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右派吃香了有人搶著當右派

眼下右派吃香了有人搶著當右派

 

轉載一篇舊文《厲以寧老師教我認識一九五七年》

作者：天雷 2008-01-16 來源:個人博客

這幾天，又在央視節目中看見了 “著名經濟學家”，改革大師厲以寧先生侃侃而談，是關於“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類的，不由地想起了這些年從厲老師處獲得的種種教誨，最近一則是關於1957年的。

 餘生也晚，對1957年的“反右”茫然無知，當年之事都是從書本上得來的。這些年社會流行這方麵的小冊子，像“不如煙”“思痛錄”之類，滿篇都是冤枉啊冤枉啊。有人不停地念叨，右派就是良知，就是脊梁……總之，都是一群小可愛的樣子，使人相信這些都是真的，那些 “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右派定語是人為製造的帽子。

 記得文革後有一位骨灰級的大人物講過，1957年以後的路線方針全錯了。這話讓凡人聽了嚇一跳，這麽說那年頭自力更生埋頭苦幹，老百姓們辛辛苦苦無私奉獻，都錯了？白幹了？接著就是一些文人不停的罵聲：專製啊，暴政啊，極左啊，錯誤啊，等等。

 眼下右派吃香了，有人搶著當右派，社會現實不禁使人發問，當年的“真”右派是什麽樣子呢？這事有點難，因為反右二十多年後，右派們都一風吹平了反，真假錯對全被和成了一鍋粥，搞不明白了。

 不久前，2007年12月10日《報刊文摘》中有《北大原黨委書記任彥申談學潮與思潮》一文，任彥申用讚美的口氣提到：“1998年，厲以寧先生頗為感慨地說：‘如果倒退二十多年前，我可能被再次劃為右派。’”

 讀到此，我有頓悟之感！原來當年的真右派就是厲以寧大師現在這個樣子的，他現在的所作所為就是當年右派的所作所為。既然厲老師明確了他自己現在這個樣子在當年就是右派，那麽我們就可以多少還原一些1957年時真右派的情況了。

 比如說，對待大眾的態度上，厲以寧宣揚“要犧牲三千萬老工人”，“8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那麽，當年就該有大批的工人下崗，當年就要犧牲一大批人為少數人享樂了。

 麵對中國當前超過美國的社會貧富差距，厲以寧表示“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隻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那麽，當年就該有現在這麽大的貧富差距了。

 厲以寧對國有資產恨之入骨，他說“國有資產就是一碗飯，要往上麵吐吐沫。”那麽，當年就該有一小撮精英瓜分國有資產了。

 厲以寧宣稱“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將基尼係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嚴重了。”那麽，當年就該有一部分人騎在窮人頭上了。

 對待網上民眾的批評意見，厲以寧藐視道“一定要頂住互聯網批評的壓力！”那麽，當年就該沒有老百姓說話的份了。

 麵對大眾買不起房這樣基本的民生問題，而厲以寧卻說“房價張的快是現象，說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資的房產升值了，是好事。”那麽，當年隻該隻有厲大師這種精英才有資格住房了。

 眾所周知，這麽多年來，在這厲大師這類文人的蠱惑下，國企被瓜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工人下崗，農民失地，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社會風氣被敗壞，社會優良傳統消失，自然環境大破壞，而他，改革大師厲以寧，卻在這場大忽悠中一躍成為億萬富翁，據報道，厲氏家族在這場資產大劫中陡然暴富，家財過億，擁有參與了二十餘家公司！

 由此可見，當年的真右派不就是厲大師這種將大眾視為草芥，蒙蔽愚弄民眾，對社會財富巧取豪奪中飽私囊自私自利的學術騙子嗎？說他們是社會公敵一點不為過，這種人當年成為右派真是一點也不冤的。從而可想而知，為什麽當年廣大民眾對右派份子是那麽一致地義憤聲討！

 那麽試想，如果當年就讓厲大師之類得逞，那麽當今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這場資產浩劫可能就要提前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發生，黑磚窯之類的奴工五十年前就會發生，厲氏家族這類暴富的億萬富翁五十年前就會橫行，我們早就國將不國了！

 於是，我有點慶幸了，慶幸當年的那場運動使厲大師們的美夢在那時慘遭破滅，否則共和國早就被他們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哪還有我們現在的今天？！

