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狼發牢騷
發發牢騷，解解悶，消消愁
正文
大家都覺得中國整個新聞媒體都是被政府嚴厲控製，隻行駛一個喉舌的職能，中國新聞管製，是有那麽一回事，但說都是喉舌也過頭了，雖然不能對習近平大逆不道，對黨也不能半點忽悠，國內批評政府的聲音還是不少的，不同意見也常見，當然這有底線，很多話不能說，很多話題不能碰，真正的黨媒（人民日報、求是、央台）控製得比較緊，微信微博刪帖很嚴厲，都是現實，但世界很大，能說的不少，這些聲音中國都有。
相反西方媒體自由、言論自由是真的。媒體自由，大家都相信媒體是民主的支柱之一，媒體在西方民主化進程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媒體的獨立是政府資本腐敗得以曝光的唯一渠道，正是有了媒體的監督，才使每一個平民百姓心裏踏實些。言論自由，想說什麽你就說什麽，有些底線，如否認猶太人大屠殺，稱頌希特勒、納粹，宣揚黑人或有色人種是劣等人，公開鼓動對某一類群體進行歧視迫害之類底線不能過，其他言論你總能找到說話的地方。不過像我這樣膽小的，知道言論自由是美國憲法賦予的“神聖”權力也不敢對敏感話題非議國事，如911後反對美國出兵是要被抓起來的，國家都到了危急時刻，你還敢不愛國？不愛國可是犯罪，不是白人，說出來更是該死。現在在美國你是個華裔就是嫌疑犯，幸好我沒什麽本事，否則聯邦調查局早就上門了。但是不論怎樣，我讀的大多是西媒，對其質量一般是放心的，就是說可以相信在西媒你不能無中生有，也不能直接把黑說成白，每個人的偏見是難免的，媒體作為一個機構的偏見也是難免的，什麽通過偽證否認氣候變化，詆毀對方，甩鍋，把對方說成人類公敵都是允許的，但隻要你腦子有根弦，就能從西媒報道中有個大概了解。
當然現在世道變了，“主流媒體”不再主導一個國家的言論，另類聲音異軍突起，這也反映了媒體的衰落，大家不再簡單相信這些被公知率領的機構的言論，這種衰退是一個事實，跟我說什麽沒任何關係，這大概是大家發現每十個報道總有那麽一個不對勁，這就與媒體自我標榜公正客觀地報道事實接不上，因為如果一個人誠實，大家覺得她（他）必須總是誠實，而不能隻是基本誠實，時而日久大家就懷疑起來了。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正規的媒體大多是有記者專業的，當一個記者是有一定職業道德的，宣誓絕不撒謊造假，細致到采訪一個人如何證明對方可靠，如何保護對方的身份，采訪一個人夠不夠，怎樣核實等等，都必須遵循一定的程序，對比於中國記者必須通過對黨和國家政策了解程度的測試，西方更強調媒體在社會中那一種作為一個獨立機構的責任，基礎是良知，價值和基本法律，而不是中國的對“國家民族”負責。
這是中國在西方媒體前拿不到話語權的原因嗎？當然不是，中國在西方媒體前拿不到話語權是必然的，因為那不是你的媒體，別人是不會為你說話的，跟你是不是好人沒關係，拿不到話語權是因為西方媒體充斥全世界，全世界都是西方的聲音。不過以前大家覺得西方認可就是好，不認可就值得自卑，現在大家這麽想的不多了，拿不到話語權也不必自卑。
為什麽呢？
在“民主”“規矩”“製度”“價值”“良知”後麵，有這麽一個現實，大家都是人，人就得像人那樣活著，吃住行，喜怒哀樂，吵架罵街，八卦閑話，事業，“新聞報道”再高尚也隻是一個行業，你不能天天高談價值良知，你得調查采訪撰稿發表，然後拿工資，自己生存，養家糊口，還要考慮加薪、晉職，名望、地位，行業就像其他任何專業一樣，是一份工作，這是為什麽名列前茅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專業碩士要花十幾萬才能到手，媲美藤校的商、法學位，因為那是一個招牌，跟普世價值的理想沒什麽關係。而新聞報道作為一個事業單位也得有收入來源才能維持下去，現在“讀者”世界越來越不屑於花錢來買教訓，那麽這些經費就隻能來著“讚助”，讚助商和擁有新聞機構的企業就是“新聞”媒體的老板，言論自由也就帶上了問號。
