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拾遺之139：許世友三尋烈士遺孤

《塵封檔案》拾遺之139：許世友三尋烈士遺孤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一、
195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在上海舉行。4月1日晚上，負責主持會議保衛工作的公安部長羅瑞卿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的陪同下，逐個房間看望已經抵達上海的會議出席者。當羅、黃兩人走進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房間時，許世友跟黃赤波握過手後，開口道：

“黃局長，那件事我還要拜托你。”

黃赤波稍稍一怔，隨即領悟，點頭道：“好，我們再指派專人負責尋找。”

許世友笑了笑：“那我許世友就拜托了！”說著拱了拱手。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原來，在1948年9月的“濟南戰役”中，時任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司令員的許世友擔任攻城總指揮。9月24日淩晨，我軍發起第四次進攻，華野第九縱隊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的敢死隊衝上了濟南城頭。敵敢死隊也湧向突破口，雙方在城頭展開了殊死搏鬥。我方勇士終於將數倍於我的敵敢死隊趕下城頭，大批部隊得以進城，濟南全城於9月24日宣告解放。

當天18時，正在處理入城後的緊急公務的許世友接到報告：一名在登城肉搏戰中接連打死五名敵人後被敵砍斷左臂又身中兩彈的敢死隊員傷勢嚴重，處於彌留之際口呼“許司令”。許世友聞訊後，立刻趕到醫院，大步走到床前，一把握住了傷員的手：“我是許世友！我以攻城兵團全體官兵的名義向你致敬——你是英雄！”傷員淌下了熱淚，口中喃喃而語。許世友為了聽清楚，側俯身子湊近傷員：“你有什麽事情放不下的，對我許世友說！”

傷員以最後一點力氣，說了半句話：“我上海家中有一從未見過麵的女兒，她患有先天性心髒病……”還想往下說時，已經咽氣了！

許世友摘下軍帽，向烈士遺體致敬：“打下上海後，我去看望你的女兒！”

這位烈士，名叫郭由鵬，原是上海一家米行的店員，自幼拜名武師習練武術，在米行打工，又練得一身力氣，平時徒手一人能擊倒三五條大漢。郭由鵬於1943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兩年後抗戰勝利，因身份暴露而去解放區參軍。離開上海時，他結婚才三個月，後來他輾轉收到了妻子的一封信，說生下一個女兒，不幸患有先天性心髒病。從此，郭由鵬在空餘時間一直掛念著女兒。

許世友始終記著這件事，8個月後，我第三野戰軍解放了上海。當時，許世友擔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在獲悉上海解放的消息，起草為解放上海立下大功的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七軍的祝賀電報時，他說了一句：“叫聶軍長（即原“九縱”參謀長聶鳳智）找一找郭由鵬的女兒，我要去看望的。”

二、

不久，許世友調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上任後，借前往川沙視察海防的機會去了上海（現在屬於上海的十個郊縣區當時均屬鬆江專區）。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宴請許世友。席間，許世友說了郭由鵬烈士的臨終遺言和自己的許諾。揚帆非常重視，當即記下了郭由鵬的名字。許世友立刻敬了揚帆一杯酒：“找到後，告訴我一聲，我以後來上海時要去探望的。”

揚帆接受許世友的委托後，隨即下達了尋找郭由鵬女兒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有關部門把這事交紿了錢運石負責。錢運石是上海本地人，45歲，解放前一直吃警務飯，先後在英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當過刑警、巡警和交警，1945年12月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這時，他在上海市公安局榆林分局是一名普通警員，因原是地下黨員，所以臨時調到市局參加“肅反”工作。考慮到他是“老上海”，對上海各方麵的情況都很熟悉，局裏就把尋找烈士遺女的任務交給他去辦理。

錢運石接到這一任務後，有點作難：隻有一個烈士的姓名，其他情況一點都沒有，上海灘這麽大，又處於解放伊始的混亂階段，怎麽找？但這是一樁嚴肅的政治任務，再難也必須完成。經過一番考慮後，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先發函去華東軍區，要求了解郭由鵬烈士的具體情況：籍貫、家庭住址、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以前在上海的職業等等。了解到這些情況後，再在上海一步一步地查摸。

