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兩新聞看得我毛骨悚然

錢理群：兩新聞看得我毛骨悚然

 

 

《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結出的惡果，這是“罌粟花”，美麗而有毒。》

《而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其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大大超過那些昏官的。》

錢理群教授的文章這樣寫道：

07年有兩條新聞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說第一條。這是暑假以後新學年開始的一個報到，說是大學新生一報到，有些學校領導就約見學生家長，提出現在開始就要為學生未來的職業做準備，要對學生進行職業的訓練和指導，好像我們北大還有專門的組織，指導學生根據求職的需要來設計自己四年的大學生活，還要讓這些學生提前和招工單位的人事部門見麵，以便公關。這真的讓我大吃一驚，我曾經感慨應試教育之外的教育都進不了中學教育，現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機：要求大學生按照就業的需要來設計自己的大學生活，與就業無關的教育是不是也進入不了大學教育呢？

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個全國高校通識教育培訓班講我在大學講魯迅的情況。講完了一位大學老師舉手提問題，要我介紹一下在大學裏講魯迅課，怎樣有利於學生求職就業。我當時聽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裏卻涼透了。我無意責怪這位青年教師，因為他在上課的時候別人也這麽問他：你這個課和就業有沒有關係，有關係我來聽，沒關係我不來了。這就非常可怕。當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說大學不能成為職業培訓班。我想北大還不至於，然而北大也有這個趨勢，今天的整個的教育是圍繞著應試和就業來展開，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實。

這裏涉及一個嚴重的，我們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業和大學教育的關係問題。我曾經多次對80後的大學生講，我非常同情你們這一代，你們中學碰到應試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又麵臨著畢業以後可能沒有工作。這在過去沒有過，都集中到你們這裏了。我1956年中學畢業考大學，當年大學招生人數比中學畢業人數要多，我們那一代人不存在應試問題。再早幾年，我想蔡恒平他們那個時候，可能也不存在畢業後的就業問題。你們恰好碰到了，兩個東西都給你們遇上了，這是這一代大學生所必須麵臨的現實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否認就業問題給我們大學教育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新的挑戰。正是這一嚴峻的現實，出現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論調，需要在理論上進行澄清。這裏我想談談對大學教育和就業關係的四點看法。

首先，我認為大學就業難，確實暴露了大學專業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比較陳舊，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學生知識結構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學應該進行教學內容、課程設置上的更新調整。這是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有的一個內容。第二，我們要具體分析一下，大學生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原因在哪裏。在我看來，一個重要方麵是精神素質的問題。很多就業單位，對大學生的素質有許多批評，我覺得我們大學生應該聽一聽這樣的批評。他們主要認為現在的大學生，一個是獨立自主能力比較差，一個是缺少團隊精神，不善於和他人合作，還有知識麵太狹窄，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不足。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精神素質問題。而這種精神素質問題，就是獨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學應試教育的後果。正是因為這樣，大學教育就應該補這個課。中學的應試教育造成了你們這些毛病，這些弱點應該在大學裏彌補，大學不僅僅使你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技術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健全發展的現代公民。如果不著眼於這一點，隻是按職業知識、技能的要求來設計自己的大學生活，那麽，你們中的許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學成了應試機器，到大學又成了就業機器，這樣來度過自己的青春時代，且不說會影響自己一生的長遠發展，單就個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個問題，我們對就業問題的看法，應該有一個長遠的眼光。我們常說未來社會是一個知識社會，信息社會，這個社會有什麽特點呢？就是職業轉換很快，很少有固定一個職業的人，因為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不斷有一些新的專業、新的課題、新的職業出現。這使得每個人必須不斷變換自己的職業、自己的社會角色，這是現代知識、信息社會的一個很大的特點。這和我們那時候不一樣，我們那個時代分配到哪裏，就永遠不動了，一輩子做這個事兒。現在不行，它是不斷變換的。你們可以問問蔡恒平這些師兄，他們從北大畢業以後換了多少職業。他們現在的職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學的，但北大訓練了他的基本觀念、能力，他們就能不斷地變換自己，適應社會發展和自我發展的變化著的需要。這就是說，未來的知識社會、信息社會對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簡單地說，它要求兩種能力，一方麵，應變能力要強，一方麵創新能力要強，這是新的人才觀。如果你過早的隻顧及某一個職業，某一方麵的訓練、過分狹窄的訓練，就不能適應未來的競爭。未來社會的競爭，是一個素質的競爭，一個學養的競爭，一個創新能力和應變能力的競爭。因此僅僅從就業的角度來考慮，也應該為自己設計一個全麵的發展的規劃。在我看來，大學裏，除了我剛才說到的一些精神層麵的問題、要成為現代公民之外，至少應該具備三大能力。一個是終身學習的能力，這裏包括中外語言的聽說讀寫能力，還有利用文獻、工具書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實驗、計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維能力，具有開闊性、廣泛性、創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維能力。具備了這三大能力，你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就強了，可以不斷變化自己的工作和社會角色，這才是未來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棄這一點，隻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場需求，把自己的視野、知識麵、能力訓練弄得非常狹窄，那麽即使取得了一時之效，可能找到了一個工作，但是底氣不足，在持久競爭中遲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諸位，你們已經吃夠了應試教育的苦了，在應試教育之下，你們的學養、素質已經非常的狹窄了，如果在大學裏再浪費大好時光，再隻關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對自己長遠發展的培養，那你是目光短淺，你要抱恨終生。第四個方麵，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具體技能培養的問題，但我覺得隻要在工作之前進行訓練就行了，大家必須建立終身學習，終身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的理念。具體的培訓是可以通過訓練班來解決的，不是在大學裏來解決的。大學適當開一點這種課我也不反對，但大學主要的，我想還是我剛才所提到的兩方麵的發展，一個是作為人的現代公民的全麵發展，一個是基本能力的培養。否則的話，眼光狹窄地把我們的大學辦成一個職業培訓班，那可能再度耽誤大家，而且可能整個地耽誤我們國家民族的發展。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條新聞。

