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on as soon as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我的父親靜軒公，派名迪毅，堪稱我們萬氏家風的忠實傳人。他一生雖沒有做過高官，但卻有過實權，曾是漢口警察局一科主任科員，所在的一科負責掌管沒收物資，其中不乏金銀珠寶之類貴重物品。當時同仁中常采用調包的辦法，將假的飾品充作真品上交，而將真品據為已有。我的父親認定這是不義之財，寧可過淡泊的生活，也不做這虧心之事，被時人譏為“守著米囤打餓肚”。
我五歲時，父親便去世了，所以他的許多事情我無從知曉，我的母親也很少向我們提及，倒是從旁人對我父親的讚譽中得知一二。
族人都知道我父親行俠仗義、樂善好施，凡到武漢謀求差事或打官司，大都吃住在我們家。人多時，地鋪從廳堂一直鋪到父母親的房門口，僅是大米一月要吃去幾石，可見當時來人之多。我父親隻是普通職員，家用並不寬裕，常常入不敷出，就拿我母親的首飾到當鋪典當，還不能讓吃住在我們家的族人知道，唯恐別人知道了不好意思再在我家住下去。我母親是上海市人，當年外祖父在上海經營古舊商店，家道較為殷實，據我家當年請的娘姨講：我母親當年嫁過來的首飾可以用秤稱。其實，當掉的首飾以後根本就沒有能力贖回來，等於賤賣。我母親的首飾都是這樣被“賣”光了的。
母親告訴我，我的出生地是武漢。但在我兒時的記憶裏沒有留下任何有關武漢的印象。我能記事的時候，父親在黃石港的富華煤礦當材料股長，具體職責是負責保管材料和備品倉庫。黃石港，又叫它石灰窯，也就是現在的黃石市。我們家在黃石港住的時間並不長，但那時的情況我倒記得很清楚。我們家當時住的是個平房，前麵有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裏曾種過一棵南瓜，瓜蔓爬滿牆頭，牆頭上綴滿了黃花，我還記得有一個大大的南瓜，瓜蔓承受不住墜落在地上，我都抱它不動。院門外是一片很大的開闊地，地皮呈黑褐色，其實那就是煤。有些人擓個籃子，說是要飯，看看四下無人，拿出一塊鐵片在地皮上刨土，捧在籃裏，拿回家團成園球就可燒火做飯。煤礦離我們家不遠，經常看到滿身滿臉煤屑連鼻眼都分不清的礦工出進。礦下生產條件很糟糕，經常發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老工人說，礦下的老鼠很多，又肥又大，但很有靈氣，工人師傅們的飲食再少，也要分一些給成群的老鼠吃。因為它們會預知災難。瓦斯爆炸之前會成群結隊地逃竄，遇到這種情況，隻要跟著老鼠跑，也準能躲過劫難。
在黃石港的那段時間，是我記事以來最美好的時光，無憂無慮，快快樂樂。我最高興的事是從母親那裏要兩個銅板到江邊包子鋪買一品大包，用荷葉包著邊走邊吃，噴香噴香。以後好像再也沒有吃過那麽好吃的包子。
可惜這種好日子沒過多久，日本鬼子從北方打了過來，武漢眼看就要保不住了，大人們人心惶惶，紛紛準備撤退。礦方提出願付比原工資高幾倍的高薪要我父親留守，父親不願受日寇的統製，放棄高薪，毅然舉家回到了故鄉——黃岡縣倉埠區楊裴廟萬家三房灣。從村名就知道這是我們家的祖居地，村落不大，從南到北四十幾戶人家，除有一戶姓黃的的人家外，全都姓萬，都是爾升公的後裔。
