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02：“國際工作班”在行動

【塵封檔案】係列之002：“國際工作班”在行動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05年第04期 之二

作者：於佰春

“九一八”事變的炮聲，震撼了中華民族，也令國際社會大為震驚。共產國際敏銳地意識到：日本帝國主義將會把侵略矛頭指向蘇聯。為建立一道對抗東方法西斯侵略的屏障，共產國際在中共和東北抗聯地下黨的配合下，在蘇聯組織了抗日地下情報網。透過炮火硝煙，拂去歲月風塵，可以聽到一批中國抗日戰士為了保衛祖國，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在遠東上空發出的永不消逝的電波……

烏雲壓城風滿樓

 　　1932年2月15日，莫斯科郊外的“十月村”，大雪彌漫。一座“木克楞”別墅隱藏其間。在這兒，聚集了共產國際情報部、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的10餘位高官。他們表情凝重、焦慮不安地把目光投向牆上那幅巨大的遠東地圖。蘇軍總情報部部長阿那多力中將用手指重重地敲擊著地圖上已經用紅筆標注出來的一個城市——中國沈陽。去年秋天，這裏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

 　　沈陽，中國名城，地處東北中心地帶，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1625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建都於此，沈陽經曆了滿清王朝興盛時期的輝煌，也見證了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風雨滄桑。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沈陽，是奉係軍閥張作霖的首府，是東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因此，日本軍國主義將沈陽視為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契入點。

　　1916年，日本就曾策動過“滿蒙獨立運動”，企圖以武力攻占沈陽，將東北從中國版圖上分裂出去，但未能得逞。1928年，日本軍隊製造了“皇姑屯事件”，終使張作霖難逃一劫。1931年的沈陽，日軍已經兵臨城下，關東軍在沈陽郊外進行了多次實戰演習。炮聲震天，子彈橫飛，村莊裏的農戶都緊鎖房門，家畜也恐懼地躲在窩巢裏，不敢發出些許聲響。一支支日軍小分隊像野獸一樣，橫衝直撞，時而突襲，時而掃射，衝鋒的呐喊聲響徹沈陽上空。

 　　就在這磨刀霍霍之前，日本關東軍曾於1929年為發動印支戰爭，進行“摸底調查”，組織了第一次“北滿參謀旅行”活動。隨後，寫出了《滿蒙占領地統治的研究》。對日本占領東北後的行政統治等提出設想，並對進一步向遠東地區擴張，籌建大東亞共榮圈一事作出預案。

 　　1931年初，中原大戰爆發。張學良武裝調停，擁兵入關，並在北京設立了陸海空軍副司令官行營，親往鎮守。此次入關，張所率10萬兵力，皆係東北軍勁旅。日本軍隊瞅準了東北防務空虛的空子，不舍晝夜，從日本本土，經由朝鮮，向遼寧大批增派部隊和裝備。並以其事先編造的，所謂“東北軍爆破南滿鐵路，襲擊日本軍守備隊”為口實，組織不斷升級的挑釁活動。終於在1931年9月18日，突襲沈陽北大營，殘殺沈陽軍民，悍然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為立足東北，侵占中國和東南亞，吞並遠東，邁出了第一步。

 　　蘇聯政府和軍界高層對“九一八”事變的關注和憂慮，不是空穴來風。1905年，在中國旅順口爆發的日俄戰爭，曾使得遼東半島戰悚不已。這場戰爭，以沙俄軍隊失敗告終。日本奪取了沙俄在遼寧開通的中東鐵路南滿支線和“鐵路附屬地”，將其改稱“滿鐵附屬地”。並在遠離俄國腹地的遠東海參崴地區駐紮了一個旅的日本軍隊。隻是在蘇俄1917年革命勝利後的第四年，即蘇維埃政權在遠東站穩腳後的1921年，蘇俄軍隊才把日本軍隊趕出遠東。

 　　此後，不到10年的工夫，羽毛漸豐的日本發展成了東方資本主義強國，悍然把鐵蹄踏進中國，進而妄圖建立由日本一統天下的大東亞共榮圈。這不能不令蘇俄政府焦慮不安。而“九一八”事變的炮聲，更使得蘇俄軍界高層，豎起了警惕的耳朵。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麵臨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駐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決不會等閑視之。所以，“九一八”事變第二天，共產國際遠東局主席尼可洛夫緊急會見蘇軍總參謀長，向他們通報共產國際的意見。共產國際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主要是欲以“滿蒙”為基地，進攻蘇聯。為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陣地，共產國際建議：在莫斯科郊區，建立一所名為“國際工作班”的抗日特工培訓中心。

