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03：山城來了克格勃

【塵封檔案】係列之103：山城來了克格勃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5年第5期

文：胡傑

文革開始之前，《北京晚報》曾刊發過一篇三千字篇幅的長通訊，報道了這樣一個社會新聞：解放初，一個名叫周銅山的的小男孩兒失去雙親，被居委會的王大媽收留。在王大媽含辛茹苦的養育下，特別是在新社會的關愛下，周銅山長大成人，並且成為北京飯店的一名工人。報紙還配發了王大媽與周銅山的兩張照片，一張王大媽的特寫，另一張是娘們兒倆的生活照。因為這篇通訊寫得非常感人，引起了強烈反響，編輯部曾收到了幾十封讀者來信。像這樣的事情，當年的《北京晚報》倒也經常發生。很快，文化大革命就洶湧而來。在人們的記憶裏，這樣一條社會新聞轉眼間就被衝刷幹淨。

有人卻不僅牢牢地記住了這事兒，還專程按報紙上說的地址，找到了周銅山，並且悄悄地給他拍了不少照片。隻不過，有了這樣的超級“粉絲”，周銅山與王大媽對此卻完全一無所知。

 

一、車站怪客

1969年8月8日晚，山城寶雞十分悶熱，好像完全對不起“山城”這樣一個稱謂。

寶雞火車站，一個看上去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坐在西候車廳外的長椅上，焦躁不安地四下張望，像是在尋找什麽人。天氣很熱，他白襯衣外麵，卻不合時宜地套著件外套。一般的長途旅客，不管是新是舊，一般都會帶個印著“上海”、“北京”字樣的大旅行袋；就是短途旅客，也會拎個網兜，裝上點火車上吃的東西。可這個年輕人隻是斜背了個軍用書包，而他的雙腿之間卻放著一隻裝開水的暖水瓶。

1936年開始建造的寶雞火車站當時屬於二級站，座落在老城區街道以南的山坡上。簡陋的候車廳北麵是幾個籃球場麵積大小的車站廣場，北高南低呈斜坡勢。除了南來北往的旅客，這裏也是市民納涼休閑的場所。那麽，年輕人是乘涼的當地人？看他身上的行頭又不像。隻不過，年輕人坐在燈光並不明亮的房簷下，並沒有人對他格外注意。如果是平時，一般的年輕人在這裏坐上一陣後，就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別的地方了。但是，這天卻不行了，因為廣場一側，30名腰紮皮帶、臂戴“軍管會”執勤紅袖標的公安以及近千名全市抽調的民兵、群眾聯防指揮部人員已經從四麵八方集結到了這裏。晚上9點整，他們在宣傳車的配合下，將火車站廣場封閉，開始清查非法槍支和打、砸、搶、抄分子。

文化大革命進入到1967年，所謂的“文攻武衛”就已經逐漸演變成了全國性的“武鬥”。青海西寧“武鬥”出動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黑龍江伊春“武鬥”造成37座政府建築物被毀，兩座軍營遭炮彈攻擊；內蒙古的“內人黨”事件造成5.62萬人被殺，蒙冤人數占整個內蒙人數的四分之一；廣西“武鬥”，造成8.4萬餘人死亡；陝西各地的“武鬥”也不含糊。為此，中共中央曾頒發了《關於製止陝西地區武鬥事件的六條規定》，讓駐陝部隊派出軍人，以“支左”的名義介入當地工作。然而，陝西的武鬥並沒有因此平息。1968年12月至1969年2月，中蘇珍寶島之戰前夕，陝西寶雞地區八所兵工廠開展清理階級隊伍。“極左”的當權派竟把7萬職工中的4.5萬人，列為階級異已分子、曆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軍管會將297人宣判為死刑，立即執行，引發次日大動亂，死傷人數據說也數以萬計，連軍管組長和寶雞革委會的軍代表都在“武鬥”中喪命。

1969年7月23日，中央又向全國各地緊急發出《關於製止山西部分地區打、砸、搶、抄事件布告》。為防止寶雞地區惡劣形勢死灰複燃，8月2日，寶雞在全市重點目標開展大規模清查打、砸、搶、抄不法分子和私藏武器的決定，以落實中央的布告精神，穩定社會治安秩序。8月8日晚，寶雞火車站廣場的清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的。

聽到宣傳車的動靜，納涼的市民紛紛散去。乘車的旅客也都老老實實地積極配合，出示車票，打開行李，回答詢問。

清查工作開始大約40分鍾的時候，有個叫李成永的民兵發現了還坐在那裏的那個小夥子，打眼看去，他就覺得這人有點怪。怪在哪兒呢？說不清，不知是他的衣著，還是那隻夾在兩腿之間的暖水瓶。

李成永三十來歲，是個來自某工廠的電工，就是平時屁股上老別一套尖嘴鉗、試電筆之類家夥的那種人。在廠裏，他的工種是比較令人羨慕，自由、舒服。但李成永卻對這種臨時性抽調的活兒情有獨鍾。單位能派他來參加清查小組，說明他政治上絕對可靠；而像公安人員一樣查驗別人的證件，又讓他有了一種顯著的心理優越感。在清查開始後這段時間裏，他這種優越感已經從接受清查的人們唯唯諾諾的態度裏，一再得到強化。如果說李成永覺得那人有點怪，那麽，當他和那個小夥子對視的刹那，他馬上感覺這小夥子挺心虛——他雖然沒動地方，但他的眼神是在躲避他。李成永喊過身邊的搭檔豆中才，向年輕人走去：“車票、證件！”

那年輕男子沒有動，仍然坐著，隻是抬頭看了一眼，從口袋裏掏出車票，交給了李成永。這是一張8月9日由寶雞發往山西太原的246次車票。

“幹嗎去？”李成永看了眼車票，又看了看眼前的小夥子。

“看我妹妹。”年輕人一掃臉上的恐慌，變得理直氣壯。證件？他有點不樂意地從軍用挎包裏掏出手掌大小的紙包遞給了李成永身邊的同事豆中才：“我是從新疆來的。”

豆中才走到電杆下，借燈光打開紙包，看到了一張“新疆墨玉縣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開具的證明，他皺著眉頭小聲念著：“證明我社周銅山因這裏氣候條件不適合其身體發生惡化，不能繼續工作，準予離職。在我社一切手續都已清楚，現遷移到山西省居住，請當局幫助安家落戶參加工作。”

“你叫周銅山？”那男子點了點頭。

“‘當局’，‘當局’！誰寫的這證明，這屁放的！”豆中才一口的河南話。解放前，曆次黃河水災，都有河南人挑著擔子往陝西逃荒，就像我們在電影《1942》裏看到的情景差不多。西安河南人多，寶雞更是有“小河南”之稱。和李成永一個廠的車工豆中才，就是在河南人堆兒裏長大的寶雞人。

“少數民族地區，漢字水平有限。”李成永說著從豆中才手裏接過布包，發現一張《戶口遷徙證》。問周銅山，他的解釋是：“先找工作，再安家落戶。”

“你是維吾爾族人？”李成永覺得周銅山的口音聽起來挺別扭。周銅山點了點頭，可李成永和豆中才都覺得他不像。從相貌上看，他完全是個漢族人呀。

李成永伸手拿過周銅山抱著的保溫瓶：“新買的？”周銅山又點了點頭。保溫瓶不重，拈起來像是沒裝水。李成永揭開木塞看了看，果然是空的。倆人覺得眼前這人別扭，就要求他“跟我們走一趟。”這周銅山坐的這趟車不是明天才發車嘛？審查他一下也不會誤他事兒。不容周銅山反抗，倆人推推搡搡地就把他帶到廣場指揮車旁。

大約晚上10點20分清查結束，這個名叫周銅山的小夥子與其他三十多個盲流、乞丐、街痞閑人之類一起被押上卡車，送到寶雞市公安機關軍管會院裏，等候著發落。臨下車之前，他下意識地按了一下外套左上口袋邊緣，有個硬硬的東西在那兒呢。

 

二、情報星探

1968年冬，蘇聯新西伯利亞州阿爾斯克區。

高筒皮靴踩著“咯吱、咯吱”的積雪，虎背熊腰的社區政工瓦西裏·伊裏奇來到斯大林大街72號。這是一棟建於三十年代的高層建築，標準的蘇式火柴盒。穿過一層的一個樓道，一處房門傳出不很熟練的手風琴聲。伊裏奇看了看門牌號，按響了門鈴。他提前電話已經約好，有個名叫彼德的小夥子正一個人在家裏等他。

瓦西裏·伊裏奇的身份實際上就是一名克格勃。許多年之後，中國老百姓不斷從網絡上、電視裏，見識一個前克格勃員工的風采：他開飛機，親自參與高空滅火；乘潛艇，深入1400米深的貝加爾湖底探險；他喜歡摔跤、柔道和滑雪，拿過列寧格勒大學的桑勃式摔跤冠軍，還拿過列寧格勒市的柔道冠軍；他騎馬、打獵、遊泳、垂釣無所不會；安靜下來，他還能彈一手漂亮的鋼琴。俄羅斯曾經流行過一首歌，名叫《嫁人要嫁普京那樣的人》。對，他就是第三次當選俄羅斯總統的普京。

資料顯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克格勃，於1954年3月13日由“契卡”組成的情報反諜機構。總部設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附近的盧比揚廣場，工作人員1萬餘人。下設18個局，間諜、反諜和技術保障部門編製20萬人；邊防軍由該機構管轄達到30萬人；克格勃在全國的“線人”達150萬，充斥在各個行業部門；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諜報人員也達到25萬。這個龐大的情報體係，是淩駕於黨政軍各部門之上的超級機構。它們隻對蘇共中央政治局負責。其權力之大，可以想見。所謂第一總局主要負責對外情報偵查業務；對駐外國間諜機構實施領導，並從本土偵查，指導他們所在地區和國家安全機關第一線，即情報偵查分隊的工作。會說一口流利德語的普京，就曾被對外情報局即第一總局派往東德工作五年。

那麽，在前蘇聯，什麽樣的人才能成為克格勃呢？

因為克格勃權力大、待遇高，又有神秘感，對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來說，這是個具有巨大吸引力和誘惑力的工作。不過，克格勃的門坎可不是誰想進都能進得去的。為了有效地履行職責，其所有機關，駐外機構和各個總局及每個人員都製訂了十分嚴格的製度。它的“進入製度”規定，凡是蘇聯公民、工人、學生及加入蘇聯籍的外國人，經過考查考試考核考驗都可以加入情報組織，特殊的重要的外派和國內崗位，則由二戰衛國戰爭中犧牲的烈士遺孤和英雄後人擔任。但在具體人選上，克格勃有著嚴格的原則。

比如在莫斯科、列克格勒，當地老百姓都知道克格勃的辦公大樓在哪兒。我想加入克格勃，毛遂自薦行不行？愛因斯坦不是說過嘛，對於一切來說，隻有熱愛才是最好的老師，它遠遠勝於責任感。毛遂自薦者隻要條件符合，是不是也應當納入視線？然而，答案卻是否定的。克格勃錄用原則第一條，就是拒絕自薦者。這是由諸多心理專家和從長期實踐中積累經驗的結果。我們認為這些自我推薦的人往往動機不純。這種人可能是地方有意安插的特工人員；毛遂自薦不行，那麽中國式的“舉孝廉”行不行？一個單位發現確實優秀的人才，能不能推薦給克格勃？答案也是否定的，原因同上；間諜、特工都需要獨立應對很多問題，隨時可能遇到危險，能否化險為夷往往要考驗其智商，那麽，克格勃錄用工作人員是不是首先要錄智商高的人？又錯了。克格勃的錄入原則之三，就是堅決不收智商特別高的人，因為他們認為，這種人有潛在高風險，尤其是具有叛變風險。雖然他們很聰明，但他們往往心理素質差，遇到艱難險阻時首先想到的是退縮，缺乏堅韌性，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這種人一但被敵人捕獲，最容易叛變毀掉整個組織。

