌四月號刊發了一組重頭報道，包括朱德和鄧穎超在起飛典禮上的講話，何香凝的署名文章《新中國第一批女航空人員的成就證明婦女能掌握近代化的技術》，以及本刊記者撰寫的文章《艱苦的學習，卓越的成就——記新中國第一批女航空人員的成長》《她們以生動的實踐為婦女開辟了新的一頁——記全國民主婦聯邀請女航空人員、女拖拉機手、女電車司機座談會》等，整個專題占了10頁篇幅。

1951年10月，國慶節慶祝活動，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廣場上的群眾揮手示意

 

毛澤東一直關懷婦女工作和《中國婦女》雜誌。1951年10月《中國婦女》雜誌在頭版刊登了毛澤東的署名文章《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這一時期，憲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選舉法、勞動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相繼頒布，保障了婦女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中國婦女》雜誌廣泛宣傳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規，宣傳婦女解放的思想，支持和鼓勵婦女同男子一道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和政治活動。

經典名句永流傳

婦女能頂半邊天

毛澤東主席與全國著名勞動模範、全國三八紅旗手龍冬花親切交談

 

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夜以繼日地親自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改稿件、撰寫按語。毛主席的巨大工作熱情極大地鼓舞著他身邊的工作人員。

此間，在中國婦女雜誌社工作的董邊同誌，給主席送去了五份關於婦女參加合作化工作的材料。毛主席仔細翻閱了《中國婦女》雜誌呈送的材料，並欣然提筆寫下按語，闡述發動婦女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意義。

其中，毛澤東為一篇《建德縣千鶴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動婦女投入生產，解決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的報告寫下了512字的按語：“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他還將文章標題改為《發動婦女投入生產，解決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肯定建德縣千鶴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動婦女投入農業生產的做法，這一重要論述後來被選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毛澤東主席曾16次登上《中國婦女》雜誌封麵

 

1953年，為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千鶴婦女打破傳統舊俗，走上田間地頭，實現男女同工同酬，喊出了“劈山攔河溪改田”的口號。兩年後，毛澤東這一批示，把婦女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全新高度，也使建德千鶴村成為“婦女能頂半邊天”思想的重要發源地，提振了千千萬萬中國婦女的自信，也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婦女建功立業、實現人生理想。

還有，毛澤東為《婦女走上了勞動戰線》一文所作的按語同樣被收錄於《毛澤東選集》，按語寫道：“為了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動廣大的婦女群眾參加生產活動，具有極大的意義。在生產中，必須實現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隻有在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才能實現。”

1955年《中國婦女》雜誌第十號在頭版用7頁篇幅刊登了毛澤東的署名文章《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該文“總結了我國多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經驗，著重地批判了目前黨內在發展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主要錯誤思想即右傾思想，而就農業合作化的必要和可能、合作化的具體道路和步驟、領導合作化的工作方法等一係列的問題，作了綱領性的指示”。

半年後，1956年《中國婦女》雜誌第二號頭版刊登了毛澤東的署名文章《〈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次月，《中國婦女》第三號頭版發出了《毛主席關於發動廣大婦女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指示》，並配發編者按：“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本書裏，做了有關婦女工作的四段批示。這些批示，分別批在《婦女走上了勞動戰線》《發動婦女投入生產，解決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邢台縣民主婦女聯合會關於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婦女工作的規劃》《在合作社內實行男女同工同酬》等四篇文章前麵。毛主席這些批示指出了婦女徹底解放的根本道路，是婦女工作的指南；由於毛主席的這些偉大的指示，使婦女們更加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希望一切婦女工作者和全體姐妹們認真學習和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指示。”

1958年《中國婦女》雜誌5月號還刊登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供稿的《毛主席和女社員們》，並配發了照片《毛主席在林賽華家裏》。文章節選描繪了1958年3月毛澤東視察四川省郫縣合興鄉紅光農業合作社的情景，體現了毛澤東對婦女解放和婦女地位提高的關懷之情。

毛澤東關於婦女解放的思想，自20世紀50年代對千鶴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的肯定，到60年代對天津、貴州等地婦女工作的表揚，逐漸演變成“婦女能頂半邊天”這一偉大思想，並成為家喻戶曉、響徹中國的口號。