我們家在村的北端，祖居也是個平房，但完全不能同黃石港的平房比，是個很破舊的土磚房子，這就是前麵說的我曾祖父邦華公留給家屬的遺產。我的祖父在五兄弟中排行老大，按規矩長子住祖宗留下來的老房子。四位叔祖父家的房子都比我們家的房子好得多。這棟祖屋確實很老，裏牆已經歪歪斜斜，用一根很粗很粗的大木柱子撐著。據父親說，他記事的時候就是這個模樣。後麵有個土磚砌起來的院牆，院子不大，種有兩棵樹，一棵槐樹，一棵棗樹，顯得很有生氣。我特別喜歡那棵棗樹，每到盛夏時節，成串的棗子掛滿枝頭，果實個兒很大，味道很甜，每年要收半蘿筐。院門外是個小稻場，稻場前麵就是通往楊裴廟的一條土路。土路旁有一條大水溝邊，水溝邊有一棵很大的皂角樹，據說是曾祖父邦華公從四川帶回的樹苗栽下的，這時已有十幾丈高。皂角樹，春天發葉，夏天開花、結莢，有個謎語叫做：“小時青癟癟，長大黃癟癟，老了黑癟癟，刮起風來癟癟撞癟癟。”謎底就是這皂角。將皂角捶開，用水浸泡後，可以代替肥皂用來洗衣服。每到冬天，樹葉落盡，樹上掛著許多長長的黑色的皂殼，風一起，那幹幹的子粒便在皂殼內搖得“沙沙”作響。因為樹太高，根本無法打得夠它，但起風時卻可以把它吹落了下來。它掉下來時會因不斷撞在樹枝上發出連續的敲擊聲。我們家和煦初五叔家住在一排，每聽到有皂殼掉下來的聲音時，我們兩家的小孩就會都跑過去搶。誰搶到了就是誰的。要是夜晚刮起了北風，清晨還可以到樹下去尋找，往往一撿就會撿到一小抱。揀來皂角可以省下買肥皂的錢，這在那時幫了我家很大的忙。皂角樹的兩端是一排兩人高帶剌的剌樹，其實就是《考工記》裏說的“桔逾淮而為枳”的枳樹。它頗像桔樹，結的果子也很像桔子，卻是苦澀不能入口。
雖說是祖居，我卻是第一次回到家鄉，處處都感到新奇，也著實快活了好些天。父親不用像過去那樣每天上班，可以經常陪著我們。我和哥哥（那時弟弟還小）成天圍著父親，把他當成一棵大樹，我和哥哥手拉手當作鋸子，在他身上鋸呀、鋸呀，說聲“樹倒了”，父親就應聲倒下，我們倆兄弟順勢撲在他身上，父子三人抱成一團笑個不停。這是我們最快活的時候。晚上睡覺之前，父親要我聞他的腳丫子，聞一次，第二天準到楊裴廟的集上買油粑給我吃。楊裴廟算得上是個露水集，有一家廣貨鋪、一家中藥店、有一張賣肉的凳子，中間有一塊空地，是賣菜、賣魚的地方，我就在這裏賣過蘿卜。這塊地屬我們灣的花子二爹管，每天清晨，他拿一杆秤，魚菜的買賣，斤兩、價格都由他說了算。再就是一家熟食店，有油條、油粑、麻花。油粑，是糯米粉子用水調好包上綠豆沙，再用油煎，我最喜歡吃，所以父親總用油粑來獎勵我。好像隻有我們楊裴廟的集上才有這種油粑，幾十年後我再次回到故鄉，楊裴集還在，但已找不到兒時的那種油粑了，但這種溫馨的記憶是永遠留下了。
這樣的快活日子沒過幾天，父親就走了。父親不能不走。我們老家離武漢一百多華裏，幾乎每天都可聽到從武漢方向傳來的爆炸聲，若是晚上還可看到燃燒的火光，那是日本鬼子的飛機在轟炸武漢。每逢這個時候，父親總要快步走到室外朝著發出爆炸聲的方位呆呆地站著，搖頭歎息。那些天，父親雖然和我們打鬧嘻笑，但他的內心是非常痛苦的，隻是我那時太小，不懂得大人的心思罷了。不久，傳來武漢失守的消息。日寇已經打到我們家門口來了，侵占了大半個中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父親再也呆不下去了，告別妻兒，走上了抗日之旅。父親走的那天，對他的故鄉，對他的親人，是那樣的戀戀不舍，他放心不下走了以後母親和我們小兄弟怎麽生活。他經過了痛苦的抉擇，還是毅然決然地走了。可是，父親這一走，竟成了和我們的永訣，就再也沒有回來。
