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68：私家偵探失蹤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168：私家偵探失蹤案(紀實文學)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0年第11期

發刊日期：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作者：遲 嬰、孫 沉

 

一、私家偵探失蹤

 

1949年9月5日上午，居住於上海市江寧區梵皇渡路（今萬航渡路）聯義坊的市民沈存美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江寧分局報案稱：其夫鬱煥崇自9月2日下午出門跟客戶談業務後，至今未歸。她自昨天下午起和親朋好友四處尋訪，均無消息，他們都認為鬱煥崇可能已經出事了，故前向政府報案，要求公安局出動警力調查鬱煥崇的下落。

當時，上海解放才三個來月，類似“人員失蹤”這樣的情況時有發生。因為新舊政權剛剛完成交疊更替，部分階層、家庭、個人所遭受的劇變簡直前所未有，幾乎天天都在發生由各種原因引發的人員失蹤。派出所、分局由於警力緊缺，警方通常對於這種家屬報案失蹤的情況接待歸接待，但並不立刻作出反應，隻是做一個登記，算是履行手續了，然後就讓報案人回家等候消息。但是，對於鬱煥崇，分局卻破例給予了重視。

鬱煥崇，1909 年出生於川沙縣城廂鎮的一個小康之家，十一歲得遇一少林寺出身的遊方和尚看中，自願隨其四方遊曆並學武術。這一去就是七年，回鄉時已是一條精悍漢子。自述隨老僧學武五年，跟師父分離後又入行伍，因會武，擔任旅長衛士，故又練出一手好槍法。其時，鬱煥崇的父兄已在一次出海遊覽時海難身亡，其母也已歿於瘟疫，他成了孤身。川沙縣警察局向他發出了聘書，請其出任縣局警察國術教官，已經闖蕩過江湖的鬱煥崇嫌川沙碼頭太小，婉拒，欲去滬上報考巡捕房。其時，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正在物色“上海保鏢”一一這個“上海保鏢”指的是專門承擔宋子文從南京來滬活動時的警衛任務，平時則護衛宋子文在上海的公館安全。這類保鏢由東家自行支付薪餉，故稱為“私人保鏢”。宋氏之母係川沙人氏，親屬聽說此事後，就向宋子文推薦了鬱煥崇。宋子文當麵見識了鬱煥崇的功夫槍法，很滿意，於是，鬱煥崇就成了宋子文的保鏢。1931 年夏，宋子文在上海北火車站遇刺（刺客認錯目標，刺殺了宋子文的機要秘書唐腴廬）時，鬱煥崇也在現場，是兩個將宋子文按倒在地挺身掩護的保鏢之一。

兩年後，宋子文因與蔣介石發生矛盾，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的職務，鬱煥崇認為宋子文不當官了，應該要減少保鏢，於是就主動辭職。宋子文挽留不成，隻好同意。宋子文在征詢鬱煥崇的再就業意向後，遂通過滬上聞人杜月笙將鬱煥崇推薦到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做了一名捕探。鬱煥崇在法捕房待了兩年後，跳槽去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鬱煥崇從公共租界巡捕房辭職，之後他先是做小生意謀生，稍後做起了私家偵探。由於鬱煥崇在滬上人頭熟關係多，且精明勇猛，行事風格又“江湖”，因此把私家偵探做得風生水起，沒幾年就做出了名氣。

當天傍晚，派出所民警小趙陪同江寧分局的兩個便衣登門來了，他向沈存美介紹了這兩位同誌分別姓吳、薑，是分局刑警隊的刑警，根據領導的指示前來了解鬱煥崇的相關情況。

沈存美出身商人家庭，三十五歲，初中畢業後做了一名小學老師。她嫁給鬱煥崇之前曾有過一次婚姻，十八歲時嫁給一個供職於公共租界工部局衛生處的青年羅成功。羅成功是香港人，早年留學英國皇家醫學院，畢業後回香港做內科醫生，後來赴滬入職工部局，從事公共衛生管理。婚後，兩人過得很幸福，可惜好景不長，1934年，羅成功奉命前往香港出差，竟然一去不返。滬上公共租界工部局向香港警務處報案，因羅成功早年在倫敦留學，估計有社會關係，故還向蘇格蘭場（ 倫敦警察廳）發公函要求協查。此外，工部局和沈存美都各自出資在香港、倫敦和上海的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但是，羅成功卻是猶如斷線風箏，此後杳無音信。一年後，沈存美登報宣布解除與羅成功的婚姻關係。過了一年多，經人介紹，沈存美嫁給了鬱煥崇。婚後，沈存美生下一子，今年十一歲。

沈存美不愧是當老師的，表達能力強，思維條理清晰。因此，分局來的兩位刑警吳萬清、薑少雄沒費什麽周折，就了解到了相關情況——

9月2日下午，鬱煥崇在家午休後，說要出門去跟客戶談業務。沈存美自從十五年前前夫羅成功赴香港出差一去不返後，再婚後對鬱煥崇的其他事情不過問，但隻要他出門，她必定要問個清楚。最初，鬱煥崇以為妻子是唯恐他在外尋花問柳而搞妻管嚴，頗有抵觸情緒。沈存美發現鬱煥崇誤會了，遂把自己的擔憂吐露了，他於是表示理解，以後不待沈存美發問，就會主動予以說明，時間稍長，這便成了夫妻間的默契。這天也是這樣，鬱煥崇告訴沈有美發問，就會主動予以說明，時間稍長，這便成了夫妻間的默契。這天也是這樣，鬱煥崇告訴沈存美，他是去提籃橋區商丘路一家白俄經營的“白天鵝咖啡館”跟客戶屠先生見麵。他與對方並不相識，是通過朋友老朱介紹的。

屠先生要委托鬱煥崇調查亡父遺產情況：屠先生的亡父生前是資本家，在滬上三家大公司有股份，還有分布於市區三個中心城區的七處房產（其中兩處是花園洋房），其他還有古玩字畫和金銀珠寶等貴重細軟。七個多月前其父因心髒病猝死時，屠先生在印度尼西亞。屠先生出身富家，屬於紈絝子弟一族，少年時迷戀國術，係國術大家王子平先生的弟子，二十年過去，步入中年後的他也成了江南國術界的高手。抗戰勝利後，他經常受邀去港澳和東南亞表演及傳授中國武術。1948年3月， 受印尼華僑商會聘請，前往雅加達參加為期半年的華僑子弟武術培訓班。到9月結束後，華僑商會設宴歡送一幹中國武師。宴會進行中，忽然來了當地警察，說這是非法聚會，予以取締並罰款。眾人不服，警察便要拘捕為首的策劃者。培訓班的弟子當時喝了不少酒，就和警察拉扯起來，隨即升級為互毆。事情鬧大了，警方抓捕了二十多人，其中也包括沒動過手隻是勸阻的屠先生。華僑商會雖然請了當地著名的律師辯護，但仍有七人被法院認為有罪，判了刑，其中屠先生被判了六個月實刑。上訴無效，送雅加達監獄服刑。等到刑滿出獄， 簽證已經過期，又扯了一陣。待等上月中旬回國，老父已經歿了半年，一應遺產被幾個同父異母的兄長瓜分，隻給他留了位於虹口區海倫路上一套最小最廉價的平房作為住宅。屠先生心有不甘，便欲討還公道。這當口兒，縱然空有一身本事，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他問了律師朋友朱某，說隻有通過法律來解決。上法院打官司是全憑證據，可朱律師試了試後一臉沮喪地說：“屠先生，您那幾個哥哥都是狠客，解放前黑白兩道兜得轉，新社會了沒想到還是很有一套……您要想把官司打下去的話，隻有找私家偵探去取證。私家偵探也得是狠客，比如江寧區的鬱先生。”

於是，吳萬清、薑少雄二刑警決定去找屠先生聊聊。屠先生名叫尋道，他說這名字是他十三歲開始習武時改的，原先的姓名按屠氏家族的輩分而取叫“相願”，他偷偷改了“尋道”後父親大為生氣，勒令改回，但他堅決不肯。因此家裏人就視其為另類，再加上他是庶出，其母已病歿，所以在家族裏便屬於“不待見”分子。言歸正傳，刑警向他了解 9 月 2 日下午在“白天鵝咖啡館”約見鬱煥崇之事。屠尋道先說了約見事由，跟沈存美所言相符。刑警問那天下午鬱煥崇去了咖啡館沒，屠尋道說他去了，是準點抵達的。兩人素不相識，不過屠尋道是聽聞過鬱煥崇的。說起來兩人還算是武林同道，因此先聊了會兒滬上武林掌故瑣聞，互覺投機。然後，屠尋道就欲把調查遺產的原因跟對方說一說。鬱煥崇倒也實在，說：“屠先生，我跟客戶談話進入正題後是計時收費的，您若說到這方麵，那就要付費了。這樣吧，我把朱先生給我說過的情況簡述一遍，您若有補充，那咱們就開始計時，若沒有補充，那咱們就從之後所談內容開始計時。不知您意下如何？”屠尋道點頭讚同，對鬱煥崇的印象甚好。鬱煥崇問過屠尋道並無補充後，說接下來就要計費了，現在是十六時五十三分一就在這時，隨著吧台一陣驟然而響的電話鈴聲響過，一名侍者悄無聲息匆匆而至，欠身輕語：“二位先生哪位姓鬱？”對於鬱煥崇來說，這種走到哪裏都有可能會有電話的情況屢見不鮮，所以並不吃驚，點頭示意，然後起身前往吧台接聽電話。

屠尋道選擇的座頭距吧台很遠，所以對鬱煥崇接聽電話的情形毫不知曉，無法提供什麽。鬱煥崇接聽電話不過一分鍾，然後就回到座頭，對屠尋道說很抱歉，他有件急事要去辦，今天就到此為止了，明天再聯係。說完，他欠身跟屠尋道握手，道聲“拜拜”後出門而去。雖然沒有談妥委托調查取證事宜，但是屠尋道對鬱煥崇的印象甚好，當晚見到朱先生時連說鬱先生是一位君子。然後，他就等著這位君子跟他聯係，可是一連等了三天，始終沒等到電話。一直到現在，他還不知道是怎麽回事，眼前突然出現警察，他感到很吃驚，但確實不知鬱煥崇犯了啥事兒，便問：“請教二位同誌，鬱煥崇是不是已經被政府拘押了？”待到聽說鬱煥崇失蹤了，他大吃一驚。

吳、薑二人隨即又去咖啡館，向侍者調查9月2日下午鬱煥崇接的那個電話的情況。對於當時有點兒檔次的咖啡館、舞廳、飯館來說，這種有電話打進來要求傳呼客人的現象每天都有。“白天鵝咖啡館”吧台的那個白俄女收銀員很客氣，但語氣卻十分堅決，說電話肯定是有的，但很抱歉，她記不清了，所以無可奉告。以上，就是9月5日兩位刑警所做的勞而無功的調查。次日，9月6日，吳、薑二人繼續調查。鬱煥崇接到那個神秘電話後匆匆離去就此不見影蹤，也無任何音信，看來失蹤是跟那個電話有關，原本想查到主叫電話號碼後追査下去，不料沒門兒，那就隻好另辟蹊徑了。從屠尋道所述情況來看，他那三個兄長對他準備取證打官司要求合理分割遺產大為惱火，必欲拒之。所以，他們可能已經捕捉到屠尋道在“白天鵝咖啡館”約見鬱煥崇的信息，決定出手阻止這件事進行下去。於是，他們就在鬱煥崇跟屠尋道在咖啡館會見的時候打電話過去，以一個鬱煥崇能夠接受的理由使其中斷跟屠尋道的這次會見，將其約往某處。鬱煥崇過去後，估計雙方沒談攏，然後，屠氏三兄弟就對鬱煥崇采取措施一一可能囚禁，可能殺害，也可能是在談判過程中發生爭執，導致動手，盡管鬱煥崇是保鏢出身，但難免寡不敵眾，沒準兒衝突中掛了。

所以，吳、薑二人決定下一步著手對屠氏三兄弟進行調查。

屠尋道的這三個兄長的名字分別是相如、相我、相所，屠老爺子當初給四個兒子取名時，他們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連在一起是“如我所願”，後來庶出小兒子自作主張把名字改為尋道，“如我所願”就變成了“如我所道”，從字麵上看兩者八九不離十，所以最後老爺子沒有堅持要小兒子改回原名。屠尋道的這三個兄長都是紈絝子弟，不學經營之道。算算這四個兒子中沒有一個是可以接班的，這也是老爺子一直沒立下遺囑對遺產分割作出安排的原因。

屠尋道決定跟這三個兄長“法庭相見，一決高下”。因此，這三個兄長肯定得挖空心思阻止屠尋道起訴這場官司，卡住源頭不能立案，就跟法院沒有關係，遺產分割糾紛就隻限於家庭內部，那官府就管不了。如此想來，鬱煥崇9月2日在咖啡館跟屠尋道會麵時所接聽的那個電話是屠氏三兄弟所打的可能性還真的存在，為的是緊急約見鬱煥崇以勸阻其參與這個糾紛。

9月7日，已經是鬱煥崇失蹤的第五天了，仍無任何信息。當天下午兩點多，吳、薑二人在完成外圍調查後，決定跟屠氏三兄弟見麵，哪知問下來，這幾位竟與此事無關！

誠如之前外界調查時所了解到的那樣，屠氏三兄弟對小老弟屠尋道“公堂相見”的主張實在感到犯難。屆時官司必敗，那丟了麵子之羞暫且勿論，實質性的難題在於他們擅自分割的遺產中的流動資產已經消耗大半，手頭已經沒有多少流動資產可以執行了。聽說新政權法院對於這種對象是要繩之以法的，這個法不是民事懲罰，而是刑事懲罰，那就要吃官司了。所以，他們眼前隻有一條路：不讓屠尋道訴訟。於是，他們派地痞混混兒小王和阿毛對屠尋道進行跟蹤，遂發現屠尋道和老朱撥打傳呼電話約鬱煥崇於9月2日下午在提籃橋區商丘路“白天鵝咖啡館”見麵之事。由於老朱的嗓門兒大，打電話時也沒考慮到要注意保密，所以對方的身份即為小王和阿毛所知。屠氏三兄弟聞報，倒也沒覺有甚犯難，因為他們對於老爸遺產的處置做得很幹淨，凡是來路不明疑似有非法所獲的都把相關賬目給焚燒了。他們擔心的倒是鬱煥崇這人厲害，不但本事了得，在上海灘的黑白兩道人脈也很廣，如果這人要跟他們對抗的話，他們自付弄不過對方，於是就生了籠絡之心。

9月2日屠尋道約見鬱煥崇時，“白天鵝咖啡館”店堂裏的顧客中有一個舉止斯文的六十來歲的老頭兒，那是屠老大請來的滬上小有名氣的“南市金先生”。滬上華界租界三教九流凡是遇到不便找官府解決的民事、刑事糾紛，都來向金i先生求助。屠氏三兄弟花了十八萬元（此係第一套人民幣，與1955 年3月1日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0000：1，下同）請金先生出場，為的是在鬱煥崇跟屠尋道會見後尾隨他們，待他們分手後跟鬱煥崇洽談，憑其三寸不爛之舌說動這位滬上有名的私家偵探放棄屠尋道的這項委托，鬱煥崇的損失自然會得到屠氏三兄弟的加倍補償。金先生這天還真是鉚足了一股勁兒，鼓起必勝信心，一心要攻克這座堡壘。金先生坐在咖啡館靠近門口的一副座頭，麵前擺著咖啡、西點，拿著一份報紙瀏覽著用以消磨時間。其間，他去了趟洗手間，沒想到就是這麽短短數分鍾時間，等到他回到店堂時，角落裏那副座頭已經空了！金先生大吃一驚，立刻快步過去問正在收拾桌子的侍者剛才那兩位先生的去向。得知鬱煥崇在接聽一個電話後立刻離開了，他轉身拔腿就往外跑，想向門口的小販打聽鬱煥崇離去的方向後追趕。他還沒出門就被另一侍者扯住，說他還沒會鈔呢！待付了鈔票出門，門口那兩個小販卻已經不在了。於是，他隻好踩腳感歎運氣不佳。

9月8日，吳萬清、薑少雄去南市找到金先生，了解下來還真是這麽一回事。金先生說他因為辦事不成，所以已經把錢全部退回了。

中午，當兩人返回江寧分局時，接到領導通知：鑒於鬱煥崇已經失蹤六天沒有消息，經分局會議研究，決定組建專案組進行專項調查。專案組成員除吳萬清和薑少雄外，增加一名老刑警孔大虎，另外，安排三個警校速成培訓班的實習生小邢、小何、小曹作為助手，由吳萬清擔任專案組組長。

 

二、香港來電舉報

 