經典名句永流傳

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

1960年3月，正逢“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五十周年，全國婦聯第一次表彰了萬名全國三八紅旗手和全國三八紅旗集體。《中國婦女》雜誌對此作了全麵報道。其中，專題報道《永遠做紅、勤、巧、儉的紅旗手永遠聽黨和毛主席的話》，字字句句都傾訴著先進婦女對毛主席的愛戴心聲。

比如，來自安徽的陳淑貞說，“三八社，好地方，前後對比不一樣，往年光種不保收，如今遍地稻花香，多虧黨的好領導，毛主席恩情比天長。”來自浙江的祝瑞香說，“我今年五十六歲，人老心不老，有信心，有決心，一定要把豬養好，再上北京見毛主席。”

從1960年第17期起，《中國婦女》雜誌開辟了《學習邢燕子，發憤圖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欄。1960年第21期，邢燕子登上《中國婦女》雜誌封麵。當期，還刊登了邢燕子寫的文章《在黨的教導下讓我們並肩前進》，這是一封給“親愛的鵝鴨坡改堿隊青年隊全體女隊員們 / 親愛的趙玉珍同誌”的回信。

1964年12月26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令邢燕子終身難忘的時刻

 

邢燕子，“上山下鄉”的女知青，被稱為毛澤東時代的好姑娘。作為河北唐山“燕子突擊隊”的隊長，為改變農村窮貌作出了突出貢獻。她曾先後五次受到毛澤東接見，《中國婦女》雜誌曾刊登過毛澤東接見邢燕子的一組照片。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71歲生日，當時剛好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京召開，毛澤東便以家宴宴請幾位勞模，邢燕子和錢學森、王進喜等一起受邀赴宴。

“今天不是生日會，也不是做壽宴，而是要踐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我的孩子沒讓來，他們不夠資格。這裏有工人、農民、解放軍，在一起，不光吃飯，還要談談話嘛！”席間，毛澤東還將自己的一碗飯撥給邢燕子和董加耕，說：“年輕人要多吃啊，要吃飽！”這是不愛公開慶生的毛澤東最後一次公開的“生日宴”。

1965年，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十三陵水庫遊泳，其中有位女青年遊得很棒，毛澤東感慨：“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誌能做到的事情，女同誌也能做到。”後來，這句話被作為領導人語錄頻繁引用，全國各地湧現出一批又一批女性典型。《中國婦女》雜誌記錄下她們的故事，把這些閃亮的名字鑲嵌進婦女運動發展的曆史長河之中。

經典名句永流傳

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

1964年第2期，《中國婦女》雜誌在頭版刊登了毛澤東的《詩詞十首》，長達6頁篇幅，包括《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廬山》《七律·為女民兵題照》《七律·答友人》《七絕·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七律·和郭沫若同誌》《卜算子·詠梅》《七律·冬雲》《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並附上1頁《毛主席詩詞十首簡注》。

其中，《七律·為女民兵題照》一首廣為流傳——“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

當時，毛澤東十分重視民兵建設。1959年國慶節，民兵方隊接受檢閱後，作為受閱的3000位民兵之一，女機要員李原慧持槍而立，全副武裝地照了相，並將照片視若珍寶地藏在身邊。一天，李原慧去給毛澤東送文件，離開前，毛澤東問她參加民兵訓練了嗎，她答參加了，還從隨身帶的筆記本裏拿出這張照片給毛澤東看。

毛澤東看了很高興，沉思片刻，讓李原慧拿支筆來。沒想到，毛澤東接過鉛筆後，拿起手邊一本看過的地理常識書，翻到空白頁，龍飛鳳舞地寫下了這首詩，並對她說：“你們年輕人要有誌氣，不要學林黛玉，要學花木蘭、穆桂英噢！”1961年春，在菊香書屋，毛澤東在宣紙上再次書寫了這首詩，正式送給了李原慧。

蔣兆和、蕭瓊合作作品：畫毛澤東主席《為女民兵題照》詩意

 

1964年第3期《中國婦女》雜誌封麵刊登了“畫毛澤東主席《為女民兵題照》詩意”，封底為“毛澤東主席《詠梅》詞意”，封麵和封底均為蔣兆和、蕭瓊合作作品。清新質樸，雅致雋永，中國現代水墨人物畫一代宗師蔣兆和的畫搭配其妻的書法，為毛澤東的詩更添意趣，也是一件難得又經典的傳世傑作。

