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走資派是帝國資本主義忠實走狗
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第五個問題，帝修反和國內地主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
這次，鄧小平挑起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鬧得最凶的時候，帝修反特別是蘇修新沙皇，喜形於色，興高采烈，認為他們所謂的“中國的健康力量”，這一回可要“說出自己決定性的話”來了。
克裏姆林宮從四月七號到現在，一直忙個不停地開動各種宣傳機器，什麽《真理報》》、《消息報》、《蘇維埃俄羅斯報》、《共青團真理報》、《文學報》、《汽笛報》，還有“塔斯社”、“和平和進步廣播電台”等等，又寫文章，又發報道，又登照片，不遺餘力地給鄧小平撐腰打氣，說什麽鄧小平的路線受到了“熱情支持”，很多人“要求鄧小平當總理”。
過去，蘇修新沙皇曾經寄希望於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幻想都破滅了。這一回又把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滿以為就要成氣候了。可是他們高興的太早了，還沒來得及鼓掌，這股反革命逆流就很快被粉碎了，鄧小平也完蛋了。
勃列日涅夫之流大為喪氣，情不自禁地叫喊，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是“令人吃驚的”，是“感到失望的”。於是便歇斯底裏大發作，叫嚷：“鄧小平被撤職不是內戰的結束，而是剛剛開始”。五月十八日，蘇修“塔斯社”這個造謠公司，瞪著眼睛說：“上月底，槍斃了一個天安門廣場遊行的參加者，十人遊行者被法院判處了十年徒刑”，這是多麽拙劣，多麽卑鄙！蘇修對天安門事件這麽熱心，一喜一驚，一捧一罵，無恥造謠，就更加清楚地告訴我們：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要顛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總是把賭注壓在黨內走資派身上，鄧小平這一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就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
國內的地主資產階級，也錯誤估計形勢，欣喜若狂，興風作浪。就連盤踞在台灣的政治僵屍蔣經國，也像紮了一針強心劑一樣，有氣無力地嚎叫起來。
四月六號，也就是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第二天，蔣經國就急不可捺地在偽立法院會議上叫嚷，說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什麽“大陸同胞抗暴行動的新開始”，狂叫要給予“全力支持”，還提出所謂“特別預算”，“全力供給”。
四月七號，蔣經國又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常會，製定所謂“精神入黨”辦法，發表《告大陸同胞書》，叫嚷什麽“大陸所有同胞不分地域，不分階級，不分黨派，不分信仰”，都可以“自動地成為中國國民黨的精神黨員”。
台灣、香港的反動報刊、電台，也連篇累牘地發表反動文章和廣播，造謠誹謗，攻擊誣蔑。狂叫“現在是反共的良好時機”，煽動要“發揮冒險犯難的精神，開展大陸工作”。鄧小平挑起的這場反革命暴亂，連蔣幫都這樣賣力地吹捧，不是很發人深省嗎？
一些地富反壞，牛鬼蛇神，還有那些老右派，也從陰溝裏爬了出來，暗中慶幸，大放厥詞。當一小攝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門廣場行凶作惡的時候，他們手舞足蹈，妄想變天，胡說什麽現在是“形勢不穩”，已經是“一觸即發”，“現狀不好維持，局麵不好收拾”，“前途演變正未可知”，甚至叫嚷什麽“政權也得變一變了”。有的使勁地吹捧鄧小平“威武不屈”，“真有骨氣”。請大家聽一聽，這是什麽腔調，這又是為什麽？
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熱烈慶祝，一小撮階級敵人遭到滅頂之災，不甘心失敗，仍在垂死掙紮，繼續較量。
從四月六日到現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發生了近百起反革命案件，與往常相比大約增加五、六倍。其中，針對中央兩項決議進行搗亂破壞的，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四月十一日，七○六廠有個反草命分子，在廠裏公開跳出來狂呼反革命口號，惡毒攻擊中央兩項決議，被製止時竟接連對三名職工拳打腳踢，瘋狂地行凶報複。
四月十二日，北京糧食局馬連道倉庫有個反革命分子，公然打出“要造反”的旗號，狂叫“文化大革命坑了我，也坑了鄧小平”，窮凶極惡地闖進辦公室，接連砸壞了三張辦公桌。
四月十四日，中央民族學院有個反革命分子，竟在集體宿舍，公然將《黨的基本知識》一書中引用的毛主席教導，全部塗毀或撕掉，並當眾書寫了三條反革命標語，為鄧小平揚幡招魂。
四月二十日，從太原市流竄來京的反革命分子尚久大，跑到前門大街，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散發反革命傳單，惡毒攻擊周總理，無恥吹捧鄧小平，狂呼反革命口號，當場被工人民兵抓獲。五月一日淩晨，從新疆潛逃來京的反草命分子李林泉，連續在前門、西單、王府井、南長街等八個地方散發反革命傳單，公然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為鄧小平和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進行辯護，當夜被北京站民兵、民警抓獲時，從他身上搜出了同樣的油印反革命傳單三百九十三張，反動日記三本，已投寄給中央一領導同誌的反革命信件底稿十四份。
五月七日，大興縣一個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子弟，連續書寫五條反革命標語，瘋狂叫囂“堅決支持右傾翻案風”，胡說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徒的活動是什麽“自己解放自己”。
五月十七日，堅持反動立場的右派子弟王益民，從山西跑來北京，明目張膽地要往天安門東標語塔上貼反革命大字報，以《不理解這個綱》為題，猖狂攻擊以階級鬥爭為綱，胡說什麽“為何以糧為綱，是不是有總綱、大綱、小綱，遊擊綱、臨時綱”，“這究竟是不是以目亂綱，以目代綱”，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這個家夥被抓起來以後，還繼續攻擊，無恥吹捧鄧小平“當個總理也應該”，誣蔑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是“故意鬧意見”，攻擊我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犯了錯誤”，咒罵社會主義製度“不自由，不如過去那樣：海闊由魚躍，天高任烏飛”，猖狂叫囂“來京的目的就是為鄧小平翻案”，“製造第二次大混亂”。這個反動家夥還恬不知恥地說：“大丈夫要有沉機獨斷之誌”，“青雲有路終需上，宇宙無名誌不休”，“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真是反動透頂。
上述這些情況，對於我們認識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頗有啟發，耐人尋味。對這一反革命事件，誰支持，誰反對？對粉碎這場反革命暴亂，誰害怕，誰高興？對鄧小平搞翻案複辟，誰讚成，誰抵製？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嗎！
同誌們！今天向大家匯報的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貫徹落實市委二十六號文件精神，掀起一個繼續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和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
具體地說：一是要學好。就是繼續認認真真地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加深理解，武裝頭腦，掌握強大的思想武器。
