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中國故事的一種講訴方式——以《雷默短篇小說自選集》為例

此文曾刊於《名作欣賞》經授權轉載

《雷默短篇小說自選集》由美國南方出版社出版

 

 

當我們將小說和“講故事”進行聯姻時，往往會在其中發現民間傳奇、鄉野傳說的影子，民間的敘事資源一旦進入到小說這一文體中，無疑可以為小說提供更為豐富的肌理。這裏說的“民間”，在小說故事的聚焦視域中，具體指向對鄉村倫理和現代秩序衝突及矛盾的書寫。以雷默的作品為例，《雷默短篇小說自選集》（美國南方出版社，2016年）中所講述的故事，從時間跨度上來看，經曆了“文革”後期到二十一世紀的信息時代，從空間範疇來看，既以鄉鎮為故事展開的舞台，又無時無刻不關注城市的人情世事。《雷默短篇小說自選集》共收錄了短篇小說十四篇，其中《告密》《光芒》《奔跑》《我們的叛徒》《藥》《雞蛋》《妹妹》《三七市》等可視作“鄉村/鎮”係列，這一係列書寫底層、邊緣人的苦難、秘密以及欲望等，其人物關係往往集中在一個家庭中，以父子、母子、夫妻關係為人物倫理關係的樞紐，故事發生地也離不開鄉村熟人社會；另一部分小說如《唉，秘密》《信》《氣味》《盲人圖書館》《芝蘭橋軼事》《殿堂裏燈火通明》則可以視為“城市”係列，這一係列相對上述一部分小說，或可稱之為“陌生人”的故事。有趣的地方在於，不管我們以怎樣的形式和標準來區分雷默的小說，都可以從中看到，雷默在寫作這批小說時，都運用了嫻熟的敘事技巧。他的敘事或離奇、或詭異或悲壯，都和中國當代社會的劇烈轉型息息相關。閱讀這些充滿時代氣息的小說，我們會慨歎雷默小說題材的豐富多姿，也會驚訝於當代社會紛繁的世相。這或許和雷默的敏銳觸覺有關，他對社會問題的捕捉到位，無疑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

 

快與慢：現代秩序的闖入與時代的嬗變

 

在雷默的短篇小說《光芒》中，張樂的父親醉酒後死於火車的碾壓，張樂為了祭奠和安撫父親的亡靈，試圖借他人的葬禮將父親死前落在家中的眼鏡捎給他。張樂父親的“瘋狂”，肇始於他對火車進入村莊這一現代性事物的抵抗。“幾年前，高架橋通進了村子。再後來火車就來了，從他們的屋頂上緩緩開過……那列從他們頭頂開過的火車萬一哪天脫軌了，村子就被撕爛了。雖然擔心的事一直沒發生，但到了夜晚，火車輪軌摩擦的聲音還是很揪心，誰喜歡火車從夢中開進開出呢？”高架橋、火車這些現代交通方式，以一種夢幻般的方式進入封閉的鄉村社會。張樂父親作為一個對抗者，試圖和火車“理論”：“我不會讓它再叫下去！我要讓它停下來！”這樣一個“瘋人”形象，恰似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以瘋狂舉措對抗理性、科技和現代秩序。但這並非小說的核心所在，雷默小說的閃光之處，在於對父子關係入木三分的刻畫，在於對鄉村殯葬儀式的“還魂”。張樂的父親視力極差，為了“孝道”，張樂竟然在父親生前好友陳老漢的葬禮上要求“捎帶”眼鏡給父親，如此荒誕的想法，自然遭到陳老漢家人的反對。此路不通，張樂在意識混亂之中，竟戴起父親的眼鏡，這是小說中極為精彩的一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戴上這幅眼鏡後，張樂仿佛看到了他爹，過上了他爹的生活。雖然從眼鏡裏望出去，外麵是一個混沌的世界，但卻異常的光亮，那些光芒仿佛經過了聚焦，都集中在了他的瞳孔裏。”張樂相信“輪回”的身後世界，相信冥府的存在，在父親死後，他陷入神智不清醒的狀態，從戴上眼鏡這個象征性的行為中，我們可以看到父子倫理的繼承。這其中，“抵抗”是一個絕對性的姿態，隻不過張樂的父親以死亡完成了抵抗，而張樂在追趕火車時被大伯拉了回來，避免了重蹈父親死亡的覆轍。這也意味著，小說的結局，張樂作為一個個體，或多或少替代父親與現代性進程達成了和解。

