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人傻事實話》之四——在磨難中成長

  《紅燈記》裏有一句唱詞，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話一點不假。大哥文武，比我年長五歲，三弟文治又比我小四歲，所以大哥十歲便成為家裏的主要勞力、母親的得力助手，農忙時節，下地割麥打捆、棉花地裏除草，農閑時也不得閑，主要活路便是砍柴割草。農村窮人過日子，主要是吃、穿二字。吃不僅要有糧食，還得將生的煮熟，這就需要柴草。我家地少，不僅收的糧食很少，柴草也很少；所以吃的不夠，燒的也不夠。這就要靠農閑時砍柴割草。大哥既勤勞，又聰明，會割柴草，尤其會盤樹兜子（樹的根部）。樹被人鋸走以後，樹的根部留在地下，有的埋得很深，而且盤根錯節，要將它挖出來，不僅要有氣力，還要有技巧。我大哥用斧子敲一敲，就知道它的主根在哪裏，所以既省力，又快。一個冬天，我家廂房裏堆滿了柴草，那個小院子裏堆滿了大大小小的樹兜子和別人不願砍的種種帶刺的樹。樹兜子這玩意，不但火猛而且經燒。有大哥在家，我們家是不會缺柴燒的。

  大哥十五歲那一年便外出謀生去了。竹樵三叔在鄂東有一份差事，要大哥去給他幫忙。為了生存，也為了讓男孩出去闖蕩，母親不得不忍痛讓十五歲的兒子離家出走。因為母親知道，在農村隻能受窮，出去才有出路。

  大哥外出，我便成了家中的主要男勞力和母親的主要助手。大哥在家時所做過的活路，我都接了下來，大哥在家時還沒來得及做的活路我也得做。大哥離家以後，我家廂房裏照樣堆滿了柴草，小院子裏照樣堆滿了大大小小的樹兜子，缺吃是常有的事，但從來沒有缺燒過。

  那時的農村沒有自來水，吃水要從水井裏挑。說是水井，其實就是一口水塘，隻是與村民居住地分開，生活汙水不會流淌進去，同時村民相約也都不在水井裏洗衣、洗菜，以保持水源的潔淨。但由於水井在露天之下，且地勢非常低窪，凡天降暴雨，水井同樣會受到汙染，水質當然很差。但就是這樣的水不知養活了我們村多少代人。我們家開始是母親和養母兩人抬水，我村的水井在村的最南端，我們家則住在村的北端，來回一趟很不容易，雨雪天氣就更為辛苦。待我長到比水桶稍高一點的時候，就主動要求挑水，先是用小的水桶，盛水不多。後在我一再要求下，母親從本灣村民黃天德那裏買來一對大的水桶。有了這擔水桶，不僅可以解決我們全家的飲用水，還可以以此出賣勞力。住在最北端的步文二叔，當時在黃岡縣政府當科長，家中沒有勞力，王二嬸娘找到我母親，要我為她們家挑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三擔，風雨無阻，直到臘月三十，挑完這一年的最後三擔水，方可得到一塊銀元。別看這一塊銀元不起眼，可我母親指靠它安排年夜飯哩。所以我大年三十一清早就挑完三擔水，拿到錢立即交給母親，母親趕著上楊裴集去買過年用的物品。

  農忙季節，我日常必做的一件事是每天磨三升小麥，這是我們全家一天的食糧。頭天將小麥淘洗幹淨、晾幹，第二天磨成麵粉。磨麵粉本是兩個人幹的活，一個人推磨，另一個人往磨眼裏添麥粒。我那時已練就一項本領：自己推磨、自己添麥，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一個上午將三升麥子磨完，再將磨出的麵粉合成麵團，擀成麵條，等母親從地裏幹活回來燒火煮麵。吃了中午飯，我就跟著母親下地幹活。俗話說，實踐出真知，別看我年紀小，平整土地、點麥下種、割麥、鋤草，地裏的活我樣樣能幹。而且在勞動中懂得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道理，地裏功夫不到家，收成就要減少，秋後就要餓肚子。所以我幹活老老實實，從不偷懶耍滑。我後來遇事都很認真，恐怕是同小時從事農活大有關係的。