二是要批透。就是狠批鄧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罪行，進一步認清鄧小平的反動實質，提高覺悟，劃清界限，肅清流毒。
三是要深追。就是認真追查反革命，前一段在各級黨委領導下，認真發動群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形勢很好。
截至五月十日，全市共揭發出可疑線索兩千多件，有近七千人，主動交出抄錄的反動詩詞和所謂“總理遺言”近四萬件，交出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拍攝的照片、底片四千多張。特別是所謂“總理遺言”這起反革命謠言，經過在全國開展追查，製造者已經有了著落，可以不再追查製造者了。
但是，追查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反動詩詞、傳單和其他反革命謠言的製造者，把這些家夥統統挖出來，任務還是相當繁重的，還需要進行艱巨的工作。為了不使反革命漏網，各級黨委要把它作為一項政治任務，集中一段時間，集中精力，狠抓一下。特別對重點單位、重要案犯、重大線索，要抓住不放，不管追到誰，一追到底，一定要追個水落石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學、批、追、促，最重要的是學和批，要把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認認真真地抓緊抓好。要深入批鄧，徹底揭穿鄧小平的畫皮和極右實質。隻有學好批深，才能把追查反革命和各項工作很好地開展起來。
因此，各級領導要站在鬥爭的前列，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放手發動群眾，把學、批、追、促抓緊抓好。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帶頭批，帶頭揭，帶頭反擊右傾翻案風。
要更加自覺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爭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爭取更大的勝利！
原載《共識網》
這就是階級鬥爭。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後的一切說法都是站在走資派鄧小平一邊的，包括文件及媒體，可信度有多少？
江青在一切剝削階級腐朽文化麵前，在階級敵人麵前，永遠是無產階級的硬骨頭和革命的闖將。她對敵人極端鄙視，深惡痛絕。但是，她對無產階級新文化，對 工農兵大眾卻是滿腔熱忱，充滿了愛。她不遺餘力地支持左派，熱情地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行動大喊大叫。一九五四年江青曾根據主席指示親自到人民日報，要求轉 載“小人物的有生氣的批判文章”。
一九六三年，當文藝界群魔亂舞、反動氣焰十分囂張的時候，江青在上海與柯慶施同誌一起組織了對大毒草《李慧娘》和《有鬼無害論》的批判，揭開了橫掃牛鬼蛇神的序幕。
一九六三年，江青還堅決支持了戚本禹揭露叛徒李秀成的好文章，並把文章介紹給主席。主席批示道：“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大長左派的誌氣，粉碎了舊閻王殿對左派的反動圍剿，使革命的新生事物蓬勃發展，開創了欣欣向榮新局麵。
一九六四年在尖銳鬥爭中舉行了京劇現代戲會演，江青發表了一篇充滿毛澤東思想光輝的講話一一《談京劇革命》。一九六五年，江青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上海親自 指導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猛烈攻擊舊北京市委以彭真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矛頭直指中國最大的赫魯曉夫一一劉少奇，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 幕。
一九四九年江青就組織文章批判了梅蘭芳反對京劇改革的錯誤主張，邁出了京劇革命的第一步。
江青與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針鋒相對，堅持禁演《拾玉鐲》《遊龍戲鳳》之類被劉少奇綠燈放行的壞戲。江青熱情地為革命現代戲劇京劇鳴鑼開道。
一九五0年江青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幾次提出要批判賣國主義的影片《清官秘史》，但是反革命份子陸定一、胡喬木、周揚等拚命抵製，抬出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黑話相對抗。江青沒有被反動派的氣 勢洶洶嚇倒，始終堅持原則，據理相爭，力排眾議，嚴正駁斥了他們的種種謬論。
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
《暮色蒼茫看勁鬆，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這是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為江青同誌所攝廬山仙人洞題的七絕。
毛主席這首氣勢磅礴、震撼三山五嶽的千古絕章抒發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胸懷。
同時，這又是對江青的最全麵、最完美、最深刻、最形象的寫照。這首氣貫長虹的詩句，是毛澤東對江青崇敬的心情。
毛主席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統帥，江青是文革中文藝革命戰線上智勇雙全的無產階級英雄，是開拓現代京劇革命新道路的大無畏的披荊斬棘的第一人!是衝鋒陷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亂雲飛渡仍從容》
陳伯達曾說，江青同誌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好學生，她是我黨的好黨員，自“九一八”事變參加革命以來，已經有三十五年曆史了。這是多麽驚心動魄的三十五年 啊!三十五年來，江青全心全意為黨作了大量的工作，卻從不出頭露麵。
在胡宗南匪幫瘋狂進攻的日子裏，是江青同誌陪著毛主席最後一批撤離延安。在最緊張 困難的環境下，江青緊緊跟著主席南征北戰，打敗了蔣家幾百萬軍隊。
全國解放後，江青一直作主席的秘書，緊跟主席思想。在資產階級無數次挑戰中，江 青都挺身而出，堅決地捍衛了主席的革命路線。
一九四九年江青就組織文章批判了梅蘭芳反對京劇改革的錯誤主張，邁出了京劇革命的第一步。
江青與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針鋒相對，堅持禁演《拾玉鐲》《遊龍戲鳳》之類被劉少奇綠燈放行的壞戲。江青熱情地為革命現代戲劇京劇鳴鑼開道。
一九五0年江青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幾次提出要批判賣國主義的影片《清官秘史》，但是反革命份子陸定一、胡喬木、周揚等拚命抵製，抬出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黑話相對抗。江青沒有被反動派的氣 勢洶洶嚇倒，始終堅持原則，據理相爭，力排眾議，嚴正駁斥了他們的種種謬論。
隨後，被周揚吹捧為“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麵旗幟”的反動影片《武訓傳》又出籠了。毛主席尖銳地指出：“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嚴厲質問支持歌頭《武訓傳》的反革命文藝黑線頭目：“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 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接著毛主席親自發動了對《武訓傳》的群眾批判運動。
江青不折不扣地貫徹主席指示，親自組織了項目調查團，深入山東，跋山涉 水進行廣泛細致的調查。而周揚之流則不聞不問，甚至連傳達主席的指示都不去聽，對主席的話陽奉陰違，實在令人氣憤，當時，江青對這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 子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大長了無產階級誌氣，大滅了資產階級威風!
