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婦女不當妓女
從舊中國到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曆了消滅娼妓的驚人過程。從毛澤東時代到改革開放，中國又經曆了色情業卷土重來的滄桑巨變。中國女性社會麵貌的變化可謂跌宕起伏，既然之前提到了東莞掃黃，就不能不提中國女性曾經揚眉吐氣的年代。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婦女不當妓女。
【毛澤東時代娼妓製的消滅與中國婦女的新生】
娼妓在中國有數千年的曆史，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建國後，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各地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措施，堅決取締了各地妓院。到1951年底，全國各地取締娼妓工作基本結束。
舊中國的上海灘是名副其實的風月場，1949年11月，上海市委決定全麵封閉妓院，集中收容娼妓。封閉全市72家殘存妓院，逮捕334名妓院主、老鴇、龜頭，分別移送法院審判。收容的515名妓女（公娼、私娼）全部送市婦女教養所教育改造，從此張燈掛牌的妓院不複存在，沿街拉客的暗娼顯著減少。1952年起，人民政府采取突擊和經常收容相結合辦法，發現一個收容一個，至1958年初，婦女教養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餘名，基本上消除了娼妓活動 。
砸碎一個舊世界顯得容易和痛快，共產黨在這點上和曆代農民起義似乎差別並不大，然而，在建設一個新世界方麵，這個聲稱要解放全人類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則完全顯示出了的不同和先進之處。
毛澤東時代娼妓製消滅了，以前從業的女性要生活，要工作，要有出路。並且，舊時的工作遺留給她們的還有那折磨人的病痛，以及心理上的自卑感，這些都需要新社會的建設者去麵對。
在上海婦女教養所，高達95％以上的妓女們都患有性病。為解除她們的痛苦，徹底根治性病，1952年，上海市衛生局在教養所內設立診療所，動員本市10個醫療單位，邀請19名專家共同為她們治療。當時醫治性病的主要藥物盤尼西林（青黴素），國內還不能生產，全靠進口，價格昂貴。陳毅了解後，立即指示：不管花多少錢，一定要把她們的病治好，一要給治病，二治好後要給工作，三參加工作後要照顧她們的婚姻問題。經過幾年努力，至1957年底政府耗資18萬元為收容入院妓女治愈性病，恢複了健康。
為調動教養對象自覺改造的積極性，教養所建立每月兩次的家屬接待製度。教養所還建立一整套民主管理製度和集體生活製度，組織樂隊、歌詠隊、戲劇隊自編自演文娛節目，豐富婦女們的業餘和節日生活。
組織勞動生產，培植自食其力的勞動能力，這點是改造的關鍵。1952年6月，教養所貫徹“粗工易學，工具簡單，投資少，容人多，原料、銷路可靠”的原則，辦起了毛巾、織襪、縫紉、藥棉等工場，根據收容人員的健康狀況和勞動能力，參加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並建立相應的工資製度。當她們用自己雙手勞動領到的第一次工資時，許多人激動得熱淚盈眶。
1953年7月，婦女教養所成立審查處理小組，集中對教育改造表現較好的2431名妓女進行審定，凡治好性病，出所後不再重操舊業，樹立勞動觀念自食其力的，分批安置就業。到1953年底，共安置1171人，其中76人介紹到棉紡織廠工作。由於被收容妓女陸續出所就業，改變了留所人員一度存在的改造遙遙無期的消極情緒，增強努力改造，爭取早日走上工作崗位的信心。
1955年，964名改造好的妓女赴新疆參加工礦、農場、機關、學校、服務行業等建設。至1958年，全市7000餘名經過教育改造的妓女全部安置就業，各得其所。200多名年老無依，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家可歸的送救濟機構或養老院供養。由於這些人都有一段辛酸的生活經曆和強烈的翻身感，踏上工作崗位後大多數人表現積極，有的成為農業戰線上的能手，有的成為工業先進生產者和三八紅旗手。
上海婦女教養院從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國來賓了解中國改造妓女的窗口。僅在1956年，該婦女教養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蘇聯、捷克等31個國家的101名來訪者，可謂是社會主義中國改造舊世界的一麵旗幟。法國一位來訪者認為，中國改造妓女的做法，不僅對法國，對整個歐洲都是有借鑒作用的。有個美國記者對“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標語頗感興趣，在他訪問了正在這裏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後，對教養幹部說：我感到你們真的做到了“把鬼變成人” 。
