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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抒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舉行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屢次將「去年」的舊事重提，抨擊兩位黨的副主席周恩來、陳雲的反冒進」，說他們「右傾」，將他們罵作「促退派」。會後，毛親自審閱批發了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號召批判右傾保守思，「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是「大躍進」這個口號首次出現。毛對「大躍進」這個新名詞十分讚賞，曾說「我要頒發博士學銜的話，建議第一號贈與這個偉大口號的發明家」。（注１：參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虞寶棠的文章。）
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一貫緊跟毛澤東，他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底舉行的市黨代表大會上不指名地攻擊周、陳等人。周、陳的本意隻是說搞建設要量力而行，並不涉及「主義」。柯卻擺出馬克思主義祖師爺的臉孔，在主義上大做文章：「他們總是說這也辦多了，那也辦快了，這也冒進了，那也冒進了。他們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會主義前進了，還是資本主義前進了；到底是社會主義多了、快了、還是資本主義多了、快了。」柯的報告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澤東看報告稿，一看到標題就叫好，於是《人民日報》立即轉載並發表了題為《乘風破浪》的元旦社論。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宣布，蘇聯將在十五年內使鋼鐵、石油、水泥及若幹農產品的產量超過美國。當時毛澤東正在莫斯科，赫氏的豪言壯語觸發了毛的靈感，他當時即表示要緊跟蘇聯老大哥，在十五年內趕上美國的小弟弟英國。「十五年後，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到那個時候，我們就無敵於天下了，沒有人敢同我們打了。」他的這番話贏得了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世界各國共產黨首腦的熱烈鼓掌。
這是個很可愛的口號，並沒有多少經濟知識的劉少奇馬上就接受了。十二月二日，他在全國總工會重複宣布了毛的這個計劃。副總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顯然也喜歡這個令中國人為之振奮的口號，鄭重宣布，屆時中國超過的將是十五年後的，而不是一九五七年的英國水平。這就有點要同蘇聯老大哥並駕齊驅的味道了，因為赫魯曉夫在五七年宣布要在十五年內超過的是「美國目前的重要產品的產量」，而非十五年後的產量。
由於有了「十五年超英」的計劃，毛澤東又想到要是沒有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該計劃可能會更容易實現，為此他恨透了周恩來。五八年一月在南寧市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大動肝火，自稱是「冒進的罪魁禍首」，並且不惜唇舌，二十幾次提到「冒進」，大有不踏倒在地不罷休的氣概。他在會上攻擊周恩來「距離右派隻有五十米遠了」，點名說周「脫離了大多數部長、省委書記，脫離了六億人民」。他甚至拿著柯慶施的文章直指周道：「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來？」周恩來不敢頂撞他，隻好做檢討，承認自己執行的「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二月，《人民日報》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再次鼓吹「大躍進」，而且要「全麵大躍進」：「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躍進。」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又在成都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自稱搞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反冒進則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告示全黨：「我看應采取『冒進』。」