說也巧，專案組剛剛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就轉來一封由機要通訊員直接送往江寧分局的匿名檢舉信。這封檢舉信一看就不是凡品，竟是從香港發來的一封電報，被檢舉對象是9月5日向分局報案稱其丈夫失蹤的沈存美的前夫，內容大意是：鬱煥崇已經遇害，凶手很有可能是沈存美的前夫羅成功。日前，羅氏已潛來上海，下榻於外白渡橋畔的百老匯大廈（1951年5月1日改稱上海大廈）。

專案組眾人禁不住一喜，尋思這位檢舉者總不見得閑著沒事特地花錢從香港發一封加急電報來跟他們開玩笑吧？再說，鬱煥崇失蹤之事還沒有立案，外界也並無傳言，可這人在香港卻已經知道了，而且還知曉鬱煥崇的住址甚至妻子的姓名，更令人覺得具有真實性的是這封電報裏甚至還扯上了沈存美已經失聯整整十五年的前夫，還清楚無誤地說出他在8月底從香港赴滬，下榻在百老匯大廈。這簡直就是扯住了被檢舉人的耳朵直接扭送公安局的節奏啊，不用說，這封檢舉電報有料且有戲！

吳萬清先向市局打了個報告，要求外事警察出麵去百老匯大廈跟羅成功見麵了解相關情況， 他們則去梵皇渡路派出所，請派出所出麵通知沈存美到所裏，問問她相關情況。

  沈存美到派出所後，刑警孔大虎跟她先拉了會兒家常，之後把話題轉到了羅成功身上，開門見山道：“有人向我們反映，說羅先生失聯多年，最近已經有消息了。”原以為沈存美會矢口否認，甚至驚慌失措，沒想到她卻平靜點頭，說：“是有這麽一回事。這消息有些滯後了，老羅不是最近有消息的，兩年前他就已經來過上海了，我們見過麵，我家先生也知道，還跟老羅一起喝過酒。”

  接著，沈存美將兩年前跟羅成功首次見麵時聽說的情況說了說——

  1934年，羅成功奉滬上公共租界工部局衛生處之命去香港出差。到了香港後，他跟幾個老同學見麵時說起往事，就多喝了幾杯，結果，幾人離開酒家後在馬路上跟人發生爭吵，一言不合就動起手來。雙方勢均力敵，正打得熱鬧時，警務處的巡邏馬隊過來了。騎警見狀不對，二話不說便吹警哨讓住手後乖乖就擒，不管有理無理違不違法，統統進捕房再說。這下，毆鬥雙方不爽了，於是，兩方罷鬥，目標對準騎警。好在那個為首的英國騎警沒動槍，隻是借助高頭大馬和警棍以及專業訓練過的優勢，把這十來個公然抗法的主兒打傷三個、抓獲四人，其餘得以逃脫。羅成功被警棍擊頭，當場昏厥，醒來時已在醫院，出院後被押解警務處看守所。他唯恐被滬上公共租界工部局知曉後開除，沒敢道明自己的真實身份，於是就佯稱是倫敦華僑，住倫敦哪裏哪裏，反正他有英國護照，又在英國生活多年，對倫敦的風土人情熟悉，一口倫敦土語也說得很順溜，人家也就信以為真了。原以為這是一樁小案子，最後會弄個罰款訓誡什麽的，那也就蒙混過去了。最後的處理結果對於其他涉事人員來說確實如此，隻有對羅成功是另一種方式。因為警務處對其倫敦華僑身份深信不疑，所以是按照處罰英國公民在港涉案規定處理的：英國公民在港犯事，可以從寬處理，罰款訓誡都免了，遞解倫敦了事。

羅成功以為到了倫敦就沒啥事了，可以一放了之，哪知蘇格蘭場把他拘押後竟然就給忘記了， 一直到三個多月後方才想起，然後並非是一放了之，而是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將其起訴。因為當時的英國法律中有“管轄延伸”的規定，羅成功既然持英國護照，那就是英國公民，適宜如此辦理。這當口兒，他也就隻好“相信法律”了。他指望法院判自己無罪，釋放，至於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那份工作，至此已經不作他想了。因為即使倫敦這邊判他無罪，法律文書中也會有事由，回頭如果要向滬上工部局說清楚的話，那就得出示判決書為憑證。後來的判決果然如他所料，無罪釋放，但之前被關押的時間就沒有什麽說法了。羅成功出身富家，自幼養尊處優，虛榮心強，自尊心甚，受此一劫，覺得如果回上海的話，工部局肯定已經把他除名了，即便不除名也得經曆“說清楚”這一關，他自忖丟不起這個麵子，尋思幹脆就待在英國算了。蘇格蘭場給他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印象，所以倫敦不想待，遂去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通過大學同學的關係，在醫院謀得了一份外科醫師的工作。

之後，羅成功娶了個英國妻子，生兒育女。 二戰結束後，羅成功原在印度經商的叔父羅競勳以英國公民的身份移居香港，不久去世，臨終前留下遺囑，將其的一部分財產贈予羅氏家族唯一的男丁羅成功，條件是必須定居香港。於是，羅成功就攜家眷遷至香港定居，順利繼承了叔父的遺產——位於旺角的中藥店鋪“福源堂”。他是 西醫出身，因為做了 “福源堂”老板，所以就開始研習中醫中藥，拜在港島知名國醫楊友蘭門下，學了將近兩年。1947年春天，“福源堂”執行掌櫃洪老先生病歿，羅成功頂替上去。於是，就有了闊別內地十三年的滬上之行。抵達上海後，羅成功辦理完采購中藥材的業務後，差下榻飯店的茶房前往沈存美以前執教的小學去找人，送去一封信函，約其前往“綠楊村酒家“見麵。沈存美收到信後，即告其夫鬱煥崇，征求意見。鬱煥崇倒也大度，說羅先生失聯多年，原以為凶多吉少，現在有了消息，自是好事，既然相約，應該前往。沈存美要求鬱煥崇陪她同往，鬱煥崇說他去不妥，沈存美去即可。

於是，沈存美就應約去跟羅成功見麵。羅成功說了自己這些年的經曆，說此番前來見她，主要是想辦一下離婚手續。沈存美表示同意，於是就讓鬱煥崇請了律師，辦理了離婚手續，並登報聲明。羅成功離滬前，鬱煥崇、沈存美夫婦在國際飯店為其餞行，此後一年多裏，羅成功兩次來滬，均與他們夫婦見麵。至於此刻專案組要了解的羅成功最近是否來過的情況，沈存美就不清楚了。

刑警把話題一轉：“羅成功是否與你有過單獨聯係——除了見麵外，還包括書信電話聯係，以及郵寄物品等。”

沈存美稍一遲疑，緩緩搖頭：“不曾有過。”停頓片刻後又說，“老羅有一次跟我們在館子吃飯的時候，老鬱去衛生間，老羅問過我一件事情，他說他在香港準備投資入股跟朋友一起辦一所私立小學，完全是按照內地的方式和課程安排運作的，問我是否有意赴港出任校長或者教導主任，說收入應該比較高。我說讓我考慮一下。他叮囑我此事不要跟別人說起，包括老鬱。這是兩個多月前的事，當時上海解放還不到一個月。當時他來上海的目的，是找中藥材上家詢問中共執掌政權後這種生意合作是否還能繼續進行下去。”

這個情況引起了刑警的關注，吳萬清馬上追問：“他跟你說這事時，說到過老鬱和你兒子沒有？”

  沈存美搖頭。

  “後來呢？”

  “後來呢？”

  “後來我沒跟他聯係，也沒對老鬱說起過——我答應過老羅的，他也沒再跟我聯係過。”

專案組刑警返回江寧分局後，接到了市局外事警察的電話，說他們已經去過百老匯大廈，羅成功確實在8月30日持英國護照前往百老匯大廈登記入住，9月3日退房離去，去向不明，因為他並未要求賓館幫其預訂火車票或者機票。

  意外情況簡直算得上接二連三，剛掛斷電話，市局又來電告知接到來自香港的第二封檢舉電報，稱羅成功的英國妻子在今年2月間因被他發現有外遇，兩人發生激烈爭吵後斷然離婚，一雙子女歸女方，女方已經帶著子女回英國去了。

  這個情況簡直就是為了印證沈存美之前吞吞吐吐所透露的今年6月間羅成功來滬時向她發出赴港工作邀請的潛在動機：羅氏此舉似是想跟沈存美破鏡重圓啊！這在時間節點上可以吻合，羅成功2月在香港跟英籍妻子離婚，6月來滬偷偷跟沈存美說起邀其赴港工作的話頭，而且要求她保密。第二封檢舉信所言內容如果屬實，那就揭開了第一封舉報信中所說的“羅成功殺害鬱煥崇”的作案動機——由於沈存美對於羅成功發岀的赴港工作邀請遲遲不作表態，羅成功可能等不及了，分析下來可能是由於鬱煥崇存在的關係，於是就決定除掉這塊絆腳石。

於是，專案組決定對此線索進行調查。一番研究後，定下了調查方向：一是向百老匯大廈調查羅成功8月30日至9月3日在該賓館下榻期間，是否有訪客及訪客身份信息；二是羅成功9月2日下午和晚上的活動情況；三是追查羅成功離開百老匯大廈後的去向。

調查所獲得的一個情況，使刑警暗吃一驚：羅成功在入住百老匯大廈次日即8月31日中午，沈存美曾去拜訪過他，兩人在該大廈三樓餐廳共進午餐。可是，沈存美在接受調查時沒說過此事，這是怎麽回事呢？沈存美顯然是故意隱瞞了這個情節，其用意是什麽？是否跟鬱煥崇失蹤有關聯？

第二個方向的調查結果是次日才收到的：羅成功9月2日下午至晚上並未離開過百老匯大廈，下午有兩撥朋友前往拜訪，這表明羅成功沒有作案時間，但並不能作為其與鬱煥崇失蹤無涉的證據。如果他真有幹掉鬱煥崇的想法並付諸實施，自己是絕對不會上場的。

9月9日下午，第三個方向的調查也有了結果：羅成功已於9月3日下午從虹橋機場登機飛往香港了。

沈存美隱瞞其在8月31日去百老匯大廈跟羅成功見麵的情況，兩天之後就發生了其丈夫鬱煥崇失蹤的案情。另外，鬱煥崇是9月2日失蹤的，據沈存美自稱，她是知道當天下午丈夫出門事由的，可是她對於鬱煥崇當天沒回家並未作出反應，次日也沒就此做過相關尋找動作，一直到9月4日下午才聯係親友四處尋找。對於一對和睦夫妻來說，她的這種反應似乎過於淡定，這不符合常規。鑒於這兩個原因，專案組認為沈存美有涉案嫌疑．於是決定將其傳訊來分局予以訊問。 可是，當刑警趕到沈存美家時，其兒子鬱光耀說她自下午四點多出去後還沒回來。刑警問孩子她去哪裏跟你說起過嗎？鬱光耀說沒有。正說著的時候，沈存美回來了，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是一臉興奮：“他有消息了！”

刑警一怔：“鬱煥崇有消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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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20-11-20 17:28 | 隻看該作者

三、尋覓偵探隱蹤

 

鬱煥崇確實有消息了，而且，這個消息還比較樂觀——至少，他在二十四小時前還活著，而 且十有八九還有行動自由。

一個多小時前，郵差往梵皇渡路聯義坊鬱宅送來當天的報紙時，讓沈存美簽收了一張包裹單。沈存美一看包裹單上的筆跡，一個激靈：那是丈夫的親筆啊！包裹單上的郵戳顯示該包裹係江蘇省鬆江縣城廂鎮郵電局於9月8日上午九點半收寄，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寫的是“沈唯夫 江蘇省鬆江縣城廂鎮仁泰軋米廠”，郵寄物品欄 裏寫著是“日用物品”。“沈唯夫”係鬱煥崇與沈存美結婚後為自己起的一個從未正式使用過，而隻是在夫妻之間偶爾提及的一個別名，意思為他是沈存美“唯一的丈夫”，現在在這張包裹單上出現，配以熟悉的筆跡，令她對於這肯定是鬱煥崇還活著的明顯信號確信無疑。沈存美隻是難以理解鬱煥崇怎麽莫名其妙地跑到鬆江去了，而且招呼也不打一個，現在又以這個別名寄來包裹，不知這是什麽意思。說是“日用物品”，究竟是什麽東西？

當下，沈存美強迫自己定下神來，暗忖既然老鬱用這種方式跟自己聯係，那說明他目前的處境是需要向外界保密的。於是她決定暫不聲張，先去郵局把包裹取出來再說。到了郵局，她取出包裹後就在大堂裏把包裹拆開了。其實，沈存美對包裹裏是什麽物件並不關心，隻是希望裏麵最好夾著一張便條，讓她知道丈夫究竟遭遇了什麽，以便放下心來。不想，包裹拆開後，沈存美發現鬱煥崇寄來的竟是此刻他們家最需要的東西——十盒十二瓶裝的盤尼西林！

盤尼西林，又稱青黴素，是肺結核的克星。鬱光耀去年深秋不幸患上了肺結核，醫生關照趕緊去弄盤尼西林，這是對付肺結核的神藥。藥確實是神，但市麵上卻沒得供應了。於是，沈存美隻得向遠在香港的前夫去函求援。羅成功已從西醫改行做了中藥材商人，但還是想方設法弄到了一盒，因怕郵寄不牢靠，6月份赴滬辦事時隨身帶來了。盤尼西林對付結核菌果然是一貼老膏藥，一用上去，咳嗽就減輕了，然後，咯血症狀也消失了。但是，一盒藥隻有十二瓶，連一個療程也不夠，所以，結核菌隻消停了幾天，又開始折騰鬱光耀了。無奈，沈存美隻好再向已回香港的羅成功求援，鬱煥崇直接把以前積存下來的港幣托赴港的朋友捎過去。羅成功答應繼續想辦法，但錢就不收了，說幾盒盤尼西林還是承擔得起的。問題是內地的盤尼西林一緊張，香港也隨之漲價，還不容易弄到。羅成功在7月份弄到了一盒，托赴滬的朋友捎來，又緩解了鬱光耀若幹天的病情，但總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8月30日羅成功赴滬，又捎來了三盒盤尼西林，沈存美次日前往百老匯大廈，就是去取藥的。現在她跟專案組說起，刑警自然要追問之前為何要隱瞞這件事。沈存美吞吞吐吐地說她生怕被懷疑是走私。

沈存美告訴刑警，此事鬱煥崇是知道的，當天晚上他回家後還看了那三盒藥，說醫生說光耀這病拖不起，最好是備足盤尼西林，連續注射，一個療程解決，同時補充營養，他再教光耀打拳，督促練習，就可徹底治好且不複發了。所謂“備足”要多少盒呢？鬱煥崇說十二盒總夠了吧。沈存美聽後暗驚，尋思請老羅幫忙搞兩次也不過四盒，一下子再搞十來盒，難度肯定大得無法想象。再說，老羅堅持不肯收錢，也不好意思盯著他要藥呀！鬱煥崇似乎也有這種心思，說他會想辦法的。9月2 日下午鬱煥崇回家午休時，對沈存美說他已經托了朋友幫忙，那個朋友可靠，而且路子廣，他已經把貨款給對方了。

現在，沈存美收到了鬱煥崇昨天上午從鬆江縣城廂鎮寄來的十盒盤尼西林，這說明他之前對沈存美所說的托人購買之事已經辦成了。沈存美在郵局大堂裏拆開包裹後，真有那種欣喜若狂的感覺。因為這個包裹送來了兩個重大信息：一是兒子有救了；二是丈夫還活著，而且有行動自由。當下，沈存美隻想趕快回家把消息告訴兒子，她沒想到回家會遇到刑警，於是不假思索就把這個好消息說了。說出後她又後悔了，尋思警察會不會要追查這十盒盤尼西林的來源。好在刑警似乎對盤尼西林的來源並不關心，他們的注意力在鬱煥崇的安危下落上，聽沈存美如此這般說了，便讓她把包裹拿出來，仔細做了一番查看，並未發現裏麵夾有字條。

吳萬清有一種直覺：鬱煥崇肯定不會是閑著無事跟妻兒玩捉迷藏，況且，以他多年的經曆，肯定知道這種“捉迷藏遊戲”是會驚動警方的。凡是進了公門的事兒——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已經啟動了法律——那就不是輕易說停就可以停下來的。專案組肯定要對其失蹤的事由、真相進行徹查，相信查下來不會沒有事兒——當然，也許不是鬱煥崇本身的事兒，而是別人製造的與其有關的事兒。這個“也許”可能性比較大，其理由就是鬱煥崇在寄包裹時使用的是別名——沈唯夫。他為什麽要用這個從未使用過的別名呢？吳萬清的直覺就是鬱煥崇很有可能遇到了麻煩，而且這個麻煩還不小，甚至可能會危及到他的生命！

