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啟慧

曆史不是封閉的城堡,沉積的墓地,不是隻有一個燃燈者,幾個仆役,在黑暗中出沒的盜墓人。它是永不垂降幕布的舞台,生者和死者一起登場,悲劇喜劇滑稽劇同時上演。我們觀看,聆聽,從中辨認一切:從台前到幕後,從臉譜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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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一詞曾是國民黨軍隊的罵人話

(2017-02-04 10:06:50) 下一個

老百姓”一詞曾是國民黨軍隊的罵人話

2017-02-02 關山遠 曆史啟慧

在國民黨軍隊中,“老百姓”成了罵人話。那些傲慢殘暴、以虐待新兵為榮的國軍班長們,估計都有這樣的心理:我是軍人,就是比老百姓要高一個等級,就是要瞧不起老百姓。其實,曆史興衰成敗的秘密,往往就藏在一個個細節中。

 

作者 | 關山遠(專欄作家)

 

近日讀著名華文作家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關山奪路》,讀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當年,“老百姓”一詞曾是國民黨軍隊中的罵人話。

 

其實,曆史興衰成敗的秘密,往往就藏在一個個細節中。

 

1、國軍士兵:與百姓對立,以百姓為恥

《關山奪路》這本書是王鼎鈞關於自己年輕時從軍經曆的回憶錄,他在抗戰勝利後加入國民黨軍隊,成為一名憲兵,經過新兵入伍訓練後,經南京、上海到了東北,經曆了國共內戰,然而在天津成了解放軍的俘虜,被釋放後,輾轉來到上海,在上海解放前一天,乘輪船去了台灣。他在讀高中的時候被誘騙入伍,關於新兵生活,最多的回憶就是班長任意毆打虐待新兵:

 

“班長打人並沒有準則,早操跑步的時候,有人踩掉了前麵列兵的鞋子。班長立刻把他揪出來,拿刺刀當戒尺打他的手心,打得很多,很重,挨打的人怕痛,沒有軍人氣概,要狠打。有人硬挺著挨打,很有形象,把打人的班長激怒了。他一麵用力打一麵說:‘你有種,你好漢,我一定要打到你哭。’

 

後來挨打的人流下眼淚,班長打得更凶,一麵說:‘你哭,你哭,我一定要打到你笑。’後來,唉,挨打的人一麵挨打果然也一麵笑出來,笑聲淒厲,混合著哀傷、憤怒、絕望,完全不是人類的聲音,我至今回憶起來,毛骨悚然。”

 

 

當年國軍班長是一邊打一邊罵,王鼎鈞回憶說:

 

“原來新兵訓練就是挨打,操課教材無非是打人的借口。起床號已響,你的動作慢了,要打;起床號未響,你的動作快了,要打。熄燈號未響,搶先上床,要打;熄燈號已響,還沒有上床,也要打。他們打起人來真狠,真下毒手。

 

夜間緊急集合是一個完善的樣本。緊急集合的號聲,把大家從夢中驚醒,穿衣服的時限是五分鍾,動作慢一拍的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褲子穿反了,並不驚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該打,罪名是‘老油條’。

 

有人擔心自己來不及,穿著衣服睡覺,該打,罪名是‘神經病’。老百姓,老油條,神經病,班長每天動手動腳,念念有詞。尤其是‘老百姓’,這一條是每個新兵的原罪。班長打一下,罵一聲活老百姓,打一下,罵一聲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

 

行文至此,王鼎鈞歎息說:“兵士來自民間,帶著民間的習性和身段,也許和軍事訓練的目標相悖,但是你不該因此汙辱老百姓,不該借此醜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幾百萬卑視百姓、欺淩百姓的官兵來。”

 

後來王鼎鈞去台灣後,一直在反思“老百姓”這個問題。他認為那時國軍士兵所受的訓練,要把“兵”從百姓中分化出來,與百姓對立,以百姓為恥,“這樣的軍隊怎麽可能得到百姓支持?”去台灣之初,王鼎鈞以賣文為生,他不吐不快,給具有軍方背景的《掃蕩報》副刊寫了一篇文章,直陳軍中不可把“老百姓”當做罵人的話使用。

 

這篇文章起了一定作用,他回憶說:“忘記過了多久,政府通令全軍,徹底廢除‘老百姓’一語。當然不會是根據我的意見,我想文章既然登在報上,而且是軍方的日報,軍方有人看過,反映到決策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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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軍士兵價值觀:橫行無忌,欺壓百姓