周恩來是政府的管家，是做具體事務的人，他知道鼓吹「冒進」的結果必然是災難。但是此時他隻有挨訓的份兒，完全沒有力量抗辯。會後回到北京，他告訴秘書，五月間中共將召開八大二次會議，他要作個發言。由於「犯了反冒進的錯誤」，發言內容主要就是「檢討」。為了這份檢討，他獨自坐在辦公室發呆，從半夜十二點到淩晨兩點，竟不能構思出一段檢討的文字，其內心之痛苦可想而知。
這時候，再沒有人出頭抵製毛澤東的「冒進」了，有的隻是應聲蟲。如中共遼寧省委就在三月九日號召三千萬人民向「害怕『冒進』的保守思想作鬥爭」，「冒進」由此成了新的時髦。「大躍進」浪潮終於被鼓動起來了，三年人禍就此降臨中國大地。
顧名思義，「大躍進」是國民經濟大跳一步，這對亟欲擺脫貧窮的中國當然是件好事，問題是能否實現，如何去實現。毛澤東本人在政治方麵已將十分心計用去八分，能用於考慮經濟問題的精力實在有限，再加上他戎馬大半生，早年學識僅及於文史，在師範學校讀書時不愛自然科學，甚至抗議校方將自然科定為必修課。他不是經濟專才，無法創造經濟奇跡，但他自己卻不這麽想。他真正相信有了社會主義，「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創出來」。可是作為最高執政者，他卻沒有所謂建國方略，更沒有讓專家學者論證建設方案。他隻是憑他的觀念、想象做指示。譬如，建國之初，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曾對北京市市長說過，將來從這裏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注２：《文匯》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也許這隻是毛興之所至，忽發奇想，說說就忘了，也許是黨內同誌抵製了這個荒唐的念頭，總之這個主意未得實現，否則古都北京早已麵目全非了。毛馬上得天下，仍用馬上那一套治理國家，毫無章法可言。為了發展北京，不惜大拆舉世無雙的城牆。拆得正高興時，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卻冒出一句：「北京城牆不拆也可以。」過了兩個月，他又在黨內的會議上說：「北京的城牆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爛。」於是北京的城牆終於被挖得稀爛，進而平毀無遺了。（注３：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劉仁發言時的插話。）
國家落到這樣一個出爾反爾、不照章行事的統治者手裏，不可能不出問題。本來，一九五八年二月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國民經濟計劃：工業計劃增長百分之十，農業增長百分之六。如果能實現，已是不尋常的躍進了。但是過了一個月，中共在成都會議上就關起門來又按照「大躍進新形勢」另搞了一套，將計劃分別改為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十六點二。一個月前千名人民代表的手就算統統白舉了。不僅如此，毛澤東又信口開河說：「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趕上美國，那就自由了。」（注４：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李井泉發言時的插話。）到了五月，他大概被自己鼓動出來的大躍進新形勢弄昏了頭，又改口道：「可能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就可以趕上美國。」（注５：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他的根據則是「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首創精神」。
周恩來、陳雲已被迫保持緘默。毛對於自己這出獨腳戲似乎也有點忐忑，他在會議上自問道：「這樣設想，是不是狂妄？」但旋即否定道：「不是的，我們不是狂妄份子。」不過，他的頭腦還算清醒，當即通知新華社：「我說的這些可不要登報。」
一九五七年中國的鋼產量是五百三十五萬噸。毛澤東在這一年十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話尚不離譜：「再搞五年就可以超過一千萬噸或者稍微多一點。」而到了第二年五月，他的思想便躍進了：五八年八百萬噸鋼，「明年一千萬噸鋼，後年一千七百萬噸鋼，世界就會震動」。（注６：同注５。）到了六月中，他更大躍進了，他將他的兼職秘書，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叫去，說當年鋼鐵應當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即比五七年翻一番。（據劉瑞哲《大躍進史考》一文說，翻一番最初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建議，毛說了句「乾脆一點吧」，就決定了這個計劃。）