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三分錯誤”的原因分析

文革中“三分錯誤”的原因分析

《轉載》

研究和總結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分錯誤”是很認真重要的工程!   從中可以找到為什麽會發生武鬥,  在群眾運動中如何識別和防止打擊麵擴大等問題.   如何去規範各單位寫大字報和貼大字報的時間和地方.   如何組織群眾在不影響生產勞動的情況下對政府行為進行辨論,   討論政府行為是否符合"為人民服務”的原則,   更好地讓底層的老百姓能夠揭露各級政府的黑暗麵,   如何揭發政府各級官員的違法亂紀貪汙腐化的現象!  而首次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很多不足錯誤之處!

一,   幹部和群眾沒有經驗。

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它與以往的任何政治運動都不同,  它不僅提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允 許人民群眾結社造反，而且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組織的領導人）作為了革命的對象。這就完完全全打破了傳統和常規，超越了幹部和群眾的經驗 範圍。

《十六條》中規定：“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於是， 群眾的這種“識別”的過程，也就可能是他們犯錯誤的過程。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自然也就出現了人們靈魂的大暴露。

在幹部和群眾中， 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法權觀念，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和無政府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潮、傾向和行為都表現了出來。

這樣，在幹部和群眾中出現這樣 或那樣的錯誤也就不足為怪了。

對此，我們隻能看作這是為了探索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這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與前途問題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不言 而喻，無產階級隻要保住了政權，不管付出多麽高昂的代價，都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值得的，因為無產階級如果失去了政權，也就失去了一切，會重新淪為資本的奴 隸。

很顯然，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對的人們”要否定。

在文化大革命中，從中央到地方，盡管各級領導幹部幾乎 都受到了衝擊，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這種“打倒”，不過是群眾組織的一種“運動行為”，既不是黨組織的正式審查結論，更不是正式的組織處理。

黨的 九大以後，毛主席提出：幹部中隻要不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一律解放。後來，連鄧小平都出來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全國沒有幾個人。

二,    資產階級的陰謀破壞

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從始至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有著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從運動一開始，便力圖利用 他們對運動的領導權，拋出他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轉移運動的大方向，鎮壓革命群眾，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

毛主席及時識破了他們的陰謀，發表了 震驚中外的革命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扭轉了運動的大方向。

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資產階級不斷變換手法，負隅頑抗。

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各種剝削階級的 代表人物，當著他們處在不利情況的時候，為了保護他們現在的生存，以利將來的發展，他們往往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或者無中生有，當麵造謠；或者抓住若幹表 麵現象，攻擊事物的本質；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擊一部分人；或者借題發揮，‘衝破一些缺口’，使我們處於困難地位。總之，他們老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 ‘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有時他們會‘裝死躺下'等待時機’，‘反攻過去’。他們有長期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會做各種形式的鬥爭--合法的鬥爭和非法的鬥 爭。”

與此同時，由於曆史的、社會的和認識上的根源，黨內外上上下下始終存在著一股很強的保守勢力。無疑，這股勢力在客觀上也起到了保護黨內資產階級代表 人物的作用。

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都是在不斷排除來自“左”的和右的幹擾與破壞的情況下進行的。運動每前進一步，都要戰勝黨內資產階級的激烈反抗 和混入革命營壘內部的反革命野心家、陰謀家們的種種陰謀。

其中破壞力最強、給予文化大革命造成損失最大的，除去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外，就是林彪反 革命集團和陳伯達這個政治騙子。他們以“左”的偽裝出現，拉幫結派，以售其奸。他們策劃搶班奪權，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在公開場合，以堅定的無產階 級革命家自居，而在見不得人的角落裏，卻在密謀“解放在曆次運動中被打倒的人”，以實現他們的反革命政變陰謀。他們是一夥地地道道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 分子。

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不僅給文化大革命運動帶來許多混亂，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在他們被揭露之後，文化大革命運動出現了幾乎是致命的挫折。當 “批陳批林”鬥爭發展成為一場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的“批林批孔”運動時，黨內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勢力，也偽裝成為反對林彪的好漢；還有的人，由於林彪叛黨事 件的發生，灰心喪氣，認為毛主席看錯了人，對毛主席的偉大產生了懷疑，由革命派變成逍遙派。

實際上，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偉大，識破了林彪集團的陰謀，跟隨毛 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派遭到屠殺的時間就會提前。中國政壇的這種突變，不僅帶來了政治力量對比的新變化，而且預示出一旦時機成熟，文化大革命必遭暗算的先 兆。