拿破侖說過，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軍隊需要想當元帥的士兵，那克格勃呢？答案是不需要。克格勃的第四項錄用原則，就明確說不需要那些野心大的人，也就是所謂誌向遠大有抱負的人。他們認為，這種人在事業和仕途中會不斷把精力放在尋找各種往上爬的機會，工作成果往往比較出色。但存在致命的弱點，一但感到沒有了前途，消極情緒馬上會暴露出來。個人利益就會成為他唯一的心理期待，經不住敵方誘惑利用。克格勃是為國家而存在的，追求高官厚祿的人就不能適應克格勃的工作。

瓦西裏·伊裏奇這樣一個基層的克格勃工作人員，有一個工作任務，就是物色情報人員，為克格勃吸收新鮮血液。那個時候，克格勃急需的，是派往中國的情報人員。

六十年代，蘇聯已經把中國列為美國之外的主要敵人。1962年，克格勃特別行動局第六處與哈薩克斯坦情報組織、蘇聯駐新疆機構，煽動新疆地區的伊犁、塔城、阿爾泰等20多個縣6.7萬多人，從霍爾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圖和清河3000多公裏的邊境逃往蘇聯，有兩個縣跑得隻剩下幾百人。這就是著名的“伊塔事件”。中國原子彈、氫彈試爆成功、第一顆通訊衛星上天之後，蘇聯在中蘇邊境的兵力由原來10個師18萬人猛增加到54個師100萬兵力。從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在中國邊境挑起事件達到4200多起。1969年3月，珍寶島之戰讓中國人出了一口惡氣，但老百姓並不知道，1969年8月13日，新疆塔城鐵列克提邊防站79名巡邏的中國軍人遭到蘇軍越境圍攻。300名蘇軍士兵在六輛坦克、兩架直升飛機的配合下，將包括一名八一電影製片廠的攝影記者在內的79人全部擊斃，並且用火焰噴射器焚毀了他們的屍體。一名在營房做飯的小戰士被蘇軍俘虜後，打上麻藥帶到了莫斯科，遊街示眾三天，任憑市民往他臉上吐吐沫。還是周總理數次抗議之後，一個月後，小戰士才被蘇軍放回被俘邊境。寶雞山城的那次大清查，發生在鐵列克提事件發生前五天。

隨著中蘇關係徹底決裂，中蘇邊防部隊進入戰爭狀態，劍拔弩張。克格勃迫切需要了解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麵的情報。1967年上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安德羅波夫在會上就強調過從華人中發展情報人員的工作。從那時候起，瓦西裏·伊裏奇就一直在悄悄地注視、考察著這個彼德，至此已經接近一年了。

門鈴響過，門開了。一個年輕的中國人麵孔出現在瓦西裏·伊裏奇的麵前。沒錯，他正是彼德。

三、不速之客

1969年8月8日晚，寶雞市公安機關軍管會。

換了地方，審查周銅山的人當然也換了。油漆脫落的辦公桌後麵，坐著兩個十分嚴肅的公安人員：政保組長於潤民和他的部下王光滿。按人家的要求，周銅山無奈地把身上所有東西掏出來，包括人民幣，糧票和其它小物品，一件一件放在桌子上，接受檢查登記。

“還有嗎？”

“沒，沒有了。”

“站起來。”王光滿聲色俱厲。

周銅山從椅子上站起來。王光滿伸手搜他的口袋。掏了一遍，又從上到下摸了一遍，什麽也沒發現。王光滿心有不甘重新再來一遍，這一遍卻摸出了一件東西。

王光滿早就留意到，周銅山跟人不一樣，大熱的天，襯衫外卻穿著件外套。這第二回，王光滿從他左上口袋底部邊沿，發現一根約3公分長的硬東西，手伸進口袋裏摸不著，用手掌平撫才感覺到這東西不是口袋的邊折，而是個條狀硬物。王光滿從文具盒裏找到了一枚大頭針，讓周銅山脫掉衣服，他用大頭針挑斷縫線，那東西竟然是一根圓柱玻璃體。他問周銅山這是什麽，周銅山一頭霧水一樣，說不知道：“會不會製衣人惡作劇放進去的？”兩個公安人員對著燈光看了幾遍，也沒看出個名堂。

王光滿翻他口袋時，於潤民也沒閑著。他從周銅山的軍用挎包裏發現了兩隻高約2公分、直徑約1公分的黃色玻璃瓶。瓶體上沒有粘貼任何說明標簽，隻是金屬鋁皮密封蓋上有點色差。對這兩隻小瓶子，周銅山的說法是：他有腎病，這是治病的抗菌素。於潤民將信將疑，登記後按他的說法做了注明。在檢查保溫瓶時，於潤民感覺這個空瓶份量似乎不對，搖了幾下去掉了底座，秘密暴露了。瓶膽與瓶殼中間塞有一個紙包，掏出來打開一看，竟然是一疊嶄新的人民幣。票麵每張5元共90張。於潤民心細，他發現那些錢不僅新，而且都是連號，是五十年代印製的。那年月，一個士兵一個月的津貼是6元錢，一個工廠的學徒工一月十幾元。加上他口袋裏的錢，這周銅山身上一共有911元錢。哪有人帶著麽多現金到處亂跑？問他是不是偷盜的，周銅山卻嘴挺硬，說他不是賊，他的錢是父親留給他的遺產。之所以放在暖水瓶下麵，就是怕丟。

夜已很深。政保組辦公室裏，除了端著茶缸大口喝水的聲音，就隻有小鬧鍾秒針“錚、錚”走動的聲音。政保組長於潤民用手上的煙頭重新點燃一支煙，靜靜地打量著眼前這位“怪人”。周銅山不像個小偷，作為老公安他一眼就看得出；但是，這個家夥卻好像是狗窩裏的一隻狼崽，渾身散發著異樣的氣息：文化大革命已經三年多了，“人民公社管委會”、“公安局”等名稱早已變成了某某公社革命委員會，某某公安機關軍管組。“周銅山”的證件上怎麽還會出現“人民公社管委會”“公安局”的印鑒呢？難道新疆和內地會有這麽大區別嗎？周銅山的火車票已勾畫出他的行動路線：7月29日從烏魯木齊乘火車到蘭州，又從蘭州到鄭州，再從鄭州到北京；接下來，他的落腳地又分別為太原、石家莊和寶雞。短短十天，他跑了小半個中國。就是紅衛兵串聯，也沒這麽個跑法吧？這不，他來寶雞的時間是8月8日上午6點45分，這又買了去太原的248次車票。一個人帶著這麽多錢跑來跑去，他究竟要幹什麽？

“你一會說到北京看姐姐，一會兒說到太原看妹妹，你究竟有幾個姊妹？你準備把戶口遷到太原什麽地方？你的臨時駕駛執照上為什麽不填寫有效日期，駕照上的‘李佐臣’是誰？”

於潤民把他的疑問寫在了一頁紙上，然後開始接連發問。周銅山被問得閉上了嘴，再不肯說一句話。於潤民拿著那根剛從周銅山外套裏搜出來的玻璃棒看來看去，突然靈機一動：

“周銅山，你會背誦《毛主席語錄》嗎？”

文革中，像周銅山這樣的年輕人要是不會背幾段《毛主席語錄》，那不成了怪物了嗎？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淩晨四點，周銅山終於開口。他雖然背得有點嗑巴，但於潤民卻顯得興致很高：“光背不算，唱一首，哈哈，唱一首語錄歌。”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相信黨……”這一唱，不對勁兒了。跑調跑得沒邊了，兩個公安人員一夜的疲憊在一陣哈哈大笑中一掃而光。“你不是殺人犯，就是被通緝的逃犯。”於潤民突然收起一臉的笑，很凶地盯著周銅山：“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中國人！”

“不。你不要胡說。”周銅山急了，擺著兩隻手否認，還聳了一下肩頭，做了一個雙手向外分攤的動作：“你是長官，有權可以胡說，給我戴一頂高帽子，我抗議。”

“胡說……？”於潤民走到周銅山身邊扯著他的衣服：“就拿你這身衣服來說，這件白短袖襯衣是上海工農服裝廠生產的；這條藍褲子是我們江蘇江南服裝廠生產的；你穿的這雙黑皮鞋是四川成都第二製鞋廠生產的；你那個挎包裏的中山裝是北京海澱區第二服裝廠生產的。你照照鏡子看看，哪一件是合體的，不是寬就是窄，不是長就是短，從裏到外都是新買的，一次都沒洗過。就連你的三枚毛主席紀念章也是嶄新的。你說，你那些舊衣服弄到那裏去了，還什麽長官長官地叫，隻有國民黨才這麽叫……”

“對。我看就是個特務。”王光滿惡狠狠地說：“不說，讓你吃不了兜著，舊衣服扔哪啦？”

“扔到拉圾堆裏了。”

“衣服上肯定有血漬，你不是殺人犯是什麽？說呀！”。

周銅山看上去很反感，再次閉嘴，一聲不吭。

於潤民、王光滿一夜沒合眼。天一亮，讓人看住周銅山，他們就趕到軍管會跟領導匯報。天亮後，周銅山又被押到了寶雞駐軍某部招待所一間客房裏，由軍代表以及政法組政保組的其他幾個人接著審。又經過一個白天的車輪戰，晚上10點鍾，筋疲力盡的周銅山終於抗不住了，他的供述嚇人一大跳：

周銅山生於1943年12月19日，原籍北京市人，住東城區建國門大牌坊胡同70號，漢族，完小文化程度。生父周華亭解放前在北京電車公司當電工，1949年病逝。其母王淑清，滿族人，做什麽事不清楚。1955年，他媽嫁給了一個叫李佐臣的蘇聯人。婚後，李佐臣帶著他媽以及他們兄弟倆去了蘇聯，定居在新西伯利亞州阿爾斯克區斯大林大街72號。他在蘇聯上了幾年學，初中畢業後與哥哥一塊兒在建築公司工作，做泥瓦工。周銅山交待說，他們哥倆在蘇聯生活不習慣，也適應不了當地的氣候，特別是受不了當地人的歧視。他的繼父喜歡酗酒，對家庭的不負責任，喝醉了常拿他們母子出氣。他早就想偷偷逃回國內，但直到最近才有機會。回來後，他才發現國內正搞文化大革命。“我怕被人當成蘇修特務，就在烏魯木齊買了假證件。我穿的衣服是蘇聯做的，怕招惹麻煩，就買了新的換上後把舊的扔掉。”

周銅山說，因為出生在北京，所以對北京有感情。他想到他兒時生活過的胡同去看一看。可到了北京，他發現很難在那兒落下腳，就決定去石家莊或太原。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兩個省城也是一片亂七八糟，這讓他很不適應。他於是決定找一個中等城市落腳，慢慢找工作。火車上聽人說起寶雞，他就臨時動意來了寶雞。可來了一看，這兒也挺亂，就想再回他認為相對還好一點的太原。如此這般，他才在火車上過了這麽多天。

這個時候，珍寶島之戰剛剛過去五個月。一個小夥子居然能夠隻身從蘇聯來到國內，從新疆跑到了北京，這事兒還了得？10日一早，寶雞方麵就在第一時間向省政法組和寶雞地、市革委會作了書麵匯報。

 

四、“維靜同誌”

聽到門鈴聲，年輕的彼德放下手風琴，出來開門。

彼德是一個蘇籍華人，他的中國名字當然不叫彼德。12歲以前，彼德是在北京的大雜院裏長大的。他之所以會來到蘇聯，是因為一個叫李滋利欽柯的白俄成為他的繼父。1955年，彼德隨母親、哥哥一起跟著李滋利欽柯回到蘇聯。當時，李滋利欽柯曾希望定居在莫斯科，但戰爭奪去了蘇聯兩千多萬人口，地廣人稀的遠東地區才是國家希望新移民去居住的地方。他們一家最終獲準的居住地，是新西伯利亞。