第二天李將毛的意告訴冶金部長王鶴壽時，王隻是驚訝，卻沒有膽量去告訴毛：要煉出這麽多鋼，需開采多少煤，建設多少座煉焦爐，多少座鐵礦，增添多少個火車車皮，電力從哪兒來，建煉鋼爐的鋼哪兒來．．．毛本人是不想這些問題的，他隻是不喜歡八百萬噸，即比五七年的鋼產翻半番的計劃，盡管那已經是建立在沙灘上的計劃了；他喜歡翻一番，而且相信能夠做到。正如兩年前鄧子恢隻同意一年內將合作社的數目增加一半，而他堅持要翻一番那樣。那次，他做到翻一番，而且將鄧批判得從此在中央失去了發言權，成為無足輕重的角色。現在，「精神變物質」，「觀念創造文明」，「思想上有鋼就有鋼」（艾思奇語）這一套哲學占據了他的大腦，再沒有人能將他從這個邏輯中拖出來了。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又指示全國各大區建立各自的「完整的工業體係」，於是各省立即開始大辦各種工廠。農村中口號就更多了：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大辦學校，大掃文盲，大搞衛生，大搞科學．．．凡是想得出來的可以冠上一個「大」字的口號，喊得越多越光榮。譬如，毛澤東的家鄉湘潭縣要大辦」水泥廠，可惜沒有生產水泥的設備，隻有幾座土爐子，於是就動員婆婆姥姥一齊上陣，用雙手搓黃泥石灰團，供工廠燒製成水泥。湘潭市的街頭上豎起了巨型宣傳畫，寫上豪言壯語：「一個婆婆，十個團團；十個婆婆，百個團團。婆婆成堆，水泥成河。淹死美國佬，婆婆笑嗬嗬。」也是湘潭人氏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聽說此事，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唉！這是勞民傷財瞎吹嘛！」
另一位政治局成員康生（候補委員）則與彭相反，到處做報告鼓吹「大辦」。他要北京師範大學的每一個班辦一座工廠、一所學校，要農業大學每一個班辦一所農業中學、技術學校、拖拉機訓練班等。
凡是「中央首長」鼓吹的，下麵都會積極去辦。如河南省遂平縣一個公社便辦了七所學院，全縣說是共辦了「大學」、「專科學校」五百七十多所。
此時，各地報刊也在為「大辦」胡謅亂吹。江蘇省委辦的《新華日報》七月七日報導：丹陽縣兩天辦了四千多個工廠，全縣計劃辦廠兩萬五千個。過了一個星期，又報導說鎮江地區辦廠十萬個。甘肅省說是辦了二十二萬個工廠。河南省更神，辦了「一百三十萬個中小型工廠」。（注７：同注１。）
領袖發熱，下麵發燒。冶金部長王鶴壽在幾天之內就燒昏了頭。該部竟於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向中央報告說，明年鋼產量要翻兩倍，達到三千萬噸，四年後達到八千至九千萬噸，把中央的「七年超英」改成了三年。如果說毛澤東缺乏經濟知識，世人不難理解，至多說是獅子大開口罷了。連冶金部部長也不顧專家的意見，鬥膽向中央開出這種癡人說夢般的包票，其無知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毛澤東。
部長們是中共的職業革命家，中共用這些人而不是專家去治國是必然的。專家在中共的主要領導人眼裏從來就是可有可無的角色。如王鶴壽向中央報告一九五九年要產鋼三千萬噸後的第八天，劉少奇對《北京日報》社長、總騙輯說：王鶴壽當冶金部長，他也不是專家，但搞兩年他會了。要是一個煉鋼專家當冶金部長就不行。經濟學家馬寅初當財政部長，一定當不了。他當大家都沒飯吃。」由此可知，中共五八年的胡鬧幾乎是必然的。
自然，也不是人人都燒昏了頭。電力工業部便頂住了風行全國的吹牛皮放大炮的浪潮。副部長李銳自持是毛澤東的秘書，在部長劉瀾波的支持下給毛去信，坦述己見。事後毛見到劉，「半打趣地」（李銳語）指著他說：「就你沒有出息。」「沒有出息」可不是笑語，一年後李銳在廬山成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而被打倒，隨後被送到北大荒去勞動。劉因一貫不愛開口說話，幸免於難，可是在幾年後的文化革命中卻被抓去坐了牢。按現今政府總理李鵬的說法，劉在獄中「整整渡過了漫長的十個春秋」。
毛澤東說鋼產量要翻番，本屬厥詞。如果中央政治局不予肯定，災難還不會那麽大。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間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卻將這枝雞毛當了作令箭，作為會議的決議告示全國，而且認可了治金部報告中的滿紙胡言，決定在五九年生產三千萬噸鋼。但是直到五八年八月底，全國總共才生產了四百五十萬噸鋼，（注８：《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頁。）打死冶金部長也多不出一根鋼錠來。要是完不成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毛的麵子往哪裏擺？於是中央決定號召全民大辦鋼鐵，簡稱「全民煉鋼」。十月，中央召開各省電話會議，說一千零七十萬噸鋼一定要完成，不能打折扣，災難就從這裏產生了。
