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上就剩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

社會上就剩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

 

 

毛澤東：“要求對資本家的安排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工作崗位，一個是政治地位，要通統地安排好。如果你們想當工人階級有沒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開一張支票給你們。這是一個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個體私有製和資本主義私有製廢除了，社會上就剩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整個民族隻有到那個時候才更有前途，更有發展希望。“

《要求對資本家的安排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工作崗位，一個是政治地位，要通統地安排好。》

《如果你們想當工人階級有沒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開一張支票給你們。》

《這是一個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

《把個體私有製和資本主義私有製廢除了，社會上就剩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

《整個民族隻有到那個時候才更有前途，更有發展希望。》

《關於“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的說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維漢

《對民族工商業者的和平贖買政策》

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形成的過程中，為了總結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和限製政策的經驗，1953年3月、4月間，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率調查組，到武漢、南京、上海等地調查，隨後向中央寫了有關調查報告。

報告指出，私營工業從低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即統購包銷、加工訂貨，到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即公私合營的發展過程，事實上就是逐步改造其生產關係，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報告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業使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也是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主要環節。

毛澤東肯定了李維漢的報告。195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在過渡時期，我們對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其性質和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相同的。但實行的辦法則有很多不同。資產階級不接受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別的路走，大勢所趨，非走這條路不可。”

對於這種判斷，1953年9月毛澤東邀集部分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談，主動向他們做了介紹。毛澤東說：“有了三年多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一係列政策：在形式上，采取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和收購等形式；在利潤分配上，實行“四馬分肥”政策，即所得稅占34.5%，福利費占15%，公積金占30%，資方紅利占20.5%。

1954年1月，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認為對私營工業實行加工訂貨，主要是國家和資本家在企業外部的合作，企業基本上仍由資本家管理，勞資矛盾、公私矛盾等難以獲得有效處理。

而公私合營則不同，企業由私有變為公私共有，資本家不再處於支配地位，勞資矛盾、公私矛盾能夠朝著有利於公方和勞方的方向解決，有利於納入國家計劃。

因此，應有步驟地將私營企業改造為高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公私合營企業。中央批準了這次會議的報告，明確了關於擴展公私合營工業的工作方針，是“鞏固陣地，重點擴展，做出榜樣，加強準備”，從1954年開始有重點、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

企業公私合營的發展首先是先合營大戶，即“吃蘋果”，也就是一個一個地合營；然後再“吃葡萄”，逐步擴展到中小戶。同時，由主要行業擴展到一般行業，由大城市擴展到中小城市。

大戶合營後，國家為保證重點建設，不可能將更多的資金和物資分散到眾多的中小企業，中小戶“吃不飽”，日子不好過。因此，他們紛紛主動要求實行公私合營。

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國務院召開第二次全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會議最後決定在公私合營過程中，各行業采取以大帶小，以先進代落後的辦法，根據不同條件先對中小企業進行改組、合並，然後實行公私合營。

對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時也逐漸明確下來。1954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市場管理和改造私營商業的指示》，明確規定，采取“一麵前進，一麵安排，前進一行，安排一行”的辦法，把現有的私營小批發商和私營零售商逐步改造為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商業。自此以後，對私營商業和工業的改造基本上同步進行。

1955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的高潮，轟動全國，接著手工業合作化的高潮也來了。對於這種形勢，民族資本家是有顧慮的，如果主動迎接即將到來的改造高潮，怕失掉現有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如果不積極主動，又怕挨鬥爭，受到更大的衝擊。他們內心充滿矛盾，惴惴不安。

針對這種情況，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澤東兩次邀請出席首屆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議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談。在27日的座談會上，毛澤東把工商界對改變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心境，形象地比作“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要求資本家減少“吊桶”，安定情緒，了解社會的發展趨勢，站在社會主義方麵，掌握自己的命運。在10月29日的座談中，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繼續實行和平轉變和逐步贖買的政策進行了闡述：

毛澤東說：“我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運用從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提出過的贖買政策。它不是國家用一筆錢或者發行公債來購買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不是生活資料，是生產資料，即機器、廠房這些東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進行，延長改造的時間，比如講15年吧，在這中間由工人替工商業者生產一部分利潤。這部分利潤，是工人生產的利潤中間分給私人的部分，全國資本家的固定資產的估價，有這麽一筆賬：工業方麵有25億元，商業方麵有8億元，合計是33億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複時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階級替中產階級生產的利潤就會超過這個數字。要求對資本家的安排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工作崗位，一個是政治地位，要通統地安排好。如何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合作的政策?如果你們想當工人階級有沒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開一張支票給你們。這是一個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個體私有製和資本主義私有製廢除了，社會上就剩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整個民族隻有到那個時候才更有前途，更有發展希望。“

毛澤東的講話，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工商界代表人物對前途、命運的擔憂和疑慮，許多人當場表示擁護。

1955年11月上旬，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執委會舉行會議傳達毛澤東的講話。許多工商業者現身說法，批判自己的剝削發家史，認識到隻有下決心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獲得光明的前途。會議通過了《向毛主席致敬電》，向毛主席保證要盡最大努力，使自己從一個剝削者改變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把自己的命運和祖國的偉大前途結合在一起。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代表參加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指出要把工商業的改造工作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即推進到全部或大部實行公私合營階段。中央發出文件，要求各地傳達、學習，並按照《決議（草案）》的指示加以實行。

在上述會議的帶動和影響下，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勢不可當。1955年11月23日，南京的棉布、百貨兩業的零售商店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11月24日，上海的棉紡、毛紡、麻紡、造紙、卷煙、麵粉、碾米等8個行業的165個工廠中，有160個完成經濟改組並為100個工廠，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11月26日，北京的麵粉、製藥、電機、造紙和機器染布等5個行業實現了公私合營。

1956年元旦過後，北京首先出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熱潮。1月8日至10日三天內，北京市連續批準全部資本主義工商戶的公私合營申請，計有3990個工業戶、13973個商業戶一舉實現了公私合營。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改造勝利大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出席大會，接受了各行各業熱情洋溢的喜報。1月21日，上海市舉行各界人民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隨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相繼跟進，資本家和私營企業職工申請合營的遊行隊伍絡繹不絕，宣布全市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慶祝大會此起彼應。

到1956年底，全國私營工業戶數的99%（原有8.8萬餘戶），私營商業戶數的82.2%（原有240餘萬戶），分別納入了公私合營或合作社的軌道。

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資本家不再是原來企業的所有者，而是按照他們的能力被接受為企業的職員；他們領取的定息，不論企業盈虧，由國家根據合營時核定的私股資產按固定利率付給，同原有的企業利潤沒有聯係。1956年底，全國公司合營企業經過清產核資，私股股額核定為24.1864億元。從1956年1月1日起，國家按照年息5%（略高於當時的銀行利率）的固定利率，給114萬戶私股股東發放定息，每年定息金額為1.2億餘元。原定定息7年不變，1962年決定延長到10年，1966年9月定息取消。這就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先後以“四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為和平贖買的代價，付給私營工商業者30多億元，超過了他們原有的資產總額。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是現代工業革命時代




