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新中國戰略

毛澤東的新中國戰略

 

作為新中國締造者的毛澤東，終身思考著中國國家的戰略。早在1921年前後毛澤東和民國時代的廣大熱血青年一同在急切探索中國未來之路時，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新年大會上就明確提出：“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於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這說明，毛澤東思考中國問題，就是把它放在世界的譜係之中來考量的，中國問題雖然關乎中國內務，但是中國問題必將影響世界。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主要問題就是民族、民主問題，說到底是走什麽路建成怎樣的國家的問題。其後一個時期毛澤東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並在此後比較長的時間用這種思路分析中國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分析如何有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問題上，提出必須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力戒“關門主義”。他指出：“不能老在狹小的圈子裏打轉，是幹不出大事情來的，不是說中國的事情隻能慢吞吞地去幹，中國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幹，亡國的危險不容許我們有一分鍾的懈怠。今後革命發展的速度，也一定比過去要快得多，因為中國的和世界的局麵是臨在戰爭和革命的新時期了。”再次強調中國與世界必然的相互關係，他說：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後，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國際援助；不，國際援助對於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鬥爭都是必要的。可見，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一體的，把中國革命放置於世界革命譜係之中，中國也將被放大。

1940年，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從文化的角度指出：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不夠。當然，建立這種文化的目的是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因為，“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這裏毛澤東就比較全麵地分析了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戰略方向和確定目標。
 
在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性質，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並基於此，提出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並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係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並且，“完全同意對於保障戰後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同意敦巴頓橡樹林會議所作的建議和克裏米亞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布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否則便隻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這裏雖然是在談外交政策，但是在新的世界形勢下比較全麵地提出了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強國才是中國屹立世界的主要依據的觀點。
 
而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發表講話，毛澤東認為一個新的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才能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運，走上獨立、自由、和平、統一和強盛的道路。因此中國就願意同那些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問題”。並指出：“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複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這時候毛澤東從更高的眼界上看到了中國發展同世界發展和繁榮的關係，而且也逐漸展示出建設一個對世界有貢獻的大國的領導者氣度。 新中國成立後， 195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比較完整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且指出：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這樣，才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最後地鞏固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複辟這些目的。顯然，在毛澤東的全盤考慮中，改革落後的私有製經濟製度，發展生產力，增強國防，防止國家內亂這些鞏固人民政權的措施，可以確保中國的強大而不至於受到侵略。
 
 其後，毛澤東多次提到“建設一個偉大國家”。1954年，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1954年，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上說：“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1956年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我國人民還要和世界各國人民團結一起，為維護世界的和平而奮鬥”。另外，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九十周年時，就向世界表達了中國應當成為一個世界大國的願望。他認為：“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和六億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裏可以看到，毛澤東已經勾畫出了中國作為大國的國內要素和國際作用。 20 世紀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中蘇關係從僵化、破裂走向了對峙時期，中國的國際環境比較嚴峻。

1963年9月毛澤東在修改《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寫道：我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共計105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們，都打過我們。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製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後。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1964年12月13日，毛澤東在修改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時增寫道：“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著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這時候，根據艱難的國際背景，毛澤東從中國“可能挨打”的出發點來部署中國的工作，要求用“非常規”的方式加速發展，獨立自主發展尖端科技，從一個大國邁入強國的地位。實際上，通過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中國在短短的時間內連續爆炸了原子彈和氫彈，跨入核大國的位置，為中國進入世界大國地位，營造新的國際環境創造了條件。 20 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種力量經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形成了新的戰略格局，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

毛澤東麵對蘇聯的“有限主權論”、中蘇邊境一連串的武裝衝突事件造成的來自蘇聯的威脅，和美國對華政策出現的新轉機，啟動了打開中美關係的戰略鑰匙。1969年12月，毛澤東親自批準了同美國恢複大使級會談。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親切接見了斯諾並與他站在一起檢閱了國慶遊行隊伍。12月，又同其在書房會談，傳達中國願意歡迎美國一位總統訪問中國的立場。之後通過“葉海亞渠道”、“羅馬尼亞渠道”、“乒乓外交”、基辛格的“波羅計劃”、尼克鬆的“謀求和平的旅行”，毛澤東在書房接見尼克鬆一行，到中美《上海公報》簽署發表，中美關係改善、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之後，世界格局為之震變。而經過毛澤東最終審定的、中國代表團團長於1971年11月15日下午宣讀的發言稿中說：“沒有經濟上的獨立，一個國家的獨立是不完全的。中國仍然是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國家，也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中國與絕大多數亞非拉國家一樣，是屬於第三世界的。我們一貫主張，國家不論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該成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準則。……我們反對大國優越於小國，小國依附於大國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理論。……中國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侵略、顛覆、控製、幹涉和欺負別人的超級大國。 ”

到了這個時候，毛澤東關於中國的大國戰略圖景規劃已經完成，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國家的國際地位是依靠強大的經濟地位來保持的，但是中國主張國家無論大小在世界上都保持和平友好關係，中國未來強大起來也不做超級國。毛澤東分別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對中國“如何成為一個大國和如何與其他大國相處”這個大國戰略問題，有著不同的解答，其根本依據都是從實事求是出發，從中國實際國情和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角度出發，依據國內政治經濟文化主要矛盾的發展狀況而做出結論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中國最現實的問題是救亡圖存，民族獨立，中國存亡成為國內主要矛盾。而把這種矛盾放置於世界革命的矛盾關係中，或者說從世界革命總問題思考中國的未來前景，是毛澤東思考中國問題的起點。

在新中國建立前革命即將勝利，中國建立一個什麽樣的國家來團結最廣大的民眾共同奮鬥，這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布局和結構怎樣，對國家發展和國際地位關係有何種影響，成為主要戰略思考點。建國初期，中國采取了革命陣線的“一邊倒”，到了蘇聯複辟資本主義後，加之蘇聯在世界各地進行區域擴張，在中蘇邊境發生武裝對峙，中國隻能探索不依附於他人的自己獨立於世界之林的新戰略。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頂住了蘇修的壓力，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民族獨立，激發了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戰勝了暫時的經濟困難，使得中國穩步發展高科技，增強國力。毛澤東在謀劃大國戰略的過程中，堅持依據中國的實際，解決當前的主要矛盾，但是要看到矛盾的解決不是要等待時機，而是要積極創造條件，改善關係。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是主要任務，但是也要把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聯係起來，使各種有利因素促使國內矛盾變化。中蘇對立時期中國的國際環境非常嚴峻，經常處在可能被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的危險之中，中國國力也還相當孱弱，毛澤東除了在國內實施戰略轉移的“三線建設”，“超常規發展尖端科技”等措施，更重要的是勇敢站出來，“兩個拳頭打人”，反對任何霸權主義。不是要等到科技發展起來了，國家足夠強大了，才敢出來說硬話。而在炮擊金門，試探美國和“台灣”關係的外交實驗中，更是展現出一個戰略家的宏大智慧。這些對於當今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以及處理好各種關係，都是有現實參考價值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堅定不移地走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中國的根本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