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65：“太湖雙龍”槍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065：“太湖雙龍”槍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2年第03期

文：易明佳

 

一、戲院裏的竊槍案

 

　　1952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在蘇州舉行為期四天的軍事會議。4月20日下午，會議結束，大部分與會軍官立刻踏上回程，少數有其他公事辦理要在蘇州暫留一二日的軍官則開始自由活動。當晚，浙江駐軍出席該會議的一位步兵旅長帶著警衛員王秀先前往蘇州市南區人民路上的逸峰戲院觀看京劇《女起解》。戲畢，王秀先發現佩在腰間的一支美製左輪手槍不翼而飛！

　　王秀先大驚之下，就要招呼戲院方麵關門對觀眾逐個進行搜查。但首長問明失竊手槍的轉輪是上滿了子彈的情況之後，擔心如果堵住了竊槍賊的逃遁之路，對方一旦狗急跳牆，當場開槍射擊胡亂殺人，那後果不堪設想。那麽應該怎麽辦呢？首長說還是向公安局報警吧。

　　蘇州市公安局南區分局接到報案，自是重視，立刻向市局打電話匯報，同時指派四名刑警前往逸峰戲院了解情況。刑警趕到時，失主王秀先已經隨蘇州軍分區接步兵旅長返回的汽車回到下榻的蘇州軍分區招待所去了。於是，刑警分成兩撥，兩人留在現場向戲院方麵了解情況，兩人前往軍分區招待所跟王秀先見麵。

　　王秀先一臉沮喪。在部隊向有“武器乃軍人第二生命”之說，他的手槍丟失了，這錯誤就犯得大了，送上軍事法庭也是有可能的。但再沮喪也得配合警方調查，況且如果警方及時追回失竊槍支，未造成嚴重後果，部隊給他的處分就會輕一些。所以，王秀先就按照刑警的要求，盡可能把情況說得詳盡些。

　　王秀先是個參軍已有五年、打過仗立過功的老兵，兩年前抽調到首長身邊當警衛員時還去軍區保衛部舉辦的培訓班接受過兩個月的警衛訓練。在首長身邊兩年待下來的實踐也能證明他是一個心思細密、業務能力台格的警衛人員。他回憶下來的情況是這樣的：去看戲是首長決定的，當天晚飯後，由軍分區派車把他們送往逸峰戲院。他們去得有點兒晚，檢票入場後剛剛在5排6號、8號座位上坐下，戲就開場了。他坐在6號座位，記得旁邊的4號、2號座位是一對中年夫婦，挨著他坐的4號座位是丈夫，穿著藏青卡其布中山裝，鼻粱上架著一副眼鏡，看樣子像是教師、職員一類的。自始至終，王秀先沒跟那對夫婦說過一句話。那麽，手槍究竟是幾時失竊的昵？王秀先說進場時槍肯定是在的，後來幕間休息時，他陪首長上了趟廁，出來時順手摸了摸，槍還在腰間皮帶上的槍套裏，槍套蓋子也是好好扣著的。之後，他就投有留意過了。直到終場了他和首長離開座位走了數米時才發現手槍已經沒了。

　　另兩名刑警前往逸峰戲院調查。戲院老板莊留君是個膽小如鼠的主兒，先前聽見有解放軍首長的衛士在他的戲院裏看戲時丟失了手槍，已經嚇得血壓急升，刑警過去時他正在吃藥。戲院管賬的朱先生相幫接待刑警，和莊老板一起向刑警反映說逸峰戲院的治安情況一向很好，即使在解放前也很少發生扒竊、鬥毆之類的事兒，解放後社會治安狀況大為改觀，更是很有安全感，自1950年元旦以來至今，沒有發生過任何案件。這一點，派出所是有記載的。所以，逸峰戲院已經連續兩年獲得“治安良好獎”了，市公安局發的獎狀還在戲院售票窗口上方掛著呢。原指望今年還拿一個，弄個三連冠，現在發生了這麽大的事情，那當然是不敢去想了。至於刑警要他們提供什麽什麽線索，莊老板隻是搖頭。朱先生也是一臉無奈，說如果你們要查本戲院的人，那好辦，我一個個叫來請你們盤查就是了可是要調查觀眾的話，那就沒轍了，戲院的人怎麽認得每個觀眾呢？刑警說把你們戲院的人叫來也好，我們問問情況。

　　戲院發生了這種案子，按照規矩，不用莊老板開口，誰也不會離開的，這會兒就是家裏著了火也不會走。所以，那些賣票的、檢票的、拉大幕的以及包房裏沏茶的等等各個崗位上的人都立刻被集中起來。刑警請大家提供線索——比如看見今晚有哪個曾經犯過案的小子或者其他賊頭狗腦的家夥出現在戲院裏，可是，眾人都說沒有看見過。這樣，兩名刑警隻好無功而返了。

　　次日上午，蘇州市公安局指示南區分局對王秀先槍支被竊事件立案偵查。南區分局於是指定刑警宋芝明、杭鼎、諸葛順三人偵查該案，當時也未說組建專案組，甚至也沒有指定負責人。

　　宋、杭、諸葛三人受命後，當即聚在一起對案情進行了分析。從失主槍支被竊的情況來判斷，竊槍者絕對是一個精於扒竊的高手，這種高手通常不出手，出手必定成功。接著就不得不考慮到這樣一個問題：這個扒手的作案意圖是什麽。如果說他在逸峰戲院作該寨是為謀獲錢財的話，相信當晚去該戲院看戲的觀眾中身上帶錢包的大有人在，而且不乏富人，這種對象對於扒手防範的警惕性遠遠弱於專職警衛人雖王秀先。可是，扒手沒對其他人下手，而獨獨衝王秀先下了手，所以看來其作案動機並不是錢鈔，而是為了達到其他目的。什麽目的？有可能就是需要一支手槍，也可能不為手槍，而是想通過作這樣—起勢必會引起一定程度轟動效應的扒竊案件達到另外的目的，比如在江湖上樹立名聲，甚至跟黑道同行打賭什麽的，這種情形在以往偵破的刑事案件中曾經有過。

　　這樣，刑警就掌握了作案者的兩個特點：一是扒竊高手，二是作案並非圖財。因此，這個扒手應該是在江湖上有一定名氣的，當然一定是在蘇州地麵上有名氣，也有可能是外地來蘇州想在當地甚至整個蘇南地區揚名立萬的家夥。

　　那就根據這兩個特點查人吧。此時是上午十一點，三刑瞥正準備去食堂吃了午飯分頭去找耳目查訪時，來了個姓黃的領導。老黃是幾天前才從市局以“市局特派員”的名義派下來的，還沒有宣布任命。小道消息說該同誌有可能出任主管治安（當時的刑偵是劃歸治安條線管的）的副局長。因為這個案件涉及軍隊，又是報了市局的，而且估計市局已經向市裏領導匯報了，所以這位領導自是特別重視，要來詢問一下案情。老黃聽了三刑警的匯報後，說思路是對頭的，你們可以從坐在失主旁邊的對夫婦查起。於是，三刑警就在午後前往逸峰戲院調查。

　　其實，三刑警對於老黃的指示是不以為然的，因為那對夫婦的座位在失主王秀先的左側，而王的手槍是佩在右側的，即使王對舞台上的表演投入到如何深的地步，坐在左側的那個男子也是沒法偷其佩在右側腰間的手槍的。但是，既然領導這樣說了，那就去查吧，總得給人家老黃一個麵子，也算有個交代。隻是希望別在這上頭花費很大的力氣、很長的時間，否則於往下的偵查是有影響的。

　　往下的情況總算還理想，戲院莊老板和賬房朱先生聽了刑警的來意，當即就喚來售票員，問是否還記得昨晚5排2號、4號座位的那兩張戲票是哪位觀眾買的。售票員聽了一怔，說是我買的，怎麽了？莊老板還沒反應過來，刑警已經喜形於色了，說那票子後來給誰了呢’售票員說我的先生有親戚從寧波來蘇州出差，先生說請他們看場戲吧，就讓我買了戲票。刑警問那二位此刻還沒離開蘇川吧，售票員說還沒呢，住在我家附近的天益旅社。

　　於是就去拜訪，弄清楚那對夫婦確實來自寧波。男的姓蔣，是商業係統的采購員，女的是家庭婦女，丈夫來蘇州出差，妻子就自費跟著來遊覽了。昨晚，兩人在戲快要結束時就退場了，所以根本不知道坐在旁邊的王秀先槍支失竊的事。三刑警一看蔣某那雙指甲留得長長的手，就知道這人不是幹扒手的料，當下做了筆錄就告辭了。

　　接下來，三刑警就開始通過各自掌握的耳目進行訪查。三個刑警中，宋芝明是蘇州郊區人，抗戰時曾在蘇州市區做過小生意，暗中替共產黨領導下的太湖遊擊隊傳遞情報，解放後就被吸收進了人民警察隊伍。分局領導考慮到他對蘇州比較熟悉，而且跟活躍在市區內的一些流動小販關係熟稔，因此就分派他專門對付扒手，兩年下來倒也幹出了一些成就，去年還被評為“破案能手”。現在，這個二十八歲的破案能手再接再厲，隻用了半天時間就通過一個諢號“大阿福”的耳目查摸到了一條信息：聽說從杭州那邊來了一個很有來頭的扒手，江湖上稱其為“無影手”，已跟蘇州地盤上的著名扒手“快手阿二”見過麵，兩人在觀前街鬆鶴樓喝酒，據說談得不大開心，弄了個不歡而散。這是三四天前的事，後來“無影手”是留在蘇州呢還是去了別的地方，那就不清楚了。

　　這條信息，同時也被另一刑警諸葛順從其掌握的耳目那裏收集到了。於是，當天傍晚，三刑警就去找“快手阿二”了解情況。“快手阿二”是個三十來歲的單身漢，無錫人氏，乞丐出身。後來去了南京，據說跟著一個江湖上頗有名氣的老扒手學得一手扒竊本領，回到蘇州後漸漸就靠扒竊在黑道上混出了名氣。這家夥的特點是膽大心細，據說連駐蘇州的日軍憲兵隊特務他都敢下手扒竊，抗戰後又對一個從南京來蘇州公幹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小頭目伸手，偷了那人的公文包，可能內裝機密文件，為此還遭到了國民黨江蘇省警察廳的通緝。不過這人心細如發，一通緝人就不見了，直到蘇州解放後才重新冒了出來。不久，公安局搜集社會情況編製內部使用的治安工作小冊子時，由於這人的名氣太響，就將其也列進去了。鎮反運動時有人懷疑“快手阿二”是潛伏特務，拘捕後查了查沒事就放了出來。其實這人解放後倒是沒聽說作過案，至少在蘇州沒下過手，所以警方也就不去留意他了。不過，由於他在道上的名氣太大，蘇州當地的那些專業和業餘的扒手還是將其奉為老大，據說凡是扒手之間發生了難以解決的糾紛，就得請其出來調停；外埠有點兒本領的扒手來蘇州的，不論作案與否，都會登門拜訪。這些交往是否涉及錢財，那就不清楚了，反正這人現在是靠開一家一個門麵的煙紙雜貨店謀生。

　　刑警找上門去時，那家小店卻是“鐵將軍”把門。向鄰居打聽，說是金阿二（“快手阿二”姓金，排行第二）前天下午去上海進貨了。熟知道上規矩的宋芝明對兩個同事說，如此看來，竊槍案十有八九是那個外埠來蘇的扒手“無影手”作的，“快手阿二”預計那人會作一起類似竊槍案那樣可能產生影響的扒竊案，為避免警方懷疑到他頭上，所以主動回避了。那麽，那個“無影手”此刻在哪裏呢？抑或已經離開了蘇州，分析下來，刑警們認為離開蘇州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他既然要用作案來顯示自己的水平，那作案之後暫時是不會離開當地的。

　　那就往下查吧，“快手阿二”避而不見，可以通過另外的方式調查“無影手”的下落。刑警分析，“無影手”請“快手阿二”去鬆鶴樓吃飯，不會單請“快手阿二”一個，肯定還會邀請蘇州地麵上另外幾個比較有名頭的扒手作陪，否則這“二手”之間話不投機不歡而散的消息也就不會傳出去了。那就打聽那天去鬆鶴樓赴宴的另外還有誰吧，於是刑警就連夜找耳目布置下去了。

　　過了一個晚上，就有耳目報來了信息，說那天在鬆鶴樓吃飯的幾個人裏有一個名叫阮彪的，二十一歲，沒有正當職業——其實就是專業扒手了。

　　於是，刑警就去找阮彪。阮彪說確實有個諢號“無影手”的杭州道上的朋友來蘇州了，那天在鬆鶴樓吃飯是那人做東，席間跟“快手阿二”談得有點兒不快，不過沒有“不歡而散”。那麽，“二手”之間是否談到過扒竊作案的情況呢，阮彪說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說過半句與作案相關的內容，這是他們的規矩，如果不打算合夥作案，那見麵是不能談扒竊的。

　　刑警問那個“無影手”落腳何處，是否還在蘇州。阮彪說這個我就不清楚了，因為像我這樣的角色，被人家叫去作陪一起吃飯，那是抬舉了，哪裏輪得上我說話？更別說打聽人家住在哪裏了！刑警於是就讓阮彪提供那天在場的另外三個陪客的情況，一一找到了查問下來，最後得知“無影手”可能居住在東區葑門西街一個姓陶的朋友家裏。那個陶某是開麵館的，昆山人，據說其麵館的燠灶麵特別有名，是東區麵食行業的一大特色。刑警說這就好辦了，找起來容易。於是擊東區分局找刑警同行打聽，果然一問就著，同行說葑門西街那邊隻有一個門麵的三陽麵館就是，老板姓陶，不過好像沒聽說過有案底啊。宋芝明三人說我們不是找他本人，而是找他杭州來的朋友，是否涉案，見了麵了解下來再說吧。

　　於是，宋芝明、杭鼎、諸葛順就去了三陽麵館，問陶某是否接待過杭州來的朋友。陶某說是的，那是我數年前結交的一個鐵哥們兒，那年——還是解放前呢，我去杭州靈隱寺燒香，被扒手偷去了錢包，慌忙之中又扭傷了腿，寸步難行。那是臘月天啊，還下著鵝毛大雪。舊社會，沒人管你的．如果不是正好碰上那位兄弟伸手相助，我的性命就丟在杭州啦！民警同誌，你們說他是扒手不假，我也知道江湖上的朋友給他起個綽號叫“無影手”．可是，那是解放前的事兒了，如今是新社會了，政府不是宣傳說“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嗎'人家改邪歸正還不行嗎……