大學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麽人才尖子？

第二條新聞也讓我吃了一驚。說新生未入學，家長和學生就忙成一團，通過一切途徑，找各種關係以求打點、照應。據說很多大學生，還沒上大學，就開始打聽，大學英語課，是某某老師教的？哪個給分數高？團委和學生會哪一個比較有前途？評獎學金是不是隻看成績還要在學生會混得很好？還沒進學校就開始打聽這些消息。據說有一個沒有正式報到的新生，把學校裏主要領導、團委書記、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這真讓我目瞪口呆。公關思維、搞關係思維，已經滲透到大學一年級學生中，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為背後隱藏著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和我們北大是有關係的，人們經常說北大是全國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養尖子，要培養精英。我自己並不一般地反對精英，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更重視非精英，更重視普通的學生。正像魯迅所說，可能有天才，但是沒有泥土就沒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這樣的學校，培養精英是無可厚非的。我們現在需要討論的是，我們要培養什麽樣的精英，或者我們每個同學要把自己培養成為什麽樣的尖子？這個問題是更加重大，也許是更加嚴峻的。

我現在恰好對這些尖子學生非常擔心——當然不是全體——但是相當一部分尖子學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讓我感到憂慮。在我看來，真正的精英應該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係演講時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擔，要有對自己職業的承擔，要有對國家、民族、社會、人類的承擔。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是我剛才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所謂“絕對”，是指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所謂“精致”指什麽呢？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製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說，我接觸了很多這樣的學生，甚至覺得這都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典型，是可以作為一種文學的典型來加以概括的。下麵就是我的文學概括，並不具體指某一個人。比如說吧，一天我去上課，看到一個學生坐在第一排，他對我點頭微笑很有禮貌，然後我開始講課。在一個老師講課的時候，他對教學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講到哪裏學生會有什麽樣的反應，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這個學生總能夠及時地作出反應，點頭、微笑，等等，就是說他聽懂我的課了，我很高興，我就注意到這個學生了。下課後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麵前來，說“錢老師，今天的課講得真好啊！”對這樣的話，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對我的課大加讚揚，但我總是有些懷疑，他是否真懂了，不過是吹捧而已。但是，這個學生不同，他把我講得好在哪裏，說得頭頭是道，講得全在點子上，說明他都聽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實說，老師講的東西被學生聽懂了，這是多大的快樂！於是我對這個學生有了一個好感。如此一次，兩次，三次，我對他的好感與日俱增。到第四次他來了：“錢先生，我要到美國去留學，請你給我寫推薦書。”你說我怎麽辦？欣然同意！但是，寫完之後，這個學生不見了，再也不出現了。於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點頭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資！這就是魯迅說的“精神的資本家”，投資收獲了我的推薦信，然後就“拜拜”了，因為你對他已經沒用了。這是一個絕對的利己主義者，他的一切行為，都從利益出發，而且是精心設計，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評他嗎？我能發脾氣嗎？我發脾氣顯得我小氣，一個學生請你幫忙有什麽不可以？這個學生有這個水平啊。但是，我確實有上當受騙之感，我有苦難言。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養出來的一部分尖子學生。問題是，這樣的學生，這樣的“人才”，是我們的體製所歡迎的，因為他很能迎合體製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這裏。那些笨拙的、隻會吹牛拍馬的人其實體製並不需要，對不對？就這種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義者，體製才需要。這樣的人，正在被我們培養成接班人。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我最擔心的問題。我講這番話的意思，也不是要責備他們，這也不是這些學生本身的問題，是我們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所培養出來的，這是我們弊端重重的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結出的惡果，這是“罌粟花”，美麗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覺。

我今天講這番話是希望在座的同學，你們應引以為戒，並且認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麽，要把自己塑造成什麽樣的人才？不要隻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這樣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的問題的要害，就在於沒有信仰，沒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關懷，大悲憫，責任感和承擔意識，就必然將個人的私欲作為唯一的追求，目標。這些人自以為很聰明，卻恰恰“聰明反被聰明誤”，從個人來說，其實是將自己套在“名韁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其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大大超過那些昏官的。而我們的大學教育，我們北大的教育，培養出這樣的“尖子人才”，就不僅是失職，那是會對未來國家、民族的發展帶來不可預計的危害，從根本上說，是犯罪的。問題是，我們的教育者對此毫無警戒，而我們的評價、選才機製，又恰恰最容易將這樣的“有毒的罌粟花”選作接班人。在我看來，這構成了中國大學教育，特別是北大這樣的重點大學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機。我個人，退休以後，在一旁冷眼觀察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憂慮的就是這個問題，但我一直沒有機會提出來。因此，我要感謝今天的座談會能讓我說出自己鬱結已久的焦慮。

