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讀到李秉德教授的一篇文章，
李秉德先生（1912。7—2005。5）是前輩師長，1949年春，李先生從法國回到祖國，服從分配，1950年來到甘肅省蘭州市，任西北師範學院副教務長。我父親也是在1950年來到西北師範學院曆史係任教的，我和李先生的一個女兒是師院附中的同級同學。
讀了李先生剛到蘭州時的一些觀感，很有共鳴，雖然當時我還隻是一個少年，一個初中學生。蘭州地處偏遠、荒涼、幹旱、貧瘠的西北黃土高原，整個城市東西長而南北窄，黃河自西而東流過城市，四周的山都是光禿禿的黃土山坡，山上不但沒有樹木，連野草都不長。50年代初，蘭州非常閉塞、落後，生活條件很艱苦。剛到十裏店那幾年，我們住的是黃土房子，沒有磚瓦，黃土打的牆、泥土鋪的屋頂，紙糊的窗戶。當時蘭州很多地方沒有自來水，喝的是從黃河裏打上來的渾水，用馬車送到各家裏，隻能用明礬澄清以後飲用。很多地方還沒有電，點煤油燈。交通也非常不便，路是土路，極細的黃土麵能蓋住腳。很少公交，主要交通工具是馬車，黃河上隻有一座鐵橋，要在別的地方過河，隻能坐羊皮筏子，。。。。。
提起師院，雖然李先生文中並沒提到，我也不由得想起，那些年師院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反右和文革。五、六十年代，學校裏各種政治運動很多，以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為首的甘肅省委特別極左，師院也深受其害，成為重災區。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西北師範學院有一大批師生員工被打成右派分子，李秉德教授、我的父親、上一篇轉貼文的作者水天長老師和很多教師，還有一些職工、三百多名學生都不幸中招。據2002年版《西北師大校史》記載，當年學院裏被劃右派的人數共有 395 人。那時學校師生員工不過千把人，我估計，少說也在 25% 以上 ，是所謂控製比例 5% 的好幾倍了。
對右派分子的懲罰，依所謂‘情節輕重’和年齡等因素而不同。所謂較輕者，保留公職，但原擔任的職務被撤銷、降級、降薪，留在學校改造，李先生和我年過半百的父親都屬這一類。還有所謂嚴重些的，更嚴重的，。。。。。即使是留在學校改造的右派教師，也不能上課、做研究了，隻能打雜，還經常被派去從事各種繁雜體力勞動，如修路、修廁所等。很多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不能發揮所長，為教學和科研做貢獻，專業也難免荒疏。所有右派分子和家屬、孩子受到的各種非常不公正對待，更嚴重地損害了他們的合法權益和許多方麵的切身利益，傷害了他們的身心。還有更加慘痛的情況，西北師院有好幾位教師慘死在甘肅酒泉夾邊溝右派勞教農場，他們是章仲子（教育係教授）、王烈駿（政治係教師）、朱金慶（中文係教師）。。。。
在附中上學的那幾年，也有不少愉快的經曆，對好幾位老師印象深刻，以後也應該寫寫。
我是1949年春與歐洲幾個國家的中國留學生一起從巴黎起程回祖國大陸的新中國首批留學生，買的是從馬賽到香港的法國輪船André Lebon號。後來才知道這條船就是當年鄧小平同誌赴法國勤工儉學時乘坐的船，知道後真是覺得不勝榮幸!
