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文革挨餓的滋味?

“餓人行”剪影   文 周慰祖

 

很多年以前，我看過一部叫“餓人行”的電影片，描寫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處於底層一群饑餓的人群的人生百態。主演是當時著名滑稽明星——韓蘭根。他身體本來就很瘦弱，活像一個餓人，滑稽鏡頭和笑料不少，但笑料中癮涵著無盡的辛酸和苦澀。他在影片中有一段唱詞：“肚子餓，真難過，難過不如肚子餓”。至今還給我深刻印象，卻未曾料到，若幹年後，我也成了一個餓人，也會有類似的經曆與遭遇。

三年困難時期（1959年——1962年），一個全國人民的共同記憶。我正處大學學習階段，一個二十來歲血氣方剛、躊躇滿誌的黃金時代，同時也是一個長身體、能吃飯的年代。當時國家配給大學生的定量是糧食（主要是大米）每月30斤，食油每月半斤，比較一般市民，這還是對大學生們的特殊照顧，但遠遠不能滿足青年學生們腸胃吸收的需求。我記得我和同學們到食堂去打飯，還僅僅在返回的半路上，飯就吃完了。平時閑聊時，總是不知不覺地聊到“吃”的問題上來，什麽《德園》的包子，《雙燕》的餛飩，《黃春和》的米粉；《楊裕興》的麺……越講越饞，隻聞口水往肚裏吞的聲音，這時若沒有一個同學站出來製止“打住！”還不知肚子裏的“抗議”聲會有多麽激烈。盡管學校每周有一次“牙祭”活動，也無濟於事。我家住長沙，比一般同學稍優裕一些，就是每周日可以回家飽食一頓。也從未想過，在家父母也是定量配給口糧，他們又吃什麽呢？這個謎底有一次終於被拆穿了。有那麽一個周日，我照常在家飽餐一頓後，準備回校參加晚自習，半途中我發現書包還遺忘在家裏，於是急忙又返回家中，我見父母親還在就餐，吃一種爛葉子菜泡製的“酸菜”和一碗水煮蘿卜。我奇怪地問：“你們在吃什麽？為什麽不吃飯？”父母雙親嘿嘿一笑，並不作答，而是催我趕快返校學習。我心裏一酸，一切皆明白了：原來父母親的定量口糧，都省下來給我和弟妹們吃了，自己卻用“瓜菜代”來充饑，這是一次“天良發現”，從此以後我再不敢谘意吃喝了，每周日返校時，總是處於半飽狀態。

學校為了改善膳食，也曾想過許多辦法。例如發動同學們每月節省一斤米，交給食堂用作養豬飼料，豬肉是當年最美味佳肴，以提高夥食質量。其結果是，豬養得像狗一樣，而食堂的廚師們倒像豬一樣肥胖。當時同學們涉世不深，談不上維權意識，隻有忍氣吞聲，成了一群“餓人”。後來又不知誰臆想出一個神奇的“發明”：即用豆腐水讓其發酵發黴，浮出豆腐水麵上的一層薄膜，叫做“人造肉”，是一種含高蛋白質的食品，當時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人人都得吃。我每吃一次便拉肚子一次。我隻好背著領導和同學們借口上廁所把它偷偷地倒掉。寧肯餓也怕身體病倒，那就更不好收拾。那時還提出一個口號：“坐著比站著好，睡著比坐著好”，鼓勵大家少運動，多休息，少耗費體力，以減少食欲和食量。寧肯讓大家到嶽麓山去采集野果充饑，去吃用作豬飼料的空心菜（同學們戲稱“無縫鋼管”）和被蛀蟲蛀食過的大米（戲稱“肉伴飯”），就是不組織大家去開荒種地，據說這涉及到政治思想領域的問題。現在想起來，這真是“瞎折騰”、“瞎胡鬧”。真不知出自什麽“狗屁理論”？