[yongbing1993]

資本主義製度下會有《文革》嗎






走資派牛鬼蛇神豈能懂《文革》？一些不懂《文革》的總喜歡拿《文革》來說事，見到群眾運動或學生運動時總說《文革》來了，真是有點如馬戶又鳥們不知自己有幾斤幾兩？在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社會製度下會有《文革》發生嗎？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罷工，或各種群眾運動，或各種學生運動都是對剝削壓迫的反抗，以爭取自身的利益。這種群眾運動或學生運動自馬克思主義的共運之後就己成為常態。這不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革》。

又有一些資產階級的磚家叫獸右派走資派牛鬼蛇神們，站在資產階級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能懂得《文革》嗎？例如資本家馬雲說“996“是打工人的“福報“，然而大多數的打工人應該是不認可的。又例如香港的“國安法“對於香港特區政府和大多數的港民來講是認可並執行遵守的。但還是有少數港人反對，更有趣的是加拿大聯邦國會反對黨華人麵孔的議員，舉著反香港的“國安法“的牌子領著幾個不知道是不是文革漏網的牛鬼蛇神在遊街反對香港的“國安法“。台灣的什麽群眾運動更是扯不什麽《文革重演》了？美國的黑命貴更不是《文革》。近期的西方世界各大學校園內的學生運動以《支持加沙人民被滅絕反戰》為主，跟新中國毛澤東的《文革》根本扯不上半點關係。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經過正反麵檢驗過的真理，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表現形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要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須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隻有明白了這個理論的來龍去脈，梳理了這個理論的主要觀點，揭示出這個理論的本質內涵，弄通了這個理論，才能提綱挈領，入木三分，對文化大革命有一個更為深刻的認識。

研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出發，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為參照，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運用對立統一規律，以現已公布的文獻資料為依據，深入剖析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取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的方式，通過對繼續革命的全方位考察，形成對繼續革命的係統認識，構建繼續革命的理論，進一步闡明這個理論在毛澤東中國革命理論體係中的重要地位。

階級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奠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基石。後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在否定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是從鏟除這個基石做起的。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就取消和否定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存在的提法，繼而走資派特色政府堅持否定階級鬥爭不存在一直至今。

有人說，從馬列主義以生產資料來劃分階級的標準來分析，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建立起來了，階級矛盾已經解決了，並不具備進行革命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因而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的。事實上果真如此嗎? 當然不是。那麽，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為什麽階級矛盾還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這裏所講的階級鬥爭，不是從經濟範疇說的，而是從政治思想範疇來講的，也就是說主要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產資料來作為階級劃分標準的。毛澤東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雖然被消滅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如果不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消滅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一旦條件適宜，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隨時會變成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也就複辟了。存在於每個人頭腦中的自私自利思想，機會主義，精致的利己主義泛濫成災。走資派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充分證明了，看今天的走資派治理下的中國社會現狀不就是最好的反麵教員嗎。

那麽，這個階級劃分標準的變化，到底是對馬列主義階級劃分標準的發展還是背離呢? 用走資派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的實踐正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資本主義在蘇聯東歐地區的複辟就是有力的證明。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立即將文革被否定以後，中國出現的嚴重腐敗問題，以及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大麵積破產，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的迅速發展，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資本家地主階級的崛起，也可以為此提供十足的驗證。

這些活生生的現實的血淋淋的階級鬥爭，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從實踐上證明了，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變成了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新生了千千萬萬個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豪資本家階級，或者私有化掌握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的資本家出現後，官商勾結貪汙腐化還要為資本家鳴鑼開道的走資派官員。而《文革》就是針對走資派和資本家的。要研究繼續革命的理論，必須要弄清楚為什麽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階級矛盾還是中國社會主義社會製度的主要矛盾。如果這個問題搞不清楚，那麽繼續革命的理論就失去了立論的依據，如同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一樣，隨時有坍塌的危險。所以說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是不存在《文革》會發生的。因為《文革》是批判走資派，資本家和牛鬼蛇神，自私自利，機會主義和利己主義的。

這裏還要解釋清楚繼續革命發生的原因。到底為什麽要發生繼續革命呢? 不同的階級，站在不同的立場上，運用不同的認識工具，就會做出不同的回答。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分析，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運動是繼續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主要矛盾是繼續革命發生的主要原因，中國共產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是繼續革命發生的直接原因。中國共產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具體表現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製度整個曆史時期總路線的鬥爭上。

