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利的國營企業都是資本社會的

牟利的國營企業都是資本社會的

走資派在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社會上對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個議題上有不同的看法。在“國有化”或“私有化”之間產生的爭論中，反對私有化的人認為“國有企業”應該在整個經濟中占有一定的比率，50%還是80%? 他們反對將“國有企業”繼續私有化。這些維護“國有企業”的人認為隻要國有企業還占多數，那麽中國就還是社會主義，或者還保有社會主義因素。我認為我們雖然可以同意“國有”和“私有”之間是有差別的，國有企業不同於私有企業，像在國有企業中，國家有能力設置一些規章製度，這些規章製度會對企業的某些行為有些限製。

但是國有企業的存在並不代表一個製度的社會主義成份比較高，認為國有企業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的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在許多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裏，按照當時的一定需要，它們還是會將企業收歸國有。一般是私有企業經營發生問題，企業虧損了，甚至要破產了，因此，由國家接管下來，特別是一些對整體經濟影響較大的企業，如交通、電力、銀行一類的企業，在一定的情況下，政府會收管過來。往往在國家的經營下，企業轉虧為盈，又再將這企業賣給私人，這種情形時常會發生，但是這樣的國有化與社會主義無關。

另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時，許多落後國家希望能脫離帝國主義來獨立地發展它們的經濟，但是它們的資產階級不夠強大，因此，它們也會將一些重要企業國有化，以便使這些企業增加對外國資本抵抗的能力。同樣的，這樣的國有化也和社會主義扯不上關係。如果無法將國有化和社會主義區分開來，那麽也就無法理解為什麽中國在1956年工商企業國有化之後，還會有兩條路線的鬥爭。劉少奇就是認為1956年後，中國社會主義的所有製已經建立完成了，中國的生產關係已經是先進的了，所以中國主要的矛盾就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毛主席就完全反對這樣的看法，他看到生產關係的改造不是隻要經過一個立法的程序就能完成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必須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這個改變要經曆從一個階級專政，過渡到由另一個階級專政。所以1956年絕大部份工商業公有後，到底由哪個階級專政還是個未知數。

《中國革命的道路》第二部分:全民所有製下的兩條路線鬥爭

作者:  金寶瑜

(一) 全民所有製、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過渡

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家用贖買政策贖買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企業，取消了私有製。1956年，國家將工商企業收歸為中國人民所有，建立了全民所有製。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代表，決定和執行新中國的一切政策，它對全民所有製有幾項原則性的規定：全民所有製的企業不以牟利為目的，企業生產什麽和生產多少不由企業自己決定，而由國家製定的經濟計劃來決定。國家根據全體人民現在的和未來的需要，每隔五年製定一個經濟計畫，這樣的五年計劃按照預期的國家的生產能力，在考慮了人民目前的需要和將來的需要後，來決定在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比例，根據這個比例來決定國家的投資。除了消費與投資外，每個五年計劃必須要包括國家的國防開支以及與國防建設相關的費用。

1956年毛主席寫了一篇《十大關係》的論文，他從整體的發展著眼來考慮如何對待當時十個最重要關係，在十大關係的第一大關係中，毛主席討論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係。他指出，重工業是中國建設的重點，因為重工業是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他也提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經濟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其中一個錯誤就是在它們的經濟計畫中，過份偏重重工業的發展，因而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因此導致市場上的貨物不足和貨幣的不穩定。鑒於蘇聯的錯誤，毛主席說，雖然重工業仍然是中國建設的重點，但是毛主席提出不能過份偏重重工業，而忽略了人民生活上所需要的糧食和輕工業產品。例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1957)時期，偏重了工業的發展，這五年中工人的工資有了比較大的調整，結果是農業的生產跟不上，導致供應緊張。1956年毛主席的《十大關係》論文發表後，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的比例才調整過來。在這第一大關係中，毛主席確定了其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總方向。從此看來，經濟計劃下的公有企業的發展必須要從全局考慮，而且必須考慮到長遠的發展，以通過促進經濟全麵和長期的發展來改善人民當前跟未來的生活水平為目的，以後每五年根據發展的結果來作必要的調整。