1993年《中國婦女》雜誌第12期刊登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社論《毛澤東與〈中國婦女〉的五次交往》，其中提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婦女》的美術編輯在為一稿件進行再創作時遇到了難題——他不知主席常穿什麽顏色的服裝，難以著色。為此，當時的總編輯董邊同誌隻得求助於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在毛主席的住所，葉子龍同誌接待了董邊。他從衣服掛鉤上摘下一頂舊帽子告訴她：‘這是主席的帽子，主席的衣服就是這樣的灰色。’為了讓《中國婦女》雜誌的美編為主席像著色更貼切些，葉子龍將這頂帽子暫借董邊。於是《中國婦女》雜誌美術編輯借助於毛主席的這頂帽子，完成了一次藝術的再創作。”

激勵與勉勵，

二題《中國婦女》刊名

《人民日報》曾在頭版頭條刊發了“毛澤東主席給《中國婦女》雜誌題字”的套紅消息和社論

 

《中國婦女》雜誌沿用至今的刊名手跡，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20日題寫的，時隔27年，毛澤東再次為《中國婦女》雜誌題寫刊名，實屬難得。

對此，《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套紅消息和社論，中央和全國各地黨報都進行了全文轉發。

在1966年《中國婦女》雜誌第9期上，《熱烈歡呼毛主席為〈中國婦女〉題字》一文記敘了毛澤東二題《中國婦女》刊名的情景。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時任全國婦聯主席蔡暢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後，請毛澤東為《中國婦女》雜誌題字，“隻過了兩天，在八月二十日，毛主席就揮起他那寫過大量光輝著作，飽蘸著無產階級革命豪情的大筆，在百忙中，為《中國婦女》題字了！”《紅色書寫：毛澤東題寫報刊名軼事》一書中，《毛澤東二題〈中國婦女〉》這一章節也講述了相關軼事。

毛澤東為《中國婦女》雜誌留下的這些金玉珠貝，彰顯了黨對婦女宣傳事業和婦女運動發展的深切關懷，成為《中國婦女》雜誌為中國婦女記錄和珍藏的寶貴精神財富，值得永遠銘記和弘揚。

[yongbing1993]

道德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同







中國古人提倡仁愛，是以仁愛為形態的道德行為。在社會的層麵，與仁愛相關的道德行為更多地表現為對他人的同情、關懷。泛而言之就是要個人做到：樂善好施、利人助人、尊老愛幼，等等，便可視為體現仁愛的道德行為。

這一類行為無疑也包含個人的某種行善努力以及身心的付出，但從利害關係上看，仁愛行為的特點在於不涉及對捐者個人的重大影響或劇烈的衝突變化，即自身不受傷害為原則，或從現代意義上的個人捐建希望學校、救助受災群眾等善行中，捐者盡管在身心、經濟等方麵也需要出力，但這種出力或付出並不對捐者自身的生命存在、經濟狀況產生根本的影響。從而，在捐者個人行為的選擇和落實過程中，無需麵臨重大或劇烈的思想衝突。就是說：“我們有義務對所有人提供我們能夠提供的、所付出犧牲或努力相對較小的服務”。這裏所說的“付出犧牲或努力相對較小”，與不涉及利害關係方麵的劇烈衝突或對抗具有相通性即萬萬不可傷到捐助者或幫助者或救助者自身的生命和利益。

在個人逃生和救助他人的不同選擇背後，個人總是麵臨著利與害的重大衝突：維護自我的生命，還是履行對他人的道德責任？救助他人其特點在於通過助人利人、先公後私、敬老慈幼等善舉，展現對人的正麵價值關切。

從家庭之中的盡孝，到社會之中的尊長，從一旦他人需要，便伸出援助之手，到發生災情時，立即以不同方式踴躍救災，等等，都可以看作是為善的行為。與仁愛形態的行為一樣，為善通常也不涉及重大或劇烈的利害衝突：盡管為善的行為亦需個人作出多方麵的付出，但其生命存在或其他根本利益，並不因此而受到實質的影響。

