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一大群有血有肉的人

《人民》是一大群有血有肉的人

 

在階級社會中《人》被占有資本的主人劃分為“上等人、中產階級和下等人“。《人民》指的是中、下等人。共產黨人出自上、中等人。自古以來大多數“上等人和少數中等人是把“人民“當傭人、奴隸的。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要人民，隻要自己“也沒問題，人各有誌。但也不應該反對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就如自私自利的做不到大公無私，就等於別人或所有的人都做不到大公無私。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一切向錢看》不但破壞了文革中的新文化”鬥私批修狠鬥私心學雷鋒做好事樂於助人“等，更是破壞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孝道遵重老人守婦道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許多優秀的文化傳統。

“人民”的概念從哪裏來：最早使用《人民》一詞是古羅馬人。羅馬人把城邦中的本族人看作人民，人民是正義的化身，人民對應外邦敵人。羅馬帝國滅亡以後，歐洲進入封建神學政治時代，人民開始“睡覺”。法國大革命爆發以後，《人民》開始醒來，《人民》的概念被當時的學者和政治人物撿起來，一下紅遍全球。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舊的法國革命時的英雄卡米爾·德穆蘭、丹東、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拿破侖，同舊的法國革命時的黨派和人民群眾一樣，都穿著羅馬的服裝，講著羅馬的語言來實現當代的任務，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資產階級革命讓《人民》站起來，讓封建的王權和教權倒下去，國王上了“斷頭台”，《人民》占據了國王騰空的位置，進入了“誰宣稱擁有了人民，誰就可以來一場革命”的大時代。

盧梭曾區分過人民、公民、臣民等概念。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指出：“這一由全體個人的結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稱為城邦，現在稱為共和國或政治體；當它是被動時，它的成員就稱它為國家；當它是主動時，就被稱為主權者；而以之和它的同類比較時，乃稱它為政權。至於結合者，他們集體地就稱為人民；個別地，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者，就叫作公民，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就叫作臣民。”隨著盧梭等眾多西方學者著書立說並廣泛傳播，《人民》逐漸成為現代政治學的核心概念。

《人民》的概念傳到馬克思那裏，馬克思給它增加了階級性。《共產黨宣言》中文版中“人民”一詞共出現97次。人民的概念傳到列寧那裏，列寧也給它增加了階級性。1905年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文後記中寫道：“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並沒有用它來抹殺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別，而是用它來概括那些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列寧認為，人民是一個社會曆史範疇，隨著曆史的發展而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在俄國，“隻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才是能夠取得‘對沙皇製度的徹底勝利’的力量，我們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來說的，並且把農村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分別算到了這兩種力量中去。”

中國共產黨是如何認識《人民》的？20世紀初，《人民》一詞傳到中國。隨著清末立憲運動的興起，《人民》的使用更廣泛，成為現代國家的基本要素，如1904年《新民叢報》刊發的《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一文開宗明義指出：“天下未有無人民而可稱之為國家者。”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君主立憲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所稱謂的《人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1922年，李大釗在《新青年》雜誌撰文批評：“因為他們所用的‘人民’這一語，很是曖昧，很是含混。他們正利用這曖昧和含混，把半數的婦女排出於人民之外，並把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男子排出於人民以外，而卻僭用‘人民’的名義以欺人。”

大革命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較少使用《人民》這個詞（盡管在二大宣言中也出現過），較多使用“工人”“農民”“民眾”“群眾”等概念。抗戰爆發以後，《人民》一詞受到更多人尤其是文學界人士的重視。如臧克家1945年發表詩歌《人民是什麽？》，正源1946年寫了《荒蕪了的土地》，郭沫若1946年發表《堅定人民的立場》，李遠芳1946年出版了新詩集《人民》等等。郭沫若在《堅定人民的立場》一文中指出：“今天製定任何事物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便是人民立場——要立在人民的地位上衡量一切……遵守人民本位便是是，脫離人民本位便是非。”李遠芳提出“人民，不是轎夫，不是叫花子，不是黑奴。人民是偉大的，有無比的智慧和力量，有無邊的燦爛的光芒。”由於這一時期曆史唯物主義和文學作品的廣泛傳播，《人民》的概念逐步深入人心。

毛澤東對《人民》一詞也有一個逐步接受的過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現“人民”345處，第二卷出現556處，第三卷出現845處，第四卷出現1440處。隨著毛澤東對建立新中國的問題思考得越多、越深，《人民》一詞使用得越頻繁，越賦予其深刻含義。1948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政權不同。”1949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接見綏遠軍區負責人時說：“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並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新中國成立以後，《人民》一詞完全融進中國共產黨人的血脈，成為紅色基因的一部分。1960年6月12日，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結束訪華後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撰文指出：“毛澤東的基本哲學非常簡單——人民起決定作用。”

什麽是“人民”？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強調：“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他指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不同的曆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毛澤東使用“人民”的概念，也使用“群眾”的概念，有時候還用“人民群眾”。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學詞匯中，人民、人民群眾、群眾基本可以畫等號。

