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始末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時代的曆史性產物。它從20世紀50年代興起,到60年代末達到高潮,於70年代末結束,前後近30年時間。對於它的成因,許多文章從當時的經濟、政治局勢等層麵進行的解析,遠不足以說明這場運動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改造中國社會的壯舉。曆史地看,這場運動並不是緩解就業等經濟壓力的被動措施,而是毛澤東依照其知識分子觀主動進行的一次改造中國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波瀾壯闊的偉大革命實踐。
恢宏的上山下鄉運動在經曆了近30年的風風雨雨後同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起走進了曆史,然而它留給人們的震蕩與思考至今沒有停止。近年來,見諸各期刊的許多文章從不同層麵對這場史無前例的知青運動進行了反思,充分證明了這場運動對人們靈魂所造成的深刻衝擊及難以磨滅的曆史烙印。本文重點從毛澤東知識分子觀的角度來解析此次運動的成因、過程與結果,以期引發更深入的討論。
談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改造,首先要認識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特征與屬性。它對於我們了解、認識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及其實踐有著重要意義。中國古代社會,在充滿政治與道德氣息的儒家文化主導下,以經學為主要內容,以“學而優則仕”為唯一目標的傳統教育模式培養了一代代富於“誌道”精神,追求經世致用的“知識精英”。從孟子的“殉道”“殉身”至清初顧炎武的“明道”“救世”,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尚情操。然而,這種傳統的舊式教育使他們在傳承優秀文化的同時也沿襲了許多腐朽陋習。近代以來隨著西學的傳播,“救世”的途徑不斷出新,但傳統的“劣印”卻未去陳。所以,舊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一個集先覺性與保守性、革命性與搖擺性於一身的相當複雜與特殊的群體。在他們身上,聚集了我們這個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革新與維舊並存、大公與自私共生、高雅與庸俗同在、淵博與無知伴行。一方麵,他們膽小怕事、追名逐利、輕視工農、附庸權貴,另一方麵,他們又淡泊名利、胸懷寰宇、追求真理、大公無私,表現出明顯的複合型特征。作為近現代知識分子傑出代表的毛澤東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曆史特征自然十分了解,同時對造成這種狀況的舊教育製度深惡痛絕。他曾在許多場合公開批評這種舊式教育並在新中國建立後一直倡導教育改革。
毛澤東曆來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階級,其屬性依其階級立場依所屬階級決定。其中絕大多數是屬於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是革命的重要力量,而屬於大地主、官僚、買辦階級的隻是極少數,是革命的敵人。這種思想在他1925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曾明確地闡述,後來又多次重申。他深知知識分子在革命鬥爭中的先鋒、橋梁作用,反複告誡全黨:“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同時他又指出,舊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都出身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家庭,他們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所以,他們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需要長期不懈的改造,才能使他們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成為能夠肩負無產階級革命重任的一代新人。他說:“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隻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幹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裏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幹不成大事業的。”
直至新中國建立以後,他還多次強調:“無產階級必須造就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這跟資產階級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一樣。一個階級的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國沒有那樣一些知識分子,它資產階級專政怎麽能行?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一定要造就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包括從舊社會來的經過改造真正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的一切知識分子。”因此可以說,改造中國知識分子同改造中國社會一樣,是毛澤東畢生為之奮鬥的目標。
如何改造中國知識分子?毛澤東認為:唯一的途徑就是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在革命實踐中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改造、替代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意識,使之成為又紅又專的新型知識分子,徹底融入無產階級革命大軍。
1939年“五四”運動20周年前夕,毛澤東發表了《五四運動》紀念文章。他指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毛澤東的這一思想貫穿了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並身體力行地實踐。
1957年3月12日,在黨的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提出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知識分子也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說所有的人,我們這些人也在內。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他認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所以“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可見,毛澤東是把改造中國社會與改造中國知識分子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以他對中國社會狀況的把握和知識分子特性的了解,這種認識與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並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得到證明。
與工農民眾相結合,與革命鬥爭和生產實際相結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必由之路。毛澤東亦由此成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成為無產階級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他的一生是與中國革命實踐緊緊相連的一生,也是與工農民眾密不可分的一生。以他多年的鬥爭經曆和自身革命實踐的經驗,他十分明白欲改造中國則必須同時改造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是他倡導並推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內在動力和理論依據。
毛澤東以其淵博的知識和長期革命實踐的經驗,十分清楚知識分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因此,“團結、教育、改造”成為我們黨幾十年知識分子的工作方針。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共產黨曆來對知識分子十分尊重,始終從團結的願望出發,走教育、改造的道路。從延安時期采納並讚揚李鼎銘的“精兵簡政”到建國時他邀請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協,甚至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從1951年提出“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到1953年提出“百家爭鳴”的學術方向;從以“風物長宜放眼量”規勸柳亞子到以“僧是愚氓猶可訓”唱和郭沫若,從不同側麵反映出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一貫的態度。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整個過程中,毛澤東對西方的威脅、封鎖壓製無所畏懼,但對西方勢力采取的“和平演變”策略相當警覺。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的幾年中,接連出現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波蘭“團結工會”和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事件,引起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極大震動。我國也出現了一些城市工人罷工、鄉村農民退社的風波,幾十個城市還發生了一萬多大、中學生罷課、請願事件。