相對於此，止惡以製止他人行惡或作惡為特點，它以否定的方式，顯現了行為的道德性質。一般而言，為善過程以使人受益為指向，因此很少會感受到來自作用對象的阻力。然而，止惡旨在製止作惡者的惡行，其行為與作惡者的目的、利益存在著根本的衝突，在危害他人的目的難以實現或不正當的利益受到觸犯的情況下，作惡者常常視止惡者為其實施惡行的障礙，必欲以不同方式，包括極端凶殘的手段消除這種障礙，由此，止惡者容易受到各種形式的傷害，其生命也可能麵臨威脅。從製止偷盜或搶劫，到製止暴力傷人或殺人，止惡者往往為此付出各種代價，甚而失去生命，通常所說的見義勇為，便屬於這一類行為。以利害關係上的重大或劇烈衝突為背景，止惡的自我犧牲性質從一個方麵突顯了克己和舍己行為的道德性質。

這裏可以對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一主張後來被概括為親親互隱和大義滅親這兩種行為作一考察。就直接的含義而言，親親互隱意味著基於親情，對親人的過失或劣行加以掩飾或隱匿。關於其中所涉及的法律意義，往往存在著不同理解，對此，這裏可以暫時懸而不議。從道德層麵看，這一類行為蘊含著對親情以及親情關係中相關對象的關切和肯定，其中更多地體現了親情關係中的為善趨向。與之相對，大義滅親雖然也涉及親情關係，但它更多地從對抗、衝突的層麵展現了行為的道德性質。如果說，親親互隱可以視為仁愛或為善行為在親情關係中的體現，那麽，大義滅親則更多地表現為止惡之行在親情關係中的引申。後者常常麵臨內在情感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可以看作是行為者所涉利害衝突的獨特形態，作為道德領域的具體行為，大義滅親總是需要應對更多衝突。

為善止惡主要關乎行為主體與他人的互動，就行為者自身而言，問題則涉及擴善或充善與去惡或控惡的關係。這裏所說的擴善或充善，主要與自我相關。這一過程主要便表現為自我德性的涵養和提升。德性的升華既表現為人格境界的轉化，也體現或落實於日常的道德行為。比較而言，去惡或控惡主要展現為負麵或有害之行的戒除或摒棄，吸毒、嗜賭等等，便屬於需要加以戒除的負麵之行。相對於偷盜、搶劫等惡行，上述有害之行更多地體現於行為者自身，所謂去惡或控惡，也不同於製止外在的惡行，而更多地與抑製自身的有害之行相關。

作為道德行為的仁愛或為善以助人利人、實現正麵價值意義為取向，這一過程固然並不影響行為者的根本利益，從而有別於犧牲自身利益意義上的見義勇為，但在成人之美、合人之需的行善過程中，也需要克服自身道德冷漠、道德麻木等精神取向：在他人需要幫助時，盡管助人也許隻是舉手之勞，並不會對行為者帶來嚴重的損害，但相關的個體也可以采取視而不見或袖手旁觀的態度。唯有克服了這一類道德冷漠和道德麻木，以仁愛或為善為特點的行為才可能發生。

與之相反而相成，見義勇為、止惡固然需要應對利害關係上的重大衝突，行為者甚至可能犧牲自己，然而，在舍己而行的過程中，對他人或社會的關切以及與人為善的意向，往往也滲入其中。

事實上，仁愛與見義勇為的區分，主要以倫理學上分析地說為前提，從現實的道德形態看，二者同時呈現交錯融合的一麵。以孝行而言，一方麵，孝表現為對父母的敬重、關切，其中體現了廣義的仁愛精神；另一方麵，孝不同於自發、本能的行為，需要克服個體的自利趨向，並付出多方麵的努力，後者包含著克己的見義勇為內在要求。在這裏，仁愛與見義勇為彼此關聯，構成了道德行為的相關方麵。

進而言之，在道德行為的實際展開中，仁愛之維與克己的麵向往往相互過渡和轉換，其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日常交往中，尊老敬老體現了重要的道德關切，與之相關，在老人遇到困難時施以援手，看到老人不慎倒地而加以攙扶，便實際地體現了以上關切，這一類行為同時內含仁愛為善的性質。

然而，在社會風氣呈現不良趨向時，常常會出現如下現象：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在受人之助後，不僅不予感謝，反而借機誣陷，以謀取不義的賠償。因此，在攙扶倒地老人可能被訛詐為肇事者的特定條件下，本來是仁愛性的行為，便同時具有了克己的性質：麵對可能的誣陷，伸出援助之手同時需要具有在利益上自我犧牲的道德勇氣。

