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就是學生群眾上街大民主

文革不就是學生群眾上街大民主

大民主小民主問題

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製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化，我們就借用這個話。

 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幹什麽事情。我們是愛好大民主的。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我們發動群眾鬥蔣介石，鬥了二十幾年，把他鬥垮了；土地改革運動，農民群眾起來鬥地主階級，鬥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鬥那些被資產階級腐蝕的工作人員，“五反”是鬥資產階級，狠狠地鬥了一下。那都是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也都是大民主。早幾天群眾到英國駐華代辦處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幾十萬人開大會，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這也是大民主，是反對帝國主義。這樣的大民主，我們為什麽不愛好呢？我們的確是愛好的。這種大民主是對付誰的呢？對付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對付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對付資本主義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要廢除小生產私有製，就它的性質來說，也是對付資本主義的。我們用群眾運動的方法來進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發動農民自己組織起來，主要是貧農下中農首先組織起來，上中農也隻好讚成。至於資本家讚成社會主義改造，敲鑼打鼓，那是因為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來，工人群眾又在底下頂他們，逼得他們不得不這樣。

 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讚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風姐兒，就是她說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後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於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裏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後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隻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誌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願，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於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製方麵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麵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現在，民主黨派、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再來一個“五反”，他們是不讚成的。他們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黨派就被消滅了，就不能長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歡大民主？也難說，我看他們有所警惕，也怕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

 這裏再講個達賴的問題。佛菩薩死了二千五百年，現在達賴他們想去印度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不讓他去不好。過幾天他就要動身了。勸他坐飛機，他不坐，要坐汽車，通過噶倫堡[4]，而噶倫堡有各國的偵探，有國民黨的特務。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起事，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裏，不負責任。這種可能，是從壞的方麵著想。出現這種壞的情況，我也高興。我們的西藏工委和軍隊要準備著，把堡壘修起來，把糧食、水多搞一點。我們就是那幾個兵，橫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們總是不要先攻，先讓他們攻，然後來它一個反攻，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個達賴，我就傷心？再加九個，跑掉十個，我也不傷心。我們有經驗一條，就是張國泰跑了並不壞。捆綁不成夫妻。他不愛你這個地方了，他想跑，就讓他跑。跑出去對我們有什麽壞處呢？沒有什麽壞處，無非是罵人。我們共產黨是被人家罵了三十五年的，無非是罵共產黨“窮凶極惡”、“共產共妻”、“慘無人道”那一套。加一個達賴，再加一個什麽人，有什麽要緊。再罵三十五年，還隻有七十年。一個人怕挨罵，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機密，張國燾還不是有那麽多機密，但是沒有聽見因為張國燾泄露機密，我們的事情辦壞了。

 我們黨有成百萬有經驗的幹部。我們這些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是土生土長，聯係群眾，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我們有這麽一套幹部：有建黨時期的，有北伐戰爭時期的，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有抗日戰爭時期的，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有全國解放以後的，他們都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產。東歐一些國家不很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這樣一套幹部。我們有在不同革命時期經過考驗的這樣一套幹部，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要有這個信心。帝國主義都不怕，怕什麽大民主？怕什麽學生上街？但是，在我們黨員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義者，你就要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你就要改。

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中央決定後，先發通知，把項目開出來。比如，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幹部和群眾，不下去了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汙、浪費，等等。如果上半年發通知，下半年整風，中間隔幾個月。凡是貪汙了的，要承認錯誤，在這期間把它退出來，或者以後分期退還，或者連分期退還也實在沒有辦法，隻好免了，都可以。但是總要承認錯誤，自己報出來。這就是給他搭一個樓梯，讓他慢慢下樓。對於其他錯誤，也是采取這個辦法。預先出告示，到期進行整風，不是“不教而誅”，這是一種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說，如果用這個辦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沒有什麽好整了。我們就是希望達到這個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風的時候，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都大為減少。整風是在我們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當然，這中間個別的人也難免稍微激烈一點，但總的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講講而已。第一條保護他，第二條批評他。首先要保護他，因為他不是反革命。這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在人民內部，對犯錯誤的人，都用保護他又批評他的方法，這樣就很得人心，就能夠團結全國人民，調動六億人口中的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社會主義。

 我讚成在和平時期逐步縮小軍隊幹部跟軍隊以外幹部的薪水差額，但不是完全平均主義。我是曆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鬥，要成為模範的。一九四九年在這個地方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將軍主張軍隊要增加薪水，有許多同誌讚成，我就反對。他舉的例子是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他說這不行。我說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裏麵就出政治，就出模範。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當然，還有別的。現在部隊的夥食改善了，已經比專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鬥，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裏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我們的紀律就建築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裏頭出來的。一個蘋果不吃，餓死人沒有呢？沒有餓死，還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時候，在座的同誌們要住棚子。在過草地的時候，沒有棚子都可以住，現在有棚子為什麽不可以住？軍隊這幾天開會，他們慷慨激昂，願意克己節省。軍隊這樣，其他的人更要艱苦奮鬥。不然，軍隊就將你的軍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們拿武來將文。解放軍是一個好軍隊，我是很喜歡這個軍隊的。

 要加強政治工作。不論文武，不論工廠，農村，商店，學校，軍隊，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各方麵都要極大地加強政治工作，提高幹部和群眾的政治水平。

 作者:  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