父親外出不久，便寄來一封信。附有一張半身照片，我發傻地問：父怎麽沒手沒腳呀？母親和哥哥都笑我。父親寄信用的是大信封，在信封裏糊了個夾層，夾層裏放著一張十元的鈔票。這是因為我們家鄉已經成為敵占區，雖能通郵，匯款卻不安全，父親便想了這麽個辦法，按月寄錢回來。父親在為國家、為民族抗爭的同時，還在最困難的時候盡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責任。這錢雖不能解決我們全家的生活，但也是極大的補助。對於母親來說，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不料父親的這個秘密很快被楊裴鎮上負責郵政的那戶人家發現了，母親再收到父親信的時候，還是那種大信封，但夾層被人拆開過，裏麵的鈔票沒有了，這等於斷了我們全家的生路，並且連續兩次都是如此。母親很自然想到那戶管郵政的鄉郵員。鄉郵員就住在楊裴集上，母親帶著我和那兩個被拆開夾層的大信封找到鄉郵員，問這是怎麽一回事？鄉郵員當然不承認，最後跪在地上，指著他的兒子對天發誓：我要是做了這種缺德的事，叫我這兒子不得好死。在鄉村裏發這樣的誓就算頂了大天了，母親當然相信，但又沒法查清是誰幹的這昧良心的事，隻好讓父親再也不要在信封夾層裏放鈔票了。
信封裏不放鈔票容易，但我們家的日子就難過了。此後不久，因日寇步步入侵，一九三八年的冬月，父親在撤退途中染上瘧疾，這本不是什麽大病，卻因為是在抗戰期間，得不到家人的照顧和起碼的醫治，過早去世了。這個不幸的消息是同我父親在一起的迪秀叔寫信告訴我們的。接到這封信，母親痛不欲生，這一年，我母親才三十一歲。我們家的這株大樹真的倒了！如若不是日寇的入侵，父親不會隻身出走，即令染上疾病，有家人的精心照料和必需的治療，是不會那麽早就離開我們的。這筆賬也應該算在日本帝國主義身上。由於我們都不在父親的身邊，想必父親是走得很不甘心、也是很不放心的。父親的死，對於我們家可以說是致命的打擊，就像我們住的這棟老房子，本已歪歪斜斜全靠那根粗大木柱子撐著，突然失去了這粗大的木柱子，這個房子是很難支撐的。父親去了，我們家完完全全沒有了生活來源，可我們還得活下去，這千鈞重擔就壓在母親的肩上了。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農村裏就得靠種地生活。那時，我哥哥十歲，我五歲，弟弟不滿一歲，全是隻會吃飯、不能幹活的年齡。母親姓蔣諱銘佩，上海人氏，外祖父經營古董業，家境比較富裕，雖然不是什麽金枝玉葉，但也從來沒有接觸過農事活動，被生活逼到這個地步，也不得不和農婦一樣，白天扛著鋤頭下地，晚上搖著紡車紡紗。母親既要承受喪夫之苦痛，又要肩負育子之重任，那不是含辛茹苦、含悲忍痛這樣的詞句所能表達得清楚的。好在我有個非常善良又非常勤勞的養母，她是安徽人，夫家姓鄭、娘家姓吳，三十歲時丈夫去世，剛出生的女兒也沒能夠養活，孤身一人漂流在上海。當時我父母正在上海，大哥出生便缺奶，鄭吳氏便到我家成為我哥哥的奶媽。以後一直隨著我父母從上海到武漢、到黃石、又一起回到楊裴老家。這下可苦了她了，也同我母親一樣白天扛著鋤頭下地，晚上搖著紡車紡紗。她雖然是苦出身，能幹農活，但她在我們家如此勤扒苦做，受苦受窮，不僅得不到任何報酬，反而將她以往的積蓄全都拿給我母親貼補家用。她已經水乳交融般地成為我們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員。她對我們兄弟像對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樣的疼愛，也一樣的嚴格管教，我們也像尊敬母親一樣的尊敬她。據我大哥回憶，他在三四歲的時候，父親帶他上街，看見一家玩具店有個透明的小球，裏麵有水，水麵上漂浮著一對鴛鴦，十分有趣。便要求父親買下來。店主見機抬高價格，父親不買，他又偏要，這就惹惱了父親，將他拖回家來就打。不知為什麽母親也打。養母心疼得直掉眼淚，這是她用乳汁喂大的孩子，看作她生命的一部分，默默地清好她的小青布包袱要離開這個家。父母被她的這個舉動震憾了，不僅當時不打以後再也不打我們兄弟了。哥哥知道，父親是很疼愛他的，何曾舍得打他，可能是自己太強了，當著商人的麵，傷了父親自尊心的緣故。是以他對這次疼痛早無印象，唯有養母傷心地摟著他坐在床上垂淚，而他則在她懷中哽咽，旁邊有一位住在我們家的東亭二婆苦心勸她留下的情景，六十多年了卻依然如昨。
