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曆“反右”運動 《一個堡子人--張正福回望人生 第8節》
1957年7月，師大附中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反右”鬥爭，領導這場鬥爭的並不是學校的校長，而是班上一名姓賈的學生。有一天李森老師來上外語課，全班同學都突然起立不讓老師上課，而是讓他交代問題，課堂一片混亂，同學們高聲叫喊著，帶頭發言的就是姓賈的同學，他們的年齡比我們大幾歲，而且都是班幹部。這時候我們才知道“反右”運動的風潮已經席卷到學校裏了，校園裏到處是大字報，都是揭發老師們的“右派”言行的，教學已經處於癱瘓狀態。那時學校裏的主要鬥爭對象就是副校長李森老師。
中共中央是在1957年4月27日正式發出關於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的。在4月份時，師大附中還是一片平靜的校園，作為青年學生的我們隻知道學好數理化，哪裏懂得政治運動，我們說運動時都是指籃球、足球、壘球等體育運動，因此，在剛開始“反右”運動時，學校裏的許多人都和我一樣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非常迷茫，但還容不得我們想清楚，所有人已經被卷入其中了。
黨要求人們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時候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還說有錯誤的人將免於紀律處分，因為所有這些錯誤將有助於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以動員群眾。該社論標誌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短暫時期的終結，揭開了“反右”運動的序幕。附中的“反右”鬥爭大概是從7月正式開始的，從一開始，李森副校長就受到了嚴厲的批鬥。
那些日子全校師生終日在學校裏開批鬥會，讓“右派”分子交代問題。記得最大規模的一次批鬥會是在學校大禮堂召開的，當天全校同學都自帶凳子，按班級整隊進入會場，不知是不是預感到要發生什麽，大家都非常嚴肅，整個會場沒有一個人講話，像死一般的沉靜。
就在我快要被這沉靜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突然間看到班裏一個瘦高個子的同學大聲宣布：“將反革命分子押上曆史的審判台！”緊接著就見到李森老師被押到台上，頃刻間，禮堂裏剛才還很安靜的同學們像憤怒的野獸一樣突然大喊大叫起來了，隻聽見“老實交待”、“低頭認罪”、“打倒反革命右派分子李森”的口號此起彼伏，叫喊聲響徹整個會場。這樣折騰了個把小時後，被鬥爭的人早已筋疲力盡，鬥爭的人也嗓子沙啞，旁觀的人也都口幹舌燥地又回到了教室。
這是我有生一來第一次知道了運動和鬥爭，知道了人活著不光是輕鬆愉快的，不隻是吃飯、學習，還要“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
像我這樣出身清貧的普通人家的兒子，在這場“反右”運動中，隻是一個旁觀者，誰也不會來找我的麻煩，而我自己也沒有什麽言論，隻知道和別人一起看熱鬧，無課可上的我經常在學校院內和師大院內轉悠看大字報。
1957年8月27日，教育部和共青團中央發出了聯合通知，要求在普通中學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也就是從1958年第一學期開始，過去對學生開設的思想教育課，比如青春期常識、政治課常識、社會科學常識以及憲法等課程都全部改為一個課程——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課。通知還要求把“反右”鬥爭當作中心課題來講。
運動進行到了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指出對那些真心願意改過的“右派”分子，將得到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時我的李森老師已經被剝奪了所有職務，也不能再登上講台了。直到1962年，他才重新回到西北師大，在外語係當了教授。
衝擊之下，學校已經變了樣子。學生們不再是上課和鍛煉身體，而是整天勤工儉學，參加勞動，給學校掙錢，校園也被開墾成農田。一種極“左”的氛圍開始逐步形成，讀書已經是一條“白色”道路，而黨卻號召我們要“又紅又專”，這時的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下一步究竟往哪走呢？是要步入社會掙錢養家糊口？還是要繼續上學接受教育？
正在我迷茫之際，父親由於年事已高，被師大附小解雇了，家裏沒有了任何收入。於是，在1958年上完高中二年級時，我不得不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心愛的學校和尊敬的老師，和同班同學董效東二人結伴到社會上尋找謀生之路。
這場“反右”運動給我的人生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和人生經曆課，爾後我養成了不輕易表態的習慣，知道了“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的偉大真理。鬥爭中，有幾個和我關係比較好的同學和老師受到了批判。最叫人痛心的是一位叫師誠的同學，他因此受到牽連而最終沒有考上大學，被定為壞分子，送回原籍甘肅臨洮縣，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時還沒有找到工作，現在康樂縣以行醫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