 當然，當年的運動的確是冤枉了一批好人。本來，毛澤東的初衷是發動人民群眾和民主黨派幫助共產黨整頓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可是，黨內“某些人”這時候想的卻是建立一套官僚體製，以維護和擴大個人的既得利益，他們容不得別人提不同意見，借了反右的旗號，將大批真心實意幫助共產黨整風的積極分子鎮壓下去。而那些真右派，那些以推翻共產黨為己任、企圖將中國納入走資軌道的真正右派，如厲大師等，並不是當年黨內“某些人”所真正反對的，他們早就“一笑抿恩仇”，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結成了“神聖同盟”。這些年，氣候成熟，一夥當年的真右派終於走上曆史前台，對民眾反攻倒算，處心積慮地將“改革開放”引向邪路，並且乘機將自己的口袋塞得滿滿的。

 我們今天可以通過厲大師們的表現，感知到一些當年的曆史真相，使未經曆過當年的人們對那段曆史有所感悟，受到教育啟發。作為普通中國人，特別是工人和農民以及他們的世世代代的孩子，要搞清楚自己的立場和位置，不能隨便為死了一個名人，就都去讚美。

[yongbing1993]

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


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戰爭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發動反革命戰爭的時候，他們軍隊的數量約等於人民解放軍的三倍半，他們軍隊的裝備和人力物力的資源，更是遠遠地超過了人民解放軍，他們擁有人民解放軍所缺乏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工具，他們獲得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經濟上的大量援助，並且他們是經過了長期的準備的。

就是因為這樣，戰爭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現為國民黨的進攻和人民解放軍的防禦。國民黨在一九四六年，在東北占領了沈陽、四平、長春、吉林、安東等城市和遼寧、遼北、安東等省[1]的大部，在黃河以南占領了淮陰、菏澤等城市和鄂豫皖、蘇皖、豫皖蘇、魯西南等解放區的大部，在長城以北占領了承德、集寧、張家口等城市和熱河、綏遠、察哈爾的大部，聲勢洶洶，不可一世。人民解放軍采取了以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為主的正確的戰略方針，每個月平均殲滅國民黨正規軍的數目約為八個旅（等於現在的師），終於迫使國民黨放棄其全麵進攻計劃，而於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將進攻的重點限製在南線的兩翼，即山東和陝北。

戰爭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已經消滅了大量國民黨正規軍的人民解放軍，在南線和北線都由防禦轉入了進攻，國民黨方麵則不得不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不但在東北、山東和陝北都恢複了絕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戰線伸到了長江和渭水以北的國民黨統治區。同時，在攻克石家莊、運城、四平、洛陽、宜川、寶雞、濰縣、臨汾、開封等城市的作戰中學會了攻堅戰術。人民解放軍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記，人民解放軍是沒有飛機和坦克的，但是自從人民解放軍形成了超過國民黨軍的炮兵和工兵以後，國民黨的防禦體係，連同他的飛機和坦克就顯得渺小了。人民解放軍已經不但能打運動戰，而且能打陣地戰。

戰爭第三年的頭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發生了另一個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在數量上由長期的劣勢轉入了優勢。人民解放軍不但已經能夠攻克國民黨堅固設防的城市，而且能夠一次包圍和殲滅成十萬人甚至幾十萬人的國民黨的強大精銳兵團。人民解放軍殲滅國民黨兵力的速度大為增加了。

試看殲敵營以上正規軍的統計（包括起義的敵軍在內）：第一年，九十七個旅，內有四十六個整旅；第二年，九十四個旅，內有五十個整旅；第三年的頭半年，根據不完全的統計，一百四十七個師，內有一百一十一個整師。半年殲敵整師的數目比過去兩年殲敵整師的總數多了十五個。敵人的戰略上的戰線已經全部瓦解。東北的敵人已經完全消滅，華北的敵人即將完全消滅，華東和中原的敵人隻剩下少數。國民黨的主力在長江以北被消滅的結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軍今後渡江南進解放全中國的作戰。同軍事戰線上的勝利同時，中國人民在政治戰線上和經濟戰線上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因為這樣，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現在在全世界的輿論界，包括一切帝國主義的報紙，都完全沒有爭論了。