莫裏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第二十一章 《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毛的工業化建設也出現了許多嚴重失誤，在工業化進程中確實存在著毛的繼承人批評的“不合理”和“失調”的現象。像大躍進這樣的嚴重失誤，殃及全國，造成重大物質和人員損失。在共和國曆史上，毛時代一些失誤（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至少是在實踐中）還導致中國經濟出現周期性的波動，毛采取的糾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對此也無能為力。
最嚴重的失誤莫過於農村生產增長緩慢，這對毛一貫強調要重視農業的思想是個諷刺。從1952年到毛時代結束，中國的工業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長，但農業產量年平均增長速度隻有2.3%，勉強跟上人口年均增長2%的速度——在毛時代的25年時間裏，中國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國工業部門本身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毛的政策雖然有助於減輕斯大林式工業化造成的不平等現象，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來的蘇聯模式的工業結構。

因此，在毛時代結束時，中國工業麵臨著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工業類似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是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部分原因。浪費、低效、人浮於事、官僚機構膨脹、生產率低下以及腐敗等現象成為中國工業領域的頑疾。為了增加重工業投資，不惜以犧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代價擴大積累的比例。長期不重視貿易、服務業和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勞動階級缺乏生產積極性。雖然在毛政權的最後十年（除了多災多難的1976年），工業產量以年均10%的速度遞增，但這種增長速度卻是以忽視產品質量為代價，依靠國家不斷加大對現代工業經濟的投資維持的。

積累率（即限製消費而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投資比例）從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達到了36.7%的高峰值。在毛時代，國家資金主要用於支持重工業的發展，用於發展農業的投資隻有12%，用於消費品工業發展的資金僅僅有5%。這些政策雖然有助於保持非常高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但抑製了消費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術落後也加劇了工業中存在的問題。自力更生的政策限製（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國外的先進技術，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礎研究受到損害，打擊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因此，在毛政權的最後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術已經過了時的工廠得不到及時更新改良，科學家和技術力量嚴重不足。

然而，盡管有這些失誤和挫折，曆史的必然結論是，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

1950年代初期，中國從較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基礎起步，到毛時代結束時，長期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於世界前六大工業國家之列。

從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五倍，從600億元增加到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

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達到440。

在毛時代的最後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繼承者對這一時期評價最低），即使把大躍進造成的損失也考慮在內，在這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裏，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63%，總量翻了一番多。

無論毛時代的經濟發展還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個為現代工業化奠定了基礎的時代。

事實上，與德國、日本和俄國——這三個國家是後起工業大國中成功的範例——早期工業化的進程相比較，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更快。

從1880年到1914年，德國經濟的增長率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43%。蘇聯在1928年到195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54%。而中國從1952年到1972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64%。這種經濟發展速度，當然不是像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什麽“蝸牛速度”。

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條件下、在極其弱小的工業基礎上通過中國人民的自力更生實現的，這樣的成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

除了蘇聯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國在1960年代中期就還清了這筆費用，包括利息在內）外，毛的工業化是在完全沒有外國貸款和投資的條件下進行的。

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還處於一個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陷於孤立狀態，奉行的是神聖的“自力更生”原則。在毛時代結束時，中國既無外債，國內又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獨一無二的。

盡管現在談論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會受到非議，但是，曆史事實說明，毛的政權在使中國實現工業化方麵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取得的。沒有毛時代的工業革命，後毛時代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就無從進行。

《但是，曆史事實說明，毛的政權在使中國實現工業化方麵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取得的。沒有毛時代的工業革命，後毛時代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就無從進行。》

對中國人民來說，毛的工業革命要求他們進行艱苦的勞動和自我犧牲，正如日本和俄國工業化早期的情況。由於國家把大部分剩餘產品都用於擴大現代工業部門的發展，人民的消費和生活水平很低。簡單地說，國家通過剝奪它統治的人民、特別是農民，建立重工業基地，支撐日益龐大的統治官僚機構。

但是，情況決非像某些市場經濟的熱心擁護者所說的，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在毛的工業化年代沒有任何改善。誠然，中國的國民收入迅速增長，但為此付出艱辛勞動的人民群眾的收入沒有獲得相應增長。由於沒有及時實行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新增國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於迅速增長的人口，但大部分社會剩餘產品流入國庫（從這裏轉向現代工業部門和官僚機構），在毛政權的後20年時間，隻有很少部分用於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收入。

在毛時代後期，國家職工、包括全民所有製工廠的工人的收入有明顯增長，1957年後，占勞動人口總數75%的農民的收入基本上沒有什麽增長。

但是，一些對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關重要的成就，很難用經濟統計的數字體現。

人們應該注意到，在毛時代，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學校數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機會普遍增加。

大規模的文化掃盲運動成就顯著。

建立了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相對普及的醫療衛生體係。

在毛領導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紀裏，中國的人均壽命增加了近一倍，從1949年前的35歲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歲，這些成就，是共產主義革命給中國絕大多數人民帶來的物質和社會利益的最有力的證據。

偉大的英國曆史學家卡爾在結束他宏偉的多卷本蘇聯曆史著作時曾警告說：“危險並不在於我們要去掩蓋革命曆史中的巨大汙點，去掩蓋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代價，去掩蓋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

《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

卡爾的話值得研究當代中國曆史以及蘇聯曆史的學者深思，因為革命本身很難有助於自己獲得公允的評價。

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會動蕩喚起了巨大的難以實現的期望，當希望破滅後，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長時間的幻滅感和虛無主義情緒，而革命取得的實際曆史成就則被忽視或遺忘。

《而革命取得的實際曆史成就則被忽視或遺忘。》

隻是在革命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成為遙遠的過去——通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之後，革命的曆史畫麵才會真實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麵前。

《隻是在革命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成為遙遠的過去——通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之後，革命的曆史畫麵才會真實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麵前。》

正是毛時代的汙點、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當代的政治意識和曆史意識之中，人們不能夠也不應該忘記這些事件的巨大失誤及其帶給人的生命代價。

但是，未來的曆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汙點和罪行的同時，無疑會把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出的其它評價是什麽）作為世界曆史上最宏偉的現代化篇章，作為中國人民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和個人的利益的曆史階段。

《但是，未來的曆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汙點和罪行的同時，無疑會把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出的其它評價是什麽）作為世界曆史上最宏偉的現代化篇章，作為中國人民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和個人的利益的曆史階段。》

[yongbing1993]