在西方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有多大的真實性和可信性，我想用一個記者親身的經曆來加以說明，依據是他在《大西洋月刊》的長文【1】。
前合眾社記者弗裏德曼（Matti Friedman）
他說的是現在充斥了世界媒體的以巴衝突世界，現在的西方媒體絕對不是站在一旁以冷靜客觀的眼睛來觀察衝突的局勢，而是這場衝突的積極參與者，（西方）媒體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的價值觀，這種積極參與就使得他們的報道帶有一定的偏見。
他原來是合眾社的記者，一直在中東報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弗裏德曼用了一張照片來說明他的意思，這是一個在（以色列占領）耶路撒冷一所巴勒斯坦大學的學生示威，顯然學生們是為了抗議在以色列占領下巴勒斯坦永無天日的慘景和他們誓與以色列鬥爭到底的決心，但他們的方式是扮成納粹，這是個很極端的方式，因為納粹曾屠殺過猶太人。當時小編都覺得“上鏡”（strong），但《合眾社》最終決定不報道，因為它“沒有新聞價值”（not news worthy）。這麽極端的示威都沒有新聞價值？那什麽才有？
這就帶到媒體麵臨的一個現實：“民主與專製”“規矩與混亂”“製度與潛規則”“價值與利益”“良知與愚昧”，“正義與罪惡”，“道德與邪惡”，最後還是歸咎到這麽一個決定：報道還是不報道。
整個在以色列報道以巴衝突的西方媒體【2】都已經形成一種共識，以巴衝突中是以色列的過錯，以色列是壞人，巴勒斯坦是受害者，以巴衝突中心體現了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已經完全喪失了基本道德底線，一切報道都要張揚這一主題，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與之無關的事件就偏離了主題，就沒有新聞價值。
弗裏德曼對此有兩個解釋，一是當報道變成了一個職業，你那些價值觀其實都是狗屁，小編要早8晚5，你也急著交稿後與朋友們到酒吧碰頭，什麽價值的，世界這麽複雜，疏忽、遺漏、偏見都是不可避免的，我覺得也是，可弗裏德曼說那你就天真了。
他有第二個解釋。新聞，重來就不是新聞，而是新聞報道，就是說寫的那些文字，所以新聞講的不是新聞本身，而是記者看的是什麽，想的是什麽，說的是什麽，記者的人生經曆和看法，她的態度，都對此有影響，大家相互之間也有影響。在以巴這麽一個環境，一個小天地，大家彼此相識，常常串門交心，成了個朋友圈，物以類聚，大家說什麽，吃什麽，喝什麽，穿什麽，到什麽地方，關注什麽消息新聞，什麽熱，什麽火，什麽過時，哪有線索，哪有關係，哪是浪費時間，誰跟誰好了，誰跟誰鬧翻了，大家彼此學習相互影響，結果大家都想的差不多，不同的也給同化了，這才使得那麽多完全不同，獨立的新聞媒體報道出的基本是同一個聲音。