　　刑警這才發覺眼前這個陶老板是個饒舌鬼，於是就打斷道：廢話少說！這人究竟姓甚名誰？何時來的蘇州？如今去了哪裏，快說！”

　　陶某這才提供了情況：“無影手”姓況名繼金，是4月17日來蘇州的，當晚在鬆鶴樓請蘇州這邊的朋友吃飯，當然也邀請了陶某，但他因要料理店裏的生意就沒去赴宴。至於“無影手”現在何處，陶某說：“還在蘇州，不過已經不住在我這裏了，他搬到另一個地方去住了。您問什麽地方？嘿嘿，醫院！”

　　原來，況繼金在鬆鶴樓請客後回到陶某的麵館，因為喝得有點兒高了，躺倒就睡。睡到半夜，忽然腹痛難忍。陶某連忙喚起夥計將他送往醫院，一檢查，是急性闌尾炎。醫生說必須立刻開刀，陶某說那就開吧，這是我兄弟，我簽字！況繼金動過手術後，就住進了病房。陶某還真的把他當自家兄弟看待，不但一天三趟去醫院送牛奶、飯菜，還特地花錢雇了個老媽子日夜伺候著。

　　三刑警聽著不禁失望，尋思如果陶某所說屬實，那這個姓況的家夥就沒有作案時間了。於是，就叫上陶某一起前往醫院，況繼金果然住院。三刑警詢問了醫生、護士，查看了病曆，甚至還單獨詢問了病友，都證實況繼金確實是4月18日淩晨三點多送進醫院開刀的。

　　這樣，線索就斷了！

 

二、兩個嫌疑人

 

　　竊槍案發生的第四天，4月23日，從部隊轉業到公安局當刑警不過一年九個月、手頭隻有一個耳目關係的諸葛順正在辦公室與宋芝明、杭鼎兩人商量案情時，忽然接到分局門衛室的電話，說有一個名叫柳全禮的青年求見。諸葛順一聽頓時來勁，說可能是運氣來了，這個小柳多半給我打聽到竊槍案的情報了。諸葛順從部隊轉業下來到南區分局後，幹的是專門對付小偷的話兒。這個身高一米八二的棒小夥在部隊擅長硬衝猛打，立過兩次戰功，轉業到地方後還保持著戰場上的那股勁頭，抓小偷是一把好手，但對於發展耳目關係就不那麽有耐心了。當時刑偵條線還沒有把情報收集和破案調查分成不同的崗位，領導要求每個刑警都要掌握若幹耳目，所以諸葛順再做不來也得學著幹，三個月前總算發展了一個耳目。原以為不過是充充數報上去好對上級有個交代的，這次聯係耳目柳全禮也隻是走過場似的說了說，沒抱什麽希望，誰知這個耳目這會兒倒是發揮作用了。

　　柳全禮反映的這條情報是：最近東區史家巷碧清觀住進了一個從外地來的男子，操蘇南口音，但好像不是蘇州當地人，據說出手很闊綽，隨手摸給碧清觀小道士的零錢就是一萬兩萬的（舊幣一萬元相當於1955年開始使用的新幣一元，下同）。柳全禮接受諸葛順交代的使命打聽到這一情況後，特地跑到碧清觀去觀察過，發現對方的一雙手確實筋骨畢露——扒手出身的柳全禮憑著對方這雙手和其出手闊綽這兩點就可以認定，那是一個具有專業水平的扒手。

　　諸葛順返回辦公室對宋芝明、杭鼎兩人一說這條情報，二位大喜，說那就著手對那主兒進行調查吧。三個刑警商量下來，決定為防止打草驚蛇，他們暫不出麵，先請碧清觀所在區域的東區公安分局的同行協助進行外圍暗查，待初步掌握情況後再考慮下一步應該如何行動。

　　東區分局很快就報來了暗查到的情況：七天前，碧清觀來了一個名叫蔣兆琳的男子，說是浙江省嘉善縣政府民政科來蘇州出差的幹部，為圖清靜，想在碧清觀借宿。碧清觀是一座建於清朝乾隆年間的道觀，規模不大，但當時出資建觀的吳縣商人韓碧清青年時代外出經商時飽受無處投宿之苦，因此還生了一場重病，差點兒送掉性命，於是就把道觀的後院辟為供過往客商免費下榻的旅舍。這個規矩，中間雖因戰亂曾經數次中斷過，但隻要經濟狀況允許，執掌道觀的住持就堅持實施。抗戰勝利後，碧清觀鑒於經濟狀況對此措施作了變通，將免費住宿改為低價收費住宿，收取的費用相當於成本支出。這樣，碧清觀就等於附設了一個保本旅館。這一經營方針一直到解放後仍繼續著，但根據人民政府規定，要求每個住宿的旅客必須出示身份證明，並予以登記；另外，本著為人民服務的新觀念，投宿旅客的身份也不像舊時那樣必須是客商，其他身份的旅客也可以住宿。4月17日，蔣兆琳前來借宿時出示了嘉善縣人民政府的因公出差介紹信，登記本上記載的在蘇州停留時間為17日至24日。

　　這就是說，這個蔣兆琳今天應該還在蘇州。三刑警商議下來，決定以碧清觀轄區派出所民警的名義前往該觀找蔣兆琳當麵盤查。這事當然還得麻煩轄區派出所相幫，當下先去派出所一說，便有一名民警領著他們去了碧清觀。可是，碧清觀後院管旅舍的道士告訴刑警，那個姓蔣的旅客早在前天就已經結清了賬離開了。

　　刑警自然大為失望。“離開了？他去哪裏你們知道嗎？”

　　道士搖頭說：“不知道，他沒有說，我們也沒有問。”

　　宋芝明想了想又問：“你們還記得這個姓蔣的客人大前天——就是4月20日晚上住在你們觀裏嗎？”

　　道士說：“這個客人住的是單間。我們後院因為開著旅舍，所以另外還設了一個後門。晚上前院的門是關閉的，後門不上鎖，雖然有人值守，但值守道士是可以睡覺的，客人夜晚外出回來可以自己推門而入。所以，你們打聽的那個蔣姓客人大前天晚上是否在觀裏住宿，我們並不清楚。”

　　刑警問蔣兆琳住宿的那幾天裏是否有什麽反常行為，道士想了想，又是搖頭。刑警於是準備告辭，還沒開口，來了另一個年齡較大的道士，聽說警察在打聽那個蔣姓旅客，便反映了一個情況：大前天晚上，輪到他值守道觀後門。那客人回來時他還沒有睡，正和另一道士下棋。那客人推門進來後，還進值守的小屋拿了一個熱水瓶。

　　刑警問那時大約是幾點鍾，道士說具體幾點鍾沒看，估計不會早於十點，因為之後他隻下了一盤象棋就睡覺了，睡前他上鬧鍾發條時記得已是十一點零五分了。刑警於是就認為蔣兆琳是有作案時間的。

　　刑警們離開碧清觀後稍一商量，認為有必要跟浙江嘉善方麵聯係一下，了解那個蔣兆琳的情況。於是，就去郵電局往嘉善打長途電話。以當時的通信技術和設施，從蘇州打一個電話到嘉善，從填寫登記單子到接通，最快也得半個小時。這天的話務有點兒忙，刑警等候了將近一個小時才接通了嘉善縣政府辦公室的電話。那邊倒很是熱心，聽說詢問民政科的蔣兆琳，就說確有其人，至於這人的具體情況，那就不清楚了。他請民警稍等，他馬上叫一個民政科的人過來直接回答。刑警說謝謝，麻煩您把該科的領導叫來聽電話。

　　民政科領導不在，是一個女性幹部接聽的電話。她所說的情況出乎刑警意料：原來，該科確實有蔣兆琳其人，蔣兆琳也確實於半月前去蘇南出差。不過，他到了第一站南京後就不得不回來了．因為他在南京火車站剛下車還沒出站時就發現錢包被竊，錢包裏除了鈔票，還有介紹信。這樣，他就寸步難行了，隻好跟車站派出所聯係後借了路費返回嘉善。回來路上大概著了點兒涼，感冒了，咳嗽不止，領導就另派同誌代替他出差了。

　　這樣，刑警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懷疑那個投宿於碧清觀的冒充蔣兆琳的男子跟竊槍案有關了。三人在郵電局門口議了議，決定二上碧清觀，重新調查那個男子住宿期間的情況。

　　這回，也不麻煩派出所民警了，宋芝明三人直接去了碧清觀，進門就找了道觀住持，亮明刑警身份（之前由派出所民警出麵，道觀方麵以為他們是轄區派出所的），要求召集全觀道士開一個座談會，調查那個冒名投宿的可疑對象。

　　這個座談會開出了一個結果，有個小道士反映了一個情況：那個冒充蔣兆琳的男子在入住碧清觀時，是和另一個與其年歲相仿的高個兒男子一起過來的。兩人到觀前空地上後，站在前麵河邊的那棵銀杏樹下低聲說了一會兒話，然後，那個“蔣兆琳”就走進觀門去後院旅舍投宿了。當時，這個小道士被住持指派打掃觀門外的地麵。掃得有點兒累了，就坐在觀門外的那塊大青石上歇息。一會兒，他看見那個“蔣兆琳”從觀裏出來，跟等候在銀杏樹下的男子又說了兩句話，那男子就離開了。走不多遠，那男子又遇到住在碧清觀附近賣檀香橄欖的“麻皮阿七”，停下來跟對方說了句什麽，然後就往北去了。“蔣兆琳”背著雙手在河邊踱了一會兒，這才回到觀內的旅舍。

　　宋芝明、杭鼎、諸葛順三人認為有必要查清楚那個和冒牌蔣兆琳一起來的高個兒男子的去向，那就隻有去找“麻皮阿七”撞撞運氣了。於是就打聽了“麻皮阿七”的住址，前往拜訪。這時已是夕陽西下時分，“麻皮阿七”正在準備晚飯，當他得知刑警的身份和來意後，立刻放下手頭的活兒熱情接待了宋芝明三人。其實也就幾句話的事兒——那天，他在碧清觀前遇到的那個高個兒男子是在向他打聽，從這裏到洪升福客棧是否有近路可走。他當時指了指河對岸的那條小巷告訴對方，從前麵小橋過河後再穿過小巷，右拐彎走幾十步就到洪升福客棧了。

　　三刑警大喜，於是立刻前往洪升福客棧。那是一家低檔旅館，不過比較寬敞。江南地區被稱為“客棧”的，有點兒跟北方的“大車店”相似，是有院子可以供過往住宿客人停放載貨的車輛或者擔子的，但食宿條件比不上旅館，當然收費也比一般旅館要低一些。當時旅館業還沒有搞公私合營，都是私營的。洪升福客棧的老板姓徐，是個瘦得像蘆柴棒的中年人，說話中氣卻很足，一開口竟把三刑警的耳朵震得嗡嗡作響。徐老板聽刑警說明了來意，當下不敢怠悝，立刻讓賬房先生拿出住宿登記本請刑警查閱。

　　刑警一看，頓時吃驚不小：這個高個兒男子住進客棧時使用的證明竟然就是蔣兆琳失竊的那張紙，名字也叫“蔣兆琳”！

　　那麽，這另一位‘蔣兆琳”此刻在哪裏呢。客棧方麵說這人已經在前天結賬離開了，去了哪裏不清楚。

　　返回南區分局後，宋芝明、杭鼎、諸葛順三人顧不上吃晚飯，就立刻向分局值班領導匯報了調查竊槍案的情況。剛匯報完，正好市局來電詢問竊槍案的進展，聽這邊一說，對方稍一沉默，問：“具體負責偵查的同誌在不在？”聽說在，就讓接聽電話。前麵說過，分局並未指定此案由這三個刑警中的哪一位負責，分局值班領導就示意離他最近的宋芝明接聽電話。市局那位領導不問別的，單問你們查到目前為止，對於盡快偵破這個案件是否有足夠的把握。因為軍方已經跟蘇南行署公安處聯係過，行署公安處剛才打來電話提出盡快偵破該案的要求。宋芝明聽著，頓時感到責任重大，哪敢信口亂說，就老實回答說“我們感到有壓力”。電話那頭說了聲“知道了”，就掛斷了電話。

　　次日上午，分局這邊剛上班，市局就打來電話說，經研究決定從市局派一位刑偵副科長前來南區分局指導槍案偵查工作。南區分局領導一聽就明白了，當下就決定組建市局、分局聯合偵查專案組，市局那位副科長自然擔任組長了，宋芝明、杭鼎、諸葛順三人一切行動都得聽其指揮，不設副組長。

　　半小時後，市局那位名叫董銳夫的副科長趕到南區分局，立刻走馬上任。董銳夫那年三十歲，徐州人氏，新四軍出身，長期跟隨陸政工作。陸政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先後擔任新四軍軍部軍法處巡視員、新四軍江南指揮部軍法處法官、蘇北指揮部軍法處審訊股股長、蘇中第三專員公署公安局局長、蘇中軍區政治部保衛部部長、華東野戰軍第十一縱隊政治部保衛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政治部保衛部部長、蘇州市首任軍管會保衛部部長兼蘇州市公安局局長等職務。董銳夫1942年參軍後，先是在陸政身邊當警衛員，後來漸漸就跟著幹起了保衛工作。1949年隨陸政來到蘇州，不久，陸政奉命前往福州市出任首任公安局長，董銳夫則留在蘇州工作。

　　屈指算來，董銳夫參加革命已經十年，幹保衛、公安工作也有八年了。像這樣一個偵查老手，麵對眼前這個竊槍案，自然是有著自己的辦案思路的。董銳夫跟宋芝明、杭鼎、諸葛順三人碰頭伊始，就宣布了他的思路：先不管作案者的身份、作案動機什麽的，這個案子上級盯得緊，我們就抓該案最關鍵之處——追回那支手槍！

　　那麽怎麽追查王秀先被竊的那支左輪手槍呢？董銳夫說：“上個月市局逮到了一個倒賣槍支彈藥的主兒，現關在市局看守所，上周已經逮捕，是要判刑的。我想跟這人聊一聊，把他放出來，讓他戴罪立功，把那個竊槍的家夥釣出來。”