一九五二年調查團經過和周揚派進來的大右派的鬥爭，勝利完成任務，從山東返回北京。江青曾指示：以調查所得材料為依據，立即編演京劇《宋景詩》。可是這一京劇革新的幼苗沒出世多久，就被周揚們一棍子打死了!
江青在一切剝削階級腐朽文化麵前，在階級敵人麵前，永遠是無產階級的硬骨頭和革命的闖將。她對敵人極端鄙視，深惡痛絕。但是，她對無產階級新文化，對 工農兵大眾卻是滿腔熱忱，充滿了愛。她不遺餘力地支持左派，熱情地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行動大喊大叫。一九五四年江青曾根據主席指示親自到人民日報，要求轉 載“小人物的有生氣的批判文章”。
一九六三年，當文藝界群魔亂舞、反動氣焰十分囂張的時候，江青在上海與柯慶施同誌一起組織了對大毒草《李慧娘》和《有鬼無害論》的批判，揭開了橫掃牛鬼蛇神的序幕。
一九六三年，江青還堅決支持了戚本禹揭露叛徒李秀成的好文章，並把文章介紹給主席。主席批示道：“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大長左派的誌氣，粉碎了舊閻王殿對左派的反動圍剿，使革命的新生事物蓬勃發展，開創了欣欣向榮新局麵。
一九六四年在尖銳鬥爭中舉行了京劇現代戲會演，江青發表了一篇充滿毛澤東思想光輝的講話一一《談京劇革命》。一九六五年，江青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上海親自 指導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猛烈攻擊舊北京市委以彭真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矛頭直指中國最大的赫魯曉夫一一劉少奇，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 幕。
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對當前文藝戰線上的許多問題，作了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 析。座談會的《紀要》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文獻。
《紀要》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許多重大問題，堅決捍衛了無產 階級文藝路線，徹底揭露了三十年代以周揚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揭露、批判了周揚篡改曆史、打擊魯迅的陰謀，揭露了“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的資產階級反 動本質。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文藝界無產階級革命派大會上，江青以無比英雄氣概，又作了重要講話，吹響了砸“三舊”、徹底摧毀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 的進軍號。這些都極大地豐富了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寶庫。
回首往事，一幕幕英勇鬥爭史，記錄了江青的業績。一曲曲革命造反的戰歌，震撼著三山五嶽，激勵著同誌們前進!
一九六二年，江青根據毛主席指示，經過大量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之後，提出目前劇目混亂，毒草叢生，尖銳地指出《海瑞罷官》有嚴重政治錯誤，要禁演。在柯慶施同誌的支持下，並親自組織批判文章，力主京劇革命。就在這時，又是劉少奇擺出大學閥的麵孔以反對“藝朮上的教條主義”來威脅江青同誌，叫囂“帝王將 相也搞”，“現代戲藝術水平不行”。
麵對反動派猖獗的圍攻，江青等同誌在一群惡魔麵前橫眉冷對，分毫不讓。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劉少奇、鄧小平以中央名義召開文藝座談會，借口貫徹毛主席批示，實際上陰謀進行抵製。
劉少奇說：“有兩種戲要保留，一種是古為今用的，一種是總結曆史經驗的。”鄧小平說：“表現人民智能、將相智能的也可以演。”彭真別有用心地說：“要兩條腿走路。”周揚則大肆誣蔑大躍進時期領導文藝的方法是簡單粗暴，劉少奇對這個發言讚揚備至。
江青在這次會上與 劉少奇一夥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江青說：“資本主義對我們的東西就更粗暴”。“現代戲求全很難。”、“新劇目現在還沒有一半，已經有人在叫兩條腿走路 了”。彭真誣篾現代戲是穿“開襠褲”、“吃手指頭”、是“利用無產階級強加於人，結果不中不西，非驢非馬。”
江青當即怒斥道：“就是要允許一般非驢非 馬的東西。”康生針對劉少奇吹捧資產階級“文學家”可以“改造”“人的靈魂”的謬論，駁斥道：“我的靈魂要靠那些文學家改造？我不承認!”在這場激戰 中，江青是一員衝鋒陷陣、奮勇當先的闖將。
劉少奇極力鼓吹“老戲很有教育意義。”把極力美化封建地主大走狗黃天霸之流的《惡虎村》鼓吹為“改得好的劇目”。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還“指示”京劇院讓反動“權威”給外國人演《野豬林》。
江青旗幟鮮明地說：“不能演老戲”，“我對這些戲決絕了。”
鄧小平大耍反革命兩麵派說：“新戲好的不多，還是老戲 吧……戲劇改革我舉雙手讚成，但我就是不愛聽。”
彭真到一九六六年三月還讓演員到他家裏從下午到深夜錄製二十多套舊戲唱片。
江青尖銳地指出，“解放十幾年 了還是演地主頭子、地主婆不可恥嗎 ”“十幾年功夫還搞古時的感情，是個立場問題。”並厲聲質問：“你們常說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 ”
請同誌們想一想，難道這僅僅是改革一兩出舊戲的問題嗎？ 難道僅僅是戲曲界的學術爭論嗎 不!這是向舊世界舊文化的宣戰，是一空前激烈的文藝領域內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戰。
向資產階級文藝黑線衝鋒陷陣的闖將。
早在三十年代，江青就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和毛主席的偉大戰友魯迅一起，並肩戰鬥，對那些文壇鬼魅，遺老遺少，向那些形形色色的叭兒狗周楊、王實味們向王明為首的投降主義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
在延安時，江青同誌就進行過京劇(當時叫平劇)革命的大膽嚐試，演出過《平型關》。
可是，也就從那時起，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江青一直懷恨在 心．他們說什麽“抗日戰爭的京劇，把日本人，老百姓都戲劇化了。……在台上拿了大刀打日本人，這當然是一條錯誤的路，要加以否定的。”劉少奇直至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前夕，還叫囂“宣傳封建，不怕，”主張開演那個宣揚叛徒哲學的《四郎探母》以及宣揚封建帝王糜爛色情生活的《梅龍鎮》。
正是在他們的包庇和縱恿下， “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
江青高舉毛主席文藝革命路線的旗幟，向這條資產 階級文藝黑線及其代表人物進行了毫不留情的鬥爭，堅決要把這種曆史的顛倒再顛倒過來，恢愎曆史的麵目。
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國營企業是怎樣被搞垮的？
走資派們推行法人代表製，向工人階級全麵奪權。
在工廠發生虧損以後，資改派們不是去認真的去研究虧損原因。競然胡說什麽，工廠發生虧損的原因是，廠長的權力太小了，共產黨的黨委集體領導限製了廠長的工作積極性。為了發揮廠長的工作積極性。所以必須實行廠長負責製，即在工廠內實行法人代表製。他們要集大權於廠長一人。
在資改派的鼓動下，全國所有的國有企業和被轉為國有的集體所有製企業，都實行了法人代表製。法人代表成了一霸手。工廠一下子由國有企業，搖身一變成了廠長的私有財產。法人代表，集人，財，物大權於一身。他們奪了共產黨的領導權。
這些法人代表們，無所不管，儼然成了企業的土皇帝。企業成了他們的私人領地。他們雖然權力很大，但是卻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在他們在上台的時候，信誓旦旦的說一定要實行扭虧為盈。要對工廠的一切虧損負責。如果不能達到目標，他們甘心受罰。並且他們還定下了扭虧增盈的時間表。
可是，這些人說話是從來都不算數的。這些人雖然都和各級政府訂立了所謂的軍令狀。可是在後來，在企業發生全麵虧損的時候，卻沒有任何一個法人代表對此負責。也沒有任何一個法人代表，為此受到懲罰。所謂的軍令狀，隻是一句笑話。自從實行法代表製以後，一切權力都歸了廠長。當然，工人同時也就失去一切權力。
