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隱史

朱樓舊夢隱敘家亡血史, 兒女悲情婉書明亡華殤。逃亡帝子大展春秋筆法,賈事真史揭開驚天隱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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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官修《明史》究竟是誰人主筆?

(2017-03-03 07:18:06) 下一個

 as1144771727 提出:“ 明史是順治二年修的 馮銓、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為總裁,操辦此事 這些人中有閹黨 降臣 還就是沒東林黨 且時間到乾隆四年才定稿 那個時間東林黨還有活的嗎?”

  明史究竟是誰主筆的,我這裏簡單理理脈絡。

  雍正和乾隆時期參修《明史》的清代經學家楊椿在《孟鄰堂文鈔》中寫道:“《明史》之初修也,在順治二年,時……仿《通鑒》體僅成數帙。”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在三藩之亂基本平定後,《明史》的纂修工作才正式開始。康熙詔舉博學鴻儒143人於體仁閣,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成立明史編纂小組,以徐元文為監修,“布衣”萬斯同、黃百家、範錫同等纂修《明史》。

  修史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徐元文曾上呈《請購明史遺書疏》,請求“征遺獻”。黃宗羲、毛奇齡等人建議放棄設置《道學傳》,隻立《儒林傳》。康熙二十二年左右,明史稿基本完成,康熙二十三年史館擬定《明史》修纂的綱領性文件《修史條議》六十一條。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二月冬熊賜履進呈《明史》稿416卷,四月八日,萬斯同在京師王鴻緒家中去世。

  黃宗羲自己不出麵,但卻派了得意弟子萬斯同和愛子黃百家一道去參與明史的編纂,而編寫明史的明史料原稿500卷,無一不是以黃宗羲治下的陽明派的文件為依據寫出的。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寫到:“宗羲不入史局,而史局大事必谘之,其所辯論,史局常依之資筆削焉。”

  張廷玉等最終完成的明史不過是以萬斯同版明史稿為基礎做了些改動罷了,說白了:滿清的官修明史就是東林黨的歪曲加上清廷的進一步醜化。兩者不過是臭味相投,各取所需罷了。

  楊椿又言:“《明史》成於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即黃宗羲愛徒萬斯同)功尤多。紀、傳長於表誌,而萬曆以後各傳,又長於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玉、李自成傳,原稿皆二巨冊。刪述融汰,結構寵肅,遠在宋、元諸史上。

  東林黨編纂明史的目標是明確的:萬曆以後是重點,袁崇煥、左良玉、李自成等皆要特別照顧,這為的是什麽呢?看看我前麵解密的朱慈炤對東林黨的扒皮就清楚了,《紅樓夢》又名《掰謊記》,為得就是掰拆東林黨的“滿紙荒唐言”!

 

說到這裏,不免要提及一下另一麵高高飄揚的東林黨的旗幟----亭林先生顧炎武。

  莊廷鑨曾通過顧炎武的好友潘檉章和吳炎的關係邀請顧炎武一起編寫《明史》,結果遭到顧炎武的斷然拒絕,康熙二年的《明史》案發,參與編史的潘檉章和吳炎被淩遲處死。而有先見之明的顧炎武因為沒有列名而躲過一劫。63歲時,顧炎武因為好友傅山說他的脈象顯示仍可生子,於是在山西以北的靜樂納了妾。

  顧炎武同黃宗羲一樣,一麵是不與滿清合作,一麵是讓自己的外甥兼得意門生徐乾學和徐元文參與明史修撰。徐乾學順治七年與吳梅村等在嘉興組織了十郡大社。“昆山三徐”的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三兄弟,都是由一甲進士作了滿清的高官,世稱“同胞三鼎甲”,名噪天下。其中的老小徐元文更是被順治稱為“佳狀元”。他們三兄弟為滿清忠心效力,深得清廷嘉許。徐元文於康熙十八年被任命為《明史》總裁官,他舉薦萬斯同入史局,修明史主要是萬斯同負責,但徐元文負責監修審查。老大徐乾學亦是《明史》總裁官。

  世人都認為顧炎武不恥自己的為滿清效力的三個外甥,其實不然。鈕琇《觚剩續編》記載:“亭林先生……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莊產,不一二年即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宦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 這被善於治財的大財主顧炎武大力資助的“東海兩學士”就是徐乾學和徐元文。

  康熙五年(1666年),即墨黃家的家奴黃(家奴隨主姓黃,後改回宗姓薑)元衡告發黃家藏過逆書,顧炎武還到過黃家搜輯刻印《啟須錄》,導致顧炎武因黃培詩獄案牽連,當時顧炎武正住在他的北京的三個外甥----昆山三徐的府邸裏。徐元文官至文華殿學士,在康熙身邊備顧問;徐乾學官至刑部尚書;徐秉義官至內閣學士。為了不牽連在清廷做高官的三個外甥,顧炎武徑由北京前往濟南府投案自首。為營救舅父,徐元文親到山東大力疏通關係,而顧炎武又頻繁投書譚吉璁,並通過譚吉璁獲得了一位高官的幫助,最終於當年十月出獄獲釋。“欲乞一問南夏諸公,若天生至晉,可為弟作書促之入京,持輦上一二函至曆下,必當多有所濟,弟已別有字往關中矣。一切統希垂照,不宣。舟書可互觀之”。“凡所以入險能出,困而不躓者,皆知己扶持之力。當世世屍祝,不敢以楮默宣矣”“弟候命下結案,即詣都中叩謝,如尚遲,則俟舍甥北上時,代弟九頓台墀”。(見《亭林佚文輯補•與人書》)

  所謂顧炎武厭惡三個在滿清作高官的外甥而離開北京全係為顧炎武博取義名的欺世謊言,看看顧炎武在離開北京定居陝西山西後與外甥們之間的書信往來就一清二楚了,詳見《亭林文集》和《蔣山傭殘稿》,顧炎武隻不過是為了自保才遠避關中的,顧炎武在《與公肅甥書》中討論寫史時寫道:“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複斯言,不貽譏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從這“家庭私語,不可告人”的淳淳告誡中我們不難看到顧炎武是把外甥們當作家裏人看的,所以言語親密直接。他同外甥們間的關係始終是親如一家的。

  貌似一顆紅心,其實兩手準備,名利雙得這方麵東林黨堪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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