這三個原因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係。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基本矛盾決定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來，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內的兩條路線的階級鬥爭。三條總路線就是為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問題提出來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要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問題，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曆史時期總路線是要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問題。兩條路線的階級鬥爭，是黨內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問題上存在分歧的反映。由於這個原因問題極為重要，是繼續革命的立論基礎，需要論述的篇幅較大，因而筒單列出來，作為今後進行具體論述。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從繼續革命的原因開始，梳理出了繼續革命的十二個要點，這就是：原因，性質，本質，實質，目標，任務，對象，動力，目的，方法，後盾，前途。通過對這些要點的剖析和論述，勾畫了繼續革命的理論概況，使人們對繼續革命的理論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有三個裏程碑。馬克思主義是第一個裏程碑，列寧主義是第二個裏程碑。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裏程碑的地位。這是因為毛澤東在這個理論中解決了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以後，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等一係列問題。這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不僅第一次從理論上進行了係統地論證，而且還付諸於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的緣故。所以，不懂馬列毛主義的瞎亂叫，文革又來了是不存在的。文革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為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時才發生。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繼續革命的理論正確與否，最終還是要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夠得到證明。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正確性，不僅表現在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體係進行分析和論證的時候，更重要的還是表現在被實踐所證明了的時候。繼續革命的理論不僅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麵檢驗，也經過了文革被走資派鄧小平否定後的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的反麵檢驗。如果把繼續革命的理論比作燧石，那麽這正反兩方麵的實踐檢驗就如同為辨別真假去撞擊燧石一樣，燧石被撞擊後發出的燦爛光芒證明了繼續革命的理論顛撲不破，照耀著共產黨人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

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的理論亙古未有，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論述精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最新成果。勞動人民對這個理論的研究和解讀和認識更加接近真理，使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的理論真正成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自己改造社會的思想武器，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鬥爭。

[yongbing1993]

思想與政治教育都是不能分開的





思想教育與政治教育從來都是不能分開的。

把國民培養成為一個什麽樣的人，這是美國對國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終目標和要求。

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搞的是市場經濟，而且是一種發展到成熟的、很高階段的市場經濟。政府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著為榨取、獲得最大利潤，為資本主義製度的鞏固和發展服務的。

美國政府並不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互相聯係的重要性而不是分開。

美國政府是十分注重對國民普遍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認為是政府行為的重要部分。

在曆屆政府的施政綱領中，教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布什擔任總統時，就製定過《2000年，教育戰略》的文件，在這個文件中，規定了教育的核心課程有5門：英語、數學、自然、 曆史、地理。要求曆史、地理是必須合格，才能取得學分，才能畢業。如 曆史上課時可稱"抗美援朝"嗎? 地理課上講如何從墨西哥霸占上地嗎?

在美國一向都是把曆史、地理做為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對學生、對國民進行教育的。可見他們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注重程度。

美國政府還把履行國民權利與責任做為重要的教育內容，教育學生和國民具有履行國民的權利和責任所必要的知識和技能。不會講八小時工作製如何來的。五一勞動節為什麽改為九月份。等等

克林頓上台，也同樣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樣製定了《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內容與布什的《2000年：教育戰略》差不多。

由於美國政府的官方傳媒對共運、馬列、共產黨、社會主義等的惡意宣傳，總是把新中國的思想政治教育誣蔑為“洗腦筋”，用以惡毒地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是一個暗無天日的專製極權國家。

因此美國人又彧是美奴才們都說到“你們中國人就好洗腦筋”。其實“‘洗腦筋’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美國也同樣重視對人們進行‘洗腦筋’，不僅要對本國人‘洗腦筋’，還不遺餘力地要對全世界的人進行‘洗腦筋’”。

在美國的大學裏，通常都開設有“綜合教育”或叫“通識教育”的課程。開設有《職業與文明》的課程。課程的目標明確規定為“保持與擴大美國社會必須的倫理和社會價值。”

美國政府的目標下宣揚資本主義社會的優越性，宣揚美國社會製度的優越性。

美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標從來就十分明確

美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以人利己為中心，圍繞著培養什麽樣的人利己為目標。

美國為了培養適應資本主義製度的人，他們一麵極力宣揚、推行資產階級一套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麵則極力詆毀不同於他們價值觀的思想體係。

美國政府和一些政客尤其對穆斯林文化和東方文化最仇視、最反感的。他們時時宣傳穆斯林文化和東方文化對他們的威脅，在國民中製造各種各樣的誣蔑穆斯林文化和東方文化的奇談怪論。

美國電視事業很發達，電視頻道中，就專門設有曆史頻道，天天通過電視，生動地向人民進行曆史教育，教育人民不忘過去，牢記曆史的經驗教訓。

美國還注意從社會學、心理學、曆史學、人類學各門學科入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加強對國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為了培養適應資本主義製度的人，他們一麵極力宣揚、推行資產階級一套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麵則極力詆毀不同於他們價值觀的思想體係。

美國小學高年級（五、六年級）的史地課教學和作業，有一課主要講美國對西部的開發，講了開發西部艱苦、死亡、流血的曆程，課後就讓學生畫向西開發移民的路線圖，沿途所遭受的艱難困苦和流血犧牲的場麵，讓學生到圖書館自找有關資料，畫成各種圖畫，在班上展覽。有的曆史事件曾是發生在附近的地方，就帶學生去參觀。讓學生上了一堂非常生動的課，理解了西部開發的艱苦曆史，理解了今日繁榮來之不易，是奮鬥、流血的結果，理解了今日的繁榮而感到國家的可愛，民族的自豪，愛國之情油然而生。