意想不到的是，華東軍區政治部回函說，郭由鵬烈士犧牲後，濟南前線攻城兵團野戰醫院的戰地救護所根據許世友司令員的命令，立刻去郭由鵬所在排的駐地取回了烈士的遺物，可是，戰地救護所是臨時機構，仗一打完，就解散了，遺物也就不知下落。

錢運石於是又想到了一條途徑：郭由鵬當年從事地下工作之事，由於紀律原因，其家屬多半是不知道的；但是，後來郭由鵬秘密赴解放區參軍之後，家裏是寫去過信件的，這樣，家裏應該知遒他的革命軍人身份。現在，上海已經解放一年多了，而郭由鵬還沒有消息，按照常規思維來說，其家屬是應該向政府有關部門打聽消息的。這樣，被打聽過的部門那裏應當有這種內容的記載。

於是，接下來錢運石的工作就是一趟趟地跑民政部門，折騰了半個月時間，跑遍了全市所有的民政局，但是沒有任何收獲！

錢運石隻好寫了一份報告，把查找情況原原本本全部寫上，剛要往上麵遞交了，情況突然出現了轉機——

那天晚上，錢運石家裏從蘇州來了一個親戚，因為火車晚點，在車站等得實在無聊，就買了一張當地出版的小報紙翻閱。這份報紙給他帶到了上海，被錢運石無意間看到了。當時的蘇州，是蘇南地區的政治中心（建國初期沒有組建江蘇省，現今的江蘇省一分為兩，稱為“蘇南行政公署”和“蘇北行政公署”，蘇州和鹽城分別為兩公署政府的所在地），錢運石看到上麵有一組紀念濟南解放一周年的文章，其中一篇竟是專門回憶和悼念郭由鵬烈士的！

錢運石這一下真是喜從天降！馬上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文章作者是郭由鵬同一個連隊的戰友，又是和郭由鵬一起從上海前往蘇北參軍的，對郭由鵬在部隊的情況很是熟悉，他也提到了郭由鵬曾對他談起那個從未見過麵的患有先天性心髒病的女兒。

次日，錢運石即前往蘇州，先去了那家報館，打聽到那位作者是無錫的一名幹部，隨即又去無錫。

錢運石在無錫找到了那位姓林的作者，林某向錢運石介紹了他所知道的郭由鵬的情況：郭由鵬犧牲時27歲，浙江寧波人，老家住在寧波市內，自幼父母雙亡，由伯父扶養到13歲後托人帶往上海米行學生意；是抗日戰爭中期參加的中共地下組織，抗戰勝利時由於暴露了身份而由黨組織安排去了蘇北。當時跟郭由鵬一起北撤的有20多人，林某也是其中一個。由於兩人分在同一連隊，又同是上海去的，接觸較多，談得也多。1947年3月，郭由鵬收到了妻子從上海托人輾轉帶去、曆時4月方才送到的一封信，這也是郭由鵬離開上海後所收到的惟一的一封信。這封信林某沒有看過，但內容聽郭由鵬多次說起過：一是妻子已於郭由鵬離家後的8個月生一女嬰，取小名娟娟，大名按照規矩要由父親起；二是妻子由於生產坐了月子，原先的一份工作已經沒有了，現經人介紹進了另一家在上海榆林區的紗廠做工。但是，郭由鵬的家庭住址和郭妻的姓名，林某都不知道。

錢運石返回上海後，向領導作了匯報。揚帆局長得知後說：“那就去榆林區各家紗廠查一查，盡管不清楚姓名，但是有其夫原先從事的職業和女兒患病這兩個特點，還是應該查得到的。”

為了迅速尋找，揚帆指示增派人員。但是查找了個把星期，還是沒有線索！

三、

時間一晃就是幾年，後來，揚帆與潘漢年被定為“潘揚反黨集團”的頭目，身陷冤獄。黨內高級幹部討論這一案件時，許世友說了一句：“揚帆這個人，我請他找一個人都沒有找著！”可見許世友還記掛著這件事情。

到了1957年10月，許世友赴滬參加中央軍委召開的一個戰備會議，抵達的當天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到飯店看望許世友，黃赤波解放初期曾任蘇南行政公署公安處處長，跟許世友是熟悉的，許世友見麵後重新提起尋找烈士遺女之事，問道：“揚帆當局長時沒有找到，現在你當局長了能否找到？”

