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創。僅限站內轉載，站外轉載請私信聯係作者。
象雄與吐蕃的關係
筆者對象雄的初始了解來源於一位常年生活在海澱區的仁波切（活佛），這位仁波切介紹到：根據苯教典籍，在吐蕃成立之前，青藏地區在距今18000年前就存在著一個以苯教為國教的象雄文明。象雄文明覆蓋了當今青藏高原的中部與北部地區（注1）。
這個說法的可信度有多高呢？象雄文明是不是真實存在過？象雄是具有獨立文化特色的文明嗎？象雄存在的時間？象雄對後世的影響？
筆者通過查閱相關考古與曆史資料，大致作出如下判斷。
首先從西藏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它處於三大古文明（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古華夏）的中心點。從這一點來說，地處西藏的人類有利於接觸不同文明的先進的東西。尤其對於尙處於原始社會的人類來說，生產力的革命多來自於不同族群間的交流。以人類掌握冶煉技術為例，目前的考古研究推測出人類發現金屬冶煉不是某一個國家/民族單獨發明的，而是不同的人類聚落間持續相互溝通交流的成果。比如，有的部落發現了金屬礦石；有的部落掌握高溫燒製技術；有的部落熟悉自然產生的金屬的特性（自然銅），然後機緣巧合，從礦石中煉製出了金屬，從而催生出了冶煉技術。所以說，青藏高原地區在這一點上相對古華夏，還是要占據相當大的優勢的。如果生存條件許可的話，當地的人類很有可能較早形成文明社會。但苯教典籍提到的18000年前就有些不靠譜了，這個時間大大早於兩河流域文明起源的，並且也沒有相應的考古證據，邏輯上不能信服。
那麽，從生存條件來說，古藏區的自然條件怎麽樣呢？我們都清楚幾千年間兩河流域自然條件的變化，以及新疆塔裏木盆地的改變，那麽青藏高原呢？即便是現代社會，青藏高原適於人類生活的地區仍然是藏南，中北部地區絕大部分依舊是其原始形態 - 低溫、少雨、氣候惡劣、植被稀疏。
在4000年前 - 10000多年前的古藏區呢？會不會像古時候的撒哈拉沙漠一樣，是一片適合生存的森林和草場呢？這一篇科考論文（注2）給了我們一個初步的答案：
全新世氣候最宜時期,....,氣候隻是溫和輕爽或偏幹,氣候相當或略高於現今,濕度稍大、相當或稍小於現今,.......而藏北高原在總體上,從湖麵高度、湖麵麵積及湖水體積的變化上看,.....氣候變化具有在逐漸變幹的總趨勢基礎上有多次明顯冷暖與幹濕波動的特點。
同時，2016年的一次重大考古發現，同時也說明了上古時期的青藏高原很可能比今天具有更好的氣候，更易於人類生存。藏北尼阿木底（注3）的考古發掘是西藏首次可以可靠測定年代的舊石器時期的聚落遺址。經初步估計該遺址距今30000年以上，從遺址中出土的各種石器的加工技術特點來看，專家認為其更接近於非洲、歐洲與西亞舊石器晚期的形式，但與中國黃河流域的傳統舊石器工藝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類似的加工技術，在我國新疆、寧夏與黑龍江等北方地區的舊石器遺址中也有發現。這對分析遠古時期人類遷徙與文化技術交流有著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根據以上信息，筆者分析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的青藏高原處於一種比目前溫暖濕潤的環境，動植物資源豐富。從歐亞大陸遷徙過來的人類在適應了高原環境之後，能夠有能力獲得足夠生存的食物，於是便定居下來。之後隨著藏北高原生態環境逐漸惡劣，人群便遷徙到了更合適生存的地方。這個地區便重新變成人跡罕至的不毛之地。但由於我們討論的是30000 - 10000年前的舊石器時期，人類還處於狩獵采集的時代，沒有可能產生大的人類聚落，所以國家也就無從談起了。
那麽拋開不靠譜的苯教典籍不談，官方的史書中是否提到過象雄呢？
