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村的現狀
從1978年至今，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一直是主流媒體宣傳的農村改革開放的主要典型。官方媒體在報道中繪聲繪色地描述說：40多年來，小崗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草房被瓦房和樓房取代; 黃泥巴小路被寬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學、自來水、電燈、電話，還有衛星電視接收係統，都在小崗村出現; 彩電、冰箱、摩托車等高檔生活用品已進入農戶家庭，成片的葡萄園已進入盛果期，……小崗村正在闊步邁向小康!
主流媒體的宣傳，回避了一個最頑強的客觀事實：水泥大道、村小學、自來水、電話，還有衛星電視接收係統等等，都不是小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勞動獲得的，而是由政府、企業和社會等無條件地施舍給小崗村的!——當地政府出資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江蘇省張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資建自來水供應係統和村辦學校以及通到村裏的柏油路，鳳陽縣電信局免費給家家戶戶安裝了電話(不幸的是窮農戶們打不起電話)，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彩電和小崗村專用車全部由企業和社會贈與(隻知自私自利的小崗村人，不知道愛惜集體財產，將衛星接收天線裝製兩個“大鍋”翻倒在招待所院內，任其鏽跡斑斑。)，安徽省財政廳讚助5000元買物品發給村民過春節(每戶一般發一桶油，當年18家按手印“分田單幹”的村民每戶發兩桶，再加一條煙，分地時的生產隊正、副隊長嚴俊昌、嚴宏昌兩位帶頭人除兩桶油一條煙外，多補一箱酒)，……。小崗村村民嚴留昌對記者說：“你們記者在這裏看到的絕大部分設施是在江澤民1998年9月到訪前的3個月內，官方投資突擊搞起來的。上級不希望小崗給安徽丟臉。小崗人沒有花錢，也沒有錢花。”
因此，主流媒體對小崗村的宣傳報導同事實大相徑庭!
大寨與小崗村現狀對比，驚呆國人！
前不久，有記者到小崗村采訪，村民對記者說：“我們是一步越過溫飽線，20年未進富裕門。”記者看到，還有一些農民至今仍住在茅草房裏，冰箱、彩電等生活用品在農舍裏難得一見。
為慶祝改開20周年而修建的友誼大道、小學校舍、村委會辦公樓以及開通的程控電話等，都是政府和社會讚助出資興建的，沒有一項是小崗村人自籌資金建起的。
而被精英們嘲笑的毛澤東時代農村典型大寨，卻靠著集體經濟的發展，在2000年以前讓農民生活實現了三有三不。
偶從嚴宏昌的博客中知道，原來他就是帶頭“分田到戶”的生產隊長。由於嚴宏昌三十年中，寫60餘次入黨申請書而沒有入黨，引發議論。從葉銘葆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０日《嚴宏昌入黨被拒看改革者的命運》(嚴宏昌博客2013-06-08 ) 中，人們是不是認為是因為他“屢遭人忌”。
鑒於此，有網友也借機發議論。
有網友後想了解更多，得知嚴宏昌在當時是副隊長，隊長是嚴峻昌，二人是堂兄弟。在以後的土地是“分”還是“合”的問題上，二人的認識並不一致。
關於嚴峻昌，2009年中共安徽省委主辦的《黨的生活》笫六期發表鄭雄的文章：《嚴俊昌：大包幹帶頭人的清醒和困惑》。
文中嚴峻昌說：
“大包幹是當時廹不得巳的作法，並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義浮誇風和共產風把大家搞得沒飯吃。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所以搞起了‘承包’，但要想大發展，還是應該走集體化道路。現在看來，分那‘一畝三分地’隻能管溫铇。年輕人都出去打工的了，家裏的地留下老弱病殘管著也照管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賣給那些私老板，農民們想幹什麽也幹不成，自已那‘一畝三分地’束縛住了手腳，邁不開步子啊！現在小崗村，窮的窮，富的富，要早知道是這個情況。就是砍我的腦袋也不搞‘承包’啊！”
這是“改革第一村”裏的“第一人”在小崗村“改革”三十年之後所描繪的小崗村的現狀。
嚴峻昌也道出了當時“分田到戶”的原因，道出了是官僚主義而不是“集體所有製”是小崗村多年“三靠”的原因。反映的是“官僚”與農民的矛盾十分突出。
同是“分田到戶”，同是“個體化”，不同的人看到的不同。其中有人看到的是“改革”，看到的是農村“改革”的方向。呼隆隆蜂擁而上“分田分地真忙”，嘩啦啦集體經濟瓦解分光。
不知道嚴峻昌是不是認識上“落伍”的原因，1995年，嚴俊昌被縣委調到鎮政府當了農委副主任，就再沒有在小崗村擔任過職務。這明顯是“明升暗降”。