“老百姓”居然成了國民黨軍隊的罵人話,可見當時軍民關係之惡劣。

 

史載,1941年6月,蔣介石曾嚴厲責備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三戰區之軍風紀可謂掃地殆盡,兄其知之乎?中初以為戰敗潰亂一時之現狀,故未加深究,不料至今閩浙各地之國軍仍到處擾亂搶劫,其所有行動之惡劣誠出乎夢想所不及者。此兄平時治軍不認真不嚴肅,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

 

還有記載說,1943年,劉峙轉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後,長官部四周的農民更是“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時為官兵強取而去,例不給值。農人有來訴苦的,長官部裏的人卻說,我們一向是這樣的。軍人為國抗戰,難道吃點水果、菜蔬,還要花錢買?”

 

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可以用民族主義來凝聚民心與軍心,雖然民生問題一直處於危機邊緣,但在大是大非的民族問題麵前,暫時退居到從屬地位。抗戰期間,老百姓支持國軍抗戰的感人故事,比比皆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無論從政府還是軍隊,都沒有想到去改善與老百姓的關係,尤其是部隊以勝利者自居,軍紀敗壞,荼毒地方,更是使軍民關係徹底走向惡化。

 

眾所周知,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派往淪陷區的接收大員,有“五子登科”之稱。王鼎鈞在《關山奪路》一書中,則回憶了當年東北老百姓給國軍軍隊取的另一個外號:“五強”。

 

“五強”,本來是個榮譽稱呼,二戰結束後,美英蘇並稱三強,加上法國和中國,合稱五強。當時在中國,“五強”常常掛在要人的嘴邊,嵌在報紙的大字標題裏。但這個詞後來變味了,成為諷刺國軍強買、強賣、強借、強住、強娶的“五強”作風。

 

王鼎鈞是一名憲兵,幹的是維護軍紀的事,他在東北期間,耳聞目睹各種怪現狀。比如,一個保安團長在沈陽鐵西區弄到一棟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帶著幾個護兵四處尋獵,衝到一個中年商人的客廳,搬走全套設備。這個商人到憲兵隊告狀,後者派王鼎鈞來處理此事。

 

王鼎鈞找到了那個保安團長,其實所謂保安團,完全是個野雞機構,但這個保安團長,居然任由一個憲兵立正站在客廳裏,不理不睬,與朋友一起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鍋,憲兵說話,他裝作沒有聽見。王鼎鈞火大了,保安團長火更大,站起來斥責他目無長官:“你給我回去,叫你們連長來!”

 

王鼎鈞發誓要把家具給追回來,不斷給上級部門寫信反映情況,言辭越來越激烈,過了一個月,家具給還回來了。王鼎鈞因此贏得一些名氣,不斷收到市民信訪,都是申訴軍人“五強”作風的,信末寫著“謹呈上等兵王”。王鼎鈞還有些高興,但把這些信訪件拿給憲兵班長看時,班長就兩個字:“燒掉”。他在書中寫道:“我遵命燒信,心裏很痛苦。”

 

是的,一個憲兵,又能解決什麽問題呢?一個少將高參居然走私鴉片,被憲兵抓住,移交法辦。但此人居然又給放出來了,而且還真名實姓地給憲兵隊寄來一張明信片,上寫:“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曾經抓他的憲兵在街頭看到他坐在吉普車上,摟著一個美女,絕塵而去。

 

橫行無忌,欺壓百姓,已經成了不少國軍官兵的價值觀。王鼎鈞等在天津當了俘虜,關了半個月給放出來,一群人淒淒惶惶,行走在天津農村裏,突然有個人被農民圍打,原來他老毛病犯了,隨手順了一個雞蛋。對於被釋放的俘虜兵,老百姓可不客氣了。

 

糜爛,真是到了骨子裏。

 

3、國民黨軍隊中,“老百姓”成了罵人話

軍人與平民的關係,一直很值得琢磨。李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其實講的就是軍人與平民之間的那種微妙與複雜:一群士兵從伊拉克戰場歸來,被媒體包裝成國家英雄,他們接受歡呼,但遠非所有人都崇拜尊重他們,奸商想廉價利用他們,球場觀眾調侃他們,即使在鎂光燈下成為主角登場時,仍有伴舞的男子附在他們耳邊罵“傻大兵”。