　　宋芝明、杭鼎、譜葛順三個聽著就有想法了：偷槍那個家夥的作案目的，咱們一開始就已經分析過了，認定並非純為錢財，否則他既然有這手本領，直接去扒竊有錢人的錢包不就得了，還盜槍幹甚？既然如此，他就不會把竊來的槍拿到黑市上去賣，別說放一個槍販子出去了，就是弄十個這樣的主兒到市麵上去也釣不到竊槍賊！

　　董銳夫見三人不吭聲，覺得有些奇怪，於是就問你們怎麽了，為什麽不發表意見呢，杭鼎於是就開腔說了上述想法，宋芝明、諸葛順兩人點頭表示讚同。然後，三雙眼睛一齊盯著董銳夫，看這個年歲不大的老公安怎麽說。

　　董銳夫嗬嗬一笑，掏出香煙扔在桌上請大家自己拿著抽，然後緩緩開腔：“被竊的那支槍裏隻有六發子彈啊……”

　　往下就盡在不言中了。既然作案者竊槍不是為了謀取錢財而是另有所圖，那僅僅靠槍裏的六發子彈顯然是不夠的，因此，作案者此刻最渴望的就是得到與其所竊得的那支左輪手槍相匹配的子彈。這幾天，作案者很有可能就在黑市上打聽誰的手裏有子彈賣呢。這時候如果把那個關在市局看守所的槍販子放到黑市上去放出風聲，那家夥還不上鉤？什麽叫水平？這就叫水平！宋芝明、杭鼎、諸葛順三人不禁向董銳夫投以欽佩的目光，頻頻點頭，說這主意好，往下應該怎麽做，請領導具體指示。

　　董銳夫說往下幾天的活兒應該不會重，咱們幾個化裝後兩人一組輪流盯著“老麻風”就是了。

　　“老麻風”就是董銳夫所說的那個槍販子，這人有著一個比較文雅的姓名：姓丁，名揚晴，乍一聽很容易讓人以為他出身書香門第，其實他祖上十八代也找不出一個識字的。丁揚晴是丹陽郊區丁家塢人，丁家塢在幾十年前曾暴發過範圍較大的麻風病，從此就被人稱為“麻風村”。丁揚晴闖蕩江湖後，道上朋友知道他是丹陽丁家塢出來的，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老麻風”。

　　“老麻風”對於自己這次被蘇州市公安局逮捕感到很冤，因為他覺得自己是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首先，他家在土改運動中被定為貧農，分得了田地、房子和地主家的一些家具、農具，這是他幹了七八年槍販子也沒能賺到的，共產黨一句話就給了他，他當然擁護；其次，他此次到蘇州來的目的是想購買優良稻種而不是販槍，隻不過因為正好碰到了一位以前結識的江湖朋友，說手頭有兩支手槍想賣掉，請他幫個忙推銷出去。他也是熱心，根本沒談分成比例就答應下來了，然後，拿了手槍去物色下家時就給公安便衣盯上了，於是就被捕了。昕說要判刑，他在看守所裏大叫冤枉，要求見一下公安局領導，他相信領導是講政策講道理的，不會為難他。

　　董銳夫就是這當兒出現在“老麻風”麵前的。對方是老江湖，董銳夫就不跟他囉唆什麽“黨的政策”之類的話頭了，直截了當說清楚：放你出去幹一樁事情，成了，可以將功折罪，不必再回到裏麵來吃牢飯了；不成，也將作為你靠攏政府積極悔罪的情節，將來處理時會充分予以考慮。當然，醜話說在前頭，如果出去後再幹違法之事，那處理起來肯定足尺加三，沒有寬大一說了。你可以考慮一下，願意幹，我們就拍板成交；不願意，就回監房去等候處理，我們不缺你這樣的人，可以另外物色。

　　這下真是喜從天降，“老麻風”連連點頭猶如雞啄米，說我願意我願意，當然願意！

　　願意，那就上崗去吧。專案組就給了“老麻風”兩發左輪手槍子彈作為獲取下家信任的道具，又給他一些錢鈔讓其作為交往花銷，把他放了出去，規定不管是否發現情況，都必須每天一報。

　　這樣，“老麻風”就開始“釣魚”了。頭天晚上，他來報告說已經在道上熟人中放出風聲，相信這些朋友是會替他傳播信息的，這是幹他們這一行的規矩，每個販子都有這方麵的義務。當然，一旦成交，上家也不會一走了之，是會請這些熟人下館子吃一頓的。

　　次日晚上，“老麻風”又來了，說已經有消息，有人給他捎話來說，願意跟他接觸一下，約定明天下午兩點在西區廣濟路大振興茶樓見麵。至於對方是什麽人、幹何營生、何方人氏等等，他目前一概不知。董銳夫表揚了“老麻風”，說你隻管按照你平時的那—套去做吧，自然一點兒，隻當從來沒有發生過公安局逮你、又放你出去“釣魚”那樣的事兒。

　　然後，董銳夫就對三個下屬作了交代：明天午後，叫三人去大振興茶樓喝茶，注意盯著跟“老麻風”接觸的人——有一個盯一個！有兩個盯一雙！

　　4月27日，宋芝明、杭鼎、諸葛順三人在午後一時許抵達大振興茶樓。先樓上樓下、裏裏外外仔細查看了一遍，對地形做到心中有數，以防目標屆時一旦察覺情況，從意想不到的路線開溜，最後，他們在樓下進門靠窗處的一副座頭上落座，向跑堂要了一壺茉莉花茶，瓜子、五香豆各一碟，慢慢地消磨著時間。兩點差五分，他們看見“老麻風”一臉輕鬆地進門來，四下看了看，上樓去了。三刑警是認識“老麻風”的，而“老麻風”並不認識他們。刑警諸葛順便起身上樓，一看，“老麻風”在樓上靠後窗角落的一副雙人座頭前坐下了，正在招呼跑堂上茶。這就是說，對方是一個人。諸葛順於是就在樓梯口坐下，這個位置跟樓下宋芝明、杭鼎的那副座頭互相看得見，有什麽情況隻要打個手勢即可。

　　諸葛順剛要了茶，目標就上樓來了。那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體格健壯，剪著一個板刷頭，國字臉上留著硬紮紮的絡腮胡子，身穿玄色中式對襟夾衫。諸葛順的目光追隨著他，看見他駐步樓梯口，左顧右盼目光四掃，最後掃到了“老麻風”的那副座頭。“老麻風”不動聲色，看也沒看他，但他已經斷定那主兒就是蘇南地區小有名氣的槍販子“老麻風”，於是就走過去。按照規矩，兩人隻要對上那個介紹他們相識的朋友的姓名或者綽號，就算是接上了線，然後就座，喝茶，跟“老麻風”聊天——當然沒幾句就要轉到生意上的。

　　諸葛順盯著目標，頭腦裏回憶著碧清觀道士和洪升福客棧曾經接待過的那兩個不同體貌的冒牌蔣兆琳，跟眼前這個“板刷頭”對比下來，覺得“板刷頭”肯定不是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但是，據那個中間介紹的朋友對“老麻風”說，那人找“老麻風”是想跟他談美製左輪手槍子彈的交易，那應該與王秀先槍支被竊案有關，估計這人和冒牌蔣兆琳屬於同一犯罪團夥。

　　諸葛順正這樣想著的時候，忽見“板刷頭”起身向“老麻風”拱手作揖，告辭了！哎，怎麽隻談了這麽短的時間？交易談成了沒有呢？

　　“板刷頭”向樓下走的時候，諸葛順向樓下坐著的朱芝明、杭鼎發了一個暗號，於是杭鼎就在“板刷頭”出門後尾隨而去。宋芝明隨即結賬，然看出門騎上自行車追了上去。

　　一小時後，宋、杭兩人完成了跟蹤，回到南區分局專案組辦公室，向董銳夫匯報了跟蹤結果：“板刷頭”是西區豬行河頭後街葛記棺材店的老板葛富生，此人的曆史情況、表現什麽的還沒著手調查。

　　這時，“老麻風”來向董銳夫報告情況了，說對方自稱姓張，讓喚其“老張”就是。“老麻風”說這個老張是個老江湖，兩人見麵後，對方根本沒談是否要買左輪手槍子彈什麽的，隻是盯著打聽“老麻風”的情況，那副樣子簡直就是青幫中人的“盤海底”。如若不是公安安排他“釣魚”，碰上這種主兒，“老麻風”早就一口啐上去，揚長而去

　　“老麻風”走後，專案組四人就開始分析情況，認為葛富生如此對待“老麻風”，看來可以斷定這家夥身上有戲，否則他就不會如此小心翼翼了。那麽，往下怎麽辦呢，是等待葛富生繼續跟“老麻風”接觸呢，還是直接采取措施，四人反複商量下來，一致認為不如幹脆直接對葛富生采取措施。

　　董銳夫說我們先去葛富生住所轄區的派出所了解一下這人的曆史情況。他們趕到派出所的時候，正是下班時分。派出所領導認識董銳夫，說董科長你是無事不登門的，這個時分登門料想必有要事，我就通知同誌們別忙著下班，留所待命吧。董銳夫說不勞全所驚動，我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們轄區內葛記棺材店的老板葛富生的情況。

　　據派出所方麵介紹，葛富生曆史上有過事兒，抗戰前當過國民黨保安團的團丁，抗戰時是公所（日偽時期將蘇州城區劃為三個公所）維持會成員之一，抗戰勝利後呢，又信了“一貫道”。不過，這人無論在保安團、維持會還是“一貫道”，都是打醬油的一類，據說信奉的是財神菩薩，做生意賣棺材第一，所以都是掛—個名，什麽活動都不肯參加，也就談不上作奸犯科了。因此，蘇州解放後軍管會張貼布告讓曆史不清白的入主動前往登記時，葛富生積極響應第一個趕到派出所，一報參加過的反動組織，倒使接待他的民警暗吃一驚，但最後聽清楚他的情況，也就一笑了之，放他過去了。

　　董銳夫想到了另一層：“本人的情況是這樣，那麽其社會關係如何呢？我說的是親朋好友中是否有人有重大曆史問題？”

　　這個，倒還讓董科長說著了，葛富生有個姐夫是國民黨的上校，顧祝同部隊的軍需主任，以前跟葛富生家走動得比較勤。那個反動軍官在蘇州解放前夕還去過葛富生家，後來去了上海，上海解放前夕逃到台灣去了。這個社會關係，葛富生曾向派出所交代過，還表示要跟留在蘇州的姐姐斷絕關係，聽說後來是不再來往了。

　　離開派出所後，董銳夫對宋芝明三人說：“我琢磨還是要動一動這個姓葛的家夥！”

　　諸葛順問：“抓捕？”

　　“先拘留吧。”

　　“什麽罪名呢’”

　　“他跟‘老麻風’為槍支彈藥買賣而接觸，就是罪名。盡管他本人還沒直接跟‘老麻風’說這事，可是與其約見就是為此目的，所以，對其拘留審查是符合規定的。事不宜遲，今晚就行動！”

　　於是，當天午夜，專案組悄然去了葛記棺材店，宣布對老板葛富生實施拘留。然後，就對葛的住所兼營業場所進行了搜查，但沒有搜出任何違禁物品。

　　專案組沒有連夜訊問葛富生，而是決定先將其關押於分局看守所，次日再過堂。哪知，當晚就發生了意外：專案組拘捕葛富生、搜查葛記棺材店後大約兩個小時，棺材店竟然意外遭到搶劫！

 

三、棺材鋪的秘密

 

　　這樁搶劫案之所以被稱為“意外”，是因為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即便在舊社會，哪怕舊到封建社會的某朝某代，按照江湖上的規矩，強盜通常也是不會去搶劫棺材鋪的。道上那班弟兄講究迷信，如若有誰想到搶劫棺材鋪，那就說明這人惦記著棺材，那就有可能沒過幾天就死於飛來橫禍了，不是被其他幫夥幹掉，就是搞窩裏鬥火並掛了，再不就是讓官府逮住砍了頭。以舊時的規矩，不管死於上述哪種方式，都會有人弄一口棺材給死者躺的。所以，惦記棺材是江湖上犯忌的事兒，強盜土匪都不會動棺材鋪的腦筋。

　　其二，棺材鋪通常都是采取薄利經營方針，利潤薄，所以開棺材鋪的老板如果不搞其他多種經營，都是老板中的下等。大家如果留心一下，就會發現在閱讀舊時那些富豪的發家資料時，很少有誰是靠著賣棺材發跡的。

　　其三，棺材鋪的商品除了棺材還是棺材，原料呢，則是木材，此外，還有一些木匠使用的工具。老板薄利經營，積蓄自然不豐，而強盜登門搶劫，通常是搶不到錢財就搶商品。別的店鋪比如典當鋪、鍾表鋪、布店等等，商品體積不大，搬運起來也方便，銷贓更不容易暴露，而棺材鋪子的商品既笨重又廉價，既不容易出手且銷贓時極易暴露，因此強盜一般是不會光顧這種地方的。

　　可是，這回卻非常奇怪，強盜竟然搶了葛記棺材店。兩小時前，專案組剛剛搜查過該店並抓走了老板葛富生，這對於葛家上下來說自然是晴天霹靂。刑警押著葛富生離開後，家人哪裏還睡得著，全家三代大大小小聚攏在一起，猜測葛富生鑷犯了什麽事，會受到什麽樣的處罰。當時律師還沒有被取消，所以還要考慮是否請律師，如果請的話又應請哪個律師，是蘇州本地的呢還是到上海去請。

　　還沒議出個結果，後麵臨河的那道門被人輕輕叩響了。葛家人以為是刑警忘記了什麽事情去而複歸，慌亂之中根本沒想過警察怎麽會走水路而至，就讓葛富生的三弟去開門。哪知進來的卻是兩個黑紗蒙麵的漢子，為首那個手持左輪手槍，後麵那個手裏握著一柄寒光閃閃的尖刀。開門的葛家老三頓時呆若木雞，對方槍一指就乖乖地舉起了雙手。