即便如此嚴格管教，但還是阻止不住個別“偷飯吃”的現象，這在當年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刑事案件，一經發現便有開除學藉的危險！我就經曆過這麽一場心驚膽顫的事件：那時，我和許多同學都有一個習慣：每周六晚上看一場露天電影，晚餐就留著等看完電影後再吃，如同現在的“夜霄”一樣，把正常的晚餐和浪漫的“夜霄”合並一起享受。然後周日上午回家去吃，這樣一舉三得，頗有一番“創意”。有一次我看完電影回到宿舍，看到一張空床位上還留有三份缽子飯（每缽飯都是按定量預先蒸好的），照例我吃了自己的一份。但等到下一個同學回來時，還剩下的兩缽飯居然不見了，頓時宿舍翻騰起來，要查找這個偷飯吃的“賊”。不知道為什麽，我心裏也很緊張：“這是誰偷吃了？同學們該不會懷疑到我頭上來吧！”我不斷反思自己：一是我出身不好，又不是共青團員，二是案發當時，我剛好在現場！我本想向領導和同學們申明：我不會也不敢犯這種錯誤！但又怕大家懷疑我故作鎮靜，重施“此地無銀三百兩，對門李四不曾偷”的故伎。隻好蒙頭睡覺，聽之任之，你想那又怎能睡得著呢？回到家中，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母親，連母親也半信半疑地反複告誡我：“兒子，這種事可千萬不能做！寧肯餓死也不能犯錯誤！”就這樣我背著沉重的思想包袱，約一個星期，實在是承受不了，便鬥膽地去問當時黨支部的肖姓同學：“肖同學，那天那晚的事查出來了嗎？”

肖答：“我們當晚就查到了。”

“到底是誰偷吃了那缽飯？”我驚恐的問。

“是四班的王××！”我心裏的石頭終於掉了下來。隻要不是我就好！

“您為什麽不早講？害得我背了一個星期的思想包袱。”我有點撒嬌的問。

“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我得到如此信賴，心裏就像吃了蜜糖似的甜。

後來了解到，這位王姓同學果真被“勒令退學”了，據說王姓同學還算沒有因此耽誤前程，參加工作後，還曾在湘潭一家工廠企業當過廠長。我當時倒有一種不屬正常的同情心：一個青年人可能一時犯糊塗，也可能是肚子餓得受不了，才幹出這種“傻事”。不就是一缽飯嘛，用得著如此嚴厲的“勒令退學”處分嗎？我在大學讀書，還算幸運的，沒有因為饑餓造成營養不良而患水腫、肝炎之類的疾病，也沒有因饑餓而失常、犯什麽錯誤。我和大家始終堅信：“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造成的，這是蘇聯逼債造成的，困難是暫時的，前途是光明的。”我記得有一年春節，我班同學照例舉行一次歡慶舞會，我拉小提琴給大家伴奏，大家湊錢買了一大桶蘿卜，當作晚宴佳肴，還玩得蠻開心的。

在大學期間，還有一件事讓我特別難以忘懷，大約在1961年暑假期間，居住在農村的外婆生日，母親讓我帶上二斤掛麺和一桶幹紅薯絲作壽禮去看望外婆，外婆家我小時候經常去，周圍環境也比較熟悉，尤其最愛吃她做的糍粑和石灰蒸蛋，我欣然前往。當我走到外婆家門口，我幾乎認不出來了，幼時記憶中的“禾苗拙壯，牛羊肥”，農院雞鴨啄食的景象全無，讓一片“冷火揪煙”、“淒涼冷寂”的氛圍所代替。外婆一家見到我，又是城裏來的稀客，自然十分高興。可是中午的壽宴，就是我帶來的兩斤掛麺和紅薯絲。大家（包括外婆、兩個舅舅、舅媽和表兄弟和我7-8個人）算是吃了一頓飽飯，可是到了晚餐又吃什麽呢？外婆說“吃糍粑”。這是一種用糯米製成的餅，我聽了很高興。我要親眼看看外婆如何操作：隻見她用一塊小布條纏在一根筷子的尖端，然後伸入一個已經沒有油的油瓶的瓶底部分攪拌了一下，算是粘了一點油，然後在燒紅的鍋底象征性的塗抹了一下，再然後將預先製好的“糍粑”像貼烙餅一樣的朝鍋底貼了上去，不一會，“糍粑”便製作好了，外婆分給我吃了兩個，肚了便很飽了，但很不舒服。我的舅表弟一直在旁偷偷地笑。外婆發現不對，便幹脆說出真相對我說：“慰祖孫兒，這就對不起了，這是用觀音土做成的“糍粑！”我一聽，差一點沒喊出來：觀音土是一種很有糯性的泥土，俗名叫白蒿泥，我在大學裏燒製耐火磚就是用這種泥土作原料，這怎麽能吃呢！？我當時顯得覺悟很高，經過學校的教育，我一點大學生知識分子的臭架子也沒有。為表示和農村窮苦農民有同樣的情感，我連忙說：“沒關係，你們能吃，我也能吃。”據曆史學家統計：全國在困難時期，因饑餓死亡（或叫非自然死亡）人數達千萬人以上，我想其中就包括我的外婆、舅舅、舅媽在內。