在船快到香港的前幾天，同船的關肇直說：“凡願到大陸解放區的可到我這裏登記。我和香港大學教授曹日昌熟識，他可以在香港為大家代辦有關事情。”我就告訴他：“我願去剛剛解放的北京。”過了兩天，他給我一張船票，目的地寫的是：“朝鮮仁川”。我問他這是怎麽回事?他說：“你不用操心，我們這一批十來個人都是到天津就下船的。”果然，船到天津就有人來熱情接待我們，安排我們吃住，並為我們買好到北京去的車票。接待我們的人好像和我們都非常熟悉一樣，後來才知道曹、關和接待我們的人之間的聯係實際上都是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我們自己卻不知道。
到北京後，有關方麵的人員接待我們也非常熱情，並把我們幾個學文教語言藝術的留學生安排到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1950年初，華北大學改為中國人民大學，又把我們這批政治研究所的人員送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不管是在華大還是在革大，主要都是學習馬列主義，並強調理論結合實際，言行一致，服從祖國需要。當時學員中流行著這樣的口號：“祖國的需要指向哪裏，就奔向哪裏”，“凡是有空氣有水的地方都可以去”。
1950年6月的一個下午，學習小組長對我說：“組織上可能要提前給你分配工作，你思想上要有所準備。”星期一早上小組長又對我說：“現在就要給你分配工作，馬上收拾行李上車。”我問：“去哪裏?”他說到校辦公室就知道了。我到校辦公室門前時，已有十來個歐美回國留學生在等待著。一個工作人員出來說：“馬上上車到中央教育部去!”到了中央教育部已是十二點半了，有一個值班人員在等待我們，他先招呼我們吃飯，並在飯桌上說：“你們中×××，……是分配到東北大區去的，火車票已買好，吃罷飯就去火車站準備上車。”“李秉德、朱勃、劉文清三人是分配到西北大區教育部的。買的是明日去西安的火車票，今晚在招待所住上一晚，明日一早上車。”
我們三人乘火車到西安後，就去西北教育部報到。接待我們的人事處長說：“李秉德和朱勃都是學教育的，西安與蘭州各需一個。經請示江隆基部長，決定朱勃留在西安，明早李秉德和劉文清都乘公共汽車去蘭州西北師範學院。”
在路上，所乘的汽車時停時修，走了一個星期才到蘭州。我們到西北師院十裏店宿舍住下時天色已黑。我問：“西北師院在哪兒?”回答是：“順馬路往西走，過了狼溝(即十裏店橋下麵的那條溝，橋是後來修建的)就是。”次日清晨，我便順路西走，過狼溝後看見的還是像十裏店宿舍的土墁房子，再走遠就是農田了。我就又問一個農民：“西北師院在哪兒?”他說：“你已經走過來了。”我這才知道這些土房子就是國內頗有名氣的西北師院。不過大門是朝東開的，未見校名掛牌而已。這對不久前從巴黎來的我來說自不免有落差太大之感。不過我在此呆下去的決心並未有絲毫改變。
失血、補血與造血
抗戰勝利後，當時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準許恢複“北平師範學院”。同時在蘭州的西北師院還要繼續辦理下去。於是原來的一個學校就由此一分為二了。這時原北師大人馬幾乎全體回到北平。這是當時留在蘭州的胡國鈺對我說的。由於他在七七事變前不是北師大的教授，所以就留了下來。
1949年全國解放後，原來留在西北師院的外地教師又紛紛要回到內地。我於1950年6月來到學校後，住在十裏店馬路旁的宿舍。首先看到的一種現象就是十裏店馬路兩旁擺著幾個地攤，出售破舊家具，售主就是準備回內地的教師。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本校的兩次失血現象。
