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做了啥而招有些人不爽?

文革做了啥而招有些人不爽?   

 

 

文革做了啥而招有些人不爽?    文革前前後後官方一再強調為十年。是動亂?  是否定?  這是勝利一方走資派掌權後的單方麵之說。現階段在中國沒有法定的反對方,  隻能讓勝利一方訴說。民間經曆過的老人還有一些,  幾十年來,  民間人士對文革的說法也很多。不過在反麵教員和如今社會活的教材的影響下,  對文革的理解和支持由文革中的"支持的不多,  反對的不少",   而慢慢地變成"支持的不少,   反對的不多"了。當然是指想走社會主義的人而非別的。反之一定是不爽之一群。下麵講講文革十年中究竟做些啥而招有些人不爽?

第一，限製幹部特權，捍衛了社會主義方向。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跟江西省委副書記王卓凡等人談官僚主義的問題：“蘇聯的政權變了顏色，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麽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忽‘左’忽右、形‘左’實右的事有沒有？……這一代不變，下一代、下幾代會不會變？有變的社會基礎嘛。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幹部中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麽辦？”

毛澤東又說“現在高幹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他們放假回家，黑龍江省委還請哈軍工高幹子弟吃飯，工農子弟就不請嘛！這說明了什麽問題？”

1965年6月，毛澤東曾向一同重上井岡山的護士長吳旭君和自己親屬說：“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毛澤東說: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管理處大講選拔“無產階級接班人五條”是針對幹部選拔體製；1965年元月毛澤東親自定稿“二十三條”的核心，是針對幹部存在的問題與體製；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所思考的仍是針對幹部體製存在的“特權”、“等級”等問題。

文革前，毛澤東通過一係列運動試圖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都沒有成功，但都沒有解決問題，在文革中，毛澤東找到了解決辦法，群眾起來公開的、全麵的、自下而上的揭發黨的黑暗麵。

文革期間中國很多特權現象被批判、被消滅，幹部要到工農中參加勞動，子女跟普通人一樣上學、入伍。

文革前，很多單位幹部獨攬大權，工人隻能享受福利，而沒有管理工廠的權利。企業幹部長期不按中央要求執行鞍鋼憲法，大部分工廠都是文革以後才執行“兩參一改三結合”。革委會建立以後，各機關、企事業單位職工都廣泛參加到工廠管理中，工廠製定生產計劃、改革規章製度、開展技術革新都要開會征求工人的意見。

文革前是工人怕廠長，文革後是廠長怕工人，如果幹部獨斷專行或有其他不良作風，工人馬上就可以貼大字報批判。文革後，盡管屢經反複，但社會製度仍取得很大進步，勞動群眾參加到工廠、學校和機關單位的管理當中，真正當家作主。文革期間有效遏製了中國滑向資本主義的趨勢，捍衛了社會主義方向。

第二，純潔黨組織，初步實現了反修防修的目的。

文革之前，黨是神聖的化身，是不能批評的。積極分子沒有入黨時，要努力表現，爭取獲得黨支部的認可；一旦入黨，就可以高高在上評價群眾先進和落後，群眾不能到黨支部中監督評論黨員。黨的幹部更厲害，批評幹部甚至有可能成為“反黨”。

毛澤東講：“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麽，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

在文革中造反派大聯合後，全國範圍按照“建黨50字方針”整黨建黨，黨員麵向群眾開展評議，群眾也可以批評黨的幹部，得不到群眾認可的人被清洗出黨。以前提倡“寧犯路線錯誤、不犯組織錯誤”，這種奴隸主義思想被打破，普通黨員重視思考方向和路線問題，重新去跟群眾打成一片。以北京市針織總廠為例，整黨建黨由民主討論、意見集中和與群眾再討論等幾個階段組成，即“四討論三集中”，人民群眾來決定黨委的組成人數和確定候選人名單，工人們通過深入的討論，確定了最稱職的27人組成新黨委。根據上海市1119個工廠的不完全調查，經過選舉後，原領導人隻占新黨委委員中的37%。

第三，工農進入革委會，有效改善了政權結構。

文革前號稱是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實際上普通工農連參與政權都不可能。上海是一個工業城市，文革前曆屆黨委和人大常委會中，沒有普通工人代表，到1965年市第五屆人代會隻有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1人算是工會方麵的代表。

但文革以後，工人進入了政權機構，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105名委員中，工人代表43名；上海1971年恢複成立的第四屆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書記中工人占兩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1968年3月南京革委會成立，79人中25人是革命幹部，9人解放軍，45名群眾代表（20名工人，10名農民，10名紅衛兵，5個文藝界、知識分子的代表）。

這些進入政權機構的工農並沒有像以前那樣成為專職的黨政幹部，就連副總理陳永貴、吳桂賢都執行“三三製”，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回大寨、陝西國棉一廠工作，工資也在原來單位拿。