[yongbing1993]

因循守舊愚昧無知《自由貿易》







列寧：我們已經移動了一座其重無比的大山，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舊，愚昧無知，頑固堅持《自由貿易》、堅持把勞動力當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樣“自由”買賣的習慣。我們已經開始動搖並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見，那種一成不變、世代相傳的落後習慣。

列寧：隻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資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塊基地來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來建立新的社會聯係、新的共同勞動的紀律和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整個國民經濟(進而是國際經濟)的新製度。

列寧：這是改變多少年來被敗壞的風俗的事情，而敗壞風俗的，正是萬惡的生產資料私有製以及由小個體經濟即私有者經濟在“自由”交換條件下必然產生(並且經常重新複活)的那種勾心鬥角、互不信任、互相敵視、各行其是、爾虞我詐等等惡劣風氣。

列寧：幾百年來，貿易自由、交換自由被千百萬人奉為經濟學上的金科玉律，成了億萬人的根深蒂固的習慣。這種自由同資產階級宣布並實行的其他“自由”，如“勞動自由”(應讀作:餓死的自由)等等一樣，都是十足的謊言，都是用來掩飾資本主義的欺騙、暴力和剝削的。

郝貴生：“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嗎?

作者：郝貴生

——三評“真理標準大討論”

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實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討論，而是在權力意誌支配下，全國黨、政、軍及思想理論界一窩風的跟風運動)後，在所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口號之下，開始了某大人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中“解放思想”的行為，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從馬克思《資本論》中的科學結論中解放出來，也就是從馬克思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解放出來。這位大人在南巡講話中為提出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時說：“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裏關鍵就是究竟如何理解“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本質究竟是什麽?“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究竟什麽關係?

我們首先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象的基本概念講起。

一是“商品”概念。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商品是用來進行交換的勞動產品。商品不是人類社會永恒的現象，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私有製和私有觀念產生之後出現的經濟現象。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存在商品經濟，但不是社會的主導。封建社會從總體上是自給自足的社會。馬克思概括商品交換的公式是W-G-W。這裏的商品W完全是勞動的產品。

二是“資本”概念。伴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商品經濟逐漸取代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在存在W-G-W的同時，也出現了另外一種交換公式即G-W-G'。前一個公式G是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而第二個公式中的G就是“資本”，這裏的W就不是一般的勞動產品，二是包括一般勞動產品、土地及勞動力等特殊的商品，這裏的G'一定大於前者的G，G'減去G就是剩餘價值。馬克思所有的經濟學著作及其理論在一定意義上都是圍繞“資本”的運行過程、手段、方法論述的，所以叫《資本論》。其整個《資本論》極其詳細地論述了資本的本質、本性、過程、曆史作用和危害性。

“資本”現象不是馬克思首先發現的，早在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那裏就已經作為經濟學理論的主要概念加以闡述了。但他們大多數人把“資本”現象僅僅看做隻是一種物，看做生產工具。馬克思與他們最大區別就是承認“資本”本質是人與人的關係。馬克思說：“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834頁)“單純從資本的物質方麵來理解資本，把資本看成生產工具，完全拋開使生產工具變為資本的經濟形式，這就使經濟學家們糾纏在種種困難之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594頁)

那麽資本反映的究竟是什麽樣的人與人的本質關係呢?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能夠給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的貨幣，而剩餘價值就是資本家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餘勞動。所以資本所反映的人的本質關係就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這恰恰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即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剝削關係。所以在馬克思那裏，資本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完全是等同概念。

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中沒有“市場經濟”這一概念，但有“商品經濟”與“市場”概念。把整個資本和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的資本主義市場行為概括為“市場經濟”是列寧。例如列寧在《十九世紀末俄國的土地問題》(《列寧全集》15卷104頁)中說：“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任何一個經濟部門，在市場經濟的統治下，都沒有可能均衡的發展。”《列寧全集》15卷104頁)，在《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鬥爭》中說：“隻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法律也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實行巨大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同時把所有的土地、工廠、工具的所有權都轉交工人階級，才能消滅一切剝削。”(《列寧全集》10卷407頁)

20世紀以來，西方學者為了掩蓋資本主義赤裸裸的經濟剝削現象，於是就把世界上存在的主要國家區分為“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兩類國家，開始使用“市場經濟”概念。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存在商品經濟，但社會的本質和體製不是商品經濟，因為隻是一部分勞動產品拿到市場交換。所以這種經濟體製的本質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的最大特點不僅把一切勞動產品全部推向市場，而且把全部生產資料、土地和勞動力也都推向市場。所以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體製就是完完全全的商品經濟，也就如同列寧所說的，市場經濟。他與資本主義之前的商品經濟有質的不同。資本主義不僅把本國變為市場經濟，也力圖把整個世界變為市場經濟。也正是這種把生產要素中的最主要要素勞動力推向市場，所以才能夠使資本家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餘價值。所以從這個意義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二者是完全劃等號的。而且上世紀聯合國所劃分的“市場經濟”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標準就是把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劃為“市場經濟”體製國家，把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劃分為“計劃經濟”體製國家。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那裏，資本、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雖然是三個概念，但本質上是一樣的、內涵與外延是等同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不能因為三個概念、字詞的區別而割裂它們內在同一、等同關係，更不能停留在現象上，歪曲和閹割資本和市場經濟的本質。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的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在使用這三個概念時，自覺不自覺地又開始把資本、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三個概念割裂開來。