與之相近的是另一種救助人的行為形式。生活中可能出現如下情景：某一個體在夏日的小河邊散步，突然看到有兒童落水，便立即下水相救。如果這條小河水流平緩而水淺，其深僅及成人之胸，而該個體遊水技能又很好，那麽，他的救人之舉便屬於仁愛或為善的行為，因為在此背景下，河水雖然會危及兒童的生命，但對成人並不構成威脅，行為者也相應地無需麵臨生與死的衝突和選擇。

然而，在山洪暴發、洪水洶湧而來之時，發現有人在湍急的水流中掙紮，情況便發生了重要變化：此時若下水救助，救人者本身很可能被洪水衝走，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依然躍入水中，那麽，這種救助行為已具有另一重性質：相對於河邊救人的仁愛之舉，麵對洪水的威脅和生死的考驗毅然救人，無疑應列入見義勇為之域。

在此，同為下水救人，前者以仁愛、為善為內在特點，後者則呈現克己與舍己的形態，而當同一個體不僅能夠河邊救人，而且勇於在洪水中施救之時，從仁愛之舉向克己行為的轉換便成為現實的過程。

當然，就其蘊含的相異取向而言，仁愛和克己無疑體現了道德行為的不同規定或維度。以仁愛、為善、關懷為表現形態，道德行為主要展現了內在的人道品格：將人視為仁愛、關懷的對象，其前提是肯定凡人皆有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更多地突顯了道德的崇高性。這一意義上的克己以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為前提。所謂克己，首先表現為克服或揚棄人自身存在的這種限度。此所謂有限，既表現為人的生命綿延的非恒久性，也在於人的存在規定的限度性。

從生命延續看，人固有一死，作為行為者的個體，終將走向生命的終點，人的這種有限性，既規定了個體存在的一次性和不可重複性、不可替代性，也賦予生命存在以獨特的價值內涵，在麵臨生死抉擇的重大時刻，這種價值內涵進一步以嚴峻的形式突顯出來。舍己救人、舍生取義等行為的道德意義，也可以從這一角度加以理解：它在表現為對個體生命自我舍棄的同時，也使個體的存在超越自身限度而獲得了永恒或不朽的意義，而道德的崇高性則由此得到了具體的展現。

人的有限性同時也體現於行為者自身規定的獨特性和限度性：作為具體的個體，行為者既有其特定的需要和滿足這種需要的欲求，也有自身特定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價值需求和價值追求的獨特性不僅表現為價值追求的差異性，而且也從一個角度折射了個體存在的限度性：每一個體都具有屬於他的價值需求和價值追求。

當個體的這種需要、欲求、價值取向在一定的情景中與助人、救災、止惡等行為選擇發生衝突時，克己便在將他人或公共之利放在更為優先地位的同時，又通過抑製個體特定的價值需求或價值追求而使自身行為不再受這種需要和欲求的限定，由此克服了個體在價值層麵的限度。在這裏，克己作為道德行為的具體形態所內含的崇高性，也從另一個方麵得到了體現。

可以看到，道德行為具有人道性與崇高性雙重品格，在以仁愛為取向的行為與表現為克己的行為中，道德行為的以上二重品格得到了具體的展現。仁愛和克己在分別體現道德行為的人道性與崇高性的同時，又彼此關聯，後者進一步表明了人道之維與崇高之維在道德行為中的相關性。

人類的道德理想是曆史發展的產物和現實社會關係的反映。在原始社會裏，道德意識中並沒有自覺表達的道德理想。

從奴隸製時代開始，由於實際的道德和應有的道德狀況經常處於矛盾狀態，道德理想便作為一種自覺表達的願望包含在一定社會或階級的道德意識中。

各個時代、各個階級的道德理想都同當時社會的現實需要或現實矛盾密切相關，它往往既是一定社會或階級激勵人們在道德品質和社會道德關係方麵所追求的目標，又是一定社會或階級反對異已勢力和現存不合理現象的手段。

它以當時社會或階級的基本道德要求為其內容。道德理想能不能成為人們熱忱向往和執著追求的目標，能不能激勵人們改善個人道德品質和現實道德關係，最終要看它是否正確反映了現實社會關係發展的趨勢，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