 　　在“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中央立刻向全國軍民發出了團結抗日的號召，在全國掀起了抗日高潮。東北的中共地下黨立即組織民眾，武裝起來，成立了東北抗日聯軍，在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裏與日本侵略者展開鬥爭。

 　　共產國際認為：這一局勢有利於地下情報組織的建立。共產國際遠東局主席在“列寧村”別墅會議上強調：必須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行之有效的地下情報網，立即著手從中共北滿地下抗日組織中選拔培訓情報人員。應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的要求，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請示中共中央同意，從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應屆畢業生中選拔10名學員進入“國際工作班”進修培訓。另外，還指示中共滿洲省委在“國際反帝情報組織”中，選派20名中共黨員，赴莫斯科“國際工作班”受訓，學習無線電架設、收發報技術和相關的諜報知識。然後潛伏在中國東北地區，搜集日本關東軍的軍事情報，破壞軍事設施和戰略物資，鉗製日軍的行動。

 　　“十月村”秘密會議結束後，籌建“國際工作班”的計劃，著手實施。

接線布網

　　1932年的10月，中國北方名城哈爾濱。一個星期天的上午，蘇俄僑民紛紛湧向各教區的教堂去做禮拜。在地下組織作為接頭據點的聖·索菲亞教堂裏，在數百名教徒中，也有一些信奉東正教的中國市民，隨著牧師一起唱讚美詩。禮拜完畢，教友們相互問候著、攀談著，氣氛平和、自然。在這寧靜氛圍掩護之下，共產國際交通員彼得羅夫向中國滿洲省委交通員劉吉友靠攏過來。劉吉友翻開手中的《聖經》裝作向他討教問題的樣子，彼得羅夫用暗語向他傳達了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中共滿洲省委收到了關於選派情報員赴蘇受訓的指示後，立即向吉東、北滿地下黨組織發出“做好人員選派工作”的通知，經李兆麟等領導同誌親自選拔，派出了在海參崴列寧學校畢業的地下黨員劉曙華和哈爾濱地下交通員張蘭生喬裝商人和馬隊老板，迅速趕到綏芬河，與裝扮成德國客商的共產國際情報部特派員、希臘人比拉蘇克和蘇軍遠東情報局伊凡諾夫上校接頭。

 　　深秋的綏芬河。中俄邊境的莽莽山巒層林疊嶂，紅葉濃重。劉曙華和張蘭生在綏芬河德國商號的旅館裏，等待著比拉蘇克和伊凡諾夫的到來。因為日德關係密切，所以，日本關東軍特高課對德國客商一般不實施嚴密監視。但是，在城郊邊界上日軍駐有重兵把守，以防頻繁越界的中俄抗日情報人員密切接觸。

 　　“九一八”事變以後，俄國邊城格羅傑闊沃成了蘇軍遠東情報局嚴密監控日軍動向的情報中心。比拉蘇克和伊凡諾夫在格羅傑闊沃作好了過境接頭的準備後，持德國護照，於1932年10月15日上午9點乘中東鐵路的國際列車，向綏芬河進發。

 　　這是世界上最短的國際列車，在兩城之間的20多公裏的距離上，隻跑一個多小時。但是，當時它又是最複雜、最驚險、最刺激的旅程。中、蘇、日、德的諜報人員常年喬裝打扮，以客商、牧師、醫生、甚至妓女等不同身份，往返穿梭，互相玩著貓捉老鼠的把戲。常駐遠東的共產國際特派員比拉蘇克多次和中國同誌打過交道，深知中國同誌機智勇敢、不辱使命，所以，坦然無慮地敞開西服上衣，悠閑地叼著煙鬥，吞雲吐霧。而伊凡諾夫的神情卻不輕鬆。他處在遠東對日諜報一線，深感局勢的嚴峻和任務的艱巨。所以，眉宇之間不時地顯露出一絲焦灼和憂慮。列車在山野、隧道之間穿行，時而開闊、時而封閉、時而曲折迂回的外部環境，把旅客們的迥異心態映襯得淋漓盡致。

