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間一塵的博客

歡迎光臨本人YouTube頻道(頻道名:林泉晗禪):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PVjv8tLsukFI_ciYYAxN5A


個人資料
正文

《印度佛學源流略講》--04--部派佛學(上)--呂澂

(2018-04-12 05:34:18) 下一個

《印度佛學源流略講》--04--部派佛學(上)--呂澂

 

 

 

第二講

 

 

 

部派佛學

 

(公元前370—公元150年)

 

 

 

 

 

 

 

第一節  佛學分派的經過

 

 

 

    佛教分派與學說的關係----時代背景----第一次分派----上座與大眾----吠舍離七百結集與大結集----摩揭陀王朝的更迭----亞曆山大王一度入侵----孔雀王朝的建立----阿育王的利用佛教----再次分派中化地與犢子之爭----補特伽羅的有無問題----傳教師的派遣----佛教的地方發展----弗沙密多羅王的摧毀佛教----案達羅王朝代興----封建社會製度的萌芽----第三次分派中法藏與大眾(案達派)之爭----三乘勝劣問題----大天五事----西北印度貴霜王朝的建立----社會的變化----迦膩色迦王的利用佛教----有部經院哲學的形成----分派十八部的成說----種種異傳----從學說上的大體刊定 

 

 

 

    釋迦逝世百年之後,佛教教團出現了明顯的分裂。這大約從公元前370年起到大乘佛學開始流行的公元150年前後止,總計有五百年左右的時間,這時間的學說都可以稱之為“部派佛學”。在這五百年間,佛教內部分化相當厲害,先是分裂為上座、大眾兩大部,逐漸形成最後的所謂十八部。這當然隻是一個概數,實際比這要多得多。

 

    這些分裂與教團組織的分派有關。原始佛學發展到佛滅百年後,宗教色彩極濃,與當時的婆羅門教、耆那教性質差不多。教團組織是依據戒律,戒律不同或者學說發生差異,因此就導致分裂。由戒律不同而立異說,由學說不同而變更戒律,兩種情況都有,而且互相影響。當然,這隻是佛教內部的因素,促使這種分裂的真正原因,還應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中去探索。

 

    第一次分派以摩揭陀的強大為背景。摩揭陀先後吞並了跋耆、薩羅等國,勢力日盛,使原來受到摩揭陀統治者支持的佛教,也就隨著擴展了。如本來是耆那教盤踞的吠舍離(跋耆),這時也盛行佛教。另外,佛教還向印度西邊的摩偸羅擴張了。這樣,由於東西兩地風習不同,加上兩個教團的領導者(上座)對佛說理解的方法原來就有分歧,自然就逐漸地趨向分裂。佛滅一百一十年前後,摩揭陀正處於屍修那伽王朝最後一代的迦羅瓦爾那(俗稱黑阿育,以與後來法阿育相區別)時期,那時吠舍離的比丘,違背原有教規,已出現向人乞錢的現象。據說當時西方(摩偷羅)的耶舍比丘來到該地後,對此加以反對,發生了爭議。耶舍回去反映其事,並約集東西兩方的長老們對這—行為作了判決:要錢是犯戒的。當時集會的有七百人,為了把經律的內容進行統一認識,又用會誦方式,舉行了一次結集。這次結集就以參加的人數命名:“七百結集”。從結集地點來稱,又名“吠舍離結集”。對這次決議,多數人都不同意,隻是由於作決議的少數是有地位的上座,大家也無可奈何。持反對意見的多數隻好另外集會一處,也用會誦辦法,另外訂正經律,據說參加的人上萬,就名之曰“大結集”。從此,上座、大眾兩派公開分裂,各行其是。不過兩派之間,並沒有發生誰是正統的問題。

 

    “七百結集”之外還有個“大結集”,這一說法出於南方所傳。這個傳說比較合理,也是符合曆史情況的,從此以後,佛教就根本分裂了。但是,如北傳《異部宗輪論》所說,根本分裂是另外一次結集產生的,並說分裂的原因是由大天所說五事引起的,並把阿育王也聯係進去,說得相當支離且有明顯的年代錯誤。阿育王是佛滅二百年的人,南傳說的這次分裂是佛滅百年左右的事,相差一百年。日本宇井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依北方傳說,因阿育王年代(佛滅二百年)不可改動,隻好把佛滅年代推遲了一百年。

 

    關於“七百結集”爭論的問題,各派律中記載不同。上座部諸律,就說開端於乞錢一事。除此一大爭端外,還有九件瑣碎的事也被認為是非法的(如吃飯能否留一點等等),結集的結果,就明文規定了這“十非法事”。大眾部諸律(隻有漢文資料)的記載就與上說有異,認為結集的內容,不是十非法,而是五淨法(淨是許開的意思)。不是肯定哪些不應做,而是肯定哪些可以做,精神就完全不一樣。特別是肯定了金銀錢財的布施可以接受(此事見於法顯帶回的《摩訶僧祇律》中)。這一規定,就與當時社會條件有關。吠舍離當時商業發達,豪商很多(如後來用做代表人物的維摩詰就很有錢),佛教又特別受到他們的支持,所以常常有金錢的布施,不能不接受。

 

    兩大部派分裂,實際上也關涉到對佛學理解上的分歧。根本分歧何在呢?這要追溯到原始佛教本身去。佛在世時,他對哲學的根本性問題,采取回避態度,如四類十四無記等,就留下了許多未得解決的矛盾。在《中阿含·箭喻經》中,佛對鬘童比丘提出的哲學問題,舉了個譬喻說,如人被毒箭所中,最要緊的是進行急救,而不是先研究發箭人的身世以及為何發箭等問題。這即是說,哲學問題,可以先不討論。但是和任何學說一樣,佛學要深入下去,就不能不接觸這類理論問題,例如,世界有邊無邊、有常無常,身與命是一是異等等。其中尤其是身與命的關係問題,應該先肯定命的有無。佛是承認業力的作用的,因此,他不得不對過去的命定,予以肯定。六師中一些派不但承認過去命定,而且承認未來也是命定的,所以他們實行苦行,以期縮短受苦的時間。釋迦在這點上,卻比六師高明,他認為人在一生中就可得到解脫。釋迦本人三十五歲成道,固然已得解脫,他弟子中得阿羅漢果的人,也可不再受業的支配,得到了解脫。但是,那些未得解脫者又將如何呢?自然會牽涉到有命無命的問題,這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十四無記最後一個問題是人死後是有還是沒有?(原來的問題是“如來死後是有是無?”)這是佛在世時已提出的問題,佛滅之後就更為突出了。本來,佛臨死時曾對弟子們說,我死之後,你們依靠什麽呢?那就是要依法,依自己。可是形成宗教之後,佛徒們不僅不能完全依法,也不能完全依自己,反而要依佛了。所以,根本分歧,表麵看來是與戒律的寬嚴有關,實質還是對佛說發生了異解,可能就與上述九個根本問題,特別是如來死後有無的問題相關。也可以說,兩部分裂一上來就是對佛陀本人的看法有分歧。