  我家不能種水田，但插秧、割穀我也幹得很好。插秧、割穀要搶季節，既緊張，又累人。插秧是彎腰的活，插上兩天秧，腰都直不起來。割穀則正是盛夏時節，為了避開炎熱，都是雞叫頭遍就下田，早餐送到田頭，太陽快當頂時才收工吃午飯，在樹蔭下歇息一會，等太陽偏西再將割好的稻穀收捆挑回，一天忙碌下來，沒有人不喊累的。我家不用插秧、割穀，但每逢這個時節，我一天也不得閑，因為村鄰都喜歡我幹活老實、勤快，都得提前幾天就同我母親說好要我去幫忙。這在農村屬於互助性質，今天你幫我，明天我幫你，大家都隻管飯，沒有報酬。村裏有位錫山四叔，是位老莊稼把式，對農活非常講究，一招一式，從不馬虎，他對別人幹的活看不上眼，即令像插秧、割穀這樣趕季節的活，他都是自己做，別人願意提供無償的幫助他也謝絕，但唯獨要我去他家幫忙。所以每年的這段時間，我幾乎是挨家挨戶都要幫到，並且因為我家沒種水田，我的幫忙是單方麵的，完全是盡義務。我家因為買不起耕牛，也買不起犁耙等大型農具，所以種地最困難的是翻耕土地，隻有花錢請人代耕，耕一鬥地要付一塊錢，這對我們家來說是一筆不小的又是必須的開銷。自從我能幫助人家插秧、割穀以後，便以這種方式與別人互助，別人幫助我家翻耕土地就再也無需付款了。

  就是正常年景，我家每年都缺口糧。為了彌補口糧的不足，收割小麥時我就拾麥穗，收割稻子時我就拾稻穗，這成了我的一項季節性活路。有一年的夏天，我隨養母到沙口夏家墩拾麥穗。那裏有位遠房親戚，我們住在她們家。沙口是連通長江的一片湖地，夏天長江漲水，這裏的土地全部淹沒，居民的住房建在墩子上，所以村名都帶個墩字。村民姓什麽的多，就叫什麽墩，夏家墩就是夏姓人家多。每村十戶八戶不等，星羅棋布，就像無邊洋麵上漂著的一隻隻小船。經過一個汛期的淤積沉澱，秋天退水以後，這裏便是一片黑色沃土。撒上麥種，無需耕耘和施肥，春天的麥苗一片蔥綠，像無邊的大海，微風過處，碧波蕩漾，那景象是很迷人的。到了夏天那無邊的麥桔、麥穗將大地染成一片金黃，那豐收的景象更是迷人。這時也正是江水上漲的季節，江水在麥熟之前上漲，可以在一夜之間全部淹沒，眼見到了手的糧食便全泡了湯。江水如果在麥熟後上漲，那就是大豐收；往往是邊收割邊漲水，收割麥子就得同江水賽跑，麥地的主人隻好雇人搶收，要求速度要快。割麥人動作一毛糙，漏掉的麥穗就多，所以到這裏拾麥穗很容易。我和養母白天拾麥穗，晚上用洗衣服的槎板將麥粒搓下來，一天可以拾到好幾升麥子。由於地裏有水，經毒辣辣的太陽一曬，熱氣蒸騰，幾天下來，我受毒氣感染，胯椏裏長滿了紅色的小斑點，奇癢難忍，抓過以後就流黃水，既癢又疼。黃水幹了以後，便結成一層殼子，得奓著胯子走路。即令這樣，還得奓著胯子繼續拾麥穗，直到麥收結束才回來。母親、養母看我這個樣子，心裏都十分難過，但沒錢給我看病，就用艾蒿葉子煎水洗，也是窮孩子命賤，多洗幾次也就好了。

  抗戰勝利的那一年，我十二歲，無緣無故生了一種怪病：整個頭皮隆起一層，裏麵全是膿水，沉沉的壓在頭上，疼的要命。誰也說不清這是什麽病，因為摸起來軟乎乎的，就叫它“軟腳皰”。當時農村裏無法治這種病，即便能治，我家吃飯都難，哪有錢給我治病，隻有硬撐著，母親問我痛不痛，我總是說還好。我的忍受力特別強，恐怕就是從小鍛煉出來的。後來迪生大叔從浙江回來，李大嬸娘見我這個樣子，給我一支“消治龍藥膏”，說來也真神奇，搽了兩次就好了，隻是直到現在頭頂還是高低不平。