工人和幹部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工人群眾的權力受到打壓，工人已經不再是工廠的主人了。工人由國家的主人，而是淪為奴隸，打工仔，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工人原先拿的是國家的鐵飯碗。現在變成了法人代表手中的泥飯碗。
這個泥飯碗，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法人代表們打破。不僅是工人的權力受到打壓，就是工廠裏的一些副職，那些法人代表們的同級幹部，甚至於被認為是法人代表的上級的黨委書記也同樣受到打壓。這些同誌在工廠內，在法人代表的眼中，成了多餘的人，可有可無的人。
這些法人代表們也可以找出各種借口，對他們進行打壓，克扣他們的工資，逼他們就範。無法，所以這些黨委書記等老同誌也隻有被迫去巴結那些法人代表，配合他們，邦他們欺壓工人。這些法人代表，根本上就沒有把生產搞好的想法，他們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當官做老爺，趁機撈一筆。
這些土皇帝們在資改派的支持下，就全麵的奪了工人階級，人民群眾的權。在工廠內也奪了共產黨的權。他們肆無忌憚的揮霍國有資產。全國國有企業，便全麵的發生了虧損。例如，我們縣的柴油機廠，原先是由幾十個的小小農具修理廠發展起來的。
二十多年來，工廠從小到大，從幾十人發展到幾百人。固定資產由幾萬元，發展到幾千萬元。該廠在國內外小有名氣。他們生產的195柴油機質量可靠，價廉物美，暢銷全國。並出口到非洲，東南亞，巴基斯坦等地，受到國內外商家的一致好評。
就是這樣的一個明星企業，經過資改派的這麽一胡鬧，這樣好好的一家工廠，幾年工夫，就被他們折騰垮了。該廠的老職工，對於資改派們的倒行逆施，毫無辦法，隻有眼睜睜的看著工廠倒閉。工人群眾無不痛心疾首。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那些經曆過革命戰爭，參加過激烈的階級鬥爭的老幹部們。那些擁護毛主席，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同誌們，對於資改派們的胡作非為，大家提出質疑，提出不同意見。對於這些意見，資改派們答曰，不管白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要摸著石頭過河。
不要爭論什麽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資改派們就用這一套歪理邪說封堵人民群眾的一切反對聲音。他們宣布，過去革命時代的那一套，現在已經過時了。所以要這些老同誌，將自己的舊思想換一換。並威脅的說，你們如果不願換思想，不換思想就要換人。
資改派們說到做到，將這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毛澤東思想的老幹部換下來。並美其名曰，是要這些老幹部們退居二線。實則是要換上那些聽他們的話，善於拍他們的馬庇的小人上台。是要奪這些老同誌的權。他們並且說，這是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知識化和年輕化。是讓年輕幹部站到工作的第一線。
在資改派的瞎折騰下，這些好好的國有企業，想不發生虧損也難。工廠的正常生產已經漸漸的維持不下去了。這些法人代表們從來不為生產著想，隻是一心一意的巴結領導。
其實，工廠的好壞也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如果一個工廠搞垮了，他們庇股一拍，或者還要高升一級，調到另一個工廠去繼續當他們的官。這樣的好事，他們是何樂而不為。他們決心要把國有企業搞垮。為了維護他們表麵的政績，在工廠不能正常生產的情況下，在工人不能正常發工資的情況下。他們竟然想出了在銀行貸款交利潤這一餿主意。
資改派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大筆一揮，成百萬，成千萬，成億的向銀行貸款。這些貸款，一是、供自己花天酒地的揮霍;二是、冒充工廠的利潤，上交給上級領導部門裝門麵;三是、用於向上級行賄，為自己的升官發財開路。在這些貸款中，並沒有一分錢是真正用於工廠的正常生產的，沒有一分錢是用於發放工人工資的。
當時，那些法人代表們競相貸款，貸款成了一種能力，成了這些人的政績。能夠貸得到款的人，就是有本事。至於如何利用貸款發展生產，對不起，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在不長的時間內，工廠的債務就象是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由原來的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到後來都是債台高築，資不抵債。
當時的老百姓，對於資改派們揮霍國有資產的行為，用順口溜調侃的說，別看我們廠子小，廠長座蘭鳥;別看廠子不賺錢，廠長有座大豐田。經過走資派們這樣的瘋狂折騰，工廠已經是資不抵債了。
凶相逼露，瓜分國有資產。
國有企業因為資改派們的瞎胡鬧，而發生虧損。那些資改派們拍著胸脯說，三年以內，一定要扭虧為盈。工人們聽了此言，一陣高興，以為他們真的良心大發現，要將國有企業搞好。
然而善良的人們做夢都沒有相想到的是，他們的扭虧為盈竟然是要工人下崗，是要買掉國有企業。他們先是說要抓大放小，隻賣小企業，隻賣虧損企業。
可是實際上，他們是大小一齊賣。好的企業，賺錢的企業先賣，並美其名曰，叫做靚女先嫁。由於資改派們的瞎折騰，造成的國有企業的虧損。竟然成了他們瓜分國有資產的借口。這時資改派們露出了鯨吞國有資產的狼子野心。他們說國有企業發生虧損的根本原因是產權不清晰。
現在要建立現代化的產權製度。就是要改製。什麽是改製?一句話，就是要將國有企業低價買給那些所謂的富人，成功人士，買給法人代表們自已。不過，這些富人，成功人士，他們可並不是依靠自己的聰明能幹，經過自己的努力奮鬥，勤勞致富的。而是依靠權力，依靠關係至富的。他們是從權力中衍生出的一群富人，是些紅頂商人。
說實話，什麽是現代化的企業製度? 這個問題，那些資改派的精英們，連他們自己恐怕自已也都沒有弄明白。
資改派們要用超低價出賣國有資產。他們忽悠群眾說，要公開拍賣。
但是實際上，這種超低價的國家資產，不是任何人想買就可以買得到的。他們隻是要買給那些特殊人物。即那些和他們有關係的人。或者說幹脆就是他們自己。他們的所謂公開拍賣的把戲，隻不過是在忽悠咱們老百姓而已。
他們要賣給誰? 要賣多少錢? 他們是早已定好。其它人想賣，那是門都沒有。
他們編出各種理由拒絕賣給普通群眾，最簡明的一條就是錢。一個拿工資的工薪階層，要一下子拿出一筆錢來買個企業，沒有銀行的支持，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而銀行已經成了富人，成功人士的提款機。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從銀行貸到款項。所以隻有他們才有權力購買企業。
有人說，國有資產是用低價賣給資本家的。其實，這是對資改派們的恭維。
資本家們根本上就是空手套白狼，他們做的是無本生意。他們一分錢也沒花，就把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產瓜分了。
他們是如何不花一分錢就瓜分了國有資產的呢?
總結起來有大約有以下幾種方式。
1，隱瞞資產。
資改派們利用職權，將工廠的大量現金，外欠款，原材料，隱瞞下來。然後，他們再和國資部門簽署收購合同以後，再以個人的名義，將隱匿下來的錢拿出來購買國有企業。其實，這些錢都是國家的，他們是用國家的錢購買國家的企業。
2，化公為私，曲線瓜分國有資產。
資改派們利用自已控製的權力，先是利用自已家人的名義，注冊一家私營公司。他和自已掌控的國有公司經營著同一產品。他們利用職權，將優質客戶拉到自已的私營公司。將優勢資源控製起來，將國有公司擠垮，將自已的私營公司越辦越好。此消彼長，然後再將國有公司收入口中。資改派們並無恥將這一鯨吞國有資產的無恥行為稱之為，資產重組。是用優勢企業兼並劣勢企業。
3，空手套白狼。
資改派們先用空頭支票，將國有企業的產權證弄到手，然後再用產權證到銀行貸款。他們隻不過是在銀行的貸款合同中簽個字而已。他們不過是用國家銀行的錢，購買國家的企業。在這種交易中，他們不僅可以不出一分錢，相反，還可以大賺一筆。例如，一個企業的價格如果是以100萬元賣給資本家。資本家們可以用這個企業的產權證到銀行去貸款200萬元～300萬元。他以100萬元作為購買企業的錢，上交給政府。另外的100萬元～200萬元，就輕輕鬆鬆的流進了他們的私人腰包。這樣，他們鯨吞了國有資產不僅不花一分錢，反而能夠賺上幾百萬元。這真是地地道道的無本生意。他們真是發財有方。
4，收受賄賂，坐地分紅。