 

    兩大部派分裂後,當時的摩揭陀王朝發生變動,最後更換為難陀王朝。難陀王朝的情況,不太清楚。不過,財富的積累,商業的繁榮是可以肯定的,通常有所謂“難陀王朝之富”的說法,就是明證。這時,馬其頓已統治了希臘,雄才大略的亞曆山大建成了一個強大的大帝國,敘利亞、埃及和三洲交界處的各地都對他臣服。他繼續東侵,滅了波斯,又翻越興都庫什山到迦華試,直侵入印度。這是公元前327年的事。前326年,他便到了健陀羅,占領了當時的文化中心咀叉屍羅城。以後繼續東進,越來越受到印度各民族的抵抗,氣候也使希臘戰士無法適應,於是軍心渙散,迫使亞曆山大在公元前324年不得不退回到波斯。第二年(公元前323年)他就死了。亞曆山大的入侵,給印度的震動極大,破壞慘重,是史無前例的。此時,原被難陀驅逐在外的月護(出身低賤,母親是養孔雀的)和一位名闍那伽的婆羅門回到了摩揭陀(兩人曾在亞曆山大處作說客,獻過策,亞曆山大死後就回摩揭陀),他們號召印度人實行民族革命,驅逐希臘人,恢複國土(亞曆山大在印度設官留戍,繼續統治)。又借口難陀王朝軟弱無力,推翻了它,建立孔雀王朝。孔雀王朝是在富強繁榮的難陀朝基礎上興建的,又加上闍那伽的輔助(此人極有才智,似我國劉伯溫一流人物。現存僑致利耶的《實利論》,據考證,即其著作。致利耶是他的姓氏。日人中野義照曾將此書譯為日文。《實利論》是講治國安民術的,結構完整,內容從國家財政、軍事、外交、統治辦法,到特務組織等,無所不有。)所以國家治理得很好。傳至第三代,就是有名的阿育王。阿育王對國土有所擴張,對佛教的發展影響尤巨。關於阿育王的材料,也大多保存在佛教的典籍中,漢譯有《阿育王經》、《阿育王傳》,梵文還有《阿育王本事》。

 

    阿育王統一了亞曆山大侵略的北方地區,並向南方擴張。在東南邊境的羯陵伽國,閉關自守,十分頑強。阿育王灌頂的第九年(灌頂在他即位後的第四年,即公元前368年。他死於公元前330年,共在位三十八年),發兵攻取羯陵伽,受到抵抗,死亡慘重(僅羯陵伽即死十萬人),使他感到戰爭很殘酷,內心有所懺悔。因此想到有利用宗教進行統治的必要,特別看中了佛教。佛教理論是中和的,既不要修苦行,又可以緩和階級矛盾,特別可以利用佛教的中道理論去推行法治,即他所謂的“心法”。他本人皈依佛教,成了近事男,受五戒,並接受長老優婆掘多的指導(北傳如此,南傳則說是目連子帝須),不到兩年,還加入了僧團,(在其“法敕”中有記載。是否出家,放棄政治,還不清楚,但已節食,一天隻吃兩隻孔雀、一隻羊。後來的結果,很有點像我國的梁武帝。)並由他的老師(國師)領他去釋迦聖地朝拜,還在聖地樹立紀念石柱,並發展為信仰過去的四佛。四佛遺跡,均在伽毗羅衛,他在柱上注明釋迦生於該地。阿育王留下的遺跡,對研究印度文化,極有價值。所樹石柱,寬二尺餘,高達四五丈,重至幾萬斤,磨製光滑,柱頭雕琢精美,可以看出當時工藝水平之高。此外,他還興建了塔,在國境上刻有摩崖“法敕”。其中也有關係到佛教的,如勸佛徒應該念經,不要爭吵,應向外傳教等,並宣揚他的法治就是仁政。

 

    在佛教記載的材料裏,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此時召集的一次結集。南傳對這次結集有記載,北傳沒有。據說,阿育王當時在雞園寺每天供養上萬的出家人,有許多非佛徒也混雜在內,弄得不團結,因而引起了重新結集,整理三藏。地點是華氏城,參加者達千人。這次結集,傳說編輯了一部《論事》。論事,就是議題,把各派不同的論點列舉出來,並刊定其是非,正反麵意見各五百條,總計有千條。現存二百十六條,都是反麵的,是帝須一派不讚同的。我們認為此書不一定是那時出的,因為其中列舉的派別甚多。不過,第一次分裂後又經曆了百餘年,繼續會有分裂,是可以肯定的。《論事》第一品就提出了補特伽羅有無的問題。隨世俗講,可以承認有,但按佛教勝義講有沒有呢?這次討論,非常詳細,並使用了八麵論法(類似後來的因明)。公開主張補特伽羅有的是犢子部,其他各派雖未公開承認,卻是默許的。堅決反對的是目連子帝須,他是當時會議主持人,屬化地部。這次爭論,由犢子部與化地部把補特伽羅有無問題就明確地揭開了。有無這樣一次結集,尚待研究,但是,這次爭論是肯定存在過的。

 

    經過爭論,有十幾個上座分成幾批,被派遣四出宣揚佛教。東到金地(今緬甸東部),西到西北印和國外的臾那世界(即大夏等地,那—帶是亞曆山大派人統治的地區,後來分為好幾國,從發現的貨幣看,知名的就有五十多個國王,如彌蘭王等),南到獅子國(今斯裏蘭卡。斯裏蘭卡由此始有佛教)。這次派人所傳的經典,受教的人數,在南傳的《善見律》中,均有記載(參見《印度佛教史略》第三圖)。但是在阿育王自留的石刻中,隻有派遣五使節到地中海東頭沿岸諸國宣傳法治的事,並無派上座出國的記載,因而有人懷疑其事是否可信。研究起來,此事是可信的,因為就在上述各地特別是印度的四境內,大多有阿育王的石刻發現,可資證明。由此看來,阿育王時代的佛教勢力大為擴張,地區風習各殊,隨之會出現各種不同的組織和理論,這就更易促成派別的分裂。