經過幾個月的折騰，一家人終於在新西伯利亞州的阿爾克斯區穩定下來。趕上學校開學，在北京讀了完小的彼德和哥哥開始重新上小學一年級，從俄文字母學起。彼德也就是那會兒開始有了自己的俄文名字的。

和哥哥相比，彼德能更快地適應生活的這種變化，也以自己是個蘇聯人而自豪，雖然他長著一副中國人的麵孔。喝著熱茶，彼德和瓦西裏·伊裏奇聊起北京。雖然有時候他也會懷念小時候大雜院裏生活，但他覺得蘇聯的生活還是舒服很多。比如，新西伯利亞冬天雖然寒冷漫長，但這裏的暖氣早早就供上了，而且家家戶戶24小時可以洗熱水澡。而北京是要燒煤球的，冬季的胡同裏總是有一種揮之不去的煤煙子味道。

離彼德家不遠，有條鄂畢河。夏天，彼德和哥哥常到河裏遊泳、摸魚。這裏的魚特別傻，見人遊過來也不知道躲避。每次遊泳，哥倆兒都會有所斬獲。哥哥有回用拳頭就打昏了一條足有3公斤的大魚。彼德的媽媽很會燒魚，隻是她燒魚時會念叨，這裏的調料太少，否則味道會更好吃。

本來，彼德一家在蘇聯生活得還不錯。但是，中蘇兩國交惡後，他們家就受到當地朋友的疏遠。特別是兩國交戰之後，一家人更是受到了克格勃的監視。這個時候，彼德與哥哥都已經初中畢業，在一家建築公司當建築工人。因為這個原因，哥哥談的一個當地的女朋友，也和他分手了。為此，彼德哥哥有一次一氣兒喝掉了一瓶子伏特加。在此之前，他一點也不愛喝這種像醫用酒精一樣的燒酒。

再後來，社區政工瓦西裏·伊裏奇突然悄悄找彼德談過一次話。頭一次，瓦西裏·伊裏奇問了彼德一些個人經曆和家庭經濟狀況，在中國境內還有些什麽社會關係。再以後，瓦西裏·伊裏奇又問過彼德對中蘇關係的看法、對蘇共的認識等話題。彼德是個華人，本能地關注著他的故鄉中國，不希望中蘇兩國交惡。這一點，其實連他繼父也一樣。這個在中國生活了半輩子的人，對中國是有感情的。但是，彼德從報紙、電台和電視裏知道，中國進入六十年代以後，發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他知道中國餓死了很多人，還知道中國有了原子彈，而現在，中國正處於動蕩的文化大革命中。在選擇自己的立場方麵，彼德完全是站在蘇聯的立場上的。從繼父那裏，彼德知道瓦西裏·伊裏奇克格勃的身份，但他不明白，瓦西裏·伊裏奇了解那些情況不找他的繼父，而是避開其他人找他。

“快進來，快進來！”彼德把瓦西裏·伊裏奇讓進屋裏，端上來熱氣騰騰的紅茶。快一年的交往，讓彼德對這個高大壯實的克格勃有了好感。瓦西裏·伊裏奇登門造訪，這還是第一次。他是要帶彼德去見另一個人。

瓦西裏·伊裏奇認為，雖然彼德不是混血人種，卻是生活在蘇聯十幾年的中國僑民。具有從小掌握兩種語言文化，年齡合適、家庭結構、個人曆史等都具備了優先考慮錄用的資格，是合格的錄用對象之一。他不屬於某些機構個人推薦或自薦，而是專職情報人員直接發現的。他的學習中等，其智商屬中等偏上。凡此種種，都符合克格勃的錄用要求。

這天，離開彼德家，瓦西裏·伊裏奇帶彼德去見的人，是他的上司尼古拉·瓦西裏維奇上校。讓尼古拉.瓦西裏維奇滿意的是，這個長著一張中國臉的蘇聯年輕公民沒有什麽野心，他最大的想法竟然是找一個比泥瓦工好一點的工作。彼德加入克格勃的第一關就算通過了。

彼德按要求增寫了表格、按下了手印。“從現在起，你在我們這兒就叫‘維靜’了，祝賀你，維靜同誌。”尼古拉.瓦西裏維奇上校笑著告訴彼德。彼德覺得這個軍官非常友善，有點像他中學時很喜歡的一位老師。

 

五、周銅山是誰

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說，1969年實在是一個亂糟糟的年份。這一年，按照“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最高指示，大批的城市青年被下放到農村去；在“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口號下，許多城鎮小商販和手藝人也被舉家遷往農村。3月份，中蘇兩國在珍寶島打了一仗，從此，蘇聯的名稱變成了“蘇修”，廣播、報紙上天天都在罵；4月，中共中央九大召開，從前的二號人物、國家主席劉少奇被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並被“永遠地開除黨籍”；而“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則成了寫入《黨章》的接班人；因為蘇修準備給中國扔原子彈，毛主席提出要“準備打仗”、“備戰、備荒為人民”，8月開始，全國各地又開始挖防空洞。亂七八糟的年月裏突然冒出個疑似蘇修特務，這就足夠讓人嚇一大跳了。

1969年8月10日，當寶雞市關於可疑人員周銅山的《請示報告》送達陝西省革委會政法組的時候，分管公安工作的政法組第一副組長伊裏正在臨潼縣聽取一起有關“特大反革命刑事案件專案”的匯報。幾天前，臨潼捉蔣亭上發現了向蔣介石致敬的大幅反標，這樣的案子在那個年代當然不得了。伊裏正是一腦門子官司的時候。

伊裏本名許清廉，河南葉縣人，1938年經地下黨介紹，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幫助，投奔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他的夫人虹林也是抗大學生，跟林彪夫人葉群、胡耀邦夫人李昭等人都是同班同學。有回虹林抽到鄉下催糧回來，一身軍裝已經破得不像樣，領導就讓她去領了件新軍裝。之後，有一次葉群要去和林彪約會，還來問虹林借過那件新衣裳。那會兒，延安老幹部多，女學生少，漂亮的女學生格外搶手。但虹林、薛明等女生聲明，不找老幹部，要找年齡相仿的知識分子幹部。後來，薛明食言，嫁給了賀龍；而虹林則嫁給了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秘書室的筆杆子伊裏。伊裏是邊保七裏鋪第二期培訓班的學員，文革中，他同班的郝蘇是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的部長，侯良是新疆公安廳的廳長。當年在培訓班裏，他們一起學習密寫、電台和破譯密碼。本案中，當年的老戰友、老同學又有了再次攜手合作的機會。當然，這是後話。1991年，時任公安部長的陶駟駒簽署了一批“人民警察一級金盾勳章”，獲得“001”號勳章的人，就是伊裏。為什麽呢？因為伊裏是全國連續累計警齡最長的人。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伊裏被任命為西安市公安局黨總支書記。後來，他又調公安部工作多年，1958年被公安部派到西安交通大學當黨委副書記。1968年8月，文革進入“鬥、批、改”階段，成立了省革委會，老資格的伊裏被結合到政法組擔任副組長。砸爛“公、檢、法”之後，政法組承擔的就是原先“公、檢、法”的任務。政法組的組長是省軍區的副司令員兼任，主管負責的是“鬥、批、改”工作；負責業務工作的伊裏就成了實際上的一把手。政法組的機構挺簡單，除了辦事、政工兩個綜合部門，另外就是偵破、審批和改造三個組。審批組幹的是原來法院、檢察院的活兒，改造組負責監獄管理，偵破組就是全部的公安業務。看了寶雞的那份《請求報告》後，伊裏覺得這案子很重要。當時，好些幹部在下放勞動，偵破組最資深的政保幹部就是張舉明了。於是，伊裏點將，讓張舉明和部隊幹部黨乙文連夜趕往寶雞。

張舉明雖說也就38歲，但他卻有著21年的政保經驗。因為酷愛讀書，肚子裏有料，張舉明在同事中有個外號就叫“教授”。文化大革命，教授成了“臭老九”，沒人再被稱為“教授”了，惟獨張舉明的“職稱”是個例外。周銅山那些物證經張舉明過目，又發現了一堆破綻：

首先，張舉明斷定周銅山的小學畢業證書是別人替他偽造的：“老黨，你看，校長‘俞明男’的簽字，像‘蝌蚪文’。有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到一起的校長嗎？還北京的呢。”黨乙文接過去邊看邊點頭，小學畢業證上蓋的章子果然是北京市東城區觀音寺第一小學。不一會兒，張舉明又發現了新大陸：“老黨，再看這一張”。張舉明把“遷徙證”平放在桌麵上，嘿嘿地笑著：“這裏隻填寫了太原市，既無街道名稱，又沒有門牌號，他的戶口要往哪裏落？你再看有效日期這一欄和發證機關簽發時間，漢字和阿拉伯數字還是混寫的。還有，誰會把“遷移證”寫成“遷徙證”，把一九六九的“一九”寫成漢字，“六九”寫成“69”，是個人都不會這樣寫字嘛！我們公安機關怎麽會開出這樣的東西？盡胡扯淡。”

張舉明發現的問題還有“遷徙證”上蓋的兩枚公章，一枚是“墨玉縣公安局”，另一枚卻是“墨雨縣公安局”，兩個音同字不同的字，竟然跑公章上“通假”去了。何況文革後縣級公安局已改成“公安機關軍事管製小組”。“還有，遷移證必須和準遷證同時使用才有效，而周銅山所有證件中找不到配套的《戶口準遷證》，也說明製證人根本不了解咱們的戶口遷移手續和製度規定。”張舉明將手上的東西隔著桌子遞給黨乙文看。

這邊，黨乙文也開了張。他指著一張公社開據的證明告訴張舉明：“這張署名和公章名稱也不一樣。發證單位是墨玉縣第二人民公社革委會，但落款的印章卻是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委會。”

張舉明發現周銅山駕駛執照上填寫姓名、地址的地方有毛皺。他走到窗戶跟前，在陽光下把駕照傾斜45度再看，果然發現上麵有輕微擦痕；貼照片的地方鋼印模糊，用放大鏡看仍然不大清楚。

在“退職人員”證明信中，職務一欄填寫的是“幹部”，但在下一欄裏卻填寫的是“瓦工”。在“回鄉介紹信”中稱謂有“請當局幫助安家落戶參加工作”的字樣，這個連寶雞火車站發現周銅山的那兩位民兵都覺得別扭的“當局”二字，張舉明他們當然不會沒注意到。

由此，張舉明得出結論：周銅山的這些證件全部都是偽造的，而且手段拙劣，水平低下，既不是周銅山自己的作品，也不會像他所說，是在國內黑市上購買的。那麽，“外星人”周銅山究竟是誰包裝出來的呢？

提審周銅山，他還是一口咬定是在黑市上買的。那為啥要把戶口遷太原？他說太原有親戚。什麽親戚呢？說是妹妹。再問他為啥去蘭州，他也說是去看妹妹。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流行歌曲裏這詞兒是幾十年後才有的，但張舉明當時就拿這話問過周銅山：“你究竟有幾個妹妹？北京有，西安有，太原也有，蘭州也有，你媽生了幾個兒女？”這回，周銅山說，蘭州的是他的表妹。“什麽表妹？”張舉明多了這麽句嘴，周銅山就又鬧笑話了：“我父親的哥哥的女兒。”