黃赤波作為一個老革命，對革命烈士自然也有著一份深厚的感情，他回答說：“請許司令放心，我們一定找到郭由鵬烈士的女兒！”

許世友點頭：“一有消息，馬上告訴我！”

黃赤波對於此事非常重視，準備找那個曾負責此項工作的錢運石談一談，但是，一問，錢運石已經在前不久進行的“反右派”運動中中矢落馬，押送青海勞動改造了。他隻好查閱了當時錢運石寫的那份《情況匯報》，知道這項工作確實難度很大，靠一個人是解決不了的，於是指令抽調了三名警員，組成一個小組，一定要把這件事圓滿完成。

上海解放已經第八個年頭了，戶籍、治安都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這樣自然順手些了，三人仔細閱讀了錢運石留下的材料，並作了反複分析，認為錢運石當時沒有走通的那條路現在他們是不能走的，那就是沒有必要再從紗廠去尋找郭由鵬妻子的線索了。二人小組決定另僻蹊徑：去寧波郭由鵬的老家訪查郭由鵬的親戚，再從郭的親戚那裏了解郭妻的情況。

錢運石在1950年所進行的對林某的訪問中，已經弄清郭由鵬老家在寧波天封塔畔。三人小組中有一位也是寧波人，知道那是寧波的一處名勝，三人小組順利地找到了郭由鵬那位將其撫養到13歲後又送往上海米行學生意的伯父。那是一個年屆六秩的瘦小老頭，郭由鵬原在上海的住址，老人已經記不清楚了，不過他還保存著以前郭由鵬寫給他的兩封信，翻出來一看，信封上有著落款地址：上海榆林區龍江路，門牌號碼沒有寫。不過這對於尋找來說，已經劃出了一個很小的範圍了。

三人小組帶著收獲返回上海，立刻進行查摸。當時的榆林區，已經成為楊浦區的一部分了，他們便去了楊浦公安分局，在戶政部門的幫助下，很快就查到了郭由鵬原先的住址。不過那裏已經是另外居民的住所了，對方是1951年搬過來的，當時的住戶是秦玉蘭，這正是三人小組從寧波訪得的郭由鵬妻子的姓名！

那麽秦玉蘭搬往何處去了？說是隻知道她在楊浦區的一家服裝廠工作。這就好查了，隻花費了兩天工夫，就查明秦玉蘭在“上海公私合營順泰服裝公司”工作，是一名縫紉工。

三人小組次日找到“順泰公司”門上時，接待他們的公司副經理卻說秦玉蘭是有丈夫的，是一位小學教師，還有一個兒子，好像已經在上小學了。莫非此秦玉蘭並非彼秦玉蘭？那麽她有沒有女兒，心髒有毛病嗎？對方抱歉地回答：那可就不清楚了。

三人簡單商議後，決定直接跟秦玉蘭見見麵，當麵了解一下情況。秦玉蘭被請到了經理辦公室，於是情況真相大白了——

秦玉蘭在郭由鵬離開上海後，生下了一個女兒，因為患有先天性心髒病，把她一個單身婦女折騰得很苦。不到半年，她就因為上班遲到而被榆林區的那家紗廠老板開除了，生活一度陷於水深火熱的邊緣，幸虧經人介紹又找到了一份工作，那就是現在的縫紉工。

秦玉蘭在1946年根據郭由鵬托人捎回的口信中知道丈夫在何部隊當兵的消息後，曾經給郭由鵬寫過一封信，也是托人帶去的，那就是被郭由鵬生前一直對他的戰友掛在口上的那封信。但是，秦玉蘭始終沒有收到過丈夫的回信，她一直等到1949午初夏上海解放，也沒有得到郭由鵬的消息，猜測肯定已經陣亡了。1949年8月，她經人介紹結識了一個小學教師，很快就結婚了。

三人小組打聽那個小女孩娟娟，一問，秦玉蘭低下了頭，吱吱晤晤不知在說些什麽。

三人小組中一位年歲較長的警察說：“娟娟究竟是怎麽個情況，你要對我們說清楚的，否則我們沒法向領導報告，也對不起烈士的在天之靈啊！”