共產黨組織之嚴密天下第一，無微不至，無遠弗屆。大小幹部們的法律知識、經濟知識可以是零，貫徹上級指示卻效率奇高。因此，在一九五八年的最後幾個月，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景象：隻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大煉鋼鐵」。
國家計劃委員會應是經濟專家的大本營，是運籌決策的地方，可是那裏也有「煉鋼爐」。煉的什麽鋼？不妨記在這裏：他們將好端端的鐵絲網拿來，不計工本地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投進爐子，燒成一塊一塊的鐵疙瘩，然後紮上紅布條，畢恭畢敬地捧到領導那裏去「報喜」。
文化部除動員千萬文藝家謳歌大躍進之外，還要直接對煉鋼有所貢獻，成立了煉鋼的指揮部，由副部長、文學家夏衍親任指揮。
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兼任省軍區的第一政委，他竟下令省軍所屬部隊和駐紮在安徽的野戰部隊的所有連隊都搞小煉鐵爐。
外交部同金木水火土全不沾邊，竟也以煉鋼為己任，在部大院裏築起了土高爐，除了糟塌錢財外，一無所獲。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自東北回京，看到那「煉鋼」的情形，立即製止，才結束了外交部煉鋼的荒誕行為。盡管因此受到國家機關黨委的批評，說外交部煉鋼不積極，他還是頂住了，未讓那些爐子重新點火。
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馮基平也頂住了「全民煉鋼」的壓力，堅決不幹。他事後對他的孩子說：「我親眼去看過，那叫煉鋼麽？像炒豆腐渣似的。我頂了。任別人搞得轟轟烈烈的，我們有我們的事情，不去湊那個熱鬧！」
但是，愛湊熱鬧的人確實不少，連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家的院子裏也砌上了爐子。在宋的支持下，秘書、花匠、廚師一齊上陣，成了「鋼鐵大軍」中的一員。
包頭鋼鐵公司是一家大型企業，當然應為「鋼鐵翻番」作較大的貢獻，可是它不花大力量去改進大生產，卻派人在國共內戰時留下來的碉堡裏大搞其「土法煉鋼」，還興致勃勃地請聶榮臻元帥參觀，結果挨了聶的批評。
京郊的石景山鋼鐵公司（即後來的首都鋼鐵公司）也想搞土爐子，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劉仁警告他們：「不許把國家僅有的一點好鐵炒成廢鐵。」他跑到清華大學，見那裏也在大炒其「土鋼」，便批評道：你們不要這樣搞了，你們有冶金係，完全可以搞點洋的嘛！」
湖南省一度發動四、五百萬人煉鋼，連省委的大院裏也築起了土煉鋼爐，但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對此表示「非常擔心」。他將中學時代的同學、漣源鋼鐵廠的總工程師吳鑒光請去，一起察看省委院內的土爐子，請吳發表意見；之後又將另兩位省委書記請來，再度請吳談看法，遂共同決定停止土法煉鋼，將全省大多數的土高爐停掉，避免了一大筆損失。
但是張聞天、馮基平、周小舟們是擋不住潮流的。九月底的《人民日報》發布重要新聞，報導了毛澤東在月中「巡視大江南北」的情況：在武漢，毛「看了第一紗廠的小高爐出鐵」；在安慶「看了安慶一個中學的小高爐，看了由機關辦的小高爐群」；「在汽車道上，毛主席看見了要走幾十公裏或者幾百公裏路到有鐵礦石可找的縣份去挖礦、煉鐵的人流。」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毛澤東一定是人類文明史上唯一能親眼看到浩浩蕩蕩的大軍步行幾百公裏去「找」鐵礦石的壯觀場麵的執政者。到了合肥，他便興致勃勃地揮筆題詞：「沿途一望，生氣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一回北京，他便告訴記者：「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眾很大的幹勁．．．但是就全國來說，有一些地方．．．對於發動群眾的工作還沒有做好．．．還有一些同誌不注意在工業方麵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們把在工業戰線上搞群眾運動說成是『不正規』，貶之為『農村作風』，遊擊習氣』。這顯然是不對的。」（注９：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對記者的講話。）
毛澤東的訴諸報社記者這一招十分有效，不讚成這樣蠻幹的人不吱聲了，全國上下立即變本加厲地大幹起來。讓我們來看看一九五八年各地的幹部如何發瘋吧：
《人民日報》十月十二日的社論說：「河南省六百萬人煉鋼煉鐵。」
新華社十月十三日電：四川省有「八百萬鋼鐵隊伍」。
《雲南日報》十月十五日報導：全省「三百萬大軍」「向鋼鐵銅前線總攻擊！」
新華社十月十七日報導，「山西省有二百多萬鋼鐵新戰士」，「開赴各山區，參加建爐、采礦、運礦石。」
全國二十多省，無一甘落人後，都在這樣不顧一切地蠻幹。
