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按照哪一種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印度都應該比中國經濟發達,因為印度具有以下一些西方流行經濟學理論特別強調的對於經濟發展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特征:
1.政治上是普選民主製度,曆史上長期采用的是英國人幫助建立的法律體製;
2.私有產權保護比中國完善和徹底;
3.作為英國以前的殖民地,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響曆史悠久;
4.獨立建國時間更長(1947 年);
5.語言優勢(英語是印度官方正式語言,是第二母語)
6.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和更多的年輕人口;
7.受西方教育的精英人士更多,對國內經濟政策影響更大;
8.具備非常好的地緣政治優勢,獨立以後很少受到西方國家經濟製裁;
9.大統一的專製傳統文化比中國更弱。
具體說來,印度是一個幅員遼闊、地形多樣、資源豐富的南亞國家。印度西北部的塔爾沙漠和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協同工作,形成了對文化和經濟發展都十分重要的季風區。
在北方,莫臥兒帝國的地標包括德裏的紅堡建築群和巨大的賈馬清真寺,再加上阿格拉標誌性的泰姬陵陵墓。印度也是佛教和印度教的發源地。朝聖者在瓦拉納西的恒河裏沐浴,瑞詩凱詩是瑜伽中心和喜馬拉雅登山與徒步旅行的基地。
喜馬拉雅山作為地球上最高也是最龐大的山脈,阻止了青藏高原和北亞中亞地區的寒冷的大風的湧入,使得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區保持溫暖,即使在冬天也隻有溫和寒冷,印度平均降雨量豐富,特別適合農業和人類活動,因此印度的文化底蘊深厚,其燦爛文明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
印度地形圖(圖/穀歌地球)
印度目前的人口已經超過13億,與中國比肩,而且更加年輕,出生率更高,很快就會領先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印度還是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耕地大國。盡管印度的國土總麵積僅是中國的三分之一,但印度的可耕地麵積卻比中國大得多,多出54%。
印度在獨立建國以後立即實行了普選民主製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印度精英階層大多都會英語,而且英語是印度的法定官方語言。在中國一個學生需要花中學和大學一半以上的時間才能學好英語,而多數印度大學生從出生時就開始講英語。
英國在19世紀幫助印度建設了亞洲最為發達的鐵路運輸係統,比中國清朝、民國、毛澤東時期和中國改革開放後的1990年代末期的基礎設施要發達很多,長期領先中國。
印度在西方留學的精英人士比中國人成功,在美國和英國有比華人多得多的醫生和律師。以經濟學科為例:印度海外經濟學家遠比華人海外經濟學家更為出名,而且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沒有。在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和貿易理論方麵,在美國出名的印度經濟學家不可計數,他們中間的出色人物沒有任何一個在改革開放後出國的華人經濟學家能夠相比。
印度的勞動力充沛而廉價。印度2014年製造業的平均工資是每小時0.92美元,中國是3.52美元,比印度勞動力成本高4倍多,目前應該達到印度的5倍有餘。
印度的金融體製比中國自由,股市比中國健全。印度資本市場在美國看起來可能像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點,但經過仔細檢查你會發現,你期望從任何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獲得的東西印度都有。
印度的孟買證券交易所(BSE)自1875年以來就一直存在,而國家證券交易所(NSE)成立於1992年,1994年開始交易。這兩個交易所都遵循同樣的交易機製、交易時間、結算程序等等。幾乎所有印度的重要公司都在交易所上市。兩家交易所競爭訂單流程導致成本降低,市場效率和創新。套利者的存在使兩個證券交易所的價格在一個非常窄的範圍內波動。印度股市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允許外國投資。外國機構投資者及其子賬戶可以直接投資於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任何股票。
印度的土地是私有製而且可以任意在市場上買賣。印度沒有戶口製度,新德裏和孟買的巨大貧民窟就是證明。因此在印度,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三大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的自由流動性遠大於中國。
印度也沒有中國那麽多的國企,比如2003年印度國企銷售總額占GDP的16%,中國占GDP的45%。印度政府對經濟介入的程度遠比中國小得多。
因此,按照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印度幾乎在一切方麵(包括製度、資源、後發優勢和國際外交空間)具有比中國更好的發展經濟的必要充分條件。西方人尤其認為印度的民主、法製、私有產權保護所帶來的絕對製度優勢,是中國望塵莫及的。在新自由主義和新製度經濟學理論看來,這個製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前提、保障甚至充分必要條件。因此難怪所有西方經濟學家和西方政客都從來看好印度的經濟發展,不看好中國的經濟發展。
二、辯駁部分中國學者關於中印經濟發展的看法