與此同時，我還順便到我的一位姨母家一趟，她住在離外婆家五裏路遠一個叫虹樹堂的地方，據說她家境稍好一點，我走進姨母家，果真客氣得很，除了沏茶倒水，還特地為我準備一桌豐盛的午餐，我記得有自家菜園的新鮮蔬菜，好像還有小魚蝦和肉之類，這就是在城市也算得上罕見的佳肴，我十分興奮，垂涎欲滴。可是就餐時，隻有姨父姨母和我三人同桌，不見姨母家的弟妹。我疑惑地說：“弟妹們到哪裏去了？何不叫他們一起來吃飯？”大家沉默了許久，姨母才開口對我說：“侄兒，真不好意思，說不出口！他們沒有褲子穿，還睡在床上！”我真想大聲地哭出來。心想：你們太苦了，這桌飯菜，恐怕是你們全部家當，可我連一份進門的禮品都沒有帶給你們，叫我如何當待得起啊！！許多年後，我寫過一首詩，記錄了當時的情景：“舉國饑餓苦難熬，居然盛席待侄郎。忙喚弟妹共餐飯，衣食無著羞下床。”我姨母是一位典型的農村淑女和才女，農活樣樣能幹，農村的紅白喜事她是不可少或缺的人物，尤其是刺鏽手藝是全村出了名的。她還懂得一點詩詞和民間俗句及諺語。特別是她為人心地善良，克已待人，裏外人緣關係都很好。外婆一家的生活主要依靠她的照應。特別讓我敬佩的是她的氣質和氣節，一輩子隻做好事，不做壞事，即使遇到最大的困難，也不向人搖尾乞憐。離開姨母家時，我向她表態：“等我將來參加了工作，有了出息，我要以湧泉相報您！”我見姨母嫣然一笑，她可能這麽想：“這顯然是一句漂亮的客氣話，倒是蠻動聽。”但後來曆史表明，世上還真有這樣的故事，我踐行了自己的承諾。那是2008年，姨母已屆耄耋之年，卻承受著“少年喪父、中午喪夫、晚年喪子”人間最大的苦難，四個女兒經濟狀況也十分艱難，我獲此訊後，決心要回報姨母當年的滴水之恩。我接她到長沙，安排在她二女兒家照料，而一切生活費用由我承擔，直至2012年4月，她瞌世長辭，享年92歲，她謝世後，我還出資將她安葬在她家鄉的故土上，落土為安。讓這個在饑餓年代，姨侄相互恩報的故事，姑且當成一個傳說吧！

1963.7月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在山西太原化肥廠工作，生活有了經濟基礎作保障，但好景不長，比自然災害更大的災難——“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肚子問題”又成了老大難。我記得淩晨四時我去糧店排隊買糧，排號是100號，幾乎所有主、付食和日常生活用品都需要配給製所規定的票證，光口糧一項，我須帶六個口袋：按燕麥、小米、玉米、高梁、紅薯等分別裝置，就是沒有我們南方人習慣吃的大米可買，隻能用玉米去兌換。由1.5斤玉米後來漲到2.5斤才換得1斤大米，即使到飯店或酒店去吃飯，也隻有二麵饅（白麺和玉米粉的混合物）或二米飯（即大米與小米的混合物）供應。我家小孩吃了不消化，連屎也拉不出來。我十分著急，今後怎麽活下去？值得慶幸的，1969年，我有幸調回湖南株洲湘江氮肥廠工作，吃飽肚子以及飲食習慣問題總算解決了。同時我想，距離三年困難時期——苦日子的年代已經過去這麽多年了，餓人們的尷尬景象，應該一去不複返了吧，但是1972年，我因公出差，一路上所見所聞，又讓我陷入困惑不解的境地。我由南京去淮南市，要路經蚌埠轉車，蚌埠火車站倒是十分正規，售票處、候車室及車站商店樣樣俱全，且環境衛生和秩序也很正常。我坐在候車室的排椅上休息，遠遠望去，看到一個8-9歲的男孩身著一件夾衣、一條短褲、拖一雙不合適的布鞋，沿著候車室的排椅向每一個候車的乘客乞討，他並不強行乞討，頂多停留3秒鍾便離開，而且麵帶羞澀的笑容，顯得很靦腆，一般情況下，候車的乘客們都會給他一點錢或其他食物，例如：3-5片餅幹、半個饅頭、半個烤餅等等，那小孩一見食物，便迅速塞進咀裏，很快地就吃進肚子裏了。輪到我的麵前，我便給他一枚價值5分錢的鎳幣，反正時間還早，便和他閑聊起來，你多大了？為什麽不上學？家裏有什麽人？……原來他是安徽歙縣人，父母帶著小妹外出逃荒乞討去了，他便寄居在叔叔家，叔叔也無法養活他，便被趕出來以乞討為生。我十分同情他，當告別時，他還很有禮貌地向我揮手告別，示意再見。