 

    《善見律》載阿育王傳教地點、經典今考:

 

     一、罽賓健陀羅,今 Srinagar,Pashāwar 。

 

         《蛇喻經》,今《增一阿含經》卷三十一,六。

 

     二、摩醯娑曼陀羅,今Maisūr。

 

         《天使經》,今《增一阿含》三十二品,四。 

 

     三、婆那婆私,今Kannara北。

 

         《無始相應經》,今《雜阿含》卷三十三。

 

     四、阿波蘭多迦,今Gujrāt。

 

         《火聚喩經》,今《增一阿含》卷三十三,十。

 

     五、摩訶刺陀,今Maratha。

 

         《大那羅陀迦葉本生》,今Jātaka,VI,544。

 

     六、臾那世界,今印度西北。

 

         《迦羅羅摩經》,今巴利文《增一部》卷二。

 

     七、雪山邊,今喜馬拉雅。

 

        《轉法輪經》,今《雜阿含》卷十五,十七。

 

     八、金地,今緬甸。

 

        《梵網經》,今《長阿含》卷十四《梵動經》。

 

     九、獅子,今斯裏蘭卡。

 

        《小象跡喻經》,今《中阿含》一四六經。

 

    阿育王死後四十餘年,孔雀王朝為弗沙密多羅王所滅,建立了巽伽王朝。新王朝崇奉婆羅門,大破佛教,從雞園寺開始,經摩偷羅,直到迦濕彌羅。據《毗婆沙論》記載,弗沙一到迦濕彌羅邊境,就毀佛寺五百餘所,進入境內就更不用說了。這一記載,可能誇大一些,但損壞的程度,肯定不小。從經律的保存情況看,漢譯的《僧祇律》,原是大眾部一個部派的,由於典籍遭到破壞,以後就成為各派共同信奉的舊律了。西藏翻譯的律藏最後部分不完全,據跋語說,經過弗沙王的破壞,摩偷羅已無此律,雖多方尋找,也未找到,可見當時的破壞是很嚴重的。此事發生在佛滅後的四百年左右(巽伽朝建立於公元前185年)。弗沙王為什麽反佛昵?當時印度西北部還有希臘人統治的國家,如彌蘭王,他信奉佛教,並借助它作思想工具侵略印度,弗沙仇恨希臘人,因而也就反對他們所信仰的佛教了。

 

    與此同時,南方興起了一個案達羅族,十分強悍。國家所轄區域極廣,有三十個城市,並有步兵十萬,象兵一萬。阿育王時代,它表麵上臣屬,實際是半獨立的。阿育王死後,即擺脫孔雀王朝的羈絆,在南印大事發展。印度是何時進入封建製社會的,異說紛紜,一般認為是在笈多王朝。不過封建製的萌芽,據研究,是在案達羅王朝。因為它管轄的區域大,就實行分藩,分封爵、土。另外,南印東西臨海,對外貿易便利,因而商業十分發達。影響所及,促使農民向兩極分化,再加上高利貸的盤剝,農民的地位越來越低,由第三等級降到了第四等級,相當於農奴(根據法典,農民屬第三等級,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已明白記載農民為第四等級)。這些都是封建製的征候。案達羅原來也信奉婆羅門教,阿育王時代,曾派遣佛徒至此傳教。其中一個叫大天,帶的是《天使經》,到了東部的摩醯娑曼陀羅;另一個是大曇無德,帶的是《大那羅陀迦葉本生經》(此經無漢譯),到了西部的摩訶剌陀。兩人帶的經,內容都是講因果、輪回的,適合新辟地區宣揚佛教的工具。兩人這次的傳法,也就導致後來的第三次分派——法藏部與案達派之爭。

 

    事情經過是這樣:大天到案達羅之後,成立了製多部(製多也譯作“支提”,類似塔樣的紀念物,有舍利的叫“塔”,無舍利的叫“製多”)。這一部派為什麽取名“製多”,傳說不一。有說是住處的山有很多製多,名“製多山”;有說是他提倡崇拜製多。看起來他們是以製多為崇拜中心的,認為崇拜製多就有功德。伹是,是否崇拜有關羅漢的製多也有功德?對此法藏與案達派的看法就不一致。案達派認為,阿羅漢不如佛,有五大缺點:(一)不淨;(二)不染無知;(三)處非處疑;(四)但他使入不得自知;(五)道因聲起。法藏派的看法是,阿羅漢與佛差不多,也是無漏。案達派先分裂為兩部:東山部、西山部。以後又分裂為王山部、義成部。總共有四派。

 

    大曇無德的法藏派與大天的製多派之爭,也名上座部與大眾部之爭。大天為什麽也是大眾部昵?當時派出傳教的大德都係正統的上座部,大天自不例外。這裏所指的大眾,當是這次爭論中又出現了多數派與少數派,案達屬多數派,因而大天也就成了大眾部,正如第二次分裂,化地與犢子之間,犢子是多數就曾被稱為大眾部一樣。它們與第一次分裂時與上座對立的大眾部,不是一回事。這次分裂,圍繞五事展開爭論是可能的,因為在《論事》第一品首先提出的是補特伽羅有無的問題,接著第二品提出的就是大天的五事,可以為證。

 

    案達羅王朝國勢日張,滅了康縛王朝,就遷入中印,企圖統一全印度。隨著該王朝力量的擴展,佛教各派不同的說法,也隨之流傳到北方,主要是在摩偷羅一帶,如對製多的崇拜,大天五事爭論等,都在這兒流行。法顯、玄奘先後去印,都接觸到了這些情況。《異部宗輪論》是有關部派的書,認為最初分裂與大天五事有關,大概即從這些情況去設想的。

 