三,   如何理解文革中“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毛澤東作為一位對唯物辯證法運用自如到出神入化地步的偉大哲學家，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

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頭腦越是冷靜。

1972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當美國人埃德加•斯諾手指著歡呼“毛主席萬歲”的人群向他稱道時，毛主席告訴斯諾：其實擁護他的人沒有那麽多，很多人都是跟著喊的。

1976年毛澤東在病危中，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說：“對於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可見他心如明鏡，洞若觀火。

毛主席一生是何等地輝煌，可是他卻說自己畢生隻做了兩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見他對這場革命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遠。不過，他講的“反對的人不少”倒確實是實情。他辭世不到一個月，埋葬這場革命的準備工作便完成了。
 
其實，毛澤東所說的“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都不是指人民群眾。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說：“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 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可見，“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都是“大官”中的人。毛澤 東的這段話明確地指出了擁護的人為什麽少、反對的人為什麽多這個問題的實質。

顯然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對的 人們”要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從中央到地方，盡管各級領導幹部幾乎都受到了衝擊，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這種“打倒”，不過是群眾組織的一種“運 動行為”，既不是黨組織的正式審查結論，更不是正式的組織處理。

黨的九大以後，毛主席提出：幹部中隻要不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一律解放。後 來，連鄧小平都出來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全國沒有幾個人。

四,   需要指出的是，“反對的人們”也不完全一樣。他們大致由三種人組成：

 第一種人，是頑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盡管他們跟著中國共產黨幹了幾十年，但是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依然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從來沒有真正信仰過馬列主 義，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黨的共產主義綱領。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他們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毛主席在談到這種人 的時候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 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 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人無疑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二種人，是那種 官越做越大，離人民群眾卻越來越遠的人。

他們或者滿足現狀，迷戀特權，養尊處優，喪失鬥誌；或者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目無群眾，作威作福；或者貪圖安 逸，追求享樂，生活腐敗，蛻化變質；或者無意工作，追逐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現存秩序。總之，他們是一些“船靠碼頭車到站”、主張“過去已經奮鬥，現 在應該享受”的人，屬於“進京趕考”不及格的人，屬於李自成手下那些部將一類的人。他們可能並不像第一種人那樣有明確的資本主義綱領路線，但是他們追隨革 命的目的就是貪圖榮華富貴，這些人已經滑到資產階級泥坑中去了。

第三種人與前兩種人是根本不同的人。

他們忠誠於黨的事業，無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 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兢兢業業，埋頭實幹，為黨和人民做出很大貢獻，有很大功勞，在黨內、軍內和人民群眾中有很好的聲譽。但是，他們沒有做好社 會主義革命可能會革到自己頭上的思想準備。他們一貫是革命的動力，當運動一來，他們不再是動力的時候，群眾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以及這種過火行為給予他們個 人的衝擊，就使他們的情感受到極大的傷害，為他們所難以忍受。因此，他們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觀地、正確地認知運動。他們感到失落和迷惘，對群 眾運動和運動中的群眾都產生了強烈的對立情緒。這些同誌看不到，當這場以打倒黨內的修正主義勢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偉大革命運動，喚起了億萬人民 群眾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時，任何的“條條框框”、“規則”、“秩序”都是無能為力的；“規定”群眾這 也不許幹，那也不許幹，實際上也就取消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些同誌想不通這個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們十年沒有想通，當他們看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解體、 農民重新淪為單幹，國有企業私有化、工人下崗、官員腐敗，資本剝削壓迫重現，舊社會的腐朽陰暗迅速死灰複燃，一步一步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時，終於想通了，然而，後悔晚矣。

即 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對派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反對這場革命的立場。相反，正由於這三種人對文化大革命始終采取反對、算賬和“不理解”的態度，群眾 看幹部，幹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國上下，以走資派為核心，以特權階層為骨幹，影響、裹挾了一大批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氣的幹部和群眾，形成了一股反對文 化大革命的強大逆流，致使運動反反複複，明爭暗鬥，冤仇不解，一拖十年。

直到毛澤東逝世，終於迎來了“徹底否定”和“改革開放” 的日子。如今，當人們明白了“徹底否定”之後的“特色”是怎麽一回事的時候，逝者如斯夫，曆史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不能不令人痛心的是，隻是由於不能正 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許多真誠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們，跟隨著走資派，舉杯祝酒“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歡欣鼓舞地“徹底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從而也就打通了通往複辟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不獨是他們個人的不幸，也是一切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犧牲的無數先烈和一切為了鞏固無產 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人們的悲哀！這也是中華民族的特大不幸！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 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 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評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群眾帶來的損害 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 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主張通過“運動群眾”另組“階級隊伍”進行階級鬥爭，整治農村幹部實施“奪權鬥 爭”。通過體罰逼供等殘酷手法大批地打擊鬥爭對象，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敲詐。連敲帶詐、脫了衣服到外 麵凍、脖子上掛物品等都是四清時期開始采用的。是王光美在四清中首先發明。