新中國進步快速發展的製度基礎





舊中國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統治是近代中國貧窮落後的總根源，不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什麽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都無從談起。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封建主義的統治，爭取人民解放。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掃清障礙，創造必要前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直接結果就是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當代中國的發展確立的最根本的政治前提。這也就是毛澤東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所說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什麽樣的政治前提決定什麽樣的製度基礎。而這樣的政治前提，決定了新中國的走向一定是社會主義，我們一定要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

新中國建立後，有兩個群體的心態尤其值得關注——民族工商業者和農民，他們對政策的接受、理解、認同與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否能夠順利進行。我們首先來看民族工商業者的心態。

1956年1月初，北京市首先宣布在全市範圍內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隨後，上海、天津、廣州、武漢等50多個大中城市相繼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全國實行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戶和商業戶分別占到私營工業戶和私營商業戶的99%和82.2%，全行業公私合營順利實現。

說完了民族工商業者，再來看農民。運用和平的方法、合作化的途徑改造小農經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個體農業是小農經濟，不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需要，必須要將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但是，農民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在改造的方式上，決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而必須采取和平的方式、自願的方式。

中國農民正是因為辦合作社能夠增產受益，從而深深地體會到隻有合作化、集體化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這是當時合作化運動能夠得到廣大農民支持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中國農民選擇社會主義的重要原因。

中國農村在發展穩定的氣氛中完成了從幾千年的分散個體勞動向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曆史轉變，這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偉大的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至於在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的基礎上，如何采取更加有利於調動農民積極性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則是需要長期探索才能解決的。

到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公有製基本上取代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製度在中國全麵地建立起來了。這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最主要標誌。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一屆人大的召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頒布，結束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由《共同綱領》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過渡狀態。憲法及其所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和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製度，成為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法律和政治保證，也從此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製度。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基本形成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格局，在1954年一屆人大後，逐步發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

《共同綱領》確立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得到了發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經曆過無數風雨的民族問題，終於找到了一條和平、民主的解決之路。

思想文化領域，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建設的同時，開展了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

由此我們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包括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以及文化領域等多個方麵。

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本身就有內在的曆史邏輯關係。如果不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務，就無法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不可能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我們就不可能真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更不可能建立整個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他們是一個曆史承繼關係。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沒有後者就沒有後後者。

在《農村《初級社》到《人民公社》》一文中講農民問題。《《公私合營》複仇《工人下崗》》一文講了工商業進行的改造。下麵講講：新中國進步和發展的製度基礎中，對手工業的改造。

在對農業、工商業進行改造的同時，對手工業的改造也同步進行並順利完成。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國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深刻變革。農民、手工業者個人所有的小私有製，基本上轉變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資本家所有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基本上轉變為國家所有製即全民所有製。

在國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國營經濟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經濟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營經濟由0.7%上升到7.3%。

與此相對應，個體經濟由71.8%下降到7.1%，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由6.9%下降到接近於零。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比重總共達到92.9%。

在工業總產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會主義國營工業的比重由56%上升到67.5%，國家資本主義工業由26.9%上升到32.5%，資本主義工業則由17.1%下降到接近於零。

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由42.6%上升到68.3%，國家資本主義商業和由原來小私商組成的合作化商業由0.2%上升到27.5%，私營商業由57.2%下降到4.2%。

就是說，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製形式，已占居絕對優勢的地位。

這種所有製結構的根本性變化，表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這是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曆史貢獻，必須給以充分的肯定。

首先，它基本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人剝削人的製度，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為主要形式和特點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同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一起，使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得到了確立，從而實現了幾千年來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創造和奠定了中國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其次，作為一場涉及億萬人民的最困難最複雜的社會製度的大變革，它不但沒有造成通常難以避免的大的社會動蕩和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而且，還促進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這段時期，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後，三大改造創造了一係列從低級到高級的改造形式，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

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利用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把對企業的改造和對人的改造結合起來，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曾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政策，並把資本家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對於三大改造的曆史貢獻，對資本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采取贖買的政策，不是剝奪的政策。

所以中國消滅資產階級，搞社會主義改造，非常順利，整個國民經濟沒有受任何影響。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

建國後在搞社會主義方麵，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那時，在改造農業方麵共產黨提倡建立互助組和小型合作社，規模比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糧食生產得到增長，農民積極性高。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共產黨采取贖買政策，一方麵把它們改造成公有製，另一方麵也沒有損害國民經濟的發展。

共產黨長期允許手工業的個體經濟存在，根據自願的原則，其中大部分組織成合作社，實行集體所有製。根據中國自己的特點采用這些方式的，所以幾乎沒有發生曲折，生產沒有下降還不斷上升，沒有失業，社會產品是豐富的。

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曆史性勝利。

中國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國際和國內的曆史環境下進行三大改造運動的，中國共產黨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不能不帶有那個年代的曆史局限，也不能不受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影響。

總之，20世紀50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曆史的全局而論，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建立，是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中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中國在五十年代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中國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於這兩座裏程碑。這是無可非議的。

合營企業對於企業原有的實職人員，一般應當參酌他們原來的情況量材使用，使他們各得其所。應當教育和幫助他們認真地工作，積極地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爭取為國家建設貢獻更多的知識和才能。對於工程技術人員和其他專門家，隻要他們“誠實工作，通曉本業並酷愛本業”（列寧），就應當充分加以愛護，重視他們的意見，幫助他們正確地發揮專長，並且通過他們的生產和技術的實踐，耐心地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資產階級的影響和習慣。

合營企業對於在原企業中有勞績但已喪失工作能力的實職人員，可以參照勞保條例或采用其他辦法，給以適當照顧。

有些企業在準備公私合營的時候，資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對於這種行為，應當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業合營前的資本家代理人繼續在合營企業中擔任實職的，如果擔任了私方代表，他們的生、老、病、死、傷、殘等問題，由合營企業比照勞保條例的標準給以適當的物質保障，這項費用可列作合營企業的開支；如果不是擔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職工的勞保待遇。

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基本製度是意義深遠的革命。大家想一想，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去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沒有推翻三座大山的話，那麽中國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中掙紮，後麵哪談今天的發展呢？沒有革命勝利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何談什麽社會主義製度的建設。沒有前期毛澤東時代這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製度基礎，哪來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讓走資派去改革開放試試？去非洲國家試試？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中國人民麵臨的主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為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奮鬥。而社會主義製度的全麵確立，為推進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事業，為中國以後一切的進步和發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1950年代初期，中國從較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基礎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於世界前六大工業國家之列。

從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五倍，從600億元增加到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達到440。

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澤東的繼承者走資派對這一時期評價最低），即使把大躍進造成的損失也考慮在內，在這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裏，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63%，總量翻了一番多。