    當案達羅王朝繼續擴展之際,印度西北部卻發生了外族入侵的事。原來中國甘肅的敦煌、祁連之間有個月氏族,公元前2世紀,被匈奴打敗,連首領都被殺了。處於遊牧時代的月氏,被迫西移至新疆,把原居新疆的塞族趕跑了。塞族被迫先向西行不通,轉而向南進入印度的西北境。而月氏則占領了克什米爾一帶的大夏,將大夏劃分為五區,每區封一翕侯(葉獲,相當於將軍)。迨公元1世紀時,有一個叫貴霜的翕侯,統一大夏,成立了貴霜王朝。它繼續占領了西南的高附,東南的罽賓以及整個健陀羅。這樣,西北印度就完全在貴霜的控製之下了。西北印度在亞曆山大入侵後,受希臘的影響很深,即使在阿育王時代,也沒有完全改變這一狀況,因此,在這裏形成一個希臘文化與印度文化的混合區。加之地處商業要道,貴霜朝的財力又甚雄厚,貿易交換常用金幣,所以有人認為此時封建製已萌芽了。

 

    貴霜朝的第三代是迦膩色迦王(漢譯王名前有“真檀”二字,真檀即真陀,是於闐的別名。原來月氏族的大部分所謂“大月氏”遷走了,有小部分所謂“小月氏”仍留居於闐。迦膩色迦王即屬留下的小月氏族,與貴霜朝前兩代不是一個係統),其人雄才大略,效法阿育王,利用佛教以實現他侵略的野心(他曾侵入摩揭陀,現在中、東印度都發現了他的貨幣)。當印度難以抵擋他時,即向其求和。迦王開始索款三億金錢,最後達成的條件是:(一)佛缽;(二)辨才比丘;(三)金錢一億。辨才比丘是指馬鳴。迦王為什麽要佛缽和馬鳴呢?就是想利用佛教作工具,利用馬鳴來號召。迦王後來定都健陀羅,在那裏建立了有名的大廟和大塔。從發掘的遺跡中,還發現了收藏舍利的容器、佛像,上麵刻有迦王年號、銘記等等。大塔的名字叫“雀離”,號稱“百丈浮屠”。塔身高四十丈,頂上安有二十五個相輪計三十丈,全高為七十丈,周圍三百丈。我國北魏宋雲至印時,尚見此塔(見《洛陽伽藍記》)。唐玄奘去印時,也看到過(見《大唐西域記》)。據說中國的塔式就是模仿它的(印度原來塔式是複缽形*)。

 

    在貴霜王朝,印度開始有佛像菩薩像的雕刻。按佛教規定,是不許雕刻佛像的,隻許用佛行事做象征性的紀念,如佛生前行過之處刻一腳印,說法處所刻一法輪或菩提樹形等等。貴霜朝的刻像,也有一些傳統。健陀羅原在希臘人影響下達數百年,文化程度較高。從阿育王時代傳入佛教後,逐漸也有希臘人信佛,他們原有崇拜偶像的習慣,覺得不能不有個佛像,盡管印度人不許刻像,他們那裏還是刻了。到了迦王時代,刻像之風,尤為發達。他們的製作,帶有濃厚的希臘風格,被稱為“健陀羅藝術”。由此逐漸影響到我國西域並傳入內地,如雲岡石窟的雕刻,就富有這種色彩。

 

    迦王特別提倡說一切有部。在大廟石銘中說,興建大廟是獻給說一切有部的。有部後來對學說做了係統化的工作,編纂了《大毗婆沙論》,傳說就是迦王發起的。這部書的編輯,使有部的思想定型化,帶有經院哲學的氣味,《婆沙》成為經典,不許人們有一字的改動。

 

    迦王時代,不但出現了馬鳴這樣的學者,而且眾護、世友等大家,都被說成是這時期的人物。眾護還被說成是迦王的王師。

 

    月氏在迦王之前,佛教即已相當流行,並通過西域傳入到我國內地。傳說漢哀帝(公元前2年)時,月氏使臣伊存曾在我國口授佛經。曆史記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洛陽一帶已有佛教。迦王提倡佛教,支持有部,就更有力地促使佛教對外擴展,所以公元2世紀下半葉,西域一些譯師就陸續來到中國,開始了中國佛經的翻譯。從當時譯出的典籍看,不僅有小乘的,而且有大乘的。例如,我國首先翻譯大乘典籍的支婁迦讖,就是來自月氏。迦王在曆史上是如此重要的一個人物,在他的時代對佛教藝術的發展,對一般曆史、印度史、西域史、與西方交涉史等方麵,都起過推動的作用,可惜關於他在位年代,至今尚無確論。從20世紀初,西方學者就作過許多考證,經過六十多年,仍是異說紛紜,約有十多種不同說法。近年來,大家比較認可的有兩個年代,一說是假定他即位於公元128—129年,一說是即位於公元144年左右。從佛教有關資料看,即使128年說,也還遲了一些,但也缺乏有力的證據,我們就暫用其說,確定他的在位年代是公元128—150年。

 

    佛教的分派,形成於迦王之前,大數是十八部。現存最早的資料為世友的《異部宗輪論》。世友是有部主要人物(傳說與迦王同時,不可信,應早於迦王),他站在有部立場對各部的分裂原因、時間、經過等等的敘述,自然不夠公平、真實。十八部之說,即由於此。以後其他部派也談的是十八部,但分派先後、原因、派別名稱等等,說法就不一致。現存資料,漢文有五種,藏文有六種,巴利文一種,共十二種。巴利文資料出之《島史》,是第三世紀的作品,漢文資料更遲,是第六七世紀的。要從其中尋找出一個統一的看法,顯然有困難。為什麽彼此的差異這樣大呢?看來有兩點明顯的原因:一是每一派都想抬高自己的地位,總把本派說成早於其他各派;一是受著地區限製,北對南傳資料模糊,南對北傳資料曖昧。因此,對當時分部真相,尚有待於繼續研究。

 

    現在,我們從學說上來看當時分派情況。根據《異部宗輪論》、清辯、律天、《論事》等著作,大體作了一個分析和刊定,如表:

 

 《印度佛學源流略講》-04-部派佛學(上)-呂澂

 

 

 

 

 

    最初的分裂是大眾部和上座部。爭執的內容,有種種異說,但至少是對佛說的解釋方法和看法上有根本分歧。上座對佛說釆取“分別說”的態度,認為對佛說和解釋佛說要分別地看待,大眾則主張“一說”的態度,認為對佛說要全部肯定。由於這種差別,上座部就被稱為“分別說部”,大眾部被稱為“一說部”。

 