一是把資本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經濟學家以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文明成果為由，主張引進和利用西方國家的“資本”。在他們眼裏，“資本”就是貨幣，就是金錢，就是物，自覺不自覺地否認“資本”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他們提出“承認資本，發展資本，引導資本，駕馭資本”的極端錯誤的口號。他們借口馬克思對“資本”在曆史發展中的曾有過積極和促進作用，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內容就是要正視和承認資本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所以要大膽借鑒和利用“資本”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為“資本”大開綠燈。他們也承認“資本”有消極和破壞作用，主張對“資本”要加以限製、引導、開紅燈，要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體製中“駕馭資本”。這完全是對馬克思科學評價“資本”思想的歪曲。馬克思對“資本”是曆史辯證的評價，當資本主義處在上升時期，資本的積極作用確實大於消極作用，但伴隨資本主義的深入發展，其內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表現為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表現為必然滅亡及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曆史必然性。馬克思也確實說過對“資本”加以一定“限製”的思想，但這隻是在一定意義上。真正實現《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製、消滅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就不是“限製”資本，而是“消滅”資本。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階級“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製度’。”也就是消滅資本主義。

二是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中國當前某些權力者和經濟學家，為了給他們提出的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提供理論依據，硬要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正如本文開頭指出的某位大人1992年南廵講話中，胡說“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他借口市場與計劃是手段的思想，硬要說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也是手段，資本主義可以利用，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市場經濟也可以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某位中國當代經濟學家的一位權威人物最近一篇文章中硬要把所有製與經濟運行方式割裂開來。他說：“產權的私人所有製、合作所有製、集體所有製、國家所有製，說的是生產資料或生產要素在法律上的最終歸屬，而市場經濟或市場化說的是經濟如何運行，主要是生產什麽、生產多少、如何定價的問題，要由各類性質不同的經濟主體或企業自行決策。也就是說，前者涉及生產要素的公有與私有問題，而後者涉及經濟運行或經濟調節的市場與計劃(政府或國家)問題。倘若使用‘資源配置’一詞，那也是前者指資源由私人企業，還是集體企業或國有企業來配置;而後者指資源是由企業，還是由政府來配置，即‘資源配置’包括產權配置和調節(運行)配置兩個不同層麵的含義。因此，公有製或社會主義可以與計劃經濟結合，也可以與市場經濟結合;私有製或資本主義可以與市場經濟結合，也可以不同程度地采用計劃或政府調節的方式。”這同樣是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和根本否定。馬克思揭示的市場經濟運行方式與資本主義的所有製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沒有資本主義的所有製，就不可能有把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完全推向市場的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的市場經濟體製。二者完全是一個問題。這位權威人士硬要把資源配置、生產什麽怎樣生產的問題與資本主義所有製割裂開來，然後再與社會主義公有製嫁接在一起。

那位大人在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的同時，也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句話是對的，但“市場”不等於“市場經濟”。市場是手段、方法，市場經濟是體製，借口“社會主義有市場”，理論上推導出“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完全是偷換概念的詭辯論的手法。

同時。我們講的“市場經濟”不能與“社會主義”的結合。這裏的“社會主義”是指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無產階級專政和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經濟和政治製度。如果按照那位大人歪曲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給社會主義的本質下的那個定義即“社會主義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那麽這種“社會主義”確實可以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但它絕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實質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學習和繼承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就必須把馬克思經濟學思想的資本、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完全看做同一含義。割裂資本、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本質關係，硬生生捏造和杜撰出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且自我標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就等於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概念，是驢唇不對馬嘴的行為，是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本質區別的典型的“合二為一”的楷模。這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創新”，而是“倒退、背叛”。我們今天也確實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但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的觀念中解放出來，而是應該從“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觀念中解放出來，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解放發出來。沿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軌道上把社會主義進行到底!