湖南省新化縣建造了兩千四百座煉鐵爐，據新華社十月十八日報導，其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八能正常出鐵」。這個「正常出鐵」的數字肯定是假的，因為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盧山會議上，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發言說，湖南五八年搞了五萬個土高爐，其中有兩萬個從未點個火，何況點了火也不等於就能正常出鐵。
廣西忻城縣集合「七萬人采煤大軍」，「在十九個小時內，用土法采煤六十多萬噸」。經廣西區黨委、柳州地委、忻城縣委分頭查算，「證明數字完全正確」。報社報導這則新聞時，似乎並未想過，這個數字乘以三百六十五，大約就是當時全國的煤炭產量了。
越往後牛皮就吹得越不成樣子。新華社十月二十九日電：河南省當天六百七十萬人上陣，日產一百零五萬噸鐵，一萬一千噸鋼。第二天奇跡再度出現，日產一百三十三萬噸鐵，十萬三千噸鋼。
一個省一天生產十萬三千噸鋼，而全國全年計劃才一千零七十萬噸，可見撒謊也是要有點勇氣的。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牛皮狀元恐怕得屬下麵兩則消息：
一、「廣西鹿寨縣衛星衝破天，一天產鐵二十萬噸，等於國家分配給廣西的全年生產任務。」
二、「湖南宜章縣梅田人民公社，煤炭巨星上青天，日產原煤逼近三十萬噸。」
這些都是官方新華通訊社發出的電訊，是那些省、縣、公社的幹部炮製這些假數字，騙過了記者，還是記者同他們合夥搞了鬼，如今已無從查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兒們是這些牛皮新聞的主要炮製者。
全國究竟有多少人去煉鋼呢？毛澤東後來說是「六千萬人上陣」，「幾千萬人上山」（找礦），那指的是被迫置農田於不顧的青壯農民，如果加上城裏的機關、學校、軍隊，那麽至少是八、九千萬，近一億人。
煉鋼首先要有鋼鐵築煉鋼爐，在這之前還必需有高爐將鐵礦石煉成鐵水，這又需要焦炭、石灰石、鐵礦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使一億人都是冶金專家，兩手空空也就隻能坐等天上掉鋼錠下來。怎麽辦？我們國家曆史悠久，地大物博，主意就往這兒打。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讀過一點曆史的人，都知道河南省境內的函穀關。自漢以降，兩千年來，它一直與中華民族的生存息息相關。西漢時它是護衛京都長安的東大門，東漢時為京都洛陽的西部屏障。三層雄關高達二十丈，直到一九二六年北洋軍閥在爭權奪利之時尚且想到它，特斥資重修。但到了一九五八年，當地的縣委書記為了表示效忠中央，帶頭煉鋼，提出要建「書記爐」。可是這位書記沒有磚廠燒磚，如何砌築煉鋼爐？他看上了函穀關，提議扒用函穀關的磚。左右勸阻：「那是古跡。」他將眼一瞪：「什麽古跡？古跡也要為鋼鐵元帥升帳服務！」隨之一聲令下，調來一批學生，幾乎把關上的兩層樓閣扒拆一空，樓上兩千年來積存的碑刻等文物就此被一掃而光。
人說文化浩劫始自一九六六年，甚實早在一九五八年就開始了。甘肅省武威縣自唐代起即為西北第一重鎮，以大磚築成的城牆十分壯觀。它雄峙千年，竟也在煉鋼鐵聲中毀於一旦。至於全國共拆了多少古建築，那就很難查清了。
一九五六年時，浙江省龍泉縣的副縣長為了城建需用磚石，決定「古為今用」，將本縣宋代和五代的兩座古塔拆毀，磚拿去蓋房，塔內所藏的一百餘卷唐宋寫經、彩色佛像畫全付諸一炬，翻出的幾十斤古錢、銅塔則全部作為廢銅爛鐵賣給了供銷社熔成了塊塊。事後，此人總算遭撤職的處分。但到了五八年，黨中央發號召，全國上下一齊亂來，就無人為這類罪行受罰了。
遍布全國的拆風，風源始自中南海。毛澤東自有他的邏輯：「北京的城牆保存一千年，千年以後還是要拆。」（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一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拆除城牆，北京應當向天津、上海看齊。」（注１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謝富治發言時的插話。）
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執政，中國隻是換了一個政府而已，並沒有因此而更換它的主人。祖先留下的財產應不屬於任何一屆政府，可是許多中共官員以為他們揮舞著「全民所有」的旗幟，喊著社會主義的口號，便有權任意處置中國土地上的任何東西了。拆函穀關的新安縣委書記和拆龍泉古塔的龍泉縣副縣長，不過是其中的兩個小角色罷了。
拆古跡是為了取得築煉鋼爐用的磚。且不說普通的城磚並非耐火材料，即使砌成「土高爐」也燒不到足夠的溫度，煉不出合格的鐵水。就算爐子合格，燃料從何而來則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中國曆來缺乏燃料，當時即使正牌的鋼鐵廠，燃料供應也不充足。張聞天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說：「像石景山鋼鐵廠這樣的重點企業，也因缺煤而要停產。」那麽，全國千千萬萬個土爐子拿什麽來煉鐵煉鋼呢？