小崗村被冠以“改革第一村”的美譽，嚴宏昌理所當然的就是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的副“先鋒”。如果說當時不是共產黨員，不奇怪。不過，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個人到現在居然還不是共產黨員。這原因，當然不是他沒有“入黨”的要求，而是黨支部沒有吸納。
看中國的農村，從互助組到合作化，安平縣南王莊王玉坤三戶農民辦社，被毛澤東譽為“五億農民的方向”。饒陽縣五公村耿長鎖通過把個體農戶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曾被毛澤東譽為“群眾所信任的領袖人物”。遵化縣西鋪村，在王國藩的帶動下，一個由二十三戶貧雇農和三條驢腿組成的農業合作社。被毛澤東稱為“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他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因“集體化”而譽滿全國。
15歲擔任社長的呂玉蘭成長為省委書記，大寨大隊的陳永貴官拜國務院副總理，人稱“布衣宰相”。他們都因為“集體化”的解體而跌落，在批判聲中，黯然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他們的命運、榮辱與集體化的榮辱聯係在一起。
創作出膾炙人口的《豔陽天》、《金光大道》的浩然。因為歌頌“合作化”，1994年12月7日《光明日報》借浩然的《金光大道》重印之際，發表了《關於重印〈金光大道〉的說法》一文，稱浩然的“作品與一段黑暗的曆史聯係在一起”。《光明日報》判斷“光明”與“黑暗”的標準是什麽？不言自明：是“個體化”還是“合作化”。浩然被一幫子“與時俱進”的什麽“文人”釘在了他們豎起的“恥辱柱”上。如今的浩然雖然已離人世，仍然被懷念，被紀念，而那些汙蔑浩然的人們又貓到那裏去了呢？又創造出了什麽歌頌“分田到戶”，走農業“個體化”道路的曆史畫卷呢？誰是那種具有曆史使命感、責任感的文學藝術家？
讓人想不到的是，“改革第一村”的小崗村並沒有固守住“分田到戶”。非不想也，而是堅持了三十年，沒有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而這，正是有些人詬病“集體化”的原因之所在。在外來黨支部書記沈浩的領導和努力下，開始探索怎麽實行“合作化”了。他們從“個體化”走向“合作化”，是不是也叫“改革”？倘使如此，那“改革”到底“改”什麽？它的內涵到底是什麽？有“譜”沒有？難道這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個體化”是那塊“石頭”，是塊什麽“石頭”？
“合作化運動”，不但使農村中“傳統”的、舊的生產關係，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變化，經過二十年的努力，生產條件、生產力也發生巨大的改變。伴隨著那種變化的是農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風氣的變化。那些變化已經成為曆史。但是，反映那種變化的一大批文藝作品卻保留了下來。他們是曆史的記憶。
“合作化”、“集體化”的年代，那是個億萬勞動群眾與共產黨同心同德，白手起家，勒緊褲腰帶，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年代。也是奠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年代。其中也有作者的一點綿薄之力。當時卻是鬥誌昂揚，幹勁十足，不甘落後。那難道是追求“黑暗”，為增加“黑暗”盡力？那顯然是顛倒是非的“文人”在顛倒曆史。在曆史的進程中，他們那種人怎麽可能缺位？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在早年就知道這句話，從來沒有認真想過。在“合作化”三十年後，重新被“個體化”取代，應驗了那句話。這是曆史的進步還是逆曆史潮流而動？人們的認識並不一致。不過，在這個過程中，小崗村成為耀眼的明星，全國農民的榜樣卻是事實。
當小崗村成為“改革第一村”之後，作為改革者的嚴宏昌的命運該怎樣？