    部派第二次分裂,起於犢子與化地之爭。爭論的主要內容,是依佛教理論是否承認補特伽羅的問題。後來化地部分遣許多大德到各地宣揚,每到一處,即自成一派。其中分遣至西北印度迦濕彌羅、健陀羅一帶的,成立了說一切有部;在中印度發展至西印度的,逐漸形成法藏部;一些傳教至雪山(尼泊爾一帶)的,成立了雪山部。據《異部宗輪論》記載,說一切有部和原來的化地部也是針鋒相對的,前者釆取一說的態度,後者主張分別說。雪山部與大眾部是混同的。化地部分遣至南印度製多山的,逐漸發展成西山住部、北山住部,即所謂案達派。這兩部後來具有大乘思想,不以聲聞緣覺為究竟,對羅漢的地位有所降低,從大天五事上即可看出他們對羅漢的看法。兩部與法藏部是尖銳對立的,爭論中心是,供養製多有無功德。這樣必然涉及供養的對象,從而討論到佛與羅漢地位勝劣問題。

 

    犢子以後也分出了四部:正量、賢冑、法上、密林山。四部之間,互有爭論。據《異部宗輪論》記載,它們的爭論是在解釋一《頌》上有不同的看法。先是正量與賢胄的對立。後來正量成為犢子的代表,它的主張也就是犢子部本宗的主張。

 

    在大眾部方麵也有分裂,雞胤部以為佛所說法都是出世的,所以也稱之為“說出世部”。說假部則不以為然,認為對佛說應分別,有些說法是出世的,有些就不是。

 

    法藏部以後傳至斯裏蘭卡,被看成是一個正宗,而不是從化地分出的。所以,南傳的分派情況,與其他十一種說法,有所不同。當然,基本精神仍是一致的。

 

    這些派別,後來愈說愈多,南傳有二十四部,其中有些名稱是重複的,如一一列舉,即有四十多個。從考古資料看,在陸續發現的銘文碑刻上,記載的部派名稱也有二十多個。根本的十八部中,除了大眾部的雞胤、說假尚未發現外,其餘部派全有。發現的地點,同資料所記部派活動中心也是符合的。所以,資料的記載,還是有根據的,可信的。

 

    到了公元6世紀,這些部派即歸為四大係統:

 

   (一)上座部(北方以化地、法藏為代表,南傳以大寺為代表。大寺又分為無畏山、祇多林住),

 

   (二)正量部(犢子為代表),

 

   (三)大眾部,

 

   (四)說一切有部。

 

    本講所講述的各部學說,就是循著這四大係統的。

 

 

 

參考資料:

 

1、北山、傳庵:《試說部派佛教》,載《現代佛學》1961年第1期。

 

2、《異部宗輪論述記》卷上。

 

3、李稼年譯:《10世紀前印度簡史》,第41—79頁。

 

4、王沂暖譯:《印度佛教史》,第6—11章、第42章。

 

5、呂澂:《印度佛教史略》,本篇下,第1章。

 

 

 

罽:jì。 

 

巽:xùn。 

 

征候:是事物本身的特征,它傳遞的某種信息,可以通過它自身的物質屬性來推斷。 

 

剌:là。

 

醯:xī 。

 

翕xī侯:古代烏孫、月氏等部族中的一種貴族頭銜,意即“首領”,其地位次於王。

 

闐:tián。

 

讖:chèn,基本含義是秦漢間巫師、方士編造的預示吉凶的隱語;指將要應驗的預言、預兆。

 

⑨ 闍:shé。

 

 

 

印度佛學源流略講--01--書前--呂澂

 

 

 

 

 

 

 

第二節  上座係學說的要點

 

 

 

    北方上座部與南方上座部----舊傳的雪山部----各部的三藏----所用語言----現存的完全論書----舍利弗毗曇----它和南方六論----上座係各部的根本主張----十論的刊定----宇宙現象分析----二元論----刹那實在----心性論----實踐與禪----心理過程的說明----有我論的傾向----法空觀的發展----和分別論者的關係

 

 

 

    上座部原在北方,後因說一切有部在北印度和中印度占有優勢,它的情況就逐漸模糊起來,一般都把化地、法藏一係作為上座的代表。南方上座部主要在斯裏蘭卡,前後也有變遷,後來以大寺住一派為代表。玄奘、義淨去印時,印度本土猶有上座部流行。據義淨記載,說一切有部分出之後,上座還分三部,但未舉名,可能即指斯裏蘭卡的無畏山住、祗多林住、大寺住。律天一家所傳的上座部,就完全是斯裏蘭卡的三部。可見後來印度本土的上座已經絕跡,而以斯裏蘭卡所傳為代表了。

 

    上座係統除化地、法藏、斯裏蘭卡三派之外,還說有個雪山部。說一切有部分裂出去後,摩揭陀一帶成了他們的勢力範圍,迫使上座部向雪山方向轉移,以後,上座基本上即轉為雪山部了。從《善見律》(斯裏蘭卡傳)看,阿育王派上座去雪山傳教,人數最多,由末示摩率領五人去的,傳的經典是佛說的第一部經《轉法輪經》,相當重要。可見當時是很重視雪山地區的。此事既有記載,考古資料方麵,在北方也發現了末示摩的舍利,在山琪大塔(阿育王建八萬四千塔之一)還有雪山部的銘文,足證確有其事。最近日本金倉圓照還證明雪山部有自已的戒律,即漢譯的《毗尼母經》。不過,雪山部後來轉化已混同於多聞部,南傳材料即將其歸入大眾部的係統。《異部宗輪論》說它對大天五事之說有共鳴,也不承認它是上座部了。但是,我們講上座部各派學說,仍把雪山部包括在內。

 

    研究各部派學說的依據,就是各部派的三藏。當然十八部不會都有自己的經律論,但重要的各部是會有的。玄奘回國時就帶有許多部派的三藏。關於上座係統的,據《慈恩傳》記載,曾帶回上座的三藏十四部,化地(彌沙塞)的三藏二十二部,法藏(法密)的三藏四十二部。這裏所指的上座三藏,可能也是斯裏蘭卡的,僅有十四部,也不完全(經或者差不多,論恐怕不全。據義淨《寄歸傳》講,上座三藏計十萬頌,約合中國四百卷)。

 