  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我除了努力多幹活以外，還盡可能地用自己的勞力換取一點收入。記得是一個深秋時節，迪生大叔外婆家的什麽人去世，按照鄉村的規矩要送表示悼念的禮品，叫做送“挽幛”。李大嬸娘將禮品封好後，放在兩個籮筐裏，要我替她送去，答應給五毛錢的力資。李大嬸娘用消治龍藥膏替我治好了“軟腳皰”，就是不給力資我也得去。迪生大叔的外婆家姓胡，住在沙口胡家墩，過了五通口還有八裏地。現在到五通口去非常方便，坐上大巴不用半個小時便到了。那個時候可不行，五通口是個湖區，離我們家有五、六十裏路，沒有公路，更沒有大巴、中巴，全靠步行。中間要經過百箭堤，也就是長江漲水時通航的地方，秋天水已退盡，周圍幾十裏沒有人煙。不是農忙季節我們家是“四日八餐”，一天隻吃兩頓飯，吃過頭餐太陽已快當頂了，動身時大約十一點多了。母親一再囑咐我在路上要小心，肚子餓了買點東西吃，快去快回。李大嬸娘說太晚了就在她親戚家裏住一夜，當天不要趕回來。我都一一點頭答應。五通口的方向我是知道的，那年到沙口拾麥穗就是這個方向，肚子裏剛剛塞了些東西，肩上的擔子也不算重，腳步比較輕快，所以開始時比較順利。但俗話說遠路無輕擔，待走到百箭堤時，就得走一程要歇一陣了。百箭堤是說有百箭之遙，走起來真是好長、好長，走了不到一半天已黑了，那個胡家墩我又沒有去過，前麵不知還有多遠，我那時還是一個孩子，黑夜裏獨自一人挑著一擔東西在這四處沒有人煙的地方行走，前不著村，後不著店，路上又沒有了行人，說實話，那時真是害怕極了，真想大哭一場。但開弓哪有回頭箭？到了這個時候，怕也沒用，哭也沒用，隻能自己給自己壯膽，硬著頭皮往前闖，隻想趕快趕到目的地。走著、走著，看見前麵不遠處有了燈光，不由心裏一陣狂喜，餓也忘了，累也忘了，腳步也加快了。趕到有燈光的人家一問，原來這裏不是我所要找的胡家墩。好在這戶人家知道胡家墩，告訴我去胡家墩怎麽走。這裏的村子都是這個墩、那個墩，看起來沒什麽區別，連蓋的房子都差不多。我還是問了好幾個墩，才找到了胡家墩。這裏人家不多，很快就找到了迪生大叔的那家親戚。我把籮筐一放，眼淚差點掉下來了。這家人家很熱情，趕緊弄飯給我吃，燒熱水給我洗臉洗腳，這一晚我睡得真香。第二天趕回來就比較輕鬆，母親問我這一路怎樣？我怕母親難過，盡揀好的說。這年我才十四歲。

