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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漢地紀實(16) 大 饑 荒 (2)

(2015-11-20 09:58:22) 下一個

討論會天天舉行,當然,誰敢說“有人說”說得對?是事實?是真理?而是挖空心思搜腸刮肚,找出話語來並且帶著強烈地義憤批駁一番,把本來不是事實的東西再違心的讚揚一通。大家唱著同一個調子,發出同一個聲音,說著同樣的話,不過是你說一遍他再重複一遍。如果上課的預備鈴沒響,每個人還得輪流再說一兩遍。政治老師下班視察批評說:“這樣是在走過場,沒有聯係自己的思想實際,是對黨不忠誠,思想有問題的具體表現。”所以我們還得動動腦子,即使是同一個調子同一句話,也要換一種方式變成“我的話”表述出來。

討論會是嚴肅認真的,由小組長主持,挑選寫字快的同學作記錄,班主任和政治課老師隨時抽查,作為期末操行評語的依據和政治課學習成績的參考。

這樣的討論會不但天天舉行,而且一天兩次雷打不動。每頓吃過飯,飯碗還沒有放在架子上,班裏的團支書或班長就喊開了:“開始討論了!動作快點兒!”從吃過中午飯到上中午課,從吃過晚飯到上晚自習立即討論,根本不給你一點兒休息時間。日子久了,同學們免不了產生怨言。於是有人說:“他媽的!這是哪個壞慫,一天吃飽了撐的,盡說反動話,咋不查出來收拾收拾,害得我們天天沒有一點兒休息時間,上廁所還得跑著去。”

怨言很快傳到了校團總支書記的耳朵裏,一場追查“反對端正認識,反對提高覺悟,散布流言蜚語”的清查運動,在學校開始了。經過約一周的明察暗訪,終於揪出了“罪魁禍首”,怨言的始作俑者是中二(三)班的王治國(城固小東關人,2009年農曆正月去世,享年七十一歲)。王治國隻好在班裏及校團總支大會上一次次的接受“幫助”,檢查思想,提高認識。

據知情者說,多虧這娃命好,家庭是貧農成分,其兄是部隊裏的連級幹部,前程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但自此以後,在“幫助”的名義下,各班都有同學在班裏受到批判,好在那時隻是文鬥沒有武鬥 。

無獨有偶,我們班裏的楊紫薇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同學們注意了,看書做作業的一律停下!這個叫,把桌子上的東西都放下去。”晚自習剛開始不久,團支部書記李俊聲登上講台發話,“近來,同學們通過認真的學習討論,這個叫,對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認識普遍有了提高。但是,還有個別同學,這個叫,對我們的政治學習討論會,采取正話反說的手法進行反對,這是很危險的。這個叫,是對黨的方針政策思想上公然的對抗!對這個同學今天我們不幫助他,將來他就會站在人民的對立麵,成為人民的敵人。為了挽救這個同學,把他拉上岸,這個叫,經團支部和班委會研究,決定對他從思想上進行嚴肅的幫助。現在,由楊紫薇先作自我檢查。”我的朋友說話有點兒囉嗦不簡潔,說不到幾句,就得用個口頭禪“這個叫”作為襯詞,但這並不影響他在班裏的權威。

我感到有點兒意外,既然是經團支部和班委會研究決定的事,我是班委會成員,怎麽一點兒消息都不知道?仔細一想也就明白了:我這個文娛委員,隻不過是用你一點兒一技之長,隻可利用,不可重用,要說牽扯到政治思想上的事,那我根本是“另冊”上的人。自此,我更加找準了自己的位置,處處小心,事事謹慎。

楊紫薇像個囚犯,耷拉著腦袋一步步慢騰騰地走上講台,從衣兜裏掏出幾張事先寫好的檢討書作自我檢查。檢查完了,班裏的團員和其他同學爭先恐後的發言,批判他的錯誤言論。顯然,發言的順序都是事前安排好的,一切跡象表明,“幫助”會是做了充分準備的。

楊紫薇前後被“幫助”了三個晚上,作了好幾次檢查,才算通過“幫助”,勉強端正了認識,提高了覺悟。(楊紫薇,漢台區鋪鎮楊家山人,2010庚寅年正月去世,享年七十歲)

