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村還能扶多久?

小崗村還能扶多久?

 

 

1978年，是安徽省“分田到戶”的頭一年。由於小崗村的18個“紅手印”的被渲染、由於有人認為“私有化”是發展生產力的驅動力、由於“分田到戶”得到少數如同小崗村一樣落後村民的支持，刹那間，一個黨支部渙散的“三依靠”小崗村，取代了大寨成為全國農業戰線上的旗幟。齊刷刷，全國農村向小崗村看齊。

小崗村的分田到戶在當時是置憲法於不顧，“分田到戶”是違憲的，是對農業集體化的否定，但卻與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去毛化,  私有化”一拍即合。而“分田到戶”也給當時的憲法出了一道難題。修憲是走資派們不容置疑的選擇。

那些“立法者”不知道是不懂法，還是不懂農村和農民，還是弄不清楚“個體”與“集體”這兩個概念，硬是把個體農民從事的個體經濟，指為“集體所有經濟”，而且寫進憲法裏。

在農村集體經濟解體之後，原來集體所有的土地，由於“集體”的不複存在，憲法中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成為無法落實的空話，隻好又通過其它法律，賦予“村委會”管理。領導村民的村委會，成為“集體所有製”土地的“發包人”，把“集體”的土地“承包”給轄區內的農民。

那些決策、推動農業“個體化”的“大人物”及充當吹鼓手的學者、理論家恐怕沒有不懂曆史及曆史唯物主義的“大老粗”。怎麽就不簡單地回顧一下，從1949年解放時的“土改”，實現“分田到戶”（有的地方甚至還要早），到1954年的“合作化”之前，那是農民對土地具有完全的“自主權”時期。以小崗村那麽多的土地，那一個個家庭怎麽就沒有解決溫飽？祖宗留下的茅屋怎麽還在那裏矗立？電視裏出現的那破爛的茅草土坯房，那慘樣，那樣的房子，與6000年前古代原始先民們在半山坡的居住條件可不分伯仲。而在當時的大多數人民公社裏的農村，再窮的社員家裏也見所未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小崗村難道還生活在洪荒時代？虧那裏還有共產黨的省委、地委、縣委的領導，假如沒有共產黨民國政府的延續又該如何？也不過如此！那樣的農村，在當時就有什麽典型意義？隻值得人們反省，就不值得人們學習了。

在解放後的三十年裏，安徽省的各級黨的領導怎麽就不關心小崗村黨的建設和農民的生產、生活？他們難道就會去那裏發救濟？同樣是共產黨的領導，小崗村不要與華西比，也不要與大寨比，看看小崗村的窮苦狀與周圍的那些普通農村比，差距怎麽就那麽大呢？

“改革”前小崗村的慘像，打的是安徽省及其屬下的共產黨組織的臉。小崗村無法無天的“改革”——分田到戶，是對安徽省及其屬下的黨的組織領導對小崗村無所作為的懲罰。正是：“無政府主義是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這種懲罰，經過“包裝”，這種明顯的壞事，是違法亂紀的事，卻成了“好事”，成了“改革”的先鋒，成了安徽省的一塊遮羞布。小崗村被他們“化腐朽為神奇”，成為全國農村的“方向”，農民的“榜樣”。何等地可笑。

小崗村的“改革”，顛覆了人們的世界觀，是非觀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原來跟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走的集體化道路不是社會主義道路?

分田到戶，對於農村裏的農民，確實是實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行之有效的措施，是經曆了曆朝曆代檢驗的亙古不變的“真理”。一些學者在努力地論證它的“合理性”、“真理性”。

常言道，人勤地不懶。難道小崗村人的祖祖輩輩懶於勞作，在農業“合作化”之前的幾年、幾十年，甚至更遠是時期裏地裏長不出好莊家？

常言道，吃不窮，穿不窮，算計不到就受窮。難道小崗村那18個共產黨員及其父祖輩都是過日子沒有計算，有了就可著勁的吃完用完，沒有了就忍？把家和全村都給敗窮的？

根本的問題是，“分田到戶”之後的二十多年裏為什麽沒有富起來，“改革”的先鋒村為什麽居然出不了一個“當家人”，甚至連個黨支部書記還需要外派？那打的又是誰的臉？丟的是誰的人？

一個小崗村，幾十戶人家，百餘口人，在國家，在安徽省的農業中實在沒有什麽分量，養也養得起。為什麽小崗村的“分田到戶”卻引起高層的興趣？運用權力強行推動，“一刀切”地實行？

以那些大人物和那些“理論家”的知識和理論修養、造詣，何嚐不知道個體農民的出路、“分田到戶”的後果？如果說他們不知道，那是小瞧了他們，是對他們智商的侮辱。

曆史上的農民，從秦皇漢武到民國，兩千年中有多少農民富起來了？

從土改到合作化，有多少農民富起來了？

這是中國。

再看外國，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誰不知道“圈地運動”富起來的？

時下的中國農村，不少農村的農民由於不同的情況不願意種地而把“承包”的土地出租或者“流轉”出去。土地，向“資本”集中。未來的土地經營模式，很可能是農業資本家，即雇主雇傭農業工人經營，與資本主義國家差不多。

借小崗村而讓數以億計的農民恢複“合作化”之前的“個體”之身，則暗含巨大的玄機。那不過是走資派私有化開局的第一步。這一步邁不開，第二步、第三步就沒法走下去。

農民的土地，農民的勞動力轉移是發展資本主義私營經濟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

要發展私有製經濟，所需要的大量土地固然可以由國家解決，官商勾結，從買賣土地中不知道有多少錢進入了大小貪官汙吏，包括村官的腰包。

但是發展私營經濟的勞動力從哪裏來？在沒有失業的城市，不能為私營經濟的發展提供勞動力。特別是廉價勞動力，隻能從農民中來。

中國的國情是地少人多。個體小規模的農業生產在“市場化”之後，缺乏競爭力。靠幾件簡單、落後的農具，有限的幾畝土地，很難養活一家人，維持一家人的正常支出。事實上也是如此。大批農民不得不放棄土地盲目流入城市，成為政治經濟學中的“產業後備軍”。為私有企業提供廉價勞動力。一些外資也正是看中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市場，起碼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紛紛在中國落戶。農民，成為被雇傭的、毫無權利保障的“農民工奴”。

應該說，“分田到戶”在把農業由“集體經濟”轉化為“個體經濟”即“私有經濟”的同時，也開啟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產生和發展。二者是有機的聯係在一起。沒有大批農民的破產、進城，就沒有城市私有製經濟的發展。這就是農民“個體化”與經濟私有化的關係。這就是農業“分田到戶”，“個體化”經營的意義。

四十年過去，驀然回首，被拋入陌生“市場”的農民分化的怎樣？如今的農村什麽人在當農民？農業生產力狀況如何？農民工的現狀如何?  如果沒有各級政府對小崗村經濟上的資助和政治上的宣傳,  小崗村還能扶得起來嗎?  小崗村還能扶多久?

四十年“改革”，有得有失，卻極其諱失，媒體上看不到一個字的言失。如果總結四十年“改革”，那能叫實事求是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