這是一個普遍的，一個最常用的手法。如一個企業原值1000萬元，資改派們作價100萬元買給他人，他人淨賺900萬，實際上他人可賺400萬，另外的500萬用於賄賂各級官員，各級官員們依照權力的大小，分得他們各自的份額。這叫做，有好大家得。利益均沾，你好我好，大家好。現在發了案的大多是這類賄賂問題。
5，暗中參股。
先由各級官員的利益有關人，即他們的家人，近親屬，參股。這種做法主要是在那些有權的職能部門的官員們，那些能夠為他們提供保護傘的有權人士。而那些富人和成功人士也非常需要這些的保護傘。權錢結合，就成了鯨吞國有企業的基礎。這種情況，在煤礦企業中比較普遍。
總之，資改派們鯨吞國有資產的手段層出不窮。現在全國大部分資產已經落入了資改派們的腰包。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經過這多年的折騰，資改派們在經濟上，已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他們已經控製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接下來他們要幹什麽?隻要不是傻瓜，隻要腦子認真的想一想就會明白。
資改派們，搞垮國有企業，進而侵吞國有資產，這是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陰謀。他們一步一步的將國有企業往絕路上逼。搞垮國有企業，進而瓜分幾十個億的國有資產，他們真是惡毒至極。我們的社會主義陣地就這樣被這些狼心狗肺的資改派們摧毀了。
工廠被賣，幾千萬工人被迫下崗。工廠是工人的全部所在，工廠是工人的大靠山。工人全家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孩子的上學，沒有一樣不是依靠工廠。工廠沒有了就是工人的靠山沒有了。工人又成了無業遊民，又是一無所有，又成了一盤散沙。
本人在當時是一個小縣城內，一個地方國營小廠的一名普通工人。本人一些親戚朋友也全部是普通工人。照時下的說法，是一些沒有任何背景的老百姓。
我的這些至愛親們現在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大家都無限感慨。無限的回憶過去，回憶過去的社會主義輝煌。我們含著眼淚，大聲的呼喚社會主義何時能夠歸來。
本人從65年起，就在工廠內當工人，目賭了國有企業從興旺發達，從輝煌走向破產的全過程。目賭了資改派們瞎折騰，搞垮國有企業，進而侵吞國有資產的全過程。今天回憶資改派們的倒行逆施，對於資改派的醜惡行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也更加使我們認識到毛主席的偉大，社會主義路線的正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正確。
更加加深了我們工人階級對資改派的痛恨。
也對我們自己，為了一些蠅頭小利而輕信了資改派們的甜言蜜語，輕信了他們的無恥謊言，而深深的自責。
世上沒有後慚藥，這些苦果隻有工人自己痛苦的吃下去了。
來源：老兵論道
在農村人民公社實踐了采用先進的機械進行生產作業和從事交通運輸，會引發農村根本性的變革，隨著生產方式的革命，中國綿延了2000多年的小農經濟的思想、生活、行為等樣態將會結束，農民的知識和技術水平會跟著機械的運用大幅提升，人民公社會在先進的生產工具的裝備中鞏固、完善和進一步發展，城鄉會因機械化為中介加強合作。
為此，毛澤東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
1966年2月19日毛澤東同誌看了《中共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後，給王任重複信提出農業機械化規劃問題：各省、市、自治區應當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做出一個五年、七年、十年的計劃，從少數試點，逐步擴大，用25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是年3月12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提出興辦農業機械化的原則：以地方為主;因地製宜，不能一哄而起;多產農林牧副魚等品類;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係起來，國家積累不要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國家計委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意見於1966年7月17日提出《關於農業機械化規劃的幾個問題》的文件：今後15年，即到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總設想分為三個階段。
一、以5年至7年為期，機耕麵積由1965年的2.3億畝達到4億畝以上，灌溉麵積由5億畝達到8億畝左右，基本做到農產品加工的機械化和運輸的半機械化，化肥每畝耕地施用量由13.5斤達到30斤左右。
二、以10年為期，到1975年，機耕麵積達到8億畝，灌溉麵積達到9億至10億畝，進一步提高農產品加工運輸的機械化水平，化肥的平均每畝施用量達到50斤左右。
三、以15年為期，到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1971年8月16日至9月1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擬訂了《全國農業機械化發展規劃》(草案)提出今後10年的奮鬥目標是，要在1980年使中國農、林、牧、副、魚的主要作業機械化水平達到70%以上，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
全國農用拖拉機要達到80萬台左右，排灌動力機械要達到6000萬馬力左右，平均每畝耕地施用化肥達到80市斤左右。在10年規劃的前五年，即到1975年，全國平均耕作機械化水平，由現時的占可機耕麵積的25%，提高到50%左右;全國灌溉麵積，由現時的6億畝增加到7.5億畝，基本上實現糧、棉、油、糖、飼料加工、脫粒的機械化和半機械化;每畝耕地施用化肥40市斤;實現農業人口平均每人1畝高產穩產田。
1974年6月26日至7月12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農業機械會對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主要目標作了適當調整和補充：使農、林、牧、副、魚各業的機械化水平達到70%以上，全國農用拖拉機擁有量達到80萬台左右;手扶拖拉機達到150萬台左右，機耕麵積達到9億畝左右;排灌動力由原計劃的6000萬馬力調整為7000萬馬力，灌溉麵積達到8.5—9億畝;化肥年產量達到6000—6500萬噸;全國糧食總產量爭取達到8000億斤。
1980年農業機械總動力1474.6億瓦特;比1965年農業機械總動力109.9億瓦特，增長1341.7%;農用大中型拖拉機(混合台)83.7萬台，比1965年農用大中型拖拉機(混合台)7.2599萬台，增長1152.9%。
農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機187.4萬台，是農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機0.003956萬台的47371倍;大中型機引農具136.9萬部，比1965年大中型機引農具25.8萬部，增長530.6%;農用排灌動力機械563萬台540億瓦特，比1965年農用排灌動力機械55.8萬台66.7億瓦特，分別增長1009%、809.6%;聯合收割機23028台，比1965年聯合收割機6704台，增長343.5%。
農用載重汽車97105輛，比1965年農用載重汽車11063輛，增長877.5%;機耕麵積4099.0萬公頃，比1965年機耕麵積1557.9萬公頃，增長263.1%。
機電灌溉麵積2531.5萬公頃，比1965年機電灌溉麵積809.3萬公頃，增長312.8%;機電灌溉麵積占灌溉麵積比重56.4 %;(1965年機電灌溉麵積占灌溉麵積比重24.5%)。
化肥施用量1269.4萬噸，比1965年化肥施用量194.2萬噸，增長653.7%;農村用電量320.8億千瓦小時比1965年農村用電量37.1億千瓦小時，增長864.7%。(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人民公社成了與文化、科技結合的載體——培養農村人民公社i的新型農民即《社員》。
公社、大隊、甚至生產隊都辦了各種文化科技陣地，並且與城市各種支農單位及農科所(站)、大學對接，組織農民學習文化科技知識，開展科技種田，同時，也協助科研。