不過第二次師資流失的現象恰好遇到機會得到及時的補救。這是因為這時正好遇到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的學員們學習期滿，要分配工作。於是，中央教育部就從中挑選了一批教授和回國的留學人員來到我校，其中包括呂斯百、尤炳圻、薩師炯、洪毅然、呂方、鄭文、郭晉稀、王明昭等，其後不久又通過其他渠道先後引進來了陳震東、劉鍾瑜、朱肇軒、金寶祥、金少英、王俊傑、鄭望年、彭鐸、榮書之、魏文澤、焦北辰、唐學詠、韓天眷、方勻以及由上海支援來的楊樹聲、韓林申、高天康、杲景業等。至於黃胄則是在蘭州就地聘請的部隊幹部兼課教師。這些人員中的絕大多數在當時就已經是頗有名氣的學者。到校後都成為學術帶頭人和骨幹，許多人還擔任了係主任。因此前麵所說的西北師院師資的第二次失血現象，及時地得到了大量的增補，這就為此後我校的發展打下了深厚的根基。從此以後，我校的師資隊伍就不是什麽失血與補血，而主要是靠我們自己的造血了。
至於後來又請來的許多很有名望的教授，如陳湧、趙萌(應該是“蔭”——nov2016注)棠、張階平、汪嶽雲、黃席群等那都是屬於正常的人事調動，不屬於我上述的失血、補血與造血的問題範圍之內。
轉貼者注：這張照片是1940年西北師院部分文科師生合影。前排左二起依次為易
所謂“富農現象”
由於我到西北師院一個多月後就被任命為副教務長，參與校行政工作，於是就不斷有機會參加上級領導部門召集的一些會議，與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在一起討論有關問題，從而覺察出我校的輕重分量。就西北大行政區來說，我校在師範教育方麵的地位自然是非常明顯的。因為它首先是西北五省中唯一的一所師範學院。和當時在西北大學內籌設後來單獨建製的西安師院，以及繼起的陝西師院，和新疆、青海、寧夏各省區的師範院校相比起來，我校自然可以“大哥"自居。但是在全國來說情況如何呢？
50年代初，有一次我隨院長徐勁同誌去北京參加中央教育部召集的全國師範教育會議。徐老和我在參加之前就曾想到過：借此機會向中央訴訴苦，希望能給我校在師資及財力上一些優惠，借此增強我校的辦學實力。沒料到在會議期間與各兄弟院校比較時，各兄弟院校都說：你校雖不能說是像北師大和上海師大那樣的“大地主”，卻已經是相當富足的“富農”了。需要中央特別予以照顧的師範院校，全國各省多的很呢!就這樣我們就被戴上“富農”帽子回來。我們原來抱持的希望雖然落了空，卻又帶回了某種自豪意味的感覺。我想我校之所以被戴上“富農”帽子的原因，是與前述的得到的大量補血的機會有關，因為那樣的機會在解放後不久便再也沒有了。
袁敦禮教授的“鳳還巢”
我到校不久，在教務處的教師名單中發現“袁敦禮”三字赫然在目。我和袁先生雖然之前未曾謀麵，但他在中國體育界的盛名卻是人所共知的。我分明記得，在抗戰勝利後他是帶領北師大的一班人馬回北平複校去了。為什麽現在會在蘭州呢?帶著這個疑問，在一次和袁先生的閑談時向他了解。他對我說了下麵這段情況：
在北京快要解放的前夕，蔣介石曾派專機去北京接一批人去南京。在這一批人的名單中有三位大學校長。就是北大的胡適，清華的梅貽琦和北師大的袁敦禮。當他們在一起商量時，胡的態度最積極，說走就走；梅次之，也願跟著走；袁雖有些猶豫，但最終也還是決定到南京再說。當他們到南京後沒多久，南京又麵臨著要解放的形勢。這時“三個人就分道揚鑣了”。袁先生就決心不再遠走了。當時杭州體專負責人楊杏天約他去，因此他就決定到杭州暫避。等到蘭州解放時，西北師院體育係主任郭俊卿發現袁先生還在杭州體專，就告訴校領導。於是就決定把袁先生連同楊杏天一起請了回來。就這樣，這隻飛去的鳳凰就又飛回來了。
其實，後來他還又演了一次“鳳還巢”呢!這次變動的始末我是比較清楚的。1952年後全國院校大調整時，決定把我校體育、外語兩係及蘭大外語係調整到陝西，分別成立西安體育學院與外語學院。在抽調體育人員時，我們特別把袁先生留了下來擔任公共體育教研組主任，沒去西安。可是不久，甘肅也要成立體育學院和藝術學院，又把我校中文、藝術及公共體育的人員抽出去了，並分別任命袁敦禮與常書鴻為兩個學院的院長。沒多久，省上又采取高校壓縮政策，撤消這兩個學院，於是把原先抽出去的人員又都送了回來。這時的袁先生就改任為“甘肅師範大學”的副校長了。因此，他在省內轉了一圈又回來了。這可算是又演了一次“鳳還巢”。
原文鏈接：
https://www.nwnu.edu.cn/Article.do?id=41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