“你父親的哥哥是你伯，你父親的弟弟是你叔。他們的女兒是你堂妹，姐姐叫堂姐，怎麽你叫表妹？表哥表弟是什麽親戚的兒子？”張舉明把周銅山說得一愣一愣，這回他隻好說：“不知道。”“是你姑或姨的兒子，他們的女兒歲數比你大的叫表姐，比你小的你叫表妹，知道嗎？”

“知道了，蘭州伯父的兒子叫表哥。”

張舉明忍不住樂了。

“怎麽！不對嗎？你說的。”周銅山聳了聳肩，攤開了雙手，他覺得很奇怪。他壓根想不到，這動作對於這幫審訊他的公安來說，是多麽怪異。

“你不是說過西安也有一個妹妹，她住在什麽地方，在哪個單位工作，叫什麽？我可以把她找來讓你們見見麵。”

“喔——，我，我害怕，緊張的時候說錯了，我是從新疆去北京找妹妹的。”

這個時候，周銅山已經被秘密押解到了西安市紅廟坡看守所。但是，他沒有和別的犯人關押在一起，而是由兩個便衣控製在一個類似普通招待所的房間。他可以在房子裏活動，也可以在躺在床上翻翻報紙、雜誌，但除了上廁所，他不能離開這個房間。根據伊裏的要求，周銅山生活上還是受到了優待。早餐，他能吃到油條、雞蛋。那年月東西緊缺，一般人家的孩子也就是過生日時才能吃上一個雞蛋的。

聽了張舉明二人的匯報，伊裏馬上派出了兩路人馬，一路去新疆，一路上北京。新疆這路重點是查那張所謂的“遷徙證”，北京這一路是查周銅山讀過書的小學、他的繼父李佐臣。

看守所長辦公室的電話，可以撥長途。一天，按照電話簿上的號碼，張舉明撥通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保衛部的電話，讓人家幫忙查一下周銅山手上那些連號的1956年版五元鈔票。當時，撥號式電話機也不具備來電顯示功能，對方無法確定張舉明的身份，不給查。張舉明費了半天口舌，最後人家答應按張舉明提出的方案，查完後把信息反饋到省革委政法組伊裏副組長那裏。

這個時候，新疆方麵的外調已經有了反饋：“周銅山”那份戶口遷移證，是1962年“伊塔事件”中，被蘇聯特工人員從塔城縣公安局竊走的，早已經過期作廢；經翻查烏魯木齊汽車監理所車輛司機檔案，該所從未簽發過13266號駕駛證件，也沒有一個叫“周銅山”名字的駕駛員；新疆額敏縣火箭人民公社戶口新舊底冊登記簿上，也沒有一個叫“周銅山”的人。

北京的外調也有了結果：北京市有幾十個叫“周銅山”的人，經過對年齡大小的排列剔除，有一個周銅山的年齡與關在紅廟坡看守所裏的這位十分相似。這個周銅山是個孤兒，如今在北京王府井飯店做雜工。他的母親姓王，是養母。這娘兒倆就是當年上過《北京晚報》的那對母子。外調人員專程到圖書館查到了當年的報紙，並且從側麵接觸了這個周銅山。周銅山人很樸實，說話穩重。他的個頭約170厘米，與看守所的那個周銅山非常像，年齡相仿，個頭差不多，連體形都很像。王府井飯店方麵反映，周銅山人挺勤快，在單位人緣不錯，從來沒有做過違法犯罪的事兒，連違反勞動紀律和規章製度也沒有。王大媽年歲大了，周銅山很孝順，對她照顧得挺周到。如果這個周銅山是原宗正版，看守所裏這位無疑就是盜版的了。

看守所裏的“周銅山“又是誰呢？

 

六、受訓赤塔

1969年5月，赤塔。

赤塔是一個與“十二月黨人“聯係在一起的地方。十九世紀初，一批俄羅斯貴族軍官在國外參與對拿破侖的遠征，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他們成為體製內的造反派，醞釀廢除農奴製、實行君主立憲。1825年11月19日，沙皇亞曆山大一世去世，貴族軍官們計劃在12月26日尼古拉一世繼位之日舉行軍事政變。但是，這次政變沒能取得成功，尼古拉一世對參與政變者進行了血腥的鎮壓。一些人被殺害，另有百餘人被流放西伯利亞。這就是史上的“十二月黨人革命“。

十二月黨人流放到了西伯利亞的什麽地方呢？就是赤塔。後來，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女友們放棄優裕的生活條件，從莫斯科出發，追隨她們的丈夫、男友，也一步一步走到了赤塔。漫長的道路，她們走了兩年。至今，赤塔保留著一座十二月黨人教堂，紀念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

赤塔州赤塔市是一座森林環抱的城市。出赤塔開車幾分鍾，就進入一個茂密的原始森林，到處是鬆樹和白樺樹。走在林間，有如走在厚厚的地毯上。到了夏季，還可以隨處采到很大的蘑菇。赤塔的莫羅洛科夫卡的礦泉水很有名。這種礦泉有很濃的硫磺味兒，喝起來像碳酸飲料一樣殺口。天然的礦泉是不收費的，夏季，常有老百姓開車來到這裏，除了當下開懷暢飲，還會用塑料桶將水帶回去，放在冰箱裏慢慢享用。

去過赤塔的人們，會知道十二月堂人教堂、原始森林和天然礦泉，但鮮有人知道，這裏還有一個蘇聯情報部門的秘密培訓基地。1969年5月，已經被稱為“維靜同誌“的彼德，就被送到這裏受訓。

雖然已經被克格勃錄用，但彼德受訓的地方卻不隸屬克格勃，而是歸中文譯音“格爾烏”的蘇軍總參謀部情報部。總參情報部擁有自己的一套組織係統，它在國外的間諜網同克格勃是嚴格分開的，但是，它的實權卻掌握在克格勃的手中。因此，借用總參情報部的基地培訓自己的人員，在克格勃來說也是常有的事兒。彼德隸屬於克格勃特別行動局第六處，負責對中國的情報。因為彼德對派潛國具備了天然優勢條件，又不需要對他進行爆破、近身格鬥、投毒等科目的訓練，這就節省了大量的培訓時間。盡管如此，他也要學習大量的知識。

首先是間諜工作的基本常識。比如，收發電報你得會吧，要不然，怎麽傳遞情報？除了會使用，他還得懂些收發電訊的設備構造、新式的壓縮訊號、電報明、密碼的使用解讀。也就是說，一但派出去，他就得身兼報務員和譯電員，當然還得是情報員。因此，他還必須懂得情報資料壓縮物的製做、發現、提取、衝洗、顯現程序和操作方法。另外，在條件困難時如何在特定的波長頻率上抗幹擾？如何抄收中國、蘇聯兩種語言廣播的指令？如何使用和破譯暗語？這都是彼德短時間內必須掌握的。一個人在外，單兵作戰，彼德還必須掌握一些技能。所以，彼德應該能熟練駕駛各種中國常用的車輛，如嘎斯係列、中國產的東風型卡車、解放牌卡車、摩托等。由於受訓時間短，彼德隻是開過嘎斯吉普。

間諜不是個單純的技術人員，隻身到異國他鄉搞情報，沒膽量不行。彼得接受的培訓中，膽量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麵。為此，彼得被要求獨自一人攜帶裝備，在夜間虎、狼、熊等猛獸出沒的大森林裏徒步行走；把某種特殊物品、資料送到指定的地點，不按原路返回。訓練時不帶食物飲水，以適應偷越國境的鐵路、公路、山路、曠野、戈壁及大山、森林、涉河等條件。在圓滿完成上述科目之後，他還要集中學習接頭、偽造各種證件等技術；死記硬背潛入國無人交接點的地區，描畫地圖、反複臨摹地形地貌直到能脫稿記憶為止。

彼德還看了不少中國電影記錄片，研究過《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上的社論、文章；另外，為了讓彼德恢複中文的語言能力、了解最新的語境，還讓他收聽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節目，並且將叛逃到蘇聯的中國青年的錄音資料讓他反複聽。培訓部門沒有忽略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為了讓他能更像這個年紀的中國青年，彼德還被要求背過幾篇《毛主席語錄》，學會了《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兩首歌。蘇聯使用的是五分製，幾個月之後，彼德的成績相當理想，每個科目都是四分以上。

培訓大綱規定，學員結業，不準帶走任何物品，必須立即離開學校盡快模糊和忘掉學校環境、教官和同學的存在。在培訓機構，他按要求沒有留下彼德的任何記錄，俄文簽名都是“維靜”。克格勃向彼德頒發了少尉軍銜任命書和二級報務員職稱證書。當然，這些證書他僅僅看了兩眼，就交了回去。

在離校的前半個小時，彼德按要求用中文寫下“我自願到中國領土上進行偵查活動”的保證書。末尾，他的中文簽名是：周銅山。

七、“6901”

“是伊裏同誌嗎？我是北京，中國人民銀行總行！”

握著話筒，伊裏不由自主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周銅山”身上搜出的人民幣，是前些年中國人民銀行供給蘇聯駐北京商務辦事處的。這樣一筆連號、嶄新的“原封”鈔票出現在一個所有證件都是偽造的人身上，這就足以說明這個人的蘇聯背景了。

伊裏決定，政法組立即成立“6901”專案組，由他親自擔任專案組長，省政法組軍代表黨乙文任副組長，抽調有反間諜經驗的張舉明、張鴻軒、張欣槐以及寶雞政法組的張金生、鄭盟海等人為專案成員，分為審查、調查兩個小組開展工作。

北京的外調人員在當地派出所的配合下，找到了“周銅山”交待的建國門大牌坊胡同70號。不過，大雜院裏十幾戶人家，沒有一個姓周的。經走訪，居民們反映，原來，這裏住過一個叫王華亭的電車公司的電工，他的妻子名叫王淑清，這個名字和“周銅山”交待的、他母親的名字相同。王淑清的確是個滿族人，生過三女兩男五個孩子。王淑清的二女兒死的早，大女兒和小女兒分別叫王秀英和王秀玲，大兒子和小兒子分別叫王常專和王常玉。解放之前，王華亭因病去世後，王淑清就帶著兒女們搬走了。經查，王秀英是北京市百貨大樓的職工，三女兒名叫王秀玲，是蘇聯展館的一名講解員；王常專、王常玉和王淑清下落不詳。

按“周銅山”的說法，他媽王淑清嫁給了一個叫李佐臣的蘇聯人後，帶著他們哥兒倆去了蘇聯。真有李佐臣這麽個人嗎？外調人員發現，確有其人。李佐臣原來叫李滋利欽柯，是個白俄，1902年2月13日出生在烏克蘭。1919年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他隨父母逃到到了遠東，以後又流亡到中國東北，在滿州裏的鐵路上謀了一份差事。解放後，中蘇兩國處於蜜月期，北京需要大量的俄語教師。解放後已經改名李佐臣的李滋利欽柯在朝陽門外一個叫福定莊燃料部職工學校當了俄語教師。1951年5月，他又調到了北京電影學校、也就是後來的北京電影學院，繼續教俄語。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喪偶的勤雜工王淑清，倆人感情迅速升溫並且結了婚。1955年，王淑清帶著兩個兒子隨李佐臣回到蘇聯。經查，李佐臣是蘇聯的一個情報人員。

從北京調查的結果看，建國門大牌坊胡同70號王華亭家庭情況，除了男主人及其子女不姓周，其餘人員的名字、家庭結構、主婦的姓名、民族都和“周銅山”交待的一樣；而“周銅山”與王淑清的二兒子王常玉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說明什麽呢？專案組分析：“周銅山”就是王常玉。

8月16日，伊裏指示專案組，把審查情況形成書麵材料，立即上報公安部、省革委會。這起案子已經涉及到全國很多地方，沒有各地的配合，案子沒法搞下去。因為此時正處於軍管期間，案子又涉及新疆、甘肅、陝西等省區，伊裏決定馬上將案子向蘭州軍區匯報。他指派省政法組偵破組長教喜章和鄭盟海到蘭州軍區向張達誌司令員、冼恒漢政委匯報。