1965年全國農業中學(職業中學)61626所，教師19.7萬人，在校學生443.3萬人(1988年在校學生279.4萬人)。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幫助下進行，1975年冬，湖南上萬人的育種隊伍到海南，製種3.3萬多畝。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報》以《一所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大學》為題，發表遼寧農學院朝陽分院的教育革命調查報告，宣傳“朝陽經驗”。這所學院原名朝陽五七農業科技大學。設有農學、水利、牧醫、果林4個係，幾年來先後舉辦了50多期短訓班，為社、隊培養了近萬名各種農業技術人員。
經驗是：
一、學生實行“社來社去”，即學生由社、隊選送，畢業後仍回到原來社隊當農民，為社、隊培養農業科學技術骨幹——社會主義的新型農民。
二、從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出發組織教學，建立了教學、生產勞動和科學研究三結合的新體製，以科研促教學。根據農業生產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建立若幹課題組，圍繞科研課題組織教學。
三、辦學方式，實行“幾上幾下”，每年分期組織學生回到自己社隊，參加當地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從而使教育超出了學校的範圍，走向了社會。“上”就是在校學習，“下”就是回隊實踐。實例：
1973年6月16日新華社報道介紹“上海市川沙縣六裏人民公社政治夜校情況調查”。這個公社有75個生產隊，從去年9月以來，分別辦起了政治夜校，參加夜校學習的有4800多人，占勞動力總數80%以上，主要學習政治、文化。
人民公社極大地推動了醫療衛生網絡向農村延伸，形成了以“赤腳醫生”為骨幹的新型醫療隊伍的農村合作醫療製度。
1963年9月28日新華社報道：全國2000多個縣和自治區建立起以縣醫院為中心、公社衛生院、大隊衛生保健站為輔助的農村醫療保健組織網絡。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轉載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並加了“前言”：
“赤腳醫生是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對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熱的稱呼。”
“他們大力進行醫療、預防、宣傳工作，為改變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毛澤東對赤腳醫生評價很高：“這個從城裏下到農村的醫生證明，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為了提高赤腳醫生的醫術還建立了培訓和進修製度。
1973年9月26日 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村合作醫療不斷鞏固發展，“赤腳醫生”發展到100多萬人。
但是，這個“新生事物”遭到走資派鄧小平的反對：“赤腳醫生不能一步登天”、合作醫療“是社會主義辦了共產主義的事”。
人民公社在當時缺乏科技力量和化肥等生產力的支持下保證了農業的穩步發展，當時的農業貫徹了“以糧為綱，全麵發展”和“農業八字憲法”。
把“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的方針解釋成隻重視糧，輕視或在實際中會造成普遍的放棄全麵發展是缺乏事實根據的。這個方針真實的內涵是十分清楚的。
1959年，毛澤東指出：“農、林、牧三者相互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報》社論《重農不輕牧》：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不是單一的經濟，它既需要有發達的種植業，也需要有發達的畜牧業，而發達的種植業又是同發達的畜牧業互相聯係，不可分割的，毛澤東同誌指出：沒有畜牧業的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國民經濟。
1972年4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以糧為綱，全麵發展》提出“糧食生產和多種經營決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促進的。”“至於土地，在多種經營的條件下，比單一經營更便於合理安排，充分利用。”“有的同誌劃不清正當的多種經營和資本主義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種經營，忽視抓多種經營”“決不可把黨的方針、政策所提倡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傾向批判。”社論還要求，在辦好集體經濟的條件下，應該允許和指導社員利用剩餘時間和假日，從事適當的家庭副業;經濟作物集中產區，應該以種植經濟作物為主;牧、林、魚區，應該分別以經營牧、林、魚業為主。
從實際情況看：
全國主要農作物播種麵積(萬畝)
總播種麵積 糧食作物播種麵積 占總播種麵積%
1952年 211884 185968 87.8
1957年 235866 200450 85.0
1979年 222715 178894 80.3
1984年 216332 169326 79.3
1988年 217303 165184 76.0
糧食與多種經營的比例，最高年份為1952年87.8%，其餘年份的波動都不大。
全國大牲畜頭數(萬頭)
1952年 7646
1957年 8382
1979年 9459
1984年 10839
1979年比1952年增長123.7%，1984年比1979年增長114.59%
全國肉類產量和豬羊頭數
豬牛羊肉產量(萬噸)肉豬出欄頭數(萬頭)豬年底頭數(萬頭)羊年底隻數(萬隻)
1952年 338.5 6545 8977 6178
1957年 398.5 7131 14590 9858
1979年 1062.4 18768 31971 18314
豬牛羊肉產量1979年比1952年增長313.86%，比1957年增長266.59%;
肉豬出欄頭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286.75%，比1957年增長263.18%;
豬年底頭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356.14%，比1957年增長219.13%;
羊年底隻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296.44%，比1957年增長185.78%;
而糧食1979年比1952年增長202.61%;比1957年增長170.27%，所以，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還是均衡的。(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農業八字憲法指“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等八個方麵的農業增產措施，它是在實踐中提出來，最後被毛澤東概括為農業八字憲法。1958年12月10日，農業“八字憲法”被寫進了黨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可以說它是中國農業第一部科技大法。後來，毛澤東告訴竺可楨，他已看到竺可楨的《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農業八字憲法“是管地沒管天”，在八字外，還應加上“光”和“氣”兩個字。
農業八字憲法將農業發展描述為一個涉及工業、農業、科技等部門和城鄉互動的綜合係統工程，預設了農業增產必須的“人力投入”(如：興修水利、擴大種植麵積)和“科技成果”(如：推廣優良品種、改良工具)兩個條件，並把現實的條件與未來進步的可能性結合起來，在事實中堅持實踐-認識循環模式，采用科技方法，精耕細作，放棄廣種薄收粗放式的經營方式。
農業“八字憲法”提出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關於農業發展問題的文件中，幾乎都有這樣的要求。各地報刊都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僅《人民日報》發表的涉及“八字憲法”的社論就有近80篇。“八字憲法”對我國大幅度提升農業的科技水平起到了加速作用。(參看2004年11月8日合肥晚報摘自《黨史博覽》郭聖福/文)