有本事的能搞到一些煤，但是煤需要在煉焦爐裏燒成焦炭後方能使用，而建個煉焦爐至少也要一年半載，於是便出現了世界鋼鐵工業世上前所未聞的怪事：「沒有煉焦爐，就堆在地上燒，結果大部份煉焦煤（指優質的、可用於煉焦的煤塊——作者注）被白白燒掉。」這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受周恩來委托外出調查，從北京到上海一路所見。
有正規煉焦爐的鋼鐵廠因缺煤而停產，沒有煉焦爐而有煤的卻沒日沒夜地將煤白白燒掉，這是發生在城鎮中的事。農村呢？農民是無處可買煤的，但他們有伐薪燒炭的傳統。古時候打造兵器不就是用木炭作燃料的嗎？於是全民煉鋼立即演變成了全民伐樹。欲知這全民伐樹的後果，看幾個例子就知道了。
湖北省英山縣有個生產大隊擁有上百座山頭。「大躍進」之前，兩人合抱的樟樹、楓樹比比皆是。為了煉鋼，砍樹燒炭，幹得如此徹底，以至當黨支部書記從公社將紅旗扛回來時，上百座山上已打不到一棵可以掛旗的樹了。
樹木不足的，經濟林也砍。湖南古丈縣，是重要的桐油產地，一九三五年產量曾達三百五十萬斤，可是「大躍進」後的一九六○年卻一下子跌到了二十五萬斤。
平原地帶樹不多的地方就更遭殃了。河北省涿鹿縣有個八十多戶的三堡村，為了煉鋼將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喂了土高爐。果樹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暫無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點著火的，統統投進爐膛去「煉鋼」了。砍光了果樹，欲將果園改造成為麥田，但那是一片山坡沙土地，種不成麥子，結果丟荒，任其成了草叢，兔子窩。
毛澤東在長沙讀書時的老師、紅軍長征時最年長的徐特立，當時已是八十二歲的老人，兩年前回過湖南老家，一九五八年底再度返鄉時發現，昔日蔥蘢的丘陵，黃泥裸露，林子全毀了。因此當公社黨委書記向他匯報「躍進戰果」時，他問道：「山上的樹哪裏去了？」書記隻好實說：「燒炭煉鋼鐵。」徐特立搖頭歎氣：「我們不能毀祖宗山，作子孫孽呀！」他回京後即給家鄉寄去了兩千元錢助其植樹。
一九七一年初，葉劍英元帥回到老家廣東梅縣，對地區幹部說：「我離家半個世紀．．．．家鄉的路還是半個世紀以前的路，田園房屋還是老祖公留下來的，沒有變；隻有一樣變了，就是山光了。」他還對陪同的省委書記王首道說：「這對不起後代人呀！」
彭德懷元帥一九六一年底回湖南湘潭老家，指著光禿禿的山頭對隨行人員說：「你們看，山上都是和尚腦殼，繩子一扯無牽掛，森林全被破壞了。」「過去兩邊都是叢林茂密，如今光了，真可惜！」
四川農民以能吃苦耐勞著稱，千萬名青壯農民被公社調到有鐵礦的地方，用人力車、雙肩挑的辦法將礦沙自百裏外弄來，日以繼夜地燒。資中縣本是林海，一個「大煉鋼鐵」就把許多山頭搞禿了。鄰縣的縣委書記不肯為煉鋼毀林，被撤了職。川西平原銀廠溝，為了煉鋼砍伐了整整三萬畝竹林。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千古絕唱《阿房宮賦》使我們相信，四川的森林在秦始皇時代曾經遭受過一次大難。但蜀山的木材畢竟換來了一個巨大的宮殿，若不是毀於秦末造反大軍點的大火，留在至今可能是世界一大旅遊勝地。但二千二百年後，四川的森林竟在毛澤東時代又一次遭難，焚燒的木材換來的僅是無數毫無用途的鐵疙瘩。又過了二十年，大自然的懲罰來到了。一場大兩降臨十分之九為山地的四川，沒有足夠的森林存蓄、阻擋雨水，山洪一瀉千裏，半個四川變成了水鄉澤國，房屋倒塌，人畜傷亡，貌似天災，實為人禍，禍根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歌樹。（這裏應當給浙江臨安縣的中共書記們記上一筆，大煉鋼鐵時他們曾明令「天目山上的樹一棵也不能砍。」，今天天目山風景區芳草不老、森林長綠，自有他們的一份功勞。）
一九五八年全民砍樹的惡果幾十年後仍在影響國民經濟。中國有三分之二的農村散布在山區，山區砍了樹，災難也就來了。解放軍中唯一的女將軍李貞在一九八○年回到江西老家，發現鄉親們十分貧窮，村幹部把原因告訴了她：「當年後山上有數不清的幾個人都合抱不過來的大樹，前山上碗口粗細的樹也密密麻麻地長滿全山，但是『大煉鋼鐵』以後全給砍光了。」「山禿了，地也貧了。下一場大雨，泥沙都衝進田裏，肥田變生了，能不貧嗎？」
全民砍樹一事，毛澤東自然知道。但他的思維方法是獨一無二的。「今年大搞小土群（指一群一群的土製的小煉鐵煉鋼爐——作者注），有人說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費。」他在十一月間舉行的鄭州會議上對此說表示不同意，他認為反而是「大為節省」。他的邏輯是：「幾千萬人上山，又查出資源，又得個經驗。這是收入。」（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在第一之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明明是無理狡辯，，可是竟鎮住了黨中央的同誌。陸定一也好，周恩來也好，都沒有勇氣戳穿毛的詭辯。
幾千萬農民，大多數隻識得幾個字，相當部份沒有文化，又沒有起碼的儀器、工具，即使將青山踏遍也未必能查出山肚子裏的鐵礦。不過找不到鐵礦不等於煉不成鋼。「大躍進」時人們就將各種各樣的鐵器拿回爐煉一煉。這樣，最新式的「煉鋼法」就在中國誕生了。