這麽一說，秦玉蘭“哇”的一聲哭出來了，邊哭邊說出了一段情由來——

原來，給秦玉蘭介紹現在這個小學教師丈夫的媒人，就是當初在她最困難的時候把她介紹到”順泰公司”當縫紉工的那個薑姓老太。薑老太跟秦玉蘭是同鄉，因為沒有女兒，認識秦玉蘭以後很喜歡她，不久就收秦玉蘭為其幹女兒。秦玉蘭原本就是一個沒有主意的善良婦女，凡事沒有主見，習慣於聽別人嘀咕。她認薑老太為幹媽後，很快就跟著對方信了佛，初一十五去寺廟燒香拜佛。生活中的事情隻要薑老太開口，她必定言聽計從。

上海解放兩個月後，因為沒有得到郭由鵬的消息，薑老太就斷定郭由鵬已經戰死。當時這種情況不算少見，而且如果沒有軍方的通知，其家屬是不能享受烈屬待遇的。一直到現在，國內有些烈士陵園中還有數量不少的“無名烈士墓”。於是，薑老太就主張秦玉蘭改嫁，並且很快就給她介紹了一位小學教師。對方跟秦玉蘭同歲，未婚，經濟狀況不錯，他對秦玉蘭其他都中意，就是對拖著一個孩子頗有微詞。薑老太就給秦玉蘭出了一個主意：把孩子送人！

秦玉蘭權衡再三，接受了這一意見，於1949年7月把娟娟送人了！

三人小組聽得麵麵相覷，愣了片刻才問：“孩子送給誰了？”

秦玉蘭回答：“我是抱到老城隍廟去的，送給了一個也是去那裏燒香的老太。”

“那個老太姓什麽叫什麽？住在哪裏？”

“這我就不知道了，當時也沒有問，再說，你們肯定也知道，把孩子送給人家時是不能詢問對方的姓名地址的，否則人家就可能不要。”

這樣，三人小組就隻好另外設法尋找娟娟了，他們讓秦玉蘭把那個收養娟娟的老太的外形、口音、衣著什麽的都說了一遍，又一起去了秦玉蘭現在的住所，要了娟娟的兩張照片。

接下來怎麽辦？三人小組經過一番商議，決定去城隍廟尋訪那個不知名姓的老太太。但是，這跟大海撈針幾乎沒有什麽區別，時隔8年，城隍廟的情況跟當時已經有些兩樣，查訪工作無法進行。於是，三人小組隻好遺憾地把整個查訪情況寫了一份報告，算是一個交待，結束了這項工作。上海市公安局把報告的副本寄給了南京軍區，許世友得知這一情況後，一時無語，沉思片刻後迸出了一句話來：“這個女人，頭發長，見識短！”

四、

但是，許世友並沒有忘記這樁事情。1958年，許世友在南京舉行的一次原新四軍師級以上幹部的座談會上，遇見當時擔任江蘇省農林廳長的顧複生時，從1950年那次視察川沙海防談起，又提到了尋找烈士遺孤之事，說：“我還要找找。”

這樣，就有了1959年許世友赴上海參加八屆七中全會時跟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的那番對話。

黃赤波為許世友那份對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而感動，決定再次組織人員專門進行調查尋找。但是，因為八屆七中全會期間發生了一起驚動公安部長羅瑞卿、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和周恩來總理的“江青匿名信案”，黃赤波投入了專案偵查的指揮工作，就把這件事暫時往旁邊擱置了。18天後，“江青匿名信案”偵破了，黃赤波想起許世友第三次交辦的那件事，於是重新調閱了材料，然後親自召見原先的那三位警員。

黃赤波見到三位警員後的第一句話是：“我不管你們現在手頭在忙什麽活兒，都暫時放一放，或者轉給其他同誌去做。”第二句話是問：“你們誰會開車？”

三位一齊搖頭，都說“不會”。

黃赤波笑道：“不會也沒關係，我給你們配備一輛車、一個司機。”