9月10日，專案組刑警前往鬆江縣城廂鎮調查。他們去了郵局，窗口工作人員還記得那個辦理郵寄手續的男子，因為他寄的是十盒盤尼西林，這個價格大家都是知道的。工作人員建議他保價，說若是丟失了給他的賠償會很少。那男子不以為然，說解放前兵荒馬亂也沒聽說過郵路上的信件郵包丟失的，江湖上土匪強盜有“八不搶”規矩，不搶郵件是其中之一；現在解放了，新社會治安比舊社會好，那郵件就應該更安全了。不必保價，你收寄就是。工作人員便不再為難他了。

刑警問了那個男子的年齡、體形、相貌，跟鬱煥崇都相符。刑警又把事先準備好的內有鬱煥崇的七八張同一年齡段的男子照片攤開在桌上，請工作人員辨認，他一下就認出了鬱煥崇的那張。吳萬清、薑少雄、孔大虎三刑警商量下來，認為可以確定前往郵局寄盤尼西林的就是鬱煥崇本人，從常理來說，他不可能平白無故選擇鬆江郵局作為寄件地，總得有個理由吧。一般說來，跟交通會有聯係，而且還有安全因素。但是，他既然選擇郊區作為寄件地，那說明他眼下是刻意避免在市區露麵。這樣的話，他的藏身或者棲身之地也應該在郊區，十有八九就在鬆江縣，而且在離鬆江縣城廂鎮不是很遠的某個村鎮。眼下，他們既然已經從市區趕到鬆江這邊來了，何不幹脆住一宿，繼續分析情況，然後在鬆江試著尋訪鬱煥崇的行蹤。

先去鎮派出所，了解最近是否有居民因有親友前往逗留住宿而申報臨時戶口的。一番調查，最後無功而返。接著，他們又分頭前往鬆江全城各旅館查閱自9月2日以來的住宿登記資料，亦無發現。當晚，三刑警下榻於鬆江軍分區招待所，他們一直在分析案情，研究鬱煥崇的行蹤去向，午夜過後，他們達成了一致意見——

對於一個私家偵探來說，接活兒是一件非常要緊的事兒。所以，一般說來，鬱煥崇不可能在和屠尋道首次會麵準備簽署委托合同的關鍵時候，因接聽了電話而突然撇下屠尋道離開。可是，鬱煥崇9月2日在咖啡館接聽那個電話後卻立馬跟屠尋道拜拜了。由此可見，他所接聽的那個電話內容，其重要程度顯然已經超過了屠尋道的這個業務。那麽，有什麽事情要比這樁大活兒還要緊呢？聯係他從鬆江郵局郵寄的那十盒盤尼西林，不能不使人把焦點定位於其兒子鬱光耀的病情上。那個打電話的人顯然是知曉鬱煥崇當時是在“白天鵝咖啡館”跟人談事的，所以直接把電話打進了咖啡館。由此可以推測，此人打電話給鬱煥崇是為盤尼西林之事，應該是已經有貨，隻是在具體交易中出現了點兒小意外，他拍不了板，得由鬱煥崇親自出麵。所以，那人急電鬱煥崇，他接到電話後則放下一切直奔那人在電話中指定的地點而去了。

而據沈存美所說，鬱煥崇跟屠尋道之約是在前一天的下午，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鬱煥崇跟來電者的約定隻能是在9月1日下午到9月2日下午他抵達“白天鵝咖啡館”之前。所以，要想查明來電者是何方人氏，隻有先把鬱煥崇在這段時間裏的活動軌跡調查清楚。

次日，9月11日。天蒙蒙亮，三刑警就搭乘早班火車返滬。抵達上海後，他們直接奔往鬱煥崇家，向沈存美了解鬱煥崇失蹤前幾天為給兒子購買盤尼西林曾經找過哪些人。

沈存美一邊回憶一邊慢慢地說，報出了七八個人名，都是鬱煥崇幹私家偵探的同行，不過最後都沒有成功，這盤尼西林實在太難尋覓了！過了一會兒，她突然回想起一個細節：9月1日傍晚，鬱煥崇滿臉疲憊地回家，進門後他把買的梨放在桌上，對妻子說去洗一洗，先給光耀削一個讓他吃，明天再用川貝冰糖燉了給他當點心吃。說完鬱煥崇就去洗澡了，洗完澡，沈存美已經把幾樣菜肴和酒放在了桌上。平時，鬱煥崇喝酒時話很多，不是跟妻子嘮叨就是給兒子講故事。可是，這天他卻沒有吭聲，一個人埋頭喝悶酒。幾杯酒下肚，他嘴裏就開始輕聲嘟噥著什麽。沈存美猜測他可能是為了尋購盤尼西林之事。正這麽想著時，就聽見鬱煥崇輕聲喃喃自語——熊先生……看來隻有找他想辦法了！

熊先生是誰？沈存美也不知道。她對刑警說自己從未聽丈夫說起過此人。

如此，專案組隻好另外設法打聽了。三刑警商量下來，決定去找沈存美所說的那七八個被鬱煥崇提及過的同行朋友。既然鬱煥崇那天以酒解愁的根源在於沒有找到購買盤尼西林的路子，那麽估計這個被他念叨的熊先生肯定也是他認為有可能搞到盤尼西林的相識之人，沒準兒那七八個同行朋友中正巧有人知道這個熊先生呢。

說幹就幹。當下， 專案組三名刑警加上三位實習警員，六人分成三撥，根據沈存美所說的那七八名私家偵探的姓名和從市局查到的事務所或者家庭地址，分頭前往調查。

當晚八時許，三路警員返回江寧分局匯總情況，兩路吃了空門，刑警薑少雄和實習警員小何那一路中了彩，從私家偵探老劉那裏打聽到了熊先生的情況。他們連夜行動，很快就找到了在新成武定路上的西藥經紀人熊隱之。

四十掛零的熊隱之出生於三代捕快之家，所以他二十歲上就進入國民黨上海警局做了一名便衣探員。他跟鬱煥崇相識於1931年7月宋子文北站遇刺之後，當時，上海華界警方和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分別組織了專案組對該特大案件進行偵查。熊隱之當時二十一歲，入警一年多，由於有其父親和祖父的關係，警局破例讓他參加專案偵查，而且指定他專門負責跟宋子文方麵聯係。宋子文一般不出麵接待警員，一應事兒都交由保鏢鬱煥崇負責，這樣，鬱、熊兩人就成了朋友。不久，鬱煥崇辭去保鏢，改去租界巡捕房做起了刑事捕探，跟熊隱之成為同行，相聚時就更有談頭了，遂成莫逆，哪知，幾年後他們竟因一樁案子發生了矛盾。

那是1937年6月，鬱煥崇在奉命前往蘇州出差的途中，忽然接到捕房刑事部英國督察長的加急電報，稱熊隱之涉包庇舟山兩名海盜的罪行，捕房急欲將其拘捕後據其口供以緝拿逃遁滬上藏匿華界的兩名凶犯。因知鬱煥崇與熊隱之係摯友，故命他速速返滬，接受誘捕熊隱之的任務。鬱煥崇身在公門，無法推托，隻能照辦。不過，他覺得熊隱之不大可能會跟江洋大盜結交，而且關係好到膽敢包庇，尋思還是跟熊隱之私下先見個麵，探探口風再說。於是，他立刻起草了一份急電，請一位朋友在收到電報後立刻給熊隱之打電話，約其在愛而近路一家兩人經常見麵的咖啡館碰麵，必須準時到達！火車經過昆山車站停車時，鬱煥崇下車請一位辦案時相識的車站職員老周立刻把電報發出去。這種事以前因辦案需要也曾麻煩過老周，相信他不會誤事。老周確實沒有誤事，熊隱之也接到了電話。當時，熊隱之正在家裏為其六旬老母慶生，接到電話後，盡管不知道是什麽情況，但還是立刻前往。可是，鬱煥崇低估了租界捕房刑事部英國刑偵專家的水平，他們在製訂利用鬱煥崇誘捕方案時已經考慮到鬱煥崇跟熊隱之之間的情義，設計了幾個方案，其中一個正是按照萬一鬱煥崇出現這種“一念之差，通風報信”狀況時而製訂的。因此他們事先已在北站出站口設下埋伏，隻等鬱煥崇一出站就跟蹤。

鬱煥崇進入愛而近路那家咖啡館，跟已經等候在那裏的熊隱之見麵，一杯咖啡還沒喝完，咖啡館就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出動的二十名便衣包圍，熊隱之當場被捕，倒是放過了鬱煥崇。

接下來出現的兩個情況使人大出意料：一個是熊家在獲悉熊隱之因包庇江洋大盜被捕後，六十七歲的熊老爺子當場腦出血，急送醫院，搶救無效，身亡。一個是熊隱之被捕後，還沒接受訊問，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就發現抓錯了人，辦案捕探的耳目得到的信息是：那兩名江洋大盜受一個名叫容引芝的華界警方便衣關照，得以在滬上某個安全處所藏匿。那耳目知道市警局的便衣偵探熊隱之，卻不知道還有一個供職於邑廟分局刑警隊的便衣容引芝。而在滬語中，熊、容的讀音高度一致，“隱之”和“引芝”也沒有差別，於是想當然地認為那就是熊隱之了。公共租界巡捕房發現捕錯了人，立刻放人。熊隱之對於自己被鬱煥崇誘捕已經很不滿，回家後又發現其父身亡，其心情可想而知。此後，鬱、熊二人就此斷絕關係，不再來往。不久，“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11月中旬，上海淪陷，華界被日寇占領。熊隱之不願為日偽政權效力，拒絕留用，自謀出路，做了一名西藥經紀人。

這些年來，鬱煥崇有時腦海中出現熊隱之時，內心總有一種自責感，曾有幾次跟朋友聊起當年這段往事時，有一種登門道歉主動求和的衝動。現在，他為給病兒籌藥，在找遍所有關係都未能成功後，最後想起了熊隱之，尋思他從事了十多年西藥經紀人，憑其社會關係和做事風格，應該能搞到盤尼西林。於是，鬱煥崇在考慮再三後，便試著給熊隱之寫了一封求助信函。

9月2日上午，熊隱之在收到這封信函後，即刻致電鬱煥崇的私家偵探事務所：可以辦理此事，目前上海他的上家有現貨。鬱煥崇向熊隱之反複致謝後，表示隻要能弄到盤尼西林，價格任由對方開。熊隱之則表示，鬱煥崇的兒子就是他的侄子，他將以市麵上最低進貨價向鬱煥崇提供這些盤尼西林。鬱煥崇大為感動，說話幾近哽咽。中午，熊隱之再次來電，說已經跟上家聯係，對方手頭隻有兩盒藥，但會在一天之內設法向同行湊齊十盒，敬請放心。於是，鬱煥崇立刻前往熊隱之的辦公處，送去購藥金款（即以黃金結算）。鬱煥崇慮事縝密，生怕中間發生變故對方聯係不上他，就把自己當日下午和晚上的行蹤告知對方：下午三時後大約兩個小時內在商丘路“白天鵝咖啡館”會見客戶，晚上在家。

之後果然發生了情況，熊隱之的上家在向同行調貨時，由於海外市場盤尼西林價格發生波動，對方要求加價，而且加價幅度比較大，八盒盤尼西林加價一兩多黃金。熊隱之不敢貿然做主，就把電話打到了“白天鵝咖啡館”。鬱煥崇救子心切，不假思索一口答應，並說他去一趟事務所取黃金後立馬送去。熊隱之說如此也好，他已和彭先生（即他的上家）約好稍後在拉都路“大煌西菜”吃晚餐，鬱煥崇可直接過去，一起共進晚餐——這個變故，應該就是鬱煥崇突然中斷跟客戶屠尋道洽談的原因。

當晚，鬱煥崇在“大煌西菜”跟熊、彭二人見麵，當場補齊了十盒盤尼西林的金款。晚上八時許，餐畢，三人離店，分別。熊隱之記得，鬱煥崇跟他分手後是在飯館門口候客的幾輛三輪車中隨機叫了一輛上車離去的。次日中午，彭先生把十盒盤尼西林送到熊隱之處，熊隱之便想著給鬱煥崇送去。他往鬱煥崇的事務所打了個電話，接聽的助手說鬱先生今天沒來上班。熊隱之聽後一個激靈：這似乎很反常，因為昨天分手時鬱煥崇說過他今天一整天的活動安排，上午九點後應該是在事務所裏的，如有變化，必會及時告知。但熊隱之卻未接到過鬱煥崇活動行蹤變更的告知，他考慮再三，決定暫時不動，讓鬱煥崇主動跟他聯係。

熊隱之這一等，整整等了四天，終於在9月7日等到了一封信封落款為“內詳”、內文匿名的信函，但一看筆跡肯定是鬱煥崇寫的。這封信相當於一紙密封的便條，上麵寫著勞駕熊隱之於9月8日上午九點至九點半之間把貨送往“上次一起去過的那個地方的 3 號月台”，他將在那裏等候。熊隱之一看寫著月台，尋思那是火車站了，然後就清楚了，所謂“上次一起去過的那個地方”，應該就是鬆江火車站了。十八年前，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後，熊隱之參加專案偵查，有一次要去鬆江調查一條線索，鬱煥崇奉宋子文之命陪護前往。那是他們兩人唯一一次結伴去過的火車站，熊隱之意識到，鬱煥崇可能還真是遇上了什麽麻煩。

次日，熊隱之攜藥前往，考慮到鬱煥崇可能是逃亡在外，手頭料想拮據，於是在那個裝藥的包裏放了一百萬元鈔票。他是掐著點兒搭乘滬杭線火車前往鬆江的，列車抵站後，果然停在3號站台。下車後，他左右觀望，沒看見鬱煥崇的身影。正遲疑間，鬱煥崇在背後喚他了。鬱煥崇收下東西後，非常高興，謝了又謝。熊隱之原以為鬱煥崇會說一下他的最近情況，但他卻沒說啥，隻是叮囑熊隱之對今日之事守口如瓶，說完就轉身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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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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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

  樓主| 發表於 2020-11-20 17:29 | 隻看該作者

四、沉江僥幸逃生

 

專案組對於熊隱之上述一番陳述進行了分析，認為跟之前大夥兒的案情分析基本相符。首先，鬱煥崇活著，而且還有行動自由。然後，他應該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煩，這個麻煩可能是有人想要他的性命，但是沒有成功，而這種危險目前依然存在，所以他需要避險。由此看來，想要謀取鬱煥崇性命的對手，非常了得。那麽，鬱煥崇為什麽不向公安局報警呢？總不見得對方厲害得連公安局都很難對付吧？這就讓刑警回想起了那兩封神秘的香港檢舉電報。難道此事竟然涉及台灣國民黨敵特？以鬱煥崇的資曆和見識，他對於對手的判斷應該是比較準確的，如果他認為對方連警方都很難對付，那看來隻有跟敵特有關了。

專案組把對案情的分析向上級報告了，領導給予的指示是：先設法盡快把鬱煥崇找到，對其必須加強保護。

當晚，專案組開會分析鬱煥崇可能藏匿在哪裏。鬱煥崇藏匿於上海郊區這一點是基本可以確定的，因為從他寄給熊隱之的那封信函的敘述方式以及與熊隱之在鬆江火車站月台上接觸時說的話、目前繼續采取隱匿方式來進行自我保護方麵，均可看出至少是他認為自己目前麵臨著的凶險級別極高， 所以處在這種高風險態勢下的鬱煥崇如果藏匿於市區，他就不會拋頭露麵趕到鬆江去跟熊隱之見麵交接盤尼西林了。但是，他是否就藏匿在鬆江城裏或者城廂鎮周邊的鄉村呢？刑警覺得有這個可能性，但是很小。因為固然老友熊隱之信得過，可以不泄露他的信息，可若是他的對手真有那麽大的能耐，那麽隻要留意他的家庭地址，那個寄往他家中的包裹信息是比較容易被獲得的。所以，估計鬱煥崇有可能藏匿於距離鬆江縣城廂鎮不遠，但不易使人跟鬆江縣城產生聯想的某個鄉鎮。聯係到鬱煥崇出生於浦東川沙，少年時代是在川沙縣城廂鎮上度過的，刑警認為被他選為藏身地的這個鄉鎮多半會在浦東，但該地距離鬆江會比川沙、南匯、奉賢三縣縣城所在地反倒近些。翻閱地圖，應該是在與鬆江隔一條黃浦江的那塊屬於鬆江縣、上海縣縣境轄地的某處。

那就去那裏尋訪？似乎沒那麽樂觀，因為那塊區域有泖港、張澤、盛梓廟、葉榭、西渡等鄉鎮，地圖上看著是小小一塊，而實際要尋訪的話，卻是一個星期也跑不過來的，光村莊就有幾十個，再說，這隻是一種推測。因此，這隻能作為一個萬不得已再嚐試實施的預案擱在一邊，眼下，還是朝有根有據的方向去考慮為好。

