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鄧小平寫否定文革的謬論文章

為鄧小平寫否定文革的謬論文章

鄧小平的主要特點是跟著利益走，會見風使舵，這種機會主義的投機可以說貫穿著他的一生。縱觀鄧小平建國以來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他都是站在最前列的組織領導者。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劉少奇和鄧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領導者和組織者。直到1966年8月，兩個人配合默契，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第一個高潮。毛澤東回到北京以後，批評了劉鄧主導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彭羅陸楊”，鎮壓群眾運動，混淆是非界限把批判矛頭對準己定性的"地富反壞右"。

“高饒事件”，鄧小平既是告密者又是批判高崗的積極者，因此取代了鐃涑石組織部長的職務，升任政治局委員、常委。他是後來的中央反右組長，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大躍進的中央一線領導者。在批判彭德懷、習仲勳、四清運動、批“彭羅陸楊”事件，以及支持劉少奇主導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麵衝鋒陷陣。作為與劉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對出現問題承擔責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這是他的拿手戲。

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做了多少次檢討目前搞不清楚，從公開資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檢查比較深刻。不僅列舉了派工作組的錯誤和產生的問題，高調表態擁護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認“我是一個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雖然鄧小平檢討深刻，對他的批判之聲並沒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兒鄧榕也開始揭發，說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黑批示給劉誌堅專整學生家長”、“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

鄧小平《我的自述》：“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除此之外,  鄧小平有親筆寫過一篇理論文章嗎? 還是“白貓、黑貓”啊，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轉載《丁學良口述：為鄧小平“8·18講話”寫“奉命文章”》

作者：丁學良，香港科大教授，深圳大學CCOI顧問。

我一直保留著1983年3月4日定版、7月1日發行的《鄧小平文選》，定價一元。在這本文選即將發行時，胡耀邦已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三年了，他們這一代領導人極其重視這件事。當時，一些人反對改革開放，常常割裂地引用《毛澤東選集》5卷裏麵的一些話做根據。出版《鄧小平文選》，是為全黨全國的改革開放新任務舉旗幟、定方向，是特等大事。

當時，鄧小平的很多言論還來不及全部整理，但不能再等下去了，就把對撥亂反正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先收集起來。其中包括鄧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

文選出版後，要對其中最重要的議題組織寫文章，闡發要點，受命出麵組織的是《人民日報》。這份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從1977年起的大轉折年代發表了不少鼓舞人心的好文章。鄧“8·18講話”極為重要，我曾為此寫過一篇“奉命文章”，今天回憶起來，有很多感想。

在《人民日報》寫闡釋文章

《鄧小平文選》剛出來時，沒有第一卷之說，因為並不清楚未來還會有多卷。當時，中央書記處一把手是胡耀邦，二把手是習仲勳。上麵要把鄧選中的幾個主題，選幾個方向和可能的理論突破點，布置專人闡釋。我記得當時擬定了13個主題。前幾個主題很容易找人，比如農村改革主題找的是副總理萬裏，寫承包製的來龍去脈，等等。

有兩個主題找人很難，一是軍隊改革。有的人思想開明，但資曆不夠老，那時部隊裏很講論資排輩，別人一問就是：長征時你在哪？另外，找的人也不能極端，部隊要講團結，幾方麵都能接受為好。最後是李德生寫軍隊改革的文章，他參加過長征，資曆不算最老，但毛當年對他印象很好。毛表揚李，說你是個政治將軍，懂政治。李德生早年又是劉鄧大軍的部下（是第17旅旅長），所以李是各方都認可的。

鄧“8·18講話”是13個主題中最敏感的一個。找了幾位理論界重量級的名人，都說這個主題非常重要，但很難寫。因為當時有些人不同意這麽提，放了狠話，說“反封建就是反老幹部，就是反黨”，說“誰反封建就送到新疆青海去勞教改造”，等等。這些重量級的理論家都知道內幕，就不願意出頭了。

何匡是《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負責人，他也參與組稿。最後，是讓中國社會科學院找人來寫。於光遠就說，反封建主義是個新話題，能否破個例，找個年輕人？於是，我被推薦為執筆人。把我叫去說這個事，是在於光遠的副手蘇紹智家裏，他鄰居是汪道涵。在蘇的大客廳裏有兩部電話，於光遠、李慎之、何匡、王若水，幾個理論界老前輩一個個跟我在電話裏講怎麽寫才合適，怎麽把好尺度，既能發表出來，又要有新意，為推進政治改革講清道理。他們教我千萬要拿捏好分寸，但沒跟我講寫這篇文章後麵的那些內幕風險，我後來才知道詳情的。

我馬上寫成了《切實改革，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發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的頭條。1983年10月的《新華文摘》上，那篇文章放在目錄的第一篇。

“8·18講話”的大背景

十一屆五中全會後，8月18日到23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鄧做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起點，解決的是思想問題，從階級鬥爭轉移到四個現代化上來。從組織上解決問題主要是五中全會，在領導體製上做了重要調整和改革。有一些很難做，但幾項改革做成了。

1980年，鄧小平提出恢複書記處，作為中共最高層的日常辦事機構。為胡耀邦配備了一批強有力的人，包括習仲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鄧小平是個大政治家，通過設立書記處，來落實改革開放的主要舉措。書記處其實是曆史上曾有的機構，毛澤東曾用同樣的辦法對付不執行他路線的政治局成員，那是1950年代，他讓鄧小平主持書記處。