　　兩個強盜也不吭聲，用槍逼著葛家老小八口就地跪下，令老三將各人褲帶解下綁住雙手，最後強盜把老三也綁上了。然後，就裏裏外外前店後宅搜起來，一直到二遍雞鳴後，這才沒了聲響。後麵宅裏被綁著的那幾位估摸者強盜已經離開了，這才大聲呼救。這時，夜間巡邏的警民治安聯防隊正進行當晚的最後一遍街頭巡邏，路過附近時聽見人聲喧嘩，便過來查看，於是便知道葛記棺材店遭劫了。

　　治安聯防隊是過問不了這麽大的案件的，當下就守住現場，派人到附近找個能打電話的地方往西區公安分局報案。分局於是派了三名刑警前來勘查現場，進門一看暗吃一驚：前麵棺材店那寬敞的店堂裏，疊放著十幾口大大小小的棺材，裏側角落裏的那口一眼就可以看出屬於“鎮店之寶”級別的碩大黑漆楠木棺材已經被掀翻在地，底下露出了一個比棺材稍小的長方形地洞。刑警上前查看，這個地洞深約一米，底部都是白色粉末——受潮而分解了的石灰。拿根棍子來戳探，約有二十厘米深。

　　刑警喚葛家人來詢問，都說不知道店裏有這幺一個地洞。至於這口楠木棺材，即使鄰居也都知道，那是葛家老太爺的壽材，早在抗戰勝利的次年就已經打下了，之後每年盛夏要上一遍油漆。之所以在店堂裏而沒置於後麵的宅第，是有著順便做一份廣告的意思。刑警於是就問誰是老板，這才知道老板已於午夜時分被南區分局的警察逮去了。

　　那麽，葛家另外還被搶去了些什麽東西呢？問下來，三名刑警均感愕然：竟然沒有其他任何損失！強盜盡管在臥室、客廳甚至廚房翻箱倒櫃都折騰過，卻沒對已被控製的葛家人搜身，甚至對葛富生妻子佩戴著的黃金耳環也視若無睹。

　　出現場的那三個刑警返回分局後立刻向值班領導作了匯報。值班領導也頗重視，決定待分局其他領導上班後一起商議該案。

　　話分兩頭。槍案專案組四位刑警午夜執行抓捕葛富生任務後，就在南區分局隨便找個地方挨了半宿。清晨起來正商量著去看守所訊問棺材店老板，看守所打來了電話，說你們昨天半夜送來的那個姓葛的人犯，進來後就不得安生，先是大哭，整個看守所的在押人員都被他吵醒了。值班看守員就把他提到外麵辦公室去談話，問其為何事進來的，他卻又不肯說。看收押單子上寫的不過是拘留審查，似乎不是什麽了不得的大案要案，於是兩個看守員就向他宣傳政策，前後一共折騰了兩個多小時，總算把他安撫住了送回監房。誰知天亮後他又大叫起來，說要求麵見抓他的公安局同誌，有重要事情需要立刻報告。先前那二位看守員於是又把他提出來，說這會兒分局刑警還沒上班，你有話可以跟我們說，也可以稍等一下，待刑警上班後我們打電話過去給你聯係。可是，這個人犯就是不聽，再三堅持一定要“立刻求見”抓他的刑警。這樣，看守員就隻好試著打電話過來，看是否聯通係得上。

　　董銳夫接聽這個電話後，心裏一喜，說看來咱們運氣來了，葛富生那家夥多半是想主動交代問題了！於是，四人也顧不上弄點東西填肚子，直接就去了分局看守所。

　　葛富生確實是要主動交代問題。他對刑警說，他跟“老麻風”聯係，是想做一筆買賣。他有—批貨要趕緊出手，所以就托人找了“老麻風”。昨天下午在茶樓跟“老麻風”見麵時，心裏忽然又覺得不大托底，他知道這種事情如果被公安局知道，肯定是沒好果子吃的，所以想對“老麻風”有了透徹的了解後再作最後決定，因此隻跟他說了幾句話就離開了。

　　那麽，葛富生意欲出手的是什麽貨呢？葛富生說是他那個國民黨上校軍需主任姐夫在蘇州解放前夕偷偷寄放在棺材鋪子裏的十箱軍用彈藥。當時他姐夫是當麵把每口木箱打開給他看過的，其中四箱是手榴彈，六箱是子彈；子彈有大有小，至於是何種槍支使用的，以他當過幾個月偽保安團團丁的經驗判斷，好像是步槍子彈和駁殼槍子彈，可能也有左輪手槍子彈。姐夫當時對他說，這些東西寄存在你這裏，可能不久我就要派人來取，以你姐姐和你的生日為暗號，不管來者是何人，隻要連著把這兩組數字念出來，你就可以放心地交給對方。

　　葛富生收下了這批貨。當時因為擔心戰亂，他已經把全家老小都送到鄉下去躲避了，店鋪也關了門，除非誰家死了人敲門來買棺材才接待一下。因此，葛富生有的是時間，他就移開老爺子的那口楠木壽材，在下麵挖了個長方形的地洞，擔心潮氣太重，又去石灰行購買了一擔生石灰鋪在下而，用油布把每口箱子都緊緊裹住，外麵以電線團團捆紮，這才放入地洞，上麵覆以泥土，夯實，鋪上磚頭，墊了兩根方木，用撬棒把壽材移上去，一切看上去與之前無異。、

　　蘇州解放後，原本對國共戰爭不大關心隻管做他那棺材生意的葛富生開始關心起時勢來了，他得等著姐夫派人來把那批貨取走啊。但形勢對國民黨方麵越來越不利，他那軍需主任姐夫根本沒有音信，是死是活也不清楚。葛富生先是被人民政府一道道禁止民間私藏槍支彈藥、勒令私藏者限期交出的通令嚇得心驚肉跳，接著又是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捱到現在，鎮反風聲漸小，葛富生於是就想把那批貨處置掉算了。本來，他可以向朋友借條小船，深更半夜悄然把貨裝上去，偷偷運到郊外，隨便扔進哪個白蕩（江南地區對小型湖泊的稱謂）就是了，堪稱神不知鬼不覺。可是，葛富生是生意人，隻要遇到跟錢沾邊的事，就放不開手了。他尋思這麽些彈藥，都是紫銅、黃銅和生鐵製造的，就是當廢品賣也值不步錢呢，裏麵的火藥還可以賣給鞭炮匠或者獵人（當時民間允許持有以鐵砂為彈藥的火藥獵槍）。於是，葛富生就開始打聽這方麵的路子。直到前幾天才總算有了眉目，他通過一個綽號“野模子”的熟人知道了專做槍支彈藥買賣的槍販子“老麻風”，於是就有了茶樓之約，也給他帶來了牢獄之災。

　　其時，西區公安局那三個出現場的刑警剛剛勘查完葛記棺材店，西區分局還沒來得及向南區分局王秀先槍案專案組通報該搶劫案的情況。這邊專案組提審完葛富生後，四人立刻奔葛記棺材店想去起贓。董銳夫四刑警一路興致勃勃，直到抵達目的地後方知他們昨晚離開棺材店大約兩小時後那裏發生了什麽情況！

　　可以想象，董銳夫四人麵對著壽材下的那個地洞時是怎樣一種神態。昨晚他們來棺材店拘捕葛富生時，是對前店後宅都進行了搜查的，搜查前麵的店堂時，一口口棺材都掀開蓋子查看了，還用木棍對一口口棺材又是敲又是捅，檢查是不是有夾層，隻是沒想到店堂的地下竟然另有名堂。根據葛富生的交代，這是整整十箱彈藥，除了子彈還有手榴彈，已經落在歹徒手裏，其後果不堪設想啊！

　　董銳夫畢竟是個見過世麵的人，他馬上鎮靜下來，對朱芝明、杭鼎，諸葛順說：“我是負責人，這件事由我承擔責任，跟你們三位沒有關係。現在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迅速債破這個案件，追回贓物。其他就不要去考慮了。”

　　這等大事，當然是要立刻報告市局的，市局還得上報蘇南行署公安處。市局領導問董銳夫是否有把握迅速偵破該案，董銳夫盡管心裏沒底，還是硬著頭皮點了頭。領導衛問是否需要增派力量，董銳夫想了想說，這起搶劫案發生在西區，就從西區分局抽調兩名精幹刑警參加專案偵查吧。這樣，西區分局就指派刑警王有順、陶一飛向專案組報到。

　　專案組全體出動，分別對葛家受害人進行了詳細詢問，然後聚在一起對情況進行了分析。那兩個強盜盡管以黑紗蒙麵，但從葛家人對其身形的描述來看，初步可以判斷與碧清觀和洪升福客棧曾經接待過的兩個冒牌蔣兆琳相似。因此，大家估計葛記棺材店搶劫案的作案者就是那兩個“蔣兆琳”。從他們搶劫時所持凶器係左輪手槍以及所搶劫的贓物乃是彈藥這一點來看，那二位應該就是王秀先槍案的作案者。

　　弄清了這一點，往下就好理解了。誠如董銳夫等人所分析的，那兩個家夥偷竊了王秀先的那支左輪手槍後，覺得子彈太少，又動起了尋覓美製左輪手槍子彈的腦筋，於是就盯上了葛富生。至於是通過何種途徑知曉葛富生手頭私藏著軍用彈藥的，如果葛富生沒有透露過，就隻有那個把葛富生介紹給“老麻風”的中介人清楚了。

　　因此，專案組認為在如何追查那兩個“蔣兆琳”的問題上，似乎不必多費心思，隻要盯著那個把葛富生介紹給“老麻風”的中介人就是。因為既然能夠介紹雙方洽談生意，總應該與雙方都是相識的，雖然不一定知根知底，但總比此刻專案組的刑警要了解得多—些吧？

　　於是，專案組分為兩撥，一撥前往看守所向葛富生了解那個中介是何許人，另一撥則找到還在社會上四處奔波試圖聯係下家的“老麻風”，問清了中介人的情況。最後兩撥人碰頭把情況一匯總，就勾畫出那個中介人的輪廓了——那主兒名叫龔仁發，蘇州郊區龔家村人，三十三歲，因為從小好勇鬥狠，所以人稱“野模子”。“野模子”家境貧窮，隻有兩畝薄田，他就在農閑時扛著一杆老輩當“長毛”（太平軍）時傳下來的火藥槍四處轉悠著打些飛鳥、野兔之類換得些許錢鈔貼補家用。打獵這一行聽上去似乎很浪漫，但如果要以此為生，那就要風餐露宿、日曬雨淋了，弄不好撞上野豬之類的猛獸，還有生命危險。而且最大的問題是，盡管你吃了這麽些苦頭冒了那份生死之險，卻不一定能保證獲得收益。因此，“野模子”幹著幹著就沒了勁，就尋思另外再找一份比較省心省力的營生。

　　這項營生還真讓“野模子”找著了，那就是做支彈藥買賣的中介經紀人。“野模子”因為在江湖上小有名氣，一年裏又有大半年時間在外麵奔波，所以人頭比較熟，其他一些跟他一樣亦農亦獵的朋友需要買火藥、鐵砂或者修理甚至置辦獵槍時，就會托其介紹可靠渠道。“野模子”由此受到啟發，尋思可以將此作為一門兼職。於是，大約從十年前開始，“野模子”就幹起了這一行。幹了三年，日本投降了，一些跟日偽有勾結或者直接在日偽政權擔任偽職的主兒中頗有一部分是有槍支彈藥的，他們擔心國民黨接管後要找他們麻煩，就紛紛急著處理，扔的扔，賣的賣。找“野模子”的人頓時多了起來，但他隻有幹幹倒騰火藥槍的能量，軍用武器到了他手裏，他也不知道該怎麽出手，於是就結識了蘇南地區有名的槍販子“老麻風”。

　　屈指算來，“老麻風”已經跟“野模子”結識六七年之久了，曾多次去過“野模子”家所在的龔家村，當下就向刑警和盤托出了上述情況。至於這次“野模子”介紹的棺材店老板葛富生，“老麻風”說當時他按照行規沒有打聽，不清楚葛富生是否跟那兩個強盜相識，更不知道葛富生是否向那兩個強盜透露過私藏彈藥之事。

　　那麽，關於這點，葛富生是怎麽說的呢？葛富生聽說壽材下的彈藥在刑警趕去起贓之前已經被人劫走，不禁大驚失色，連連搖頭，哀歎“想不到”。他所結識的人中是否有那模樣的兩個主兒呢？葛富生說肯定沒有。這倒也是，葛富生並非江湖中人，在社會上交往的朋友不多，而且全是生意上的。刑警又問是否向中介人“野模子”透露過要出售的是什麽東西。葛富生說他沒有對“野模子”明說，但估計“野模子”心裏是有數的，因為他跟“野模子”見麵伊始對方就說：“‘老麻風’向來隻做軍用品，民用品他看都不看的噢！”當時葛富生昕了連連點頭——這就等於向“野模子”表明他要做的是軍用武器生意了。至於“野模子”住在哪裏，葛富生就沒有“老麻風”那樣了解了。

　　專案組於是全力尋找“野模子”龔仁發。幾個刑警化裝前往郊區龔家村，打聽下來說“野模子”確實住在該村，兩天前還有人見到過他，可是昨天開始就不見蹤影了。這也正常，因為這主兒向來是外出的日子比在家的日子多。那麽“野模子”去了哪裏呢？這個，材裏人就都說不上來了。刑警又請民兵隊長讓家屬前往龔仁發家佯裝串門，跟龔仁發之妻聊天時套問，也沒獲得結果。龔妻根本不知道丈夫去了何處，而且她對於這種情況已經習以為常了。

　　當晚，專案組六刑警會合於駐地南區分局，討論應當如何尋找“野模子”。分局秘書股（就是後來的“辦公室”）值班警員給他們送來市局發的當天的《敵情通報》時，還附夾了一份蘇北行署公安處寄發的《協查通報》。這份《協查通報》，終於使專案組弄清了那兩個冒牌蔣兆琳的真實身份。

 

四、沈涇塘劫槍案

 

　　江蘇無錫，位於美麗的太湖之濱。無錫西南郊的五裏湖，相傳係春秋時越國大夫範蠡助越王勾踐滅掉吳國後偕西施泛舟之處，故後又稱之為“蠡湖”。五裏湖畔有一個隻有四五十戶村民的小村莊，喚作“竇莊”。1918年3月，竇莊增添了兩個男丁。這兩個相隔二十天出生的男嬰是一對同胞姐妹所生，故係姨表兄弟，兩家分別給他們取名為竇鎮雲、薛錦寶。