什麽叫有根有據？專案組組長吳萬清認為：鬱煥崇的出生地川沙縣城廂鎮就是“根據”，那是他在浦東的根，之後對於鬱煥崇來說，無論是給宋子文做保鏢也好，在租界巡捕房做捕探抑或私家偵探也好，都應算是他的發跡地。按照江南地區的風土人情，鬱煥崇不會因自己的發跡而把家鄉遺忘，近在咫尺而不再回鄉（況且他的祖墳還在川沙鄉下）；而川沙那裏他的親戚以及少年時結交的朋友、闖蕩江湖回鄉後交往的新朋友，也不會與其斷絕關係不再來往。因此，吳萬清認為眼下應該先去川沙縣城廂鎮，那裏可能會有鬱煥崇的線索。其他幾名刑警聽後表示讚同。於是，說走就走，當下全組刑警和實習警員共六人立刻出發，趕往浦東慶寧寺搭乘小火車直奔川沙。

次日， 專案組即在川沙縣公安局和城廂鎮派出所的協助下開始分頭調查，一共接觸了三十多人，都是事先研究的鬱煥崇的親友。誠如之前所估計的，鬱煥崇每年會在清明節回鄉掃墓時跟這些人中的一部分有接觸，但是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有去市區的機會，隻要雙方有空，總是會聚一聚的。因此合計起來，鬱煥崇跟家鄉親友的接觸平均每月不少於三次，可是，他們記憶中鬱煥崇並沒有跟他們說起過自己在浦東或者其他上海郊區有什麽關係特別鐵的哥們兒。

9月13日，專案組繼續調查。他們在縣公安局食堂用過午餐後，城廂鎮派出所打來電話，說昨天專案組調查過的一位以前曾是鬱煥崇家鄰居的薛姓大媽剛才到所裏來，說她想起一個情況，不知是否有用。

這個情況很簡單，但是對於專案組來說卻很有價值：鬱煥崇家早年是有銅鈿的人家，他生下來第三天家裏就給他雇了一個奶媽，姓張，大家都喚她“張媽”。張媽喂了鬱煥崇三年奶，斷奶後想要回家去。鬱家對她非常滿意，鬱煥崇對她更是極為依戀，因此東家挽留她，奶媽不做了可以做娘姨保姆。可是，張媽不肯，說要回家侍候丈夫和帶孩子。沒幾天張媽果然離開了。記得當時鬱煥崇大哭大鬧了多日。

刑警趕到城廂鎮派出所聽薛大媽說了上述情況後，尋思鬱煥崇長大後不知是否會跟奶媽以及其家人有聯係，於是問薛大媽：“張媽家住哪裏？是否就是川沙城廂鎮人氏？”薛大媽說：“張媽不是城廂鎮人，聽口音雖是一口浦東土話，不過聽得出不是川沙人，具體是哪裏的我不清楚。”

大夥兒馬上斷定“這裏麵沒準兒有戲”，於是立馬行動，前往訪問當年鬱煥崇家的一幹高鄰。隻問到第三戶人家就有了消息：張媽好像是奉賢縣南橋人。正說到這裏的時候，門外傳來一個老者的聲音：“您幾位是打聽當年老鬱家奶媽情況的嗎？這個，老朽知曉一二啊！”

這位老者是個七十開外的斯文人，姓董，人稱董伯。他說張媽當年就是他介紹給老鬱家的，他年輕時在鬆江葉榭鎮上做過私塾先生，一日三餐餐都在私塾旁邊的張家吃包飯，張媽就是張家的兒媳婦。她娘家在葉榭鄉下，姓邢，嫁到張家後名叫張邢氏。鬱煥崇出生前，董伯因川沙這邊有親戚開布店，請他做賬房先生，所以就辭去葉榭私塾，回到川沙。正好聽說老鬱家要請一個身體健康的年輕產婦做奶媽，已經打聽了個把月還沒有著落，正著急著呢，於是想起葉榭張邢氏，尋思那小媳婦倒是符合條件，她的孩子已滿一周歲，可以斷奶了。張家經濟拮據，估計隻要酬金開得合理，張邢氏會答應來川沙做奶媽的。當下，他便對老鬱家說了說。老鬱家對董先生一向尊重，知道他說話辦事穩當，當下即請他修書一封，由老鬱趕往葉榭去禮聘張邢氏。

刑警一聽“葉榭”二字，便知這回多半“著港”了。吳萬清於是決定立刻過去看個究竟。葉榭屬於鬆江縣轄地，但與鬆江縣城隔著一條黃浦江，從地理位置看屬於浦東地區。於是，吳萬清便從川沙城廂鎮派出所往江寧分局打了個電話，一是向領導報告調查進展情況，二是要求派一輛吉普車等候在黃浦江浦西渡口，待等他們從火車下來擺渡過江後直接上車前往葉榭。

吳萬清、薑少雄、孔大虎抵達鬆江縣城時已是晚上八點多。由於交通不便，他們隻好在鬆江城裏過了一夜。可以想象，這一夜他們肯定睡不好，老是在擔心“無巧不巧” ——鬱煥崇正好就在今晚或者明天清晨突然離開葉榭。

次日上午八點多趕到葉榭鎮上，這鎮子太小，連派出所也沒設，他們便直接按照董伯給的地址去了張媽家，接待他們的是張媽的兒子張土根，說六旬開外的父母因嫌住得狹窄，去年已經搬到離鎮子三裏多地的史家墳去了，他們在那裏買下了三間草房。刑警把話題轉到了鬱煥崇身上，張土根說：“鬱煥崇跟我家一直保持著聯係，跟我們夫妻也很親，以哥嫂相稱，我們則稱其“鬱弟”。鬱弟每年會來兩三次，總是帶來各式禮物，全家大小每人都有。前年我媽生了一場大病，全靠鬱弟的資助才得以治愈。

“那麽，最近是否來過呢？”

張土根說：“這個不知道，因為鬱弟講究禮數，去年我父母去史家墳住後，過年時他是先去史家墳我父母家，然後再和我父母一起來鎮上。”

當下，三刑警即請張土根帶路前往史家墳。這回總算沒有發生“無巧不巧”，他們如願在史家墳見到了鬱煥崇。鬱煥崇非常謹慎地問明了三位刑警的身份，要求查看“派司”。 三位刑警把三本個人肖像照片上蓋著上海市公安局鋼印騎縫章的工作證遞送過去後，他反複查看，確信無疑後才緩緩點頭，接著就問三位先生是怎麽知曉他在這裏的。刑警還沒回答，他又接著說：“咱們這就離開史家墳，我不想去市區，要不過江先去鬆江城裏找個僻靜處所坐下再聊？”吳萬清聽後暗忖，看來之前的估計沒錯，鬱煥崇可能麵臨著一場殺身之禍，要找他麻煩的對手應該非常厲害，當下便點頭答應。

三刑警決定在鬆江城裏選擇一處安全而又不會引起外界注意的場所與其談話。在把鬆江縣城廂鎮派出所、縣公安局、專區公安處和鬆江軍分區招待所這四個地方進行比較後，最後決定前往對外不開放門口有武裝軍人站崗的軍分區招待所。鬱煥崇對這個安排很滿意，入住後立刻主動將其遭遇的情況向專案組和盤托出。

9月2日晚，鬱煥崇在拉都路“大煌西菜”跟久別重逢的老友熊隱之和出售盤尼西林的彭先生餐畢分手後， 上了一輛停在飯館門口的三輪車讓去江寧區梵皇渡路寓所。拉都路是一條幽靜馬路，行人稀少，三輪車往前沒行多久，忽從路邊一棵碩大的法國梧桐樹後麵閃出一個長發飄飄、身穿白色連衣裙的女子，形如鬼魅般地竄至馬路中間，高舉雙手示意三輪車停下。車夫一邊按下手閘一邊自言自語：“遇上急叫車的了！”果然那個女子用輕微而又尖利的聲音哀哀開腔：“我婆婆心髒病突發，要去廣慈醫院急救，麻煩車上這位先生讓讓，讓我用用車子好嗎？車費我付。”

鬱煥崇是上海灘老克勒，自然知曉滬上有“急叫車”規矩，當下自無二話，立刻下車。哪知，他雙腳剛在馬路上立穩， 那女子已經快速竄至麵前，鞠躬連聲道謝，忽然她雙膝跪地，倏地伸出兩條胳膊抱住了鬱煥崇的兩條腿。鬱煥崇猝不及防，等意識到有問題時，車夫和另一個不知從哪裏閃出來的男子已經一左一右雙雙扭住了他的兩條胳膊。對手對這次夜間突襲顯然是根據鬱煥崇的本領量身度造製訂方案後反複演練過的，這一切發生得極為迅疾，鬱煥崇甚至還沒作出反應，口鼻就被一方折疊起的帕巾捂住，他腦子裏剛閃過有一股似曾相識的味兒進入鼻腔時，就已經失去了意識。事後回想，對這股氣味的似曾相識來自前年患闌尾炎去醫院手術切除前的麻醉藥。

鬱煥崇的蘇醒是在被襲擊者扔進黃浦江後。他少年時在川沙老家練就的出色水性和跟武僧所學的那身功夫在其整個身軀入水的同時立刻發揮了作用。頭部進入水裏的一瞬間，口鼻便條件反射似的屏住了呼吸，隨之意識就恢複了。然後身體作出反應，雙腳向下急蹬，雙手卻動彈不了，這才發現自己的雙手被牢牢地約束在身後。雙腳的連續急蹬發揮了作用，頭部已經露出了水麵，在下意識最大限度深呼吸的同時，他睜開眼睛，透過正在滴落下來的水珠做了一個短暫的觀察，發現四周全是水麵。於是，他心裏略微鬆了一口氣，然後不假思索地做了一個縮身動作，把反縛在身後的雙手從腳底下繞回身前。他查看四周，發現自己在一條水流湍急的大江中，四周一片漆黑，借著遠處隱約可見的燈光背景，可以看見停泊在江心的碩大輪船和一側岸上的建築物，於是他馬上作出判斷：這是在黃浦江上！這時，他才回想起自己在拉都路遇到突襲的一幕，頓時一個激靈，這是要我的性命啊！隨即細思極恐，如果對手往自己身上綁一塊石頭，或者連雙腳一起綁住，那豈不一命嗚呼啦！

鬱煥崇這時才留意到縛住他雙手的並非是繩索，而是一副手銬，這就沒法兒用牙齒咬開了，隻好用踩水和仰遊的方式靠岸後想辦法打開手銬了。這時，他已經隨著江水不知往上遊還是下遊漂移了一段距離。當時的浦東並無高層建築，除了縣城、村鎮有些建築物外，江邊幾乎全是農田。所以，在這種不知是怎麽回事的情況下，本著保命第一的準則，他應該遊往浦東上岸。

借著水流的推力，鬱煥崇終於如願遊至浦東岸邊。上得岸去，一看，是一片栽種著西紅柿、黃瓜、刀豆、豇豆的蔬菜地。鬱煥崇從棚架上掰下一截竹枝，撕開，借著月光費了一點兒周折，捅開了手銬，正想扔進黃浦江時，忽又尋思還是留著，沒準兒以後還有用呢。

鬱煥崇隨手摘了兩個西紅柿，坐在江邊的一塊石頭上，一邊吃著一邊考慮該如何應對眼前的處境。他這半生要算經曆了許多令人驚歎不已的事兒，可從未遭到過別人的綁架、暗殺，他也沒幹過綁架、暗殺之類的歹事兒。可是，眼下卻有人蓄意對他實施謀殺。天可憐見，幸虧對方在製訂行動方案時有些許疏忽，高估了手銬的作用，或者低估了他的能耐，否則，這世上就沒有他鬱煥崇這個人了。對方顯然對他的活動行蹤了如指掌，多半是竊聽了事務所的電話，然後實施跟蹤，並在拉都路設下了埋伏。從對方下手的歹毒手段判斷，他們不但要他的性命，還要讓他的屍體不見蹤影，以造成失蹤假象。這就使鬱煥崇實在難以猜測，因為盡管他做過多年租界捕房刑事部的捕探，也曾偵破過刑案，但並未跟有這等實力竟敢在共產黨執掌天下後還公然做下這等凶案的無論哪方人士結下過梁子啊！

鬱煥崇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便幹脆不去想了，把思維轉向自己接下來應該怎麽辦。看來家是不能回了，親朋好友也不能聯係，對方要他失蹤，那就先讓他們如願吧，以保得眼前不會遭受第二次暗殺。那麽該去哪裏呢？市區一概不行，既然對方很有可能具有竊聽電話的法道，那他們肯定已經掌握了他的家庭和事務所的地址，最近他在幹些什麽、跟哪幾個人有過聯係，料想他們也已經清清楚楚了。所以，鬱煥崇決定先去郊區找個可靠的地方躲一躲。老家川沙顯然是不能去的，那就去鬆江葉榭奶媽那裏躲一躲吧。

於是，他決定立刻出發。他又摘了些西紅柿和黃瓜吃了，辨別方向後，沿著江邊小路往黃浦江上遊方向走去。走到天明時，他身上的衣服已經幹了。檢查衣袋，錢包沒了，不過他的褲子內側腰間、褲腳貼邊縫有暗袋，經常藏著鈔票，此刻正好可以取出來使用了。因此，他在前往葉榭的途中，總算還不至於餓肚子，還搭了一段長路的卡車，終於在當晚十點多趕到葉榭史家墳。

奶媽夫婦對於鬱煥崇的到來喜出望外，他們聽說他準備在史家墳休息數日，又是一陣狂喜。這些日子，老兩口每天想方設法給他做可口的飯菜，而對其的遭遇以及來鄉下小住的原因閉口不問。鬱煥崇待了幾天後，過江去了趟鬆江，在郵局營業廳寫了一紙便條，作為平信寄往上海市區熊隱之的公司。便條內容是：如所需之物已經如數備妥，請於9月8日上午九點至九點半之間把貨送往“上次一起去過的那個地方的3號月台”，他將在那裏等候。次日，鬱煥崇順利拿到貨後，便去郵局把貨寄往上海家中。他特意使用了假址與化名，卻不料還是被人察覺其藏匿地，並很快就找上門來了——幸好登門的是警方。

鬱煥崇將上述情況陳述完後，取出那副手銬放在桌上，說這就是被他用竹片捅開的手銬。三刑警輪流傳看了這副手銬，沒有看出什麽名堂。稍後，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是一起惡性案件，鬱先生脫險後為何不立刻向上海警方報案？

鬱煥崇的回答是：我從對方能夠設計這樣一個周密方案來要我性命這一點來考慮，認為他們對我的了解並不僅僅在9月2日出事那天跟屠尋道和熊隱之以及彭先生的接觸，對我的家庭情況肯定也已經了如指掌。他們處心積慮要取我的性命，我如果報警的話，他們對於我的死而複活肯定惱羞成怒，然後意識到我會在警方的保護之中，他們已經無法再次下手。這時候，他們很有可能會對我的家眷下手，因為我估計他們是受人指使而來殺我的，殺不了我回去就沒法兒交差，於是就殺我的家眷交差。

三刑警原準備從葉榭尋訪到鬱煥崇後，與其一起乘坐吉普車回市區的，沒想到現在情況有變，原先以為的失蹤案其實是一起蓄意策劃的謀殺案，而且案情看來還很蹊蹺曲折。因此，吳萬清不敢貿然行事，那麽，應該怎麽辦呢？三刑警反複商量，最後認為還是先向領導報告案情後聽領導的安排為好。

於是，吳萬清就用軍分區招待所的電話向領導匯報情況並請示下一步該怎樣行事。

 

五、雙管齊下嚴查

 

上海市公安局江寧分局接到吳萬清的電話後，因為案由發生了變化，且案情蹊蹺，於是按照規定當即向市局報告了。下午兩點多，一直守在電話機旁邊的吳萬清終於等到了分局的來電。江寧分局向市局匯報該案情況後，市局領導對該案作了分析，具體內容專案組當然不可能知曉。此刻，分局領導向吳萬清下達的指令是：

第一，鑒於案情複雜，背後可能隱藏著重要情況，所以務必小心謹慎，注意嚴格保密。第二，對鬱煥崇要謹慎對待，務必保護周全，故宜繼續隱居，可在鬆江軍分區招待所內為其安排一個安全隱秘的房間，由專案組指派專人予以陪護。第三，根據市局指示，決定增派孫燕生、尹春白、史達慶三位同誌參加專案組偵查工作，其中孫燕生擔任專案組顧問，一應工作事宜可由吳萬清與其商量後作出決定。

吳萬清於是意識到這個案件的重要性，暗忖幸好沒貿然把鬱煥崇帶回上海。當天傍晚，孫燕生、尹春白、史達慶和實習警員小邢、小何、小曹趕到鬆江。吃完晚飯，吳萬清和孫燕生交換意見後決定舉行案情分析會研討案情。六名刑警待在軍分區招待所的一間四人客房裏，椅子不夠，於是就坐在床沿邊。薑少雄先向孫燕生和尹春白、史達慶介紹了此次來鬆江尋訪鬱煥崇的情況以及鬱煥崇向他們陳述的內容。往下就是分析案情了，史達慶提議，是不是可以先分析殺手暗殺鬱煥崇的作案動機？孫燕生和吳萬清表示讚同，於是就扯開了話題——

