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師（3）發威 zt

接 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師 （2) 拉練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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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威

1972 年，過了夏天，73屆這個班就升到中四年級了，這半年，是他們在學校學習文化知識課的最後半年，因為中四的後半年，是學工學農。這時候，我和班級的學生們已經建立起了相當不錯的關係，我自己做學生時，最不喜歡老師在班級裏抓住個別學生犯個屁大的過錯，就拿全班來訓話，還常常一訓就訓一節課。某個學生有問題，你找他個別解決，幹嘛拿全班同學來陪綁？如果實在有普遍意義的事情，輕描淡寫提醒一下，讓大家注意就是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當我自己做了班主任，就決不做這種令學生討厭的事情。

那每周一次的班會課幹什麽？說來可能不相信，我給學生學“毛選”。每次班會課，我帶一本“毛選”去，隨便翻一頁，找一句話出來，一學就是一節課。比如，“為人民服務”一文，裏麵不是有司馬遷的一句“輕於鴻毛，重於泰山”嗎？當然，解釋一下這句話什麽意思，那是必須的，但也得講講司馬遷是個什麽人啊？那是什麽朝代啊？於是，什麽是“史記”，漢武帝，匈奴，霍去病，李陵，蘇武，各人的故事，哪裏夠一節課學的？一句毛詩“魏武揮鞭”，又可以講幾節“三國”故事。你說，四卷“毛選”裏麵，有多少地方是可以這樣拿出來學習的？那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啊！那時我們學校的絕大部分學生，父母大多數連字也不識，他們沒有任何渠道來知道這些知識，因為沒有這個課，外麵也沒有書。少數幾個學生道聽途說一些，也不全知道。我講這些，是拉大旗，作虎皮，夾帶著自己做人處事的體驗給學生們講，所有的孩子都如饑似渴。這樣的課，要比訓斥學生有用得多。我的理論也非常堅硬：如果連這些基本的背景常識都不知道，你怎麽能真正學懂學通“偉大的毛思想”？

由於和班級裏學生關係不錯，班級上課的紀律也大有改善，我在班裏的威信也漸漸地樹立，主要是說話有人聽了。但說實話，那時整個教師群體的社會地位還是相當低，這是由於文革的餘毒還在肆虐，學生又普遍不要讀書學習的必然後果。教師就是要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工作，生存，抗爭，尤其是我所在的那個地區，那樣的學校裏。

講一件事情吧。有一天，我沒有課，在辦公室裏。下課鈴聲響了，有的老師開始回到辦公室。忽然，一位年輕的女老師，驚慌失措，幾乎是哭著，跑進了房間。“怎麽了？”有老師問她。“他們學生在走廊裏推我，把我推來推去。”她終於哭出來，傷心地說：“隨便怎麽，我再也不做老師了！”這位老師教語文，是複旦大學66屆中文係畢業生，比我就大三四歲樣子，是一個文文弱弱的女生。她本來理應到出版社，編輯部，報社這樣的地方去工作，你叫她怎麽去跟這幫混世的小爺們打交道？更糟糕的是，由於她上課鎮不住堂，學生一吵鬧，她常常心慌意亂，有二次講錯了句子，比如，把“革命”說成了“反革命”。還有一次更麻煩，在黑板上寫板書時，把二個敏感詞的位置寫靠近了，找碴的人說，那差不多就是個反動標語。這些事被弄到工宣隊和黨支部，其實工宣隊也是不想整她的，因為誰都知道是怎麽回事，但黨支部裏有個不知道哪兒來的極左馬列主義老太太，拿了雞毛當令箭，就是整那女老師，除了教師會議上“階級鬥爭”是長是短地扯了一通，還逼她去教室學生麵前認錯。孩子們不懂事，你讓她今後怎麽進教室上課？