一聽說是伊裏派來的人，張達誌十分熱情。張達誌與伊裏夫人虹林是陝北佳縣老鄉，在延安時，他們就認識；解放初，陝甘寧邊區公安廳，更名為“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時任第一野戰軍第四軍軍長的張達誌調任部長，伊裏是他手下的辦公室主任。在一年多時間裏，兩人朝夕相處，很對脾氣。聽了教喜章、鄭盟海的案情匯報後，張達誌馬上就打電話給蘭州軍區保衛部，讓部隊全麵配合陝西工作。

伊裏對從王常玉身上搜到的那根圓柱體玻璃棒以及那兩隻裝著不明液體的黃色玻璃瓶一直非常感興趣。既然王常玉是蘇修間諜，這兩種東西很可能就是他的作案工具。他拿著那根玻璃棒翻過來、轉過去的看了半天，看不出什麽明堂。這東西已經超出了這個當年延安知識分子的見識了；和張舉明他們一樣，他當然不相信小瓶子裏裝的是治腎病的藥。派出人馬去北京和蘭州之後，伊裏又喊來專案組工作人員，讓他們趕快把這兩樣東西送出去，請專家檢驗。一但檢驗結果出來，這兩種物證也許就是攻克王常玉的殺手鐧。

 

八、秘密入境

1969年7月，赤塔。

就要動身出發了，彼德的大腦仿佛成了他的那架手風琴，被一雙生疏、討厭的手胡亂地拉著，不成調調，卻片刻不停，讓他一晚上在床上翻來翻去，很難入睡。幾個月來，他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和他將要去麵臨的生活相比，又簡直不算什麽。等待他的，將會是什麽結局呢？會不會一過邊境就讓那邊給逮住？然後呢？是留在那邊坐牢，還是被槍斃？22日清早，感覺亂糟糟的手風琴聲剛剛變成一鍋紅菜湯的時候，彼德被叫醒了。工作人員告訴他，早餐後，亞力山大.尼古拉奈維奇同誌要跟他談話。亞力山大.尼古拉奈維奇的名字彼德早已聽說過，他是克格勃的培訓專家。彼德所用的一份教材，就是他編的。

走進餐廳，一個五十多歲的長臉男人正倚窗而坐。看見彼德，他舉起手中的叉子向他揮了揮，示意他過去坐。原來，這個人就是亞力山大·尼古拉奈維奇。尼古拉奈維奇是個很隨和的老頭兒，後來，彼德想，可能他不想給他更多的壓力，才把談話的地方改在餐廳，邊吃邊聊。讓彼德意外的是，老頭兒居然會說中國話，甚至還知道北京的豆汁兒、鹵煮火燒。亞力山大·尼古拉奈維奇對彼德前段時間的培訓內容進行了一些抽查，看來，彼德的回答他還是滿意的。“過去之後穩打穩紮，不要操之過急。用中國話說稍安毋躁，見機行事。”走出餐廳的時候，尼古拉奈維奇拍拍彼德的肩膀，跟他很哥們兒地說：“人年輕隻有一次。有時候年輕時做點冒險事是值得的。何況冒一次險，回來享一輩子福。不用擔心家人，去吧，小夥子。”

“和我接頭的人是什麽樣的？”臨分手，彼德還是忍不住提了這麽個幼稚問題。

“我們以後會在書信中用暗語或廣播通知你。記住，接頭中不能告訴對方真實姓名，身份，也不要打聽對方姓名、身份，隻許談工作和生活上的事。再說一遍，接頭一定要得到情報局的指示，這是嚴格的紀律。”亞力山大·尼古拉奈維奇又變得很嚴肅。

“你好，彼德。”一出門，彼德見到了一個熟悉的麵孔，瓦西裏·伊裏奇居然站在院子裏，笑嘻嘻地過來擂了他一拳。在這個地方見到瓦西裏·伊裏奇，彼德很意外，也很驚喜。原來，瓦西裏·伊裏奇是奉命專程來接他的。他們一起乘坐西伯利亞航空公司客機，從赤塔起飛，經過幾個小時的飛行，在哈薩克斯坦州首府阿拉木圖機場降落，被便衣情報人員接到一個秘密地方小憩。這個時候，一個名叫尼古拉·瓦西裏維奇的大校交給彼德一頁材料，讓他再最後熟悉一次。這就是彼德早已爛熟於心的七項《工作任務》：

1、了解中國準備不準備打仗；中國人民大眾是怎樣看待蘇聯的；中國政府在進行哪些反蘇宣傳活動；

2、中國的工礦、企業和行政機關有沒有建立工會組織和黨委，它們起什麽作用；

3、中國開展“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怎樣的災難；

4、在工廠和農村人民公社中是否舉行民兵訓練，一個星期訓練幾次，由什麽人指揮訓練；

5、軍事運輸裝載哪些軍事裝備、器械，運往何處，軍人的移防去向哪裏；

6、太原、蘭州、寶雞等重工業城市駐防幾種部隊，其番號是什麽？具體的編製和裝備情況；甘肅等地的原子能工廠具體在什麽地方，組裝後運往何處存放；

7、觀察了解有沒有反對推翻中國領導人和政府的人，組織者是誰？他們在哪裏進行活動？有什麽裝備？隊伍的人數有多少？其人員的成份是什麽；

“第一總局會通過第五總局（意識形態局）的廣播節目，向你發出指令。以後的活動經費、通訊工具由廣播節目中告知。”尼古拉.瓦西裏維奇大校跟彼德再次叮嚀。

吃過些水果後，尼古拉·瓦西裏維奇大校，阿拉多裏·米哈伊諾維奇中校和瓦西裏·伊裏奇三人陪著彼德出門，一輛邊防軍提供的嘎斯69越野吉普車已經等在門外。嘎斯69可不是1969年才誕生的，這款輕型越野車是蘇聯高爾基汽車製造廠生產的，在嘎斯69之前的嘎斯67，曾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裝備過中朝軍隊。彼德剛學會開車，正手癢，路上，他還跟司機換了回座位，自己過了把車癮。他們一行從阿拉木圖出發北上，經過塔爾迪庫爾幹、薩瑟拜爾湖岸和阿拉湖，到達中蘇邊境。這邊，蘇軍情報部門已經有人在等著他們。原準備是讓彼德從阿克蘇正麵入境，但天山橫斷，難度極大。天山在哈薩克斯坦境內向西延伸400餘公裏，山高且險，過去派出的人從此入境多有失敗。因此，這次才改從阿拉湖以南，沿歐亞鐵路規劃線的阿拉山口潛入。考慮到中蘇雙方邊控嚴密，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他們又按第二套方案選擇中國塔城以西邊境。這裏屬哈薩克丘陵，從阿拉湖分支的一條河向東流入中國境內。這條河流經新疆額敏縣，中國方麵稱它為額敏河。克格勃專家們權衡再三，認為這是條比較理想的潛入線路。他們又驅車來到邊防哨所。爬上幾十米高的瞭望塔，用遠距光電望遠鏡觀察中方邊境地形情況，反複權衡選擇確定了具體潛入點線。

23日晚，本應是個月明之夜，但皎潔的月光慢慢被厚厚烏雲籠罩，望遠鏡裏的丘陵變得一片黑朦朦。烏魯木齊時間21點半，也就是北京時間23點半，彼德被送到阿拉湖以東中蘇邊境200米的地方。下車後，尼古拉·瓦西裏維奇握著彼德的手告別：“維靜同誌，從現在開始，你的名字就隻有‘周銅山’。祝你好運，少尉同誌。”

借著瓦西裏·伊裏奇手裏的一隻手電筒，彼德最後一次檢查了他的各種假證明、證件和生活必需物品，與三人招手告別，然後沿著從阿拉湖流出的額敏河，經邁義爾溝進入中國境內。

像一個苦行僧一樣，他吃的是壓縮餅幹，喝的是河水，包括瓶幹盒子之類的廢棄物，他都按規定及時掩埋。這樣跋山涉水持續了三天，他終於在托裏搭上了長途汽車。經過奎屯、石河子和昌吉，他終於來到了烏魯木齊市區。

 

九、尋找幫手

在掌握大量證據的情況下，“周銅山”交待，他就是王常玉，俄文名字叫彼德，他的確是蘇聯派到中國的特務。他詳細交待了他的個人經曆、接受培訓的情況以及工作任務等，也交待了入境之後的活動情況：

“我在火車站逗留了大約一小時，買了一張去蘭州的54次火車票，那趟車是去北京的。本想直接去北京，但看到我們國家的風光很美，就在蘭州下車，去了一趟五泉山公園。那裏果然山清水秀，在阿爾斯克根本沒有這麽美麗的公園。新西伯利亞也沒有，那裏是冰天雪地的世界。然後我又買了去鄭州的票，到鄭州市看了“二·七”紀念塔，才去了北京。我想找小時候的同學，也想找我的姐姐，畢竟我們分別了13年，不知他們生活得怎麽樣，我想去找他們，但又想到了尼古拉·瓦西裏維奇大校的話，在沒有找到職業或定居之前，絕對不能聯係朋友和家人。克格勃在中國國內還有人，我想，我的行蹤也會受到監控。於是，我在豐台下車，坐三輪進北京市裏。在天安門廣場轉了轉，又到我印象中生活的地方，還有小學附近轉了轉。那裏變化太大了，我分辨不出我熟悉的地方。”王常玉說，他在北京呆了一天就走了，講到此後的情況，跟之前在寶雞說的一模一樣。

王常玉看起來是和盤托出了，他的交待也合情合理——他轉了一大圈，主要是熟悉線路，先找落腳點，入境後人生地不熟也搞不了什麽有價值的東西，隻是為以後活動創造條件打好基礎。真正的活動要在接頭以後，而目前他還沒安頓下來，沒辦法接頭。

張舉明卻不這樣認為。專案會議上，他拿出王常玉由烏魯木齊到蘭州的火車票對大家說：“這是從烏市發車到連雲港的186次的慢車票。王常玉交待他坐的是54次快車。在這張車票上他已經說了假話。”

那王常玉為什麽要說假話？會不會是記錯了呢？張舉明認為，既然王常玉是一個經過培訓的職業特務，他就不會輕易出什麽差錯。因此，王常玉很可能沒說實話。伊裏也同意張舉明的看法。那怎麽辦？再審唄，追著問王常玉打了什麽埋伏，結果，真就問出了明堂。

原來，在寶雞火車站，王常玉被抓的時候，就在等一個人。此人名叫安大民，是新疆建設兵團某團的機械維修工，因為監守自盜被開除。王常玉是在烏魯木齊汽車站附近一個小飯館吃飯時，發現了安大民。他看出安大民不像個有正經事情做的人，和他一聊，還發現他牢騷滿腹。沒了工作，安大民需要錢生活，而那時候，他就是想打工也不好找到地方的。王常玉給了安大民300塊錢，安大民被感動得差點掉眼淚。知道王常玉來自蘇聯，安大民也嚇了一跳。不過，“伊塔事件”跑出去那麽多人，後來也有人又跑回來。雖然都是少數民族，但新疆人聽到這類事兒還是比較多的。安大民也願意跟著王常玉混，反正，王常玉給他管吃管喝。“你這個樣子可不行，去內地兩天半就會被人抓起來。你看這邊男人誰留你這麽長的頭發，誰穿這樣的衣裳？也就是新疆少數民族多，還沒人注意你。”在安大民的建議下，王常玉去理了個小平頭，扔掉了蘇聯穿過來的衣裳，換上安大民給他的一件半舊綠軍裝，倆人在烏魯木齊逛了兩天，然後坐上186次慢車去了蘭州。之所以買了慢車票，是安大民覺得慢車便宜。反正也沒什麽事兒，走哪兒是哪兒。