 　　當天中午，比拉蘇克、伊萬諾夫和劉曙華、張蘭生在德國商號順利接頭。約定：中共北滿選派的20名學員將在三天之後，分成4個小組，每組5人，分別從綏芬河、東寧、虎頭和琿春4個地段越界過江，進入蘇聯遠東邊疆區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10月18日，進入蘇聯一側的20多名中國學員，在蘇聯邊防軍的接應下，乘俄羅斯一號火車橫跨歐亞大陸，向莫斯科進發。途中的七天七夜，劉曙華熱情地向同誌們介紹俄羅斯風俗民情和蘇聯國內形勢，鼓勵大家盡快熟悉情況，進入角色，早日返回到抗日第一線，在敵人心髒開展情報戰。在這些精明強幹的年輕人當中，有兩位體魄強健的小夥子，一個叫劉祥、一個叫王永義。

 　　三十出頭的劉祥，原籍山東，他是行伍出身。額頭左上角有一處早年在東北軍當騎兵少尉時從馬背上摔下來留下的傷痕。劉祥童年家境貧寒，16歲便隻身一人離家闖關東。經人介紹在大連一家日本人開的“海光”裱具店當徒工。一幹就是六七年。1930年他不堪忍受日本老板的欺辱，逃離店鋪，在遼東半島到處流浪，後來從報紙上看到東北軍招收騎兵的消息，就決心習武從軍。1931年初考入了東北軍騎兵三師教導團，開始了他的軍人生活。就在這年秋天，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突然炮擊沈陽北大營，暴露了侵犯中國的狼子野心。東北軍失利後，他率殘部輾轉在河北一帶，了解到東北抗日聯軍積極組織廣大民眾奮起抗日的事情，便毅然決然地率部參加了東北抗聯，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由於劉祥少年時代讀過書，有一定的文化基礎，曾在遼寧給日本人打工多年，通曉日語，加之有堅定的民族氣節和共產主義信念，被東北抗聯選送，進入特工訓練班。

 　　王永義是一個教書先生，他具有強烈的愛國情結和民族正義感。“九一八”的炮聲徹底粉碎了他想走的“教育救國”的夢想。“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他就投筆從戎，參加了東北軍，後來和劉祥一起加入抗聯。此次選拔情報人員時，也被選中。

 　　到達莫斯科後的第三天，“國際工作班”在“十月村”舉行開學典禮。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季米特洛夫出席了開學式。目光深邃、情緒激昂的季米特洛夫在簡短的致詞中稱學員們是“反抗東方帝國主義的先鋒戰士”，要求他們：努力學習革命理論，學習諜報業務，為埋葬東方帝國主義，解放被侵略壓迫的民族，保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建立功勳。

 　　“國際工作班”的學業分為四門：一是政治理論課，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講；二是學習俄語、日語，由蘇聯老師和蘇聯駐日本使館人員主講，重點講授日本國的曆史和社會政治、軍事、經濟情況和民俗風情；三是講授如何以多種身份做掩護，建立情報網，刺探軍事、政治、經濟情報的方法，由共產國際情報總部官員主講；四是學習架設電台、收發電報、夜視攝影技術和破壞日本軍隊軍事設施的方法，由蘇聯軍官主講。學習期間，中國學員一律享受蘇軍排長級別待遇。

 　　1933年冬季，嚴寒封住了激流滾滾的黑龍江和東部的瑚布圖河，中國抗日特工隊結束了學習和強化訓練，配帶輕型武器和收發報機，在夜幕的掩護下從黑龍江對岸向虎頭、琿春、黑河、綏芬河和東寧等五個方向潛入日軍占領區。為了保證這批抗日特工人員能夠順利開展工作，中共滿洲省委做了周密的準備工作，地下省委負責人周保中、李兆麟等東北抗聯領導同誌，分頭接見了每個特工人員，對他們如何深入敵人心髒，開展地下鬥爭，作了進一步指示。

 派遣尖兵增強實力

 　　1934年春季的一個傍晚，斜陽夕照，哈爾濱鬆花江港口一如往日的忙亂、嘈雜。丁當作響的大卡車和勞工們從巨輪上卸貨的號子聲、日本警察的斷喝聲響成一片。與江港一街之隔的一幢鉛灰色小樓裏，有家成衣店。從窗戶朝江港眺望，那裏的動靜一目了然。但是，那扇窗戶卻經常關著。店裏的老板是22歲的地下黨員張蘭生。這家店鋪就是中共滿洲省委為掩護抗日特工人員，在牡丹江、哈爾濱、沈陽和大連等地分別預先買下的活動據點之一。每天，劉祥和王永義都要從這裏用潛望鏡或夜視儀監視港口的動靜，一有情況，馬上將其拍攝下來。

