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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師（4）學農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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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女生來娣
來娣是我73屆班裏的一個女生，她要比其他學生都長得高些，所以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我剛剛接班後的一天，好像是佈置每個學生都要交一篇大批判稿子，我在教室裏向學生們收批判稿。走到她桌子前麵，桌子上空空的，我於是問她，“批判稿呢？”她不回答，抬起頭來，看著我笑。她一張鵝蛋臉，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眼脻毛，是個長得很美麗，看著很順眼的女孩子。我再問她要批判稿，她還是一點不迥避地朝著我笑。我很尷尬，這時教室裏有人笑了，於是哄堂大笑了。我狼狽不堪，隻能馬上回到講台，轉移話題，找個台階，自己下台。
後來有人告訴我，她是個“拉三”，就是那種作風不正派的女孩子，那一片地區人人都知道。說她外麵認識很多人，靠山硬，沒有人敢惹她的，惹了她的人，自有人會來找你麻煩。也有學生告訴我，她還打過胎，學生用“刮帶魚”來形容那事，但她沒有到學校來要求開證明去打胎，而是自己有路子到什麽農村衛生院去做的手術。女孩子一個多星期不見人影，回來時臉色蒼白，也講不出什麽原因，一般就是這事了，同學間也瞞不住。她並不和班裏同學多來往，常常獨來獨往，也不太在班裏鬧事。說實話，象這樣的學生，一般來說，我是能不管，就不管，因為這實在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
有一次，來娣二天沒有來學校，也沒有讓同學帶請假條來。照這樣的情況，我作為班主任，就一定要去家訪，讓學生的家長知道情況。我費了很大的勁才找到了她家，應門的應該是她的姐姐，是個長著有一雙和她一樣美麗大眼睛的女孩，大約比來娣大幾歲的樣子。來娣也在家，二個美麗女孩的父親卻是個長得很醜的小個子老頭兒，大概牙齒掉了，嘴巴癟得厲害，他也有一雙大大的眼睛。我由此大致可以斷定，這二個女孩都是他親生的。他一邊招呼我，一邊喃喃自語地說起來。照理，我聽他們的方言沒有問題，但他的話，我卻是聽不太明白。來娣並不講話，她的姐姐倒是跟我說起了她們家的情況。姐妹三個，來娣是最小的，媽媽早去世了，爹帶著三個孩子長大，前幾年大姐嫁人，在什麽街道加工廠裏做，她自己畢業時，老爹退休，她就頂替進廠，家裏現在二個上海工礦，來娣分配時鐵定是外地插隊，從此家裏矛盾不斷，來娣自暴自棄，家裏再也無法管她。來娣的姐姐說到她媽死得早，日子艱難，她頂替進廠也是沒有辦法，因為爹的退休金不夠用，她現在的工資是全貼補在家用裏，說到難受地方，眼淚就流了下來。
我終於明白了一切，一個本在叛逆年齡的女孩子，母親早不在了，大概從來也沒有和父親有什麽交流溝通，因為兩個姐姐的上海工礦地位，自己必須接受最最差的分配方案：去外地農村插隊。還談讀什麽書，學什麽好呢！一輩子就是這樣子了，反正抗不過命運，就是插隊一條路。從她們家出來，我感慨萬分，我能為這個學生，這個家庭做什麽呢？什麽也不能！說實在的，我也真同情這學生，我再也不因為她是個“拉三”而鄙視她，視她為班級之外的人。
下鄉學農時，我把她安排在我自己所在的村子裏，還有3，4個女孩和她同住一起。有一天晚飯過後，有同學來告訴我，說來娣不見了，晚飯也沒來拿。我想，此時我能做什麽呢？什麽也做不了，隻能等她回來。
每天晩上的9點到9點半之間，是我巡視每個學生宿舍的時間，我要走到每個住有學生的農民家裏，敲門問清楚，核實每個學生都在宿舍裏，“太平無事”了，我才能回自己的鋪板上去睡覺。這個工作很辛苦，因為我一個人管50個學生，白天就夠操心的了，學生分住在二個小村子裏，一共有八，九個宿舍點需要查鋪核實，二個村子隔開15到20分鍾的路程，而且是田間小路，一下雨，路上泥濘不堪，黑咕隆咚，一步三滑。然而，這是我的責任，不得不做的事。如果10點鍾還有人不在，或是找不到人，我們就要報告連部。連部那裏離開我住的村子有半小時的路程，是農村的一個大隊部所在，那裏才有電話，然後打電話到上海的派出所，派出所民警會在當夜去學生家裏，將情況及時告訴家長。