因為全民所有製的工商企業屬於全民，所以所有的企業合起來一起算賬。七十年代末資本主義改革時，資產階級把原來的社會主義企業改變成盈利的資本主義企業，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每個企業單獨設立一個自己的賬簿，企業有了自己的賬簿，才能根據市場價格和成本來決定生產什麽才最有利潤，企業有了自己的賬簿後，就開始把企業的生產目的，從為滿足社會和人民的需要的生產，改變成為自己企業盈利的生產，這一點後麵還會談到。

在社會主義時期，當所有的全民企業都是一筆帳時，並且在產品的價格和原料的價格都是由國家決定時，每個企業的經營好壞不由這個企業的收入高過支出(也就是盈餘)來決定，而是根據這個企業是否能夠達到“多、快、好、省”的標準。像50年代時，手表價格定得很高，生產手表的企業的收入遠大於支出，如果按照資本主義來給這個企業算賬，它的“利潤”很高，但是在全民所有製下，這個“利潤”並不代表這個企業經營得好，而是因為它的產品價格高。經濟計劃中把手表價格定得高，是因為手表不被看為是必需品，所以手表生產量小，價格定得高，隻有少數人可以買得起手表。生產手表的企業將收入大於支出的部份上繳國家。再舉一個例子，如生產農機的企業，國家將農機的價格定得低，以便公社和大隊可以有能力購買，因此，生產農機的企業會入不敷出，但是這樣的“虧損”是因為農機出售的價格定得低，而不是因為企業經營不善。因此，支出大於收入部份由國家補貼。除了“利潤”上繳國家和“虧損”由國家補貼外，企業的投資多少也完全根據國家從整體發展策略作為考量來決定，而不是“利潤”高的企業可以多投資來擴充生產規模，“利潤”低的企業則得不到投資。隻有這樣，全民所有製的企業可以逐漸脫離資本主義生產所依靠的價值規律，可以按照計劃來為滿足人民的和國家的需要而生產。

在資本主義下，社會的資源隻會投向盈利的企業，而且優先投到利潤率最高的企業，而不會投向最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企業。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在許多欠了外債的發展落後國家，往往因為缺少資金，無法投資在一個人民極需要的清潔飲水的自來水廠，在此同時，它們卻允許外來投資建設最賺錢的汽水廠。美國的可口可樂、百事可樂之類的有名的汽水廠，隻要花很少的投資建個水瓶廠，用它們的秘密配方，加上大量的廣告，利潤就會滾滾而來。在落後國家的許多大城市裏，人們沒有清潔的水可喝，年幼的小孩們卻在街上吆喝著賣可樂。隻有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下，資源才會投向社會上人民最需要的生產上。社會當前最需要的無外是人民生活上的消費品，如供給人們足夠營養的食物、清潔的飲水、住房、醫療、教育等等。人民的這些基本需要，隻有在不按價值規律辦事的計劃經濟下才能得到滿足。因為在社會主義下，國家可以根據計劃把資源最優先放在人民最基本的需要上，不僅如此，負責計劃的人要精打細算地為保證人民未來的需要來籌畫投資。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下，無論一個國家多麽富有，總還是有人吃不飽飯，總還是有人無家可歸睡在路旁。因為資本主義為盈利生產，貧窮的人沒有購買力，他們無法將自己的需要變成市場上的需求(需要+購買力)，因此，市場不會去理會他們的需要。美國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時，糧食生產過剩，拿去燒掉，豬肉生產過剩，把豬仔殺掉埋起來，(這裏所說的生產過剩是生產多過於市場需求，不是生產多過於人民的需要)。人民雖然忍受著饑餓但是沒錢去買糧食和豬肉，城市裏失業的工人隻能排著長隊，去討一碗施舍的稀湯。今天的三藩市美國是最富有的大城市之一，最大的高科技公司(蘋果、穀歌、微軟)都在它附近。在這些公司工作的人薪資很高，也就因此增加了三藩市住房的需求。原來住在三藩市的人，付不起提高了近一倍的房租，被趕了出來，導致三藩市雖然是美國的一個富有的城市，但是它的街上卻睡著許多無家可歸的人。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但是為牟利而生產的資本主義卻永遠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正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滿足人們生活上的需要，所以當生產逐漸提高時，人們的生活可以得到普遍的改善。雖然社會主義的經濟計畫不可能考慮到所有未預料到的因素，所以在一些情況下，必須做一些調整，如自然災害等不可預料的情況，但是基本上根據人口的增長，每五年需要多少增加多少工作機會，人民需要增加多少食物，需要多少住房，健康衛生和教育需要多少經費，除了保證過去的標準外，有多少將標準提高的餘地，都是可以計算出來的，絕對不會像當今的中國一方麵大量的資本無處可投，另一方麵，太多的人民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在資本主義下沒有可能不兩極分化，沒有可能奢談什麽和諧社會。在人剝削人、人欺壓人的社會，在沒有公平、沒有正義的社會，人如何可以和諧相處?在這樣的社會裏，不可能會和諧，也不會有安寧。今天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社會，無論是資本主義發展發達的國家，還是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都處在非常不安寧的狀況中，這種現象告訴我們什麽呢?