當下中國取得的所有成績都是有曆史淵源的，今天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進入新時代，是幾千萬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是廣大底層工人農民和眾多富家子女經過血與火的洗禮換來的，來之不易，所以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要倍加珍惜，所確立的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要不要繼續堅持革命？隻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更好地沿著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正確的方向前進，更好地為實現中華民族為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

[yongbing1993]

農村《初級社》到《人民公社》






在毛澤東時代的《農村的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再到《農村人民公社》全麵展開沒有多久，又被走資派強行一刀切將《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之後，在改革開放的幾十多年裏，走資派們就複辟了農村私有化的原有想法，使農村又成一盤散沙式的個體化無序狀態。更使農村幾乎所有的年輕勞動力都成為《農民工》，四處流浪為國內外所有資本家打工，以血汗甚至生命換來點活命的小錢。而解散了《農村人民公社》，又經幾十年的農村社會實踐檢驗下，又一次證明了當年毛澤東的做法是適合中國農村農民的。如同《文革》一樣，許多走資派在臨死前都認識到，毛主席當年是對的。如劉少奇夫人王光美。

再來看看如今走資派治下的中國農村現狀如何：

《為何現在農村土地拋荒越來越嚴重？農民都不種地了，會不會缺糧食 》很多人回到家之後，看著房子周圍的土地都長滿荒草，無不感歎，現在種地的人越來越少。按理說，現在在農村種地比過去要好很多，但為何卻出現了土地拋荒越來越嚴重的情況。如果農民都不種地了，以後會不會缺糧食？

《3.5億農民逃離後，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裏？》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2021年我國農村人口約為5.1億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36%。而農村人口的最高峰，出現在1995年，彼時全國人口為12.1億人，而農村人口就占了全國人口總數的70.9%，為8.6億人。26年過去了，農村人口從1995年的最高峰8.6億，下降到2021年的5.1億，整整減少了3.5億人，如今的農村，人口凋零，土地荒廢，空心化嚴重。逃離農村的主力軍，無疑是年輕人。至於為什麽要逃離農村，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

《中國會鬧糧荒嗎？現在大量耕地被荒廢，糧食會不會有一天出現短缺 》對於農民來說，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運動，絕對是曆史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耕種熱情無比高漲。

《農村土地大量荒廢，5點原因讓人深思》如今，農村卻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漫山遍野的荒地，尤其是山區地帶，基本農田也都是雜草叢生，沒有一點生機。那麽，農村土地為何會出現撂荒的局麵呢？

1、農村土地撂荒原因

其一，農村人口流失越來越嚴重，村子裏幾乎看不到年輕人，都是年過六旬的老人，這就導致農村土地變的無人耕種，大量閑置、荒廢，也嚴重阻礙了鄉村振興的開展。

其二，農村地理環境決定。我們都都知道，農村山區丘陵地貌分布較多，無法實現機械化耕種，也就難以形成統一規模化種植。此時單靠人工種植，不現實。不僅生產力低下，生產效益也難以保障，尤其是山區地貌，缺水嚴重，種地虧損太大，還不如外出打零工。

其三， 種地成本實在太高。如今物價高漲，農資價格也不例外，不斷上漲，而糧食價格卻一直穩中回落，尤其是出現了一斤糧食買不到一瓶水的現象，這就導致村民種地積極性不高。

其四，政策變化太頻繁，村民來不及適應政策。還記得以前的“退耕還林”嗎？這才過了幾年，政策就成了“退林還耕”，此時耕地早已經被樹木折騰得毫無養分，糧食成活難以保證，人們都不願意去做虧損的事情，不得不造成耕地荒廢。

其五，土地流轉是罪魁禍首。前幾年，國家為了盤活耕地，推出了土地流轉補貼政策，此時村裏湧現出了“土地流轉套取補貼”的現象。一般都是村裏有關係或者外地人，將村民手裏的土地以每年200-400元一畝的價格承租，然後大量種植林木、果木，2年後領取了國家大量補貼，然後不再續租，也不整理耕地，直接選擇消失。這就導致村民手裏的土地變得無法耕種，失去了種糧的基礎，隻能選擇拋荒。

毛澤東時代從1949年建國到1956年年底，除了農村一些深山老林裏的住戶與獵戶以及某些少數民族地區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加入合作社的農戶為11,782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為10,742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7.8%。加入初級社的為104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5%。尚未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約為400餘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3.7%。這一數字表明，高級社發展的步子顯然太好了。

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

新中國毛澤東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與當時中國農村社會發生的變革也有直接的聯係。這種變革表現為：當時農村中的互助合作事業普遍地發展起來。

眾所周知，舊中國是農民小生產者個體經濟占主導的落後的農業大國，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為抵禦自然災害，發展生產，解決勞力不足和耕畜、農具不全的困難，農民在農業生產中有自發的互助傳統。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在一切已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地區，人民政府應組織農民及一切可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以發展農業生產及其副業為中心任務，並應引導農民逐步地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

1950年，全國農業互助組已發展為272.4萬個，入組農戶1131.3萬戶，占全國總農戶的10.7%。但在如何對待農民發展個體經濟和發展互助合作這兩種積極性問題上，共產黨內一直有不同的認識。

為統一思想，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做出在保護農民個體經濟積極性的同時，發揚其互助合作積極性，逐步將農民引向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決策。為了加強對農村工作的領導，195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農村工作部，並調鄧子恢任農村工作部部長。1953年2月，中央農村工作部成立，開始指導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

1953年春夏，隨著國家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開展，毛澤東主張加強對小農經濟的改造，加快農業互助合作的步伐。為此，1953年10月至11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擬定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經中央批發各地執行。

決議對個體農業的改造道路做了明確表述，即：引導個體農民經過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社，再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

在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要貫徹“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既要反對放任自流，也要反對任何強迫命令和剝奪農民的行為。決議規定1954年秋前初級社由現有的14,000多個發展到35,800多個，到1957年爭取發展到80萬個左右，參加的農戶爭取達到農村總戶數的20%左右。

自此，農村互助合作的發展，由普遍發展互助組、試辦初級社的階段，進入普遍發展初級社、試辦高級社的階段。

針對發展的新形勢，1954年4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議確定1955年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30萬個或35萬個，1957年發展到130萬個或150萬個，參加的農戶占全國總農戶的35%左右。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大約在1960年前後，在全國基本地區爭取實現基本上合作化。5月18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這一會議的報告。到1954年秋，參加秋收分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11.4萬個，加上各地在秋收前又建成的11.5萬多個社，至10月初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達22.9萬多個。

1954年10月中下旬，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了全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會議將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的1955年發展到30萬或35萬個社的計劃，提高到在1955年春耕以前發展到60萬個社。中央最後批準了這一計劃。