那天我從另一個村子巡視回來，來娣宿舍裏的女同學告訴我，來娣還是沒有回來。我真的很糾結，不知道該怎麽辦。我把事情冷靜地梳理一下，其實每個學生應該都清楚，如果9點多10點鍾還不歸隊，學校方麵的應對措施。學生最不願意自己在公安局派出所裏留底，如果我們上報了，也就意味著自己會在派出所留底。所以我基本判斷應該是有人從上海來探望來娣，比如她的男朋友，他們偷偷去鎮上了，她應該會回來的，她沒有理由想把事情弄得很大。想清楚了，我決定等她，但把上報的最後時間定到11點。我叫了一男一女兩個班幹部，和我一起等在那農民家門外的稻草堆邊。
上海早春的夜晚還是挺冷，我們都沒有帶厚棉襖，隻是厚絨衣而已，等人是最心煩的事，二個學生都主張不要再等，報告上海算了，但我還是守著11點這條線。農村的夜晚萬籟俱寂，一點兒聲音都漏不了，大約在10點半過後一點，我們都聽到了輕輕的腳步聲，隻一會兒，一個黑影就出現在那門口了，我的心裏終於石頭落地。我們三個一起走出去，擰亮了電筒，來娣顯得很驚慌的樣子，此時的她，畢竟還是和一個沒長大又犯了錯的孩子沒什麽二樣。說什麽呢？我明白，這時候說什麽都是廢話，人平安回來就好了。我隻是跟她說，我沒有上報，但畢竟心裏不放心，所以還是等在門口。我讓一個學生去炊事班廚房裏拿她的飯盒，“飯一直給你熱在爐子上。”我告訴她。我沒有想到，這句話竟然讓她哭了，這才開口告訴我，她在回來的路上迷路了，黑夜裏走了很久很久，錯進了很多村子，走了很多冤枉路，但知道我一定會等她，終於找回來了。我接這個班快一年了，一年裏，她從沒有和我對過一句話，這是第一次，她終於和我對話。
學農剩下的日子裏，包括二個多月的學工，她再沒有給我製造任何麻煩。
學工學農結束後，從1973年夏開始，學校化半年時間來做73屆的分配工作。學生和家長先填表格，把家裏的一切詳情細節全填清楚，這包括父母工作單位，是屬於國營全民，還是集體所有。家庭所有人口，兄姐弟妹，其中兄姐工作尤為重要，是插隊還是農場，詳細地址，如果是上海的工作，也是要說清屬全民還是集體。有了這些信息，然後是我們老師去做家訪，到每家每戶將這些信息再核實理清。為確保無誤，還要到街道居委和派出所再得到肯定。好在那時學生家家都是鄰居，張三李四今天吃什麽菜都瞞不過，更不用說這家的孩子在哪兒工作，在啥地方插隊了。這些情況全清楚了，按家庭情況排列成表，兄姐全農的，排最前，然後是有工有農的，最後殿尾的是兄姐全工的家庭。
這些事說說容易，真做起來，一家家調查，核實，全班五十來個學生，早花去了快二個月時間。這時候開家長會，按最硬檔留城進工礦，到最軟檔必去農村插隊的各家條件，將全班同學排列成表。我們向全體家長講清楚，誰留城，是進全民國營企業，還是集體單位裏弄加工場，誰要去農村，是去近郊崇明國營農場，還是遠郊如黃山，大豐農場，或者是去插隊落戶，這些都不是學校能夠決定的，更與老師無關。這塊豆腐如何切，每一刀切在哪裏，全是市委領導，市委分配小組決定的事情，我們老師做的工作，僅不過是弄清各家情況，然後排排隊而已。過幾天上麵政策細節下來，各位再來“對號入座”。這樣的家長會開過多次，由於涉及學生的前途命運，家庭的経濟，兄弟姐妹之間的種種問題，又擔心自己孩子會遭到不公正對待，這樣重大的事情，家長會一般沒有人家會缺席。
但來娣的父親和她姐姐隻來開過一次會，班級裏還有四，五個學生家裏也是全工，即兄姐都在上海城裏工作，他們的名單被排在最後，這些家長都知道，怎麽樣的分配方案公布出來，他們的孩子最後都逃不掉必去農村插隊一條路，由於知道毫無希望，這種家長會也就常常不來開了。
73屆的分配工作很快進入尾聲。分配進廠的學生陸續到新的工作單位報到，開始了新的生活。年底時，去市郊崇明農場的學生也出發，第一批五六十人，就是由我領隊護送他們，去了崇明島最北麵的一個農場。這時，領導要求我們班主任去了解各班那幾個被分配去外地插隊學生的動向，於是，我又去了來娣的家。來娣的父親拉著我的手老淚縱橫，我能大致聽懂，他求我千萬幫幫他家來娣的忙，不要讓她去插隊，說來娣從小命苦，死了娘，他不能夠再害苦了孩子，她姐隻是在一邊垂淚而已。我問來娣自己的打算，她告訴我，反正插隊是無論如何也不去。我也去了另外的幾家，所見到的也隻是眼淚，悲傷和絕望，對是否會去插隊，所有的回答都是一樣的：絕對不去！
我真的不知道，74年以後，上海還有沒有組織知青去外地農村插隊？我也不知道，來娣最後去了哪裏？
上山下鄉運動就是拆的一泡＂爛汙＂，幾年下來，其臭無比，後患無窮。掩蓋真相，逼迫老百姓將自己的孩子送去下鄉插隊，真是作孽！
【注】：來娣是化名。
一切都是自己無能為力的被安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