北京人將暖氣管拆掉、砸碎，填進「小土群」的爐膛裏，等熔到八九分時往外一倒，就煉成了「土鋼」，這效率比國家計委裁鐵絲煉鋼高得多。上海洋建築多，有的是鐵門，黃浦江邊的外灘還有一圈鐵鏈圍住花草，這些都可以取代鐵礦石拿去煉一煉，於是它們陸續變成了牛糞堆似的「土鋼」。一般百姓家裏多少總能翻出幾斤鐵器來，於是雲南昆明市組織了六、七萬「兒童團」四處尋找廢鐵。至於他們尋獲的戰利品中有多少是有用的鐵器就無人知曉了。
身為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到甘肅武威步兵學校視察，發現全校官兵一齊在煉鋼，無一人在搞軍事訓練。在他所住的招待所裏，服務員們向他訴苦：老家的房子被拆，果樹被砍，木料全部都煉鋼燒了，連家裏的鐵鍋也被收走砸掉煉了「鋼」。彭回京的火車路過河南省時，正值夜晚，處處爐火衝天，車流不斷。他伏在車窗口看了許久，自言自語地說：「不行！這一把火會把我們的家底燒光！」於是他決定回鄉調查一番。年底他回到湖南老家，發現村子裏也有「煉鐵廠」，不過除了從老百姓家裏強行收來、已經砸碎的鐵鍋外，所見隻是一堆堆的鐵疙瘩。
河北省高陽縣有個邢南鄉，曆來家家戶戶以織布換糧為生，當官的為了向上級獻忠心，竟把全部織布機都砸掉煉成了鐵坨子。
由此可知，一九五八年的全民煉鋼又演變成了全民砸鐵器、全民砸鐵鍋，比兩千多年前秦始皇收繳全國民間鐵器做得更徹底。當年秦始皇用收繳的鐵器隻鑄成了十二對金人，大約收走的隻是首都鹹陽附近地區的鐵器而已。但如今全民煉鋼，共產黨的命令下達到白山黑水，天涯海角，那造成的破壞就真正「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了。
軍隊作家李延國在他的紀實文學《中國農民大趨勢》中告訴我們：在他的山東老家發生的「人類曆史極殘酷的一幕」：「奉命來收鐵鍋的人抬著筐走進我家，從古老的灶台上摘下了鐵鍋——那是父親去世的頭年冬天，帶我到市上用地拱子小車推回來的——用媽媽編草鞋掙來的錢。鐵鍋在院子裏就地砸成了碎片，嘩啦嘩啦被放進抬筐裏．．．那一瞬間，我看見了媽媽眼裏含滿了淚水。」
鐵器不夠，別的金屬製品也可以拿來湊數，人們相傳用了數代的銅臉盆、銅湯婆子、掛蚊帳用的銅鉤子也交出來，同鐵鍋、鐵鏟一起送進了土爐子。
我們不知道秦始皇收繳天下鐵器時遭遇過什麽樣的抵抗，我們隻知道毛澤東的全民砸鐵鍋沒有遇到抵抗。百姓抵抗不了當權者，默不作聲地任人糟蹋。一個政權將人民控製得如此服貼，不能不說是極大的成功，而這種「成功」正是毛澤東時代的特征。
後人當然會問：難道中共百萬基層幹部就真那麽愚蠢，連「建設」與「破壞」都弄不清了嗎？當然不是。可是上級每日都在催報煉鋼的數字，他們明白上級關心的隻是數字，並不關心鋼的質量，甚至並不指望用那鋼去辦什麽大事，說穿了不過是在玩數字遊戲。遊戲大家會玩，隻要將三斤重的鐵鍋砸掉、燒化，就完成了煉鋼三斤的任務。你光榮我也光榮，你戴紅花我扛紅旗，何樂而不為。至於貧苦婦人一把一把地編織草鞋，日積月累，攢錢換來的鐵鍋，頃刻化為烏有，關那些幹部們什麽痛癢。
一九五八年的中國，通訊並不發達，許多地方連電話也沒有，可是砸鐵器煉鋼的法子不逕而走，幾乎同時在中國的各個角落出現。
作為這場運動的總指揮，毛澤東本是全民砸鐵器的始作俑者。在八月的北戴河會議上他就指示說：「要拚命幹，上海有十多萬噸廢鋼廢鐵回爐。要大收廢鋼廢鐵，暫時沒有經濟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可以拆除．．．」寧波、膠東是中國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工業雖不發達，鐵路決不至於沒有經濟價值。毛澤東自己走火入魔，一味蠻幹，又擔心百姓反對，便補充一句道：「要向幹部和人民講清楚，首先保證幾件大事，才是萬年幸福。」（注１３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的講話。）
連鐵路都可以拆，上海外灘公園的鐵鏈也就沒有不可拆的道理了。一九五九年初，上海市一個體育場的跑道內外堆滿了近一人高的牛糞狀的「土鋼」。它們的前身也許是一千座鐵門，一萬個鐵窗，十萬根鐵鏈．．．
黨中央隻是指示工業生產要「以鋼為綱」，到了下麵，文思敏捷的幹部將之改為生動的文學語言：「鋼鐵元帥要升帳」，各行各業要為「鋼鐵元帥讓路」，「為鋼鐵元帥護駕」。於是又出現了另外一些怪事。如武漢小型拖拉機廠成立才幾個月，農民們正盼著拖拉機開進自己的村莊，該廠黨委竟然決定拖拉機應當為元帥讓路，停止生產，改為生產煉鋼設備。他們這樣做，並非因為受到上級的壓力。他們主動、自覺地那樣做，因為反正生產拖拉機賺錢或改製煉鋼設備而賠本，都是國家的事，他們自己絕不會因此而蒙受損失。
拖拉機不生產不打緊，反正我們有幾千年趕牛耕田的傳統，耕牛不足，我們有的是鋤頭，所以這種「讓路」不會造成多大的損失。但有些情形就不同了。譬如當時中國最大的水力發電廠東北豐滿廠把發電設備拆了去搞土高爐，頭腦正常的人無論如何沒法理解。該廠的總工程師、現今政府總理李鵬一九八四年在《人民日報》上著文說：「我對『大煉鋼鐵』．．．這些做法想不通，又不敢對別人講」，隻能私下對電力部部長劉瀾波說，「他聽了我的話，長時間沉默不語。」堂堂一個政府部長，對屬下一間廠的胡鬧行為竟無力製止，連表示異議都要斟酌一番，可見當時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災難的蔓延了。