 　　在東北各地日軍的機關、兵營、車站、碼頭、倉庫周圍，都有這樣的抗日特工情報站。每天都有滴滴答答的電波穿越雲空，飛向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由中蘇兩國情報人員組成的情報中心，在那裏，他們對日軍動向和形勢的發展做出綜合分析後，再將指示和命令發回到各情報站點。

 　　在我東北地下黨和“國際工作班”的共同努力下，經過數年的運作、鞏固和發展，地下情報網線形成了以大連、沈陽、哈爾濱為中心的情報體係。

 　　1940年春季的黃土高原，蒼茫、深邃。在延安棗園的一排窯洞裏，進進出出的多是一些身著便裝的年輕人和少許灰發碧眼的蘇聯人。夜色迷蒙時分，崗哨增多，時有中共中央領導同誌到這裏來。這就是我黨中共中央社會部培訓抗日地下特工的地方。劉祥和王永義作為東北情報網中出色的情報人員，趕到延安，在這裏受訓。

 　　他倆奉命將赴大連港負責那裏的情報工作。

 　　1941年8月上旬的一天早晨，陽光灑滿了山崗。由劉祥、王永義率領的一支小分隊，從延安城北的窯洞中走出來，向北開去。這支由10餘人組成的小分隊，其中有6個人是情報人員，其餘是送行的蘇聯教官和警衛戰士。到達西安後，情報人員分成三組，分別在山西和河北辦理了敵占區身份證和日本特高課的《出國勞工證》，為進入大連(關東州)準備了合法手續。當時，大連的日本特務控製很嚴，為了慎重起見，劉祥先讓在大連幹活的外甥給聯係好住處，然後自己先行潛入大連，再一一地將其他同誌接應進來，尋找落腳點，準備架設電台。

 　　1942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在一家日本人開辦的酒店裏，劉祥一身商人打扮，與裝扮成德國商人的蘇聯領事館情報人員接上了頭。三天後，一輛掛著使館車號的小卡車在夜幕掩護下，在一條偏僻的街路旁將劉祥帶走，悄悄馳進了大連的蘇聯領事館。當夜，蘇聯領事彼得羅夫和東北抗聯總指揮周保中派出的代表接見劉祥。在彼得羅夫詳細詢問了他從延安到大連的經過，途中有無疑點和失誤及落腳點是否安全後，抗聯代表傳達了周保中同誌的五點指示：強調了情報工作的重要性，鼓勵劉祥等人積極配合蘇聯同誌開展地下鬥爭，完成延安培訓班規定的各項偵察任務；要求劉祥樹立長期作戰的思想，並交給劉祥一萬日元作為活動經費，開設一個商店，建立長期情報掩護點；要求劉祥等人學會經商，要像一個真正的商人那樣，以自己的言行取得周圍各色人等的充分信任；要安排好住處，把劉祥和王永義的家屬接到大連來；選準電台工作點，要一麵經商，一麵發展合適的外圍情報人員。彼得羅夫交待了下次聯絡時間是9月1日傍晚6點，地點在大連的日本神社東門左麵約一百米的一棵榆樹下。同時，規定以後每次聯係的具體日期、地點，均由前一次接頭時發出通知。如果因故沒接上頭，就把要請示匯報的內容寫在紙上，裝入一個專用的小金屬盒裏，埋入指定地點，再在上麵放一塊小石頭作為標記。抗聯代表重申了地下工作紀律後，在迷蒙的夜色中，劉祥乘車悄悄馳離蘇聯領事館。

 　　接頭之後，劉祥按照上述指示，先將自己和王永義家屬遷入大連。王永義進入大連後，劉祥和他再度與東北抗聯代表在蘇聯領事館見麵。二人重溫了在延安接受的任務，抗聯代表要求王永義由劉祥領導並單線聯係，並告訴他們要馬上架設一處安全的電台發報點，下周將交給他們一部新的收發報機，要抓緊落實，不得出現任何失誤。還要求他倆詳盡掌握電碼簡略符號，電台安設成功後，在次日淩晨4點進行首次調試聯絡。