1955年3月上旬毛澤東約見鄧子恢等人，他指出：“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牛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他肯定了農村工作部在農村工作中采取的措施，並將其總結為“方針是三字經，叫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4月至5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再次明確了這一方針。

1955年4—5月間，毛澤東外出視察工作，路途中的所見所聞，使他對農業合作化發展狀況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他認為：“說農民生產消極，那隻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中央農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辦不下去，是“發謠風”。

5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15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雖然重申“停、縮、發”三字方針，但重點是強調“發”。他對農業合作化問題看法的明顯變化，史稱“五月變化”。

1955年6月下旬，毛澤東約鄧子恢談話，提出下年度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現有65萬個社的基礎上翻一番，發展到130萬個左右。鄧子恢認為還是堅持100萬個社的原計劃好。兩人爭論了好幾個小時也沒有結果，最後不歡而散。7月11日，毛澤東再次約見鄧子恢，重申了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但鄧子恢寸步不讓，仍堅持自己的意見。毛澤東很生氣，他對鄧子恢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轟。”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不點名地批評鄧子恢等人為“小腳女人走路”“右傾”，這是兩條路線的分歧。10月召開的中共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又批評合作化運動中的“右傾保守思想”“小腳女人”“右傾機會主義”“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人”“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者”，等等。10月11日，毛澤東以“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階級鬥爭”為題做了會議結論。會議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決議》，把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錯誤正式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七屆六中全會後，形成了全國範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大熱潮。

1955年9月至12月，毛澤東主持選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繼續尖銳批判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在一片“反右”聲中，農業合作社的發展速度，席卷了整個中國大地。

1955年底，加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由春季的1600多萬戶猛增到7545萬戶。河北、山西、遼寧、黑龍江、吉林、安徽、河南、湖南、湖北、青海、甘肅、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基本上實現了半社會主義的初級社化。到1956年初，全國加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達到10,667萬戶，為總農戶的90%，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實現了半社會主義的初級社化。

緊接著，從1956年1月開始，又馬不停蹄地掀起了以發展高級社為中心內容的新高潮，各地的初級社紛紛轉為高級社。1956年6月，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南、廣西、青海等省，實現了完全社會主義的高級社化，加入高級社的農戶達到各省總農戶的90％~95%。秋季，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湖北等省也紛紛趕上來，加入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分別達到本省總農戶的80%以上。

到1956年年底，除了農村一些深山老林裏的住戶與獵戶以及某些少數民族地區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加入合作社的農戶為11,782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為10,742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7.8%。加入初級社的為104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5%。尚未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約為400餘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3.7%。這一數字表明，高級社發展的步子顯然太好了。

1958 年 7 月 1 日《紅旗》雜誌第 3 期《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在報刊上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把一個合作社變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同年8月，毛澤東到河南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視察讚揚人民公社好。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會議肯定人民公社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種最好的組織形式，並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決議下達後到10 月底，全國 74 多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改組成 2.6 多萬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有1.2 億戶，占全國總農戶的 99% 以上，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河南遂平縣 “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是全國第一農村人民公社。

毛澤東說：在農民群眾方麵，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的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化。”

馬克思認為：小生產是與自然經濟相聯係的，與社會化的商品生產相對立的，小生產代表落後的生產關係。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為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必須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

[yongbing1993]