由於政府總理周恩來怕再度被毛批為「促退派」，對於「大煉鋼鐵」隻好表示積極。國務院將全國分成若幹片，八位副總理各領導一片的煉鋼運動。十月一日國慶節遊行時，周甚至在天安門城樓上指著遊行隊伍裏的土高爐模型對朝鮮代表團團長說：「我們生產那麽多鐵，主要就是靠這些爐子。」
政府不靈，黨組織呢？陸定一身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實際控製全國所有的報紙、雜誌、電台等一切新聞媒介乃至文藝、教育機構。他受周恩來委托外出轉了一圈之後，已經完全看清這場全民煉鋼運動是一場禍害。但是，在「輿論一律」的中國，他自己卻不能與他控製、製造的輿論相對抗。當無數的通訊報告、散文、詩歌將那「遍地火光」描繪成美麗的圖畫、新時代的曙光時，當大大小小的報紙、電台無一例外地為瘋狂行為搖旗呐喊、推波助瀾時，這位宣傳部長卻找不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種宣傳工具來揭露「大煉鋼鐵」的荒誕無稽。在「輿論一律」麵前人人平等，部長先生也不例外。他等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在《人民日報》上披露當時親眼所見的煉鋼的農民所過的生活：「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沒有地方住，在地上挖個方坑，在坑裏鋪上地鋪，被褥都是濕的．．．」從陸定一的描述來看，那些民工們過的生活決不會好過被秦始皇徵去修阿房宮、築長城的萬喜良們。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毛澤東已經認為勝券在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飄飄然起來。他說當年鋼產量不僅可以翻一番，而且「可能搞一千二百萬噸」。「明年是基本上趕上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以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十五年計劃，兩年基本完成，誰人料到？」（注１４：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至於美國，毛當時最新版本的豪言壯語是：「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注１５：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致劉少奇、陳雲等人的信。）
美國是可以被超過的，正如一千前世界第一的中國後來被西方超過一樣。問題在於，用毛澤東的「大躍進」、「大煉鋼鐵」這種方法追趕發達國家，猶如南轅北轍，永無趕上的一日；不僅趕不上，而且造成了空前的災禍。就在毛澤東神采飛揚地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誰人料到」時，他自己實在沒有料到，災難已經越過地平線了。
這時，黨的領導人中至少有一個人看清楚了形勢的嚴重，這就是彭德懷。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達湖南平江。三十年前，他三十歲，在這裏率領國民黨政府軍的一個團起義，參加了共產黨的隊伍。這個縣有五萬多人跟著他參加了紅軍，全縣在革命中犧牲的人共近二十萬，包括他的兩個弟弟。一九二八年該縣有七十五萬人，到五八年人口尚未恢複，仍不足六十萬。人民付出這樣的代價，當然是為了子孫能過上好生活，但是他們失望了。在彭德懷召集的當年起義的老紅軍座談會上，老戰士們紛紛表示對大躍進、大煉鋼鐵的不滿。一位叫黃杜芳的殘廢軍人甚至告訴彭，再這樣下去，「老百姓可會造反了」。會快結束時，黃遞給彭一張條子，彭回到住處展開一看，隻見幾行工整漂亮、書法甚佳的毛筆字，是一首步漢代民歌《小麥謠》韻的小詩：「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嚨胡。」
老紅軍黃杜芳文化不高，不可能寫這手好字，也不可能讀過古文，因此這大概是鄉間一位秀才寫了托黃呈彭大將軍的。《小麥謠》的原文是：「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兩千年前，漢王朝頻受遊牧民族侵擾，不得不派大軍長駐西土，致使婦女稼禾，人民苦甚。而今曆史重演，卻不是為了抵禦外敵，而是要在一年內鋼鐵翻番，這實在是史無前例。第二天，一位公社負責人向彭匯報，大講其煉鐵煉鋼，彭忍不住打斷了他：「你們煉鋼又沒得煤，全靠木炭，一下子把山上的樹都砍光了。農民怎麽生存喲！我勸你們不要搞了。」
可惜的是，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彭大將軍」無力改變這個局麵，無法阻遏行將到來的災難——盡管後來他真的應老戰士之請，為人民「鼓嚨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