五中全會搭建起改革開放初期黨和國家領導班子。這個事情太重大，要跟全黨有所解釋。這是“8·18講話”的大背景之一。鄧講話以後，到1980年9月11日，中發66號文件把鄧小平的講話修改後在一定範圍內公開了。但這時鄧的講話還不是正式文件，要求黨政軍在一定層次上組織討論，提出修改和建議，在10月15日前上報中央，然後根據這些修改和建議，把鄧的講話作為依據，製定正式的法令和條例來落實領導體製的改革。

“8·18講話”的現實針對性

這個講話最重要的有三點。

一是在更高層次上反省和總結曆史教訓。為什麽到1976年為止，中國會發生越來越嚴重的一係列錯誤，“文革”等等究竟是“極左”還是“極右”？林彪出事後，王若水向周恩來建言，說林彪事件最大的教訓是極左猖狂，要批左。毛很惱火，認為這實際上是批到他力主的“文革”根子上去了，於是毛創造了一個新詞：形左而實右。這句話到了1976-1978年還在沿用，說四人幫是極右。

鄧小平的講話，受到兩個推動，一個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大字報，反思沉重的曆史教訓，一個是李維漢。李跟鄧小平講，在總結曆史教訓時，要對毛的一些話重新估價。毛說1949年後最大的危險是資本主義複辟，我們中國都沒有什麽資本主義，怎麽複辟？看來更危險的是封建主義複辟、專製主義複辟。後來鄧小平講話中強調，我們麵臨的幹擾有很多方麵，左的比右的危險更大，封建主義的比資本主義的危險更大。

鄧講話的草稿是中央文獻和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寫的，他後來訪問哈佛大學時回憶，鄧小平沒大改草稿，這是他一生能為中國改革做的一件極有意義的事。西方研究社會主義體製的大學者很多人都認為，這是鄧小平講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鄧講話提出的基本總結是：在這之前發生的一切嚴重錯誤，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義的餘毒”。這是原話，這個估價了不得，比用“左”和“右”這個通常的意識形態說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遠矚。鄧講的封建主義，並不是現在學術界講的分封建國，而是講政治權力與領導體製層麵的事，講一言堂與一把手專製多年裏成風氣，講沒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會導致一係列嚴重後果。這就把當時理論界與街頭爭論最多的焦點，做了一個定位，從我們長期以來缺乏民主傳統，深挖根源，追蹤到了封建專製主義。從這一點來講，鄧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絕大多數同事。

我一直認為，鄧之所以能做出這麽深刻、高瞻遠矚的總結，跟他本人和李維漢他們在20世紀早期去西方留學有關。在他們的經驗裏，把“四人幫”、“文革”等一連串的嚴重問題，僅僅歸結為“左”，或者全部算在資本主義頭上，不成道理，說服不了人。他們年輕時在西方待過，一人當官雞犬升天、官商、特權橫行、權力高度集中缺乏製衡、人身依附、對上級“盡忠”這些現象，不能說西方沒有，但在他們留學的西方，這些現象已經不那麽嚴重了。相反，正是在封建專製主義傳統厚重的中國，這些現象極其普遍。

所以，這一代曾在西方留學的共產黨人，在反省和總結1977年以前中國的嚴重問題時，究竟把板子打在哪個身上，他們看得更清楚。最主要是打在封建專製主義身上。有的人很不高興，因為那就是他們的價值觀和行事方式。反封建專製主義“就是反我們”，是他們的心病。

第二點，對這些封建專製主義遺毒，一是要在思想觀念上批評，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從製度上解決。如果沒有製度的改革，這些問題無法根除。這個視野高度在當時也是很突出的。鄧講了特別有名的一段話：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製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製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麽資本主義製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製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麵，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製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鄧的講話那時對全國震撼極大。我當時在那篇受命文章裏說：“這是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來我黨領導人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最明確、最深刻、最全麵的一次論述。”發表這篇文章不久後我就去美國留學了，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那些研究與中國有關的比較政治或廣義社會科學的名學者都說，這個講話是鄧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觀念的陳述，是中國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點，從上麵引述的那段話可以看到，鄧小平強調，1949年以後出現的許多嚴重問題不能僅僅歸於一兩個人，也不能僅僅歸於中共一個政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蘇聯等其它幾個國家也出現過類似的問題。這就把問題的根源挖掘到製度的弊病上，是從曆史的、製度的雙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後期中國走到崩潰邊緣的深層原因。

溫故是為了知新

把問題看得這麽深刻，才能對怎麽清除封建專製主義餘毒提出正確思路。所以，鄧小平說隻有從製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持續下去。他告誡全黨全國尤其是比他年輕的同事們：“這個任務，我們這一代人也許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們有責任為它的完成奠定鞏固的基礎，確立正確的方向。”

從他那代人開始，到現在已經數代人了，我們依然麵臨著清除封建專製主義的基本任務。鄧對這一點異常清醒。過去這些年裏，國內一旦發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馬上就有人將其歸結為資產主義的影響。官商勾結是資本主義的影響，包二奶是資本主義的影響，“幹爹”也是資本主義的影響。

對這類嚴重問題，怎麽判斷、怎麽挖根源，鄧小平的講話給出了一個到現在為止也沒有過時，到未來很多年內也不會過時的指標性原則。

（丁學良口述，戴誌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