曆史上的道德理想從其階級屬性上看，主要有兩種對立的基本類型:一種是剝削階級的道德理想，如中國古代儒家關於“聖人”和“天下大同”，道家關於“真人”和“無為而治”，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關於“至善”或“幸福”的人和自由、平等、博愛等社會的道德理想。這一類型的道德理想，雖然也對當時的人們起著程度不同的感召和激勵作用，其中有的還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其總的傾向是粉飾剝削者的人格特征，漠視和掩蓋現實生活中的不平等和道德衝突。

與此相對立的是反映勞動人民要求和願望的道德理想，如中國古代墨家關於“兼愛”、“非攻”、“尚賢”，農民起義中的“均貧富、等貴賤”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領袖洪秀全“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以及19世紀初歐洲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的熱愛勞動、積極進取、彼此友愛、關心社會公共利益等道德理想。這一類型的道德理想著重於鞭撻剝削者的偽善，憧憬人與人之間絕對平等，但卻往往帶有空想的性質。

共產主義道德理想以忠誠共產主義事業、自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等作為根本內容。它批判繼承曆史上所有進步道德理想中的積極因素，正確概括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深刻反映當代社會關係發展的必然趨勢，有著堅實的實踐基礎和成為現實的客觀可能性。共產主義道德理想對於增強人們履行各種道德義務的責任感，提高人們道德品質修養的自覺性，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鼓舞作用。

[yongbing1993]

近代中國各個時代道德觀念各異







在《道德的起源以及道德淪喪的造成》一文中說到：人類的《道德》在某些方麵有共通性，但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往往有一些不同的《道德》觀念。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視的《道德》理想及其優先性、所持的《道德》標準也常常有所差異。同樣一種《道德》，在不同階級社會背景中的外在表現形式、風俗習慣往往也相去甚遠。

《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和規範。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念，沒有任何一種《道德》是永恒不變的。《道德》不是天生的，人類的《道德》觀念是受到後天的宣傳教育及社會輿論的長期影響而逐漸形成的。

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中的《道德》觀念，是與幾千年的舊中國，世界上的資本主義社會，以及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改革開放時代是有不同之處的。例如：在對待婦女問題上的不同。

幾千年的舊中國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是古代諺語。出自明·陳繼儒《安得長者言》：“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又言：“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出自於《論語》。見於《論語·第十七章·陽貨篇》：“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朱熹《論語集注》將“小人”解為“仆隸下人”，將“女子與小人”解為“臣妾”，即家裏的女仆與男仆。妓女，妓院遍布大街小巷。女人作為男人的玩物，三妾四房，皇帝後宮三千。男女結婚有父母包辦，要彩禮辦酒席等。

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在文革中：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話產生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運動偉大實踐，是婦女大解放的金句，響徹神州大地二十多年，影響至今。在《永恒的懷念：毛澤東與中國婦女》一文中講了很多。新中國成立初，取消全中國的妓女，妓院。男女結婚不用彩禮，不辦酒席。一夫一妻製，沒有包小三養情人等。

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改革開放時代：鐵鏈女，販賣婦女兒童。包小三養情人。妓女，妓院遍地都有。男女結婚要彩禮，大辦酒席。等。

製毒，吸毒，販毒：唯一幹淨的是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在文革中。其餘的古今中外各朝各代有幹淨過嗎？今日中國大陸境內有多少人和地方在製毒，吸毒，販毒？

白衣天使，救死護傷為人民除了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在文革中，還有哪裏有過？看病先拿錢，沒錢不救人。哪有什麽“老人跌倒在街上沒有人敢去扶“的？農村人民公社實行《五保戶》政策。

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在文革中住房國家和集體分配的，那有為爭房鬥得你死我活？那有無房可住的流浪者。

說到中國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改革開放時代的道德滑坡，其實道德淪喪最曆害的是貪官、奸商和妓女，更是那些無良文人。他們心胸狹窄，心理陰暗，卻處處標榜自己道德高尚，智力超群，是救民於水火的救世主。把中國今天道德滑坡歸罪於文革的那些磚家叫獸就是其中的例子。為了抹黑毛澤東，他們甚至連全國廣大人民群眾公認的新中國的道德楷模——雷鋒也不放過。這樣搞下去，中國的社會道德能不滑坡嗎?