在社會主義僅僅二十年的時光，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在各種可測量的指數上都大幅提高，大多數的人在吃飯、住房、醫療和教育幾項中的需要得到滿足，這是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在曆史上除了中國之外，沒有任何貧窮的國家在那麽短的時間裏達到這樣的成果。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半個多世紀前，它的總統詹森就開始了消滅貧窮的計畫，到今天美國的貧窮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貧窮、饑餓、無家可歸的人有增無減。2008年之前，無家可歸的人多數是單身男性，其中很多是因為吸毒和酗酒而墮落的人，但是今天已經擴延到帶著小孩的母親、上了年紀的老人和有工作但付不起房租的年輕人與中年人。在美國這種食物生產極為豐富的國家，卻有許多人餓肚子，當前有四千萬美國人要依靠政府的食物補貼，他們得靠聯邦政府發的食物券才能吃飽肚子，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明年要削減食物券的經費。

記得在中國資本主義改革不久，改革政策是企業要有盈利，即使不能盈利，也得自負盈虧。許多醫院和診所，首先就提高了以前在中西醫結合時發展出來的低價的、便民的成藥價格。之後，在醫療製度一步步商品化下，本來是必須品藥物，卻變成了要有購買能力才能享受到的商品，這是大家都清楚的。醫療衛生的商品化、教育的商品化和住房的商品化，把本來人民普遍可以享受到的權利，變成了一般人民購買不起的商品。

社會主義時代，全民所有製內設立了八級工資、工人的終身製，以及各種福利，包括基本上免費的住房(每月隻需付極少的房租和水電費)，工人享有免費醫療(工人家屬付少許的費用)，工人子女的免費教育，食物上的補貼，以及工人退休後生活上的保障等等。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在全民所有製工廠工作的工人，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所有製是指產權而言，全民所有製的產權代理者即國家政權)但農民並不享有工人在生活上的各種保障，城市的工人和農村的農民在生活上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這一個差距要再經過一段日子才能拉平，在七十年代底資產階級奪取政權時，這個差別仍然很大。在全民所有製下，國家控製了工業生產的所有剩餘，但是這些剩餘並不是隻用來保證和提高工人的生活，而是根據整個國家的總需要來作全盤的考慮，其中包括國家如何利用剩餘來提高農業的生產，以此來提高農民的生活。在一個限度內，國家也經由調整工業品和農產品的交換價格(減少交換的剪刀差)來提高農民的收入，以及通過調整稅收來降低農民的負擔，這一點在前麵討論工農聯盟時已經做過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