原來，在延安時期就是偵查高手的黃赤波，在親自調閱前兩次尋找娟娟的材料後，經過一番考慮，已經想出了一個主意——

這個主意，不再是從家庭、親屬關係方麵去尋找，而是另僻途徑，改從娟娟的疾病上去考慮了。黃赤波認為，從秦玉蘭對於那個收養娟娟的老太太的敘述來判斷，那是一個比較富有的老年婦女。而娟娟是患有先天性心髒病的，這種毛病必須定期去醫院就醫，以那個收養人的經濟條件，是應該有給娟娟就醫的能力的。根據老年人喜歡嘮叨的習慣，作興還會將娟娟的身世（當然她不可能知道娟娟是烈士子女，而是親生母親將其送人後改嫁一節）對醫生說說，以取得醫生的同情。因此，不妨可以跑跑醫院，向看心髒病的醫生了解了解看。

黃赤波給三人小組配備小吉普，就是為了便於他們在上海市區的各大醫院來回奔波。

三人小組立刻行動。先把當時上海看心髒病比較有名的幾家醫院列出了一份單子，再加上兒童醫院，然後開始走訪。

黃赤波的這個主意非常到位，三人小組隻用了一天半時間，就從廣慈醫院獲得了線索：有一個老太太曾經帶著一個小女孩定期去該院就診先天性心髒病。據一位姓魏的護士長說，那位老太太曾經在那小女孩有一次住院時對她說起過領養情況，但沒有“母親改嫁”一節，隻是說是“解放那年的夏天從老城隍廟領來的”，時間、地點與秦玉蘭所說的相吻合。

好不容易查到這樣一條線索，三人小組哪裏肯放！但是，醫院並沒有保留那位心髒病女孩的病曆卡，這樣，就隻好關照醫生：下次她們來看病時，馬上通知三人小組。

這個“下次”的時間倒不算長，僅僅過了一個星期，那個大名被收養老太太定為“張蔭娟”的女孩就在老太太的帶領下前來醫院就診了。醫生一看大喜，一麵給孩子仔細看病，一麵差護士給公安局打電話。三人小組正等得望眼欲穿，聞訊立刻出動，一齊趕到廣慈醫院。

那三位急匆匆而來，突然出現在那個姓張的老太太的麵前時，冷不防把人家嚇了一個激靈，不知這三個警察氣喘籲籲意欲何為。待到弄清是來問其了解娟娟的情況後，方才定下神來，把當初在城隍廟領養娟娟的全過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原來，張老太是滬上一個小有名氣的資本家的大太太，那個資本家後來發跡了，又娶了兩房年輕貌美的姨太太，把大太太晾在一邊。抗戰勝利後，那個資本家攜兩個姨太太去了台灣，張太太獨自留在上海。盡管丈夫給其留下了可觀的財產，足夠她吃用享受一世，但她總覺寂寞，於是就開始燒香念佛。張太太住在盧灣區徐家匯路，那裏去老城隍廟比較近，她常去燒香，就在那裏領養了小女孩，孩子當時還沒有大名，因為小名是娟娟，就起了個名字：張蔭娟，小名仍叫娟娟。

領養娟娟時，張太太不知她患有先天性心髒病，不久發作了領到醫院看了才知曉，從此，張太太特別小心在意，特地請了一個保姆照料娟娟。現在，娟娟已經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了。但是，身體仍很差，心髒病經常發作，得靠服藥維持，有時還得住幾天醫院。好在張太太經濟狀況很好，還能支付得起不菲的醫藥費用。

三人小組記下了張太太的地址、姓名，然後返回公安局商議如何確認真假。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親子鑒定”先進手段，隻好采取最原始的辦法。先是想請秦玉蘭去辨認，後又擔心她不肯配合，故意不認；於是議定了一個辦法：請老太太去辨認秦玉蘭，如果能夠準確地辨認出，那就說明娟娟確是郭由鵬的女兒。

次日，三人小組先跟“順泰服裝公司”聯係，如此這般安排了一番。然後又去了張太太家，把辨認之事對她一說，她點頭道：“好的，我跟你們去走一趟。不過時間隔得長了，有8年了，我是否認得出那還說不準。”