　　竇鎮雲、薛錦寶舶家境都還算不錯，介乎上中農與富農之間。因此，兩人六歲就被送人當地鄉村小學讀書，據說有點兒聰明，考試成績名列前茅。鄉村小學最高隻能讀到四年級，兩人就去無錫城裏繼續求學，保持著向上的好勢頭，兩年後考入初中。又過了三年，他們初中畢業了。以其成績是可以考上省級高中的，可是他們家裏覺得再供養下去似乎要捉襟見肘了。在當時，能夠把孩子供養到初中畢業已經算是一樁了不起的事了，往下就可以直接進入社會，當教師、賬房、職員完全是沒有問題的。從此就不必再種田或者下湖捕撈水產了。因此，竇鎮雲、薛錦寶的求學之路就到此為止了。

　　竇鎮雲、薛錦寶初中畢業後，一個做了鄉村小學的老師，一個先是在無錫城裏的德大洋行當職員，不久去了上海。這兩個當時算是小知識分子的青年從文職工作到淪為湖匪隻用了短短五六年時間。邪路，是從這對表兄弟的老二薛錦寶腳下開始的。薛錦寶去了上海後很快就染上了鴉片癮。當時他在上海一家美國商行玉作，收入比他在無錫洋行時高出數倍。但是，這份高薪放在一個癮君子身上，那是微不足道的。這樣，薛錦寶漸漸就由賭博發展到詐騙，最後失去了工作，淪為街頭乞丐。

　　薛錦寶當了一段時間乞丐後，因為沒有錢鈔，鴉片癮倒是被迫戒掉了，但生活難有保障。這時候，有一個姓殷的老扒手不知怎麽看中了薛錦寶。殷老爺子在當時的上海灘黑道上也算是一個頗有名氣的角色，他少年時是專門拜過江湖人士接受過扒竊訓練的，後來到了上海灘，加入了青幫，在幫裏的輩分還比較高，與滬上聞人杜月笙同輩。當時，殷老爺子早巳成家立業，開了一家南貨店，還在閘北的一家鐵工廠擁有股份，若論成分應該是資本家了，所以光老婆就娶了兩個，隻是無子嗣。殷老爺子之所以要收薛錦寶為弟子傳授扒竊技藝，據說是因為他當初拜師時是發過誓要把這門邪道技藝傳授下去的，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尋覓有資質的弟子，現在終於發現了合格的培養對象。

　　對於叫花子薛錦寶來說，碰上這樣一個機會自是求之不得，於是薛錦寶就正式拜殷老爺子為師。這一學，學了整整三年。第四年是實踐，殷老爺子讓薛錦寶放單飛到上海灘各處作案。一放單飛，殷老爺子就發現自己可能老眼昏花看錯了對象，薛錦寶很難成為他這一門的合格傳人。怎麽說呢？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薛錦寶雖經過三年正規訓練，其技術已經符台殷老爺子的最低標準，但是，心理素質不能過關。放單飛不到三個月，他在作案時已經由於緊張而被人發現過數次，有三次還讓巡捕房的便衣抓進去了。幸虧殷老爺子在上海灘的路子還算廣．每次都及時把他撈了出來。第三次撈出來後，殷老爺子就宣布解除與薛錦寶的師徒關係，給了他一筆錢鈔命其離開上海灘，永遠不得再回來。

　　其時是1937年初冬，上海剛剛淪陷於日本侵略者之手。日軍占領上海後，就按照戰略計劃向南京方向急進。滬寧沿線城市一片混亂，無錫自也難以幸免。國民黨軍隊難擋日軍，紛紛潰逃。老百姓中倒有一些熱血誌士拿起武器抗擊侵略者，薛錦寶的表哥、鄉村小學教師竇鎮雲就是其中的一個。當時武器倒是比較容易搞到，國民黨軍隊潰逃時都是扔了槍支彈藥穿著便衣上路的。竇鎮雲糾集了十來個人，用撿得的槍支彈藥武裝起來組建了一支隊伍，人數雖少，打出的旗號卻很了得，叫“江南人民抗日總聯隊”。這支隊伍還沒放過一槍，薛錦寶就回鄉了。他是一個不甘於寂寞的人，聽說表哥組建了隊伍，自封“司令”，馬上就去投奔。哥兒倆交談下來，鄉村小學教師發現表弟的見識比自己高出了不知多少，於是立馬讓出“司令”位置請薛錦寶坐，而自己則當了“參謀長”。

接下來的情況證明薛錦寶果然有眼光，他在多如牛毛的民間抗日武裝熱血沸騰打擊日軍時，把自己這支隊伍拉到太湖深處的小島上練兵順便收羅逃兵、湖匪、強盜。半年多練下來，當別的民間武裝都讓鬼子打得差不多的時候，他這支隊伍已經有四五十人，而且有不弱的戰鬥力。這時情勢已起變化，蘇南地區的抗日已是共產黨的事，當然國民黨的“軍統局”別動隊偶爾也會開開槍。薛錦寶、竇鎮雲哥兒倆看看勢頭不對，就不再打抗日的旗號，而是搖身一變成了拉杆子的，分別報出了“獨角龍”、“黑煞龍”的諢號，其隊伍也就不叫什麽“抗日總聯隊”了，江湖上報了個匪號喚作“太湖雙龍”。

　　這哥兒倆成為赫赫有名的“太湖雙龍”之後，不但兩人的家庭受到了牽連，甚至連竇莊也不時遭受官府、土匪的騷擾，兩家的家長這才為當初不肯繼續供養他們的兒子讀高中、上大學而後悔不已。

　　自此，蘇南地區太湖沿岸百姓就多了一份禍害。“太湖雙龍”匪幫采取的是“有奶就是娘，有利就要搶”的方針，攔船截舟，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奸淫擄掠，無惡不作，其作案對象除了老百姓，日偽武裝、新四軍遊擊隊、“軍統”別動隊、其他匪幫他們也敢攻掠。蘇州、無錫的日偽武裝曾對“雙龍幫”進行過清剿，但隊伍一動，“雙龍幫”就沒了影子——藏匿到太湖深處的某個小島上去了，或者裝扮成漁夫散布於湖上打魚，再不就幹脆上岸，遠走高飛去上海、南京，反正他們人人都有“良民證”，又都是當地口音，經得起盤查，清剿隊又不認識他們，隻有無可奈何。風頭一過，他們繼續聚攏在一起作案。

　　抗戰勝利前夕，“雙龍幫”遭到共產黨太湖遊擊隊的一次沉重打擊，損失慘重。可是，不久日本投降，新四軍北撤，國民黨忙於接收，大搞爭權奪利，“雙龍幫”遂重整旗鼓。之後該匪幫吸取教訓，改變策略，對唯一的對手國民黨政權采取不沾不惹方針，以圖自保。國民黨蘇州、無錫兩地的警察局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之下，曾對“雙龍幫”組織過數次單獨或者聯合清剿，但“雙龍幫”故伎重演，有時還逃往太湖屬於浙江的內湖地區躲避，那是他們刻意留下的一塊從不作案的安全地帶。江蘇省的清剿隊不能越界清剿，隻有跟浙江方麵聯係協調，待江浙兩方談妥，“雙龍幫”早就不知去哪裏了。

　　就這樣，“雙龍幫”一直盤踞太湖，為害鄉裏。直到蘇南地區解放後，華東軍區組織武裝力量對太湖匪患進行大規模打擊，“雙龍幫”於1949年夏天徹底覆滅。但清點戰果時，卻發現匪首薛錦寶、竇鎮雲業已逃竄。當時，蘇州、無錫兩市的軍管會和蘇南行署公安處都曾發出過通緝令緝拿“雙龍幫”匪首薛錦寶、竇鎮雲，蘇南行署轄下的吳縣、無錫縣公安局甚至還出布告申明“緝拿上述兩犯時如遇拒捕，任何群眾均可將其擊斃”。可是，這哥兒倆卻是從此不見蹤影。

　　這兩個匪首去了哪裏呢？此刻放在專案組刑警麵前的蘇北行署的這份《協查通報》可以給予解答——

　　1949年夏，薛錦寶、竇鎮雲僥幸逃出華東軍醫剿匪部隊的包圍圈後，先是去了上海，原想逃往香港，但由於盤查得緊，隻好放棄。兩人在上海待不多久，就去了南京。薛錦寶發揮殷老爺子當年傳授給他的偷竊本領，弄到了一些錢鈔作為本錢，兩人在中華門外擺了一個修車攤，又買通了一個留用舊警察化名辦了戶籍，搖身一變成了南京市民。

　　如果薛錦寶、竇鎮雲保持偽裝，不再作惡，或許還可以在南京混上數年。可是，這哥兒倆天生注定就不是肯過安分守己日子的主兒，南京戶口僅僅辦了半年，兩人就因詐騙折進了局子。南京方麵不知這二位乃是蘇南地區赫赫有名的“太湖雙龍”，將他們作為初涉刑案的新手，於1950年11月以詐騙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四年。竇、薛兩犯被押解蘇北農場開荒種地。

　　如果這哥兒倆老老實實服刑，刑滿後留場就業，躲在勞改農場混日子，也許是能混一輩子的。他們自己大概也是這樣考慮的，所以在勞改農場服刑時表現得很老實，也很積極，年終還受到了農場的表揚。可是，合該薛錦寶、竇鎮雲倒黴，半個多月前，他們的厄運來了。

　　帶來厄運的是一個中年婦女，姓竇，竟是“太湖雙龍”老家竇莊人，不過嫁到外鄉去了。她的丈夫曆史上有點兒問題，鎮反運動開始後就給逮了進去，判刑六年，押解蘇北農場勞動改造。這天，這個竇姓的婦女風塵仆仆前來農場探監，沒想到正好跟排在隊伍裏出工的“太湖雙龍”中的老大竇鎮雲打了照麵！那婦女初時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以“太湖雙龍”所犯的罪行，就是長著十個腦袋也該剁了，哪裏還輪得上到勞改農場改造的份？因此沒敢吭聲．

　　其時勞改農場不像“文革”時那樣，實行的是人性化管理，但凡外地配偶來探監的，被探望的那個犯人可以休息一天，與配偶一起住宿於農場招待所。這樣，當晚竇姓婦女就把白天看到疑似“太湖雙龍”老大窶鎮雲的情形說給丈夫聽了。那個犯人連夜就向招待所幹部報告，農場總部自是重視，當下就給“太湖雙龍”所在的那個分場打電話，下令：立刻通知犯人起床，集中起來，等待總場派人來辨認。

　　分場執行總場這道緊急命令時方才發現已經發生了大事：少了兩個犯人！其所在中隊的值班室裏，值班幹部以及協助幹部值班的一個事務犯倒在血泊中，早巳斷氣。這兩個越獄潛逃的犯人，自然就是化名服刑的“太湖雙龍”竇鎮雲、薛錦寶了。原來，窶姓婦女白天與列隊出工的“太湖積龍”迎麵而過時，隊列中的薛錦寶認出了她，隻不過她沒有發現薛錦寶而已；接下來在她認出竇鎮雲的同時，竇鎮雲也已經察覺了。於是，兩人一番商量後，決定當晚越獄潛逃。

　　勞改農場當即組織力量追逃，數日不見其影蹤，遂向蘇北行署公安處報告。行署公安處經過研究，認為“太湖雙龍”是要犯，其出逃很有可能會引發重大刑案，給社會造成嚴重影響，故決定以行署公安處名義向華東各地發出《協查通報》。

　　《協查通報》上印著“太湖雙龍”的照片，當下，專案組立刻派車把碧清觀和洪升福客棧見過冒牌蔣兆琳的四人接到分局。經辨認，他們一致說持“蔣兆琳”介紹信前往登記住宿的那兩個家夥就是《協查通報》上的人。

　　至此，專案組總算明確了竊槍與棺材店搶劫窠的兩名作案者的真實身份。於是重新研究偵查方案，決定除了繼續尋找中介人“野模子”外，另派一路刑警前往無錫“太湖雙龍”老家竇莊去調查一下，指望獲得新的線索。

　　次日，4月29日一大早，兩撥刑警就離開分局專案組駐地，分頭外出調查。專案組組長董銳夫則向分局領導匯報案情，並前往市局向分管治安的領導匯報“太湖雙龍”的情況。中午，董銳夫剛從市局返回分局，忽然傳來消息：郊區一個名叫“沈涇塘”的地方發生了襲警案，兩個押解人犯進城的民警、民兵遭到持槍歹徒襲擊，民警負傷，短槍、長槍各一支被劫！

　　沈涇塘並非一個池塘，也不是哪個村莊或者鄉的名稱，就是一個地名。沈涇塘方圓三四裏，有一個村莊叫“司徒洞”。司徒洞有一個姓鍾的財主，舊社會時有錢有勢，據說沈涇塘的一半土地都是他的，其兩個幹兒子則是國民黨特務，憑著這份背景，連蘇州市偽警察局的頭頭腦腦見到他都得點頭哈腰。這樣一個主兒，解放後搞土改時自然要清算的。但鍾老財當時病入膏肓，終日昏迷，其症狀有點兒像植物人似的。這樣，在其家屬主動交出全部地契、房產、財產表示願意接受農會的任何處罰後，大家也就不去答理他了，反正看他這光景很快就要死的。哪知，鍾老財竟然恢複過來，最後甚至能夠下床自己外出溜達溜達了。溜達就溜達吧，人們已經不跟你煩了，你就過一份安生日子算了吧。可是，鍾老財卻對其家屬主動交出家產大為不滿，先是在家裏吵吵鬧鬧，後來竟然去分得他的地產、財產的那些貧苦農民家裏要求收回。

　　這時距土改已經兩年有餘了，工作隊早巳解散，區、鄉的行政區劃也已經作了調整，大家對於這種反攻倒算行為一時也不知應該怎麽辦，就采取不理睬方針。哪知，這鍾老財倒來了勁，漸漸就致跑到分他財產的那些農民家門口去大罵，後來竟然發展到下田收割農民家成熟的莊稼，還意欲奪回當初分掉的家具、農具。這樣，情況終於被反映到了鄉、區。