 

更狗血的是,在電影即將結束的時候,一群渾身蠻力的場地工人居然圍毆了這群“國家英雄”,導火索僅僅是因為盛大慶典後,他們因為沉浸在激動中沒有及時離場,影響了場地工人的工作……當然,這部電影還是美國式的主旋律。雖然遭遇各種狗血,他們還是決定重返戰場。頌揚勇氣與責任,鞭撻平庸之群氓。

 

黑澤明執導的《七武士》,堪稱日本最經典的電影,探討的也是武士這個特殊的階層與農民的關係,武士是極度鄙視農民的,其中一個武士的台詞是:

 

“你們把農民當作什麽,以為是菩薩嗎?簡直笑話,農民最狡猾,要米不給米,要麥又說沒有,其實他們都有,就是有,掀開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儲物室,一定會發現很多東西,米、鹽、豆、酒...到山穀深處去看看,有隱蔽的稻田。

 

表麵忠厚但最會說謊,不管什麽他們都會說謊!一打仗就去殺殘兵搶武器,聽著,所謂農民最吝嗇,最狡猾,懦弱,壞心腸,低能,是殺人鬼。”

 

雖然清楚農民本性,但是在農民遭遇山賊欺淩時,武士們仍然為他們浴血死戰,所以在電影結尾時,武士頭領勘兵衛說:“勝利的,不是我們,而是農民。”

 

“我們”和“他們”,分得如此清楚,以精英階層自居的武士,非常在意也驕傲於他們與農民之間身份的鴻溝。當然,《七武士》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其深刻,這部電影還有一句經典台詞,說清了武士與農民的關係,是誰讓農民變成這個模樣的,“是你們,是你們武士,你們都去死!為打仗而燒村,蹂躪田地,恣意勞役,淩辱婦女,殺反抗者,你叫農民怎麽辦,他們應該怎麽辦。”武士為農民而死,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償還。

 

在武士時代,把一個武士稱作“農民”,是對他最大的侮辱;如同在國民黨軍隊中,“老百姓”成了罵人話,那些傲慢殘暴、以虐待新兵為榮的國軍班長們,估計都有這樣的心理:我是軍人,就是比老百姓要高一個等級,就是要瞧不起老百姓。

 

國民黨是典型的精英政黨,政府中充滿了各種高學曆海歸,洋博士的大帽子,一頂比一頂唬人。他們很專業,有國際視野,見慣了大場麵,但一個這樣的豪華團隊,為何卻交出那麽一份不合格的答卷?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統統一塌糊塗。隻能說,他們太把自己當精英了,他們高高在上,漠視民生,他們其實並不了解真實的中國。

 

例如,國民黨實權人物中,有相當數量的“技術控”,他們迷信國家治理中的軍事力量,而對軍事力量的迷信,又集中於武器裝備,認為優勢裝備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在當年王鼎鈞入伍的時候,國民黨軍隊正獲得了大量美式裝備,顧盼自雄。

 

1946年2月,國民黨政府曾在南京城外舉行過一次陸空軍聯合攻擊演習,演習部隊是美式裝備的張靈甫第七十四師,當時主持演習的白崇禧講評時,表示:共產黨哪經得起咱們現代化武器的攻擊?而在各位將領的恭維下,張靈甫滿臉得意洋洋。一年後,他殞命孟良崮,七十四師被全殲。

 

精英的毛病,就是蔑視老百姓,超級自戀。在現今社會,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英國《衛報》網站12月1日刊登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文章《這是我們星球最危險的時刻》。文章指出,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總統,都代表了那些自認為被領導人拋棄的民眾的怒吼。這些被遺忘的民眾拒絕了所有專家和精英的建議指導。西方精英須以謙遜之心看待民粹,切實彌補貧富差距。

 

民眾是不能被遺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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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心”是如何忘掉的?