於是，吉普車載著張太太前往“順泰公司”。

當天中午，秦玉蘭和同車間的一批女工去食堂吃飯。食堂也就是公司的會場，迎門是一個舞台，吃飯的工人都麵對著舞台坐著，趴在桌上麵對舞台一邊吃飯一邊說話。舞台旁邊有兩個對稱的小閣樓，其中一個是廣播室，廣播室對著台下有一扇小窗。這天，誰也沒有發現，小窗口裏有一架望遠鏡正對著台下吃飯的女工逐個移動著——張太太正在辨認秦玉蘭。

台下，秦玉蘭一半飯還沒吃完，張老太已經認出她了，三人小組又想到了上次尋找時從秦玉蘭那裏得到的娟娟小時候的照片，拿來一對照，大家一致說非常相象。

這樣，娟娟的身份就得到了確認。但是，三人小組並沒有對張太太說明她所領養的孫女乃是革命烈士子女，並且得到了許世友將軍的關注。因為他們已經查知張太太的丈夫解放前跟國民黨軍統、中統均有聯係，是不是特務不清楚，但總是有疑點的，倘還留在大陸的話，隻怕已經被抓進去了。按照當時的邏輯，丈夫是這樣的角色，其妻——不管是大老婆、小老婆——也就逃脫不了幹係，因此，張太太自然不是政治清白分子。這種角色，當然不能跟烈士子女和許世友有什麽關聯的，因此這事得嚴格控製，嚴格保密。

黃赤波局長得到報告後，親自調閱了三人小組跟張太太的談話記錄。確認無差錯後，這才指示把情況向許世友將軍通報，和材料一起寄去的，還有幾張娟娟的照片。

許世友獲悉這一消息後，非常高興。正好有一位姓王的軍官要去上海出差，許世友遂讓給娟娟捎去糖果、餅幹各五斤，文具一套；又有一塊產自浙江的絲綢衣料讓送給張太太。

一星期後，那位軍官返回南京向許世友銷差，交回了那塊衣料。將軍驚奇地問是怎麽一回事，那軍官報告了上海方麵的意思：收養娟娟的那個老太如此這般的情況，不適宜接受許世友的禮物。

許世友不以為然道：“她又不是反革命，聽下來也沒有什麽曆史問題，而收養革命烈士遺女一事倒應該算作立功，為什麽不適宜接受我許世友的禮物？”

許世友於是讓再添上兩隻南京特產板鴨，打成包袱直接給張太太寄去。

1960年5月，許世友去上海，下榻於延安飯店，當天就讓人去把娟娟接到飯店，特地關照也要把張老太太接來。轎車把祖孫兩人接來飯店時，許世友正在跟上海警備醫的一位領導談話，聽說娟娟來了，馬上中止，說明天再接著談，然後就吩咐請客人過來見麵。

許世友見到娟娟後，非常高興地摸著小姑娘的頭頂，問了許多話，每句都透著關懷之意。許世友還跟張太太握手，說：“你做了一件對革命有功的好事，我感謝你。”

這次見麵時，許世友又向娟娟和張太太贈送了一些禮物。

兩個月後，娟娟在馬路上被一輛騎得很快的自行車撞了一跤，傷雖輕，但所受的驚嚇使她的心髒病發作。經搶救無效，不幸於1960年7月19日去世。

許世友當時並不知曉此事。1961年3月，許世友再次到上海時，問起了娟娟。有人報告了這一情況，許世友怒道：“為什麽不送最好的醫院搶救？上海有的是好醫院嘛！”又說：“事後為什麽不向我報告？”

許世友由娟娟而想到了張太太，問：“那個姓張的老太太情況怎麽樣？去個人看看她，她收養烈士遺女是做了一樁好事，雖然現在孩子死了，但這份情義還在嘛！再說，孩子跟她過了十多年了，雙方肯定都有一定的感情了，孩子死了，也要對人家安慰安慰！”

上海警備區隨即派人去探望了張太太，交談之下，知道張老太太早在去年就已經接到了香港親戚的來信，要其去那裏接受遺產並定居。她因為割舍不下對娟娟的那份感情，沒有成行。現在準備去香港定居，但因為局勢起了變化，大陸這邊暫時不批。

許世友說：“如果她真的想去香港，我們可以幫幫她。上海方麵哪個部門在管這類事情的？把我的意見向他們轉達一下。”

一個月後，張老太太得以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