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讀農莊
用開花的創意，將司空見慣，變成耳目一新。
現在的世界是個榮辱不分、善惡混淆、黑白顛倒的世界，很多事情都要反過來想，反過來做。個人適應社會如此，政府管理國家也當如此。比如，過去我們一直信奉“君子動口不動手”、“邪不壓正”、“以德報怨”、“教育可以改變人”等等，如今看來，都不管用。時代變了，教化的手段當然需要與時俱進。民不知禮，奈何以禮待之？對壞人的寬容，就是對好人的虐待。
最近幾年，國內媒體經常報道，正人君子因為在公眾場合阻止不文明現象，竟然被不遵守公德的人毆打致殘，毆打致死。在汽車和火車上，小偷掏腰包、摸口袋，提醒報警的人會被打得鼻青臉腫，落荒而逃。兒童落水無人救，老人跌倒無人扶。對這種暴虐乖戾的社會現象，若用“嚴打”的辦法懲治，雖然能奏效一時，但難免矯枉過正，甚至還會枉殺很多罪不至死的人。
亂世用重典。重典未必就是殺人。在“打”與“殺”之間，我主張“打”比“殺”好，因為人一旦被殺，他/她也就沒有機會再改過從新了；而“打”則可以給人機會，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直到十次八次，讓人從皮肉之痛上升到筋骨之痛，再深入到靈魂精神之痛，最終改邪歸正，棄惡從良。
我上小學時，有次老師帶著我們去祭掃烈士墓。在回來的汽車上，坐在我前排座位上的，是一位又髒又禿的農民。他不停地噴煙吐霧，還吐痰。我旁邊坐著一位上海知青，他用帶著濃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話多次提醒前麵的農民：“師傅，請不要抽煙好不好。”那農民顯得頗不耐煩，回頭惡狠狠地瞪了上海人一眼，反駁說：“你不讓我抽煙，那國家幹嘛造煙？！”上海人無語。
我對香煙過敏，但那時並不清楚，隻是一味地咳嗽。上海大哥可能知道煙霧對孩子健康不利，所以就挺身勸阻。對當時十二、三歲的蒙童來講，我其實並不在乎煙霧的戕害，而是覺得善意的提醒，反而招致惡毒的嗆聲讓人不爽。於是，我悄悄地摸出隨身攜帶的彈弓，又從褲兜裏擠出一粒玻璃彈子，照準噴煙禿腦袋就是一彈弓，頓時灰飛煙滅……
中國知名社區問題專家北野，就是寫《文明學概論》的那位。前幾年他寫了一係列勸人文明的書，反響甚大，但效果全無。最後，他不得不率領一幫虎背熊腰的哥兒們上街巡查，看見社會上的不文明現象，就上去與人肉搏（hand to hand melee）。據說，他的文明之師還曾與北京的變態老外戰鬥過。現代人犯賤、窮作的實在太多，善言不足以勸，改造的辦法，口頭不如拳頭。
有鑒於此，我建議中央政府按照每個省一個師的規格，組建一支軍隊，名曰文明之師，直接隸屬於中央文明委。各省的京劇團、地方戲劇團、歌舞劇團整出來的“員外”，武術學校的師生，退休人員，退伍人員，在校大學生中的誌願者，都可以報名參加。
該師采用正規軍的編製，遊擊隊的戰法。士兵懷揣文明師的標牌，配備現代通訊工具和電擊器、辣椒水、皮鞭等武器，隻穿便服執勤，專門出沒在車站、碼頭、機場、商場、影院、農貿市場、夜總會、歌舞廳等人員混雜，是非易發之地。整治的對象，包括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車匪路霸、黃牛野雞、霸王車司機、不排隊男女、富二代官二代鬧場人、醉酒打人的官商牛人等等。
揍人的部位，隻規定臉部、臀部和踝骨，因為不知羞恥的人，粗暴無禮的人，狗仗人勢的人，臉就是屁股，屁股就是臉。敲擊腳踝骨最痛，不致傷卻能讓人增加記憶。擊打程度以皮青、肉腫、骨痛為限。這支隊伍神出鬼沒，無處不在，長此以往，定會對“非禮”官民起到震懾作用。對不服挨揍的，可以上告到文明法庭，特別裁判。償還公道的辦法，就是讓“有冤者”跟班執勤，去報複、狠揍下一個不文明的人。
為了避免文明之師的士兵徇私情、礙麵子、下不了手和怕打擊報複等問題，每個省的文明師可以經常換防，如，陝西師可以到浙江執行任務，江蘇師可以到雲南執行任務。
我曾經細心研究，反複試驗、擺布，發現“上梁不正，下梁完全可以不歪”。上行，下也可以不效。假如“楚王好細腰，民間多胖妞”的話，楚王不可能殺盡胖妞，也隻能改變喜好，迎娶胖妞。同樣，中國的反腐敗，不能隻整官，不治民。隻有官民一起整治，民才能失去壞官的負麵榜樣，官才能消除腐敗滋生的土壤，唯有這樣，社會才能真正的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