對於謀殺案的作案動機，通常不外乎就是仇殺、情殺、財殺，那麽，鬱煥崇是否有仇家、情敵或者值得別人謀取其財的價值呢？吳萬清說了說之前他們對鬱煥崇和沈存美過往的調查情況：

查閱了從舊警局接管的原滬上法租界、公共租界的檔案材料中對鬱煥崇供職期間巡捕房刑事部偵破的刑案概要和內部報紙的相關報道，發現鬱煥崇曾參與過三起當時轟動滬上的刑事大案的偵查，但他並非是主辦偵查員，不過是協辦，出過力，於關鍵破案並無貢獻，所以工部局頒發的嘉獎名單中沒有他的名字，苦主或者苦主家屬自行掏錢給予感謝的名單中有他，但係最後一檔。鬱煥崇奉命主辦過的那些案件都是刑事小案，涉及案由全是失竊、毆鬥、詐騙一類，因破案率高而受到過巡捕房的表彰。但是，那些被他抓捕的案犯都是小癟三、街頭混混兒之類的無名鼠輩，被法院判處的刑罰也很輕，因此，通常說來他們不可能為此而對鬱煥崇產生報複念頭，即便產生報複念頭也缺乏報複能力。所以，可以排除鬱煥崇在刑事部做捕探時結下仇家而此刻遭到報複的可能。

在鬱煥崇闖蕩江湖那七年間的情況無法進行調查，隻是接觸了一些他成年後返回滬上一直到現在所結交的好友，因為他們平時每周會喝酒聚會，但這些好友從沒聽他說過在江湖上有甚仇家。私家偵探事務所通常是不設立檔案的，不過，由鬱煥崇作為持股最多因而執掌大權的事務所卻是一個例外。他們對內部管理甚嚴，管理方式也比較科學，全所八名私家偵探多年來辦理過什麽案件以及當事人的姓名地址、事由、費用收支、分配情況等都記錄得清清楚楚。這些記載和一幹同事的陳述都表明鬱煥崇個人也好，整個事務所也好，都沒有得罪過什麽人，更談不上結梁子成仇家了。

對鬱煥崇在“情”和“財”兩個方麵的調查，不但問了同事朋友，還向其妻沈存美以及包括鄰居在內的親友作了了解，都說鬱煥崇為人正直，講義氣，行事低調，出手大方，對錢財並不在乎，從來不曾聽說過他為錢財跟人慪氣爭吵過。

對鬱煥崇之妻沈存美的“情事”嫌疑也作了調查，除了前夫羅成功外，她並沒有跟其他男性有過單獨接觸。而羅成功的情況已經調查清楚了。專案組對上述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可以排除鬱煥崇因仇、情、財而引發此次被作為謀殺對象的可能。那麽還有什麽可以成為鬱煥崇被作為謀殺對象的因素呢？一幹刑警一時麵麵相覷。

孫燕生提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建議——把鬱煥崇請來一起分析。這個建議讓大家目瞪口呆，但吳萬清馬上點頭，說他也正有此意。若讓鬱煥崇來參加案情分析，他從當事人和偵查者的雙重角度來談如何偵查這個案件，那豈不是一個“另辟蹊徑”？

尹春白正要起身去對麵房間叫鬱煥崇過來時，實習警員小何來敲門了。三位實習警員沒來參加案情分析會，他們聚在鬱煥崇的房間裏跟見多識廣的老鬱喝茶聊天，聽他說些江湖掌故及給宋子文當保鏢時所見到的獨家舊聞等。聊著聊著，就很自然地說到了眼前這個案子。鬱煥崇很內行，他已經知道眼前這三位小夥子是實習警員，由此推測他們並非專案組正式成員，看來未被獲準參加案情分析會。如此，他就認為這三位無權知曉案情，也就不敢跟他們說什麽。不過，鬱煥崇聽他們在念叨這起“奇案”，心裏也是一動。奇案看似奇特，隻不過是因為沒有發現它的破綻和漏洞，也就是說，再奇特的案子，作案者都有可能留下漏洞。那麽，他遭遇的這起“奇案”的漏洞在哪裏呢？隨之他腦子裏電光石火般地倏然一動，一個念頭閃現出來了。於是，他要求去見吳組長，請他們去稟報一聲。

當下，吳萬清聽小何這麽一說，一陣竊喜，忙說“有請”！

鬱煥崇告訴一幹刑警，他剛從黃浦江裏死裏逃生爬上岸後，腦子還算清醒，對自己的這次遭遇的原因雖然想不出——事實上一直到現在也還沒想出來，但對避險路數卻是考慮得很對的。現在，他相當於到閻王殿門口轉過一圈，在跟三位實習警員自由自在聊天的過程中，忽然想起殺手留下了兩個破綻：一是他在“大煌西菜”和熊隱之、彭先生共進晚餐後離開，在門口叫三輪車時，出於長期從事特殊職業形成的習慣，在瞥了三輪車牌照一眼後就已經牢牢地記住了那組五位數號碼：00854。二是他從黃浦江裏爬上岸在菜地裏用竹片捅開手銬後，帶走了那副手銬。鬱煥崇認為，這兩點就是追查殺手的線索。

關於那副手銬可以作為追查殺手的線索這一點，幾位刑警都已經意識到了，而對另一點——三輪車牌照號碼，他們卻沒敢奢望。此刻聽鬱煥一說，禁不住竊喜。於是，當即決定循著這兩條線索進行調查。

次日清晨，專案組留下刑警史達慶和實習警員小何在鬆江陪護鬱煥崇，其餘七人返回上海市區，但沒回江寧分局專案組駐地，除孫燕生向政保領導匯報相關案情並請示是否可以通過組織關係對香港那兩封匿名檢舉電報的情況進行暗查外，其餘六人隨即分頭進行調查。

吳萬清和小邢、小曹負責調查9月2日晚被殺手作為作案工具使用的三輪車，因為有該車輛的牌照號碼，所以查得還算順利。他們先從市局交警部門查到了該三輪車的相關信息：該車屬於居住在虹口區衡水路78號的郭阿桂所有，他本人就是這輛營運三輪車的車夫。於是三人前往虹口分局了解郭阿桂的信息資料。

虹口分局治安科副科長鮑正義向三人說了說郭阿桂的情況：郭阿桂，四十五歲，蘇北鹽城人，早年逃荒來滬，以行乞為生。之後，從車行租了黃包車當起了車夫。此人生性狡猾，見人常麵帶三分笑，背後則恨不得捅你一刀。然後，他加入了青幫，做了黃金榮的徒孫。1927年，蔣介石開始籌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黃金榮積極參與，他的徒子徒孫奉命一概聽從號令為蔣介石效力。郭阿桂因以前在蘇北老家學過點兒三腳貓功夫，於是就讓他暫停拉車，編入專門對付中共領導的工人糾察隊的由反動幫會、地痞流氓分子為主組成的“上海市民義勇團”。在發生於寶山路上的國民黨對工人糾察隊大開殺戒的血腥行動中，郭阿桂是眾多幫凶之一。事後，他獲得了一輛洋車（黃包車）的獎勵，自此，他就拉起了屬於自己的黃包車。後來，他賣掉洋車，又買下了一輛三輪車。

郭阿桂一貫低調，不管做了什麽都習慣於不事張揚。據說他有多次機會，可以不必自食其力靠拉黃包車和三輪車度日，可是，他每次都主動放棄。時間一長，青幫師父和師兄弟也就不再提供提攜機會了。殊不知，正是由於這份低調和識相，郭阿桂留給外界的印象就是一個老實本分終日辛勞的車夫。別說外人了，就是派出所也以為他是一個清白的“勞動人民”。直到8月下旬，虹口分局收到榆林分局轉來的一份在押人犯揭發的材料後，方才清楚原來他是一個疑似曆史反革命分子。分局治安科原本是要動他的，拘留證都已經開好了，送到局長室去簽字時，領導的意思是新中國即將成立，市局擬在最近組織全市統一抓捕行動，可將郭阿桂放在屆時抓捕的名單中一並拿下。

吳萬清說了說專案組麵臨的外調需要，鮑正義說他要去向領導請示，看是否能作為特例先把這家夥拿下再說。當天午後，郭阿桂就落網了，直接押解江寧分局。

吳萬清見到郭阿桂後，開門見山道：“9月2日你在幹什麽？”

郭阿桂一臉無辜，稱那天他在大通路朋友齊真章家裏喝酒、打牌，在場的除了齊真章，還有另外兩個朋友老趙、老陸。吳萬清說：“聽說你多年來一向自食其力，勤勞節儉，一年到頭都不肯休息一天，最近哪來的閑空兒啊？”

郭阿桂馬上標榜自己是正宗勞動人民，勤勞節儉，說：“那天是因為發生了特殊情況——我的三輪車失竊了，是在新成區大通路下客時因送一位腿腳不便的老年乘客進弄堂內的家裏那麽幾分鍾時間裏被人騎走的。我當時就向新成分局報案了，從分局出來，正準備回家等候消息時，正好遇到老齊。他問明情況後，安慰了我幾句，說幹脆去他家坐坐，我就去了。老齊又約了住在附近的兩個朋友老趙和老陸。那天我回家已是晚上九點多了。第二天，我去新成分局問案子破了沒有，民警同誌說還沒有，讓我回家等消息，破了案，起獲了贓物，他們會給派出所打電話通知我的。我回家又等了一天，到第三天傍晚，派出所派了一位同誌通知我說我的三輪車已經找到了，讓我第二天上午十點帶上購車發票、軟牌照去新成分局領回。第二天，我去新成分局領到了三輪車，民警告訴我是誰騎走了我的三輪車還沒查出來，車子是昨天上午在新閘路溜冰場門前被群眾發現後打電話報告分局的，他們就派人去騎回來了。考慮到我是靠這輛車掙錢養家的，他們就通知我先把車領回來了。”

像吳萬清這樣的資深刑警，跑來跟郭阿桂見麵當然不是來聽這種巧合味十足的故事的。郭阿桂越是這樣說，他越覺得這主兒就是把自己的三輪車提供給殺手的涉案分子之一。於是，他先把郭阿桂晾在一邊，叫上小邢和小曹，按照郭阿桂所供稱的那些跟三輪車“失竊”及隨後發生的情況相關的那些情節，一個個去調查。

應該說，郭阿桂雖然生性狡猾，但是多年來由於缺乏在這方麵“更上一層樓”的“上進心”，放鬆了“學習”，忽視了對製造謊言的訓練，所以刑警在調查第一個情節即所謂“載客至大通路把腿腳不便的老年乘客攙扶下車送進弄堂內的家裏”時，就發現了明的破綻：這條弄堂既狹窄又短淺，而且隻有一個進出口，一共隻住著三十多戶居民。刑警逐戶走訪，反複詢問，整條弄堂既無腿腳不便的老人，那天也沒有男女老少乘坐過三輪車和黃包車。那麽，會不會是哪戶人家有這樣的親友登門做客呢？ 也沒有。

郭阿桂的第一個謊言被戳穿了，按說往下也就不必去核查了，但吳萬清他們還是去走訪了齊真章、老趙和老陸，然後第二個破綻也出現了：據齊真章說，早在那天之前兩天，他就已經接到老郭打來的傳呼電話，說好久沒見了，挺想念他和老趙、老陸的，後天他正好有空兒，過去看看他們。這三位，其實因為郭阿桂多年來一直全年無休埋頭搞人力車營運掙錢，早已不跟他來往了。不過，老郭手裏捏著他們的把柄：當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寶山路屠殺工人糾察隊時，他們也是在場幫凶，是一個小組的，郭阿桂因是青幫分子便被指定為組長。大家都是道上的，也就不用老郭提醒便知道他們是“一根繩上拴著的螞蚱”，所以，別說此刻老郭提出要來坐坐了，就是叫他們停下手頭的活兒（這三人也是“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合夥開了一家五金小作坊）陪他去外地溜達一圈而且得由他們承擔一應費用，他們也不敢道個“不”字。當然，這是後來破案後他們交代出來的，此刻幾人都是心知肚明，三緘其口，一字不漏。但那天郭阿桂前往坐坐，四人喝酒聊天時沒關照過什麽話頭，所以現在警察登門了解情況，隻有如實而言。不過，這麽如實一說，就為老郭增添了一份不利因素。

通常說來，郭阿桂麵對著這種情勢，隻有審時度勢乖乖招供的份兒了。可是，郭阿桂的思維跟常人有所不同，他發現自己向殺手提供三輪車時事先沒做好功課，想當然以為隻要有個說法就可以了，所以經不起警方調查。於是，他不再吭聲。但是，據同監房的犯人稍後向看守員密報，說郭阿桂回到監房後大怒，倒也不是惱怒刑警，也沒埋怨自己，隻是咬牙切齒地把一個叫作“關崽子”的十八代祖宗一一罵了個遍。一直到專案組偵破了這起案件，作為殺手之一的“關崽子”被捕後供出了他向郭阿桂借三輪車作為作案工具的事實，刑警根據“關崽子”的口供分析，這才明白郭阿桂遷怒於他人的原因——“關崽子”向郭阿桂高價借三輪車時，隻說“晚上要去搞點兒東西”，那就是盜竊案了，因為貪圖蠅頭小利，所以這才點的頭。因此，當郭阿桂折進江寧分局被訊問時聽說三輪車涉及謀殺案，便開始惡毒咒罵“關崽子”了。

在吳萬清、小邢、小曹三人進行突破零口供攻堅戰時，薑少雄、孔大虎、尹春白三刑警正在調查鬱煥崇死裏逃生後留下的物證手銬的來源出處。

這副手銬一看便知是舶來品，據鬱煥崇說，這應是三十年代中期法捕房向德國購買的那批手銬中的一副。大約是1934年秋天他去法租界嵩山捕房辦事時，正好看見公董局警務處送來下發給該捕房的手銬。當場開箱點檢，他也隨手取了一副查看，記得這批手銬在式樣上有所不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這批手銬是有鋼印編號的，就像手槍一樣。這次死裏逃生留下的那副手銬，式樣與當年他所看到的一致，不過沒有鋼印。仔細查看，鋼印是被磨掉了。

薑、孔、尹三刑警先去了當年法租界嵩山捕房即現在的上海市公安局嵩山分局。他們查看了分局刑警隊警員使用的手銬，有幾種式樣，但並無一種跟他們帶去的那副相同。他們找了三位當初是該捕房華捕（華人巡捕）現為留用警察的老探員，給他們看了帶去的那副手銬，確認式樣與當初那批手銬一致。

於是三刑警就去查原嵩山捕房的物資檔案。嵩山分局接待他們的宗秘書說所有舊檔案由軍代表接管後，原是封存在分局的，7月份已經根據市局的指令全部上繳了，用汽車拉到建國西路75號去了。於是他們便往該址去打探，所有舊檔案果然都在那裏的臨時庫房裏。市局已經組織了一批以進步大學生為主的力量在進行整理工作了。他們的運氣不算好，但也不能算是特別差，因為到第二天中午時，就把所要查閱的那份檔案給找到了。

檔案顯示，這批手銬總共三千副，是1934年11月從德國采購的。這些手銬運抵上海後，由公董局警務處分發至法租界六個巡捕房以及直屬警務處的特別隊、政治處（負責偵查政治性案件）、刑事處、法警科一千二百副，其餘一千八百副存於軍械庫，兩年後調撥越南西貢市警察局。那一千二百副手銬，因德國標準與東方人的手腕相配顯大，所以各單位在使用中對此不滿意，半年後便全部封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占領滬上租界接收捕房，核對物資賬目還有一千副，另外二百副據記載己由警務處總監法伯爾簽批準予贈送“中華民國蘇浙行動委員會”，接收人是該委員會常務委員杜月笙。抗戰勝利後，那一千副手銬被國民黨政權接收，還是沒被使用。上海解放後，那一千副手銬已被我方接管。於是三刑警又前往市局庫房，翻箱倒櫃找出了那批德國手銬，一點數，一千副一副沒少，上麵的鋼印號碼赫然在目，跟他們手頭的那副相比較，果然一模一樣。

這就是說，殺手用來作案的那副手銬確實是當年從德國購進的那批貨中的一副，但那應該是杜月笙從公董局警務處免費獲取的那二百副中的一副。

線索還是這一條，但轉向了。杜月笙是沒法兒找的，這位青幫大亨在上海解放前夕已經前往香港定居了，專案組不可能與其取得聯係調查此事，所以隻好另覓他法了。

杜月笙沒法兒找，那是否可以找找解放後尚在上海的估計會知曉手銬之事的當年在杜月笙身邊的知情人呢？專案組試著一打聽，運氣還不錯，果真找到了一位。這人年歲尚輕，但在滬上幫會群中名氣頗響，人稱“小黃先生”。厲害吧？因為他是杜公館的總賬房——這個位置在杜公館是要緊位置，十多年前原總賬房小黃之父老黃先生病逝後，他就成了接班人。

