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8964受害者更多更慘的大有人在

比8964受害者更多更慘的大有人在

 

 

文革後的“清理三種人”，例來不被看做是一場運動。但就其涉及麵之廣，打擊人數之眾，手段之殘酷，是古今罕有的。在那黑雲壓城城欲摧，風雨如盤的歲月裏，遍地都是私設的牢籠、牢獄，私設的公堂。某些領導人和專案人員，有恃無恐，無視黨紀國法，想怎麽整人就怎麽整人，致使逼供信、打人、打人致死的事件連連發生，反攻倒算開始了。“清理三種人”是建國以來手段最殘暴、迫害人最多、時間最長，可創世界之最！

由於官方史，從來對這段曆史諱莫如深。因此，有關細節，一般草民是無法得到詳細，精準的數據。但是正因為他涉及麵很廣，就無法完全的被掩蓋。長期以來，有關學者，經過不懈努力，還是收集到一些證據。本文根據慣例，隱去主要敏感人物。相信大家都能知道，這一切是誰“設計”的。提到名字的都是馬前卒子。

胡耀邦在1978年三中全會後任中紀委第三書記，由於第一書記陳雲和第二書記鄧穎超年邁多病，由胡耀邦主持中紀委工作。

1981年11月21日，胡耀邦在全國第五次“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上說：“剛粉碎‘四人幫’不久，揭呀、批呀、查呀，兵荒馬亂，不可能不出一些問題。在當時的條件下，‘左’的影響還相當嚴重，就是那麽一種思想狀況。組織上，什麽這一派、那一派，問題很多。……。”

“陳雲同誌關於‘兩案’審理工作有個批件，應該成為‘兩案’審理工作總的指導思想，全黨的認識也要在這個總的指導思想上統一起來。”

陳雲的批件：“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內亂。……這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的政治鬥爭。在這場政治鬥爭中被若幹個陰謀野心家所利用了，因而在這場鬥爭中有很多幹部、黨員、非黨人士受到了傷害。……因此，除了對於若幹陰謀野心家必須另外處理以外，對於其它有牽連的人，必須以政治鬥爭的辦法來處理。”(參見上海市委《宣傳通訊》1982年第5期)。

文革後，在國家剛剛頒布正式的《刑法》、《刑事訴訟法》的情況下， 提出所謂“三種人”，可以不通過任何法定程序，來刑罰成千上萬的黨內外一大批幹部和群眾，剝奪他們的公民權，這本身就是一種違法行為。清查“三種人”運動一開始，還隻是黨內整黨運動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發展成了一個波及全國的政治運動。

1983年4月23日，中央向全國頒發了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文革的發端是大學，反攻倒算的清理三種人，也是從大學開始的。他們要清理和打擊的就是那些“工農兵大學生”。

文件中說：“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中造反組織的重要頭頭和有嚴重問題的人，應由原所在院校認真負責地將經過調查核實的材料，通知這些人現在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和有關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門，記錄在案。”“今後，凡從‘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在校學生中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派出國人員，用人單位都必須主動與這些同誌原所在院校聯係，取得他們在校期間的表現材料。高等院校黨組織應積極協助”。

換句話說，這些被“黑材料”記錄在案的年輕人成了新的“黑五類”，起碼喪失了“被選拔”和“出國”兩項重要的公民權。

從中央文件定義的“三種人”來看，除了“打砸搶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實實在在的刑事責任外，所謂“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和“幫派思想嚴重”都沒有觸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碼的曆史常識;後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極大的隨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對“打砸搶分子”的刑事責任的依法追究，這裏也有一個追訴的法律“時效性”的界限。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種人”的政治運動，還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搶分子”，那麽無論他們在“文革”中屬於哪一個派別，無論他們的現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應當一視同仁地清查處罰，“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實際上這一運動，隻是針對曾經造過他們反的造反派群眾而來。是明目張膽的報複。

在1966年，北京由高幹子女組成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可謂無惡不作，血債累累。在清查“三種人”運動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訴中央，要求清查已經入黨並任要職的孔丹等人。不料，陳雲立刻在上訴書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是我們將來可靠的接班人，他們不應當是清查對象。”由此，這批高幹子弟被包庇了下來。某某人又指出：“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不能叫‘三種人’。”(參見《鄧小平同誌關於如何劃分和清理“三種人”的談話》)

換句話說，有的老幹部，比如南京軍區的許世友，廣西的韋國清，在“文革”中迫害無辜，指揮逼供，操縱武鬥，打人致殘、致死，都沒有關係，隻要用一句“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便一點事也沒有了。用這樣截然不同的標準來清查“打砸搶”，會有公正可言嗎?請看幾個不爭的事實。

例如：廣西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韋國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揮軍隊和他操縱的保守派組織“聯指”，開槍屠殺群眾。其中，既有反對他的“4.22”造反派，又有從不卷入兩派鬥爭的“黑五類”。“文革”後，數十萬群眾和受害者家屬上書中央，要求清查這一廣西最大的“三種人”。但是，因為韋國清和某某人私交甚篤，非但被包庇下來，還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副委員長。

