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讀農莊
用開花的創意，將司空見慣，變成耳目一新。
創意產業或創意行業，目前在國內主要集中在文化藝術領域。西方人運用創意的範圍要廣泛得多，經濟、科技、體育、時尚、娛樂、餐飲、家政、甚至就業和婚介服務等，無所不用創意，無處不顯新奇。其實，創意本不是文化藝術的專屬，任何行業都可以用，包括一向以嚴肅認真著稱的政府行政。在當今中國世風日下，貪官橫行，傳統行政施法手段根本不能奏效的情況下，創意行政就越發顯得重要了。
本人雖然不喜歡政治，對無恥的政客時刻都想口誅筆伐、拳打腳踢，六四後更是發過誓，絕不為貌似孔子的“當代陽虎”設一計，出一謀，但我接受了基督的人生觀後得知，為民請命的獎賞，在神不在人，所以，我還是願意把自己思慮和積累的施政創意案例貢獻出來，籍以啟發政府中想有所作為的良心官員，裨益民生艱難的國內同胞。
有一本名叫《封氏聞見記》的唐人筆記，紀曉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它有很高的評價：“唐人小說多涉荒怪，此書獨語必征實。”書中第九卷記載了這樣一則“奇政”故事：
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為大恥，皆相勸勵，無敢僭違，賦稅常先諸縣。去官竟不捶一人。
故事的白話翻譯就是：李封為延陵縣令時，對違法犯禁的吏卒和百姓從來不用刑法懲處，隻是責令他們頭上必須裹著綠頭巾接受羞辱。根據罪行輕重，確定佩戴的天數，罪行重的，佩戴的天數多，罪行輕的，佩戴的天數少，直到核定的天數夠了，才允許解下。延陵是春秋賢人季劄的封邑，也就是今天江蘇省的丹陽、江陰和常州一帶，那裏的百姓禮儀風濃，廉恥心重，戴著綠頭巾出入民居和官府，非常丟人現眼，於是就互相勸勉，千萬自珍自重，不可有非分之想，更不可以身試法。延陵縣的官風、民風從此得到改善，就連納稅賦役的任務，都比鄰縣完成得好。李封為官一任，直到離開都沒有動過刑杖。
這裏所說的碧頭巾，古文稱作“綠幘”。顏師古注曰：“綠幘，賤人之服也。”詩人李白在《古風》中也有“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之句。可見，在唐代綠色為低賤者專用。“碧頭巾”在當時尚未被定型為妻子跟別人通奸的意思，隻是象征身份低賤而已。盡管郎瑛在他的《七修類稿》中認為，戴碧頭巾之所以是一種奇恥大辱，原因是碧頭巾乃春秋時妓女之夫的頭上飾物。但多數學者還是相信，把碧頭巾、綠帽子定義為妻子與外人通奸的人事（Cuckold），則是在元朝以後。
不管是身份低賤，還是老婆偷人，對唐代的當事人來說，都是嚴重的羞辱。李封的以辱代罰，效果遠遠超過以杖責罰，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頗為高明的施政創意。
日本和台灣在城市垃圾分類處理方麵，工作做得很細，經驗也很值得中國大陸學習借鑒。我曾把台北市居民的垃圾專用袋，捎帶了一包回內地，呈送給安徽省合肥市的環保局，希望他們能夠照樣訂製，在內地開一個生活垃圾處理的好頭。環保局的官員建議說，最好能在垃圾袋上突出本市特色。於是，我就想到了當地的大貪官王昭耀，決定把他的頭像設計在袋子的正麵，作為合肥市居民專用垃圾袋的特征。
中國城市太擠，人口太多，城市垃圾數量驚人，處理難度也非常之大。每個城市都應該像日本和台灣一樣，有環保部門監製的專用垃圾袋供應全體市民，將繁雜的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完成於居民廚房，這樣做不僅能促進環保，而且能幫助節能，一舉多得。而將已經公審定罪、下過結論的貪官頭像印在垃圾袋上麵，既讓貪官本人和其親屬感覺羞恥，知恥而後“改”，又讓百姓得以出氣解恨，因為貪官所貪汙的錢財不是政府的，也不是慈善機構的，而是全體老百姓的。此種做法，是否也可以稱作是“以辱助罰”的施政創意呢？
倒台前的王昭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