周恩來：關於改造資本主義問題





周恩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我今天談談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題目是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關於社會主義改造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在過渡時期中，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都要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這種改造，在當前還不是最後的改造，而是逐步過渡中的改造。最後的改造是取消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製，把它變成國家所有製或集體所有製；而逐步過渡中的改造，是使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製受到限製，成為不完全的私人所有製。這種限製是在《共同綱領》中規定了的。孫中山先生提出過“節製資本”，也就是限製私人資本主義，使它不能無限製地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是唯利是圖的。在中國，私人資本主義也有黑暗的一麵，如搞“五毒”。對於這一麵，我們必須反對。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製是要受到限製的，但限製私人所有製並不是取消私人所有製，並不是取消利潤。利潤分配是“四馬分肥”，資本家還有一份。農業也有同樣情況。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土地入股，可以分紅，但要提公積金，也是不完全的私人所有製。手工業合作社也是如此。這些都不是最後的改造，而是逐步納入總路線的軌道，逐步引導到社會主義。這樣的逐步改造，要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以達到“水到渠成”的地步。
　　
毛主席說：“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改造。”關於國家資本主義，是在《共同綱領》第三十一條中規定了的。三年多來，我們在這方麵做了一些工作，但因忙於三大運動、“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這方麵還用力不多。忙於其他方麵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不然就不能為社會主義改造打下基礎。過去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比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現在進入計劃建設時期，應該將這個方針和辦法進一步明確化並具體化。首先要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以及各黨派、團體的領導人物的頭腦中明確起來，承認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這一點無論在共產黨員或民主人士中都還沒有明確起來。這次財經會議對這個問題又好好研究了一下，現在要在政協和政府委員會中提出討論。首先要在領導人物中講清楚；在共產黨內，也是先要在各級領導機構中搞清楚。不要忙於在社會上作廣泛的宣傳。因為“社會主義改造”、“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些話，如果不講清楚，很容易被誤會為馬上要實行社會主義。我們進行工作時要穩步前進，不能急躁。毛主席說，把社會主義改造看成遙遙無期而停止不進是不許可的，盲目冒進也是不許可的。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工業方麵，高級的形式是公私合營，即企業中有公股參加，公私共同管理，公方處於領導地位，私人所有製是被承認的，但已經受到限製。中級的形式是加工訂貨，即原料由國家供給，產品由國家收購，由私人進行生產，私人所有製也受到限製，不能到自由市場去購買原料和銷售產品了。低級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購買，由私人進行生產，國家收購其產品的大部分，私人還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銷。現在已有這三種形式，將來也許還會有別的形式。
　　
商業方麵有沒有國家資本主義？毛主席說，對私營商業不能簡單地以“代替”或“排除”了事。當然，對私營商業中投機倒把、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部分應該排除。但我們認為，商業方麵也有可能實現國家資本主義。如對國計民生確有作用的大的私營商業公司，可以實行公私合營，利用其合理的經營管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其能為國家服務。此外，私營商業可以依照國家規定的價格替國家批發，或代購代銷。私營商業的數量很大，從大的公司到小的攤販有幾百萬戶，我們必須帶著它們前進。至於采取什麽具體形式，這方麵的經驗較少，還要研究。
　　
我們要使全國私營工商業走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毛主席說：“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時間”。這還不是最後的改造。這樣做，在領導人物中應該不會發生震動和不安了。
　　
目前私營工商業的比重還不小，在工業中占百分之四十二，在零售商業中占百分之六十八，在私營工商業（不包括手工業和夫妻商店）中的工人和店員約有三百八十萬人（在國營工廠和商業中的工人和店員是四百二十萬人）。這是國家的一大財富，對國計民生還有很大的作用。毛主席說：“私營工商業不僅對國家供給產品，而且可以為國家積累資金，可以為國家訓練幹部。”因此，我們應該重視它，加以領導，國家建設工作應該把它計算在內。
　　
我們還應該看到兩種現象。第一，有些工商業家對國家還保持著很大的距離，沒有改變唯利是圖的思想。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不允許唯利是圖的，對此必須限製。第二，在工人群眾中，有些人也沒有看清楚這個問題，前進得太快了，他們不允許資本家有利可得。這樣就不好了。毛主席說：“我們應向這兩方麵的人們進行教育，使他們逐步地（爭取盡可能快些）適合國家的方針政策”。要使他們認識到，中國的私人工商業如能按照國家的方針政策辦事，就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部分地為資本家謀利，這樣就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了。關於利潤分配問題，最近毛主席找在工會工作的同誌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誌進行了研究，如將贏利作為百分之一百，比較合理的分配是：所得稅占百分之三十四點五，工人福利占百分之十五，公積金占百分之三十，資本家的所得占百分之二十點五。關於資本家的所得，還可以再多一些，如能達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適一些。所謂“四馬分肥”，實際上是“三馬”，因為公積金是三方麵的。如果能這樣做，不論是否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也就是基本上為國計民生服務，部分地為資本家謀利。當然如果采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就能更好地實現這種分配。我們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既不同於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更不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是中國型的國家資本主義。
　　
要對工人和資本家兩方麵進行教育。在工會方麵，今年五月間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劉少奇同誌講了話，會議討論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對工人在資本主義工商業中的工作問題也進行了討論。我們這一次會，邀請了各地的工商業家來參加，目的就是要使工商業家也能了解這個問題。我們要在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中培養核心分子，團結起來為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改造而奮鬥。毛主席說：“需要繼續在資本家中間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為此需要有計劃地培養一部分眼光遠大的、願意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資本家，以便經過他們去說服大部分資本家。”
　　
大部分資本家會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還有一部分會抵抗，對這點必須估計到。毛主席說：“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但要根據需要和可能（共同綱領），而且要出於資本家自願”。要區別強製與自願，對反動階級要強製，對民主階級內部的事情要根據自願，這是合作的事業，既是合作就不能強迫。當然，也要造成一種有利的形勢，要“因勢利導”。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以國營企業為最高，公私合營的次之，加工訂貨的又次之，這說明國營工業的優勢和優越性；另一方麵，還應該使私營企業有利潤，使資本家對其私人所得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毛主席說：“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在過去幾年中已有很大的進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這種進步將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內基本上完成將私營工商業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是有可能的。”
　　
有人問，財經會議開了兩個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麽文章，會不會搞“小五反”？毛主席說，沒有所謂“小五反”。現在不需要搞“小五反”。上海偷稅漏稅的事有十六萬件，其中以中小的為多。偷稅、漏稅性質也有不同，稅製上也有毛病，這些都要整頓處理，但並不需要搞“小五反”。現在要大家商量一個辦法，政府來做，大家支持。文章就是一篇——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總結起來說，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這並不是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還要幾個五年計劃，兩者不可混同。一方麵，我們反對把社會主義改造看成遙遙無期、停止不前。現在不動將來就要痛，現在向前將來就會愉快。另一方麵，急躁冒進，想一步登天，也是錯誤的。
　　
國營經濟是領導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被領導的，這點必須確定。國營經濟不謀私利，隻謀公利，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而私人資本主義還要謀一部分私利。所以，不能在一切問題上一律對待，要有所不同。另一方麵，私人工商業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所以又要一視同仁。這就要說服工人，和國營企業一樣，實行增產節約、勞動競賽、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的數量質量等等。這樣就會使工人感到，不論在國營企業或私營企業中，工作都是光榮的。資本家按照國家的方針政策辦事，不投機倒把，不搞“五毒”，其任務也是光榮的。這樣兩方麵就能合作了，就能實行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公私兼顧、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勞資兩利了。
　　
現在這樣做，還不是多數人都懂得的，我們要做很多的教育工作，把這些道理說清楚。共產黨當然首先要擔負起這個責任，同時還要動員工會、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工商業家，大家來做這件工作。政府部門也準備設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私營工商業方麵的事情，使這方麵的工作更加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

[yongbing1993]

周恩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周恩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確定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我今天談談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題目是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我們要在總路線的指引下，確定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
　　
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相應地培養技術人才，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擴大商業；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和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正確地發揮個體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作用。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保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穩步增長，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重工業是國家工業化的基礎。我們雖然還有一點重工業的底子，但是作為工業化的基礎，是很不夠的。因此，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來發展重工業。蘇聯在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開始時，重工業的基礎比我們大，但他們仍然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我們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因為我們的底子不行。國防工業是要在重工業的基礎上發展的。我們現在還不能製造坦克、飛機、汽車、拖拉機和高級的炮。蘇聯從一九二八年開始計劃建設，當時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還把機器賣給蘇聯，國際形勢還不象後來那樣緊張，希特勒還沒有上台，還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們現在的情況與蘇聯當時的情況不同，更要加速發展重工業以加強國防。當然，我們說“集中主要力量”，並不等於冒進。
　　
培養技術人才是我們國家建設的關鍵。我們的技術人才還很不夠，培養人才是一個重大的任務。要從各方麵培養人才。除各種專門學校外，還要在工廠中培養技術工人，要使幹部學習業務，學習技術。
　　
交通運輸是建設中一種先行部門，不發展交通運輸業，工業也無法有大的發展。當前特別是要把西南、西北和華北之間的鐵路線連結起來。
　　
相應地發展輕工業是為了保證需要。現在人民的購買力在逐步提高，人口的增長也很快，一年增加一千萬，我們要設法逐步滿足人民的需要。發展輕工業也有利於國家積累資金。當然，應該是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地來做，首先要注意急需的產品，如棉紗、布匹等。如果我們隻看到重工業而不看到輕工業，那就會犯錯誤。
　　
必須相應地發展農業，否則無法增產糧食。我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會感到糧食不足。所謂不足，不是和過去的水平比較，而是從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來要求。我們的農業早已恢複到戰前的最高水平，但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則必須隨時注意糧食問題，不能疏忽。國家對糧食的管理應該繼續加強。發展農業要穩步前進，不能要求太急，因為耕地麵積有一定的限度，開墾荒地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農業發展的速度要與工業發展相適應，首先要在原有基礎上提高單位麵積產量。我國農業生產的手工技術很高，這是可貴的條件。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還不能自製拖拉機。將來對拖拉機的使用，也要考慮到不同地區不同情況，如山地即不便使用。現在還用不著顧慮使用拖拉機以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糧食的需要是多方麵的，農業人口需要糧食，工礦區和經濟作物區的發展也會增加對糧食的需要。此外，還要備荒，還要出口一部分糧食用來平衡對外貿易。
　　
必須相應地擴大商業，否則也要犯錯誤。
　　
對於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和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要有步驟地進行。
　　
總之，要使各個方麵都能全麵地有配合地向前發展，才能保證我們計劃建設的勝利。