那麽，那個安大民又在哪裏呢？原來，倆人走丟了。

去了蘭州，去了北京，再去了太原，倆人又結伴來到了寶雞。下車後，他們先在老街上吃了飯。安大民想先找旅店休息，王常玉是個職業特務，比較敬業，非要先工作後休息。他的工作，無非是街上亂轉。不過，倆人的“轉”法不一樣，安大民總愛往人多的地方鑽，哪裏熱鬧就去哪裏，算是“下裏巴人”；王常玉這邊是“陽春白雪”，“轉”的目標是黨政機關、有軍隊的地方，主要是看牆上《布告》內容和一些革命性小報、傳單和大字報。認下後來審查過他的寶雞市公安機關軍事管製委員會這地方後，王常玉想撤，一回頭卻不見了安大民。那安大民呢？聽到街上有人吵架，他跑去看熱鬧了。原來，一家國營肉店裏，排隊買肉的人不知為肉的肥瘦、還是份量，和賣肉的幹起來了。兩人越吵越凶，竟然動手打起來。安大民天生一塊戰地記者的料，站旁邊扯長了脖子看了個全本兒戲。等想起王常玉，已經找不見人影兒。他站到寶雞市公安機關軍管會門前王常玉剛才看《布告》的地方等了十幾分鍾，也不見他人影兒。他又小跑著來到火車站，裏裏外外找了幾遍，也不見王常玉的影子。其實，這功夫，王常玉正在旁邊商店裏買熱水瓶。因為要把隨身帶的錢塞進暖水瓶底下，王常玉得找個沒人的地方折騰。這樣，就跟來火車站找他的安大民錯過了。安大民再一次返回火車站時，大清查已經在廣場開始了。安大民心裏虛著呢，當然不能往槍口上撞。等到那些清查人員撤離後，他又到車站裏外找了幾次，還是沒有王常玉的影子。安大民隻好找了一家旅館，先住下再說。反正，第二天他們倆要一起上火車，進站前還可以碰見。可是，當晚的大清查不光是在火車站進行，全市的旅館、招待所都是清查重點。安大民沒有出差證明，吞吞吐吐說不清自己的工作單位，身上又裝有300元嶄新的人民幣，理所當然就被帶到了派出所。安大民交待了姓名，住址和無業無家的情況，對於蘇聯來的“周銅山”，他隻字不能提，當然也就沒說清這筆錢的來源。於是，他就享受“盲流”待遇，派出所準備以盜竊罪對他進行論處。就在這個決定上報市公安軍管會待批的過程中，省公安機關軍管會的查詢電話到了。安大民立即被押解到西安。

 

十、發現破綻

伊裏不斷催問玻璃棒和小玻璃瓶的鑒定工作進展，負責這項工作的同誌也跑了不少地方，但是，工作毫無進展。

1966年8月上旬，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製訂的“十六條”中，就明文規定要保護科技人員，但山崩海嘯般的“文革”一來，教科文衛係統立馬就成了“重災區”，知識分子變成了“臭老九”，沒有鬥死的，也關了牛棚，或者下放勞動。1969年8月9日，在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的國防工辦，國防科委和二機部負責人參加的會議上，出台了保護科技人員的一些措施，幾百位頂尖科技人員得到解放。但全國還有數以萬計的科技人員還是不能回到工作崗位。有些大型企業引進的設備竟然沒人能看懂說明書，由工人產生的工程技術人員摸索的結果，常常是把“洋”設備變成了一堆廢鐵。“6901”專案組送檢的玻璃棒、小玻璃瓶，難住了把持著科研部門的“造反派”。誰清楚呢？王常玉。但是，專案組不知底牌冒然問他，隻會增加他的心理優勢。於是，工作人員隻能從別的方麵尋找突破。

安大民到案，專案組張舉明、張鴻軒等人審查後發現，他和王常玉在交待活動情況是大同小異的。他們一起坐火車，一起從烏魯木齊到蘭州，再從蘭州去北京，然後去了太原，再從太原到了石家莊，然後再來到寶雞，這些都沒錯；但是，具體到一個城市裏的活動情況，他們交待的又有出入。比如，王常玉交待，他們在蘭州逛了個五泉山公園，隻字沒提去過白塔山公園，雖然他們隻是走馬觀花地在那兒呆了半小時。回過頭來再問王常玉，他居然仍然不承認去過白塔山公園。這個公園沒給他留下什麽印象？比他年紀大兩歲的安大民說，去白塔山公園還是王常玉提議的，何況他這人有過目不忘的本事，公園裏看過的對聯他過後都能背得出來。那麽，王常玉為什麽要回避這個白塔山公園呢？

離開蘭州，他們去了北京。在北京，王常玉給安大民放了一天假，讓他自己找地方玩兒。此間，有這樣一個細節讓張舉明感興趣：在一家旅館落下腳之後，王常玉問服務員要了一根粉筆。安大民好奇，問他要粉筆幹什麽。王常玉臉色很難看地跟他說：“安，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知道的，看到了就當沒看到，聽到了就當沒聽到。這是規距。”那麽，他要那根粉筆究竟幹了什麽？安大民不在的這一個白天裏，他又幹了些什麽呢？

在太原，他們隻呆了一個小時，就又坐上火車去了石家莊。原來他說要在太原橡膠廠找妹妹，安大民嫌那地方太遠，建議他不要去。大熱天，連續坐火車，到了石家莊，倆人身上都快臭了。他們鑽到一個名叫東風浴池的澡堂子洗了個澡，然後就在浴池二樓上住了下來。安大民說，王常玉讓他到街上給他買個信封，他乘機在街上逛了一會兒。回來，王常玉一見信封就數落他：“讓你買信封，你就光知道買信封？不買信紙我怎麽寫信？”其實，安大民倒不是死腦筋想不到，不過，對於一個沒有工資收入的人來說，一分錢額外的花銷他也不想掏。王常玉從一本《毛主席語錄》後麵撕下了兩頁白紙當信紙，說自己的字兒太難看，讓安大民替他執筆寫了一封家信。安大民說，當時他還有點好奇，因為他見過的《語錄》後麵都沒帶白紙的。那麽，信的內容是什麽呢？安大民說，都是很平常的內容。就是告訴他的繼父和媽媽，他到了北京，但沒有見到妹妹，還要繼續找。寫完以後，他又按王常玉口述的內容，替他寫好了信封，然後拿到郵局發了出去。

“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寄信人的地址？”審問安大民時，張舉明特別留意了這樣的細節。

“是國外，蒙古的烏蘭巴托市，好像是297號信箱。”安大民眨巴著眼睛，使勁地回憶：“這封信的收信人名叫鍾理，他說，這是他媽。我邊寫邊納悶，說你媽不是在蘇聯嗎？怎麽跑蒙古去了？他說，他媽、他哥和繼父一塊去蒙古做皮毛生意了。”安大民說。

“寄信人的呢？”張舉明追著問。

安大民說，他問王常玉咋寫，王常玉好像才意識到這是個問題，挺發愁：“是啊，我媽回信寄到哪裏？”安大民也沒正兒八經的地址，就建議他寄到新疆某個朋友那兒。他說不行不行，太遠不方便也危險。安大民就想到甘肅平涼。他是甘肅平涼人，頂父親的班到的新疆。他給王常玉說了個平涼地址。王常玉聽了很高興，問了安大民平涼在什麽地方，有多少人口，交通怎麽走等情況。然後，他很嚴肅地問安大民：“你能保證我媽的回信在平涼收到？會不會出什麽差錯？”安大民說，他可以托親戚注意收就行了。那收信人寫誰的名字？安大民說寫他親戚的，王常玉不同意，非讓寫安大民的：“我媽收到信後，三天之內肯定會複信的。這封信從今天寄出，四天後收到，加上兩天寫回信，一周寄到平涼，滿打滿算半個月就可收到。他說，我再給你些費用，你提前去平涼守著，保證能收到。”安大民說，他就照王常玉說的寫了，地址寫的是“甘肅平涼市工農兵路43號，安大民收”。信寫好後，王常玉讓安大民去郵局寄發。

關於這封信，王常玉在交待中隻字未提。專案組分析，那個“烏蘭巴托297號信箱”，一定是蘇聯情報機關設在第三國的據點。

再審王常玉，他仍然堅持原先的說法。怎麽辦呢？專案組派人把安大民押過來讓他看了一眼。一看到蔫黃瓜一樣的安大民，王常玉沒法嘴硬了。專案人員換著法子開導他，想了好幾天，王常玉開了金口。

 

十一、接頭、聯絡

“親愛的爸爸、媽媽，你們好嗎？”許多年後，一個叫李春波的音樂人寫了一首歌《一封家書》，火遍大江南北。之所以火，是因為它貼近生活，居然把家信用歌兒給來唱出來了。可是，誰會想到呢，1969年，蘇聯間諜王常玉信裏的“親愛的爸爸、媽媽”卻也是有講究的。

王常玉在赤塔接受培訓時，有一個科目就是郵遞通信中的“明文暗語加密”及“夾密寫”。那個時代，長期潛伏敵國的間諜，傳遞情報方式之一是通過郵路來實現的。為避免安全機關檢查，就專門製定了一套明文暗語，或明文夾密寫，然後通過第三國傳遞方式進行活動。比如，按克格勃的約定，王常玉信中如果有“我買了一塊表”，就是告訴上司，他已經買到了一台半導體收音機，可以通過工作站的廣播訊號，接收上級的指令，今後就不要再以書信郵遞方式下達指令。這種暗語是一次性的，一旦溝通即刻做廢。信中如果出現“我收到了妹妹的來信”，就是告訴上級，他已經到了指定的那個地方。出現“祝你身體健康”，表示他安全到達了；上級給他的信中如果有“你的來信星期四收到”，就是指令他星期四去某個城市，與從未謀麵的其他潛特接頭。如果上級來信讓他“注意身體”，就是讓他留在某地不要動。

還有，王常玉如果寫的是“親愛的哥哥或弟、姐、妹”，則表示信中沒有密寫；如果信中開頭稱呼為“親愛的爸爸、媽媽”的字樣，就表示這封信明文裏沒有暗語，但明文下麵有密寫。王常玉讓安大民起草的那封信，開頭稱呼就是“親愛的爸爸、媽媽”。

在石家莊的東風浴池二樓上，王常玉把安大民支出去買信封時，就在《毛主席語錄》後麵的白紙上給上級用俄文寫了簡單的匯報。這本《毛主席語錄》當然是特製的，特就特在後麵加留的空白頁碼。密寫的內容一般肉眼在陽光、普通光源下無法看到，隻有在紫外光下才可以看到。隻要有書寫工具留下筆劃的痕跡，克格勃技術部門都可以破譯。這種技術在當時隻有蘇聯一家獨有，連美國、西德都還不掌握。

王常玉密寫的內容，就是告訴上級他已經安全進入了中國內地，跑了哪些城市，還有，就是告訴上級他找到了一個叫安大民的助手。當然，他還把安大民的簡單情況也匯報了一下。除此之外，他講了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困難和下一步的打算。這種特製的白紙隻需要用硬物就可以書寫，寫過之後也不留痕跡。等安大民買了信封回來，他故意抱怨安大民沒買信紙，然後當麵撕下這兩頁“白紙”，讓安大民執筆寫了明信。

電視連續劇《潛伏》中，反複出現過餘則成收聽廣播記錄密碼的情景。在播出一連串數字之前，播音員都說是某地質隊的礦樣標號。這樣的情節，其實是來源於另一部諜戰片，它就是前蘇聯的《春天的十一個瞬間》。那麽，王常玉這樣的真間諜怎麽從收音機裏接收指令的呢？