　　沈徑塘屬於城西區政府管轄，區政府領導聞訊大為惱火，當即指令應予嚴辦。以當時的形勢，對鍾老財這樣的主兒，所謂嚴辦就是逮捕，然後判處重刑甚至處決。當然，其時區一級政府對於鍾老財這類對象的最終處置權已經被市裏收回，得由市一級司法機關處置了。城西區是蘇州市剛組建的兩個郊區區劃之一（另一是城東區），尚未設公安分局，案子方麵的事由西區分局代為管理，西區分局就在城西區設置了一名公安特派員。區政府對鍾老財的處置意見由公安員小周向分局領導匯報後，分局領導就下令逮捕這個反攻倒算分子。

　　小周奉命前往司徒洞執行逮捕鍾老財的使命，由當地民兵隊長小顧協助。當時的公安局窮，警械配備不齊，小周沒有手銬，就用麻繩將鍾老財綁上後，上了一條小船，由小顧搖著櫓往市裏來。

　　周、顧兩人都是有武器的，小顧有一支步槍，小周的武器在當時令人羨慕：乃是一支二十響駁殼槍。周、顧兩人沒有想到他們此行竟然會遭到襲擊，駁殼槍、步槍都讓“太湖雙龍”繳了！

　　“太湖雙龍”顯然是有預謀的，他們埋伏在司徒洞村外不過一裏多地的那座小小木橋旁的一個草亭裏。小船駛到小橋前時，小船駛到，兩人從草亭裏現身而出，高個頭兒的薛錦寶手持警衛員王秀先的左輪手槍，二話不說對準坐在船頭上碎不及防的小周開火！小周腹部中彈，倒在坐在艙內反綁著雙手的鍾老財身上。說時遲，那時快，槍聲甫落，另一個匪徒竇鎮雲已經飛步跳上船，尖刀反插進業已失去知覺的小周腰間的皮帶裏，一用力割斷了皮帶，連槍帶套扯在手裏。

　　後麵搖櫓的民兵隊長小顧一下子就給嚇懵了，雙手一顫，櫓就掉了下來。忽見薛錦寶把手槍對準自己，“哎呀”一聲竟然軟癱在尾艙裏。薛錦寶卻沒開槍，竇鎮雲則飛快地撿起了小顧擱在兩艙之間艙板上的那支步槍。嗣後，“太湖雙龍”攜槍揚長而去。

　　這起案件，自然並案偵查，也劃歸專案組負責了．

 

五、失之交臂

 

　　當天下午，專案組留守南區分局駐地的組長董銳夫在報請市局領導批準後，即起草了一份《協查通報》，以蘇州市公安局的名義向蘇南、蘇北二行署、上海市、南京市（當時還未組建江蘇省，南京係中央政府直管市）、浙江省及皖南、皖北二行署的公安機關寄發，要求上述各地公安機關協助緝拿“太湖雙龍”。

　　這時，去無錫竇莊調查“太湖雙龍”線索的那撥刑警返回蘇州了，向組長報告說竇莊方麵未能提供任何有價值的線索，因為竇鎮雲、薛錦寶十幾年前下湖為匪後，兩人在竇莊的家人就給日偽及其他幫夥的土匪先後幹掉了，一個也沒留下，所以“太湖雙龍”早就跟竇莊沒有聯係了。董銳夫便讓他們馬不停蹄前往沈涇塘查看案發現場，向當事人了解情況。

　　稍後，另一撥在蘇州本市調查中介人“野模子”龔仁發的刑警返回市局，他們此行倒是大有收獲——那個專事槍支彈藥經紀活兒的“野模於”竟讓他們堵在其姘頭屋裏，當場拿獲，直接帶到分局來了。董銳夫當即親自訊問。“野模子”交代了以下情況——

　　龔仁發是亦農亦獵有時還打打魚謀生的農戶，其足跡遍及太湖周邊地區，甚至往東一直延伸到上海浦東。這樣，他就有機會結識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士，“太湖雙龍”中的老大竇鎮雲還是鄉村小學教師時，兩人就已熟識。當年他到無錫去打獵，經常住宿於竇鎮雲執教的那所小學裏。後來，竇鎮雲、薛錦寶打著“抗日”的旗號拉杆子潛伏於太湖深處的小島練兵習武時，就幾次派人出湖找他聯係槍販子購買彈藥。這樣，他就成了“太湖雙龍”匪幫軍火後勤供應的主要中介人。不過，他從未參與過“太湖雙龍”的犯罪活動，也從來沒有去過對方在湖中島嶼上的據點。

　　解放後，“太湖雙龍”沒了音信，“野模子”以為他們已經死了。誰知八九天前的一個深夜，“野模子”正在家裏呼呼大睡時，忽然覺得有人在扯他的胳膊。醒後睜眼一看，暗吃一驚：床前黑暗中站著一條人影，一雙眼睛閃著幽光！“野模子”頓時一個激靈．眼前這人不正是以前經常以這種方式悄然潛凡臥室找其辦事的“黑煞龍”薛錦寶嗎’薛錦寶眼疾手陝，趕在“野模子”因震驚而下意識張嘴欲叫之前伸手堵住了他的嘴巴，另一隻手插到其頸後，一用勁竟把他一下子扯到地上，悄無聲息地拖到了臥室外麵。這一係列動作快捷輕巧，竟然沒驚醒躺在一旁的龔妻！

　　外屋，自然還有另一個主兒竇鎮雲。兩人悄聲向“野模於”交代了來意，言簡意賅：急需大量美製左輪手槍子彈以及短槍與彈藥，盡快給他們找一個上家，不管有無消息，每天都必須在市內觀前街鬆鶴樓旁邊的那根電線杆上留下成功與否的暗記。

　　“野模子”知道“太湖雙龍”的能耐，他再野，也不敢撩撥這對哥們兒，當下自是隻有連連點頭的份兒。

　　這樣，“野模子”就開始著手做這件事。但是，這不是解放前，如今是新社會，民間的軍用槍支彈藥早已給政府收繳了，即使有密藏著不肯交出來的，也不可能拿出來出售啊！況且，即使打聽到有人手頭有貨願意交昂，他也不敢真的去買下來，這是犯法之事，如若被人給報告了公安局，那可是要判刑的哩！可是，“野模子”轉念—想，“太湖雙龍”登門交辦的事，如若敷衍拖延著不辦，那對哥們兒可是殺人不眨眼的！“野模子”的主意還是比較多的，轉眼就有了法子：自己不出麵做這種非法買賣，而隻是打聽打聽信息，佯裝給人撮合，然後稟報“太湖雙龍”，至於“太湖雙龍”如何做，那他就不管了。這樣，他對“太湖雙龍”也算有了交代，如果買賣中間出了什麽事，那也跟他沒有直接關係。

　　蝦有蝦路，蟹有蟹道。“野模子”過一行幹了多年，自有自己的路數。正好這時“老麻風”“出山”了，在其尋找的幾個中介人中，“野模子”是其中一個。“野模子”心裏就有了底，放手去做了。他想起有一個老熟人——開棺材店的葛富生，那主兒的姐夫以前是國民黨軍隊的上援軍需官，管的就是槍支彈藥，不知解放前夕臨逃時是否有貨讓葛富生窩藏著。於是就去找葛富生。前麵說過，葛富生正要把藏在老爸壽材下地洞裏的那批彈藥處理掉，當下自是一拍即台，遂跟“老麻風”定下了茶樓之約。“野模子”於是就去鬆鶴樓那裏留下了“有貨”的暗號。“太湖雙龍”反應極快，暗號發出不過一個半小時，就已經出現在“野模子“麵前了，問了情況，說這事跟你沒有關係了，日後咱哥兒倆事業有了發展，自然少不得要重重酬謝你的！

　　之後，“野模子”就退出了這樁買賣。他擔心“太湖雙龍”說話不算數再去找他糾纏，連家也不敢回了，偷偷躲到姘頭家裏藏了起來。因此，他並不知道葛記棺材店遭劫之事，當然更不清楚剛剛發生的沈涇塘攔路傷人搶槍案了。

　　從“野模子”那裏未能獲得有價值的線索，這樣，董銳夫隻好將希望寄托到另一撥刑警身上，他們正在對當天上午發生的沈涇塘傷人搶槍案進行調查。下午四點多，前往調查的刑警宋芝明、諸葛順、和陶一飛三人返回分局。董銳夫聽了他們的案情匯報，除了前麵已經知曉的外，另外的情況還有以下四點——

　　一是，小周腹部中彈負傷，子彈貫穿腸子，卡在腰椎骨上。二匪徒行凶搶劫後，隨即逃竄，遠處正在田裏幹活的三個農民目睹了該案的發生過程，待匪徒離開後，立刻分別回村叫人。村裏人趕到後，當即用門板將小周輪流抬著，一路急奔送進了醫院。由於救治及時，小周已經脫離危險，但腰椎中彈，需要去上海治療。刑警見到他後，詢問了鍾老財一案的情況，他認為“太湖雙龍”對其的襲擊是有預謀的，要求專案組對此進行追查。

　　二是，那個業已押解進城的人犯鍾老財由於當場受驚過度，又回到了以前曾經出現過的那種昏迷不醒狀態，稍後也被送進了醫院。他已經是醫生的熟人了，說以前就沒法治，是他自己醒過來的，現在當然也沒法治，隻是簡單檢查了一下心跳、呼吸、血壓什麽的，目前在醫院觀察室。這樣的對象哪怕再罪大惡極，看守所也是不會收押的，不知應該如何處理。

　　三是，刑警剛才去找民兵隊長小顧了解情況，他還是一副驚魂未定的樣子，說話也不大利索。刑警初步分析下來，認為此人似乎可疑，有裏應外合協助“太湖雙龍”作案之嫌，請示是否要對其采取隔離控製措施。

　　四是，刑警找到現場目擊者了解“太湖雙龍”作案後的去向，他們說是向東跑的，最後消失在一片竹林後麵。刑警隨即去了竹林，發現那裏有一家農戶，住者一對青年夫婦。詢問下來，夫婦說上午他們不在家，所以沒法提供什麽情況。

　　董銳夫聽了上述匯報，認為小顧跟這個案件應該是沒有關係的，他的理由是：從案情來看，“太湖雙龍”已經從葛記棺材店搶到了大量彈藥，除了補充王秀先那支左輪手槍的子彈外，另外還有駁殼槍子彈、步槍子彈。他們有了子彈後，反過來便是缺少與之匹配的槍支了。如此看來，“太湖雙龍”很有可能是想弄到一批武器，重新拉隊伍。今天這個案子的作案動機已經明晰，就是為了搶奪槍支。要想達到這樣的目的，不一定非得在沈涇塘那裏中途埋伏下手，他們完全可以單獨對付小周和小顧。小周今天上午是從分局隻身前往沈涇塘的，兩個匪徒為何不在他過去的半路上下手呢，那條路上有的是竹林、墳堆、草亭，以及茅草叢生的土丘，二對一，又是出其不意，況且那二位還是身經百戰的老手，還怕對付不了小周那樣一個沒有當過兵打過仗隻不過挎著一支二十響招搖過市的新手？至於小顧，那更不必說了。憑“太湖雙龍”的身手，隻要像對付“野模子”那樣深更半夜悄然潛入他家，根本不必驚動他就能把他那支破槍弄去。可是，“太湖雙龍”卻沒有那樣做，這是為什麽呢，董銳夫的觀點是，他們之前盡管有搞駁殼槍、步槍的企圖，但還沒有想好究竟應該怎麽下手，沈涇塘一案不過是碰巧，他們正好路過，發現周、顧兩人押解人犯搖船而來，於是順便下手了。

　　後來的調查證實了董銳夫的分析，抽調小顧押解人犯是拘捕鍾老財後臨時決定的，原先不過是讓一個老農搖船幫小周把人犯送到城裏，老農已經上船了，農會主席忽然想起他那互助組要買農具，正好搭船運回，就說換一個互助組的人去得了，順便買了農具帶回來，於是就派了小顧。小顧走時還沒想帶槍，倒是小周讓他帶上的。這樣，小顧與“太湖雙龍”裏應外合的嫌疑就排除了。

　　董銳夫作了上述分析後，又把話題轉到了宋芝明等人所說的第四點上，先問那片竹林後麵近處是那家農戶，遠處是啥，宋芝明回答說是大塊大塊的農田，再往遠處大約一裏半地是另一個小村莊。董銳夫於是分析說，“太湖雙龍”搶到了兩支槍，小周的那支駁殼槍他們可以攜帶，但那支步槍就不大好帶了，那麽長一截玩意兒，掖不住，走到哪裏都顯眼，等於是留下了逃竄路線的標記。作為慣匪，他們不可能那麽傻。因此，那支步槍肯定是給他們藏起來了，很有可能藏在那片竹林子裏。如果真是這樣，估計“太湖雙龍”很快就要回來取。當然，取時可能會駕—條小船來，這樣就可以隱藏了。

　　大家聽著皆覺得言之有理，有人提議應該去沈涇塘實地勘查。一旦得到證實，那就可以在那家農戶屋裏設伏，捉拿匪徒。董銳夫覺得這是一個好辦法，可以一試，說一會兒作一下分工，兩個同誌去醫院向小周調查情況，其餘人隨我去沈涇塘。

　　這些情況議畢，天都已經黑了。於是大家去吃晚飯，飯後，王有順、諸葛順去醫院向小周調查，其餘三刑警和董銳夫一起前往沈涇塘。誰也沒有料到，此一去竟然會遭遇意外！

　　董銳夫與宋芝明、杭鼎、陶一飛一行四人抵達沈涇塘時，已是當晚十時許。這個時間在當時已經是很晚了，蘇州郊區農村又沒有通電，農戶晚上都是點油燈的，此刻家家黑燈瞎火，四下裏漆黑一片，寂靜無聲。刑警借著手電筒．馬燈照亮，仍是深一腳淺一腳，加倍小心翼翼方才到了目的地。

　　竹林旁的那家青年夫婦，男主人姓張，女主人姓杜，育有兩個孩子，一個三歲，一個五歲，都由住在司徒洞村裏的爺爺奶奶帶著。他們之所以常年居住於此，是因為他家以前是鍾老財的佃戶，就住在這邊的草房裏耕種著鍾老財的田地，看守那片竹林。土改時，按照當時不成文的規定，草房、田地和三分之一竹林的所有權就分給張家了。

　　刑警到達時，張、杜夫婦早已歇息，聽見叩門聲，自是嚇了一跳。直到宋芝明解釋說他們就是白天來過的公安局便衣民警後，方才釋然。女主人心細，隔著窗戶往外瞅了片刻，這才讓丈夫走出屋子打開了外麵院子的竹籬笆門。