[yongbing1993]

劉少奇：《匯報工作時的講話》





《在地方工業部匯報工作時的講話》

劉少奇

（1955年12月27日）

一、注意發現和培養工人職員中的核心分子。

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中，要注意培養資產階級中的核心分子，也要注意發現和培養工人職員中的骨幹和積極分子。

每個城市要有幾十幾百個資產階級中的核心人物。我們在工人職員中也要留心，要做到每一個工廠有幾十個最積極的工人核心分子。最近這兩年，是個緊要關頭，在鬥爭的緊要關頭，每個人的嘴臉都要暴露，我們要善於在鬥爭關頭看人，認真進行觀察，看人的政治態度，是積極還是消極，是不是動搖，有無顧慮。要積極進行培養教育。群眾當中出英雄，工人中是有一大批幹部的，我們要把他們了解清楚，要有個具體的名單，依靠工人階級是依靠工人階級中的先進積極分子，要依靠具體的人。可以選上一批開個訓練班，訓練兩個禮拜，專談怎麽樣搞公私合營，一條一條講清楚，然後讓他們回去搞工作。這批人會比資本家更高明，這是製度決定的。這批人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社會主義製度好，他們就能辦好事情。資本家雖也有高明的地方，但他那個製度不好，所以比起這批人來就愚蠢得多。

高工資的調整問題，發動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帶頭自動提“合理調整”事情就好辦了，實行合營，生產力提高了，可以“三有，三少，一好”，這是最有說服力的。

二、全業合營的好處，全業合營，最大的好處是加強了計劃性，生產多了少了，都可以算得出帳來，過去說多了少了，並不一定是真的，有些東西多了，是推銷工作沒有做好，全麵拿起來，才可以全麵算帳，做到全業平衡。

怎樣平衡？是擴大生產呢還是壓縮生產，是擴大消費還是限製消費？辦法很多。但我們要積極的平衡，不能消極地平衡。腦子不要固定，僵化。

三、關於小業主

小業主可以帶進大工廠，去當工人。有些生產資料，本人需要可以拿去，當作生活資料處理，其餘的我們統統包下來都算帳，值不了幾個錢。用不著的生產工具可便宜地賣給合作社，對待小業主采取“攤還折舊”辦法不好，要影響其他人，還是采取定息辦法好。

要盡量地搞合營，因合營後不久就可國有化。。要知道集體所有製固然是好的，但它和全民所有製來比，全民所有製更好。如果集體所有製多了，將來和全民所有製還是有矛盾的，以後不大好辦。

小業主進工廠當工人，帽子要不要摘掉？我們說，帽子總是要摘的。但他們既然還想要錢，房子又想住得寬大些，那怎麽能馬上摘帽子？還是慢點摘好。有這頂帽子還可以壓一壓他們。現在，不是有帽子不好辦事，而是有帽子好辦事。有個“緊箍咒”才製住了孫行者。要是把“緊摳咒”去掉了，還能製得住嗎？

不摘帽子，怕他們大、小資本家團結起來反抗我們嗎？他們之間早已有矛盾，現在已經整個分崩離析，破碎了，他們團結不起來，他們反抗不了，所以我們並不怕擴大剝削者的隊伍，怕的是不聽話。

原來是勞動者，這不僅在小資本家中有，在中等資本家當中也有，正因為他們原來是勞動者，我們就要拿這一點對他們進行教育，要他們歸隊，當工人去。有的可以去受訓練。隻要做工，帽子是會去掉的，不用著急，工作好，一、二年就行了，如果不肯勞動，挑皮，那麽去了帽子也不頂事。

有的不想要股票，我們說，不要股票可以，但摘帽子的事還要看一下。總之，對小業主，這幾年裏頭還是要扣緊，要加強教育。不扣緊，不好改造。革命是關連千百萬人的事，要有社會製度，輿論的壓力。完全靠自動是靠不住的。我們共產黨員搞革命工作也得靠壓，不壓，誰還下勁工作，睡大覺不是更舒服些嗎？

改造小業主，是個大麻煩，我們要不怕麻煩。對小業主，盡可能要他們去做工。可以研究研究，是否可以把他們分散開來，搞一些到國營大工廠去做工。他們當中有一些人是很有技術的，要注意發揮這些人的作用。如上海的西服業，其中有一些人確實有技術，很會設計，是最好的裁縫，我們應該留心登記起來，安插到國營企業去發揮作用，對他們可以出高工資，暫時沒事幹，養起來也有必要。又如桃花的，這當中也有技術高明的人才，總之，一切好的人材，我們都要保留下來，一部分當職員，一部分當工人，凡是能進工廠者盡量進廠當工人，合營廠放不下，就到國營廠去，這就把資產階級分散了。

資產階級當中有一些好東西，特別是技術上，經營態度上，譬如說，他們在接待顧客的態度上，就比我們國營商店的服務人員好，這些好東西，我們都要接收下來，去掉他們那個唯利是圖的本性，這些都是我們很需要的。

有些資本家，公開了他的技術，這很好，我們可以答應他，不論有工作無工作，都給工資，直到他死後為止。

四、國營吸收私營問題

對於私營工業，可以動員國營工廠吸收並進一些，這並不影響國營的性質，因為實行定息了。采取這個辦法好，可以更好更快地改造私營工業。可以把私營廠的工人和國營廠的工人一樣統一調配。

對一部分地下廠、拆爛汙的廠，應宣布為淘汰，工人予以安置，資方則量才使用，這是好的。

對抽逃資金的人，要找他們談明白，說明他們采取這種手段，對國家，對各方麵，以及對於他自己都是不利的。這個道理可以發動資本家當中的進步分子講一些，我們也講一些，這種現象將可以減少一些。五、關於定息大體上過去給多少，今天給多少，這個原則是對的，正在過關的這二年，一般地不要少給，但給多了，以後的事情也難辦。

至於好看不好看，這個問題不大。根本問題是他們的實際所得，我們不采取沒收，而實行贖買，還要安插人員，這就很好看了。

在定息以外，我們盡可以打打算盤。要告訴他們，我們要收拾你們那個爛攤子，要安置那麽多的人，有些人做不了什麽事，還要拿工資，你們自己的工資又高一些，要照顧，並廠也要一大筆費用，那麽多的親戚朋友，我們都包下來了，這些都應該算在贖買之內。對這些，我們可以算一筆帳，算他們所得的利息和我們所付出的一切。如我們給他們的總數可能是四厘，而他們實得利息則不到四厘，隻是其中的一部分，這樣一算帳，可以說服工人，也可以說服資本家。