深入虎穴屢建功勳

 　　為了做到長期潛伏，根據東北地下黨在蘇聯領事館發出的指示，盡快建立起職業掩護點，架設電台工作點，成了劉祥和王永義的當務之急。當年10月份，劉祥就開設了自己早年曾從事過的裱具店，以此為掩護。11月中旬，他從一個逃跑的勞工口中，了解到日軍在中蘇邊境的東寧勳山地段，秘密建造了一處規模宏大的軍事要塞。他立即將這個情報向抗聯代表作了匯報。

 　　日本侵略者在緊貼蘇聯邊界的東寧勳山秘密建造軍事要塞一事，蘇軍早已得到過情報。但是對其詳細情況和工程進展還不得而知。所以，劉祥獲取的這份情報引起了蘇聯領事館和東北抗聯的高度重視。為進一步掌握詳細情報，劉祥受命前往偵察。

 　　1942年11月19日，劉祥和王永義二人趕到東寧後，與一地下交通員接上了關係。勳山，地處東寧縣東南部10餘公裏的邊境線上。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就製定了在中蘇邊境修建軍事要塞的計劃，從1934年起付諸實施。這是一項立足東北、瞄準遠東的戰爭工程。日本軍方對軍事要塞的建設，嚴加警戒，外人根本無法進入表麵上無聲無息的特別警戒區。依靠外圍偵察的方法，也是無濟於事的。弄不好，還會打草驚蛇。為了能夠打入要塞，劉祥扮成糧商，王永義裝成運糧老板，通過地下網線，與日本軍營後勤少佐小村草簽了在半年之內向日軍提供300噸雜糧的合同。小村收下了劉祥奉送的一尊小金佛後，同意由劉、王二人將糧食送到14個作業點上去。這些作業點是日軍的14處要塞核心部位。

 　　北疆嚴冬，大雪彌漫。劉祥、王永義趕著馬車，走遍了勳山要塞。查清了這座已經修了九年的“東方馬其諾防線”的內部情況。1943年2月3日的夜晚，一道電波從東寧三岔口的一個山村上空飛向哈爾濱——東北抗聯情報站。電報稱：“日本軍隊在中國牡丹江地區東寧的中蘇邊境——勳山，建立了一處軍事要塞。經偵察獲悉：勳山要塞，北起綏陽鎮閻王殿，南至甘子河，正麵寬100公裏，縱深50公裏。欲建10個飛機場，400處永久性工事，45處野戰炮陣地。曆年征用的中國勞工不少於40萬，死亡無數。日軍準備在這裏駐紮日本關東軍三個師團，兵力達13萬人。”

　　三天之後，劉祥、王永義接到越界過境的命令，越過胡布圖河，在蘇聯邊防軍接應下，到達了設在哈巴羅夫斯克密林中的東北抗聯教導旅的A營營地。中共東北抗聯黨委會書記、教導旅旅長周保中和遠東軍區情報站長安德列上校接見了劉祥和王永義。安德列代表“國際工作班”，向劉祥、王永義頒發了“國際戰士”光榮稱號。劉祥、王永義爬冰臥雪，深入虎穴獲取的這份情報，是“二戰”反抗日本法西斯鬥爭中的一項重大情報。它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侵占中國，妄想稱霸東半球的狼子野心，也促使中蘇兩國的抗日力量加強團結，並肩戰鬥，最終消滅東方法西斯。

 　　1943年春天，渤海灣堅冰消融。劉祥、王永義完成了勳山任務回到大連後，再次與彼得羅夫和抗聯地下黨代表在領事館見麵。這時，“二戰”形勢發生了變化：希特勒兵敗莫斯科城下；在太平洋戰場上，日軍節節敗退。為了推進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東北抗聯黨委命令劉祥、王永義迅速發展情報網點，廣泛搜集日軍在遼東半島的政治、軍事、經濟情報。據此，劉祥和王永義認真製定了行動計劃：一是把大連甘井子石油工廠作為重點對象，調查其為軍需服務的五大滿洲化學工業株式會社，詳盡掌握它們的生產狀況、原料來源、生產數量、加工技術、設備水平、員工結構和產品銷路情況；二是摸清大連周水子、南關嶺火車站軍需物資運送情況；三是掌握軍用、商用碼頭的主要設施情況、陸海聯運方法、軍用物資出入港情況。為完成以上任務，劉祥準備在甘井子石油工廠和鐵路、碼頭上發展四名情報員，組成兩個情報組，自己和王永義分工各自指揮一個小組，開展工作。計劃很快就得到了批準，為了有效地完成任務，他們全方位開展行動。