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已經不能用單純的軍事鬥爭的方法加以阻止，他們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鬥爭的方法。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現在一方麵正在利用現存的國民黨政府來進行“和平”陰謀，另一方麵則正在設計使用某些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係，又同革命陣營有聯係的人們，向他們進行挑撥和策動，叫他們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

根據確實的情報，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了這樣一項陰謀計劃，並且已經開始在中國進行這項工作。美國政府的政策，已經由單純地支持國民黨的反革命戰爭轉變為兩種方式的鬥爭：第一種，組織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和所謂地方勢力在長江以南和邊遠省份繼續抵抗人民解放軍；第二種，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極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進，則應帶上溫和的色彩，務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國和法國的帝國主義者，則是美國這一政策的擁護者。這種情形，現在許多人還沒有看清楚，但是大約不要很久，人們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麵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並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麵，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誌，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誌，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後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

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這樣明白地這樣尖銳地擺著的問題。兩條路究竟選擇哪一條呢？中國每一個民主黨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是否能夠真誠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夥，就是要看它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見，是否能夠為著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驟。這裏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麽“反對派”，也不是走什麽“中間路線”。

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嗎？請大家想一想，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於這夥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願望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

這些盜匪的曆史，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鬥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奸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

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於這些窮凶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隻有徹底地消滅了中國反動派，驅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中國才能有獨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這個真理難道還不明白嗎？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中國人民的敵人忽然竭力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了（請讀者記著，這種可憐相，今後還要裝的）。最近做了國民黨行政院長的孫科，在去年六月間，不是曾經宣布“在軍事方麵，隻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的嗎？這次一上台卻大談其“光榮的和平”，說什麽“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於和平不能實現，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後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複”。

合眾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電訊，馬上就預料孫科的聲明“在美國官方人士及國民黨自由主義人士中，將遇到最廣泛的讚揚”。美國官方人士現在不但熱心於中國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以來，美國就遵守著“不幹涉中國內政的政策”。

應該怎樣來對付這些君子國的先生們呢？這裏用得著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複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

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於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並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

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而且老老實實地認為：凡是耍著花腔，說什麽要憐惜一下這類惡人呀，不然就不合國情、也不夠偉大呀等等的人們，決不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像蛇一樣的惡人為什麽要憐惜呢？究竟是哪一個工人、哪一個農民、哪一個兵士主張憐惜這類惡人呢？確是有這麽一種“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或非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他們勸告中國人民應該接受美國和國民黨的“和平”，就是說，應該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當作神物供養起來，以免這幾種寶貝在世界上絕了種。但是他們決不是工人、農民、兵士，也不是工人、農民、兵士的朋友。

我們認為中國人民革命陣營必須擴大，必須容納一切願意參加目前的革命事業的人們。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需要有主力軍，也需要有同盟軍，沒有同盟軍的軍隊是打不勝敵人的。正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應當記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記他們。

忠實於人民革命事業的朋友，努力保護人民利益而反對保護敵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國無疑是不少，無疑是一個也不應被忘記和被冷淡的。我們又認為中國人民革命陣營必須鞏固，必須不容許壞人侵入，必須不容許錯誤的主張獲得勝利。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除了記住自己的朋友以外，還應當牢牢地記住自己的敵人和敵人的朋友。如上所說，既然敵人正在陰謀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陣營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強自己的陣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則要求徹底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並驅逐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那末，凡是勸說人民憐惜敵人、保存反動勢力的人們，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敵人的朋友了。

中國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會階層決定自己的態度。中國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在發生著新的變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脫離國民黨的影響和控製而站到革命陣營一方麵來，中國反動派完全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人民解放戰爭愈接近於最後勝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將愈加鞏固地團結一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決地主張徹底消滅反動勢力，徹底發展革命勢力，一直達到在全中國範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實現統一的民主的和平。

與此相反，美國帝國主義者、中國反動派和他們的朋友，雖然不能夠鞏固地團結一致，雖然會發生無窮的互相爭吵，互相惡罵，互相埋怨，互相拋棄，但是在有一點上卻會互相合作，這就是用各種方法力圖破壞革命勢力而保存反動勢力。他們將要用各種方法：公開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斷定，他們的政治陰謀將要和他們的軍事進攻遭遇到同樣的失敗。已經有了充分經驗的中國人民及其總參謀部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像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一樣，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把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一九四九年我們在經濟戰線上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成就。我們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將要比過去提高一步，鐵路公路交通將要全部恢複。人民解放軍主力兵團的作戰將要擺脫現在還存在的某些遊擊性，進入更高程度的正規化。