楊紫薇和王治國犯的是同一個錯誤,一天晚上快熄燈就寢前,楊紫薇用他那帶著濃重川腔的鋪鎮話說:“這是哪個壞慫,媽的X,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的好話你不會說?盡說壞話,害得大家天天討論個沒完沒了,連個放屁的工夫都沒得,幹脆把這個壞慫拉出來槍斃算了,免得再給老子添麻煩。”這幾句話被同學匯報上去,領導很自然的分析出他對開展討論會的抵觸情緒,上綱到對黨的一係列政策的不滿,內心忌恨,嘴裏說不出而已,存在著嚴重的思想問題,必須認真“幫助幫助”。

幸好,他的話比王治國的話遲說了幾天,在追查思想根源時,他一口咬定是聽到別班同學這樣說,自己才隨聲附合犯了錯誤的,因而減輕了罪責。楊紫薇也不是共青團員,屬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才沒有變成學校團總支的重點批判對象。

此例一開,全校各個班級都有學生陸續受到“幫助”,我們班裏被幫助的同學也漸次多了起來:

梁益明(洋縣人),一次到山裏擔柴,返回途中在一條小河旁歇氣,他把柴擔子一撂,唱到:“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檢舉者繪形繪聲地揭發:當時他把曲調的時值拉長了一倍,把《社會主義好》這首熱情洋溢、謳歌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優秀歌曲,故意唱得有氣無力奄奄一息。剛唱完這兩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隨後全身像垮塌的沙牆一樣倒了下去,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發泄心中的不滿。不但不信任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還變著法兒,用諷刺挖苦的手段,攻擊社會主義製度,可見他對社會主義製度充滿了仇恨……

劃不來的是馬本榮(城固橘園人),馬本榮是我們班裏的勞動委員,為人忠厚老實,和同學們關係處得很好。

當時,燒飯用的柴火漲到一二十元一擔,我們每月的夥食費還是九元多。為了保住基本生活費用,學校組織全體同學幾乎周周到南山裏去擔柴。久而久之,同學們頸後的大椎上都留下一個肉包(是扁擔磨下的,我的肉包有雞蛋那麽大)。每次擔柴前,他負責到廚房裏領饃,再分發給大家。這次鬼使神差,廚房裏多數了一個饃,可能因為他個頭大,肚子餓舍不得,貪汙了。

那時生活十分困難,如果我有一個饃,也會視它貴如生命。

班裏有高覺悟者到廚房裏作了一番調查,掌握了第一手資料,他被揭露出來,受到一次次的“幫助”,批判他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罵他是不知廉恥的“瞎吃”,搞得他威信掃地一臉土灰。勞動委員被撤消,由馬宗周接替,從此沉默寡言一蹶不振,仿佛變了一個人。

班長牟全欽(洋縣人),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圖名圖利,棄學跑到新疆去招工當了黑市工人。到了新疆才知道那兒條件十分艱苦,不得已跑了回來,來校後推說在家生病,但瞞不過組織的“火眼金睛”,近六尺高的漢子被多次“幫助”得流下了眼淚。由於思想包袱沉重,在班裏抬不起頭,壓力太大,最終還是跑到又冷又苦的新疆去了。

最倒黴的是西鄉籍學生陳義萬,在即將畢業的那一學期犯了事。有人發現他記有“反動日記”,究竟記了些啥,反動到什麽程度,沒有透露,說是為了防止反動言論的傳播擴散。既然不能聯係到他的言論,該咋批判哩?有辦法,大帽子一頂接一頂,悶葫蘆搖來搖去,旁觀者聽得糊裏糊塗,而幫助者和被幫助者心理明白,達到“幫助”的目的就行。

陳義萬一連被幫助了六七個晚上,檢討了無數次,還得需要“幫助”。猶如憨狗爬上月樓下不了台,多虧班主任老師杜克選給他出了個點子,讓他去求校黨委書記,在校黨委書記陳世榮麵前,談了自己家裏是世代貧農,痛哭自己忘了本,後悔自己犯下了大罪,決心痛改前非,取得了陳書記的諒解,才保住了畢業分配。(據鎮巴的同學說,陳義萬後來真的犯了罪,自殺身亡)

另外,還有李大俊(西鄉人),劉明俊(城固南山二裏壩人,這人的姓名不準,時間太長,可能記憶有誤。他最顯著的特征是鬢角有一塊銅圓大的傷疤)都是先後被“幫助”的對象。

這是幫助還是批判鬥爭?那隻有見仁見智,自己理解得出結論。

有了這些反麵教員,在這樣的氛圍裏過日子,你不謹小慎微,不當一個謙謙君子行嗎?就是你小心著小心著,說不定哪一個晚自習,你也成了被“幫助”的對象。

在饑餓中,學生裏的政治工作搞得如此嚴厲,思想控製得如此嚴密,那麽,大多數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也就在劫難逃。