很多中國學者也是這樣看的。有觀點認為,中國因為沒有被殖民,因此製度和文化都極其落後,所以造成經濟和科技落後,從而中國的現代化需要依靠西方對中國殖民至少300年以上才能夠成功。然而中國在獨立建國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在沒有被西方殖民統治的情況下,迅速從一個人均收入隻有沙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三分之一的農業國,成為全球最具活力的頭號製造業大國。
相比之下,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的“高低兩大板塊”理論更有說服力,但是仍然不全麵。
周其仁教授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之所以發展很快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前十分貧窮,勞動力十分廉價,而西方十分富裕,勞動力十分昂貴;這樣形成的兩大板塊互補,具有強大的勢能和落差。因此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打開國門與西方接軌,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和勞動分工,使得中國的“後發優勢”立刻爆發出來,產生了中國經濟奇跡。所以中國奇跡沒有秘密可言,不過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結果,因此今後的發展前景依賴於繼續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周其仁教授(圖/視覺中國)
可惜這個理論很不完善。毫無疑問,中國1978年以後的巨大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成功來源於引進市場機製。但是,問題在於這個因素隻是一個必要條件,一點也不充分。比如中國2001年底加入世貿組織以後進出口貿易突飛猛進,而印度卻在1995年初(比中國早將近7年)就加入WTO,並沒有出現中國這樣的經濟奇跡。這是為什麽那麽多采納“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東南亞國家、東歐國家、非洲國家和拉美國家的經濟萎靡不振,看不見中國這樣的巨大經濟活力。
按照周其仁教授這個“落差”理論,印度也很貧窮,年輕勞動力比中國還多,而且比中國勞動力還要廉價,私有化比中國徹底,民主自由化比中國高,法律製度比中國還要健全,而且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具有比中國還要好的外交、文化和政治關係,因此印度這個巨大板塊與西方這個發達板塊接軌以後應該產生比中國奇跡還要偉大的奇跡,比中國還要發展得更好、增長得更快,科技創新能力更加強大。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可見周其仁教授的理論很不全麵,沒有看到西方經濟學所強調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以外的東西。應該知道,全世界那麽多落後國家都一直企圖通過“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來發展經濟,而且搞“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時間比中國還要漫長和徹底,但是很少成功。為什麽?周其仁教授的“落差”理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按照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的觀點,中國由於過去2000多年的大統一專製傳統,人民沒有自由,因而沒有也不可能產生任何世界級的科研成果和技術創新。言下之意,張維迎教授不認同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李約瑟關於中國過去2000多年以來(尤其是唐宋時期)的遙遙領先於世界文明的燦爛科技文明和經濟成就的相關研究成果。
張維迎教授(圖/視覺中國)
如果中國2000多年來的大統一專製製度極大地限製了中國今天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經濟發展潛力,而同樣人口大國的印度沒有這樣的限製,也沒有科舉考試傳統,還具有與古希臘媲美的古代數學傳統,豈不是印度應該比中國更加發達,科技創新能力更強,經濟發展水平更高?
然而,印度的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比不過中國。印度目前比中國窮。
印度目前仍有48%的人口沒有廁所,2.374億人沒有用上電,占人口18.3%;而中國目前隻有120萬人沒有用上電,占人口0.00086%(萬分之8.6)。印度的發電總量和人均電力消費量都隻有中國的1/5。
印度的主要糧食作物(稻米和小麥)產量遠低於中國,隻有中國的60%。印度的蔬菜和水果產量隻有中國的三分之一。輕工業最重要的原材料和農作物之一是棉花,而在棉花生產方麵,中國的原棉產量比印度高出40%以上,中國的棉花畝產量是印度的2.5倍左右。
中國農業總體上的機械化率2014年是60%。相比之下, 印度農業總體上的機械化率則遠低於50%。在2014年,中國三大農作物中,小麥生產已經93.7%機械化,玉米生產已經79.8%機械化,大米生產已經73%機械化。農業機械化的最大難關是栽培;中國農作物栽種的機械化率為49.2%,印度是29%。
如何解釋中國農業相對於印度更大的成就?按照傳統西方思路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們可能會說中國農業的巨大成就的唯一答案就是農村土地改革將土地從計劃經濟推向了市場化和私有化。但是這個答案不僅不全麵,而且具有誤導性。與中國相比,印度農業的私有化率卻是100%,而中國目前仍然沒有將土地私有化,那印度農業為什麽沒有中國農業表現出色?不是說隻有私有製才是最佳的產權製度、才最能刺激生產積極性嗎?