看了網上關於他們的介紹，總的印象是，那些改革家並沒有虧待他。他們獲得了在“分田到戶”之前不可能獲得的榮譽。他們及其村獲得的是從中央到地方高度的關注，有文章說甚至成為“省直管”村，至於金錢的讚助之類，有目共睹。就連小崗村的行政區劃也發生了最大變化。由百餘人，發展成為四千餘人大村。那絕不是原小崗村的爺兒們、娘兒們生育能力旺盛，“計劃生育”在那裏網開一麵。是領導意誌、行政命令使然。究竟是原小崗村帶動了並入了其他村，還是通過這種行政措施，促使小崗村的改變？而現在的“大”小崗村確實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這種改變，是因為堅持了“分田到戶”的“改革”，還是“改革”了“分田到戶”的結果？不過，那種毫無一定信仰與主張的人，他們的變化是無常的，每次變化都能夠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從習總書記考察小崗村，到考察一年之後，２０１７年2月9日，“小崗村集體資產股份經濟合作社分紅大會上，小崗村4288位村民作為股東首次每人領到350元的分紅款”。說明“大”小崗村重新走向了合作化的道路。雖然此“合作化”非彼“合作化”。
小崗村的社會實踐證明了什麽？在這個過程中，改革者嚴宏昌的命運怎麽了？
嚴宏昌怎麽了？其實，沒有人把他怎麽樣。
在一個號稱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度，是不是共產黨員也許是個很重要的事。特別是“改革者”，更應該出自共產黨黨內。而嚴峻昌、嚴宏昌在冒死帶頭“改革”的時候，卻偏偏都不是共產黨員。難道幾千萬農民黨員中沒有“改革”的願望？如果出自戰爭年代，冒死殺敵，很可能要“火線入黨”。
嚴宏昌作為“改革第一村”裏的“改革副先鋒”，已經被上層黨組織所肯定，小崗村的黨支部怎麽就不重點培養？三十年都不能把他培養成為共產黨員，到底是嚴宏昌自身條件不夠，不努力，還是黨支部對他采取了“關門主義”？
如果說，當初黨支部組織渙散，黨心不齊，在嚴宏昌的入黨問題上統一不了思想，或許不能排除有人“忌”。但是，總不能一“忌”就是三十年。那種“忌”難道由老子傳到了兒子？多麽大的積怨？多麽大的恨！
特別是為小崗村嘔心瀝血的沈浩，到小崗村後怎麽也不重視這個典型，培養他入黨？以作者當黨支部書記多年的經驗，如果“屢遭人嫉”是主要原因，隻能說明，包括沈浩領導下的黨支部的黨員們“有眼不識金鑲玉”。黨支部既沒有幫助嚴宏昌改正自身的缺點，也沒有幫助黨員認識自身的問題。
據經驗推測，恐怕遭人“忌”不是主要原因。三十年裏，一個人在一個黨支部的領導下，黨支部書記換了幾任，黨員構成也在發生變化，長期要求而不能入黨，總之，還不能完全說是黨支部的錯。
一個生產隊的隊長，責任應該是組織社員生產，發展生產，解決生產中的問題，改善社員生活。看來他是沒有那個能力，還是沒有那個信心？如果能力不夠，信心不足，完全可以“辭職”。國家法紀沒有賦予他“分田到戶”的權力。他卻幹脆“分田到戶”，無意間，或者叫“一不留神”，就開創中國“一分了之”模式的“能人”。這大概是他的“個性”。當此之時，他到底信仰的是什麽？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麽？憲法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什麽？“改革”是不是可以悖於法律？是不是容許人們提出這樣的疑問和保留？
毋庸置疑，嚴宏昌式的“改革”符合某種人的意願。他在全國上下或許不乏“知音”。但是，究竟占多麽大的比例，沒有人能夠提供。重要的是，“個體化”的生產方式是不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方向，走的是不是“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
“分田到戶”，在嚴峻昌、嚴宏昌兄弟的眼裏，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是“術”而不是“道”。即使是在省委書記萬裏，允許他們試3年。說明當時在他的眼裏，也隻是權宜之計，而不是長久之策。而在某些理論家、決策人那裏，卻是“道”而不是“術”，在全國“一刀切”。
如果嚴宏昌固守“分田到戶”的觀念，堅守“一畝三分地”那塊陣地，必然與後來的黨委書記沈浩想帶領小崗村農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思路發生衝突。他的不能入黨也在必然之中。
嚴宏昌是不是符合入黨條件，黨支部之外之內的人都可有自己的見解，甚至發議論。但是，入黨是有組織程序，組織原則的。他沒有入黨，是黨支部的決定。想找出他幾十年中60餘份“申請書”而不能入黨的原因，隻能公開黨支部研究他入黨時黨員的意見及表決的情況。也許黨支部就根據平時黨員、群眾的反映和意見，就沒有把他入黨的申請提交黨支部黨員大會討論。
“舉世渾濁，唯我獨清”，“世人皆醉，唯我獨醒”。這是某些人的心態。嚴宏昌先生未必有，但是，不影響有人那麽看改革者嚴宏昌沒有入黨這個現象。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想為人民服務的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難道還得不到黨員、群眾的認可？倘使如此，這個世道就真的出了問題，起碼小崗村就真的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