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反對媒婆撮合父母包辦許配富商
一百多年前的長沙女子趙五貞在花轎中自殺引發社會大討論。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上發表《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指出：“這事件背後，是婚姻製度的腐敗，社會製度的黑暗，意誌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是環境逼著她求死的”。
1919年11月15日，長沙滿城都在傳說一件奇事：一位新嫁娘，昨天出嫁路上，用剃刀自刎於花轎之中。何解呢？眾說紛紜。能識字的人，自然最關注當日的報紙。1919年11月14日，長沙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城的新娘在花轎中自殺的事件。這位自殺的新娘叫趙五貞，是湖南長沙人，生於1896年，父親趙海樓，開眼鏡店為業。趙五貞性情溫和，知書識字，工裁縫、刺繡，友善鄰裏。後由媒婆撮合，父母包辦，許配給富商品古齋少老板吳鳳林為繼室。趙五貞不願“填房”，又嫌吳年大貌醜，要求改變婚期，終以“擇吉已定”不允。1919年11月14日，趙五貞用剃刀自殺於花轎內。
毛澤東旗幟鮮明、一錘定音，而且奠定了日後“政權、神權、族權、夫權四條繩索”的基調。文章作者署名正是“澤東”。自此《大公報》“研究”一欄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但基本是沿著毛澤東文章定下的調子向前推進，代表意見如一篇名為《我對於趙女士自殺的雜感》所說：“似這一類的婚姻，不是要把女兒送上斷頭台，便是把女兒推入黑暗地獄，已經執行死刑的不消說了，我們要替已入或將入黑獄裏的無量數囚徒想個超拔的方法。”借趙五貞自殺事件來討伐舊婚姻製度、舊家庭倫理, 將趙五貞“反抗舊式婚姻”作為前提，大肆談論舊式婚姻對婦女解放、戀愛自由的妨害，呼籲大眾起來鏟除這些可惡的製度。轟轟烈烈的討論開展後的第三天，《大公報》的新聞版上又送來了一則看上去挺順手的材料。新聞名為《又一婚姻奇案》，說的是南門外常婆婆家的女兒，曾被許配給一名人力車夫，後來母親嫌其家貧有意悔親，女兒遂背著母親跑到車夫家私行婚禮。這立刻被新文化提倡者作為“又一個趙五貞”。
有人說她有“自由意誌”，因此“有人格”。毛澤東在當日發表的《趙女士的人格問題》裏指出：“趙女士要是有人格，必是有自由意誌；要是有自由意誌，必是他的父母能夠尊崇他容許他……但在他二十一年最後的一瞬間，他的人格忽然現在來了。嗚呼，嗚呼！不自由，無寧死……趙女士的人格也隨之湧現出來，頓然光焰萬丈！”同樣，常婆婆的女兒也擁有類似的“自由意誌”與“人格”，論者稱常女士“能把智力保障她的自由意誌，自然要算有人格的了”。而且，常女士比趙女士或許還高上一籌：“趙女士是消極的，常女士是積極的，消極是無作為，積極是有作為，所以常女士得了個頂完美的結果，趙女士得了個頂慘痛的結果。”（《趙常兩女士的人格》）。
高密度發聲：毛澤東在十三天發表十篇評論，其中湖南《大公報》九篇、《女界鍾》一篇，具體題目及發表時間為：
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趙女士的人格問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改革婚製問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女子自立問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社會萬惡”與趙女士(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非自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戀愛問題——少年人與老年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打破媒人製度(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婚姻上的迷信問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這些文章，青年毛澤東不僅剖析趙五貞自殺的根本原因，而且探尋了趙五貞“非自殺”的可行出路，並由小及大，進而探討了整個社會層麵的婚姻戀愛自由問題。