 

在《奔跑》中，鍾表匠浩明和修鞋匠馬良同病相憐（腿腳有毛病），作為兩個固守在鄉村社會（在雷默的小說中，“三七市”是這一現代鄉土社會的隱喻）的年輕人，他們的命運也和現代事物的進入休戚相關。從文本所暗示的信息（萬元戶、自行車燈）來看，小說所敘之事發生在1970年代末，正是“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即將席卷中國的時代。從彈棉花到修理自行車，修鞋匠馬良始終被“奔跑”所迷戀，奔跑意味著速度，也意味著正常人的生活形態，被剝奪了健全人奔跑權利的馬良，隻能借助自行車來完成這一夢想。他的實踐精神與出謀劃策的浩明極為不同，二者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軌跡：浩明的下身萎縮，隻能整日待在“鳥籠”一般的店鋪裏，而浩明高低腳，他對自行車的“戀物癖”既是對現代生活方式的渴求，也和內心深處隱秘的欲望掛鉤，自行車成了衡量一個人能否有資格娶妻生子的物質載體。如果說浩明對現代事物的保守主義是被身體缺陷所導致的，馬良對現代性事物的熱烈擁抱，則是一種精神性的追求。小說的巧妙之處，就在於將人生況味與悲劇戲劇性地呈現出來：在自行車已經成為普羅大眾所能輕易擁有的交通工具時，作為先行者的馬良，卻因一次事故，永遠告別了“奔跑”，回到和浩明一樣的悲慘境遇中。

 

在另一個短篇《信》中，借由“我”給年邁畫家寫信的故事，小說對現代性、對網絡媒體的“快速”時代提出了質疑和反思。畫家耳聾，必須借助文字的方式才能與人溝通。通信三年之後，“我”得知畫家去世了，這段回到前信息時代的故事也就終結了。“田老走了，我覺得一個時代結束了，在他那個時代裏，我們對遠方是有距離的，所有未知是可以尋找的，思念也無時不刻在發生著，衍變成了鄉愁、愛情等等。而現在，我們失去了這些東西。”和《光芒》、《奔跑》一樣，《信》所講述的故事並不複雜，但無疑可以作為一個“文學社會學”的分析樣本，小說家將小說作為透視鏡，聚焦時代，並將時代牢牢地釘緊在舞台的中心。由此可見，雷默的小說是關注當下的，憑借藝術的形式來反思社會發展進程的快與慢，同時也抒發了對一個逝去時代的哀悼。

 

遠與近：陌生人、秘密及欲望的倫理書寫

 