特別是在農田水利、種子、化肥等方麵成效巨大。在種子研究領域，1964年，袁隆平開始了“雜交水稻”的故事。1971年10月26日新華社報道，中國農村培育雜交高粱和雜交玉米獲得顯著成效。雜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產30—40%，1971年全國已種植雜交高粱2280萬畝。雜交玉米一般可增產25—30%，1971年全國已種植6720多萬畝，占全國玉米麵積的三分之一。
1974年7月17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各小麥產區大力推廣優質品種。1973年4月30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化肥工業高速發展。目前全國小化肥廠已達1400個左右，生產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國化肥總產量的60%。據統計，1970年—1972年，全國化肥產量平均每年遞增310萬噸，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遞增數，提高了將近7倍。1972年從國外引進化肥成套設備，建成投產後每年可產化肥400萬噸。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北方農業會議。8年來農業生產連續豐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糧食已超過“綱要”。北方14個省、市、區糧食過“綱要”的縣有84個，公社有1251個，大隊有26613個。全國高產穩產農田總數達到4.5億畝。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農業大麵積大幅度增產。繼1973年5個縣糧食單產上《綱要》、過“黃河”之後，又有幾個縣達到這個水平。全區32萬克(1克相當於1畝)冬小麥大部分單產過400斤。1974年糧食總產量比1973年增長15%。
文革十年，中國糧食產量從1965年19453萬噸，提升到1976年的28631萬噸，增長147.18%，平均每年增長4.72%。1976年全國人均擁有糧食319公斤 /年(1952年288公斤/年，1988年362公斤/年)。(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人民公社時期的糧食增長主要來源於八字憲法中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精耕細作這些積極的人力投入。
而“科技成果”最重要的部分，如：袁隆平從1964年開始的雜交水稻研究至1975年才取得成功，1978年化肥施用量也僅有884萬噸。而據專家研究，農村承包製後，糧食增長主要來源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化肥(1988年已達到2141.5萬噸)，及其它科技成果。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征兵《科技對糧食增長的貢獻及糧食科技發展的方向》一文對此進行了敘述：“科技進步對糧食增長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學進步貢獻率來定量地測定科技對糧食增長貢獻的大小。
研究結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間，糧食增產諸因素中技術進步貢獻率最大，占48%，其次為化肥貢獻率占35%，其他物質投入貢獻率占14%，勞動力貢獻率5%，而氣候條件的貢獻率為-2%(即造成2%的減產作用)。在當前我國糧食生產中，技術進步的內容是廣泛的、綜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優良品種、栽培技術、植保技術、低產土壤改良技術以及種植結構調整等5項。”這裏所提到的“5項”都在八字憲法之中。
關鍵是，1984年全國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製後，當年糧食達到40731萬噸。然而，1985年糧食就減產，僅為37911萬噸，數年之中都沒有超過1984年的產量。所以，有專家據此判斷，家庭承包責任製刺激的農民積極性在1985年就釋放完畢。前後對比，顯然農民長期的積極的人力投入與人民公社強有力的組織和動員密切相關。
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沒有先知先覺。為了走好自己的路，毛澤東還指出，學習和實踐是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必然階段。
毛澤東認為，“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也沒有什麽先知先覺”。【《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頁。】
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麽“先知先覺”。
在《談話》中，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複實踐，反複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並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隻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頁。】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要堅持走自己的路。“以蘇為鑒”，走適合中國情況的道路，是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特點。1956年4月4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明確地提出：蘇共二十大給我們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毛澤東指出，《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的權利。
毛澤東認為，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所以，他強調：“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等等。這些方麵都是屬於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頁。】
毛澤東認為如何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製。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所有製問題解決之後，管理問題就是最重要的問題。在《講話》中，他指出：“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這方麵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
為了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製的優越性，毛澤東主張在保證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都是全民所有製的企業，實行不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哪些企業由誰去管，這些都是有關建設的重大問題。中央不能隻靠自己的積極性，還必須同時依靠地方的積極性。”【《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頁。】
毛澤東還主張無論是中央部門管的，還是地方各級管的企業，都要在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權。
國民經濟隻有在綜合平衡下才能持續協調穩定的向前發展。
在《談話》中，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頁。】
在《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一文中毛澤東更是明確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