青年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上發表《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指出：“一個人的自殺，完全是由環境所決定。趙女士的本意，是求死的麽？不是，是求生的。趙女士而竟求死了，是環境逼著他求死的。趙女士的環境是：（一）中國社會，（二）長沙南陽街趙宅一家人，（三）他所不願意的夫家長沙柑子園吳宅一家人。這三件是三麵鐵網，可設想作三角的裝置，趙女士在這三角形鐵網當中，無論如何求生，沒有生法。生的對麵是死，於是乎趙女士死了。”明確指出問題的要害：“這事件背後，是婚姻製度的腐敗，社會製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
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發表了《趙女士的人格問題》，提出：“趙家父母明明迫著他的女兒戀愛不願意戀愛的人，遺容有什麽自由意誌？你不願戀愛我，而我迫著要戀愛你，這是一種強奸。這叫做‘直接強奸’。他的女兒不願意戀愛那人，而他逼著要他女兒戀愛那人，這也是一種強奸……中國的父母都是間接強奸自己的子女。這結論是在中國家庭製度（父權母權）婚姻製度（父母代辨〈辦〉政策）的底下應該發生的。”疾呼：“（一）天下類於趙女士父母的父母都要入獄。（二）願率天〔下〕人齊聲高呼：‘趙女士萬歲！’”
毛澤東在《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一文中，提出：“全中國的青年男女諸君！你們都不是些聾子瞎子，眼見著這麽一件‘血灑長沙城’的慘事，就應該驚心動魄，有一個澈底的覺悟。你們自己的婚姻，應由你們自己去辦。父母代辦政策，應該絕對否認。戀愛是神聖的，是絕對不能代辦，不能威迫，不能利誘的！我們不要辜負了他，不要使他白白送了一條性命。”同日，他在《改革婚製問題》一文中與讀者互動，發出征文啟事：“既然提出了‘改革婚製’，就應該進行討究‘婚製如何改革’。我甚希望一般青年男女諸君，對於這個問題，有所解決。如有以解決的論文投向本報，本報當然是極其歡迎。”
長沙周南女校學生主辦的周刊《女界鍾》特刊第1號，在《關於趙女士自刎以後的言論》總標題下發表了毛澤東的文章《女子獨立問題》，指出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方麵不能獨立，指出：“男女的關係，依現代主張，應以‘戀愛’為中心，戀愛以外，不能被支配於‘經濟’。所以現代的主張是，‘經濟各自獨立，戀愛的兒公共’。現代以前則不然，都不知有所謂‘戀愛神聖’的道理，男女之間，戀愛隻算附屬，中心關係，還在經濟……”
毛澤東發表《“社會萬惡”與趙女士》一文，針對彭璜的文章展開辯論：“趙女士的自殺舉動，任說是如何軟弱，總不能說他是‘無故而死’。他死的‘故’，又總不能不說有多少是在他本身以外的‘社會’。社會裏麵既含有可使趙女士死的‘故’，這社會便是一種極危險的東西。他可以使趙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錢女士、孫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明確指出趙女士致死的根源是：“這都是我們中國萬惡社會裏特別發生的把戲。”
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思維特征就是高屋建瓴、善抓事物本質，這時候也已初見，從而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找到了“萬惡”的總根源，在於社會製度的腐朽反動，進而又在11月25日、27日、28日發表了《戀愛問題》、《打破媒人製度》、《婚姻上的迷信問題》，得出結論：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要用革命的手段去改造社會，否則，一些均無希望。對於趙五貞女士的自殺，毛澤東一則給予了同情，讚許“不自由，母寧死”的反抗精神，但是，在另一方麵，還是覺得自殺是消極的態度，不值得提倡。11月23日，他在湖南《大公報》發表了《非自殺》一文，認為：“與其自殺而死，寧奮鬥被殺而亡。”“吾人於此，應主張與社會奮鬥，爭回所失的希望。奮鬥而死，則是‘被殺’，不是‘自殺’。”即使“截腸決戰，玉碎而亡”，也在所不惜，這才是“天下之至剛勇”。
青年毛澤東就趙女士自殺事件，從16日至28日短短十三天是時間，發表了十篇評論，深刻揭露腐朽的封建社會的宗法製度，吃人的禮教舊道德，號召青年們起來，摧毀舊社會腐朽的舊製度，成為“五四運動”旗幟上的一個重要的曆史符號。十篇評論的特點具有連續性、鮮明的鬥爭性，語言犀利，形如檄文。從趙女士一個人，看到了整個中國婦女生存現狀，指出了婦女受壓迫的社會根源，從倫理學、心理學、生理學等多個方麵，佐證自殺的總根源是社會，從多方麵剖析了中國當時的婚姻、家庭製度的極端腐敗，指出不平等的根本在於經濟上的女人受男人支配，號召廣大婦女要解放就要對整個社會進行改造，必須聯合起來掃蕩萬惡的社會汙泥濁水。