當刑警登門拜訪時，小黃先生正在家裏習練書法。他的記性甚好，聽刑警說明來意後，幾乎是不假思索立刻點頭：有這事，是這樣的——

1937 年 9 月上旬戴笠組建“蘇浙行動委員會”時，因該組織當時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肅清奸細，故戴笠要求杜月笙設法提供短槍和手銬。杜月笙即斥資派人去海外購置駁殼槍及子彈，至於手銬，杜月笙則利用他跟法租界公董局警務處的關係，直接向人家要。警務處總監法伯爾當然要給杜月笙麵子，便簽批贈予其二百副手銬。小黃先生還記得，手銬是杜月笙的一個徒弟親自去公董局警務處取的，取後拉到杜公館，當晚就有人來拿走了。這些手銬後來情況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9月17日上午，專案組開會匯總調查情況和研討如何進行下一步工作。匯總下來，兩撥調查人員遇到的情況都使人沮喪：訊問三輪車車主郭阿桂，他就是不開口，抱定零口供宗旨；手銬線索查下來，最後定格在杜月笙從法租界公董局取走的那二百副上。

孫燕生說：“我們都是接受過保衛或者刑偵技能訓練的，還有實踐經驗，可是我們沒有學過預審，也不懂什麽心理學。當然，那個姓郭的嫌疑人估計也沒有接受過‘反審訊’訓練，人家的零口供是臨時起念，這是天生性子所致。我考慮接下來是不是可以把郭阿桂交給市局預審高手去對付。手銬這條線索看來也沒法兒往下查了，幹脆撇開算了。咱們另外開辟新的調查方向，什麽方向大夥兒一起商討。同誌們看怎麽樣？”

大夥兒正要發言討論時，忽然來了一個電話，是分局秘書室打來的，說接到市局電話通知，請吳萬清和孫燕生兩位同誌這就過去一下，領導有事找。

於是，吳萬清宣布會議暫停，請大夥兒就地待命，等他們從市局回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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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樓

  樓主| 發表於 2020-11-20 17:29 | 隻看該作者

六、引蛇出洞之計

 

上世紀解放伊始及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官方、民眾對盤踞台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以及幕後支持者美帝，一概統稱為“美蔣”由台灣派遣至大陸從事破壞活動的特工，則稱其為“美蔣特務”，“美蔣特務”這個詞在當時各大報紙和新聞播報中出現的頻率還是蠻高的。在公安機關的反特工作中，香港則是一個敏感詞。當時的廣州、上海，連坊間百姓隻要聽見有人說及香港，也會一個激靈。所以，本案發生初期曾提及過的上海市公安局接連收到兩封發自香港的檢舉沈存美的前夫羅成功謀殺鬱煥崇的電報，自然引起了市局相關領導的重視，甚至還驚動了分管政保、情報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潘漢年。早在孫燕生從鬆江返回上海市區後向領導提出要求設法了解香港那兩封檢舉電報之前，市局分管政保的副局長揚帆在向潘漢年匯報該案案情後就已開始設法調查那兩封檢舉電報的背景了。

當時，華東局社會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在香港都有各自的情報工作密點，但各不相關。隻有在特殊情況時，在接到各自上級領導的指令下，才有條件地進行階段性合作。現在，上海市公安局要調查通過香港民用電報營業點拍發的兩封電報，算不上特殊情況，所以就未驚動華東局社會部。駐港情報人員本著認真負責的原則，不但調查了拍發這兩封電報者的住址和姓名，還對該人的背景、現狀等情況作了秘密訪查。9月17日淩晨三時，方將這份情報通過密台發送來滬。

這份情報的內容是：這兩封電報係香港九龍彌敦道“興發食品店”店主麥鑫出麵去電報局拍發的，查此人背景，並無結交江湖黑道以及任何政治團體之舉；個人品行愛好：嗜賭，貪色，經常舉債。近日他新結識一女子燕某，係娼妓出身，現供職於“仁祥東南亞土特產貿易公司”。查該公司背景，實係台灣“國防部保密局”設於港島之特務機構。

上海市公安局在獲悉上述情報後，政保處領導馬上斷定“私家偵探失蹤案”的作案者涉特。上午，政保處領導在向揚帆請示獲準後，決定審時度勢立刻改組原該案專案組，以反特思路偵查該案——這，就是吳萬清、孫燕生接到市局急電召見的來由。

時任政保處辦公室主任的王征明跟吳萬清和孫燕生談話，說了兩點：一是傳達香港密電內容，二是宣布改組原專案組——由市局政保處直接領導，增加五名組員，如果人手不夠，可提出加派便衣。改組後的專案組，由孫燕生同誌擔任組長，吳萬清同誌擔任副組長。

當天下午，改組後的專案組首次開會，分析案情是接著上午中斷的內容繼續下去的。孫燕生是個思維非常活躍的政保工作者，他離開市局後因受香港那份密電內容的啟發，已經有了新的思路。這樁案子已經偵查了半個月，不能再延緩下去了，涉特案件不像刑事案子，有時變數甚大，所以動作要快，有捷徑可走的話一定要尋覓。現在，孫燕生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捷徑，於是直截了當亮出觀點：“大夥兒看咱們如果請鬱先生出場走幾步如何？”這話一說，在場一半以上的同誌都十分詫異，隻有副組長吳萬清和新來的偵查員李耕雲臉上露出那種表示領悟和欣賞的神情。孫燕生於是微笑道：“請老吳和小李談談吧。”

吳萬清和小李的想法跟孫燕生不謀而合：鬱煥崇的對手可能就是台灣“國防部保密局”在香港設置的特務機關“仁祥東南亞土特產貿易公司”，具體動手執行的殺手可能是“保密局”在上海的某個潛伏特務組織，也有可能是“仁祥公司”派往滬上的專業行動特工，考慮到殺手對鬱煥崇以及沈存美的情況調查得那麽到位，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小李和吳萬清都是資深地下情報工作者，對國民黨特務的情況比較了解，所以他們就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一點：既然鬱煥崇是被“保密局”盯上必須幹掉的目標，那麽按照“保密局”的職業特點，如果他們發現一心要除掉的目標鬱煥崇死而複活突然現身的話，那麽在大吃一驚之後，肯定不得不重新策劃一次暗殺行動。剛才孫燕生所說的“請鬱先生出場走幾步”的意思應該就是這樣。

孫燕生聽吳萬清和小李說完後，笑言“不謀而合所見略同”，遂請一幹組員對此發表意見，強調“最想聽到的是不同意見”。

一番討論後，這個設想通過了，於是立刻向市局政保處上報請示。

這種需動用苦主本身引蛇出洞的方案一般是不大使用的，因為風險太大，稍有不慎敵特就有可能真把鬱煥崇給滅了。因此，市局政保處對此做不了主，還得向市局領導請示。專案組一直等到次日上午，方才接到批準該方案的通知。

稍後，一輛由電話公司工具車改裝的綠色八座汽車悄然駛離上海市區，前往鬆江軍分區招待所，把鬱煥崇接回上海，安置在市局政保處的一個秘密地點。孫燕生和吳萬清代表警方跟鬱煥崇談話，當然，可能是出於保密需要，以及避免驚到鬱煥崇之故，沒有向他透露該案係“保密局”主謀，隻是說由於對三輪車和手銬兩條線索的調查均無果的原因，現在準備實施引蛇出洞之計，想請他出場一下。鬱煥崇畢竟是內行，當下一聽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隨即點頭讚同。市局和政保處領導事先已有指示，鑒於鬱煥崇所從事職業的特殊性，製訂行動方案時應請他一並參與，不但要讓他當麵聽，還應征求他的意見，甚至請他出主意。

引蛇出洞方案很快就形成了，安排鬱煥崇出場走以下三步——

第一步，9月19日，鬱煥崇乘坐在馬路上招的一輛出租車堂而皇之地返回其家裏。在坊間形成一條新聞， 但如有任何包括其妻兒在內的他人問起其失聯情況，則應稱“因業務之需，前往外埠秘密調查”，以堵住他人的打聽。第二步，之後，鬱煥崇則深居簡出，對外稱“休息數日，以解出差之疲”。在此期間，不接待任何親朋好友。若有業務事宜，則請與其事務所聯係，事務所每天通過派人登門傳遞書麵材料或者當麵報告的方式讓鬱煥崇了解業務情況，但不辦案，也不開會。第三步，兩天後，鬱煥崇向事務所前來傳遞材料的人員下達指令：次日將在某飯館與全所職員聚餐，讓內勤預訂一個包間。

鬱煥崇走出這三步後，相信敵特方會對此作出反應。然後，他們應該會盡快製訂行動方案，再次暗殺這個竟然大難不死的目標。而這時候，敵特的蹤跡應該已經被專案組發現，通過跟蹤以及其他方式的調查，掌握他們的窩點及人員數量等，屆時就可實施收網行動。當然，如果敵特方急不可耐，趕在鬱煥崇走第三步甚至在完成第一步返家後即實施暗殺，我方則必須保證鬱煥崇不受傷害，應不顧一切立刻行動，當場將殺手抓獲。一旦情況出現即將失控端倪時，可以開槍，但力求留活口。三人商討時，孫燕生提出為防萬一，專案組可以向上級提出臨時給鬱煥崇配備手槍。鬱煥崇對此表示感謝，但婉言謝絕了，他說他自帶匕首即可。後來知道，鬱煥崇年輕時跟那個武僧學武時，習練過飛刀，其速度、力度和準頭所產生的殺傷力，在近距離的範圍內簡直不遜於手槍。

當時，專案組尚未知悉敵特方要殺害鬱煥崇的原因，隻是將其9月2日的那次遇險作為敵特分子的一次“正常”暗殺行動。因此，在製訂上述方案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到對鬱煥崇再次遭遇暗殺的防範措施。製訂方案的核心人物是孫燕生、吳萬清和鬱煥崇自己，三人從暗殺行動方的角度反複考慮了再次實施暗殺的下手機會，據此製訂了相應的保護措施。為此，專案組向上級呈遞的方案報告中提出要求增派十二名便衣，用於對鬱煥崇的秘密保護和一旦敵特目標出現時的跟蹤。至於最後在飯館設伏準備收網時，因為不清楚敵特方會出動多少名殺手，所以除了專案組成員和增援的便衣外，還要求調派公安武裝（現稱“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協助。該方案上報後，當天就獲批了，於是他們開始緊鑼密鼓地做準備。

9月19日，正式開始實施引蛇出洞之計。當天中午，鬱煥崇乘坐一輛出租車回家，車行至梵皇渡路聯義坊停下，鬱煥崇還沒下車就被幾個正在路邊站著閑聊的鄰居發現，幾聲驚呼之後，便撲到出租車周圍。鬱煥崇剛付了車費下車，就被聞訊而至的其他鄰居團團圍住。大家自要打聽他這些日子的去向，老鬱便稱去外埠出差了。眾人簇擁著他往家走，行至一半，得到報信兒的妻子沈存美已經帶著兒子鬱光耀奔過來迎接了。

鬱煥崇嚴格按照專案組製訂的方案行事，不用說，聯義坊周邊自是已經密布化裝後的便衣，還有幾位事先已經“租”下了居民空餘的房子，人住後就宅在“家”裏了。當天傍晚，正是那些上班族下班的時候，聯義坊一片因為鬱煥崇的歸來而變得熱鬧起來。梵皇渡路派出所的民警根據專案組的安排，也適時出現在人們麵前。他們進了鬱煥崇家，當著趕來看望鬱煥崇的鄰居的麵，以公事公辦的語調詢問鬱煥崇這些日子去了哪裏？在幹什麽？事先為什麽不跟家裏打個招呼？鬱煥崇不慌不忙地一一回答。 民警臨末對他作了一番“不容拒絕”的訓誡，要求他必須作出書麵承諾：今後不再發生這種驚動警方攪擾家人鄰居之舉。鬱煥崇點頭答應，然後客氣地把民警送出家門。經這麽一折騰，關於鬱煥崇的新聞早已飛離聯義坊和梵皇渡路，當晚連外灘的居民都已經知曉。第二天上午，隨著梵皇渡路上班族的傳播，已經傳至大楊浦和浦東。

一直在幕後默默關注著的孫、吳二人，得知情況後竊喜，尋思這就不愁傳不到相關敵特分子那裏了。等著吧，他們很快就會上鉤的！哪知，接下來幾天竟然一直風平浪靜，方沒有任何反應。不但專案組，連一直密切關注此案的政保處領導乃至市局領導，對此也感到十分驚訝，這是怎麽回事呢？

 

七、案情終於大白

 

這是怎麽回事？其實，追根究底，該案的發生與鬱煥崇的鄰居、二十四歲的青年尹逸人有關。讓我們先從這個供職於美商上海電話公司的已有九年工齡雖然年輕但已被稱為“尹師傅”的小夥子說起——

尹逸人，祖籍浙江鎮海，出生在上海。其父尹信芳原是外洋客輪上的機匠，一次遠洋航程中，在風雨交加的夜晚搭救了一個喝醉酒後即將掉落大海的美國旅客麥克爾。麥克爾是美商上海電話公司的一名工程師，次日酒醒後得知昨晚的驚險一幕，便摘下手上的戒指連同金懷表作為答謝酬金。尹信芳拒收，說船員做這種事情係天經地義的責任。船抵達上海後，麥克爾上岸時給尹信芳留下了一紙便條，上麵用漢字寫著他的辦公地址，另有若幹英文，尹信芳在洋輪上待了多年，略微識得英文，勉強看懂這是寫給美商上海電話公司門衛的，意思是持條人是他的朋友，許可入內，不得為難。麥克爾對尹信芳說：“你是一個優秀的員工，如果你願意放棄遠洋輪水手的工作，歡迎你來美商上海電話公司上班。”

沒多久，尹信芳就進了美商上海電話公司，做了一名機修工。數年後，尹信芳以前熟識的一位朋友範某從外地來滬謀生，在北京路經營一家生產五金配件的作坊，尹信芳有空兒時會去坐坐，兩人很談得來。範某的真實身份是中共地下黨，跟尹信芳接觸是奉組織之命將他發展為黨員，以用其職業特長做一些其他同誌難以完成的工作。一段時間後，尹信芳的覺悟提高到一定程度，開始為中共從事相關工作。不久，組織上決定發展他入黨，但還沒通知到他本人，組織內部就出了叛徒，尹信芳上了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大隊的黑名單。警備司令部特務在尹信芳下班途中企圖逮捕他，他奮勇反抗，被特務亂槍擊中，光榮犧牲。由於這是一次“越界行動”（當時租界當局與華界政府簽有條約，雙方不能直接進入對方界內實施抓捕，應遞送照會由對方警局執行後引渡），敵人便不敢聲張。當時報紙刊登新聞稱這是一起“劫匪綁架未遂而開殺戒”的刑案。美商電話公司接受這種說法，因死者是在下班回家途中遭遇不測，故給予家屬撫恤金。當時的尹逸人還是一個九歲孩童，此後，他與母親相依為命過日子。其母是醫院護士，有一份收入，加上組織上對烈士遺屬不定期的經濟援助以及美商電話公司的那筆撫恤金，尹逸人得以繼續維持學業。

1940年，尹逸人初中畢業，中考落第。他去找了當年被尹信芳救過命的美商電話公司工程師麥克爾先生，希望能進電話公司打工。麥克爾念及舊情，設法斡旋，使得尹逸人得以順利進入這家當時在滬上被公認為是“金飯碗”的外資公司，有麥克爾先生的襄助，公司對他照顧有加，安排他做了一名專門處理客戶電話故障的修理工。這是一個在電話公司受人羨慕的崗位，不但可以學到技術，而且還能憑這門技術在跟客戶接觸中獲得經濟利益。尹逸人繼承了老爸的優良基因，不但腦子靈活，動手能力還特強，加上帶教師傅的傳授及麥克爾先生偶爾給予的點撥，所以他的業務能力提高甚快，不到一年就有了處理尋常故障的技術能力。