一九四九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這些就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在一九四九年所應努力求其實現的主要的具體的任務。我們將不怕任何困難團結一致地去實現這些任務。

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鬥中徹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

[yongbing1993]

要建立新中國隻能通過戰爭解決




1947年初，馬歇爾的調處以失敗告終，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已定。2月27日、28日，國民政府強迫中共駐寧、滬、渝等地所有談判代表和工作人員於3月5日前撤離。3月1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宣稱國共破裂，決心作戰到底”。

這樣，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的大門徹底被蔣介石關閉。而接下來的中國共產黨將要又一次受到蔣介石國民黨軍的追剿屠殺。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等領導下積極迎戰反抗。要建立新中國隻能通過戰爭解決。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改造舊中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使命。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偉大的革命鬥爭中不斷探索新政權的實現形式，為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而不懈奮鬥，積累了豐富的理論智慧和實踐經驗。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就集中闡述了他對中國革命發展階段和黨的任務以及建立新中國的思考，並對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政體以及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等都作出了初步設計。1947年以後，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和革命形勢的不斷發展，毛澤東關於新中國的認識和構想進一步完善，並一步步在革命實踐中變成現實，最終於1949年實現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目標。

1946年6月，在美國的支持和援助下，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妄圖以武力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和人民軍隊。曆史的發展一再證明，誰能贏得人民的支持，誰就能贏得戰爭的勝利。

解放戰爭之初，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力量對比上還處於劣勢，但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在中共中央正確方針政策的指導下，人民軍隊采取機動靈活的作戰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經過7個月的戰鬥，基本粉碎了國民黨的全麵進攻。

在政治上，國民黨的腐敗、專製和內戰政策受到人民群眾的反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統區掀起愛國民主運動，逐漸形成了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根據國內形勢的變化，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即將到來。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判斷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

事實上，毛澤東對和平建國有過多次努力，從親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到通過政協決議，國共有過多個回合的和談。

但是，1946年11月15日，國民黨仍然單方麵召開“國大”，堵塞和平的道路。即使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依然沒有放棄爭取和平的努力。

1946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說：“現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蔣介石？我們做這個工作而不提這個口號，口號仍然是恢複一月十三日停戰協定生效時的雙方位置和實現政協決議。”

做而不說是應對當時複雜局麵的一種穩妥慎重的策略，因為美國還在調處國共關係，中國共產黨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並沒有放棄對和平的努力。

1947年初，馬歇爾的調處以失敗告終，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已定。2月27日、28日，國民政府強迫中共駐寧、滬、渝等地所有談判代表和工作人員於3月5日前撤離。3月1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宣稱國共破裂，決心作戰到底”。

這樣，和平談判的大門徹底關閉，建立新中國隻能通過戰爭解決。

但是，國民黨的全麵進攻很快遭到失敗。

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指出，蔣介石政府在軍事、政治戰線上都打了敗仗，處在全民的包圍之中。在此形勢下，毛澤東提出：“為了建立一個和平的、民主的、獨立的新中國，中國人民應當迅速地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作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提出了“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的號召，並明確其目標是“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

1947年，麵對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毛澤東重新使用了“民主聯合政府”的概念，但其內涵已大不相同。1947年7月，解放戰爭由戰略防禦階段轉為戰略反攻階段。為動員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毛澤東於10月10日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宣言還首次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這標誌著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的任務已提上了現實議事日程。

此時提出的“民主聯合政府”口號與之前國共談判時的聯合政府主張明顯不同。第一，這個“民主聯合政府”不包括蔣介石集團及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第二，明確規定了沒收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財產和官僚資本；第三，這個“民主聯合政府”將由共產黨來召集成立，並在其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