今日大陸中國出現的“眾人在大街上看到老年人摔倒在地不敢上前攙扶，社會上電話、短信等詐騙和碰瓷敲詐十分普遍，孩子掉入河中溺亡，施救者向孩子父母索要數千元打撈費，否則不予打撈，社會離婚率高，貪官皆有情婦、小蜜，整個社會二奶、小三、情人、偷漢十分普遍，產科醫生販賣嬰兒，教師奸汙、猥褻幼女，醫生奸汙病人，公安看守所安排賣淫女進所與在押犯人性交等事例，這些現象都發生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改革開放時代。

而在文革時期的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道德水平要比現在高的多。新中國成立後，新中國出現了一個社會道德風尚從未有過的優好期，這樣的道德風貌在舊中國幾幹年的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從新中國成立到 ‘文化大革命’ 20 多年的時間裏，特別是在文革的 10 年中，是新中國道德建設的一段光輝的時期。這種風氣不僅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讚譽。

尤其是在文革中對於舊有社會習慣、道德風氣的滌除作用是超越任何力量的。除此以外就是，新中國在“‘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和 ‘鐵人精神’等社會主義道德精神的影響下，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正直、廉潔、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團結友愛的新型的人際關係，對新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都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可以說，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社會主義道德在不斷地淨化中演變成為一種道德的宰製力量，它不再是一種詢喚和感召，而變為一種向人性和道德宣戰的實踐。

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幾年中整個社會的風氣、秩序和紀律是好的。學生自覺地遵守紀律，可以經常看到紅領巾拿著喇叭，維持交通秩序，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廣大青少年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英勇機智地同敵人、壞分子作鬥爭，樹立了一代新風。學校風氣的革命化促進了社會風氣的革命化。

這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展開並隨著全民學雷鋒達到了其曆史的最高點，因為 “這場學習熱潮，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推動了全社會良好道德風尚的形成。這一道德風尚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並也因此成為經曆過那段激情歲月人們心目中永恒的珍貴記憶。

榜樣示範是新中國精神文明建設實踐中常用的一個方式、方法，是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個法寶。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法寶並善於運用典型人物對人民群眾進行精神感召並鼓勵人民群眾向著美好的理想邁進。毛澤東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曾經樹立過不同的典型人物，而在這些典型人物群體中，其代表的廣度以及其所發揮的作用曆史之長非雷鋒莫屬。就像有些學者說的: “雷鋒! 這個名字曾經在共和國的曆史上，響徹中國大地，傳遍五湖四海，其偉大的人格魅力，享譽中外，成為一種具有震撼力的精神力量。……從戰爭年代的董存瑞、劉胡蘭，到建國後的王進喜、焦裕祿、陳永貴，再到和平建設時期的李素麗、徐虎……。盡管這些名字我們還都能耳熟能詳，但沒有一個能像雷鋒的名字那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在毛澤東發出 “向雷鋒同誌學習”號召以後的半個多世紀裏，學習和宣傳雷鋒的先進事跡和崇高精神一直是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而開展著。雷鋒這個光輝的名字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在曆史發展中始終煥發著光彩。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在新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根據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需要，在黨員和廣大群眾中開展了艱苦樸素、勤儉建國、熱愛勞動、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的係列教育。

“向雷鋒同誌學習”的號召吹響了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號角，而此後學雷鋒活動廣泛地、持久地進行則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高潮的集中體現。雷鋒精神以其巨大的輻射力，在全國人民特別是在青少年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全國各條戰線，各個行業掀起了一個持久的學習雷鋒的熱潮。像雷鋒那樣做人，像雷鋒那樣工作、學習和生活，在全國蔚然成風，雷鋒成為一個時代的楷模。這場學習熱潮，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推動了全社會良好道德風尚的形成。”這是一個艱苦奮鬥的年代，一個樂於奉獻的年代，一個理想閃光的年代和一個意氣風發的年代。這種時代性的社會風尚和思想氛圍，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記。

具有這樣獨特的道德風貌是很多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其中的學雷鋒活動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有力助推作用，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學雷鋒活動對於宣傳共產主義道德，優化社會風氣，提升社會主義道德風貌無不起到了重大推進作用，學雷鋒活動成為共和國曆史上的一道靚麗的風景，並被後人銘記和回憶。毛澤東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高潮的第一發起者，或者說，毛澤東是掀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高潮的第一人，這樣的論斷是符合實際的。