從蚌埠車站到淮南市中途還須在一個小鎮叫“水家湖”的車站轉車，《水家湖》車站可不像樣子，車站實際上就是一個草棚子搭建的，售票處和小賣部居然是同一個窗口，更沒有什麽候車室。候車的乘客們隻能隨遇而安，任意找個你認為可以休息的地方歇息好了，這時天色漸晚，天氣已很冷。我已身著棉衣棉褲，且帶上臨時購置的棉帽。找了一個避風的角落，拿一張報紙當坐墊坐下休息候車。我掃視了一下周圍的環境：到處是垃圾一片，室內的空氣也很汙濁，人們衣服爛褸，麵黃肌瘦，這裏是一個偏僻的小鎮、貧苦人甚多不足為怪。就在我視線的對角。有一對年輕夫婦，年齡約20來歲，坐在一個草堆上，雙手還捧著他們的一個不到一歲的小孩在逗趣玩耍，顯得還蠻有興致的，我的心很有傷感：他們的幸福在哪裏？居然還有歡笑！不一會，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了，就是那個在蚌埠火車站認識的小男孩。天氣這麽冷了，他還是那件衣、那條短褲和鞋，還是那樣的乞討方式。等到他走到我麵前時，我們相互都認出來了，隻見他並不向我乞討，而是深深地向我行個躹躬禮便離開了。我想，他可能認為我就是上次在蚌埠火車站已經給了他5分錢，還平等地和他聊天的那個叔叔，這次便不應該再要了，乞討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我本能地追了上去，又給了他5分錢，他沒有拒絕，隻是很快地消失在我的視線裏，我稍稍調整了剛才複雜的心情，這時我感到有點冷和肚子餓，幸好售票窗口既賣食品還賣飯菜，我詢問清楚後，買了一大碗蓋碼飯，隻須5毛錢，十分便宜。正準備就站著動筷子吃飯時，大約有3-4個5-6歲的孩子手捧各種不規整的碗，圍著我伸出碗來乞討，我隻好用筷子向伸出來的每隻碗撥劃一點飯菜給他們，不料這下子竟引來5-6個同樣年齡的小孩一齊圍了過來。我招架不住，幹脆自己也不用吃了，準備全部散發給他們。這時我發覺有一道目光似乎一直在注視著我，我順勢望了過去，隻見一個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大約13-14歲，手裏也揣著一隻碗，不過雙手都放在身背後的，顯然也是這支乞討隊伍中的一員，不同的是她那帶有羞怯的神情，好像還在努力地維護著某種少女的尊嚴。雖然衣著爛褸，有點蓬頭垢麵，默默無語，但有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透視著秀外慧中的氣質。看得出，她是一位美麗、善良、聰慧，但卻十分貧窮的農村少女。我示意她走過來，我同樣會撥給她一些飯菜的，但她紋絲不動，她不好意思，跟其他孩子爭相乞討，她站立在那裏如同一座雕像或一幅油畫般的生動，讓我驚呆了。事情過後，我後悔極了，我為什麽不多買一份飯菜再分發給他們呢？我為什麽不拿出5毛錢或更多一點給她呢？我的心一直在顫抖得有點發痛，這段經曆與見聞，雖然已經過去幾十年了，但對這個男孩和小姑娘的記憶，一直難以抹去，有時還會想到：你們現在哪裏？如果還活在世上，大約也是50來歲的人了吧？日子是怎麽過的？甚少不應該再挨餓了吧……？

如今，我和大家一樣，衣、食、住、行都在追求現代化、時尚化和智能化，但曆史不是流水，往事豈能如煙！隻要擱心想一想，饑餓的年代，饑餓的滋味，饑餓人們的內心世界，他們給人們留下的尊嚴、情感和人性中柔性的一麵，我們就不會有“飽漢不知餓漢饑”的傲慢與偏見。

 

周慰祖   2014.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