　　張、杜夫婦的茅草屋一共有三間，分別是客堂、臥室和廚房，草房外圍是院子，四周圍著竹籬笆，隻有前麵有門。院子裏，堆放著兩大垛稻草——這是江南人家當時的主要燃料，“及一些農具、樹根，還有—條主人正抽空修理著的載重量不過兩三百斤的小船。

　　不難想象，對夫婦對於刑警的去而複歸肯定覺得意外。董銳夫向他們表示歉意，說實在對不起，白天過於倉促，有些情況還沒有了解清楚，現在過來再看看，花不了多少時間。男主人便吩咐妻子燒開水沏茶，把刑警讓進屋裏坐。董銳夫說深夜登門已經打擾了，不敢久留，遂將來意說明：白天這邊發生的歹徒搶槍的案子想必你們已經聽說了（宋芝明等人白天登門時役對他們說發生了什麽），他們搶了一支駁殼槍、一支步槍；大白天帶著駁殼槍逃竄還可勉強掩蓋，步槍那麽長就不大敢帶了，因此估計歹徒是把步槍藏起來了。我們看了地形，認為最有可能被歹徒作為藏槍點的就是這片竹林，白天沒考慮到這一點，沒去竹林查看，現在連夜趕來就是要補上這個環節，希望得到你們的理解和配合。

　　這一說，小張自然理解，當下連連點頭，說“應該”，然後就拿了鑰匙請刑警跟他去竹林。江南地區的竹林稱為“竹園”，四周是把就地長出的竹枝壓到一人多高緊緊捆綁在一起形成的密不透風的天然籬笆，根據竹園麵積的大小，設置一至三道同樣高的竹籬笆門，門上用竹篾編織了環扣，然後用鎖具封閉。當下，小張把刑警帶到竹園前，正要用鑰匙開啟鎖具時，董銳夫開腔了，問這片竹林都是用這種天然籬笆圍起來的嗎？見小張點頭，又問一共有幾扇門，是不是都上了鎖？小張回答說這個竹園不算大，原是鍾老財家的，土改時分給三家貧雇農了，就這邊一道門，鑰匙三家都有，裏麵分界處都是釘著”界認頭”（界樁）的。

　　董銳夫點頭說，那就不必進去查看了，我們就繞著四圍的籬笆轉一圈，檢查是否有扯開的跡象就行了。紮得這樣密的籬笆，不損壞是無法進人的，步槍也塞不進去。於是，一行人就繞著竹園轉了一圈，手電、馬燈照著一—查看下來，並無損壞處。返回到那道竹門前時，刑警杭鼎提出了一個見解，說這竹籬笆有一人多高，不損壞是無法攀爬進去的，可是，匪徒作案後慌不擇路，會不會順手把那支步槍拋過籬笆擲進竹園裏了呢？

　　這個觀點獲得了包括董銳夫在內的其他幾個刑警的認同，於是就麻煩小張把竹園門打開，大夥兒人內繞著籬笆裏側查看，並末發現有擲人東西的痕跡。於是，就斷定“太湖雙龍”沒有把步槍扔進竹園。可是，刑警堅持認為匪徒是不敢大白天扛著一支步槍逃竄的，而這四周除了這片竹園都是一馬平川的田野，栽種的是清一色的麥子，這個季節麥子長得還不算高，麥田裏是無法藏住那支步槍的，除非用鐵鍬在排水溝裏挖土深埋。但目擊者看得很清楚，當時匪徒並無鐵鍬之類的工具。那麽，步槍藏到哪裏去了呢？刑警的思維自然而然地定位於張、杜夫婦的住所。

　　於是就往回走，也沒對小張說要查看他家。小張其時正想著老婆應該已經把水燒開沏了茶等著請警察喝，也沒往別處想。一行人來到草房前，小張推門，那道簡陋的竹門卻從裏麵閂上了。他不禁覺得奇怪，剛才出門時門是開著的嘛，竹園就在旁邊不遠處，老婆沒有必要上閂啊！想著，心裏不由得一凜，正要吆喝，老婆在屋裏開口了：“哎呀！你們回來啦！哦——可把我嚇壞了！”

小杜遭遇的一幕確實讓人後怕——丈夫陪刑警去竹園後，她在廚房灶下燒火，忽然聽見外麵院子裏傳來細微的異響，心裏不由得一驚來了啥東西啊，於是，她就悄無聲息地捱到廚房窗前去查看。當時農戶貧窮，別說這種草房了，就是瓦房的窗戶也是木板製作的——裝不起玻璃。此刻這種木板窗戶倒是給小杜提供了往外窺察之便。她從木板縫隙間往外張望，隻見院子裏的稻草垛旁蹲著一條黑影，正伸手從垛裏掏著什麽。她還沒回過神來，隻見那人已從稻草垛裏取出一根長長的物件，一躍而起，不聲不響地躥出院門，消失在黑暗中！

 

六、小島殲匪

 

　　小杜被這一幕驚呆了，稍一定神，聽聽外麵沒有動靜，就大著膽子悄然溜出門，先把院子竹門關上，從裏麵閂上插銷，又退回草房，閂上了房門。丈夫和刑警返回後，小杜一說剛才那一幕情形，刑警大驚。董銳夫立刻掣出手槍，低喝一聲：“子彈上膛！追——”

　　四名刑警個個持槍在手，衝出了院子。可是，漆黑的夜幕中什麽也瞅不見。用手電筒照著想辨認地上的腳印尋找匪徒逃竄的蹤跡，也因最近沒下過雨地麵幹燥而無法實行。董銳夫當即指派一名刑警，由小張帶路前往鄉裏往區政府打電話組織民兵全區搜捕“太湖雙龍”，同時打電話向市局報告，建議全市布控；這邊則即刻通知司徒洞等附近幾個村莊的民兵出動，由刑警率領著進行水陸搜尋。

　　全區搜索一直進行到次日天明，沒有發現“太湖雙龍”的蹤跡，全市布控也沒有任何收獲，“太湖雙龍”驟然就無影無蹤了。

　　這天，是4月30日，次日就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個國際勞動節。蘇州市公安局為此特地向全市備區政府、公安分局、街道、單位、行業協會及駐軍發出緊急通知，提醒節日期間務必提高警惕，注意防範“太湖雙龍”破壞，一旦發現情況，立刻與市局聯係。

　　上午，一夜未眠的董銳夫等專案組刑警再次舉行案情分析會。前一天的情況已經清楚了，“太湖雙龍”在沈涇塘作案後確實是把小顧的那支步槍藏匿起來後逃竄丁，由於專案組的注意力最先集中於竹園，結果膽大妄為的“太湖雙龍”在刑警搜索竹園時乘機潛入小張的院子成功地轉移了贓物。這件事當然使董銳夫等刑警極為沮喪，但此刻不是檢討的時候，眼下最要緊的就是迅速查摸到“太湖雙龍”的下落，火速將其緝拿歸案。

　　一番分析，眾人認為“太湖雙龍”殺人越獄之後，對於今後的計劃是搞了武器重新組建幫夥。他們的活動地區肯定是在其最熟悉的太湖區域，尤以蘇州、無錫為主，但是，老家無錫認識他們的人很多，不適宜目前階段的流竄搶槍作案，所以就把蘇州市作為作案地了。他們很可能已經選擇了隱秘的藏身地。從越獄伊始在南京扒竊作案獲取介紹信後到蘇州冒名住宿於旅館這一點看來，那個藏身地並不是預先的計劃中就存在的。很有可能是他們抵達蘇州並竊取王秀先的手槍後，估計其冒名住宿旅館的伎倆已經被警方所知，這才開始物色新的藏身地。從他們找“野模子”龔仁發要求獲取武器彈藥這一點看來，在物色藏身地的過程中他們極有可能也找了解放前有交往的江湖朋友幫忙。因此，從掌握“太湖雙龍”在蘇州的社會關係著手查摸其行蹤，顯然是一條行得通的途徑。

　　算了算，眼下專案組手頭能夠提供“太湖雙龍”社會關係的對象也就隻有“野模子”龔仁發了，於是，刑警們就去看守所提審“野模子”。

　　以“太湖積龍”解放前十餘年間在太湖區域黑道上的地位，與他們相交的黑道人士不知有多少。而像“野模子”這樣的主兒，以那時的標準說來，他甚至還算不上能獲得江湖認可的道上人物，隻不過屬於小嘍囉一類，其對“太湖雙龍”的社會關係是否了解、了解多少還是個未知數。但對於專案組而言，這樣的小嘍囉也已經是求之不得了。因此，疲憊不堪的董銳夫帶了刑警諸葛順，兩人在太陽穴上塗了龍虎牌清涼油，抽著香煙強打精神跟“野模子”聊了兩個多小時，最後帶著“野模子”所能回憶起來的可憐的三個對象的筆錄材料返回了專案組駐地。

　　“太湖雙龍”的這三個社會關係，一個是蘇州虎丘鎮上經營過茶行的老板屠煜山，一個是開修船作坊的印老六，還有一個是和尚，法號叫敏真，具體是哪座寺廟的，或者是不在寺廟掛缽的雲遊僧人，“野模子”就不清楚了。“野模子”向專案組刑警提供的這三位的情況如下——

　　第一位屠煜山，這人是當初“太湖雙龍”拉杆子時的十三名成員之一，這十三人在太湖中的一個無名小島上結拜弟兄時，屠排行第七。後來，這十三個最早的骨幹匪徒中有四個在逃避日偽武裝的清剿時被打死。過了半年多，剩下的九人之間竟然發生了內訌，其中五名匪徒策劃暗殺“太湖雙龍”，把隊伍拉到昆山-與青浦接壤的澱山湖去撐市麵。“太湖雙龍”的性命危在旦夕時，最初表示中立的屠煜山在得知消息後悄悄向“雙龍”透露了情況，讓他們趕緊逃命。“雙龍”哥兒倆沒有逃，而是先發製人將五名弟兄處決。這是屠煜山不願意看到的結果，於是他就向“雙龍”提出全盆洗手的要求。“雙龍”表示理解，給了屠一大筆錢財準其離去。屠是常州人，家鄉當然不敢回去了，就悄悄溜到虎丘開了一家茶葉行，做起了茶葉批發生意。“太湖雙龍”為樹立他們在江湖上的仗義名聲，就對外放風透露了屠煜山對他們的救命之恩，兩人每年數次悄然前往虎丘拜望屠，每次必攜重禮。

　　第二位印老六，這人沒有當過土匪，嚴格點兒說，跟“太湖雙龍”匪幫並無任何作案方麵的關係，而是生意方麵的朋友。“太湖雙龍”匪幫雖然也時不時在陸地上作案，但畢竟是以水域作案為主的，其據點也是在太湖深處的島嶼上，所以應當算是湖匪。湖匪比陸地上的土匪多一樣與其性命休戚相關的交通工具——船隻及船舶用品船是需要保養維修的，船舶用具也需要不時更換更換，“太湖雙龍”匪幫後期還擁有一條機動船，那不但需要維修保養，還需要燃料。這些，都是有專門作坊向他們提供服務的。“太湖雙龍”經過比較，最後選擇了青幫分子印老六。印老六至1949年蘇州解放為止，跟“太湖雙龍”純生意合作十餘年，據說一直按照市場正常價格收取各類費用，“太湖雙龍”手頭寬裕時要多付費用，印老六不收，反之，當“太湖雙龍”處於窘境無法按時支付費用時，印老六也堅持不肯通融，不付錢就扣壓船隻，必須款到才放船。因此，雙方的關係應該說是維持在正常水平線上的。

　　第三位敏真和尚，“野模子”對此人就沒有什麽了解了，隻是在解放前一次與“太湖雙龍”派來求購機槍子彈的一個姓李的小匪首喝酒時，聽李某提到過，說敏真和尚是“太湖雙龍”很敬佩的一個人，“太湖雙龍”遇到疑難之事，往往會去找敏真和尚商量。日本人占領蘇州期間，有一次為對付抗日武裝力量，對其區實施經濟封鎖．殃及“太湖雙龍”幫夥。“獨角龍”竇鎮雲曾冒著被日偽方麵識破抓捕開刀問斬的風險，悄然化裝潛入蘇州城裏問計於敏真和尚，問題才得以解決。因此，“太湖雙龍”幫夥上下都將敏真和尚視為恩人。

　　專案組於是決定分頭尋找上述三名知情人。刑警宋芝明、杭鼎去虎丘打聽屠煜山，那一帶對於這位茶行老板倒是一問便知，但刑警沒法找到這個人了，因為屠煜山已在兩年前因高血壓中風死於獄中。宋、杭兩人猶自抱著一線希望打聽著找到了屠的遺孀蔣氏，蔣氏說她知道“太湖雙龍”，但最後一次見麵是1948年冬至那天，兩人來送禮慰問，與屠煜山一起喝了頓老酒後告辭而去，從此再也段有任何消息。

　　董銳夫和陶一飛兩人負責查找印老六。這人解放後也被捕過，但政府調查下來，他雖然是青幫分子，卻並不參加青幫的活動，也從未攀附過國民黨或者日偽方麵，隻是一個正常經營生意的小資本家。至於替“太湖雙龍”修理船隻和提供船舶用具，也算正常的經商行為。因此沒有為難他，關了兩個多月就釋放了。印老六是個識時務的角色，出來後就關了修船作坊，靠著積蓄吃老本。他有三個兒子，都有體麵的工作，出資贍養老爸，因此他過著一份比較滋潤的日子。刑警找到印老六，說明了來意後，印老六說：“在舊社會，我也隻是跟‘太湖雙龍’保持正常生意來往，到了新社會還會跟他們有什麽勾搭嗎？我圖個啥呢？”

　　刑警想想不大放心，又通過派出所向印老六的幾個鄰居作了解，他們均反映說沒見到過有什麽陌生人來找過印。印老六的小兒子夫婦是與父母住在一起的，刑警又向他們作了調查，也說沒有發現“太湖雙龍”來過的跡象（小兒子是認識“太湖雙龍”的）。

　　另一路刑警諸葛順、王有順兩負責訪查敏真和尚。這個目標不好尋，兩人接受任務後商議：既然是和尚，那就去政府主管部門查一下宗教人士的登記資料吧。可是，查下來卻沒有“敏真”這樣一個和尚，也沒有使用這個法名的道士、尼姑。當晚專案組碰頭時，組長董銳夫說明天全組出動，分頭前往各個寺廟實地訪查，不單要查是否有這個人，還要向僧人打聽敏真和尚是什麽角色。