要“好看”，這有什麽作用呢？是不是以為這樣可以吸引資本家多投資？這個作用在今後是沒有了，事實證明，過去的效果也不大。我們不要有這種顧慮，你多給一點，他們也不會多投資，過去他們有的搞地下工廠，真正正規投資的並不多。有些倒是把錢存入銀行了。所以倒可以考慮把銀行利息高一些，定息應比銀行存款利息低，以便鼓勵存款，投資公司利息倒可以和銀行利息差不多。

總之要想辦法，使他們得到一些，但又不多得。

六、關於先進與落後懸殊問題

要很好地注意先進與落後差額問題，一定要找原因，要落後的趕上先進的，這是一個關係整個生產的大問題。領導的責任就是要使落後的趕上先進的，如果允許落後，這就是領導放棄了責任，這還要領導幹什麽？一定要落後廠去找原因，要加以批評，大帽子壓上去。落後就不能生存。

有些落後的也許有客觀原因，譬如設備陳舊、落後，那麽就要幫助采取基本措施，進行技術改革，然後定下一條，限期趕上，趕不上的，原則上要受處分。對先進廠要獎勵，要組織先進廠幫助落後廠，組織落後廠到先進廠去學習，這件事要經常的搞，不能放鬆，不要怕落後廠不安心，睡不著覺，就是要使他們睡不著，要睡著了，國家就不能進步了，良心何必那麽好？也許這樣逼一下會出一點別的問題，但事情倒好辦了，大家都進步了。

對差額大的要大聲疾呼，要登報，要批評，鬥爭處分，你們應該立即跑到梧州那個廠去大罵一場，撤個把職，這樣，不要幾個禮拜，就操動了，大家動腦筋，’睡不著覺，辦法就出來了，這樣的事你們不幹，要你們這些部長幹什麽？當然，這些事情要組織黨委、青年團、工會大家一致來搞。對落後廠來說，為什麽別的廠搞得好，你那裏不好？講不出理由來麽。如果確有理由，我們也可以批準，但也不應該相差那麽多麽！

要計算采取措施化的錢所發生的效果，整個國家要提高技術，就要廢掉一些舊機器，現在盡讓那些舊機器在轉動，而把新機器放在倉庫裏，這是最不合算的，我們就是要不斷地廢掉舊機器換上新機器。

要把管理水平提高，改進技術，包括新機器換舊機器，領導要確定這件事。

現在先進與落後差得這麽遠，這個狀況是不可允許的，允許它是犯錯誤，這就是右傾、保守，也就是落後於實際，對那麽多先進的熟視無睹，對那麽多落後的允許它存在，領導位置是站在那裏呢？自己的位置還沒有站定，搞個什麽呢？要站在先進的位子上麵？

當然，要用壓力，也不是生硬的壓，要說出道理，指出方法，要把已有的先進經驗總結起來，每一行都要總結一個最先進的經驗，號召全國推行，然後去研究落後的廠，要求努力學習，限期趕上，還要分頭派人下去，具體幫助解決問題，采取具體措施，這麽一搞，要看國家增產多少啊！領導機關就是要搞這件事，這樣搞才有力。領導應該有力，現在是氣不足，勁不大，懶洋洋地，不象個搞社會主義的樣子，加把勁吧！我看這樣做不會錯的。

要不斷地使落後趕上先進。先進與落後的差別一百年以後也還是有的，這是發展規律，要使落後趕上並超過先進，領導就要有勁頭，這才能促進進步，在這上麵表現沒有勁就沒有主動性，所謂主觀能動性，就在這裏，它能促進客觀更快的進步。

七、關於新產品問題

新產品要有專門的部門來管理，譬如說皮鞋，捷克有幾百種樣子，我們就統統買來看看，全世界的鞋子也買來看看，還有我們古代的鞋子，都統統搞來看，然後再來設計，搞出各種樣式的產品來。搞這種設計工作的人，國家要有專門的機關來管，國家機關和工廠聯係起來搞。輕工部、地工部要關心這件事，不能把原有的產品品種搞得沒有了，也不要搞慢了。過去有些資本家在想這些花樣，現在實行改造之後，有些已經沒有人想了，研究新產品，要有個機關來管，收一些人吃空飯也不要緊。

對於“梁山伯祝英台”圖樣的事（指有一種鐵殼熱水瓶，上麵繪著梁山伯祝英台的圖樣，農民因其畫的是一個悲劇，不吉利，所以銷路頗受影響。），不要去批評。它比不動腦筋好，它幫助我們取得了經驗，好作結論。最危險的是不想，無人管，無新樣子。這一點，蘇聯過去吃了虧，以前“蘇聯婦女”雜誌不登服裝設計，一時裝式樣總是跟巴黎走，我們不搞，也就跟香港走；所以想花樣很重要，想錯了也不要緊，不要以為想時裝就是資本主義。

八、關於手工業與機器工業問題

中國是手工業最發這的國家，手工業技術高，機器工業在中國發展不久，主要問題是中國的機器工業不是在手工業的基礎上發展的，而是從外國移進來的，有些與手工業有結合，有些卻沒有結合。如建築、蓋房子，中國是在手工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有些就沒有機器工業。如皮鞋，我們就沒機器工業，但手工做得有些比德國、捷克用機器做的好。

所以這裏就有了一個問題：如何在手工業的基礎上來搞機器工業。要結合起來，不要因為搞機器工業而把手工業打倒。就是說要接受手工業的優良技術和傳統，在這個基礎上來提高。我們要留心這個問題，不要看不見這一點。譬如，把西醫搬進中國，它和中醫沒有結合，中西醫就長期鬥爭，如果使西醫與中醫結合，在中醫的基礎上提高、發展，那就要好得多。工業也是一樣，如果結合起來，在中國的手工業基礎上發展起來，我看有很多產品，是可以超過世界各國的。中國廣東的木器做得很好，提高到機器工業上來就更好。

因此，要與手工業合作聯社聯係，向它們學習，又幫助他們機器化，對手工業合作社要幫助，將來他們的產品也可能超過國營工廠，因為它是在手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過去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資產階級都是要摧毀和打倒手工業，我們要和他們不同，要接手工工藝的傳統技術。拿瑞士表作例子，它為什麽做得好，就是因為它接受了手工業的傳統，有些部分還保存了手工業，是在手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又如，蘇聯還是喜歡中國的皮鞋，格羅提渥在北京也買了好些皮鞋，我們用手工比他們用機器做的鞋子好。所以在手工業的基礎上求發展，這是一個政策問題。是工業方麵帶根本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