  那時的農村，能掙錢的門路實在少得可憐。就連吃鹽的錢都要指靠母雞下蛋，所以能掙個五毛、一塊也很不容易。吃菜靠自已種，種什麽吃什麽，很少買菜。深秋以後到第二年開春，地裏能種的隻有白菜，而且生長很慢，吃菜就成了一個大問題，主要靠醃白菜和醃蘿卜。白菜品種中有一種“箭杆白”，是專門用來做醃菜的，每家都種。我們家鄉的土壤不適宜種蘿卜，就得買。這個時候賣蘿卜，可以獲得蠅頭小利。我就販賣過一次蘿卜，我和堂侄學熙相約從新洲挑蘿卜回來賣。當時黃岡是個大縣，新洲是黃岡縣的一個集鎮。那裏是沙土地，適宜種蘿卜，種的人多，價格比較便宜。從我們家到新洲集有七、八十裏路，當天要趕回來。為了趕路，我們起了個早床。動身時，母親另外給了我十個銅板，要我在路上買點東西吃，千叮嚀、萬囑咐要我別打餓肚，餓著肚子是挑不了重擔的。學熙比我大幾個月，我叫他侄哥，他叫我毛毛叔。我們叔侄都是第一次去新洲，不知道怎麽走。俗話說“鼻子下麵是大路”，遇到岔路我們就問。那時的七、八十裏路，遠不如現在好走，加之邊走邊問，又多耽擱了一些時間，走到舉水河大橋時，太陽已經當頂了，早晨動身時就沒有吃飽，現在肚子就咕咕叫了起來。過了橋，路邊有個賣油條的。學熙說：毛毛叔，你的肚子餓不餓？我用手摸了摸荷包裏的十個銅板，舍不得掏出來，眼睛看著油條咬著牙說：不餓！我問學熙：你餓不餓？學熙也說不餓。我們就不看油條繼續往前走。走著、走著，肚子又咕咕叫了起來，路邊卻是空蕩蕩的，這時心裏暗自生悔，剛才在橋頭買根油條吃了就好了。在一個岔道口，向一位老人問路，老人用手往前麵一指，說：那就是新洲。這時，路邊賣吃的也多了起來，用手摸摸那十個銅板，仍然舍不得掏出來，在心裏對自己說，等買了蘿卜回來再買吃的。新洲集外一片蘿卜地，就在地頭講價，我們叔侄一人買了八十斤蘿卜，蘿卜菜是不上秤的，可以免費拿走。我們的擔子就不是八十斤，而在百斤以上。挑著蘿卜回來，就不像來的時候輕鬆，已經走了幾十裏路，累了；大半天沒吃一點東西，肚子早餓了；加之肩上壓有上百斤的擔子，腳步顯得特別沉重。出新洲集的時候，就想買點東西吃，摸了摸那十個銅板，實在舍不得花出去，自己安慰自己說：剛剛挑上擔子，現在別吃，到了舉水橋時買油條吃。就這樣離開了新洲集。誰知肚子不爭氣，老咕咕叫，它一叫腿上就沒勁，開始還可走三五裏路歇息一次，走一段以後，一兩裏路就得歇息，再走一段，一裏路就得歇兩次了。好不容易走到舉水橋頭，那個賣油條的老漢還在，我們放下扁擔，來到老漢跟前，老漢笑嘻嘻地將籃子裏的蓋布揭開，黃燦燦的油條散發出一股誘人的香氣。老漢問我們要幾根？說實話，這個時候一口氣可以吃十根，但手觸摸到那十個銅板，怎麽也舍不得拿出來。我知道，母親給的這十個銅板來的太不容易了，不忍心就這麽輕易地花掉。再堅持一下，這十個銅板就省下了。這麽一想，銅板依然留在荷包裏，舔舔發幹的嘴唇，咽下不多的口水，挑起擔子頭也不回的走了。走不多遠，就有點失悔，因為我們知道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那個店了，前麵再也沒有賣食品的地方，想買也沒地方買了，隻有硬撐著。而且越往前走天色越暗，肚子也叫得更厲害，渾身無力，腿子發軟，走幾步就想放下擔子歇息。我和學熙互相鼓勵，要歇肩也盡量多走幾步。就這樣走走歇歇，好不容易走到周鋪，這裏離我們家還有八裏地，這時天已完全黑了，我們也實在走不動了。好在學熙的外婆家就在周鋪，學熙提出把蘿卜寄存在他外婆家，明天再來挑。我說這太好了。學熙的舅媽問我們吃過飯沒有？我說我們在路上吃過了，一人喝了一大瓢水，摸黑趕回了家。母親正等得著急，見我們回來，非常高興，知道我們還沒有吃東西，就趕緊炒飯給我們吃，我和學熙一人吃了五碗飯。當我把十個銅板一個不少交給母親時，母親眼圈都濕潤了，一再責怪我不該餓著肚子挑那麽重的擔子，她說這是要傷身子的。就為這，母親再也不讓我到新洲去挑蘿卜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