[yongbing1993]

走資派鄧小平的《謊言總公司》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一，走資派鄧小平“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亂臣賊子汪東興說：沒有毛主席，鄧小平什麽也不是。沒有華國鋒，鄧小平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盡管汪東興與華國鋒背叛毛主席的教導，違法黨紀國法夥同走資派發動反革命政變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災難，但對於鄧小平的評價是符合事實的。毛主席說，鄧小平當過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這個定論任何人休想改變得了！

鄧小平：“保證永不翻案”，結果翻了個底朝天。把一個好端端社會主義祖國演變成一個千瘡百孔的資本主義社會。文革中鄧小平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他說，“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鄧小平在《寫給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發誓：“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在信中說：“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登上權力的尖峰以後，掀起的翻案風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難道說還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嗎！？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二，《四人幫是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

事實是走資派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實線證明他們才是真正的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鄧小平還說：“他們就趁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著鼻子走。這說明什麽？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誌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裏體現出來。”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黨內的二號走資派，對黨中央和毛主席表明這樣的政治表態，應該說是正確的。鄧小平的這個政治態度，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記在心中的、是眼睛看著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鄧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權力的尖峰。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三，《文革是十年內亂、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正如鄧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說的一樣：“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四，《走資派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

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主席的信中說：“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的確，鄧小平是一個“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這也許是鄧小平不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內心世界吧。

鄧小平“垂簾聽政”，重權在握，居高臨下，又不出任總書記或國家主席，最後還是要自封為“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而且還有那麽多追隨者隨聲附和，連篇累牘地為“核心”論尋找依據。

《謊言》五，《階級鬥爭熄滅論了》。

走資派鄧小平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逐步導致國內外敵對勢力越來越猖獗，特別是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氣焰越來越囂張，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他否定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否定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人民公社體製；讓5000萬國有集體企業工人買斷、下崗、失業、受窮，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讓兩億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為資本家打工，受盡剝削和壓迫，成為全世界唯中國獨有的“農民工”現象。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六，《文革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七，《鄧小平是“無產階級革命家”》。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而沒有富起來的工農大眾，成為相對貧困或者絕對貧困，中國有絕對貧困人口兩億（按照世界標準）。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會財富，反映財富分配的基尼指數，中國0.5，美國是0.4，其他發達國家0.28以下，中國的貧富差距為世界之最。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以富人和官僚資本為特征的新生資產階級。

鄧小平由於疏於學習，沒有讀過多少書，讀一點書，也從來不寫字，不劃道，不記日記。對馬列毛主義從來就沒有一篇具有係統性理論性思想性特別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總設計師”提出的理論，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談怪論。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八，《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說：“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你說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沒有定規麽，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金庸，和金庸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時說的一段話。這段話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沒有定規麽”。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從《共產黨宣言》、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到共產黨的所有文獻資料，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實踐，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都沒有對社會主義作出理論上的任何“定規麽”。

鄧小平曾坦言：“我讀的書並不多。”他的女兒鄧榕回憶，鄧小平沒看過馬恩全集，看的是選集，通讀了列寧全集。他的兒子鄧樸方回憶說，“他看書從來不在上麵寫字，連個道都不畫，熟記在心，融會貫通，他也沒有記日記的習慣。”

《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人關於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並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然後“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什麽是社會主義？老祖宗馬克思說得最明白：“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就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這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

列寧曾指出：“隻要還存在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貨幣權利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九，《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十，《不當“皇帝”，結果自我包裝成“核心”。》

鄧小平說：“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誌、李先念同誌，還有葉帥。這１０年我們黨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崗位，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

鄧小平說：“華國鋒隻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

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

[yongbing1993]

文革中我被江青關進秦城監獄的






戚本禹：回憶江青同誌

江青在文革前後和我的幾次交往

雖然平時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見她，但並沒有和她多說話。因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聽說她在蘇聯養病期間，斯大林曾送給她一塊綠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圍的蘇聯女士看了都紛紛地效仿，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江青綠”，在莫斯科風靡一時。我總覺得，像我這樣小小的見習秘書是不應該去打攪她的。可沒想到，在批閱我送審的信件和文件時，江青已經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馬”事件中，我們受到中央辦公廳領導錯誤打擊的時候，我聽主席身邊的人告訴我，江青跟主席說，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歲就來到主席身邊了，他們怎麽會反黨！在我處在困難的時候，她給了我支持，這在我當時的心裏，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談話，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楊尚昆、田家英他們把我從政治秘書室調去中南海的後樓研究室當研究員。那裏的工作不像在秘書室那樣緊張，我便利用業餘的時間寫了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寫這篇文章完全是出於我對當時正在熱烈進行著的史學討論的一點個人興趣，沒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寫好後，我先給田家英看。他看了說可以送給“曆史研究”雜誌去發表。文章送去以後，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隨中央辦公廳農村調查工作組到冀東做農村調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個偏僻的鄉村，那裏沒有郵局，也看不到報紙。一次我到唐山地委開會，看到了《人民日報》，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經在當年八月出版的《曆史研究》第四期上發表了。可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我的文章發表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周揚在中宣部組織了幾次有史學界很多權威參加的會議，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隨調查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這事。我就寫信給《曆史研究》雜誌的編輯，想了解他們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觀點的，以便參加討論。但卻得不到明確的答複。又聽說原來已經準備好的批判我文章的會議也不開了。知道內情的人告訴我，毛主席在關注這場討論，但具體的情況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後，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兩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沒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書沈同打電話找到了我。他讓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後他就帶我去了豐澤園見江青。江青告訴我，她從《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她說：“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去找資料給他看，他還看了很多關於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拿出一本藍色封皮的線裝書給我，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台灣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張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找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還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主席說了，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江青接著說：“主席終於對李秀成問題表了態”，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講給我聽。還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場牽涉麵很大的原則爭鬥呀！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江青告訴我，主席的批示是寫在報道學術動態的一份資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給了中央有關領導傳閱，並在批示後麵寫著“退江青”的字樣。她說，批件正在傳閱中，等退回來後就給我看。江青最後說：“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還要再看材料，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幹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麽”。

可是，可能因為忙，她後來並沒有把主席的批示給我看。我原還以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後來的文章裏有“忠王不忠”這句話。還是鄧力群告訴我，他從康生那裏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終”，乃晚節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僅更為準確，而且意味深長。

我寫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這下可出了名了。胡喬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寫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對我說，你不用找他們。她讓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喬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這兩個人不可靠。後來的曆史也證明，江青是對的.

