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當大元帥今後誰再敢來當

我不想當大元帥今後誰再敢來當

 

我不想當大元帥今後誰再敢來當！這個示範說明了什麽？一個不為私利，不為名不為小家的人，還要《權》幹嗎？建國後要是有人專心搞社會主義建設，後人們可看到毛澤東騎馬在黃河源頭更多的著作。

《大元帥》是軍銜體係中的最高等級，一般授予一國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古代曾冊封多位“大元帥”、“兵馬大元帥”和“天下兵馬大元帥”。外國如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大元帥、意大利王國的最高帝國元帥，以及美國在1903年授予喬治·杜威大元帥，在1976年追授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的大元帥。近代中國光緒皇帝、監國攝政王載灃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假定大元帥、孫文即孫中山為大元帥、軍閥張作霖為大元帥以及蔣中正即蔣介石為大元帥。日本帝國的大元帥、韓國的大元帥。1934年，溥儀出任大滿洲帝國大元帥。不過在近代中國曆史上蔣介石大元帥為最後一位。自此《大元帥》在中國的土地上消滅了。誰不喜歡當一個大元帥和拿一級最高工資？唯有毛澤東！

1955年，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公務人員結束過去供給製和工資製並存的雙軌製，開始執行資產階級的等級工資製。以周恩來為首的領導小組開始編製工資方案，實行“四定”，即“定職、定級、定銜、定薪”。按照國務院第一次擬定的工資方案，行政級從1級到24級，一級是軍委主席毛澤東（大元帥）600元；二級是副主席、總理，550元，包括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三級是元帥，500元，包括陳雲、鄧小平和各位元帥；四級是大將，450元；五級是上將和大軍區、省、部級正職，400元。

方案呈報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在看後說：“我看不妥，這樣不利於團結，貧富差距要縮小嘛！”其後，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你們讓我當大元帥，是把我放在火爐子上烤我呀!  一級幹部就我毛澤東一個人，你們都是二級、三級，我毛澤東太不夠意思、太不夠朋友了! 我們把一級讓給馬克思、恩格斯，把二級讓給列寧、斯大林，我和你們一樣，都是三級幹部。”

於是，周恩來等又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原劃分的24個行政級別未變，工資稍有改動。最終的方案是：一級594元，二、三、四、五級依次為536、478、425、387元。級與級之間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隻相差5元。因地區類別不同（全國劃分為4－11類），同級地方幹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錢”的原則，軍隊幹部比地方幹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這套等級工資製是從老大哥蘇聯那裏學來的，毛澤東雖不滿意，但也很無奈。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蘇聯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又對等級工資製提出了批評：“現在高級幹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懸殊是太大了，將來可以考慮減少一些薪金。” 國務院據此迅速擬訂了降薪方案：黨政高級幹部，即行政十級以上幹部全麵降薪。降薪後，行政一級降為504元；二級降為454元；三級降為405元。

評級、評銜涉及個人利益，經常需要做出平衡調整。為了照顧那些資曆老、戰功大，但職務、軍銜較低的人，也對特定的人給予“低職、低銜、高行政級”待遇。如山東大學前校長成仿吾，行政級評為五級，相當於上將和正省級。對於統戰對象——擔任重要職務的非黨人士，有所照顧，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事例是宋慶齡，被評為行政一級，當時全國被評為一級的僅有她和毛澤東兩人。其他的如著名僑領陳嘉庚被評為三級；章伯鈞為交通部長，工資為行政三級等等。但在這次授銜評級中，也有主動要求降級的。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內經濟蕭條，身為黨中央副主席的陳雲帶頭提出給自己降級、降薪，毛主席拍手稱好，說：“要降，我們一起降嘛！與全國人民共渡難關！”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1%。毛澤東、周恩來等主動把工資降到三級，統一調整為404.8元，自此直到毛澤東周恩來等去世，這個標準就一直未動。

吳連登，1964年至1976年在毛澤東家任管理員。據他回憶，毛澤東每月的固定開銷包括黨費10元；他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毛澤東家裏的幾大開支，吃飯大約每月100元左右，吳連登說：“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

毛澤東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抽煙要花去100元，還有幾十元的茶葉。吳連登說：“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有一次，主席在遊泳池召集領導開會，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麽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據吳連登回憶，毛澤東與江青花錢上實行AA製，各花各的錢，各記各的賬，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是購買攝影器材和衝洗膠卷。“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采購，沒有買過那麽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膠，隻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

據1968年1月毛澤東的一份家庭生活收支賬目,他的日常支出一欄列有：“月房租費125．02元；12月、1月黨費40元；日用消費品92．96元；液化氣9．6元；夥食659．13元”。由此可見，從收支上看，毛澤東加上江青的工資，“第一家庭”算是“月光族”。當然，除了工資，毛澤東還有一項大收入，就是稿費，他是有權支配的，但這個稿費是存在中辦特會室的名下，多用於公家的事務，毛的日常開支，還是自己的工資。