養母不單疼愛大哥，也疼愛我和弟弟。每到冬天，我的手腳皮膚皸裂，十個指頭的每個關節和手背裂成一道道的血口子，流出的血凝固在那裏，我又怕洗手，不論是冷水還是熱水，手一接觸就鑽心的疼。因為護疼，洗臉時隻用手掌沾水，手背和指頭經常是黑黑的，母親和養母總是燒好溫水要我把手泡在裏麵，多泡一會果然要好得多。父親死後，家裏實在太窮，連個蛤蜊油都買不起，隻有采下苦楝樹的果實，一采一大堆，將黃色的表皮剝開，將那膏一樣的乳白色的內瓤塗在裂口處，可以起一點保護作用，但起不了治療的作用。有一年，我的腳後跟凍得開裂以後又被感染，爛成一個大洞，不斷流膿流血，不但疼痛難忍，而且臭不可聞。養母每天用隔天的茶水替我清洗創口，細心地將膿血洗淨，然後用陳年的棉絮燒成灰，趁熱敷在創口上，再用布包裹起來，就像照顧她親生兒子一樣。我在清洗的時候僅管疼的要命，我咬著牙，不哭不喊；我看見養母眼裏是噙著淚的。大半個冬天，天天如此精心護理，硬是替我整治好了。要不是養母如此關愛，說不定會落下什麽樣的殘疾。大哥外出謀生以後，我雖然年小，也是我們家的男勞力，擔水是我的任務之一。養母知道我貪玩，每當挑著水桶出門擔水的時候，總要叮囑我：鍋裏等著水的。可是當我擔著水經過稻場時，看到小夥伴們在玩珠子遊戲，我忍不住放下水桶就“參戰”，而且把鍋裏等著水的事忘得一幹二淨，直到養母找來，我才挑起水桶一路小跑回家。這種事情經常發生，養母從不打我。
一九九九年續修宗譜時，大哥為母親和養母寫了一篇傳略，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養母如同親姊妹般的幫助母親維持這個苦難的家庭，因為她畢竟是農家出身，便主動分擔農活，而讓母親在家紡線、燒飯。一個主內，主持家政；一個主外，包攬一切農活。自然在農活大忙時，為了搶季節，母親也要下地幹農活的。她倆各善於自處，竟比同胞姐妹還親，我從未看見她們紅過一次臉，爭過一句嘴。內外家事，她倆分擔得如一人之左右手，配合得那樣默契而無間！
養母極能吃苦，往往是整個地裏所有勞動的人都回家了，空曠的田野裏隻有我們母子。養母這時總是心疼地要我們先回家，而她則往往是要勞動得天黑完全看不莊稼了才回家。夜間還要和母親一道紡線。堂屋中間是一張大桌子，上麵放一盞小油燈，供我們弟兄讀書，兩邊則是各放一架紡線車，養母和母親一人一架，各自默默地紡線。紡車的嗡嗡聲，伴著我們兄弟的琅琅讀書聲，也算是她倆辛苦一天中唯一能夠感受到的一點快樂和慰藉。
說到種地，我們家土地並不多，一鬥六升旱地，三鬥五升水田，共五鬥一升。按一九五二年土改時的規定，一鬥六升折合一畝，計三畝二分。當年我們家孤兒寡母，既缺勞力，又無大型農具，加之水田都在數裏之外，根本無力耕種，隻好出租，旱地則自己耕種。五口之家，僅靠這點土地是無法生活的。這就得感謝表兄餘正之。表兄幼時家庭貧寒，常年在我家生活，成人以後，在漢口錢莊學徒，因其誠實、勤勞，深得老板的信任，委他以主管，給的薪水也高，在農村算得上是富裕之家了。表哥在我家周邊置買四鬥二升水田、二鬥一升旱地。因見我家困難，水田由我家出租，旱地由我家耕種，他隻保留產權，這給母親支撐這個家以很大的支持。
