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年代的我

  “孫山同學，你願意加入紅衛兵嗎？”“願意。”“那你今後就要用紅衛兵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要熱愛勞動，遵守紀律，關心集體，助人為樂。你能做到嗎？”“能。”“好，組織上要把你作為重點發展對象，希望你盡快加入組織。”“行。”

  我用四個字完成了班裏紅衛兵代表第一次同我的個人談話。她叫田向平，在我心裏她就是柯湘，同我談話的時候我能感覺到她腰上挎的盒子槍。班裏所有同學都比我大，在那個年齡段，差一歲，等於差著人生的一個階段。加上晚熟，上初中的時候我隻是個跟班的小弟弟。

  1971年 4月 28號，我們全家坐了兩天兩夜的特快從重慶搬到了北京。進京的短短幾天裏我們一家人就體驗了在重慶九年都不可能有的經曆：在政協禮堂看了童祥苓演的《智取威虎山》，在天安門廣場歡慶的五一，還看到了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的身影。五月三號，人事科長楚理仁帶著我到友愛小學報道。那是一所北苑大院兒的子弟小學，我們是最後一屆畢業生。校長問：“你上幾年級呀？”“五年級。”“呦，書包都帶上啦，還是滿的。讓我看看你的課本好嗎？”我拿出了我的語文課本。“再讓我看看你的數學書好嗎？”校長看完課本問我：“這些課本你學了多少了？”“一半。”“都會嗎？”“都會。”“按你的年齡，你因該上五年級，可是你學的比六年級還要多。你是上六年級哪，還是五年級？”“六年級。”從那一刻起，這個沒有經過大腦的選擇讓我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那個時候爸爸媽媽沒有意識去控製孩子們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

  同“柯湘”的第一次談話是初一的第二學期。初三的最後一批龐大的新紅衛兵宣誓隊伍裏終於有了我。全班隻剩下兩個同學更在孫山外。其實我並沒有那麽落後；上中學的第一個星期，班主任李昌秀就找到我：“孫三，搖膩福責黑半薄，搖不搖得？”（要你負責黑板報，行不行）“我不會。”“膩肯定回。”（你肯定會）就這樣，班裏的宣傳重地就被我占領了，一直占到大學畢業。有很長一段時間非常期待周末的換報活動，因為板報組有四個人，我是唯一的男生，負責設計版麵，畫插圖和寫標題；女生們負責寫內容，她們的字和她們的人一樣端莊秀麗，出類拔萃；簡陋的教室變成了幻覺裏的大觀園。每次，對，無一例外，我們的板報都是競賽中的第一，第二離我們很遠。女生的力量是無形的，無窮的。但必須要有男生來接收。其他班的板報組都是女生，她們的力量都被浪費了。

  “柯湘”給我提出的要求我很快就基本上做到了，隻剩下：熱愛勞動和遵守紀律。其實每次勞動，我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每次都被發現有偷懶現象。那時的勞動都是真正的體力勞動：收小麥，收稻子，挖大渠。。。。。。一把鐵鍬那時在我手裏要比在別人手裏大好多。挖幾鍬就得歇一下。帶隊的“工頭”（經常是體育老師）就必須得看到我歇的那一下，還必須說：“幹活不怕慢就怕站。別老站著。”每次勞動結束後都要有一個總結會。對我的評語總是：怕髒帕累，缺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我從來都沒違反過紀律。但每個評語都說我紀律散漫，上課不認真聽講，經常做小動作。紀律散漫很可能是因為我常常犯呆，給人一種對什麽都不屑一顧的感覺。做小動作嗎，很可能是我有AD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不能聽重複的內容，時間又不能白過，隻好想方設法找事做：疊手工，畫小人，做白日夢。。。。。。

  初三的下半學期，參加公社的挖渠勞動。挖到齊腰深的時候水從地下冒了出來。本來我是挖五鍬歇一下，挖到了水以後，每一鍬都要歇半天。水越來越多，怎麽辦？必須把水轟走才能繼續挖下去。沒有轟水的工具，隻好用手捧水往外撂。好慢。用帽子舀水，軍帽變成了水瓢。過了一段時間，有同學找到了一些盆盆罐罐，水很快就被轟走了。多半時間我都在與水鬥。一天下來渾身都是濕泥，看上去很辛苦，實際上比用鐵鍬挖泥要輕鬆的多。總結會上我靜靜的等候著同學們的批評，這回挨批是應得的，因為我真的不自覺的偷懶了。“今天大家都表現的特別好，但是”紅衛兵代表 “柯湘” 說到這兒把目光轉到了我身上。我臉紅著低下了頭。“孫山同學的行動更體現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的臉更紅了，頭更低了。“他為了讓大渠更快建成，想方設法為快速挖渠創造有利條件，使我班的進度比其它班快了很多。哪裏有困難他就衝到哪裏，任勞任怨，主動承擔起最艱苦的工作。我覺得他表現的最好。我的發言完畢。”接下來發言的人，包括老師好像都商量過似的，說的都差不多。我的頭夾在兩膝之間，兩手抱膝。擇似朗國高球資地喲（這是怎麽搞球子地喲）？想不明白。

  從那兒以後，我徹底丟掉了“不熱愛勞動”的罪名。隻剩下紀律問題。到最後，當紅衛兵的兵源接近枯竭的時候，終於輪到了我。“大器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