在《唐會要》《唐書》《太平廣記》等書中紛紛介紹過存在於帕米爾高原與藏西北的一個國家 - 羊同。同時，在吐蕃語的典籍《敦煌古藏文卷子》中，介紹了吐蕃吞並羊同的經過。按照上述史集的描述，羊同大致為一個遊牧部落聯盟。現代的很多資料都提到羊同即象雄。針對這一點大致有如下幾類考證：第一，有人說某些古代漢家典籍中，在應該使用“羊同”的場合，卻以“象雄”代替。所以得出結論，羊同即象雄。這種說法中沒有提及相關典籍的名字，筆者無法證實；也有人說，吐蕃語中對羊同的稱謂發音為“zhang zhung”，其翻譯成漢語就是“象雄”。但是也未能給出具體依據。所以，筆者目前質疑羊同即象雄的說法，在此也請了解藏區曆史的朋友能夠給予解惑。
相反，筆者接觸到的曆史資料中都隻提到羊同，而未有象雄。象雄國的提法更多見於苯教典籍中。並且，曆史上該羊同國的年代、規模與地理位置與苯教描述的象雄相差甚遠，很難把這兩個名字聯係到一起。
另外，還有人提到在西藏阿裏地區的城市遺址就是象雄國曾經的都城，這就是明顯的張冠李戴了。目前已經明確了那裏的遺址是吐蕃遺民建立的古格王朝所在地。
綜上所述，盡管“吐蕃之前在青藏高原存在著一個具有同樣高度文明的象雄”的提法網絡上隨處可見，但在正史中我們還是以吐蕃作為西藏國家文明的起始點。至於苯教所宣傳的象雄文明，暫時可以看作是其在與藏傳佛教的鬥爭中，為了宣傳自身“根紅苗正”，具有傳統性與民族性的特點而杜撰出來的曆史。
注1：這位仁波切對象雄文明介紹的文字資料詳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5b44840100u8j2.html
注2：《西藏納木錯末次間冰期以來的氣候變遷與湖麵變化》趙希濤等
注3：《中國文物報 - 201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吐蕃建立
7世紀初，鬆讚幹布或聯合，或征服青藏高原的大大小小的部落，建立以部落軍事體製為主的吐蕃王朝。這個體製類似於現代的軍國主義體製，國家實行先軍政策，國家與軍隊是以部落為基礎的軍事聯盟體係。而維係這種政治與軍事體係主要依賴於兩個因素：第一是國家必須一直保持軍事擴張，這樣不斷獲得的土地、人口和資源是君主與各個部落軍事集團的利益基礎；其二，君主與各個軍事集團間的“合同”關係的確立是通過一次次對外征戰前的會盟建立的。這一點可以參照武王伐紂前的會盟過程。正是這一次次會盟，以及接下來的軍事勝利，才能不斷明確和強化君主與各個軍事集團間的認同、服從和效忠關係。
很可能鬆讚幹布具備傑出的軍事才華，建立伊始的吐蕃勢力開始強盛，不斷發動對外擴張戰爭，先後吞並孫波（蘇毗）、羊同等地處青藏高原的國家（注1）。之後借安史之亂，唐朝軍事力量嚴重內耗，吐蕃借機占領了雲南、劍南、隴右、河西走廊及西域的廣大地區。其中特別是劍南、隴右、河西走廊，在當時屬於富庶地區，人口稠密。另河西走廊還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吐蕃取得了河西走廊也就直接切斷了唐朝與西域的聯係。同時，吐蕃軍隊不僅搜羅占領區的人口，它還從唐關內道等地擄掠了大量的人口。這些人口成為吐蕃賦役的主要供給者，其中部分成為吐蕃軍隊的組成部分（注2）。
注1：孫波（蘇毗）、羊同等古地名信息來自二十四史的《隋書》與《新/舊唐書》
注2：源引自朱悅梅《吐蕃王朝占領區人口考》，吐蕃在鼎盛時期的人口可大約至300萬左右。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1994.html
下圖為吐蕃勢力最強大時的疆域範圍。
如何看待苯教，和苯教與藏傳佛教的因果，以及西藏為什麽會形成政教合一的政權形式
提起藏傳佛教大家一定耳熟能詳，但苯教可能會很陌生。簡單來說，西藏地區的佛教之所以被稱為藏傳佛教，恰恰是因為它是佛教與西藏本土宗教（苯教）融合的產物。但是，這個融合在今天看來是正向的，是佛教吸收了某些苯教中的觀念與形式，以便有利於在藏區傳教與發展。這樣是為什麽我們仍然把它叫做藏傳佛教的主要原因。