由於我們兄弟年紀幼小，家裏缺乏壯男勞力，是以母親不得不從事一些超常的農事勞動。為了撫養我們年幼的三兄弟，吃了許多超常的苦。母親在艱苦的生活中很快磨煉出來了，下地能幹農活，在家能紡線。有些活路農村婦女還比不過她。晚上為了節省燈油，母親還練得一手絕活：紡線不用點燈，並且紡出來的線又細又勻。拿到集上去賣非常搶手，總能賣出比較好的價錢。
僅管兩位母親如此勤勞，持家又極為節儉，但終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日子過得非常艱難，常常處於家無隔宿之糧的窘境。不料“屋漏偏逢連夜雨，行船又遇頂頭風”。正常年景都很難煎熬，又碰上連續三年大旱。因為幹旱，出租的水田三年裏隻收到五鬥稻穀的租子。自種的旱地，孤兒寡母更是無力與老天爺抗衡，在土地上付出了較之常年數倍的汗水，而收成卻等於零。地裏幾乎顆粒無收，肚子卻不能一天不填，這就苦了我的兩位母親。夏、秋兩季還比較好過，沒有糧食，可以用野菜充饑。哪怕是大旱之年野菜也照樣生長，這就是大自然的造化。那三年間，在農村能吃又能找到的野菜我們都吃遍了，最難吃的是野胡蘿卜纓子和藜蒿。現在人們吃藜蒿是講究營養，鮮嫩鮮嫩的，味道也很鮮美，可以說是一種享受，完全想像不到我們當年是怎樣吃藜蒿的。俗話說：正月藜，二月蒿，三月藜蒿當柴燒。而三月正是青黃不接的時令，將那當柴燒的藜蒿成捆的割回來放在鍋裏燜，缺油少鹽，吃起來又苦又澀，實在難以下咽。夏天漲水的時候，剛剛收割完小麥，就有人用木船運蠶豆到蔡家漖，用蠶豆換取小麥。蠶豆全是被蟲蛀過了的，味道也是苦的，隻因為一升小麥可以換三升蠶豆，能夠多填兩頓肚子，母親也隻好背著剛收下的小麥去換那發苦的蠶豆。燜藜蒿或是煮蠶豆的時候，上麵有少許米粒，全盛給我們兄弟，母親和養母填在肚子裏的便全是那苦澀難以下咽的藜蒿和蠶豆。這使我們兄弟最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上最偉大的母愛！
除了愁吃就是愁穿，母親很會紡線，但卻不能織布。不是沒有那個本事，而是沒有織機。農家的土式織機雖然簡陋，但那時置辦一台織機猶如現在購置一輛轎車，我們家窮的吃飯都難，哪能有這種奢望。母親也真有辦法，將親手紡出的棉線同織布的人家換布，這比賣線買布要劃算得多，然後用木梓樹葉將布染上顏色，做成衣服也很漂亮。每到新年，我們兄弟都可穿上這樣的新衣服，很是得意。
母親為了度過災荒之年，支撐這個搖搖欲墜的家庭，有兩件事在我幼小的心靈裏刻下了終年不忘的烙印。第一件事是販賣大米。日寇占領時期實行封鎖政策，有些重要物資是禁止買賣的，大米就在被禁止之列，所以販賣大米便有利可圖。但從事這個營生不僅要有氣力，還得冒險，所以都是年輕力壯的男子漢，而我母親為了養育我們兄弟，不得不參與到這個行列之中。為了躲避日寇的關卡，販賣大米常常選在夜間行動，而且行動極為迅速，幾乎是一溜小跑。母親雖說磨練出來了，但終究難以適應。在一次沒有月色的黑夜，伸手不見五指，販運大米的行動開始了，那些年輕力壯的男子漢輕車熟路跑得極快，母親隻得咬緊牙關往前趕，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為我們兄弟的生存進行拚搏。途中要經過嚴家堰，實際是個小型水庫，堰的堤壩有十幾丈高。母親畢竟是婦女，緊趕慢趕，趕到堤壩時已經看不見前麵的人影了。母親心裏一急，又看不清路麵，腳下一步踏空，連人帶米摔到十幾丈高的堤壩下麵，半天動彈不得。母親被摔仍緊緊抓住米袋沒有鬆手，米雖未撒，人卻受了傷。那時吃飯都難，更沒錢治病，忍著疼痛還得照樣幹活。第二件事是到鄰縣黃陂挑苕（紅薯）。災荒年頭，紅薯比較便宜又容易填飽肚皮，是窮人度荒的首選食品。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天上下著雨和雪，地上結了冰。