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工農砌屋和強柝工農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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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新中國將工商企業收歸為中國人民所有，建立了全民所有製。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代表，決定和執行新中國的一切政策，它對全民所有製有幾項原則性的規定：全民所有製的企業不以牟利為目的，企業生產什麽和生產多少不由企業自己決定，而由國家製定的經濟計劃來決定。國家根據全體人民現在的和未來的需要，每隔五年製定一個經濟計畫，這樣的五年計劃按照預期的國家的生產能力，在考慮了人民目前的需要和將來的需要後，來決定在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比例，根據這個比例來決定國家的投資。除了消費與投資外，每個五年計劃必須要包括國家的國防開支以及與國防建設相關的費用。

七十年代末走資派的資本主義複群時，資產階級把原來的社會主義企業改變成盈利的資本主義企業，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每個企業單獨設立一個自己的賬簿，企業有了自己的賬簿，才能根據市場價格和成本來決定生產什麽才最有利潤，企業有了自己的賬簿後，就開始把企業的生產目的，從為滿足社會和人民的需要的生產，改變成為自己企業盈利的生產。在資本主義下，社會的資源隻會投向盈利的企業，而且優先投到利潤率最高的企業，而不會投向最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企業。正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滿足人們生活上的需要，所以當生產逐漸提高時，人們的生活可以得到普遍的改善。

在社會主義僅僅二十年的時光，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在各種可測量的指數上都大幅提高，大多數的人在吃飯、住房、醫療和教育幾項中的需要得到滿足，這是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在曆史上除了中國之外，沒有任何貧窮的國家在那麽短的時間裏達到這樣的成果。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半個多世紀前，它的總統詹森就開始了消滅貧窮的計畫，到今天美國的貧窮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貧窮、饑餓、無家可歸的人有增無減。2008年之前，無家可歸的人多數是單身男性，其中很多是因為吸毒和酗酒而墮落的人，但是今天已經擴延到帶著小孩的母親、上了年紀的老人和有工作但付不起房租的年輕人與中年人。在美國這種食物生產極為豐富的國家，卻有許多人餓肚子，當前有四千萬美國人要依靠政府的食物補貼，他們得靠聯邦政府發的食物券才能吃飽肚子，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明年要削減食物券的經費。

《中國革命的道路》第二部分:全民所有製下的兩條路線鬥爭

作者:  金寶瑜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首先就沒收了在中國的外國資本、買辦資本，和國民黨的官僚資本，這些資本量的總合占全國總資本的80%。土地改革完成後，下一步就是贖買民族資本家的私有資本，一步步把工商業的私有財產國有化，來完成公有製。1956年時，新中國成立了工業企業的全民所有製。 在公有化過程中，雖然中國共產黨內對將工商業企業收歸國有沒有不同的意見，但也不能說他們之間是沒有矛盾的，特別是對全民所有製的意義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別。另外，就是共產黨裏有人認為工商業公有化應該有一個較長的過渡期，在過渡期中，資本家私有和國家的國有可以並存一段日子，因此，他們認為全民所有製的改造進行得過快。這種意見就表現在1976年之後，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的過程中，出現了所謂“補課論”的說法。“補課論”批評之前公有化進行得過快，過早結束了他們認為本來應該經過的一個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時期。

在全民所有製成立之後，由劉少奇所代表的資本主義路線的看法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在這之後，中國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指全民所有製)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但是毛主席則完全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毛主席認為全民所有製的成立並不能代表什麽先進的生產關係，因為全民所有製所代表的一切，包括工人終身製以及各種的工人福利等，還隻是由共產黨規定下來的，毛主席認為，這樣的生產所有製的建立，還隻是建立了法定的所有製，在這之後，隻有經過不斷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才能將剛建立起來的全民所有製鞏固下來。如果不能做到無產階級真正掌握了政權，而隻是在法律上建立起來公有製，那麽工人階級所享有的一切就會全部喪失。他認為隻能在生產關係進一步向前推進，使得無產階級在實質上掌握了生產工具，那時才能保證無產階級不會在得到他們所享有的一切之後，又再度失去。

隻有這樣地去理解毛主席對改變所有製的看法，我們才能進一步認識毛主席為什麽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將階級鬥爭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也隻有這樣地理解才可以看清楚在全民所有製內一直不斷地進行兩條路線鬥爭，如對工人終身製的保護或是取消，如毛主席對工人治廠的重視，更牽涉到經濟基礎之外的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各種鬥爭。另外，當我們能夠理解毛澤東主義對所有製的看法，也就可以判斷今天中國不同的派別對國有企業的看法是否正確。

在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社會上對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個議題上有不同的看法。在“國有化”或“私有化”之間產生的爭論中，反對私有化的人認為“國有企業”應該在整個經濟中占有一定的比率，50%還是80%? 他們反對將“國有企業”繼續私有化。這些維護“國有企業”的人認為隻要國有企業還占多數，那麽中國就還是社會主義，或者還保有社會主義因素。我認為我們雖然可以同意“國有”和“私有”之間是有差別的，國有企業不同於私有企業，像在國有企業中，國家有能力設置一些規章製度，這些規章製度會對企業的某些行為有些限製。

但是國有企業的存在並不代表一個製度的社會主義成份比較高，認為國有企業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的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在許多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裏，按照當時的一定需要，它們還是會將企業收歸國有。一般是私有企業經營發生問題，企業虧損了，甚至要破產了，因此，由國家接管下來，特別是一些對整體經濟影響較大的企業，如交通、電力、銀行一類的企業，在一定的情況下，政府會收管過來。往往在國家的經營下，企業轉虧為盈，又再將這企業賣給私人，這種情形時常會發生，但是這樣的國有化與社會主義無關。另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時，許多落後國家希望能脫離帝國主義來獨立地發展它們的經濟，但是它們的資產階級不夠強大，因此，它們也會將一些重要企業國有化，以便使這些企業增加對外國資本抵抗的能力。同樣的，這樣的國有化也和社會主義扯不上關係。如果無法將國有化和社會主義區分開來，那麽也就無法理解為什麽中國在1956年工商企業國有化之後，還會有兩條路線的鬥爭。劉少奇就是認為1956年後，中國社會主義的所有製已經建立完成了，中國的生產關係已經是先進的了，所以中國主要的矛盾就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毛主席就完全反對這樣的看法，他看到生產關係的改造不是隻要經過一個立法的程序就能完成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必須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這個改變要經曆從一個階級專政，過渡到由另一個階級專政。所以1956年絕大部份工商業公有後，到底由哪個階級專政還是個未知數。

今天，在全民所有製成立了60多年和全民所有製被迫解體的40年之後，我們應該怎樣看待1956年全民所有製的建立?這是個非常關鍵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