    上座各派的律,化地部的,漢譯為《五分律》;法藏部的,漢譯為《四分律》。所謂五分、四分,是指律的分篇。律中都曾講到第一次結集,提到他們的三藏組織,是用五分法(雪山部《毗尼母經》的記載也差不多)。首先,經的五分法即五阿含:長、中、增一、雜(相應)、雜藏。其中增一阿含,是由一增至十一為止,這是他們的特點(大眾也是十一法,有部則隻增至十為止)。又對相應阿含的說法,他們認為是關於八眾的事(即關於弟子眷屬的。這可能指其中偈頌部分,因為講一般道理是以法分類,以人物分類則釆用偈頌)。雜藏內容比較繁,從佛本生開始,講到法句、義品、波羅延到最後的聖偈,共十二種。其次,律的五分法是:(一)比丘戒本的解說;(二)比丘尼戒本的解說;(三)諸事(如受戒、安居等所做諸事。有譯為“犍度”或“蘊”的); (四)本母,即關於戒的一種通論;(五)增一毗尼,即對戒的補充解釋,排列依數遞增。再次,論的五分法是:(一)問,對佛說從多種門類加以分析;(二)非問,即不加任何分析;(三)攝,不同諸法性質可互相包含的,歸為一類;(四)相應,諸法中雖互相聯係但不相互包含的;(五)發趣,對佛說不僅相攝相應,而且相望為因果,它的緣起,即涉及到因果建立的問題。

 

    上述上座部的三藏,漢譯保存的,經有安世高所譯《增一阿含》片斷,被稱為《雜經四十四篇》,附在《七處三觀經》之後。今判斷其為上座部經,是它與巴利文《增一阿含》,完全可以對照。此外,其它零碎經本中,還可能有上座的別的阿含部分,但未經勘對出來。律就是《四分律》和《五分律》以及《毗尼母經》(此經一向被認為是法藏部的律,經日人刊定為雪山部律)。論則有《舍利弗毗曇》。以上為北傳資料。南方巴利文資料,上座部三藏都完整。中國譯本中藏文有些南方經的零本,是從斯裏蘭卡傳來的。律,藏文沒有,漢文則有《善見律毗婆沙》。南方律通稱“善見律”,他們的“毗婆沙”就是論,論包含律,律包含戒。

 

    這裏涉及到一個問題,原來各部派使用的是什麽語言?現存各部,如說一切有部是使用的梵文,南方上座部是使用的巴利文,那麽上座部原在北方的化地、法藏使用的是什麽語言?有關記述分部的資料中,真諦所譯《部執異論》原在書後有一個《記》,今已不存,僅部分地見引於《三論玄義》、《異部宗輪論述記》裏。據真諦講,化地部之所以分派,是因為它的部主正地是婆羅門,曾為國師,出家後成了阿羅漢,正地用吠陀語的“好語”去“莊嚴佛經”,致使義異,因而分部。由此看來,上座部三藏原來使用的語言,可能與古梵語有些關係。而這種梵語,不一定純正,其中是會夾雜些吠陀語的。布敦《佛教史》中,傳說部派四大係統所用語言各不相同:有部一係,使用梵語(現存有部資料均係梵文,證明其說不錯);大眾一係,使用俗語(即方言土語,有人認為是梵文中缺乏規則的);正量一係,使用西方訛略語(即最缺乏文法的梵文);上座一係,使用中間語(介乎梵語俗語之間的語言)。這個傳說,有些根據,因為巴利文就是這種性質的語言。這種中間語一傳到南方,就被本地人神聖化,作為一種聖經語固定下來,不像印度本土流行的語言,時移世異隨之而發生了變化。佛在世時,原不許用梵語宣傳佛教,而允許弟子們自由采用方言,這個規定被後人遵循信守。化地部突然改用吠陀語,已是一個大的變革,又牽涉到內容的差異,自然會引起分部。所以說分部與語言也有關係。不過,從現存資料看,還隻有梵文、巴利文兩種,尚未發現其它不規則的語文。中國翻譯化地部典籍少,與它所使用的語言特殊,也許有些關係。

 

    各部派的主張,即反映在各自的三藏中,特別是“論藏”,係統地反映出他們的學說觀點。所以要研究各部派學說,應對其論藏詳為分析。上座係的論,漢譯有一部完整的,也是惟一的《舍利弗毗曇》。此書是姚秦代譯出,共三十卷。舊譯《十八部論》、《部執異論》都認為此書是犢子部的,說犢子之所以分為四部,就是因為對此書解釋不同導致的(真諦即持此說)。因此,後人一向信從,未加研究。事實上,此書與犢子部主張大多相反。如犢子的特點主張有補特伽羅,此書即未談到,又犢子講六道輪回(多阿修羅一道),此書則隻講五道。顯然是被前人弄錯了。

 

    漢譯的《舍利弗毗曇》是從化地、法藏係統傳下來的,按理南傳也應該用此毗曇才對,因為南傳上座實際就是法藏一係。為什麽南傳卻是用的七論呢?對此應進行分析。南傳七論是:《法聚》、《分別》、《界說》、《人施設》、《論事》、《雙對》、《發趣》。其中除《論事》外,其餘六論與《舍利弗毗曇》基本一樣。傳說論書在第一次結集時就有了,《論事》則是阿育王三次結集時編纂的,因而是以後添進去的。其餘六論,在組織與內容上也各不相同。早年日本學者椎尾、木村兩家對七論曾作過研究,和其它毗曇對比的結果,斷定七論與《舍利弗毗曇》相近。他們所注意的是《分別》與《人施設》兩論的形式,如《分別》的法、門類,都與《舍利弗毗曇》相似。《人施設》是將各式各樣的人由實踐的觀點加以分類,《舍利弗毗曇》也有這一部分。現在日人研究尚未超出這一水平。我們的研究不是從形式出發,而是要從根本上尋找其原因。毗曇原是解釋佛說的,佛也對他本人的說法作過解釋,所以也有佛說毗曇。佛弟子中有迦旃延、目犍連、舍利弗三大家的解說。三人中尤以目犍連、舍利弗最為佛所賞識,認為最能理解他的意思,曾叫人有問題可向他們二人請教。《中阿含》裏麵,還保存有舍利弗等代佛說法的材料。舍利弗的毗曇是采用五分法,五分是各自獨立的,每分都可以成為幾部。《舍利弗毗曇》傳到南方為什麽會發展成六論呢?這大概是受到一切有部以“六足”形式組織毗曇的影響。我們發現六論與《舍利弗毗曇》各方麵都有關係,除日本學者指出的兩論外,我們看出《界說》與《舍利弗毗曇》的《攝》、《相應》兩分完全相似。《雙對》也是《攝》的一類。此外,《發趣》講二十四緣,《舍利弗毗曇·處所》也講十緣,非但內容同,名稱也同(“處所”,玄奘在《法住記》中即譯為“發趣”)。所以南方的六論,就是從《舍利弗毗曇》發展而成的。