造謠說謊者就是這樣：信口開河，亂放臭氣。聞及臭氣，迅及傳播。誤導洗腦，樂此不疲。恬不知恥，臭不要臉。

毛澤東一直在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也在不斷地糾正。文革是對資產階級法權的一次造反。然而資產階級法權維護者們在極力反對文革。社會是由《人》構成的，《人》的自私自利，社會必定肮髒。

毛澤東為什麽在文革中反複強調“要鬥私，批修”？正是因為萬惡之“私”為主源，私心一大，就必然人欲橫流，膨脹到一定程度，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就要變“修”複辟資本主義。這些道理跟走資派們及小跟班們一門心思想多吃多占的自私自利者如何聽得進去。

毛澤東要從不良意識源頭滅起，“鬥私”是為了防止變修，隻有“鬥私批修”，才能保證有效“為人民服務”，保證官員該當人民公仆，才能保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性質。全中國人民都“鬥私批修”，壞人壞事就不容易出來。

走資派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為什麽中國的醜陋遍地都是，是因為走資派鄧小平不聽毛主席的話了，不但不“鬥私批修”了，反而加重私心雜念了。從人性上講，意識形態上講，就是解放人的劣根性，解放人性惡的部分，解放私心雜念，由此刺激自由市場，刺激人人爭先富去賺錢，刺激底層人群出賣勞動力為資本家發財。

所以，隻要能賺到錢什麽歪門邪道都用上了，結的惡果就是假藥假煙假酒假奶粉坑蒙拐騙就都解放了，再把西方糟粕文化放進來，和本土剛解放了的糟粕思想意識一結合，就使中國的每一個有人的地方臭氣衝天更惡心了。

毛澤東講“鬥私批修”，深意在於使共產黨和新中國不變質，不變修，不搞特權，不看著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眼紅，一句話，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義有各種表現。毛澤東歸納總結如下：一是“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親熱。或者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結果是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

二是“不負責任的背後批評，不是積極地向組織建議。當麵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隻有自由放任”。三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四是“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隻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五是“不是為了團結，為了進步，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和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泄私憤，圖報複”。六是“聽了不正確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聽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報告，泰然處之，行若無事”。七是“見群眾不宣傳，不鼓動，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把一個共產黨員混同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八是“見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不憤恨，不勸告，不製止，不解釋，聽之任之”。九是“辦事不認真，無一定計劃，無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十是“自以為對革命有功，擺老資格，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工作隨便，學習鬆懈”。

十一是“自己錯了，也已經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對自己采取自由主義”。

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區別於世界上其他政黨的突出特點就是組織嚴密、紀律嚴明。早期的中國共產黨組成人員主要成分是農民、小知識分子，加之長期分散在農村遊擊環境，一些黨員身上流露出自私自利、自由散漫的習性。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延安成為愛國青年學生和進步知識分子爭先前往的聖地。這些人員大批湧入的同時，也帶來各種思想問題。

麵對以自由主義為主要傾向的種種思想表現，毛澤東以其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力和對黨內思想狀況的熟知，於1937年9月7日寫下了《反對自由主義》這篇光輝著作。文章列舉了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指出了自由主義的嚴重危害，剖析了自由主義來源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要求共產黨員“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號召“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傾向，使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向來”。文章一經發表，在陝甘寧邊區引起極大反響，各級黨組織認真討論學習，對照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把自己擺進去對照檢查。不久，中國共產黨在全黨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延安整風運動。

一篇文章有著如此神奇的力量，來源於文章銳利的思想，字字有聲、句句直敲人的靈魂：“當麵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命令不服，個人意見第一。隻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鬧意氣、泄私憤、圖報複。”“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自以為對革命有功，擺老資格，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自己錯了，也已經懂，又不想改正，自己對自己采取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 一一列舉、娓娓道來，諄諄教誨、語重心長。每重讀一次《反對自由主義》，讀者的心靈都會觸動極深。文章鋒利所指，讓人無處躲藏，無法回避。因為說的太準了、太形象了、太常見了、太通俗易懂了，好像在說自己、說自己單位、說當今社會。

現實生活中，“自由主義”更多的是指個人言行上的特殊表現，比較常見的表現就是散漫無忌，個人至上，隨心所欲，隨性所為，愛怎麽樣就怎麽樣。深入分析自由主義產生的根源，有著深厚的曆史文化背景。“五四”運動爆發後，不少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病所在。中國是個“龐大的社會，鬆散的政治形態”。國民的劣根性沉積千年的病態文化，在封建專製製度的長期奴化與壓製下，國人形成了隻顧一己一家私利，不顧國家民族命運的自私性。國民劣根性的集中體現之一就是組織性、紀律性的缺失。其實這也是鴉片戰爭後近代中國一盤散沙的重要根源，也是自由主義的根源所在。毛澤東說“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毛澤東以自己特有的行文風格，對缺失組織性、紀律性的自由主義現象，逐一進行生動、具體、精辟的描述，讓人警醒，更讓人敬佩其對人性的深刻認識，對不良思想的深入觀察，對產生自由主義根源追根問底的剖析，這就是個人的“自私自利性”。真可謂一針見血，直指靈魂深處，直麵人性實情，回答了長期以來中國人熱衷“窩裏鬥”，糾結於人情世故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