到1958年，新中國取締妓院、改造妓女的運動最後勝利，消滅了千年的娼妓製度。必須強調的是，新中國建國初期迅速清除賣淫現象，靠的不是罰款和羞辱，而是把妓女視作受苦受難的階級姐妹，采取改造思想，醫治性病，指導她們從事生產的方針，培訓她們勞動技能，免費給她們治病，喚醒她們的自覺，轉變其思想，使之成為健康的人，靠勞動吃飯的人。正是因為新中國建國初期把妓女當成一個平等的人看待而沒有歧視，才取得了改造妓女工作的勝利。
【妓女們對工廠勞動的參與中國婦女撐起半邊天中的一員】
馬克思主義認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以使婦女經濟上不再依賴於男子；第二個先決條件是必須“依靠現代大工業”，隻有在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裏，才可以想象婦女能夠真正得到解放；第三個先決條件是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即“把私人的家務勞動溶化在公共的事業中。”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勞動婦女的解放，與整個階級勝利是分不開的。隻有階級的勝利，婦女才能解放” ，“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充分發動婦女，好比一個人有兩隻手，缺少一隻也不行，缺少了婦女的力量是不行的，兩隻手都要運用起來” 。
中國婦女參與社會化的勞動、參與建立“現代化大工業”根基的一個高潮，是在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1952年，全民所有製女職工不過60萬，登記要求就業的婦女就有58.2萬（占登記就業人員的41.4%），當時工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還很有限，所謂國家統包統分還談不上，婦女的就業願望也遠不能都實現 。1958-1960年間，大規模的招工不僅使農民有進城工作的機會，也使不少家庭婦女得以參加社會工作。全民所有製的女職工從1957年的328.6萬一下子增至1960年的1008.7萬，增長了206.7%！而同期全民所有製職工增長幅度是90.2%，女性這一超常增長較大地改變了城鎮職工的性別結構，使全民職工中女性的比例從1957年的13.4%，提高到20.0%。
這一時期，不僅女性參與到工農業生產和社會公共服務事業中的數量在迅速增長，參與麵也大為拓寬。作為五十年代的“新人新事”，中國出現了第一個“三八女子測量隊”、第一個女煉鋼爐長、女瓦工、女拖拉機手等。新華社一則電訊稱：“……許多大型廠礦企業裏的女職工比過去大大增加了，如鞍鋼女職工已比1956年增加了一倍多，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女職工已占18%，徐州賈旺煤礦解放前沒有一個女工，現在已有1746名女職工分別擔任著設計、生產管理、開機車等工作。寧夏銀川市1956年有19名女建築工，現在有了2000多名。‘什麽事情都能幹，什麽事情都能幹好’是概括今天中國婦女的形象的最恰當的兩句話。”
農村中的人民公社製度和城市中在全民所有製下的充分就業，使中國婦女基本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經濟地位。從女性就業的統計數字看，新中國前30年女性的社會參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舊中國女性就業人數隻占婦女總數的0.22％。1949年全國隻有女職工60餘萬人，占職工總數的7.5％；而1978年為3128萬人，占職工總數的32.6％。在農村，婦女出工率達90%以上。山東省城武縣西窪農業合作社中的一位社員王鳳雲，過去經常受家婆、丈夫的虐打，但她積極參與勞動後，給家庭增加了收入，家人對她尊敬起來，婆婆更說“一樣勞動、一樣吃飯，以後誰也不興欺負誰”（這點是不是有助於理解現代婆媳關係呢？）。
【一樣的政治權利與一樣的社會福利待遇】