1964年夏天，我寫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初稿寫好後，我就去找康生，請當時由他領導的在釣魚台的反修寫作班子幫助修改。在釣魚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體成員的熱烈歡迎。經過他們的修改，文章的氣勢果然不一樣了。江青得意地對我說，我讓你去找康老，沒錯吧。薑還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讓我留在釣魚台，參加他們的反修班子。沒想到陳伯達搶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後把我調去了紅旗雜誌社。我去”紅旗”上班後，陳伯達讓我單獨在一個很大的辦公室裏辦公，又讓我當曆史組組長(正局級)，可他並沒有給我什麽具體的任務。我猜想，他調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隻是為了做個姿態給毛主席看的。可我是個閑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動要求去參加”四清”工作隊，到北京郊區的通縣搞四清運動。

1965年春，通縣四清結束，我回家後得了場病，口吐鮮血。家裏馬上把我送進醫院。江青和康生聞訊都很關心我.我對康老，江青表示感謝，江青說，不要謝我，不是我關心你。下麵的話她就不說了。我知道是主席在關心我。康生還下了指示，要衛生部保證我的健康。衛生部副部長都親自來了。其實我也沒什麽大病，開始以為是結核病，後來一查不是，是因為過度勞累，支氣管破裂。出院後我就回到《紅旗》雜誌，一邊休息，一邊看報、讀書。見到曆史學界一些人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分析曆史，我就寫了一篇《為革命研究曆史》的文章與他們辯論。

我在江青身邊工作，江青是很以為自豪的。因為我能寫點東西，還能辦事。可以說，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沒有任何的過節。那江青這時候為什麽那麽恨我呢。我想也許是因為她認為她對我那麽好，可我還要“背叛”她的緣故。當時也確實是常有這種情況的，田家英自殺後，揭發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書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發的，那田家英早該槍斃好幾次了。陶鑄被打倒，揭發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書張XX。但是，我想她在那個“法庭”上的時候，她應該明白，我並沒有背叛她。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出庭去作證。那個法庭也曾經要我出庭作證的，我跟他們說，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麽都講。他們問，那你都要講什麽呢。我說，一切我都如實的來講。但我不能保證會按照你們的要求去講的，你們如果同意，我就出庭。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沒有讓我出庭。結果他們全部的旁證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話，我說“鬥爭彭德懷是我積極主張的，在討論的時候,總理、江青也力主此議。”隻是在他們宣讀的時候去掉了總理，變成是江青力主此議了。而且我後來被判了十八年，王關戚隻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關鋒在監獄裏瘋了，免予起訴。隻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沒有少。

我被關進秦城後不久，傅崇碧和楊成武來提審我，問我魯迅手稿的事，從傅崇碧的眼神裏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楊成武，才隔幾天，就擺出一付審問者的樣子了，典型的風派人物。我說，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兩派群眾都要搶文化部檔案室，當時魯迅手稿、茅盾手稿還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檔案室。我把這個情況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聞”上登了出來，陳伯達、江青、還有康生都在上麵作了批示，一定要保護好魯迅手稿，並要我去處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講了話，說魯迅手稿是重要檔案，誰也不準搶。並當場讓解放軍戰士連櫃子帶手稿一起搬去釣魚台，貼上封條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裏。管保密室的姓卜，你們去找他好了。傅崇碧臨走還說，謝謝你。

楊成武楊成武和毛澤東

江青說我盜竊魯迅手稿。我估計一個是她自己忘了，再一個就是逮捕我的理由並不充分，所以還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沒想到，這件事卻成了“楊傅餘”事件的導火線。其實，王關戚一抓，大家就覺得現在風向變了，中央文革不行了，軍隊成了老大了。軍隊不但不能反對，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來領導一切了。這時軍隊的一些人開始膨脹了，楊成武就說了很多話，說他早就看出王關戚不好。一下子又從中央文革的擁護派變成了反對派了。其實，楊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軍隊裏也有著強大的反對派的。在北京軍區、總參謀部都有。因為這個人好張揚，他鬥了羅瑞卿，自己卻又走了羅瑞卿的老路。後來江青在釣魚台向傅崇碧發難，這恐怕也是偶然中帶有必然的事吧。

然後派工宣隊進清華、北大，把造反派也壓下去，這樣大局就穩定下來了。

毛主席高深莫測啊，領導那麽大的局麵，不這樣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