同樣發生在鄉村，《告密》和《藥》卻不像《奔跑》《光芒》《信》等對現代性和時代變遷提出叩問和反思，這兩篇小說和《氣味》《盲人圖書館》《殿堂裏燈火通明》等，聚焦的是人心的遠與近。在《告密》中，兩代人的矛盾衝突糾纏在一起，國光和“我”的關係，是父輩關係的一種畸形的繼承。我受國光的欺負，被同學誤認為向老師打小報告，成了一個“告密者”，國光慫恿同學對“我”進行孤立，而父親為了給“我”出頭，向他和國光父親共同的老師告狀。在小說的結尾，處罰了國光的邱老師受到了“報複”，凶神惡煞的國光父親將尖刀刺向了年輕的邱老師。國光本就是單親家庭，父親犯了罪被抓，他就成了一個徹底的孤兒。小說在這對後輩人的相遇中走向結束——國光的叔叔要接他到外地去住，“世世代代的仇怨已經結下了，我也不想在這裏待下去了。”從隔閡到和解，“我”和國光都經曆了“孤獨”，國光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但在小說呈現的時代氛圍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個體和集體之間的撕裂，世道人心的冷暖，代際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成了一個死循環，唯有逃離和遠走才能解開仇恨的死結；在《氣味》中，年輕人伍毛對素不相識的張妮一見鍾情，他想方設法接近張妮，最後向她告白，不料張妮卻被嚇壞了，情急之下報了警。在這個普通的“告白”故事背後，潛藏著的是城市的拆遷問題：張妮所住的房子，外婆薑老太是巷子裏最牛的“釘子戶”。小說巧合的地方在於，外甥女張妮因受到伍毛的“騷擾”，薑老太最終同意搬遷。雷默借了警察辦案的“偵探模式”，一點點揭開故事背後的秘密，通過伍毛和張妮這對“陌生人”之間的摩擦，道出了當下社會的道德倫理秩序對人心和自由的鉗製與扼殺。小說中的伍毛被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氣味所吸引，也被這股氣味所困擾，這個年輕人和《告密》中的“我”一樣受到了同事的孤立與排斥，他最終在偶然情況下得到“救贖”：伍毛路過教堂，在唱詩班的宗教氛圍中，他的精神困境得到了治愈。也因此，小說在平實的敘述中有了一絲詩意的飛升。雷默善於挖掘和呈現普通人、邊緣人的故事，這點在《盲人圖書館》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我”在圖書館上班的第一天，遇到了一個盲人。受好奇心驅使，“我”接近盲人，盲人深受感動，向“我”吐露心聲，道出了自己的人生經曆。後來我受盲人邀請到他家中，才得知其奶奶患有老人癡呆症，他和奶奶相依為命。盲人遭遇的父母離異，既是個人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在這方麵，《盲人圖書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出色的講述中國故事的敘事範本；同樣是書寫父母離異的題材，《殿堂裏燈火通明》則借助一樁婚禮的籌備和進行，讓女兒和十三年未見的母親重逢。如此家庭倫理故事，如果不是依靠細節的謹慎處理和情感的克製，很容易淪為庸俗的家長裏短。女兒和離家多年的母親之間，從疏遠、陌生到情感的交融和靠近，正是小說聚焦的對象。這一敘事模式，在小說集的末篇《藥》中也同樣起到了更為動人的敘事效果。藥鋪的後生葉南和從事性工作的年輕女郎之間相濡以沫的故事，令人聯想到古代才子佳人的傳奇經曆，然而，雷默小說的初衷並不在於此。他寫《藥》，寫的是個人在集體道德倫理的壓製下憐憫生命的悲壯。得了重病的女郎失去了“經營”的資本，生活和家庭的重負又壓得她無法喘息。葉南出於同情和愛慕，不顧孤鎮眾人的流言蜚語，堅持照顧女郎直到最後。兩個相愛的人因為好感而疏離，又因為愛慕而走到一起，現實卻告訴他們，再也不能相愛，這中間有一種綿密而深切的哀愁。我們知道，小說職能之一，就在於作家可以借助這一文體對人類的精神狀態進行“同情的理解”。雷默化身後生葉南，讓我們看到了時代縫隙中卑微的生命，也譜寫了一曲人道主義的頌歌。

 

以上分析的幾個小說，都試圖講述陌生人之間的相遇、隔閡和理解。在現代社會中，如何講述陌生人的故事，對當代作家來說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也是每個小說寫作者都無法回避的問題。陌生人作為他者進入到小說的虛構中，往往會麵臨一個敘事倫理問題，如何讓敘述人和敘述對象之間保持恰到好處的距離？如何確保所講故事的“真實性”？小說對現實的摹仿，往往取決多方麵元素的角力。尤其在當代社會，交通、科技、信息媒介的發達，一方麵拉近了人類的物理距離，另一方麵又加劇了人心的精神距離。小說作為虛構的藝術，相比詩歌和散文等體裁，更能夠在虛構和現實之間搭建起橋梁。從這一點來看，雷默的小說遊走在現實和虛構之間，保持了一種曖昧而模糊的距離，而這距離，恰好是講好中國故事所必備的。

 

深與淺：講述中國故事的一種方式

 

從喬伊斯的《都柏林人》到愛麗絲·門羅的《逃離》，從魯迅的《故鄉》到汪曾祺的《受戒》，書寫普通人的情感和遭遇、平凡與苦痛，既是作家進入文學的一條羊腸小道，也是作家得以忝列小說殿堂的通途。雷默的小說即使無意匯入這一傳統，也不得不被納入到這一傳統中來加以討論。講故事的方式有千萬種，但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隻能找到最恰切的一種講述方式，這裏涉及到的更為核心的問題是，現實當以何種方式進入虛構？虛構是否是講述中國故事最為恰當的方式？當然，反駁者會舉出“非虛構”（non-fiction）來駁斥，認為非虛構才更有資格切中我們時代複雜多變的症候。但我們理應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非虛構更傾向於呈現某種或多種現象，即關注“怎麽樣？”，而虛構如小說者，則更側重於思考“為什麽？”在圍繞《望春風》所進行的長篇訪談中，小說家格非強調了一個觀點，即“文學沒有固定反對的對象”。當我們將現實當做固定不變的反映和揭露對象時，往往會喪失了分寸感。換言之，現實是不斷變化的，文學這一把槍，在瞄準“現實”這一不斷移動的靶心時，勢必掛一漏萬。