毛澤東說：”一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乃是我們真正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使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們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我們的真正敵人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也不枉妄他們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的一鋪唾沫。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團結起來！“

在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調查後得出中國人民中的無產階級。其種類及人數如左，工業無產階級約二百萬；都市苦力約三百萬；農業無產階級約二千萬；共約四千五百萬。中國因經濟落後，故產業工人（工業無產階級）不多，二百萬產業工人之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而大多數在外資產業之下，故工業無產階級雖不多，卻做了民族革命運動的主力。

我們看四年以來的罷工運動，如海員罷工、鐵路罷工，開源及焦作煤礦罷工，及五四後，上海、香港兩處之大罷工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個原因是集中，無論那種人都不如他們“有組織的集中”，第二個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去了工具，剩用兩隻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著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階級極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奮鬥。

都市苦力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頭搬運夫以人力車夫占大多數，糞夫清道夫等都屬於這一類。他們除了一雙手外，別無長物，其經濟地位與產業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組織的集中及在生產力上的重要。

中國尚少新式資本主義的農業，所謂農業無產階級，乃指長工、月工、零工等雇農而言。此等雇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流動資本，故隻得營工度日。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此種人在鄉村中乃最感困難者，在農民運動中，與貧農處於同一要緊的地位。

遊民無產階級為失了土地的農民與失了工作的機會的手工業工人，其人數在二千萬以上，乃國內兵爭匪禍的根源。此遊民無產階級中最多者為匪．其次為兵，次為乞丐，次為盜賊與娼妓。他們乃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組織，如“三合會”，“大刀會”，“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紅幫，都做了他們政治和經濟爭鬥的互助機關。處置這一批人乃中國最大最難的問題，一個是貧乏，又一個是失業，故若解決了失業問題，就算是解決了中國問題的一半。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半無產階級。此處所謂半無產階級，乃包含：（1）半自耕農（2）半益農（3）貧農（4）手業工工人（5）店員（6）小販，之六種。

半自耕農的數目，在中國農民中大概占五千萬，半益農貧農大概各占六千萬，三種共計一萬萬七千萬，乃農村中一個頗大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這三種農民有同屬半無產階級，然從經濟狀況仍有上中下三個細別：半自耕農、自耕農、半益農。

半益農與貧農都是鄉村的佃農，同受地主的剝削，然經濟地位頗有分別，半益農無土地，然有比較充足之農具及相當數目的流動資本，此種農人，每年勞動結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種雜糧，撈魚蝦，飼雞豕，勉強維持其生活，於艱難竭蹶之中，存聊以卒歲，想，故其生活苦於半自耕農，然較貧農為優，其革命性則優於半自耕農而不及貧農。

貧農之無充足的農具，又無流動的資本，肥料不足，田畝歉收，送租之外，所得無幾，荒時暴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鬥幾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叢集，如牛負重，乃農民中之極艱苦者，極易接近革命的宣傳。

手工業工人所以稱以半無產階級，因其自有工具，且係一種自由職業，其經濟地位略與農業中半益農相當，因家庭負擔之重，工資與生活物價之不相稱，時有貧困的壓迫或失業的恐慌，與半益農亦大致相當。店員為中小商人的雇員，以微簿的薪資，供事人畜的費用，物價年年增漲，而薪例往往須數年一更，偶與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與手工業工人不相上下，對於革命宣傳極易接受。

小販不論是肩挑叫賣或於畔攤售，總之本小利微吃著不夠，其地位與貧農不相上下，其需要一個變更現代的革命也和貧農相同。手工業工人人數，大概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即二千四百萬人，店員大概有五百萬，小販大概有一百萬，合起半自耕農，半益農、佃農人數半無產階級人數共計約二萬萬占全國人口之一半。

小資產階級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類。這一個階級，在人數上，在階級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

小資產的人數，單是自耕農就有一萬萬至一萬萬二千萬，小商人手工業主，知識階級，大概自二千萬至三千萬，合計達到一萬萬三千萬，這個階級雖然同在小資產階級之經濟地位，但實有三個不同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餘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還有餘剩，用以造成所謂資本的初步積累。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那中產階級地位。他們看隻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這種人膽子極小，他們怕官，也有點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與中產階級頗接近，故對於中產階級的宣傳頗相信，對於革命取懷疑的態度。但是這一部分人在小資產中占少數，大概不及小資產階級全數百分之十約一千五百萬，乃小一部資產階級的右翼。

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給的，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不少，這部分人比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們也想發財，但是總不讓他們歲財，隨著近年帝國主義軍閥大中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使他們感覺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從前的世界。

第三部分是每年要虧本的。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本是所謂殷實人家，漸漸變的僅僅保守，漸漸的要虧本了。他們每逢年終結賬一次，就吃驚一次，說“咳，又虧了！”這種人因為他們從前過著次日子，後來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過著淒涼的日子。這種人，在精神上感覺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為他們有一個從前與現在相反的比較。這種人在革命運動中頗要緊，頗有推動革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