 

        南方六論                《舍利弗毗曇》

 

        《發趣》                《處所》

 

        《法聚》《人施設》      《無問》

 

        《分別》                《問》

 

        《界說》                《攝》《相應》

 

        《雙對》                《攝》的一類

 

    研究各派主張,除了各派的“論”而外,還可從各部記載分派的典籍中吸取資料,如《異部宗輪論》、《論事》等,都是站在不同的部派立場,提出了當時各派特殊學說的。

 

    各派的主張多,不易掌握,但這裏有個方便,即利用《成實論》。《成實論》的作者是訶梨跋摩。他造論的目的是為了評議各部派的說法,因此,他歸結各家的根本主張為十論,作為批評的對象(見《成實論》卷二)。十論(十個主題)是:(一)法,客觀存在是否實在?不僅講現象,還講時間,就是說,現在實在,過去、未來是否實在?這叫“二世有無”?(二)一切有無?即一切現象是否都有?(三)“中陰”有無?人死到再投生,中間的過渡狀態叫“中陰”,有沒有這個過渡?(四)漸、頓現觀問題。在實踐上領會四諦,謂之“現觀”,這種現觀是漸得還是頓得?(五)羅漢有退還是不退?(六)隨眠(使人煩惱的習氣)與心相應還是不相應?(七)心性是否本淨?(八)未受報業是否還存在?(九)佛是否在僧數?(十)有無人我?這十項包括了當時各派的重要主張,《論事》第一品也列舉了類似這樣的問題。以“十論”作標準,可以把上座係的思想確定下來。上座對十個問題的主張是:(一)否定二世有實體;(二)認為並非一切法都實有;(三)否定有中陰;(四)現觀是頓得;(五)主張羅漢不退;(六)隨眠與心不相應(南方有時也講可相應);(七)主張心性本淨(南方認為心性不一定淨);(八)否定未受報業有體;(九)上座各派對佛是否在僧數看法不一致,化地特別主張佛在僧數,不能把佛孤立在僧外;(十)否定有人我。

 

    佛家的理論一般是從境、行、果三個方麵進行闡述的。境,就是他們對世界的認識;行與果是一種宗教的實踐活動,也就是他們對世界的改造吧。下麵就上座係對這三方麵的學說要點,進行分析。

 

    境的理論,原始佛學階段是把重點放在人生現象上,以人為中心。而人是五蘊合成的,所以又歸結到對五蘊的分析。到了部派佛學階段,境的範圍擴展到一般宇宙現象方麵了,分析就隨之而擴大為“三科”(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舍利弗毗曇》對於“三科”的看法,把“處”(舊譯為“入”)放在第一位(該書是五分法,初分是“問”,有十品,第一即“入”品)。十二處分內外兩類:內六處即六根,外六處即六塵。這是根據人的認識來分的。感覺(五官)、思維〈意根),是能認識的;色、聲、香、味、觸、法處,是所認識的對象(前五是五官對象,後一是思維對象)。上座係以“處”作重點來說明宇宙現象,其特殊所在即在於對“法處”的解釋上。據《舍利弗毗曇》記載,“法處”有五十二種。其中一類是對原始佛教五蘊(色、受、想、行、識)的“行蘊”加以分析。有一類行是與心相應的(同心俱起、同一境、同一緣),叫“相應行”,也即是心所。心所屬於心,不能獨立,與心一起才發生作用。還有一類是與心不相應的,叫“不相應行”,如生、老、死等分位概念,是一段一段構成的,也叫做“行”,與心一道,但與心不相應。上座係指出“相應行”有二十八種,“不相應行”有八種。此外還有“無表色”。表是表示,如語言、行動等能使別人感受到的,是以物質為基礎表示出來的色;所謂“無表色”,是一種心思活動。它也會留下形跡,也會有物質的,但看不到,摸不著,卻能通過比量(概念)感知它。再有一類是“無為”。有些事物不待作為而存在。如幾何學中的公理不是誰創作的,它自然存在。這一類東西,都屬於“法處”。總的說來,“法處”的內容相當多,共五十二種。上座係如此分析宇宙現象,就比較詳細了。

 

    按照十二處來分析宇宙現象,似乎很複雜,但歸結起來,不出“色”、“心”兩類。這一點,在南方上座的論書中,表示得極明顯,如七論的第一部《法聚論》,即以《心品》《色品》來概括一切法的。這樣,他們的二元論性質是非常清楚的。哲學上真正的二元論是沒有的,最後總有所偏重,上座部也如此,他們最終是主張唯心的。從他們的社會的階級的根源看,也必然隻能是唯心的。《毗尼母經》明確提出“二法不可違”:一是佛法,二是王法。這就是他們學說的最後立腳點。實際上,佛法還是服從王法的,所謂二法不可違,就是王法不可違。表明他們是站在剝削階級一邊,為剝削階級利益服務的,因而理論也不可能是唯物主義的。再就他們的學說本身看,講色講心,似乎是二元的,可是他們講色的一邊,總離不開心的一邊,講“法處”都是就“所知”上說的,如色是所見的,聲是所聞的等等。所以盡管有“法處”,但決非獨立存在,而是必須與心相連,以心為前提存在的。另外,他們講“諸行無常”,把無常講到刹那滅的程度算是夠透徹的了,所以後人稱化地部為“刹那論”者。問題是,他們講刹那滅不是以時間為標準,也是聯係心來講的,因為心是刹那滅,被心所知的對象----外界才是刹那滅的。這就必然會否認時間的客觀物質性,隻能走上唯心論一途了。上座係根據這一觀點推論現象中隻有現在這一刹那是實在的,過去、未來,都不實在。以上即是上座係有關境的學說的特點。

 

    實踐方麵,也就是行、果方麵,上座係將解脫的主體歸之於心,達到心解脫,就謂之解脫了。這樣,就會要討論到心的性質問題,因為它決定著能否解脫與怎樣解脫。對此,上座係也有其特殊理論,即 “心性本淨,客塵所染”。他們認為心的自性原是清淨的。那末,為什麽還發生解脫、不解脫的問題呢?這由於心為外來的煩惱所汙染了的緣故。關於心性問題,他們是分兩段講的:心自性清淨這是第一段,為客塵所染這是第二段(“客塵”即非主體,是外來的,而且來曆不明,突如其來),兩段連起來合成一個命題。這就回答了兩個問題: ―、心可以解脫;二、解脫的方法是去掉客塵。