去黃陂要經過八裏湖，湖名八裏，形容湖麵遼闊。這湖是通著長江的，夏天長江漲水，這裏一片汪洋，可以通航漢口。當年倉漢輪船公司在倉埠鎮設有碼頭，每年漲水季節有輪船來往於漢口和倉埠鎮之間，每天一次，十分方便。湖雖通江，但不是長江那種黃澄澄的渾水，而是清淩淩的湖水，清澈可以見底，成為農村孩子的天然浴場。入秋以後，水漸漸退盡，這裏便生出一片綠茵茵的湖草，大雁南來時，喜歡食這嫩綠的湖草，所以人們又叫它雁草。去倉埠，到黃陂，就從這幹涸的湖中通過。每到雨天，泥濘難行。寒冬季節，更因雁草凝得根根如利劍，所以這個時候湖中極少行人。但也就是這個時候，母親、養母和大哥卻不得不頂著寒風、冒著雨雪、踏著這像布滿刀楂子般的湖麵去黃陂買苕。去的時候，路雖然難走，但肚子裏塞了些野菜之類的食物，肩上也不負重，還能忍受。回來的時候就很慘了，肩上壓著重擔，肚子裏早已空空如也。肚裏越餓，身上更冷，擔子也就更重，腳步越來越挪不開，三步的路要分五步走。路上有一條很窄的水溝，本來一步就可邁過去，可是母親這時體力透支，一腳正好踩在溝麵上，摔倒了。溝麵結了一層薄薄的冰，下麵是爛泥，爬起來時，鞋卻陷在爛泥裏，怎麽也摸不著了。大哥便脫下自己的鞋子給母親穿上，而自己則赤著腳走，那一路是一步一個血印！回到家來，母親看見大哥腳上的道道傷痕，躲在房間裏暗自哭泣。母親的性格極其剛強，忍辱負重卻從不輕易掉淚，即便是在這外憂內煎、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也從不在人前包括在我們兄弟家人麵前掉過一滴淚，肩上的擔子是那樣的重，內心是那樣的苦，日子又過得那樣艱難，母親都暗自承受，從不把憂愁擺在臉上，也從沒對我們叫過一聲苦，甚至沒有大聲歎過一口氣。勞動之餘，有時還哼幾句京戲或越劇，雖是自我調節心情，主要的則是為了讓我們在極度困難與挫折中不感到驚恐。我們也確實從母親的鎮定中始終有一種安全感。
在那災荒年頭，真個是度日如年，經常是吃了上頓愁下頓。但雖是吃糠咽菜也沒有讓我們兄弟餓著、凍著。更為難得的是始終保持著做人的尊嚴，任憑多苦多難，從來沒有下人之色，從來不做虧心之事。吃的、穿的、用的，除了正之表哥偶有接濟以外，全是自己勞動所得，不沾別人一根柴草。過去，我們家住漢口，壪子裏的人到漢口得我們家好處的不少。因為他們家有勞力，一般都比我家這時強，但在我家困難時，也從沒有一人前來探問過。而我們的母親也從不去找他們，更恥於談及過去對他們的恩惠。母親經常教育我們人窮不能誌短，“三天不吃飯，口裏還要有鍋巴香。”母親經常教育我們人窮要能受得住窮，但不能窮誌；寧可打餓肚，也不能貪別人的便宜，可以掉肉，不能沒有骨頭。我很小的時候，母親給我講過一個故事：從前有個孩子，從小就很聰明。有一年的夏天，他渾身上下一絲不掛卻偷回來一個雞蛋，他的媽媽誇他能幹。他受到鼓舞，便經常偷雞摸狗，隨著他的年紀不斷增長，偷的東西也從小到大，終於成了一名“大花強盜”。最後犯了死罪，臨上刑場的時候，他要求見媽媽一麵。媽媽來了，他要吃媽媽一口奶，媽媽依他，結果他一口將媽媽的奶頭咬掉，說：不是你誇我小時會偷雞蛋，我也不會有今天。母親講完這個故事對我說：“這樣的兒子不是好兒子，這樣的媽媽也不是好媽媽！母親講的這個故事和最後一句話，我記了一輩子，也管了我一輩子。
母親的行為，不僅教育了我們兄弟，也贏得了全村人的尊敬，是以我們家鄉剛一解放，村人便推舉母親當了村婦女主任。
解放了，翻身了，母親的苦難應該熬出頭了。可是，由於當時的環境，我那偉大的母親卻遭遇了更大的劫難，這是我們怎麽也料想不到的。這是後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