為了抗幹擾，蘇聯把大功率調幅華語廣播電台的頻率設定在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或某省廣播電台波長幾十分之一KC的位置上，每天24小時滾動播出。其中指令是定時以呼代號方式，向特定的潛伏間諜發出的。如果收聽到我是“666”，就表示是王常玉直接上司；聽到“777”的呼叫，即表示要王常玉注意，有指令給你；如果告訴“777”“1943年某某”，則表示“王常玉，你已經被中國方麵盯上了，以後活動要加以小心”。還有以阿拉伯數字組成的暗語，一般是4個數為一組，每組為一個漢字，以特定的《四角號碼》字典為譯意工具，比如4003、7129兩組數字，就是“太原”二字。此外，他們使用的工具還可以特定某一本書，如《紅旗》雜誌某一頁，以先橫後縱編發暗語指令。例如：特定頁碼第二行句子裏，第5字是個“請”字，呼發則是0205；第三行句子裏第12個字是“你”字，呼發則是0312。王常玉交待的另一個秘密，就是接頭暗語。

如果境外或境內給王常玉來信，內容中有“來信星期四收到”或廣播“777，你的來信星期四收到”，都是指令他星期四那一天去“接頭”。這些暗語是王常玉在赤塔培訓時特設固定的。蘭州和太原，這兩個地方都不是隨意選擇的。蘭州的白塔山公園門口、太原的市郵局門口和太原橡膠廠，都是克格勃為王常玉提前設定的聯係點，有潛伏特務會跟他接頭。每年的4月和9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四下午6點，王常玉要到太原市郵局門口接頭。在接頭前一段時間，廣播電台裏就會不停地呼發、提醒他。如果第一天沒接上，王常玉第二天同一時間可以換到太原市橡膠廠門前繼續接頭。接頭的方法是左臂下夾一卷報紙或畫報。有人問他“向烈士墓公園怎麽走？”王常玉要回答：“路過白銀路就到了。”暗語對上了，雙方就接上了頭，然後進入下一步。如果是在蘭州白塔山公園門口接頭，也是左臂下夾一卷報紙或畫報。對方還是問“去烈士墓公園怎麽走？”王常玉的回答必須是：“經過白銀路就到了。”“經過”和“路過”兩個字絕對也不能錯。如果在接頭時碰到了熟人，就把右手裝在褲袋裏不能搭話。這種固定式的接頭時間，必須得到蘇聯情報局以通信暗語，或廣播發送同意的指令後才能進行。接上頭後，雙方不能打聽或告訴對方真實姓名，身份，隻許談工作，這是非常嚴格的製度規定，執行時是不能含糊的。

 

十二、電台、密碼

2005年元月，伊裏在西安去世，享年83歲。伊裏留下的一個發黃的筆記本上，詳細地記錄了偵破“6901”案件的每一步進展，其中包括中央領導關於這起案件的一些批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九大剛當選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曾批示如下：“此案很重要，現在發現這個線索是很好的。請北京等地逐步追索。看來，蘇修在我國有係統布置特務，必須引起重視。”黨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林彪也批示：“此案務必徹底查清。”時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對此案也有更為具體的批示。誰也想不到，1970年夏天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開幕式還端坐主席台的陳伯達，會議閉幕時就從主席台上消失，從此被打倒；兩年後發生“9·13”事件，林彪的飛機墜毀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而他出逃的方向竟然是蘇聯；而文革中死去的謝富治，文革後連《悼詞》都被取消。

還是回到“6901”案子上來。在紅廟坡看守所，王常玉沒有和別的犯人關在一起，而是像住招待所一樣關在一個房間。專案組有人晚上陪他在同一個房間裏睡覺。這些天來，王常玉夜裏總在床上烙燒餅，翻來翻去睡不著；但在交待了接頭與聯絡方式之後，他如釋重負地睡了個好覺，情緒也平靜下來。

對於陝西公安機關來說，抓獲蘇修特務，可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當時，就是在全國來說，這樣的派遣特務也十分罕見。案子進展到這會兒，應當說王常玉態度還是不錯的，他交待的東西也不像說了假話。專案組一些人以為這起案子該結案了，但伊裏卻不這樣認為。那根小玻璃棒真就是個沒用的東西嗎？還有那兩個小瓶子裝的是什麽東西？王常玉始終沒有交待。他從這一點上就判斷，王常玉肚子裏的貨還沒有倒完：“王常玉顯然是一名戰略性間諜，他是要在咱們這兒長期潛伏的。如果像他交待的那樣，目標是原子彈的研究、製造和儲存，一旦獲取這些情報後，他咋辦？采用無人交接或者郵遞方式報告？那樣也太危險了吧。他肯定需要電台。雖然他現在手上沒有，但克格勃方麵必須考慮這個問題。當然，有了電台，還得有密碼。你們說是不是？”轉過頭，伊裏注視著張舉明：“在北京的旅社裏，他不是為一根粉筆訓斥過安大民嘛，那他用粉筆究竟要幹什麽？接薦兒再問他吧。”

到了這份兒上，粉筆問題對於王常玉來說，已經不那麽重要了。很快他就作了交待。

他說，在北京，他借口給安大民放假，支開了安大民。接下來，他乘公共汽車到月壇北路，找到一根有底座的水泥電杆，確認沒有人注意到他後，他走到那根電線杆前，一隻腳蹬在水泥底座上，裝做係鞋帶的樣子，用在旅社帶來的白粉筆在距地麵約80公分位置上，劃了一道長度約五、六公分的橫道，然後在橫線上方水泥底座放了一顆小石子，這是他向上級發出“平安順利”潛入的信號。“這個小石子還有一層意思，請示我可不可以去北京臥佛寺取‘泥石包’。”可能是這些思想上的包袱真的放下了，王常玉終於曝出了猛料。

王常玉說，“泥石包”是克格勃特製的一個密封容器，外形象鵝卵石，顏色與泥土、石頭極為接近。王常玉說，他不是武裝特工，那些暗殺、爆炸、投毒的事兒他都不幹，他猜，泥石包裏麵應該隻是活動經費和密碼。在他培訓後期，泥石包應該已經被帶進中國來，送到臥佛寺交接點。沒有人在那兒等他去取東西，他們是以“無人交接”的方式，把泥石包交到他手上。

張舉明扯了一張筆錄紙，連同鋼筆遞過去：“埋藏在具體什麽地方？你能準確繪製出來嗎？”王常玉略一思考，就在筆錄紙背麵畫開了。不大功夫，一張草圖畫了出來，臥佛寺方位、座標名稱、相互間距離以及泥石包藏匿點，都被標注得清清楚楚。“這地方我沒去過，但我繪製的很準確，這是結業的根據。如果你們擔心找不到，我可以和你們一塊去，保證一次成功。”

“電台也在一塊嗎？”張舉明認真看著草圖問。

“不在一起，這也是蘇聯情報機關的規定，是另一個人預先埋藏的。”

“也在臥佛寺附近？”

“不在。在十三陵，是埋藏在地下。我也可以把圖繪出來。具體精確到什麽程度，不能保證，到現場才能確定位置。”

伊裏讓人找來一張北京市地圖，張舉明、張鴻軒等人一起比對，結果證實，王常玉繪製的圖與國家出版發行的地圖基本一致，也與口供中敘述的情況相符。“如果按王常玉繪製的“藏寶圖”，能順利起獲電台和密碼，可以建議上級給他按立功對待。”伊裏讓一個年輕的筆杆子起草一份《關於起獲電台和密碼的報告》，請求公安部派員支持，並協調北京市公安機關軍管會配合。年輕筆杆子是個福建人，多年後，曾擔任陝西省公安廳主管出入境工作的副廳長。後來，因為放走了賴昌星，此人在陝西省國家安全廳廳長任上鋃鐺入獄，獲刑15年。他的名字叫張永輝。

9月2日，公安部批準同意由陝西起獲電台和密碼的報告。並派羅欣高、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偵破組長李秀峰、陝西的黨乙文等人，組成起獲工作小組。總政保衛部長郝蘇協調總參，派出技術人員支持。9月3日，起獲小組正式成立，具體工作方案出台。交通工具和有關設備器材準備完畢。9月5日，小組在十三陵“五公裏七號牌子”附近起獲埋在地下、包在塑料袋中的一部電台；9月6日，小組動用紅外探測器，第二次來到香山臥佛寺，終於從一堆亂石中，將一個哈密瓜形狀的泥石包起獲。果然，裏麵是一包人民幣和兩本密碼。

經專家鑒定，起獲的電台是一台便攜式“遠距離快速收發報機”，每分鍾可發送500組碼；而兩本密碼分別是專用的卡片式明碼本和可變的平戰兩用密碼本。按公安部的要求，電台、密碼被送到了西安。伊裏讓王常玉演示了一下發報機的使用，這家夥手法果然非常嫻熟，一看就是經過專門訓練的主兒。

 

十三、顯微密信

1969年10月1日上午，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慶祝國慶20周年活動。不像以往的閱兵式，邁著整齊步伐、走過廣場的解放軍戰士沒帶武器，而是人手一本“紅寶書”揮舞著；各行各業以及紅衛兵們也都像天安門城樓上的林副主席、周總理一樣，人手一本毛主席語錄，一遍遍激動地喊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口號。解放軍紅綠相間的方陣走過之後，天安門廣場就變成了一片紅色的海洋。有點像如今提倡什麽實際上就缺什麽一樣，天安門城樓對麵的巨幅標語上，寫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團結起來，去爭取更大的勝利！”誰也不會想到，一個多月之後，國家主席劉少奇就靜悄悄死在了開封的一家銀行裏，頭發胡須長得像流浪漢一般。

當街道上高音喇叭裏傳來林彪中氣不足、冗長的國慶講話聲音時，在西安“6901”專案組突然爆發出一幫人的歡呼：“成功啦，成功啦！”守在這裏的伊裏站起來，眼裏放著光、使勁兒地拍著桌子喊：“重獎，重獎，要重獎！”

伊裏一直在做著放長線吊大魚的努力。

按照王常玉的交待，每年4月和9月的第一個星期四下午6點，是他和別的蘇聯特務接頭的時間。地點有兩個，一個是蘭州的白塔山公園門口，另一個是在太原市郵電局門口。如果沒接上頭，人在蘭州，第二天老時間老地點再接頭；若人在太原，第一天沒接上頭，那麽第二天，他還可以在同一時間去太原市橡膠廠門口再接頭。9月4日，在黨乙文等人前往北京香山臥佛寺尋找泥石包的時候，專案組教喜章、鄭盟海化裝後分別在蘭州、太原市公安機關軍管會派出人員的密切配合下，提前於下午4點進入白塔山和太原市郵電局目標區，可是，一直守到下午8點半，兩路人馬都沒發現可疑的接頭目標。次日，鄭盟海和蘭州派出的人員再次來到白塔山，仍然沒有收獲。在太原的教喜章次日提前來到橡膠廠門口“接頭”，同樣沒有收獲。

北京這邊，黨乙文、李秀峰等人在取走電台和裝現金、密碼的“泥石包”之後，都沒忘按王常玉交待的方式，給蘇聯情報機關留下個記號：9月5日在十三陵起獲電台後，黨乙文按照王常玉示範過的樣子，彎腰裝著係鞋帶，在刻有清朝乾隆皇帝所書《哀明陵十三韻》的十三陵碑亭左側石階上，用白粉筆劃了一個“十”字；9月7日淩晨，找到“泥石包”之後，黨乙文以同樣姿式在臥佛寺蓮花池柵欄東南角柱子旁，用白粉筆畫上了一個“一”。王常玉在北京向旅社服務員要粉筆，就是想幹這件事兒，隻不過條件不允許，他沒幹成。