中國今天存在的許多社會道德問題，都是改革開放以來才出現的，而在文革時期，中國社會的道德水平要比現在高的多。把中國今天道德滑坡歸罪於文革，完全是胡說八道，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沒有腦子，或者是精神有問題。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風氣好不好? 中國今天的道德滑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全國的老百姓心裏都很清楚。隻要是智力正常並且沒有偏見或不良用心的人，都會得出正確的答案。凡是60歲以上的中國人都知道，在文革時期，中國社會的道德水平要比現在高的多。如今的盜竊、搶劫、詐騙、碰瓷敲詐等刑事案件，文革時期的犯罪率要比現在低得多。那時候，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哪象現在家家都裝著防盜門。至於老人摔倒不敢扶，施救者向溺亡者家人索要打撈費，以及貪官養情婦、男人包二奶、女人偷漢當小三，產科醫生販賣嬰兒，教師奸汙、猥褻幼女，醫生奸汙病人等事例，不僅在十年文革中是根本沒有，就是文革後的七十年代後期也很少。而此類事情，都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以後才逐漸多起來的。

大量的事實充分說明，中國今天的道德滑坡根本就不是文革造成的，而是貓論當道的結果：既然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那麽為了“先富起來”，大家就可以不擇手段了，不管坑蒙拐騙還是貪拿卡要，“先富起來”就是英雄好漢!社會上坑蒙拐騙的多了，誰還敢再相信誰? 既然說“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那麽女人就會用青春去換金錢，男人就會為高效享樂去玩命，其結果，貪官養情婦、男人包二奶、女人賣淫當小三，越來越多也就越來越不足為奇了。

說到中國今天的道德滑坡，其實道德淪喪最曆害的是貪官、奸商和妓女，更是一些無良文人。貪官雖然壞，被抓後還會認罪。奸商雖然惡，還敢承認自己是財迷鬼。妓女雖然賤，卻從不說自己有多高貴。而這些無良文人，心眼比針鼻還小，心腸比蛇蠍還毒，心胸比地獄還陰暗，心智比狐狸還詭詐，卻處處標榜自己是道德高尚的聖人，是智力超群的良師，是拯救中國老百姓於水火的救世主。一句話，明明是婊子，偏要立牌坊。

這些無良文人，有的在前些年吃過共產黨的苦頭，就始終懷恨在心，全國廣大人民群眾都說毛澤東好，他們卻對毛澤東恨之入骨，連篇累牘地造謠汙蔑咒罵毛澤東。為了抹黑毛澤東，他們良心喪盡，大白天說瞎話，“把文革當個筐，什麽壞事都往裏麵裝”。為了抹黑毛澤東，他們甚至連毛澤東親自樹立的、全國廣大人民群眾公認的新中國的道德楷模——雷鋒也不放過，竟然胡說雷鋒事跡是假的。象他們這樣搞，中國的社會道德哪能不滑坡呢?

在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第一次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並且第一次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是人類曆史的最強音，是對曆代統治階級愚民政治的最大叛逆，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尊重與信任，也隻有他作為人民的領袖，可以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典範。

縱觀整個人類曆史，沒有任何一個統治者敢於號召人民打破迷信，徹底解放思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遊行，這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讓人民當家作主。

試問那個國家的領袖能有這樣的膽魄和對人民的信任？隻有毛澤東。任何群眾運動都會出現偏差，都會有過激的行為，不能把各級領導執行中的問題和群眾的問題都歸罪在毛澤東的身上。因為史無前例，所以隻能大膽探索。他沒有私心，他的心完全放在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心上了，當他察覺到了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勾結和伺機複辟的陰謀，為了維護人民的政權，人民的利益，他不顧自己的安危，“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堅決打擊黨內一小撮走資派。

今日中國的巨變，完全證實當時他是何等的英明果斷。今天5%的一小撮侵吞了95%人民所應有的財富，犧牲了國家和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嚴重違背了毛澤東時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中國有些人的確有錢了，卻失去了資源、道德、民心和國際尊嚴。

毛澤東時代打破的是對宗教的迷信而不是信仰，因為任何宗教信仰都離不開道德。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是最講道德，最有自由、最驕傲、最幸福的人民。真正做到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真正做到了“安定團結、安居樂業；”真正做得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贏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和敵人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