1957年,為了克服黨內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作風,加強黨的建設,同時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國出現,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開展(黨外)整風運動。其目的一是共產黨誠心聽意見,二是讓一些人順勢“泄不滿”。毛澤東深知當時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群體中蘊藏著部分對黨與社會的不滿意情緒,因此想通過整風把他們的意見集中起來,改進黨的工作。同時,也給他們一個宣泄機會,以使大家都輕裝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毛澤東認為:“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麵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麽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由此不難看出,毛澤東邀請民主黨派與知識分子參與整風的真誠態度和寬闊胸懷。
但現實總是會在充滿複雜的變數中帶來遺憾。在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的雙百方針與開展整風運動不久,極少數知識分子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輕視工農、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漸顯露出來。一時間,什麽“紅旗能打多久”,直至“成立政治設計院”、“輪流坐莊”等言論相繼出爐,這遠遠超出了學術爭論和批評的範疇,直接挑戰現政權的意味愈演愈濃。作為一代傑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出於敏銳的政治嗅覺,出於對黨的地位與工農政權的維護,毛澤東發動“反右”既勢在必行又在情理之中。當然,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失誤和政策的掌握出現問題,反右的嚴重擴大化將不少的知識分子錯化成右派,是令人非常遺憾的。
可以說毛澤東對當時知識分子的表現是非常失望的。正是這種失望和出於對中國未來走向的考慮,促使他開始了重塑一代新中國知識分子的實踐曆程。
把上述情況集中起來分析我們就不難看出:前者,知識分子應當改造,這是毛澤東始終堅持並倡導的一貫思想;而後者,知識分子必須改造,則是嚴峻的現實帶給毛澤東的更深的思考。從“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群眾知識化”的方向裏,我們可以領悟到這場運動的真正成因。
1955年,北京60名青年組成青年誌願墾荒隊遠赴黑龍江墾荒,拉開了新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序幕。毛澤東和黨中央給與極大的鼓勵和支持。“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就是毛澤東當年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中所講的一句著名話語,成為以後幾十年知青運動的方向和動力。
隨後,天津、上海等十幾個城市相繼組織了青年誌願墾荒隊,分赴江西等地開荒墾地。截至1957年底,近8萬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在以後的近10年間,全國約130萬知識青年自覺走上這一道路,其中湧現出邢燕子、侯雋、董家耕等一批在當時幾乎盡人皆知的先進人物,他們中的許多人受到毛澤東的多次接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當時成為一件十分光榮的選擇。豫劇《朝陽溝》就是反映這一運動的縮影,它在當時被拍成電影唱遍祖國各地,其中的一些唱段被年輕人爭先學唱。可以說,全國人民大多數是通過《朝陽溝》才認識的河南豫劇,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大家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認知、讚同程度。
“老三屆”是與共和國同齡的一代,是在毛澤東時代背誦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成長起來並被毛澤東寄予厚望的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知識青年。他們既具有相當的科學文化知識,又有很強的革命熱情與抱負,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它使毛澤東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未來的曙光,也將重塑一代新中國知識分子的願望從理想變為可能。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以他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戰略眼光與膽識,向全國發出了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8〕由此把重塑新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最早從事知青運動研究之一的美國教授托馬斯?伯恩斯坦則將其稱之為“本世紀任何一個國家中最大的一項社會實驗”。
隨著毛澤東的逝世和國內形勢發生的變化,由他發動並領導的一場曆時近30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以多數人返城的方式結束。但它卻留給了我們久遠、激烈的曆史震蕩。
由上不難看出,占據共和國前期曆史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雖與升學、就業、城鎮人口等經濟、政治層麵的問題有一定的關係,但並不是其主要的成因。它不是一項臨時緩解社會經濟、政治矛盾的被動措施,而是毛澤東依據其知識分子觀和改造中國社會的信念所自覺進行的一場重塑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長時間、大規模的革命實踐。
它重塑了新中國一代知識青年的世界觀,拉近了他們與工農群眾的心理距離,基本消除了曆史上長期形成的知識階層“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的腐朽意識和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部分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中出現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不良傾向。同時,使他們在實踐中學會了思考、務實、知與行、權衡與理性,尤以“老三屆”為突出代表。
有些論者在評述這場運動時,帶著濃厚的情緒色彩,指責它給大批知識青年的個人生活帶來極大影響,這是有欠公允的。依當時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知識青年即使是集中於城市,其生活水平也無法高於普通群眾。然而,正是這些被上述評者稱為被毛澤東“打入社會最底層”的知識青年恰恰是當今最懷念與崇敬毛澤東的群體,他們用自己的言行捍衛著毛澤東的榮譽。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以成長在毛澤東時代為自豪。“因為在農村生活,我才更多地感受到了這個世界。回顧我這一生,值!”邢燕子的這句話,值得我們在評價這場運動時客觀的、認真的思考。
不可否認,在長達近30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曾出現過許多問題:如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較激進的動員方式、對知青下鄉後生活與思想的繼續關注等等。但這些問題,遠不足以抵消它的積極意義。客觀地看,它對農村文化的輸入;對農村落後意識的解構;對城鄉差別的縮小;對知識分子群體嶄新風貌的建立乃至改革開放後的社會轉型都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它是毛澤東留給這個社會的一筆巨大的曆史遺產。
任何一種社會運動,處在其特定的社會發展時期都具有其形成與發展的必然和偶然性。其實際的社會效應和影響遠不是人們可以主觀設想、期望和預料的。同樣,其產生的社會、曆史意義也不是那個特定時期的簡單評述和結論。關於這場運動的功過是非和深遠的曆史作用,也許在若幹年後才能真正地顯現並得到公正、客觀的評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