 

以雷默的短篇小說為例，不管是收錄在《雷默短篇小說自選集》中的作品，還是最新發表於《人民文學》2017年第3期的《深藍》，都彰顯了雷默講述中國故事的野心。《深藍》從一個初出茅廬的海員視角，刻畫了出海捕魚者的群像。從中國到智利釣魷魚的漫長旅途中，“捕魚”隻用了很少的筆墨，雷默把焦點放在了王武和“我”這對情同父子的人物關係上，小說結尾，王武為了救落水的“我”，犧牲了自己，“我”捧起“年輕的”王武遺像（實則是王武孩子的遺像）給死者帶來了最後的安慰。和《雷默短篇小說自選集》中所有的小說都不一樣，《深藍》將故事的空間放在了一個廣闊無垠的，變動不居的大海之中，在一艘不斷移動的大船上，麵對狂風巨浪，眾人的性命卑微如同螻蟻，深藍是一種極度憂鬱的色彩，雷默在小說中像一個迷戀顏色的畫家，對人與自然，生與死的書寫充滿了詩意和不確定性，大量的留白讓小說變得疏密有間，自成意境。

 

雷默的小說離不開他所生活的現實世界，從他現階段的創作來看，作品大多聚焦於中國的社會現實：無論是發生在牡江芝蘭橋上的小偷被眾人打死的“軼事”（《芝蘭橋軼事》），還是《唉，秘密》中年輕人因嫖娼被抓而背負沉重的道德十字架的“秘密”，抑或是發生在“三七市”的父母離異對孩子造成的心理創傷（《三七市》）和童養媳事件（《妹妹》），雷默的目光始終關切著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尤其是《三七市》，從孩子的視角，對貞節牌坊為代表的傳統三綱五常和封建道德倫理提出了批判。“我現在知道了，它叫貞潔牌坊，在那裏立了幾百年了。站在聳立著的大門下麵，我仿佛感到自己成了一隻螞蟻，可是我很想從它的石基下咬下一塊，看著它轟然倒地。”雷默還沒有寫出屬於自己的長篇小說，他被改編成電影的《追火車的人》是一部中篇，在此，我們不妨將雷默的中短篇小說創作看成是他通向更為純熟創作的過渡期和實驗階段。在如何講好中國故事這一艱巨的挑戰中，雷默為讀者貢獻出了自己獨特的敘事聲音。

 

文章作者林培源簡介：

青年作家，1987年生，廣東汕頭人，現為清華大學中文係博士生。曾獲2007年、2008年第九屆、第十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第四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佳作獎。多篇作品發表於《花城》《山花》《青年文學》《青年作家》《廣州文藝》《文藝風賞》《作品》《西湖》《創作與評論》等文學刊物，已出版短篇小說集《鑽石與灰燼》（2014）《第三條河岸》（2013）等六部作品，最新長篇小說《以父之名》2016年12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雷默簡介：

生於1979年10月，浙江諸暨人，現居寧波。在《收獲》《十月》《花城》《人民文學》《作家》《江南》等刊發表小說七十餘萬字，多篇小說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新華文摘》《中華文學選刊》《長江文藝好小說》等轉載，並入選年度選本，中篇小說《追火車的人》被改編成電影，獲2015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出版過中短篇小說集《黑暗來臨》《氣味》《追火車的人》，《雷默短篇小說自選集》在美國出版。

美國南方出版社簡介：

“圓作者一個夢想，助作者美國出書”是美國南方出版社（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網站http://www.dwpcbooks.com）的出版宗旨。美國南方出版社2006年在美國Alabama州注冊成立，多年來為諸多作者出版圖書書，銷售不斷攀升，是美國出版界的後起之秀，現正逐漸為各界熟悉。

 

美國南方出版社所出版的圖書通過自己的網上書店，美國最大連鎖書店巴諾書店（Barnes& Noble），以及亞馬遜（Amazon）等網上和實體書店在全球範圍內發行。美國國會及各大地方圖書館均有收藏，美國南方出版社成功地把很多作者推向了更大更紛繁的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