自大煉鋼鐵回校後,一場名為“教學改革”的活動,奇怪地變成了政治思想上的批判運動。

常言道,說話人短,記話人長。曾經帶領我們大煉鋼鐵的語文老師袁耀德,在“評遊”時說過“老師畢竟是老師,不能和你們這些小夥子比……”的話。到了1960年初,按照上級指示,大力開展群眾性的教改運動,端正教育思想,檢查和批判舊教材和教學中的“三脫離”現象。就在通往飯場路邊的牆上,出現了一張大字報,裏麵用了一連串的詰問句:老師就是老師這話對嗎?老師就應該特殊嗎?老師就不要思想改造了嗎?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就不需要思想改造了嗎?緊接著,揭發袁老師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教育方法的大字報接踵而來,使這位學校裏的語音教學權威,灰頭土臉威信掃地。

我是班裏的文娛委員,給老師“評遊”由團支部、班委會成員參加,當時也在場,並沒有感到袁老師的話有什麽不對,從年齡、性別、身體狀況的實際出發,勞動的強度就應該區別對待,這個道理沒有什麽不妥之處呀?退一步講,即使袁老師說錯了,又不是啥大事,何必小題大作?

袁老師不止一次在我們班裏作檢討,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殘餘思想和教育教學方法,試圖得到同學們的寬容和諒解。

倒黴的遠不止是袁老師。

函授部的曾希彥老師,談吐幽默風趣,平時好開個玩笑。他隻給其它班級代講了幾次語文課,也給自己“代”來了麻煩。在講課文中的“非仁義,勿多也”一句時說:“它的意思是,不是不仁義,而是東西不多呀。一次,一位朋友來找我,我剛領到一個饃,於是我就藏在不顯眼的地方。不是我不仁義,而是東西太少了,招待了客人,仁義是有了,可我和家人就得餓肚子,‘非仁義,勿多也。’”

大字報裏繼續寫道:快過年了,國家有困難,城市居民每人供應一塊紅豆腐,曾希彥(這裏不稱曾老師)問總務:“我的小寶寶有沒有紅豆腐?”

“沒有。吃奶的孩子會吃紅豆腐?”

“孩子不會吃,他爸他媽會吃呀。”

“他爸他媽有指標,一人一塊。”

曾希彥不滿地說,“共產主義咋還不快點到我們學校裏來呢?到時候按需分配,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免得受你們的窩囊氣。”

自然,大字報把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他家是地主成分,漢台區皂樹村人),攻擊黨的糧食政策,喪失革命信心,挖苦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等大帽子,一頂一頂地給他戴。

物理老師周忠慶,課堂上講得頭頭是道,重點突出、難點易破、深入淺出、形象具體。常常用淺顯的比喻說明一個大道理,深得學生喜愛。例如在講“柵極”和“連柵極”哪一個捕獲電子多的時候,他比喻說就像我們拿一把沙子,從窗紗裏往外打,窗紗越密擋住的沙子就多,同理,“連柵極”捕獲的電子當然就多。淺顯易懂,讓人一聽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就是課堂上的一些小小的比喻,卻給他帶來了大大的麻煩。

我們班署名“教育改革大批判小組”的大字報揭露:由於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災害,國家進入了困難時期,黨和政府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提出了“低標準,瓜菜代”的政策。而周老師肆意歪曲這個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在課堂上故意說成是“標準低,菜代瓜”。同學們!不要小看這小小的改動,它充分說明周忠慶對黨的不滿和仇恨,攻擊黨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嫌糧食供應太少,標準太低,連瓜也吃不上,要用菜來代替。聯係到他的資產階級家庭出身,難道還不發人深省嗎?

接下來引用曆史典故:清朝末年,慈禧太後做六十大壽,命天下一律貼上一副對聯,“一人有慶,萬壽無疆。”有學者略作改動,把每句的後兩字一顛倒,變成了“一人慶有,萬壽疆無。”小小一改,思想內容截然相反。周忠慶就是利用這種手段,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和黨的方針政策的。

周忠慶在講能的轉變和能量守恒定律時,說你們去南山擔柴時,為什麽要發一個饃哩?那就是需要糧食來補充體能的消耗。這裏麵就有能的轉變和能量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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