有些很多人被這三十多年的反麵教材，而導致了對文革的誤解，錯誤地認為 革命功臣被迫害，真的是這樣嗎？有這種想法的人根本就不動腦子去思想考問題的根源。 在那個時代，毛主席是代表革命真理，這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意識。毛澤東如果想搞掉誰，隻需要一句話就可以了。威信如此，無須他法。而劉少奇從1964年就 開始在中央檢討了，到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已經排名第八了，根本不需要發動文革。從文革發生前後來看，劉、鄧連絲毫反抗都沒有，有的隻是檢討，發動 文革的正式決定即“5.16通知”本身就是由劉少奇主持通過的。何來權力鬥爭？雖然文革到處充斥著“奪權”的聲音，但那是打倒走資派的意思，是爭奪“無產 階級”的權力！除了林彪事件以外，在那個時代，誰想取代毛澤東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瘋子。即使是現在，誰想取代黨的主要領導人嗎？是不可能的事情。當然， 除了鄧小平垂簾聽政以外。在黨的曆史上，任何人與毛澤東都不是一個級別上的人物。 

毛主席是對得起劉鄧的。毛主席曾經多次扶持和挽救劉少奇，30 年代就開始培養他，1945年七大時劉少奇排黨內第二，就有很多人反對，還是毛做工作。開國大典劉少奇把剛結婚的王光美帶上天安門，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員和 領導幹部中的廣泛議論。（因為江青和毛結婚十幾年了，還參加了轉戰陝北，毛也不許江青上天安門）。1953年中央財經會議大肆批劉，被毛主席製止，批了高 崗。為了扶持劉，毛主席把國家主席讓給他，在許多領導人不同意的情況下，堅持在國慶節的人民日報上並排刊登兩個主席同樣大小的照片，並表揚他說“三天不學 習，趕不上劉少奇”，以樹立其威信。

這裏引用一段毛主席在1966年的講話：“十七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來的意思考慮到國家安全，鑒於蘇聯斯大 林的教訓，搞了一線，二線。我處在二線，別的同誌在一線。現在看來不那麽好，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能集中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處在二線日常工作 不主持，許多事讓別人去主持，培養別人的威信，以便我見上帝的時候，國家不會出現那麽大的震動，大家讚成我這個意見”。“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 信，沒有想到反麵。”可見毛澤東用心良苦。

但是四清運動中，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分歧是十分明顯的，毛主席認定如果繼續讓劉接班，必將改變黨的路線，變成修正 主義，因此劉多次在中央檢討，1965年其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搞掉他太容易了。就象後來林立果對親信所說的，毛的威信實在太高了，要搞掉誰，隻需要一句 話。其實，劉也是很左的，老婆搞出個“桃圓經驗”就是左的經驗，認為全國基層黨組織和政權基本都“爛”掉了，掌握在壞人手裏。劉、鄧派工作組不到1個月就 把北京上萬人打成反革命，僅在清華大學，幾天內就把一千多個師生打成反革命，並逼著幾個學生自殺。一旦文革發動了，劉少奇馬上又變成極“左”，提出什麽 “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這樣的口號（見“九大”政治報告，現在一般人都以為這個口號是“四人幫”提出來的）。

因此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裏譴責了這種 “白色恐怖”。文革時群眾對劉那麽恨，不是沒有道理的。即使這樣，毛主席也為劉鄧說話：“也決不能完全怪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 中央也沒有管好”。“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煞”。“不管什麽小集團，什麽門頭，都要關緊，關嚴，隻要改過來，意見一致，團結就好。要準許劉、鄧革命，允許 改。你們說我是合稀泥，我就是合稀泥的人”（以上引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其實毛主席對於劉鄧實在太仁慈了。因此，並不存在權 力之爭，至少不是對最高權利的爭奪引起的。文革中打倒這個那個，沒有上級批準，誰也倒不了。而 “粉碎四人幫”事件才是真正地對最高權力的爭奪。也是對無產階級陣營最大的挑戰，使社會主義陣營全麵地複辟回到了資本主義陣營中來，全國人民即將要迎來好 日子的時候，因而被葬送在共產黨叛徒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