2017年10月29日,印度齋浦爾,當地村莊Nindar的村民坐在坑中示威,抗議齋浦爾發展局征土地。(圖/視覺中國)
我們知道農產品中利潤率最高的作物是蔬菜和水果,而在這個方麵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差距最大。中國的果蔬生產從1980年的6000萬噸,飆升到2003年的4.5億噸;相比之下,印度的果蔬生產在1980年與中國接近,有5500萬噸,到2003年隻升到1.35億噸,比中國少了整整3.15億噸。
中國的農作物構成也比印度更加多元化,其中畜牧業和漁業占比在2005年接近45%,而印度不到30%。中國實際上隻有10-15%的土地適合農業耕作,而印度卻有50%的土地適合農業耕作。但是中國卻開發出54.6萬平方公裏的可灌溉農業土地,灌溉麵積達到40%,而印度隻達到23%。
我們再來看工業。
印度的鋼鐵和水泥產量目前都隻有中國的1/9。全球前10大港口中國就占有8個(其中1個是香港),而印度沒有任何一個港口能夠進入全球前30名。
2016年印度的GDP總量是2.263萬億美金,中國是11餘萬億美金,為印度的5倍。2017年印度人均GDP為1965美金,中國的人均GDP為9482美金,是印度的4.8倍。也就是說,從人均GDP(即個人生活水準)的角度,印度與中國的差距差不多快達到中國和美國的差距。但是從衡量國家總體經濟實力的角度,中國的GDP總量已經快要接近美國,但是印度的GDP總量隻是中國的1/5。也就是說無論從個人生活水平還是國家總體實力的角度,印度都無法與中國相比。
印度建國初期比中國富裕,但是自從建國以後就被中國一直在拉開距離,目前已經遠遠被拋在後麵。雖然目前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暫時超過中國,那麽即使假設從今以後印度GDP的增長率可以長期維持在7.5%,中國為6.3%,那麽印度也需要127年以後才能趕上中國。
這些數據說明把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簡單地歸功於“私有化”是有失偏頗的。中國清朝的土地私有產權製度比同時期歐洲還要好,但農業生產力卻十分低下。民國時期推翻清王朝後也繼續保留了以前的土地私有產權製度,然而農業生產力仍然十分低下。但是另外一方麵,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農業和製造業的經濟成就的確又與引進市場因素密切相關。
這說明什麽?說明“私有化”並不自動意味著“市場化”,說明“私有化”程度的高低並不一定意味著“市場化”程度的高低。縱然中國農業的“私有化”程度遠遠低於印度,但是中國農業的市場化程度遠遠高於印度,否則不會看到中國如此發達的蔬果貿易和農產品的跨地區分工。事實上印度整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的程度很小,市場很不發達;無論是農產品市場,還是小商品市場,還是重化工業品市場,印度都比不過中國。
三、被傳統西方經濟學忽略和誤解的兩個基本經濟學原理
那麽問題來了:怎麽可能私有化程度遠不及印度的中國,其市場化程度卻遠遠大於印度?答案是被傳統西方經濟學忽略和誤解的兩個基本經濟學原理(參見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
(1)市場本身是一個公共品,需要國家力量去創造;而中國創造市場的國家力量遠遠大於印度,因此印度農業不發達不是因為私有產權不發達,而是缺乏國家能力去創造統一的國內農產品市場。這個市場不是依靠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就能夠創造,無論私有產權保護多麽完善,民主體製多麽西化。
市場需要國家力量去創造。中國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政府幫助企業創造市場的國家力量都比印度強大N倍,因此中國的市場規模遠遠大於印度。諷刺的是,印度的普選民主製度和英國人留下的法律製度絲毫沒有能力懲治政府官員和警察係統的腐敗,而中國卻能夠嚴厲打擊腐敗。
資料圖(圖/India Today)
(2)企業的所有製(產權)形式與它的市場競爭力沒有關係,關鍵在於管理和內部激勵機製。國企、私企和集體所有製都可以參與市場競爭;如果管理得好,國企和集體所有製可以比私企還有競爭力,生存能力更強,資本積累速度更快,員工福利更好。這就說明了雖然中國農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製,但是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競爭力和創造力遠遠高於印度。
(3)在這兩點之外還得加上一個非主流經濟學家們已經意識到但是卻被主流經濟學極力否定的一點:產業政策。正確的產業政策就像化學反應的催化劑;在私有製的小農經濟自然條件下實現工業化,就像在大自然合成生命,需要上百年甚至上億年,而且還得依靠殖民掠奪和戰爭。但是有了正確的產業政策,這個工業化過程可以縮短到一兩代人的時間裏(參見作者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中提出的經濟發展的“胚胎發育”原理)。
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很多方麵都打破了西方經濟學的神話和對經濟增長機製的片麵理解和誤區。如何將這些實踐中的突破上升到理論,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遇和挑戰。也許正如新製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預言,21世紀的經濟學理論會產生在經濟發展迅猛的中國土壤裏,而不是美國高校閉門造車的黑板上。
本文首發於《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