另據《金華縣人民法院誌》載，1977-1979年，原金華縣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華地區判反革命罪662人(據《金華市人民法院誌》)，校址在金華的浙江師範大學也判了7個“反革命罪”。金華地、縣有190餘黨員幹部被迫害至死，並有4人被判處了死刑。就在鐵瑛眼皮底下的杭州市，一個不到2000人的杭州機床廠，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瘋，3人被判刑，一夜之間關押了38人；另一家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廠被捕3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兩人被判重刑，還有16人被無辜關入土牢。

與此同時，浙江大地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麵砍殺先進典型人物的惡流：勞動模範應四官(浙江省委委員、寧海縣委書記)曾多次受到周總理的接見和鼓勵， 僅僅因為他在省“三全會”上對鐵瑛任舟山地區革委會主任期間鎮壓群眾一事提出批評，鐵瑛卻對此懷恨在心，直接指使該縣委副書記劉漢儒將他關押批鬥。僅在寧波地區各縣各單位輪回批鬥就達298次之多。並被定為資產階級幫派骨幹分子，開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實行監督勞動。還株連了下麵一大批幹部和群眾。甚至連當年報道他“勞動好工作也好”的新聞記者都不放過，使他蒙受了“不揭發”的莫須有罪名，將他置於死地而不擇手段。

被周總理譽為“泰山壓頂不彎腰”的桐廬縣印渚公社南堡大隊，被突發的特大洪水衝毀，全村隻剩下一棵苦楝樹。羅馬尼亞也因洪災，提出要我國支持，周總理向他們介紹我國浙江有一個南堡大隊，以“泰山壓頂不彎”的精神，自力更生戰勝洪災的事跡鼓勵他們。《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泰山壓頂不彎腰》為題大力表彰南堡大隊黨支部書記，在與山洪作鬥爭中舍己為人，不惜犧牲自家十幾條生命而一心為公的好支書李金榮。在揭批查中被鐵瑛等人打成幫派骨幹而遭逮捕判刑。

為響應黨中央“讓哲學變為群眾手中的尖銳武器”的號召，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揚的農民學哲學的帶頭人，江山縣新塘邊公社勤儉大隊原黨支部書記薑汝旺，被作為“四人幫”的幫派骨幹遭關押批鬥，最後以所謂寫“黑文章”、作“黑報告”的罪名打成“現行反革命”，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

比8964受害者更多更慘的大有人在!  這些中華民族的大公無私的優秀兒女都被同一類劊子手所害。區別的是8964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得到了外國的幫助,  還成為了"民主人士"。而文革中的尤其是工農出身的紅衛兵造反派都己成為冤魂,  不但如此,  他們中的很多人所謂“三種人”都是普通民眾，他們即使在掌握權力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潔身自好。他們堅持群眾路線，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抓革命促生產。他們為集體經濟效力，掘了官僚階級的墳墓。

他們不是禍根，沒有成為改革開放的絆腳石。掠奪國家資財不是他們幹的，貪汙腐化沒有他們的份。他們一沒權，二沒錢。很多人因是三種人而貧困潦倒，政治上受歧視，生活上沒待遇。清查“三種人”是與平反冤假錯案同時進行的，清查的大部分屬於平民階層，而平反的幾乎都是老幹部或文化精英。一麵高喊平反冤假錯案，一麵製造大量的冤假錯案，這就是改革開放後當時的政治邏輯。

顯然，當年清查“三種人”是為當時的政治服務，隻是人事上的考量和情緒上的泄憤。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隻是融入了當時的時代或環境，沒有犯罪的現行，並非是十惡不赦之徒。但在文革後的幾十年裏，對所謂文革“三種人”在意識形態上批判，在人格上侮辱，在行為上造謠抹黑一直沒有斷過。電影、電視、文化作品、回憶錄等幾乎都是聲嘶力竭的控訴和漫罵攻擊。給社會造成一種造反派是魔鬼，“三種人”都是匪徒的反麵印象。

文革中的人都屬於不同的組織派別，可以說都有幫派思想。雖然每個幫派都有頭頭和政治傾向，卻無法分清誰輕誰重。

打砸搶分子存在政治概念和刑事概念之分。文革中的打砸搶是一種政治符號，打的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砸的是封建文化，搶的是無產階級政權。對於具體的行為和後果時行刑糾符合法律原則，作為政治符號則不違法。顯然，這三條罪名是屬於思想問題而非法律範疇，是不合法的政治整肅。

就像任何社會都有善者和惡者一樣，文化大革命中確實有人做壞事，甚至有惡行。但是，用“三種人”來定義或刑罰顯然有違法治精神，其中的挾私報複應當予以鞭撻。

清查“三種人”是走資派還在走？是官僚階層對平民百姓起來造反的一次集中整肅和剿殺？還是穩定政治局麵，對曾經的犯罪進行法律追溯？這種秋後算帳有多少屬於罪有應得？有多少是挾私報複？都是值得細化解析的曆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