王鼎鈞在《關山奪路》中,既詳盡寫了國民黨軍隊中種種不堪,也清晰觀察了當時共產黨軍隊是如何贏取民心的。他寫道,正在國軍班長毆打虐待新兵、辱罵他們是“老百姓”時,“也就是這個時候吧,八路軍走出解放區,蹲在收複區農家的灶門,親親熱熱地叫聲老大娘老大爺……”

 

他還寫道,在解放戰爭中,老百姓是如何支持共產黨軍隊的,而國民黨軍隊又是如何憎恨老百姓的,“國軍進入村莊,探問敵情,得到的答複是附近沒有共軍,話猶未了,共軍忽來圍攻,國軍先把答話的人一槍射死”,“在他們看來,老百姓都是‘匪’,或者都‘通匪’,中央軍好像不是跟共軍作戰,而是跟全體老百姓作戰……”

 

其實,國民黨軍隊不是不知道共產黨軍隊的優勢,他們也學過,但就是學不來。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向敵後派出了50萬以上的部隊,進行遊擊戰,遠遠超過共產黨的武裝,但他們為什麽沒有堅持下來?1939年初,國軍在湖南衡山開辦了“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中共將領葉劍英擔任副教育長,共產黨教員非常坦率地介紹了打遊擊的前提是軍民打成一片,對此國軍人員都深以為然,湯恩伯有一次在大會上甚至指著葉劍英對全體學員說:“過去我們為什麽老是打不過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同老百姓打成一片。”

 

當時八路軍的教官介紹了遊擊戰的另一條經驗:官兵同甘共苦,並列舉了八路軍從總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樣的夥食,穿一樣的衣服。國軍軍官們聽後無不歎息,認為不要說軍長、師長,就是要求自己部隊的連長與士兵過一樣的生活也辦不到……

 

在國民黨軍隊無法立足於敵後的同時,共產黨軍隊卻在敵後做大做強,並貢獻了一個新詞:1937年11月,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率領3千餘人的武裝,在晉察冀三省邊界地區創建了第一個敵後抗日根據地,依靠民眾,站穩腳跟。1939年5月,聶榮臻發布通令,嘉獎平山團是“捍衛民族、捍衛邊區和捍衛家鄉的優秀的平山子弟兵”。這是“子弟兵”一詞,首次用於稱呼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

 

國民黨的將領們,從來都是輕視政治工作的,在他們眼中,政治工作等同於狗皮膏藥,沒有療效,哪裏比得上美國的機槍大炮?學者李翔寫過一篇《國民黨軍隊覆亡之際的政治工作》,揭示了國民黨軍隊中“輕政工、重裝備”的現象,士氣淪喪,軍民對立,“精神武裝的極度匱乏,造成戰鬥力量的急劇衰弱。軍事潰敗,導致南京政府在大陸的統治土崩瓦解。”

 

1947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的“國慶日”,就在這一天,中共中央批準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李翔評價說:“一邊是構築新型經濟基礎的土地法,一邊是要解構掉的上層建築的最高代表蔣介石。回想重慶談判時,蔣還被中共認可為國家領袖。而兩年後,授予底層民眾土地的大綱,與呼籲民眾起來打倒蔣介石的宣言,竟都選擇在國民黨政權的國慶日發表。

 

這表明中共清楚無誤地認識到,國家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已從抗戰時期的民族主義,轉變到戰後的民事與民生。在雙方軍事力量強弱差距逐步縮小的背景下,涉及最廣大民眾利益的民生問題的解決與否,就成為國共兩黨政權被民眾選擇或拋棄的根本指針。國慶日的大綱與宣言,更等於是向國民黨政權宣告,中共要用千千萬萬獲得土地的農民和人民的軍隊,去掀翻蔣介石的統治寶座,終結南京政府的國慶日。”

 

土地問題,曆來是中國農民最核心利益所在,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耕者有其田”,國民黨政府也不是沒有動過土地改革的念頭,但就是下不了決心去推動。直至輸掉大陸,才醒悟過來。1949年11月,新中國已成立,困守西南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宋希濂反省說:“自黃埔以來,在軍隊中20多年,從未像這次指揮的部隊,紀律敗壞到這個地步。我們當年在廣東的口號和國民革命軍的信條,是‘愛國家,愛百姓’,而今天卻弄到這樣危害百姓,將何以自解!” 

 

這就叫忘了初心。

 

5、群眾路線VS領袖路線

王鼎鈞是在2002年書寫《關山奪路》這本回憶錄的,他寫道:“共產黨員走的是‘群眾路線’,國民黨員走的是‘領袖路線’,怎樣得到領袖的信任,怎樣厚結領袖左右的親信,耗盡他們的精力,他們也自以為這樣就解決了問題。”

 

對一個前國民黨軍人而言,這是多麽痛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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