　　當時，蘇州的寺廟很多，刑警一座座都要跑到，而有的寺廟裏的憎人解放後已經還俗，卻又被認為是熟悉同行情況的，所以還得打聽還俗後居住何處，以便登門拜訪，當麵了解情況。這樣一連十來天跑下來，和尚見了不少，卻役有打聽到關於敏真和尚的消息。

　　轉眼到了5月中旬，距“太湖雙龍”在逸峰戲院對王秀先下手行竊已經將近一個月了，專案組對於“太湖雙龍”的偵查還在原地踏步，這使大家心裏很是鬱悶。組長董銳夫見大家都已疲憊不堪，就說放假一天，大家休整一下，各自處理一下該處理的私事吧。當時沒有料到，這個決定竟然使案子的偵查就此走上了快車道！

　　把偵查工作引上快車道的是前麵說過的西城區公安特派員小周。這個年輕民警在押解人犯鍾老財的途中遭到“太湖職龍”的襲擊，負傷住院。當時西城區尚未建立公安分局，小周是由西區分局派過去工作的。而在之前，小周曾在南區分局工作過，與專案組刑警諸葛順的私交很好。小周負傷住院後，諸葛順途經醫院時幾次順道拐去探望，最近得知小周傷已痊愈，隻是腰椎骨還得繼續治療。組織上根據醫院方麵的建議，決定次日專程送其去上海，請江南傷科名醫石筱山治療。專案組正好放假一天，諸葛順聽說後就想去看望小周，請對方吃個飯，也算是替戰友餞行吧。

　　午前，諸葛順去了醫院，用輪椅把小周推出來，到醫院附近的一家小餐館吃飯。席間，兩人說到了案子，諸葛順就把偵查工作陷入困境的情況說了一下。以小周的業務能力，自然不可能出什麽主意，兩人嗟歎不已。

　　哪知，到了傍晚時分，還在分局宿舍裏補睡的諸葛順忽然被人喚醒，讓他去接聽電話。電話是小周打來的，請睹葛順立刻去醫院一趟，說有要事相告。諸葛順壓根兒也沒有想到是跟案子有關的線索，當下不慌不忙去了醫院。小周一開口，諸葛順就是一個激靈！

　　原來，小周飯後回到醫院，頭腦裏一直在想著“太湖雙龍”之事。他的潛意識裏總覺得自己似乎知曉一點兒跟“太湖雙龍”相關的線索，一時卻又想不起來。下午睡了一覺後，他繼續回憶，忽然想起來了：那個鍾老財的眼神！

　　那天遇襲時，小周是盤腿側身坐在船頭上的，這個姿勢既可以監視坐在船艙裏的人犯，又可以看到前麵的情況。其時解放已有三年，蘇州的治安情況基本穩定，所以這時他是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犯身上的。如果這個鍾老財突然來個“想不通”，身子一歪要往河裏栽，那他就得及時做出反應。

　　“太湖雙龍”從小橋畔的涼亭裏突然躍出時，小周的目光正看著鍾老財。此刻他終於回憶起那一閃而過的一個細節：當時，鍾老財看著前方的眼睛裏忽然閃過一道異樣的光亮！

　　現在，小周要告訴諸葛順的就是這千細節。他認為，鍾老財異樣的眼神表明這老家夥是認識“太湖雙龍”的！

　　諸葛順探以為然。這樣，專案組成員的休息也就到此為止。一小時後，六名刑警又聚在一起舉行案情分析會了。在查摸不到敏真和尚的下落而又無其他線索的情況下，小周提供的這個細節自然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視。於是，專案組決定連夜去找鍾老財。

　　前麵說過，鍾老財在“太湖雙龍”襲擊小周、小顧案中嚴重受驚，再次陷入植物人狀態，看守所拒絕收押這等人犯，警方就讓家屬辦理取保候審手續將其領回家去了。此刻，專案組一行六人連夜去了沈涇塘，看到鍾老財時卻是大失所望——骨瘦如柴，昏睡不醒。問其隨伺在旁的子女，說上次也是這樣，三天動彈一下，知道張嘴，喂些加了奶粉的米湯、菜湯也知道咽下去，咽完後又昏睡不醒了，沒有睜過眼，更沒有開過腔。

　　專案組幾人商量後，決定立刻把鍾老財送到市內醫院去，指望通過治療使其蘇醒。於是，就指定兩個子女陪同著，借了一條木船，連夜把鍾老財載往市裏，住進了醫院。從這時起。專案組就安排專人輪流值班，在病房守候著鍾老財醒來。

　　次日，專案組又以市局的名義請了蘇州當時幾位著名的中西醫對鍾老財進行會診。西醫對其症狀表示毫無辦法，兩個中醫商議後，說可以一試，有比較大的把握使其在兩三天裏恢複意識，但所用的中藥比較貴。鍾老財家自土改後已經一貧如洗，讓家屬自費掏錢當然不可能，專案組經請示後說可以公費支付，於是董銳夫就拍板請中醫治療。

　　那二位中醫於是又是湯藥又是針灸地忙碌開了。這中醫治療倒還真是有效，僅僅二十四小時，鍾老財就睜開眼睛了，又過了六十小時，能說話了，說肚子餓想吃東西。刑警自是大喜。不過，到鍾老財能夠說話接受刑警的調查則是三天之後的事了。他對於那個眼神的解釋，也就一句話：“‘太湖雙龍’，以前曾聽阿珍說起過的，還見過其中一個的照片，那天一看就知道是他們哥兒倆了。”再問，老頭子就說不出什麽了。

　　於是就向鍾老財的子女調查：阿珍是誰？得知是鍾老財的表妹，就住在蘇州市南區人民路滄浪亭街，是個有錢的老寡婦。

　　這時，刑警還不知道這個案子馬上就要破了，不大敢指望阿珍會提供什麽有價值的線索。但死馬當作活馬醫，還是去找了阿珍。一說“太湖雙龍”，這個六十歲的老寡婦就哭了。怎麽回事呢？原來，阿珍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其女兒崔慧嬡早年寄養於無錫大伯父處，與“太湖雙龍”是初中同學。那年頭講究早戀早婚，她早在初二時就與竇鎮雲戀上了。以崔家的家境，自然看不上一個農家子弟，所以到初中畢業女兒向父母攤牌後立刻遭到拒絕。不想崔慧嬡性格剛烈，當下就發誓“終生不嫁”。她還真的說到做到。1941年，家裏給她張羅了一門親事，男方是留洋醫學博士，供職於著名的上海廣慈醫院。不想崔慧嬡二話不說，當即去理發店剪了個光頭，宣布出家為尼。家裏陷於一片驚慌時，崔慧嬡失蹤了——悄然去了太湖深處的一個無名小島，投奔其數年前早已相識的草庵住持老尼姑，出家後法名賢音。

　　之後，其母阿珍以及兩個兄弟均去過小島草庵勸崔慧嬡還俗，未能說動。抗戰勝利後，無錫的大伯父在兩個侄子的陪同下，再次前往勸說。當時老尼姑已經病歿，崔慧嬡接任住持，和另外兩個尼姑—起青燈孤影。令老伯父一行感到意外的是，他們抵達後的次日，“太湖雙龍”竟然駕舟登島拜訪。他們悄悄向另外兩個尼姑打聽得知，“太湖雙龍”一年中登島數次，送來三尼的日常生活用品。自從他們來過後，以往時不時會來騷擾一下的大小湖匪再也不敢登島了。

　　大伯父一行勸說無效返回蘇州後，向阿珍說了“太湖雙龍”登島之事，當時，表兄鍾老財正好去看表妹，表外甥還拿出崔慧嬡的初中畢業合影讓他看了如今“太湖雙龍”的形象。

　　專案組於是認為“太湖雙龍”極有可能藏身於崔慧嬡的草庵，遂找了曾去過無名小島的崔慧嬡的兄弟了解小島的位置。那兩人卻說不上來，稱其時皆係大伯父一手主持，他們不過是跟班。經過刑警耐心啟發，兩人終於想起了當時所雇船隻的出處，對刑警說了。刑警便去找了當年受雇駕舟前往草庵的船老大秦老頭兒，老人還硬朗，記性也好，當下就邊說邊比畫，給刑警詳細指明了草庵所在無名小島的具體方位。

　　當晚，專案組組長董銳夫帶著兩名刑警化裝漁民雇了漁船，悄然前往距草庵所在的無名小島數百米距離的—個更小的無人野島，潛伏於灌木叢中。次日白天，刑警於潛伏處用軍用望遠鏡對草庵進行觀察，發現晾有男人外衣，遂認定“太湖雙龍”確藏匿於該島。漁船將刑警接回市內後，專案組立刻商議製定緝捕方案。鑒於“太湖雙龍”持有槍支彈藥，身手不凡且精通水性，專案組對於如何緝捕進行了反複研究，最後製定了一個堪稱萬無一失的方案。

　　1952年5月27日夜，三條漁船載著專案組成員以及參加緝捕行動的公安部隊戰士、警察共二十人，前往草庵所在的無名小島；一公裏之外，三條水警快艇熄火停泊於湖中隨時待命；漁船和快艇之間專門準備了報話機用於聯絡。

　　5月28日淩晨，緝捕行動開始。三條漁船悄然靠上小島，行動人員上岸後立刻包圍了草庵。可是，盡管一切都是按照預先製定的計劃準確無誤地進行的，但不知怎麽，還是在下手前被“太湖雙龍”覺察。“太湖雙龍”當即開槍拒捕，行動人員還擊。經過短暫槍戰後，“太湖雙龍”中的老二“黑煞龍”薛錦寶當場身亡，老大“獨角龍”竇鎮雲負傷被俘。其時草庵裏還有崔慧嬡等兩名尼姑，同時被捕。

　　經檢驗，“太湖雙龍”頑抗時所使用的武器就是王秀先、小周、小顧三人的長短槍；刑警還從草庵內搜出了棺材店老板葛富生藏匿的彈藥。

　　竇鎮雲負傷較重，經過蘇州當地醫院救治脫離生命危險後，出於安全方麵的考慮，市局決定將其送往上海提籃橋監獄醫院住院治療，屬於異地寄押性質。之後的訊問，都是承辦人員赴滬在監獄醫院進行的。可是，自始至終竇鎮雲沒有開過口，用現在的說法就是“零口供”。同時被捕的崔慧嬡二尼，對窩藏“太湖雙龍”二匪供認不諱，但卻未能提供“太湖雙龍”此次越獄潛逃去草庵後的犯罪計劃，因為竇、薛二犯根本沒對她們吐露過片言隻宇。

　　1952年8月26日，竇鎮雲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崔慧嬡二尼未判徒刑，予以收容教養。

【附錄】

本文中多處錯別字已更正。幾處病句也做了調整。

【評論】

小編最後發布時沒校對，錯別字太多。

全篇沒有華麗詞藻，文筆不錯，非常具有可讀性，居然都看完了

太殺時間了，看完一篇基本要20分鍾左右。已經看了14個了。。

說了半天，槍是怎麽丟的？

那個年代還有了刑警嗎？超前了！

這個案子留了個尾巴，兩個人把10箱彈藥運走比較困難，隻怕是有人接應。因為他們並不知道有多少彈藥，也沒有把握在短時間內找到彈藥，要把棺材鋪翻個底朝天是需要人手的，至少得有個把風的。

這個地方我也留意到了的,我覺得運彈藥問題還不大,關鍵是他們如何找到的?人家公安都沒有搜到

警方的本意是釣買家的，棺材鋪老板並沒有說自己是要買還是賣，因此隻能推測其與彈藥有關。但從土匪下手的情況看，明顯是預有準備目標明確，所以那個中間人很可能沒有完全交待。

我覺得這兩個家夥腦袋有問題啊，都全國解放了，還想搞武裝土匪？

塵封係列看下來，發現很多自以為聰明的蠢家夥，完全沒搞清楚形勢已經變化了，妥妥的作死，還是作大死，像本文這兩個家夥，還好被抓了，不然的話武裝土匪搞起來，恐怕會被共軍轟的渣都不剩吧？

之前的杜康四君子與開封拍花案，簡直蠢呆了，天然要把警察的目光吸引過來啊！

都是些所謂的江湖經驗豐富，但卻對形勢判斷智商為0，甚至為負的江湖匪盜，加上那些為了一紙委任狀就走馬上任的前黑幫，地痞，江湖流寇，就作了被收買的特務，這樣的人，如何不壞事？而國民黨老用這樣貪財忘義沒有底線的人，又如何能成事？

我覺得這兩個家夥腦袋有問題啊，都全國解放了，還想搞武裝土匪？

塵封係列看下來，發現很多自以為聰明的 ...

幾十年後你回頭看的明白，當時看得出來算明白人有多少？甚至估計三戰很快會打起來。80年代286認為世界和平是主流並裁軍，被公認是有政治家遠見！都到了八十年代了！

其實有些還是有點跡象的，像該案中準備招兵買馬搞武裝匪徒的，在任何時候都是做大死，這次不一樣的是，這兩個家夥沒有抬頭看看周圍他的同行還剩幾個?湖上湖外同行都沒了，還要做這等出頭椽子，真是壽星上吊嫌命長

槍也響了，人也傷了，那個警衛員王秀先最後咋處理了。

正常來說，很可能是脫軍裝退伍。

丟槍這種事情，處理非常嚴重的。俺知道的，丟失武器的，幾十年前的事了，責任人被押到農場勞動。

首先，他家在土改運動中被定為貧農，分得了田地、房子和地主家的一些家具、農具，這是他幹了七八年槍販子也沒能賺到的，共產黨一句話就給了他，他當然擁護

這篇真的很難得，之前弄到的啄木鳥pdf版本都是把這篇刪掉的。

關於在戲園子裏槍是怎麽被偷的也無法弄清了啊。

我覺得這兩個家夥腦袋有問題啊，都全國解放了，還想搞武裝土匪？

塵封係列看下來，發現很多自以為聰明的 ...

那個一貫道偷小孩的更昏了，居然想靠迷信取悅政府。人都是有思維慣性的，總希望環境能和以前一樣，所以後人看前人總感覺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