 

    由如何去掉客塵而引起與此有關聯的另一問題是:煩惱與心是一種什麽關係?它們是否相應?上座部認為,要作具體分析。煩惱有兩個方麵:一是隨眠,指煩惱的習氣,如人處於睡眠狀態一樣,它是一種潛存的勢力,與心是不相應的;二是纏,指煩惱的現行,這是與心相應的。依上座係看,不論與心相應或不相應,煩惱的染汙並不影響心的本質。心盡管與煩惱同時同起,仍然是離煩惱的。這也是他們不同於其他派係學說的一個特點。

 

    上座係的實踐,就在去掉客塵,恢複本性。采用的方法與原始佛學是一致的,即先見(見道)而後修(修道)。見道是明白四諦的道理,所謂現觀四諦,修道即修行,主要是用禪定。佛家修道的方法是禪定,上座係特別重視這一方法。所以《舍利弗問經》在談到化地部特點時,用“禪思入微,究暢幽密”來形容,可見該派的禪定功夫很深入,對禪定的理論講得很細致。《異部宗輪論》提到化地部主張時,也說“道支皆是念住所攝”。道支一般都講三十七菩提分,而化地卻以念住(定)為中心,各菩提分皆與念住有關,可以看出他們重視禪定的特色。又如《舍利弗毗曇》的《道品》中,從一支道(即一條路)到十一支道共組織為十一道,他的一支道就是身念處(身念住)。身念住是四念住中第一念住,他們視為唯一的道路來理解,即此亦可見他們對禪定所持的極端態度。

 

    他們的禪定並不是簡單的不動心,而是從禪定中對心性加以認識、分析和研究。他們對心理過程的分析是非常細致的。南方上座的《法聚論》,對心的性質好壞、地位、階段等詳加分析,得出八十九種範疇,由此再歸納為一般表現的心理作用為十二心,再概括十二心為九類,是為“九心”。(一)在平靜的狀態時,稱為“有分心”;(二)動念時生起警覺,好像從睡眠醒來一般,名“轉向心”;(三)由此隨著五根有五類感覺作用,稱為“見心”;(四)有了見便對境界感受苦樂,名“受持心”;(五)由此分別善惡,名“分別心”;(六)又安立了境界的相狀,叫“令起心”;(七)這樣決定發起作用,名“速行心”;(八)假使境界強盛,便繼續引起反省或熏習的作用,名“果報心”;(九)從這裏仍舊恢複到平靜狀態,複名“有分心”。在唐人的著作中,如《唯識樞要》等,通稱以上所說為“九心輪”,形容其周而複始,輪轉不息。九心輪共有十二種作用,它可以體現在一件事情上,也可體現在人的一生的過程上。人從有生命一開始,謂之“結生心”,以後按照九心輪發展下去,直到壽命完結,謂之“死心”。由“結生心”至“死心”之間,中間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有分心--有分心”輪轉,所以人的一生,九心循環往複,直至“死心”這一有分心時,才告結束。

 

    上座係把結生後的有分心看成為最初的,把死亡前的有分心看成為最後的,這一理論,使佛教的學說帶有“我”的傾向了。原始佛學本是否認有作為人生主體的“我”的,但不承認是一回事,在實際中卻又大講“業力”和“輪回”,承認“業力”、“輪回”,沒有“我”便講不通,這就使得後來的犢子部就公開主張有補特伽羅,別的部派則釆取了變相的說法。上座的“有分心”貫徹生死,成為生死之間的主體,也就是一種變相的“我”了。南方如此,在北方的化地部發展成為“窮生死蘊”。化地主張諸行(蘊)有兩種運行方式,一是“—念蘊”(即刹那滅行),一是“一生蘊”(即從生到死相續的)。所謂“一生蘊”,不僅承認一期生死,而且承認還要再生,直到最終解脫才能結束,所以名之為“窮生死蘊”。這種主張,與南方的有分心完全相似,更是一種變相的“我”了。上座係學說出現“我”的傾向,這實際上也是原始佛學未能解決的問題邏輯地發展必然要有的結果。

 

    在解脫理論上,上座部對原始佛學也是有所發展的。原始佛學隻講“人我空”,上座部講到三解脫門(即空、無相、無願----也是一種禪定方法)中的空解脫門時,就進而講到了 “法無我”。這一理論,在南方上座的著作中有明白的解說,北方上座的著作中則不甚明了。一般認為小乘不講法空、法無我,並且還以此為大小乘區分的標準,這可能由於北方材料不全而引起的誤解。由“人空”到“法空”,應該看成是對原始佛學的新發展。

 

    最後,講講上座部的方法論問題。上座是主張分別說的,他們自己也承認,如南方上座自稱是“分別說上座”。不過,北方對此性質則甚模糊。所以,在化地、法藏外,又另立一個“分別論者”的名目,似乎另有一派似的。特別是有部的《婆沙》中,還拿它作為一個重要論敵。由於對部派學說了解不足,因此大家對“分別論者”不知其所指,也就出現了各種議論。近代學者,如早年日本的赤沼,用《婆沙》中引“分別論者”的主張四十條,與其他部派相比較,認為“分別論者”指的是化地部。後來木村泰賢反對其說,認為從《異部宗輪論》看,這些主張確是化地的,但是從南方《論事》看,既同於化地,也同於案達。因此,他以為案達是屬於大眾係的,“分別論者”是大眾部的東西,但不是大眾部全體而是屬於大眾係的遊軍。赤沼是專門研究巴利文的,竟連南方佛教這樣重要的《論事》一書也忽視了。木村反對赤沼,卻又連這一點也給反對掉了。事實上,兩人都未能解決這個問題。《婆沙論》所談到的“分別論者”,隻是泛說當時一般采用分別說的態度和方法,並沒有指定哪一派,其中既有化地,也有南方上座,甚至於案達的大眾部,因為方法論是大家都可以通用的。不過上座係與“分別論者”的聯係更為密切而已。

 

 

 

參考資料:

 

1、呂澂:《略論南方上座部佛學》(見附錄)。

 

2、《異部宗輪論述記》卷下。

 

3、《南傳小乘部執》,載《內學》第2輯。

 

4、《成實論》,論初《有相品》至《有我無我品》,藏要本,上冊,第27 — 41頁。

 

5、《舍利弗毗曇》,問分,道品,一支道,藏要本,第1—9頁。

 

 

 

旃:zhān

[ 打印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