尹逸人性格開朗，喜歡交友。由於其母有日班也有夜班，還有機動班，母子倆相處的時間比較少。他缺乏成年人給予的生活經驗指點，交友不分良莠，覺得談得攏就一起吃吃喝喝。而當時的上海灘，租界正處於“八一三”淞滬會戰後的“孤島時期”，中外各方情報人員的隱蔽活動非常活躍。不幸的是，這位中共烈士之子竟被“軍統”上海區的特工盯上，指派特務與其交友，要求他利用職業之便為他們的特務活動提供幫助。尹逸人認為此是抗日義舉，樂意相助，事後還拒絕接受人家的“意思”。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滬上租界一夜之間被日軍占領，“孤島”從此消失。尹逸人供職的美商電話公司歸並由原日本華中電信公司改組的日本與汪偽政府合營的“華中電氣通信株式會社”，尹逸人被留用。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接收了敵產“華中電氣通信株式會社”，歸還美商產業後，重新將其分解為“交通部上海國際電台”“上海電信局”等單位。尹逸人因為年輕，人又聰明，就被調往“交通部上海國際電台”，讓他接受培訓後操作收報機和發報機，有空閑時間時還讓他學習處理收報機和發報機故障技術。

轉眼到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交通部上海國際電台”被我方接管。當時，由於軍事戰爭、情報反特戰線的需要，我方急需大量專用於隱蔽戰線的報務、密碼破譯、偵測和反偵測部門的技術人員。為此，中央指示“廣泛物色政治可靠且具有培養前途和發展潛力的青年，擇優錄用，可予以培訓扶植，建立我們自己的一支特殊隊伍”。這種招聘當然不可能登報張揚，而是由組織上指派專人悄然進行。中共中央華東局受命組建位於蘇北行署區鹽城縣的一個對外不公開的內部學校，用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培訓基地”。為此，於 1949年7月中旬發文通知下轄各省區（區，指蘇南、蘇北、皖南、皖北四個省級行署區）選送學員。可想而知，幹這等絕密活兒的角色，組織上選派前對其的各種審查會是何等嚴密。當時有規定，進行這項工作前，先由組織部門對審查小組成員進行嚴格審查。

7月下旬的一天，尹逸人上班後被單位領導喚去，由黨委書記親自出麵跟他談話，宣布經組織決定，他被作為從事某項保密工作的候選人員，這是他的光榮，也是本單位的光榮。說著，黨委書記拿出一份用打字機打印的表格讓尹逸人當場填寫。這份表格由四頁紙組成，上麵列出的欄目、內容詳盡到簡直使人瞠目結舌，而且必須當場在黨委書記的親自監督下填寫。尹逸人對其中有些內容比如祖輩等情況不太清楚，無法填寫，問是否可以回家去問問母親後再填寫，立刻被拒絕。黨委書記說填不了的可以不填，組織上會審查清楚的。

尹逸人並非中共黨員，甚至連單位共青團讓他打入團報告他都婉拒了。他生性自由散漫，不喜歡受到約束，因此，對領導所說的這份光榮工作其實並不感興趣。所以，填過表格後他也就沒當回事，內心便是希望自己落選。黨委書記反複叮囑他此事不管往下進行得如何，都必須守口如瓶，哪怕對其母親也必須保密，如若違反，有關部門將會對他采取嚴厲措施，到時候，黨委書記也保不了他。尹逸人還是第一次跟黨委書記這麽近距離接觸，當下還真給嚇著了，自是諾諾連聲頻頻點頭。

使尹逸人大吃一驚的是，這等保密的事情竟然被外人知道了。數日後的一個下午，尹逸人接到“梅龍鎮酒家”的一個電話，說有人訂了包間，所請客人中有他，務請今晚七點光臨。尹逸人還沒問是哪位朋友請客，對方就已經掛斷電話了。尹逸人由於所從事職業的關係，這種莫名其妙請客的事兒多了去，所以就沒多想，決定赴宴。當晚，尹逸人準時前往。到得“梅龍鎮酒家”對方事先預訂的包間，推門一看，暗吃一驚，裏麵那張可供十人用餐的大圓桌前竟隻坐著一個人，這位還是他的熟人——蕭笛！

尹逸人認識蕭笛已經八九年了，當時上海還是“孤島時期”。蕭笛是經朋友介紹主動找上門來的，直截了當介紹他是戴先生的部屬，是“軍統”上海站特工，想跟小尹先生交個朋友。然後，尹逸人就開始給“軍統”做事了。這就是特務活兒了，不過在他看來，這種特務工作不錯，既刺激又有一種神聖感，因為這是針對日偽方麵的抗日行為。他具體做的有兩樣活兒，一是利用檢修電話搞定時竊聽，二是在蕭笛指定的某根外線上臨時連接隱蔽話線，供“軍統”在實施某項行動時使用，用畢即拆下，消除痕跡後離開現場。尹逸人每次都能按照蕭笛的要求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而且純屬義務，因為他拒絕收取蕭笛給予的補貼或者禮物。這種活兒，尹逸人為“軍統”一直幹到抗戰勝利。 1945年9月下旬，他接受了前來跟他告別說奉命調往南京的蕭笛的宴請，收下了對方贈送給他的一塊日本手表。從此，尹逸人再也沒跟蕭笛有過聯係——也沒法兒聯係。

當下，尹逸人心起狐疑，跨入門檻的那隻腳正想往後退時，蕭笛已經一躍而起閃至跟前，以那種久別重逢的熱情握住了他的手。此刻一握手，尹逸人便有一種綿羊蹄掌落進老虎爪子的感覺，於是，這就不可能離開了。

蕭笛請尹逸人坐下，桌上已經擺齊了酒菜，他打開一瓶酒，斟了兩杯，跟尹逸人幹了一杯，說：“咱倆是忘年老友久別重逢，不容易啊！小尹你放鬆點兒，咱們好好聊聊。”尹逸人別無選擇，隻好跟對方聊天，問他現在在哪裏高就。對方答稱還幹老本行，談不上高就，晉升中校了。此次特地從台灣來滬，專為跟老弟敘舊情以續新誼。尹逸人尋思老蕭原是“軍統”，那麽現在就是“保密局”的了，從台灣來，那就是美蔣特務啊！

蕭笛問尹逸人如今在共產黨手裏打工的情況，尹逸人說他調到國際電台去了，原本收入還可以，現在減少了。蕭笛笑道：“對於老弟來說，這應該不算什麽。你雖然年輕，卻是有為之才，早在三十年（指民國三十年，即1941年）就已經在為‘軍統’效力啦，如今也算是資深人士了。至於經濟方麵，黨國從來沒虧待過老弟，每月的薪餉局財務處都是給你留著的，‘保密局’移至台北後，都給你存在銀行。如今的總數已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款項了，你隨時可以領取。番話說得尹逸人大驚失色，急赤白臉解釋自己當初並未加入“軍統”，相幫幹些於抗日救國有益的事情是出於民族大義。蕭笛說：“小尹你不用著急，我沒打算把你怎麽著，隻不過是提醒你一下，這些情況如果讓中共的公安機關掌握，那看來你就要到局子裏去說了，因為，我們手頭還有你當初留下的一份墨寶。”

蕭笛把一張照片放在尹逸人麵前，那是尹逸人在一份打字機打印的文件上的簽名和指紋，這份文件的標題是“誌願加入軍統局宣誓書”，落款時間是民國三十年三月二日。尹逸人看了又看，不得不承認確實是自己的親筆筆跡，但他怎麽也回憶不起自己曾經簽過這麽一份文件。

蕭笛說：“有可能當時你喝高了， 那段時間我們不是經常在外麵下館子吃喝嘛。不過，如果中共警方麵對著這份文件，你所有的解釋都是蒼白無力的。”

尹逸人終於意識到蕭笛來者不善，自己十有八九交上厄運了。當下強迫自己定下神來，問：“蕭先生此番找我有何貴幹？”

蕭笛點頭道：“這就對了！沒有必要在你當年是否參加過‘軍統’那件事上糾結了，咱們談眼前的事兒。敝人此次奉命來滬，還真的是專為會會老弟，主要是請你填一份表格。”到這當口兒，尹逸人已經知道無法跟對方說什麽當年是否參加“軍統”之事了，老蕭說的沒錯，隻要把這張照片寄往公安局，人家前腳收到，後腳就會拿著手銬來登門拜訪了，而且後果很嚴重。這麽想著，各種消極情緒聚集起來的那股氣惱沮喪反倒泄了，便說：“什麽表格，讓我過目再說。”

待到蕭笛把一份空白表格放到尹逸人麵前，他幾疑置身夢中：不能不佩服“保密局”特務收集情報的能力，這竟是他數日前剛剛填寫過的單位黨委書記親自在場看著他寫的那份表格！被黨委書記說得那麽重要神秘的絕密材料，眼前這個美蔣特務也持有一份，這——這太厲害啦！

蕭笛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把一支鋼筆放在表格上說：“我們知道你已經填過一份了，現在請你按照之前所填寫的內容再填寫一遍，填不出的也讓它空著就是。”

尹逸人簡直懷疑自己的腦子被強行灌了糨糊，似乎已經迷糊了。當下他也不去想其他，就把表格如同之前那樣填寫了一遍。填畢，蕭笛遞給他一個空白信封，讓他把表格裝入信封後封好口，隨即把封口按在茶壺上烘幹，要求他在兩側封口上都簽下姓名。蕭笛見尹逸人麵露不解，便解釋說上峰有話此係機密，他無權過目。

餐畢，臨別時蕭笛說：“此事就到這裏，你回去後一切照舊，就當啥事也沒發生過。回頭需要再跟你說啥事時，會通知你的。”握別時，蕭笛豎起手指在嘴前做了個封口的手勢。

尹逸人的這個忘年交蕭笛，真名叫曾登峰，江蘇徐州人氏，早年幹過警察，抗戰爆發後參加“軍統”，被派赴上海，成為“軍統”上海站的一名行動特工。由於他是半路出家，學藝不精，上司認為他不是一塊搞行動的料，就想出了一個崗位安排他頂上，這個崗位原本上海站是沒有的，稱為“機動協辦”，具體說來就是根據需要隨時打發他去給其他特工做臨時助手。可能是幹過警察的原因，蕭笛的協調能力很強，跟外界三教九流打交道聯係事兒都能順利搞定。尹逸人就是蕭笛在做“機動協辦”工作時搞定的一個對象。

蕭笛對“機動協辦”這個崗位很滿意，煩是煩些，但他是警察出身，耐得了煩，主要好處一是安全，二是可以從活動費用中撈些油水。抗戰勝利後，“軍統”搞特務複員，“機動協辦”崗位撤銷，他“下崗”了。不過，稍後改組為“保密局”的老東家又把他召回去了，因為國共內戰開打了，特務這個行當又成了香餑餑，讓他給一線特工做協辦服務最為合適。複員時蕭笛是少校，被召回歸隊後給他晉升一檔成為中校。轉眼到了1949年，國民黨敗逃台灣，蕭笛最初也去了台北，但沒過多久就接到命令讓他去浙江舟山，當時，舟山是“保密局”向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派遣特務的出發地。毛人鳳下令在舟山設立“國防部保密局東南 01 工作站”，任命蕭笛為站長。這個站的工作就是為前往上海、杭州等江南城市潛伏或者執行任務的特務提供一應武器裝備和相關人脈，蕭笛因此就被毛人鳳稱為“拾遺補缺專家”。

1949年7月26日，這個“拾遺補缺專家”接到上司通知，命其放下手頭的所有工作，化裝潛入上海執行一項特別任務。

該任務跟尹逸人有關：這小夥子當年確實是在不知情或者滿不在乎的狀態下簽署了蕭笛出示的那份加入“軍統”的文件，但是，因為他一直拒絕接受薪餉，所以認為跟“軍統”沒有關係，有關係的隻不過是那個被他稱為“蕭哥”的蕭笛。而“保密局”方麵則因為他已經履行了書麵手續，所以將其作為一員。當然，這種“一員”在抗戰勝利後的特務複員中是會被踢出的，但可能由於這人一直沒有領過薪餉的原因，所以人家把他給忘了。“保密局”遷往台灣後，在清理檔案時把未被裁員的特務重新整理了一份名單，其中有尹逸人的名字。由於尹逸人供職的單位是容易引起特務行業注意的電信部門，所以就作為另列名單製作副本送往高層另存。然後，就發生了中共中央華東局秘密審選特殊崗位學員之事，被潛伏特務獲得信息後作為重要情報發送台北。此類情報規定是收到即須報送高層的，某個主管高層的大特務不久前剛看過高層另存備份的那份名單，幹這一行的自有超人記憶，隨即跟腦子裏尚未消弭的尹逸人的姓名融合起來，於是就成了“保密局”的一樁喜事兒。

可以想象，想要把一名特務安插進中共的特殊部門是何等困難，而現在，這個機會竟然是自己送上門來的，因此毛人鳳和主管台灣情報口的蔣經國也立刻知曉了。不管是毛人鳳還是蔣經國，自然都會有“不惜代價促使此事成真”的想法。這種部門吸收成員，當然必須經過嚴密審查，於是“保密局”高層就指令派人赴滬指導潛伏於滬上的情報特工按照中共政審的步驟提前對尹逸人進行嚴密審查，看其是否合格。如有障礙，則研究看是否能夠由“組織上”神不知鬼不覺地予以消除，然後，正式激活尹逸人這枚已經沉睡多年的棋子。

本來沒有蕭笛的事，可是“保密局”跟當初獲取該機密情報的潛伏特工聯係後，得知其能竊取空白表格樣本已屬極其不易，再讓搞到尹逸人填寫的那份表格隻怕是要用腦袋去換，人家就不肯進行這項交易了，因為是絕對辦不到的。那就隻有提前激活尹逸人，讓其憑記憶重新把表格填寫一遍，然後再由相關專家進行審核，看是否符合中共錄用此類機要人員的要求。而激活尹逸人的人選，算來算去，非蕭笛莫屬。於是，蕭笛就收到了放下手頭一切工作潛入滬上執行該任務的命令。

蕭笛獲取尹逸人所填寫的那份表格後，隨即通過秘密渠道快速送往尚未解放的廣州後轉台北“保密局”總部。“保密局”相關專家審核後，發現有一處需要核查一下：尹逸人所填寫的少年時期經曆的兩個證明人，一個是小學班主任韓守新，另一個則是多年鄰居鬱煥崇——估計他大概是想少年時期無非是兩處主要活動地點，一是學校二是家裏，所以證明人也就是一個老師和一個鄰居鬱煥崇。在場的畢竟都是資深特工出身的專家，思維靈活記憶驚人，竟然有人想起了鬱煥崇曾做過宋子文的私人保鏢，於是提議對鬱煥崇的情況進行調查。

之後數日，一幹專家便去“保密局”檔案庫查閱收藏的滬上租界警務處的檔案資料，結果從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主辦的一份內部出版物《警務日報》上查閱到一條信息：1941年4月24日，夜間十一時許，公共租界施高塔路（今祥德路）發生一起日本人與華人的毆鬥案件，兩名商人模樣的日本人發現一個穿電話公司工裝的華人青年深夜攀在電線杆上企圖動電話線路，疑似在搞破壞，遂喚其下地，意欲扭送其至附近的日軍憲兵司令部，被正好路過的三個華人市民阻止。日本人不聽，雙方遂發生打鬥。三個華人力大勁沉，似有武藝，瞬間即將兩個日本人打倒在地。其時，警務處夜間巡邏騎警正好路過，遂將在場六人悉數帶至狄思威路（今溧陽路）捕房，交刑事部值勤華捕處置。經查，工裝青年攜有美商電話公司外勤工證章，編號為035。華捕即電詢美商電話公司，獲答持該編號證章者姓尹，確係該公司員工。華捕認為身穿工裝帶有工具以及檢修該話務段的檢測派工單，足可證明其係正常行使本身職責，並無可疑。三個華人市民，分別姓蕭、屠、張，係正常行走經過，因見日本人欺負華人，究詢事由，反被毆擊，故予以反擊。華捕最終作出裁決：雙方均無須承擔責任，各自離去，不得再毆。《警務日報》的這篇文字中並未道明處置此事華捕的姓名，隻說警號是刑字第51號。專家查了公共租界警務處的檔案，證實51號華捕的姓名是鬱煥崇。

專家認為此鬱煥崇即彼鬱煥崇，尹姓工裝青年即尹逸人，而三個跟日本人毆鬥者中那位蕭姓者，則應該就是蕭笛了。為證實這一點，他們找在台北被稱為“軍統四大殺手”之一的陳恭澍了解。陳恭澍在抗戰時期曾奉命赴滬主持“軍統”上海區及上海站的一應工作，對滬上“孤島時期”的特工活動了如指掌，當下一聽便點頭，說蕭笛當時是“機動協辦”，專幹協調，這人幹此類事積極性甚高。

於是，一幹專家得出一致結論：尹逸人讓鬱煥崇做其以往履曆證明人之一極不妥當，鬱煥崇在中共方麵向其核查尹逸人所填寫的履曆時不能保證他不順口說到《警務日報》所載此事。屆時，就不是對尹逸人政審是否通過的事了，隻怕會將其拘捕查其參加“軍統”的曆史罪行。幾位專家由此商量得出兩條意見：一是立刻停止激活尹逸人之舉的實施，靜觀下文，視情況再議；二是必須趕在中共方麵找到鬱煥崇查證尹逸人的情況前采取極端行動將其永久封口。