因此，在《談話》中，毛澤東在工農業發展的總體布局上，再次強調我國需要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工農業同時並舉。
毛澤東指出：“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證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頁。】；
毛澤東:“要使重工業迅速發展，就要大家都有積極性，大家都高興。而要這樣，就必須使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輕重工業同時並舉”【《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頁。】。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戰略與布局。通過怎樣的經濟發展戰略來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曆史任務，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重大課題。對此，毛澤東進行了長期的艱辛探索。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國家的富強”，要“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801頁。】。
從50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對我國經濟建設道路的構想，逐步由“實現工業化”向“整個國民經濟現代化”的轉變。
在《談話》中，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進一步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這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實現“四個現代化”戰略任務的表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工業化的理論。
毛澤東還進一步明確指出，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不準確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頁。】
毛澤東:“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頁。】
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裏麵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頁。】
這不僅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國家政治生活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卻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是完全適應於生產力、上層建築是完全適應於經濟基礎的。即便是承認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也是在承認“完全適合”的前提之下。
對此，毛澤東指出，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乃至共產主義社會仍然會起作用。他辯證地分析指出：“從世界曆史來看，……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頁。】
毛澤東認為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各階段發展的動力。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是一個由許多矛盾構成的複雜矛盾體係，其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矛盾，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成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過程中，毛澤東希望找到一條中國應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道路。
所以，毛澤東始終重視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相比較，尤其是從反思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之中思考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路。
毛澤東認為，“學習蘇聯，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科書有缺點，但比較完整”【《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頁。】。
毛澤東提出了一係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創造性見解。擇其要者，包括：社會主義可以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由於中國長期貧窮落後，又長期遭受帝國主義的欺負和壓迫，所以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
1954年6月，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的時間，打下一個基礎。用十個五年計劃即五十年時間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設想。
此後，毛澤東多次闡述了他這個要準備長期奮鬥的設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取得的經驗和教訓，通過黨中央及時糾正失誤，號召全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使毛澤東更加堅定了這個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按“五年計劃”己經開始穩步發展。
毛澤東強調“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
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的階段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要波浪式發展。
俗話說，欲速則不達。馬克思主義也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首先是一個自然曆史過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頁。】。
而且，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
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不能操之過急。急於求成，希望一蹴而就，反而辦不成事，而且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穩步向前發展。
對此，毛澤東在《談話》中強調指出：“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
這告訴中國共產黨人，盡管中國廣大人民群眾迫切希望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但是決不能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否則，隻會如同1958年大躍進中劉鄧刮起超越中國實際情況的“共產風”，給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社會發展帶來更多的矛盾和困難。大躍進中的“共產風”是在誤導全中國人民群眾，沒有按照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自然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