但新的“民主聯合政府”仍然包含民盟等民主黨派。之前，國民黨在統一戰線中一直是強勢的一方，所以雖然民盟基本上一直和中共並肩戰鬥，與國民黨的獨裁政策作鬥爭，但其尋求的是一種“中間道路”。在1947年國共關係破裂的情況下，民盟尋求的“中間道路”顯然已經走不通了。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11月6日，民盟總部被迫宣布解散。1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時事評論《蔣介石解散民盟》。毛澤東在修改此文時寫道：“民盟方麵，現在應該得到教訓……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麵來。”經過鄭重考慮，民盟於1948年1月恢複活動，決定放棄“中間道路”，與共產黨密切合作，共同推翻國民黨。這是民盟的重大抉擇，既是其自身對形勢的清醒認識，也是其離不開中共的主動爭取。毛澤東還指示從事統戰工作的葉劍英、李維漢等積極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中間派。

1947年底，經過一年半的奮鬥，解放軍不僅粉碎了國民黨的全麵進攻和重點進攻，而且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挺進中原並站穩腳跟，形成強大的戰略攻勢。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二十年來沒有解決的力量對比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這是從國民黨占優勢到共產黨占優勢的轉折點，意味著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

在力量對比已經占優勢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方針隨之發生變化。1947年底召開的十二月會議，毛澤東提出了新中國三種經濟成分說，即作為領導成分的國家經濟、由個體向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以及中小私人資本經濟，並提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指導方針。這種力量對比優勢的得來與鞏固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土地改革，所以毛澤東再次強調，“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

當然徹底的土改不是搞絕對平均，毛澤東提醒全黨要注意糾正損害中農、中小資產階級和黨外人士利益的新的“左”的偏向。同時，為了明確經濟方麵的革命任務，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製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為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隨著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政治建設也開始調整。其一，根據形勢變化，調整政權組織形式。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從利於革命的角度，主張暫時保留“三三製”，因為當時解放區的狀況與抗戰民主改革已經深入了的根據地的狀況基本相同，所以中間分子、黨外進步分子還應吸收進來。到1947年12月25日，革命高潮已經到來之際，毛澤東指出，“建立聯合政府的口號還是要提，但‘三三製’就不必提了”。因為此時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土地政策和階級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其二，強調共產黨的領導權。毛澤東特別指出：“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現在要公開講，不公開講容易模糊黨員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壞處多於好處。”隨著形勢的變化，聯合政府中各黨派的地位將發生變化，共產黨要正式地公開地領導其他黨派，這一點要向民主黨派解釋清楚，便於形成共識。

其三，加強黨的自身建設。1947年10月《中國土地法大綱》公布後，為配合土改，中共中央有步驟地開展了整黨工作。主要通過“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開展批評教育，解決地方黨組織特別是農村黨組織思想作風不純的問題，同時自上而下開始建立請示報告製度。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毛澤東起草的黨內指示，要求建立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定期報告的製度。政治建設方麵的調整，為建立新中國作了上層建築方麵的初步準備。

1947年提出“民主聯合政府”口號以後，毛澤東對建立一個什麽樣的國家的問題作了進一步思考。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在《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概念。關於政權問題，他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權”，“這個人民大眾組成自己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建立代表國家的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於人民大眾的國家及其政府的領導”。這裏實際上初步設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即工人階級（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同時還初步設計了這個國家的政體：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他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機關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各級政府。”毛澤東強調，如果人民有要求，就應當召集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地方政府。

對國家政權的設計，離不開對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48年2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中再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概念，並對中國當時的階級關係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農民、農民以外的獨立勞動者是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帶有軟弱性的自由資產階級也可以參加革命和建設，人數很少卻占有全國生產資料最大部分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舊式富農是革命對象。他還正式提出了推翻三座大山，即：“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的任務，是聯合自由資產階級，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裏，毛澤東初步設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當然，此後直到新政協召開前，毛澤東同時還提過“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口號，畢竟此時國名並未確定。

成立新中國需要等待時機成熟。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估計，要等到共產黨有完全勝利的把握，蔣介石的威信更加破產，最好是奪取幾個大城市，民主黨派也願意參加中央政府之時，才有條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時機大約在1949年。

建立新中國的大致時間已定，相應的準備工作也在進行之中。一是推動召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會議。1948年4月1日，鑒於部分解放區有了建立區村（鄉）兩級人民代表會議的成功經驗，毛澤東表示，在一切解放區也應當建立區村人民代表會議，然後建立縣級和縣級以上人民代表會議。這樣就能為建立全國性的政權打好基礎。二是加強黨中央的權威。4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和分局的指示電中要求，“將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