毛澤東曾指出，“沒有一批能幹而專職的婦女幹部，要開展婦女運動是不可能的” 。“將來女同誌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誌一樣，各占50％。如果女同誌的比例超過了男同誌，也沒有什麽壞處” 。民主革命時期的婦女運動就已經卓有成效，中共在各根據地、解放區以及遊擊區內，女工農婦代表會、婦抗會、婦救會、婦聯會等婦女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在國統區也大力發展婦女統一戰線。1939年，在延安專門成立了中國女子大學 ，用於培養婦女幹部。1949年，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成立，從此我國建立起統一的婦女組織。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並公布的《選舉法》規定“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我國婦女第一次獲得有選舉法保障的選舉權。1956年全國共有75萬6千多個農業合作社，當中70%—80%的社有女正副社長，約有50餘萬人。在廣東省梅縣龍坪鄉中的一個“紅旗”農業社中，正副主任全是婦女，9個社務委員有7個婦女，6個正副生產小組也全是婦女。
文革是中國婦女參政的第二個高峰期 。據非正式統計，1968年各地革委會成立後，江蘇省各級革委會有20%的婦女。到文革中後期，婦女幹部比例達到了頂峰，高達30％左右，這個比例在全世界看都是相當高的。
中國女性的文化宣傳方麵，從電影這一方麵可以較為清楚看到社會主義國家推進男女平等的良苦用心。1956年出品的電影《馬蘭花開》講述了女主角馬蘭如何克服重重困難，由一名家庭婦女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女推土機手的故事。1975年出品的電影《春苗》反應了女赤腳醫生田春苗如何為農村的貧下中農進行醫療服務的故事，春苗的原型是上海市川沙縣江鎮人民公社兩名先進人物。1976年出品的電影《青春似火》反映了女工梁東霞在工廠中為開展技術革新而鬥爭的故事，等等。中國老電影的一個特點之一，就是特意突出女性在社會生產生活各方麵的光輝形象。
那個時期的電影，客觀地說，從基本麵上講，電影力圖宣揚的，是勞動婦女的積極進取的形象，歌頌的是工人階級及廣大的城鄉人民公社的女性社員們的勞動者，是“群眾路線”在藝術領域的真切體現，而不是什麽才子佳人和帝王將相的陳年舊事。
【結語】
馬克思曾說：“每個了解一點曆史的人也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醜的也包括在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 。婦女問題的根源是私有製和階級剝削。隨著私有製產生，家庭外生產勝過家庭內生產，兩性間的分工呈現出新的社會意義，男子勞動和生產變得重要起來，婦女勞動和生產及社會地位隨之下降。男性統治根源於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財產的事實。隻有婦女對男子經濟依賴的消失，才會允許兩性關係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愛情基礎之上。也就是說，性別對立實質是階級對立，婦女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壓迫的一種特殊形式。需要強調的是，這裏的“男性統治”要加以階級分析，統治的“男性”是資產階級的男性，而無產階級的男性則深受階級分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感，女性地位低下現象的另一麵是廣大勞動階級男性的所受的資本壓迫。
如今走資派特色政府，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和婦女相關的問題日益嚴重起來，比如，男女不平等的家庭觀念回潮 （幹得好不如嫁得好），婚姻日趨市場化、愛情日益成為奢侈品，離婚率明顯上升 ，娼妓製的複活與二奶現象的普遍 ，家暴問題突出 ，女性就業難、收入低、職業風險高，不一而足。
曾經的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娼妓製消滅，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婦女可以自傲地向全世界宣稱，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婦女不當妓女。然而曆史曾經豐滿，現實如此骨感。中國婦女狀況的變遷折射的是社會經濟的滄桑巨變，理解了這個基礎的巨變，才能理解婦女問題解決的鑰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