值得注意的是，湖南關於趙女士自殺的討論並不是孤立的，有文章稱：北京《晨報》在1919年12月7日稱讚毛澤東是婚姻問題上的“解放派”，肯定了毛澤東關於“趙五貞事件”所發表的文章超過了上海《時新日報》和《晨報》上的同類文章。對於北京《晨報》的這篇文章筆者沒有去查找，因為，無可置疑能夠確認的是：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便將婦女運動列入了議程；
1922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以政黨名義通過的婦女運動決議——《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正式獲得通過；
……
1950年，新中國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誕生！而這一部法律的問世，蘊含著毛主席長期的重視以及傾注的大量心血。
我們無須刻意放大或淡化某一事件或人物的曆史意義，任何事件或人物的存在與發展也都不是孤立而存在的，我們隻需要知道這些曆史，去用心感受，應該能感覺到曆史的脈動。就如同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也就是“五四運動”前夕，毛澤東閱讀《倫理學原理》上批語道：“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由此，再到趙五貞事件，再到新中國第一部法律，我們所能感受到的，是曆史的發展、延續和回應。
無獨有偶，遠在北京的胡適寫出了《李超傳》，李超女士追悼會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舉行，蔡元培親書“不可奪誌”四個大字。李超的身世，誠然不幸，她對家庭環境的不滿，也屬確實，但她的生活細節與心路曆程，也相當模糊，但李超，成為1919年一個女性解放的符號，在五四狂潮中被抬到了中國女性代表人物的高度。胡適在《李超傳》中總結道：因為他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無量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做中國家庭製度的研究資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做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
李超的事跡傳到湖南，立刻被新文化陣營用來與趙五貞相提並論：“近來湖南自殺了一個趙女士，北京氣死了一個李女士……乃是為著自身，為著自己的人格，做一個覺悟上的解脫！”李超的符號意義定型了，趙五貞的符號意義也定型了：她們都是“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
從此，這個定論就進入了“不斷重複”的過程。1920年1月《長沙》周刊上刊出《多注重些實際》，又有了新的符號人物加入：“趙五貞女士殺了！李超女士憂憤而死了！楊純英女士的家庭，黑暗到極處了！（見《晨報》）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救出那些沉淪苦海像趙、李、楊三位的女同胞，是幾篇歎息—究研的文字，所能做到的嗎？”“婦女解放”的人物譜係在擴大，趙五貞儼然已經成了板上釘釘的婦女解放先驅。
1920的長沙文學刊物上，出現了一篇題為《鄉裏老人》的小說。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鄉裏老人的女兒，因為到省城親戚家做客，“時值甚麽趙女自刎，被他聽入耳根，回到家中，屢將此事稟母”，希望借趙五貞的事跡，說服父母廢除自己的包辦婚姻。趙五貞在小說中已經體現出符號的榜樣作用。而另一篇小說《新娘》中，雖然沒有出現趙五貞的名字，描寫新娘出嫁前的痛苦心理，卻無異於為趙五貞的自殺加了一個心理上的注解，或者說，代趙五貞寫了一篇自述：但是玉姑娘心裏想，我若違反禮教，禮教不過處我一個死刑。我若順從禮教，倒是我自己判定一個永世的——無期徒刑。
隨著新文化影響的擴大與主流地位的確立，趙五貞作為湖南女性解放的重要人物被寫入曆史，而定調者的身份日益顯赫，也讓趙五貞的名字傳播得更廣，更為人知。26歲的毛澤東為推廣新文化而策劃的這場大討論，讓趙五貞誤打誤撞地成為了婦女解放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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