文革前，幹部和機關職工屬於“幹部”身份，普通工人屬於“工人”身份，兩者之間差別明顯，工農很難成為“幹部”，也更不可能參加社會管理。

文革打破了這一界限，有445萬工人以工代幹，被調到幹部崗位工作，仍然領取工人工資；幾百萬農民以農代幹，做幹部工作，仍然作為社員計算工分。

不僅如此，按照毛主席“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指示，大批工宣隊進駐新聞、出版、文藝以及大學、中學、小學等“上層建築領域”，擔任各級黨政領導，都是實職、掌握實權。

第四，探索自下而上重建了群眾組織。

文革前，工青婦等各類群眾組織名存實亡，都在當地黨政幹部領導下工作，作用隻能到“吹拉彈唱”、發福禮品的程度，對各級黨政機關無法發揮監督職能。

文革後，群眾獲得了組織起來的權利。經過大聯合，盡管造反組織被取締，但工廠裏重新組建了職工代表大會、工人管理小組等多種組織。

北京市針織總廠從工廠、車間和班組三個層麵組建了工人管理小組，由工人民主選舉產生。工人管理小組從勞動安全、財務等方麵，對革委會正常行使職能進行監督，充當群眾和幹部之間的橋梁，通過召開車間、班組會議，征集工人對生產計劃、產品質量、投資項目等方麵的意見，實現工人對工廠的管理。工人管理小組還參加黨支部會，從黨群關係、政治方向以及生活作風等方麵對基層黨員幹部進行批評和監督。

其他工廠也建立了類似的組織，有的接受職工代表大會領導。

文革前群眾組織由政府領導，地方幹部任免由黨壟斷，幹部好壞群眾組織沒有發言權。

文革後發生了變化。在派性鬥爭很弱、較好實現大聯合的上海市，群眾組織不僅沒有取消，而且對各級革委會、黨組織都有重大影響。1972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更名為上海市工代會，1973年以工代會骨幹為主組建了上海市總工會。上海市總工會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黨政機構輸送優秀工人幹部”的要求，在局、區、縣黨委或革委會增補或調整領導成員時，便輸送工人新幹部進入黨政機構，還以“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名義派出工人幹部。

第五，實現婦女解放，增強了群眾力量。

毛澤東高度重視婦女解放運動，認為婦女解放是社會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離開了社會解放，婦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時，沒有婦女解放，社會解放也是不可能的。

文革前，很多工人的妻子沒有工作，困於家務之中。

文革後，采取多方麵措施解放婦女，促進了社會進步。

一是突破資本邏輯，廣泛動員家屬依靠勞動投入建立大集體（由國企管理）、小集體（由街道、公社管理）企業，使婦女廣泛參加社會勞動，既補貼家庭收入，又改變社會地位。家屬工廠迅速發展，有勞動能力的婦女基本都參加了生產。

1949年全國隻有女職工60餘萬人，占職工總數的7.5％；而1978年為3128萬人，占職工總數的32.6％。

在農村，婦女出工率達90%以上。

以南京光華東路第4無線電配件廠為例，開始女工們隻能用手繞電容器線圈，後來改用機器，到1971年已經能生產22種類型、150種規格產品，電容器產量從1966年的150萬隻增加到1971年的800萬隻。

二是改善婦女福利，減輕家庭負擔。

文革中，托幼兒園和婦女保健大發展，婦女生育有56天產假，工資照發，生病可以領取正常工資。

文革期間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推行較快，城鄉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很快，南京市1972年城區生育率下降到0.8%。

文革繼續推進婦女教育事業，文革後期女童的入學率達到90%以上，在世界上也是領先的。

三是動員婦女廣泛參與政治。

文革前，婦女領導幹部比例很低，很多婦女對入黨也漠不關心。

文革後，大批婦女積極學習階級鬥爭力量，很多擔當了基層幹部職務，婦女參政出現了第二次高峰期。

文革中大聯合以後，江蘇省各級革委會都有20%的婦女。到文革中後期，婦女幹部比例達到了頂峰，高達30％左右。

這不僅是幾千年來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在當時世界主要國家中也是獨一無二的。世界各國當時也紛紛學習中國婦女解放的成功經驗。

第六，鍛煉群眾，極大的提高了群眾覺悟。

文革中後期，大部分工農群眾都普遍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造反有理等知識,   毛澤東語錄深入人心。工農群眾在文革中接受如何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教育，因此到改革開放以後又經曆了分田到戶、改製分流的資本主義的反麵教育，通過親身對比，對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道路有了更進一步的清晰認識。在四十多年走資派的表演中，勞動群眾再次理解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這也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寶貴精神遺產。

文革前勞動群眾不敢給幹部提意見，文革運動教育了勞動群眾，不再盲目迷信黨員幹部。例如“4050”國企職工的意識特點尤為明顯，在上世紀末的下崗運動中，國企職工自己能提出明確的要求，敢於同領導幹部辯論、爭取權利。大部分下崗工人都變成了擁毛派，甚至原來的百萬雄師成員也認識到毛主席發動文革是為了“不使勞動人民免受二茬罪，免吃二遍苦”。

文革指明了一條社會主義的道路，告訴群眾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性，這一點的影響也將會在未來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不斷地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