聽到她被學生在走廊裏推搡，這看起來就是明明白白欺負她，耍流氓，我的火就上來了。我簡單地問她，“都有哪些人？”她說各班的都有，很多。我再問她，“是哪幾個帶頭，起哄？”她又說了幾個名字，都是平行班年級裏名聲最壞，外麵常打架幹壞事的幾個，其中就有一個是校內最最“霸淩”的主（bullying ，那時沒有這個詞，我覺得此詞比流氓之類的詞更確切，所以套用）。這時，辦公室裏有幾個老師和老先生說，去找工宣隊來。我說，工宣隊他們人也不知道在哪兒，等到找來，人早散了，你找誰去理論？說著，我跳起身來就往辦公室外跑去。就在拉開門的一瞬間，我冷靜了，也許是我處理事情的一種本能吧，我迅速理清楚了幾個問題：今天發生了什麽？我現在要去做什麽？我的目的是什麽？我大致該如何收場？

我們那學校建立於五十年代，教學樓是很常規老式的結構。走廊的兩邊是教室，盡頭是教師辦公室，廁所，實驗室之類。十分鍾課間休息時間，有些學生或待在教室，也總是有很多人聚集在走廊裏，閑不住的男生常常互相推搡打鬧。很明顯，今天這些平時搗蛋搗慣了的學生鬧過了頭，失控了。他們已是十六，七歲的大小夥子，推搡了一個年輕女教師，而且不止一次地推來推去，女老師的精神當然受到了很大傷害。這事能夠容忍嗎？肯定不能！我出頭，就是要去高調製止，否則怎麽了得？無法無天了！但後續應該如何？必須給這些孩子一個教訓，把他們的氣熖壓下去，但是如果冷靜想想，他們也未必膽大包天到真敢在學校裏對女老師耍流氓。

正是說時遲，那時快，從女老師被推，到我出現在走廊裏，可能僅僅是幾十秒不到一分鍾的時間，這些鬧事的學生還沒有散去，也許他們中也有人感到過分了，正想看看老師辦公室方麵會有什麽反應時，已經見到我鐵青著臉，在向他們疾步過來了，本來吵吵鬧鬧的一堆人中間，於是就有幾個開始安靜下來，直直地盯著我看。我在離開人堆約四，五米的距離，在我感到我的嗓門所能形成的氣場足夠鎮住?麵時，我發話了：“都給我聽明白了，所有的人留在原位，記清楚你旁邊是誰，不要離開，就是上課鈴響了，也不準回教室。”我說得很清楚，很平靜，聲音也非常響。但下麵的一句，我就是用盡全力吼出來了：“這是我說的，聽懂了沒有！”再跟著的一句，我是真咆哮了：“難道槍斃得還不夠嗎？”

這句話，我相信他們都聽懂了。文革到了1970年左右，社會各方麵的病態已經顯而易見。那時候，上海街頭連續發生了幾起惡性事件。無所事事，吊兒郎當，素質低下的街頭人群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對一點點事情大家都要去圍而觀之。這幾起惡性事件都開始於圍觀，隨後圍觀人群失控，互相推搡，再後來，就有女青年在圍觀，推搡混亂的人群裏被人扒光了衣服。那時上海當局採取的措施是迅速全力破案，馬上判刑槍斃，每次殺五六個，判刑十幾二十個。這樣殺了幾次，才把這種惡性事件的蔓延勢頭製止住。當時坊間傳聞這樣的故事，某某地方的一個平時很老實的小青年，被另外幾個人指認，說是參加了扒衣，抓走後幾天就被槍斃了。這樣的傳聞至少是告訴人們一個教訓，別往人堆裏去擠熱鬧，上海話叫“軋鬧猛”，弄得不好，糊裏糊塗就被判刑，甚至把命也弄丟了。這些73屆學生應該都知道發生在上海的這些事件，而我所指的，也就是這事。直到這時，這些鬧事推女老師的人才有點醒了，感到了問題嚴重，而我，這時候能夠清楚感到，我的氣勢己經控製住了?麵。