取走電台、“泥石包”，為什麽還要照王常玉的路數留下記號呢？這是因為伊裏和專案組還惦著另一件事兒。

按王常玉、安大民的交待，他們發出那封寄給蒙古烏蘭巴托的信，是在8月7日。時間過去了一個多月，“甘肅平涼工農路34號安大民”卻並沒有收到任何郵件。伊裏分析，蘇聯大使館方麵應該在等臥佛寺、十三陵那兩個粉筆留下的記號，隻有確定王常玉取走了東西，他們才會複信。這封複信對於今後此案的深挖至關重要。會不會有什麽細節沒有注意到，讓蘇聯方麵有所覺察呢？

9月27日下午，伊裏惦記著的事兒有了結果：專案組在平涼等到了一封北京寄給平涼安大民的信。

這封信一送到西安，北京、西安兩地的技術專家馬上就開始著手破譯工作。信是以“周銅山”媽媽“鍾理”的口氣寫的，說是請北京的一位朋友幫忙轉寄的。信裏的內容是幾句沒油沒鹽的話，平淡無奇。王常玉說，裏麵沒有什麽暗語，但有可能有顯微點。技術人員先用紅外線、紫外線掃描，再把信紙鋪展放在潔淨的玻璃工作台上，借用放大鏡尋找，可字裏行間找了無數回，卻沒有任何斬獲；他們又戴上薄如蟬翼的手套，用指頭輕輕地把信紙摸了個遍，也沒發現什麽異物。他們把紙上微小的皺折拉平，還是找不到什麽。

“再找，再找，準保有貨！”伊裏給部下打著氣，其實，他自己心裏也直打鼓。時間一天又一天過去，工作仍沒有進展。

“哎，怎麽不用透光法？”又一個深夜，有人突然想到這茬兒。馬上有人把信紙對著日光燈透視，看到的隻是紙張的厚薄不均，舉起另外一張紙看，也是這樣。技術人員又加大了工作台的亮度，再次把信紙鋪平，這回，他們發現，信中的倒數第六字“新”的上麵的那一點有點不一樣。技術人員脫掉手套、洗淨雙手，用手指直接觸摸，發現那一“點”有微微突起的感覺。

王常玉那兩個神秘的小玻璃瓶終於派上了用場。10月1日上午，技術人員按照王常玉交待的解密方式，先用小玻璃瓶裏的顯影液處理，發現“新”字異物明顯。接下來，他們用沾了蒸餾水的幹淨小毛筆，將“新”字背後的紙漿稀釋，輕輕刷掉，小心地將露出來的異物剝取出來。這是個米粒大小的白色膠膜。用放大鏡看，能看到膠膜上有一片麻麻點點；換上高倍放大鏡，也看不清楚。

這時候，王常玉另一件寶物粉墨登場。用那根圓柱狀玻璃棒對著膠膜一看，奇跡出現了，一封用漢語寫成的密信呈現在人們麵前：

“1，我準許你可以在離開蘭州不遠的任何城市或鄉村裏居住和參加工作，留在你朋友安大民住的城市也行；2，請通知關於你的朋友他是什麽人；3，你的家裏一切都好；4，祝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原來，那根玻璃棒是一個高倍數的專用讀視工具。大家原來從它的小孔裏什麽也看不清，原來就是“超焦距”現象。

複信終於被破譯出來，專案組一片歡騰。一向沉穩的伊裏也搖頭晃腦，樂成了一朵盛開的花。

 

十四、結局

10月19日，王常玉被秘密押解到北京，關進了公安部的秦城監獄。中共中央政治局批示同意，由公安部、蘭州軍區、北京、山西、陝西派員組成聯合工作小組，負責此案下一步工作。時任公安部長的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謝富治擔任聯合工作小組的組長。10月25日，陝西召開了專案表彰會，至此，“6901”專案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解放前後，伊裏在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和西安市公安局工作期間，曾經有過多次逆用“軍統”、“中統”特務獲取情報的工作經驗。這次，伊裏也曾打算逆用王常玉，進一步獲取蘇聯方麵的情報。但是，這起案子交到北京後，他的建議最終被擱淺。

盡管如此，“6901”案件仍創造了中國反特工作的許多第一：第一次在內地發現克格勃間諜；第一次在野外繳獲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特務專用通訊器材和計算機精確編製的密電碼；第一次發現蘇聯間諜不見麵、背靠背、按預先設置的聯係方式傳遞情報；第一次獲取和破譯了科技含量極高、製作複雜的壓縮物和解讀器。除了對此案有批示的林彪、陳伯達，這起案子也驚動了毛主席和周總理。

王常玉被關押半年後，克格勃邊防工作站開通了“666”主呼電台，對“777”24小時定時呼叫聯絡。播發“777，你的來信我星期四收到”，指示王常玉於1970年4月第一個星期四下午6時到蘭州白塔山公園“接頭”。此後，他們又開通了赤塔CRU總台專頻，對王常玉進行盲呼。從1970年5月至1972年4月，總台定時呼叫達54次之多。王常玉對於克格勃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損失。

“6901”案件的破獲，為此後偵破蘇聯間諜案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經驗。陝西省公安機關把王常玉入境的新疆伊犁以及王常玉書信聯係過的蒙古國烏蘭巴托列為重點排查地區。1974年，從伊犁霍城入境的陝西籍蘇聯特務呂秦官跟家人聯絡，被陝西警方發現。伊裏與新疆公安廳廳長侯良電話聯係，兩地協作辦案。10月12日，新疆農六十四師將受克格勃派遣、企圖進入陝西搜集軍政情報的呂秦官抓獲。

1974年，22歲的榆林農民魚誌富在蘇聯電台的教唆下，於6月10日經內蒙古越境進入蒙古國，在加入蒙古間諜組織之後，又於1975年2月加入蘇聯克格勃。3月12日，魚誌富被克格勃派回原籍榆林，搜集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情報，聯係潛伏特務。從魚誌富給蒙古國烏蘭巴托寫信開始，這起案件就已經在陝西省公安機關的掌控之中。經伊裏批準，1977年6月1日，警方將魚誌富逮捕。

有了發現“6901”案密信顯微點的經驗，1970年至1972年，新疆伊犁警方又破譯了9個顯微點。

1978年12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王常玉已關押了九年，主要問題已基本審查清楚。應迅速做出處理”的決定。後經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王常玉的罪行，認罪態度，表現和已關押的時間，依法做出擬對王常玉免予起訴，予以釋放的決定。並安置在勞改農場勞動就業。

至於王常玉的最終下落，筆者已無從察考了。

【信筆由墨】

一、“盧比揚卡”錯為“盧比揚”,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克格勃，於1954年3月13日由“契卡”組成的情報反諜機構。總部設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附近的盧比揚廣場，……(二、情報星探)

“盧比揚卡”俄文：Лубянскаяплощадь

二、文化程度

周銅山生於1943年12月19日，原籍北京市人，……，完小文化程度。1955年，他媽嫁給了一個叫李佐臣的蘇聯人。婚後，李佐臣帶著他媽以及他們兄弟倆去了蘇聯，……上了幾年學，初中畢業……（三、不速之客）

完小——六年製小學。民國至五十年代，有初小小學和高小小學之分，包括初小和高小的小學稱為完小，一般檔次較高。公立（官辦）小學多為完小。中學，即包括初、高中。如果蘇聯是初中畢業，應該是初中文化程度，或指明在中國的文化程度是“完小”。

三、玉雨同音不同字，亦不同聲

……“遷徙證”上蓋的兩枚公章，一枚是“墨玉縣公安局”，另一枚卻是“墨雨縣公安局”，兩個字是音同的字，但一個是上聲，一個是去聲……（五、周銅山是誰）

此處“玉”、“雨”兩字同音不同字，亦不同聲，玉字去聲，雨字上聲。

四、“格魯烏”錯為“格爾烏”

……雖然已經被克格勃錄用，但彼德受訓的地方卻不隸屬克格勃，而是歸中文譯音“格爾烏”的蘇軍總參謀部情報部。……（六、受訓赤塔）

“格魯烏”為俄文：Главное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Управление的縮寫——“ГРУ”的音譯，拉丁文為：“GRU”。

【評論】

這是廣撒網多撈魚，派出廉價的炮灰過來撞大運呀。

這個王常玉是個好材料，應該好好逆用一下，也許會有大收獲。

王常玉的那些假證明的水平真低啊，證明當時咱的封閉程度，老外也被封的很難有及時更新信息。

現在潛入金國，估計非常困難，證明文件絕對過不了關

難道最後交換回去了？

“李滋利欽柯在朝陽門外一個叫福定莊燃料部職工學校當了俄語教師”…朝陽門外應該是定福莊.

另：文中提到《潛伏》電視劇，證明這篇文章是08年以後寫的

兄弟是北京人吧？對北京的地名這麽了解

每天路過定福莊…，應該是朝陽區定福莊煤炭幹部進修學校

以前看過一本破案書，說是文革期間某地發生一起盜竊案，公安人員在排查一旅館時發現一個年青人用繁體字登記，以為是嫌犯，查隨身攜帶的物品，發現一本紅寶書，上麵注有印刷日期，但是該印刷廠在此日期之前就因大火燒毀了，於是，一個台灣特務就浮出了水麵。

當時中國太過封閉,海外來客要想不露出破綻很難做到

這本書叫《建國以來十大飛賊》，你看到的故事叫特種國防部件失竊案，我已經轉發過，地址如注[轉載]塵封檔案-----特種國防部件失竊案

這書我曾看過，裏麵有個盜竊蘇聯專家圖紙，拿去擦屁股的。

這是2015年第5期（總288期）的《啄木鳥》雜誌上的，新鮮貨，前一陣剛看到，這裏就出了。

這個故事的主角不知道後來怎麽樣了，應該回毛子那去了吧？

我覺得他可以留在中國幹他繼父的老本行,當俄語老師

但是像他這種坐過牢的應該政審通不過吧，到90年代了蘇聯解體了中俄關係也緩和了他回去應該沒什麽問題了。在滿洲裏那種地方搞搞邊貿應該是個人才。

王常玉也談不上是戰略間諜，就是個一次性的小卒。

 

以前看過一本破案書，說是文革期間某地發生一起盜竊案，公安人員在排查一旅館時發現一個年青人用繁體字登記...

那本書叫建國十大飛賊，是當時氫彈部件丟失案，這個特務水平太低了，居然在旅館登記，用繁體字，然後就被盯上了

感謝樓主分享，這個事件，作假做得太不專業了，還不如現在路邊做假證的

故事不錯，不過這個特務居然沒考慮過如何應對審問？除了一個假名字和幾份並不精良的假證明，這家夥什麽都沒準備呀。被審問時居然拿自己的真實背景答複，這是怕公安找不出他的身份嗎。

這就是彼德早已爛熟於心的七項《工作任務》：

1、了解中國準備不準備打仗；中國人民大眾是怎樣看待蘇聯的；中國政府在進行哪些反蘇宣傳活動；

2、中國的工礦、企業和行政機關有沒有建立工會組織和黨委，它們起什麽作用；

3、中國開展“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怎樣的災難；

4、在工廠和農村人民公社中是否舉行民兵訓練，一個星期訓練幾次，由什麽人指揮訓練；

5、軍事運輸裝載哪些軍事裝備、器械，運往何處，軍人的移防去向哪裏；

6、太原、蘭州、寶雞等重工業城市駐防幾種部隊，其番號是什麽？具體的編製和裝備情況；甘肅等地的原子能工廠具體在什麽地方，組裝後運往何處存放；

7、觀察了解有沒有反對推翻中國領導人和政府的人，組織者是誰？他們在哪裏進行活動？有什麽裝備？隊伍的人數有多少？其人員的成份是什麽；

看來當年蘇聯真的有侵略中國的戰略意圖，，幸好毛主席做了周全準備，，蘇聯才沒敢動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