西藏的正史起始於吐蕃時期，這也是西藏的“王權”和“宗教/神權”首次在文獻中被提到的時機。但苯教的起源一定是早於這個時期，並且苯教的產生也要早於西藏地區“王權”存在的曆史。一個依據是卡若遺址中的考古發現。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卡若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獸骨和狩獵工具，但卻沒有發現一件與捕魚有關的工具，盡管該遺址緊鄰瀾滄江。這說明當時的居民很可能已經把魚類當作一種“禁忌食物”，這一點與後期苯教宣傳的吃魚是對魯神的冒犯而遭致魯神的報複一致。即便是如今，在藏區仍然有很多藏民選擇不吃魚類食物。
並且，卡若遺址時代之後的其他新石器遺址中，還出土過猴麵的陶片、人牲祭祀痕跡等等。這些都與植根於西藏的原始苯教相一致。
我們都知道，在人類曆史上，宗教對最初的社會集團/國家的形成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點同樣適用於西藏的曆史。相傳在鬆讚幹布統一吐蕃之前，西藏地區雖然處於分裂狀態，但是早已存在了大大小小13個藩國（部落）。而這些藩國的產生恰恰要歸功於宗教的力量。曆史的軌跡大致是這樣的：首先，苯教開始脫離了“萬物有靈”的原始信仰和崇拜，苯教神權已經在藏區的社會中得到相當程度的確立，也就是說已經取得了某種決定民意的力量。當時的一些獲得“宗教賢德人士”稱號的人已經可以在某些場合擁有號令普通民眾的權力。這就表明了苯教教徒所代表的神權已經與民眾分離。
漸漸地，擁有“宗教賢德人士”稱號的人取得了權力與地位後，便逐步產生了對王權的朦朧追求。經過無數代人的嚐試後，王權的概念慢慢被明確。在苯教神權有意或無意的強力支持下，王權開始與民眾分離，於是最初的國家產生了。但這個時期的王權與神權是緊密捆綁在一起的。神權賦予王權神聖與威望，神權借由王權實現其對民眾的深入控製，這兩者的利益便緊密聯係到一起。但它們之間的關係，這個時期應該是神權更主動一些，王權處於被動地位。
但是一旦王權看見了直接掌控國家軍事和行政權力的曙光，就一定會向往著能夠盡量減少或者擺脫神權對國家權力的支配，去盡力擴大自身的權力和穩定。這一點終於在鬆讚幹布統一西藏，走上了他人生的第一個巔峰時條件成熟。他開始嚐試引入其它宗教來衝擊苯教神權對王權的控製。我們從曆史文獻中可以看到，佛教以及其它宗教是他統治時期利用個人威望和影響來推廣的稀釋神權的措施之一。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對於當時吐蕃國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苯教，鬆讚幹布一生中沒有嚐試對其有傷筋動骨的觸動，始終保持苯教作為國教的原則。
隨著曆史進入赤鬆徳讚統治時期，吐蕃進入了曆史上最鼎盛的階段。利用唐朝的內亂占據隴右、攻陷長安、奪取西域、攻打天竺，疆域達到了上圖中灰色區域所覆蓋的範圍。上文我們已經提到過，吐蕃是一個以對外軍事侵略來保持國家的發展與穩定的軍事聯盟。而進入這個時期的吐蕃已經沒有能力進行必勝的軍事戰爭。南部的天竺諸國早已稱臣；東部是開始恢複元氣的唐朝；北部是雖然被擊敗，但保有實力的回鶻；西部是橫跨亞非歐的阿拉伯帝國 - 大食。赤鬆徳讚認識到吐蕃原有的國策已經很難走下去了。
於是他利用自己還處於權力頂峰的機會，宣布實行宗教改革 - 改國教為佛教。引入其它宗教的目的前麵段落已經有介紹，那麽這次他之所以要以佛教整個置換苯教的目的還有什麽呢？
因為苯教已經與吐蕃舊的國策緊緊地綁在了一起，而在當時吐蕃對外侵略受阻的形式下，為了保持國家穩定，就一定要改變為一種相對不那麽血腥、殺戮，對內以安撫為主，注重發展生產的策略。佛教的教義是以止戈與不殺生為主，在加上吐蕃先輩打下的物質基礎，其成為新國教的首選就不言而喻。於是吐蕃逐漸由一個部落聯盟軍事體製，向佛教化的政治體製過渡。從這個時期開始，藏傳佛教便經中央政權之手，逐步走入民間，開始取代苯教成為藏區的主流宗教。當然這個過程並不是赤鬆徳讚一個人來完成，而是曆經先後數位讚普，多次反複才形成的局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