然而，這才是個開頭，我當然沒完。就在眾人的目光下，我摘下眼鏡，脫去手表，看也不看就隨便扔到一個學生手中，說一句“一會兒幫忙送我辦公室去”，就向平行班中那個平日裏最霸淩的學生徑直闖過去。那個年代，上海社會上還沒有形成黑社會性質的幫派，如果要有的話，這種孩子大概也會成為成員。這個學生外麵打架很有名，周圍有一幫人，學校裏也沒有人敢惹他，屬於平行班，年級裏的＂大佬＂之一，一直耀武揚威慣了。說老實話，對這種學生，我平時能不惹就不惹，反正又不是我自己班的學生。但今天我沒有其他選擇，我隻能上上他的＂腔調＂（上海話，找他的麻煩），我心裏清楚，如果找個其他“茄喱啡”（龍套的意思）“小赤佬”來墊背收拾，那毫無意義。

這個學生也是個大個子，我一米八以上的身高，他也快到我的眉際。他應該是常常練杠鈴，渾身是肌肉疙瘩。我從懂事後再也沒有和別人打過架，但是我中學裏打學校的籃球校隊，下鄉時也打球，我動作反應敏捷，懂得佔位出手，我扛過大包，甩過18磅大鎯頭，下鄉一頓可以吃1斤米飯，也算是個粗坯子出身。其實這些都不是主要的，關鍵的是，今天我在道義上占有絕對優勢，加上剛才甩出的這幾句話，又擺出一付也是亡命的樣子，我相信氣勢上絕對壓倒了他。這種人也不是傻子，懂得辨風向夾苗頭，你狠過他，一般會服軟，我自信今天有九成的勝算。

我接近他時，就先側個角度佔了位置，準備隨時真動手。“跟我去辦公室”。我一字一字地對他說。“做色湼（什麽）啊？”他用方言回我。他話音未落，我左手已經出去，一把當胸狠揪住他，吼道：“走啊！”右手卻準備著隨時回擊。也就是這一秒鍾，決定了是不是會失控真打。

五十年代我看過一部蘇聯電影，叫做“教育的詩篇”，講的是蘇聯建國初期一個孤兒院（或叫教養院）院長馬卡連柯的故事，這個教養院是專門收容和教育改造街頭流浪孤兒和犯罪青少年的機構。裏麵有一個鏡頭，有一次，這老頭在忍無可忍之際，狠狠揍了一個人高馬大，帶頭做壞事的傢夥一拳，隨後頭也不回，甩手就走了，那傢夥卻製止了他的同夥去報複老頭。在我出手的那一刻，我相信自己就是跟這老頭學的，學他的氣勢和自信。

後麵的事情就好辦了，我讓所有接著被叫到辦公室的人，寫下他們知道的和看到的，是誰參與了推搡，讓他們一二分鍾寫完後就走人，回教室上課。最後，一張核實後，本人也承認了的名單很快就出來了，我把這張名單交給年級組組長，怎麽處理，這是領導們的事。

學校是個教育人的機構，而不是一個懲戒人的地方，高高舉起是為了讓學生接受教訓，輕輕放下是為了引導他們走一條正路，懂得什麽是對錯。事情完結後，我找那個大霸淩談了不到二分鍾的話。我問他，如果你的姐姐或妹妹在外麵被人欺負了，你會怎麽樣？他說他也會去打架。我第二句問他，如果那天他不是參與推人，而是出來及時製止，那又會如何？他說他不知道。我告訴他，我說我其實相信他是有能力來阻止這種惡劣事件的發生。這二句話，前一句我是告訴他，我為什麽要出手管這事。第二句，在教育他什麽是對錯，什麽可以做，什麽不可以做的同時，順手也給他戴了頂帽子。幾天後，他一臉誠懇地跑來找我，他說他父親從小揍他，他就逃走。長大了被別人揍，也被警察揍，他發誓日後要報仇。他很嚴肅認真地對我說：從今往後，你老師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揍他，他絕不逃走，也絕不還手。

這些孩子本質也許不壞，是那時的社會，環境，是那個要毀滅我們這個民族前途的愚昧無比的教育政策，把他們弄得如此迷茫！在那個年代，所有的教師再努力工作，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現實生活中，學校裏發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