 　　劉祥和王永義除了自己到指定地點偵察外，還天天查閱市麵上的各種報紙刊物和商業廣告。從中捕捉敵情和隱藏在社會生活中的蛛絲馬跡。不到三個月，劉祥和戰友們就取得了出色的成績：所建立的兩個情報組人員打進了車站和碼頭的值班室；在海陸聯運處發展的情報員，是中方聯運調度。半年的工夫，他們摸清了滿洲石油株式會社的石油生產詳細情況；大連船舶工廠的建造維修能力；石油生產廠點的防空高射炮架設位置；駐紮在市區內外日軍營區情況；每個月輸入和出港的石油、糧食、藥品大體數量；每個季度補充的兵員情況；大連市內的黑市狀況等等……

　　劉祥和王永義在自己家的間壁裏架設的無線電台，每周都向哈爾濱發送一次情報。需要密寫的，他們按照總部的要求，密送蘇聯領事館和抗聯代表。設在沈陽、長春、牡丹江、隹木斯等地的電台，也按照東北抗聯地下黨的指示，積極開展偵察活動。一道道電波在白山黑水上空飛翔，得到這些情報後，蘇軍及時地調整了遠東軍事部署，東北抗聯有計劃地派遣小分隊，對日軍的軍事設施進行破壞和襲擊，有效地幹擾、牽製了日軍行動。劉祥、王永義和戰鬥在林海雪原裏的戰友們為東北抗聯最終打回祖國，光複東北，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長夜將破曉

 　　就在劉祥、王永義同誌忠誠無畏地開展情報工作，打開局麵的時候，一張無形的大網已經張開。1944年12月3日，渤海灣的寒風異常凜冽。在風刮雪落處，兩輛架設著“無線電探測器”的日本“關東州”特高課的警巡車淒厲地吼叫著，向格浦公園南海濱急馳而去。

 　　日寇是怎樣發現了地下抗日情報網在積極活動的呢？原來一年多以前，日本特高課通過大連電信局的“電波探測器”，發現了在蘇聯領事館區上空的異常電波。兩個月之前，王永義與“國際工作班”設在領事館裏的指令局進行聯絡時，就被敵人發現了。特高課認定：“這是間諜聯係電波”。後來，王永義與指令局的兩次聯絡又被截獲。敵人斷定這裏有反滿抗日電台，遂派員日夜監視跟蹤。11月30日零點45分，日特偵察出王永義設在黃石角212號小灰樓裏的電台位置。並根據所掌握的聯絡規律，推算出大約在12月3日子夜，可能還要發報。便決定進行圍捕。當晚，日寇布置了20餘名日本特務將王永義住處團團圍住。子夜時分，王永義一如往常地打開電台向指令局發報，3分鍾後，當他完成了任務，準備關閉機器的時候，埋伏在周圍的特務砸開房門，一擁而入。王永義踹開後窗，想從後院突出重圍，但是後窗外已經布滿了日本特務。王永義英勇不屈，隻身與敵人展開搏鬥，最終受傷被捕。

 　　劉祥的電台也因同樣原因被敵人發現。盡管劉祥當天外出未歸，但敵人經過兩天的蹲守，劉祥在回家的路上身陷敵手。劉、王被捕後，指令局立即終止了在大連的情報活動，由沈陽站代理劉祥、王永義的工作，繼續進行偵察活動。

 　　敵人將劉祥、王永義密押在大連嶺前監獄，對其日夜嚴刑拷打，也沒得到一個字的口供，最後無計可施，決定將二人處以極刑。1945年8月16日，即日寇宣告戰敗投降的第二天，還沒放下屠刀的日本強盜秘密地將劉祥、王永義押到旅順刑務所絞刑室，於當天夜間2時將2人殺害。

 　　六天以後，大連光複了。為了這一天的早日到來，多少像劉祥、王永義這樣的抗日英雄在長夜破曉之際，拋灑一腔熱血。祖國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無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