茲事體大，一幹專家做不了主，隻能上報。當天，毛人鳳拍板：照第二條意見辦理！

本著一事不煩二主的宗旨，“保密局”決定將鬱煥崇滅口之任務也交由蕭笛辦理。為此，上司特地從台北飛舟山，當麵向蕭笛下達這項任務，告訴他“保密局”已指定代號“丙17”所主持的一個五人潛伏特工小組接受他的指令，負責完成對鬱煥崇的滅口行動。上司還強調為避免鬱煥崇的被滅口引起中共方麵的懷疑從而影響到對尹逸人的選審，所以必須采用使其失蹤的方式。蕭笛當下請示：“掩埋？”上司搖頭否定：“既費時，也容易被發現，上海又不是山區。”“沉塘？”上司也搖頭。蕭笛想起“孤島時期”他在上海活動時“軍統”殺手經常把人綁後算準潮信時間拋入黃浦江，待等屍體浮上水麵時差不多正好到吳淞口，匯入長江口出海喂魚。於是，又請示：“拋江——黃浦江？”上司點頭道：“丙 17”是當年‘忠義救國軍’行動大隊的同誌，你把要求向他交代清楚，他知道該怎麽處理的。”說完又強調一點，“此事隻許成功，不能失敗；隻許保密，不能泄密；隻許快疾，不能遲緩！”

8月16日，蕭笛再次從舟山潛滬，跟“丙 17”倪化石接上頭。交代任務後，對方說：“明白！請放心！”蕭笛問他估計多長時間能完成。“這個現在說不準，因為我必須施展手段查明目標的一些情況後方能製訂方案。請您放心，這活兒肯定能圓滿完成。”蕭笛點頭道：“那好，我奉命暫待滬上，靜候佳音。”

一個多星期後，蕭笛因還沒有獲得“丙17”的信息，於是再次約見。“丙 17”知道這是催促的意思，便向蕭笛匯報了其小組這一周裏的工作進展，把調查到的鬱煥崇和妻子沈存美以及其子鬱光耀患肺結核的一應情況作了一番陳述。要說這“丙 17”，倒還真是一個既能搞情報又能幹行動的特工人才，他甚至把沈存美前夫羅成功的一應情況都查清楚了。蕭笛聽著，心裏一動，腦子裏閃過一個念頭：回頭把姓鬱的滅口後，可以從香港拍發電報向上海警方檢舉鬱煥崇之失蹤係羅成功所為，人已經被他殺了。這樣，這個案子的偵查走向就會偏離軌道，然後走入迷宮，最後不了了之。

又過了數日， 9月3日中午，蕭笛在約定地點接到了“丙17”完成任務的暗號，於是他立刻離開上海秘密返回舟山，抵達後即用“國防部保密局東南01工作站”的電台向台北上司報捷，並獻上了那條嫁禍於人的“妙計”。

“保密局”台北總部的專家組經過研究，竟然采納了蕭笛的這個建議，指令香港站予以實施。不過，敵特方低估了我方偵查人員的智商，對於那兩封香港檢舉電報注意是注意了，但並未因此而迷惑。

對於“丙17”來說，該任務已經完成，便不再跟蕭笛聯係。他和他的五人小組是“保密局”設在上海的暗棋，隻有需要時才會將其激活，然後下達命令。平時他如同上海尋常市民一樣工作、生活，沒有刺探情報、隨機破壞之類的任務。出於安全考慮，上司也沒給他留聯係方式，因此即使他偶然獲得極其重要的情報，也沒法兒向上呈報以立奇功。如此，他也好，一起行動的其他殺手也好，完事之後根本不去關心鬱煥崇“身後”的任何信息了，所以，他們根本不知道鬱煥崇竟然死而複生逃過一劫。

而跟鬱煥崇緊鄰的尹逸人，盡管知曉9月3日以來鬱煥崇家的所有動向，可是他根本不知道這樁案子是因自己而起，所以他對鬱煥崇的死裏逃生感到由衷的高興。話說回來，尹逸人跟“丙17”一樣，即使他知道鬱煥崇是被“保密局”滅口的，因蕭笛沒給他留聯係方式，所以也隻能幹著急。

這樣，對於“保密局”來說，在該信息方麵就形成了一個真空狀態。而我方其時也不清楚其中原因，布下了羅網，卻沒等到獵物。尋思必有原因，但專案組反複分析也未能研究出答案。

這段時間，中共中央華東局對於選審特殊學員的工作還是在照常進行。誠如“保密局”專家組之前對政審人員約見鬱煥崇時可能會出現什麽情況的推斷，9月28日組織上所派人員找到鬱煥崇核查尹逸人少年時的情況時，他不知道為什麽要調查這個自己看著長大的本分厚道的青年，想著可能是被人陷害向公安局告了黑狀，有心為其美言。於是，他說完了尹逸人的少年時代，又說到了抗戰時期尹曾暗中破壞通往日本人居住區域的電話線路（當初那個案子鬱煥崇一眼就看出那兩個日本商人懷疑得不錯，因尹逸人是鄰居且係抗日行為，所以處置時故意偏袒）的“義舉”。調查情況反饋上去後，組織上是知道“孤島時期”“軍統”在上海幹了些什麽的，開會研究分析選審情況時，有人說這好像是當年“軍統”愛做的事兒，難道尹逸人以前跟“軍統”有什麽關係？有此一問，尹逸人的這段曆史就需要進行重點調查。尹逸人交際廣泛，調查之網一撒出去，組織上很快就發現情況嚴重，已經不是是否可以通過選審的問題了，於是組織上就派人找尹逸人談話。

談話擺出的陣勢就像如今招聘公務員麵試時一樣，一共來了七人，都是神情威嚴一身凜然正氣的角色。尹逸人從沒見過這種陣勢，立刻如實交代了曆史問題。一章結束，跟著又來一章，把蕭笛找他填寫表格之事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一遍。

於是，這事就移交給專案組調查了。

專案組訊問尹逸人後，又向鬱煥崇了解了1941年其在狄思威路處置的那個案件的情況。經過分析，終於對鬱煥崇此次遭受綁架、暗殺作出了一個後來被證明是準確無誤的推斷，也對敵特為何沒有對鬱煥崇再次下手有了一個合理解釋。但由於蕭笛並未給尹逸人留下聯係方式，所以無法據此偵緝蕭笛，對“丙 17”一夥的線索亦是無法尋覓。由於警力緊缺，領導決定專案組解散，成員回歸原建製。

1950年5月上旬，舟山群島解放前夕，“保密局”設置的“國防部保密局東南01 工作站”予以撤銷，在舟山設置的幾個特務組織站點紛紛撤往台灣。蕭笛正要滑腳時，接到台北“保密局”總部密電，命其直接赴滬接應一名將級特務的老母親移居為其選擇的一處安全棲身地。其時，上海的潛伏特務已有很多人“不幸”中了揚帆的“以特製特”之招，一部分人被捕後交代完罪行隨即釋放讓他們在社會上活動，發現相識的特務即拿獲作為立功以折抵罪行。蕭笛剛搭乘一艘漁船抵滬，甫一上岸即被兩個蹲守在碼頭上的特務認出，遂落網。

經訊問，蕭笛的一應交代中有“私家偵探失蹤案”的完整版。至此，案情終於徹底大白。警方根據蕭笛交代的線索，開展秘密偵查，僅用了五天時間就把“丙 17”一夥五名敵特倪化石、高應奎、宋祥德、薑夢麟、陶蓋麗（女）拿獲。

1950年9月29日，上海市軍管會對“私家偵探失蹤案”作出宣判，判處蕭笛、倪化石、高應奎、宋祥德、薑夢麟（即向郭阿桂借用三輪車作案的“關崽子”）死刑，立即執行；陶蓋麗、尹逸人各領刑十年、四年。郭阿桂等其他涉案人另案處理。

 

【附錄】

 

加塊石頭就行了

 

是啊，既然已經破了案，那事情就是這麽巧。不過真那麽做了，故事有可能就是普通失蹤人口案，自然永遠也不會被我們知道。或者知道了，那就是另一篇《滬東敵特殺人案》了。

 

這個係列的小說作者過於高產，不論是遲嬰還是東方的作品往往都有較大的硬傷，在很多情節設置上有漏洞。比如本篇經過精心設計把一個武術高手搞定，居然僅僅扔到江裏。這種情況下哪怕是小混混都知道至少要補刀，有經驗的老特務更是不會用手銬，因為哪怕是一根鞋帶也比手銬實用。至於連人帶手銬一起扔江裏更是莫名其妙，不要說留下證據，那個年代的中國即便是軍統也沒有奢侈到這個程度。

 

好精彩啊，鼓掌啪啪啪

 

從香港發檢舉電報是個敗筆。

尹逸人本質不壞，但有點糊塗，可惜了。

烈士子弟，應該是輕判了。

是的，按當時的情況，判個10年都很正常。

 

謝謝。正如有網友說的，軍統這些國民黨特務，很多時候都是弄巧成拙，動不動滅口，反而最後引火燒身。我想根子在於他們對於人命的漠視。就像黎明之前裏麵那個大特務說的，中共不會為了自己安全殺一個無辜的女學生。

 

驚心動魄，謝謝分享。鬱偵探命真大

 

感覺國軍以妻兒性命以及藥品來威脅誘惑鬱煥崇這位大神級特工入夥，再讓其去發展傻小子尹逸人要靠譜得多。打入我方機要通訊係統固然重要，但是有必要一定要滅口鬱煥崇麽？他也不是啥中共黨員和堅定的親共分子，拉攏一下不行麽？鬱煥崇本人沒有任何親共立場，雖然也不反共。鬱煥崇為國民黨要人和洋人辦事多年，就算沒有血債，也屬於被政府改造教育的對象，不會被新政權喜歡的人物。鬱煥崇有個得了肺結核不治一定會死的兒子。鬱煥崇的妻子有個還對其念念不忘的前夫。找點黑曆史威脅一下，用藥品誘惑一下，挑撥一下夫妻關係等等，都能有效利用鬱煥崇。相反要滅口鬱煥崇那就太難了，此人是資深保鏢、警探、偵探，其身體素質、武術格鬥、槍法飛刀、偵查反偵察都是一流，很難殺死的人物。

 

一、招募鬱時間上不允許，對尹逸人的政審已經開始了。

二、鬱雖然不親共，但也不見得喜歡國民黨，否則以他的資曆在國民黨軍警特係統裏混碗飯吃也沒問題。再說這都1949年8月了，有幾個人還敢加入國民黨特務組織；相信軍統那邊也對招募鬱不報什麽希望。

三、如果殺手不是大意了一點，而且鬱的水性又非常好，還是必死無疑的。

一、招募鬱時間上不允許，對尹逸人的政審已經開始了。

二、鬱雖然不親共，但也不見得喜歡國民黨，否則以 ...

 

鬱煥崇作為尹逸人鄰居證明人是尹逸人的一廂情願，因為尹逸人不感興趣估計也不在意。在政審時，就鬱煥崇的身份，能把自己的黑曆史交代清楚就不錯了，還想給別人解放前的經曆當保人或者證明人？找這麽個半黑不白的人當證明人，無論如何都過不了政審了。

鬱喜不喜歡國民黨不重要，為了救自己兒子，逼他幹啥不行？

 

外調和政審不是你想的那樣，更不是鬱說什麽就會被相信的；那隻是眾多調查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參考和拾遺補缺的作用。

而尹當時填表時把鬱當證明人可能根本沒多想，或者也找不出多少合適的人。你想，突然讓你找一個對你小時候很了解的人，又不能是親屬；找個鄰居也是正常的。再說鬱還有點小名氣，按小尹的想法應該也是可以的。

另外青黴素雖然難買，但還沒到買不到的地步。事實上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說國軍保密局為了一個政審證明人去滅口殺人更是不值得。就算殺了，鬱的偵探同事，一些老關係老朋友也都不是善茬，也都是專業人員，事後也大概率會被調查出真相的。

 

外調和政審不是你想的那樣，更不是鬱說什麽就會被相信的；那隻是眾多調查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參考 ...

 

那個年代的青黴素是米國獨家製造、擁有壟斷地位，用“小黃魚（金條）”買賣的；

新中國成立後，米國把青黴素列為禁運物資，正常市場上真買不到。

 

我知道。但是黑市上一直有走私貨，官方有時也是需要的。

香港建國後為什麽一直存在，有很多原因的。

羅成功的情節設置過於牽強。一個正宗的香港籍英國華僑到上海租界工作娶妻，因為小案子幾個月沒聯係不僅工作不要了家和老婆也不要了，還連個招呼都不打，就算渣男也難以做到這種程度。再次回上海後，居然成了有情義有擔當的好男人，而且和前妻一家關係甚好，前妻也沒有任何怨恨。

 

羅成功典型的一步錯，步步錯。

羅成功一開始是為了保工作謊報身份，誤導香港警察，使之認為是英國人，然後稀裏糊塗被送到倫敦，後來被釋放。但這一切是在他編造假身份誤導香港及倫敦警察的基礎上被釋放的，他身在倫敦，短時間內如果從英國回國，大概率會在海關被發現編造假身份欺騙法庭的事實，那罪過可就大了。所以幹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安心在英國當幾年英國人再說吧。而且一旦被老婆找到，假身份欺騙法庭的事情還是會敗露，所以幹脆老婆也不要了，反正沒孩子，老婆應該是包辦的感情估計也不深。

羅出走15年，前妻跟現任丈夫孩子11歲，前妻也沒損失太多青春的。沈唯夫這個夫妻倆私下被窩裏玩笑的名字，說明鬱還是有點介意的，也說明了鬱很喜歡自己老婆。不過羅不出走，鬱就沒這個老婆，畢竟有個先來後到不是？再加上羅很有錢，經濟上也確實幫助，所以鬱在表麵上還是跟羅挺好的。

 

羅成功典型的一步錯，步步錯。

羅成功一開始是為了保工作謊報身份，誤導香港警察，使之認為是英國人，然 ...

 

這個說法有問題。羅成功是有正經英國護照的，不存在謊報身份的問題。其實這個漏洞很大，如果護照是假的，送到倫敦直接就露餡了。如果護照是真的，協查通報已經發到了蘇格蘭場，人馬上就找到了。

 

羅成功的情節確實有問題，有點圓不上。軍統安排從香港發檢舉電報也顯得不合理。

 

羅的護照不假，雙重國籍很正常，但是他肯定欺騙港警、英警及法庭了，不然他實際居住地是上海，給他送倫敦幹什麽？綁架啊？他肯定跟英國人說自己是英籍華二代，已經沒有中華民國國籍了。英國也沒啥強製戶籍製度，他在當地找幾個當年同學就能擔保此事。但是短時間內要找個合理理由離開英倫三島可就難了，就算私自跑了也會連累自己的保人。就算炮灰上海，人家英國人發現你欺騙法庭，照樣通過中華民國引渡你，除非放棄地位身份躲到鄉下，至少離開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不然還是麻煩。

 

你想複雜了。他就一香港人，在上海租界混事而已，不是什麽中華民國公民。至於欺騙警察，最多是職業問題而不是身份。他的護照是真的，還隨身攜帶，說明他平時就是以英國人身份出入境的。家人也想到他可能去英國的情況，上海方麵還向倫敦發函了，怎麽可能找不到他？

在這個問題上隻能說是作者為了湊情節，添加了太多不相關的因素造成自相矛盾。其實這一篇算是稍微好點的，遲嬰的作品情節拚湊痕跡比較重，比東方明要弱。而東方明的問題是喜歡添加一些社會、科學方麵的細節，但多了之後反而漏洞更多。

 

 

一旦和敵特聯係上的案子，偵破起來就很精彩！

 

這個係列的都是小說，並不是真實的曆史。即便部分案件有曆史原型，故事也往往與史實相去甚遠，不是隨意改造就是添油加醋。

 

這算啥？放在警察內刊上，照顧那些不喜歡打撲克的同誌，消磨時間的？

 

說實話對這個啄木鳥有點搞不懂，公安部的文學期刊。尤其是塵封檔案，初期還是基於曆史的報告文學，後來慢慢就變成曆史題材小說了，但很多讀者仍然把它當報告文學看待。而且中間有不少作者夾帶私貨，影射甚至公然歪曲曆史，那個東方明就比較典型。

 

說實話對這個啄木鳥有點搞不懂，公安部的文學期刊。尤其是塵封檔案，初期還是基於曆史的報告文學，後來慢 ...

 

你的觀點我是第一次看到，能舉個例子嗎？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方麵，拚湊情節的現象幾乎都有。至於東方明的立場問題也很明顯，凡是搞地下工作的，即便是沒涉及到解放之後的事，大多也不忘記添加一些明顯屬於與主線無關的被整情節。

 

不討論這個話題了，經常莫名其妙就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