西方記者都是在冷戰結束後的普世價值環境下長大的，對他們來說，西方價值高於一切，不是說全世界隻有將之接納才有出路，那落後了，而是說他們完全不明白為什麽有人傻到不急著全麵接納西方價值體製，這種思想與西方的“白人救世主情結”（White-Savior Syndrome/Complex）【3】是同一個模子裏打出來的，結果西方記者和在當地的西方非國家機構（NGO）有一個完全相同的出發點，記者公開崇拜那些為拯救弱小族體而獻身的人，報道也成了為他們發聲的渠道，西方記者不再擔心對西方非國家機構的態度是不是公正，基本上成了西方非國家機構的喉舌，結果非國家機構想要說的，通過極據同情心的記者成了事實，成了良知的反應，非國家機構成了正義的代言人。這種惺惺相惜成了日後事業的晉升渠道，記者到了非國家機構，非國家機構職員當一把記者，大家相互提攜，共同獲利，政府，非國家機構，公民，都不知不覺成了“普世價值帝國”的一員。
弗裏德曼發現（西方）記者對這些西方機構的態度是完全順從，沒人去質疑西方機構動機、言辭和行為，出了錯也是他們的辯護者，大家都是盟友，聯合國和西方非國家機構的職員，外交官，記者，這群西方人道主義捍衛者成了當地經濟的主要讚助人，他們一邊報道戰火中的以巴世界，一邊在高尚旅店、外交使團基地享受自己的社交，沒人把這看成“事業”，就是一份工作，搞好關係，以後找到更好的機會多得是。
這個圈子裏大家注重什麽，有什麽規矩呢？這個規矩就是仇以親巴，你有自己的一套？對不起，你另謀高就。這種風氣一代傳一代，如果你是個新記者，剛到一個地方，你怎麽辦？隻能從前輩（已經在此地工作一段時間的記者）哪兒學，從已經在當地的其他機構的人學，怎麽可能高高在上呢？你自以為有一套，可如果別人連消息都不給你，怎麽當記者？所以你隻能循規蹈矩，接受大家共同遵守的信條，對當代政治略知一二的人知道，這就是“政治正確”，別說你不該說的話。弗裏德曼通過自己的經驗說道這麽一個殘酷的現實，報社派你去一個地方報道，不是因為你有激情，對那個地方特別了解，而是一份工作，就是需要那麽一個人去，選上你是運氣，你到一個陌生之處，誰能幫你都是救命稻草，怎麽敢不敬？在這種環境下，說什麽，怎麽說，找誰說，誰是誰非，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都已經有了共識，西方政府，非政府，媒體的共識，你要是老老實實成為這個圈子的一員，事業就有保障了，安穩的生活，搞好關係以後還能有其他機會，巴勒斯坦人的死，以色列人的傷，都隻是文字，都是職業的一部分。
這樣一來，“新聞報道”就是西方把自己的慈悲施舍給全世界的一條胳膊，一個喉舌，西方在各地的代表，政府非政府，都是權威的象征，西方媒體絕對不會對之質疑，而且代表各種機構的人員說不定以前就是記者，或者是朋友，置信度就更高了，即使記者不是白人，很多場合下也是西方教育的，西方的信念，這一點你可以從美國所有媒體哪兒見到，從政府引用的官宣內線無一例外是作為事實、定論來加以報道的，這跟中國並沒有區別。
在以巴，西方媒體基本上成了為巴勒斯坦人爭取權力的一個組織，我也覺得巴勒斯坦需要更多的人和組織為其爭取權力，但媒體充當這個角色是不是適當呢？這就不由得聯想起西媒對中國的報道，確實中國人不能不對西方報道惱火，西方媒體即使是實事求是，報道的都是事實，但通過報道事件的選取，著重點，文字，你可以得到一幅完全與當地實情不符的圖像，正麵報道中國可能會“傷害香港人民或台灣人民的感情”，所以不能報道；新疆經濟發展與種族滅絕不兼容，所以不能報道；中國抗疫成功是給專製唱讚歌，所以不能報道；中國人的人性間接證明中國政府政策的成功，所以不能報道；中國疫苗出口貶低了美國的領導地位，所以不能報道。這就是“有沒有新聞價值”這一看上去技術性，其實影響到全世界對某人，某事，某個國家和某個人民的看法的真正含義。多年前《人權觀察》被其發起人痛斥，說《人權觀察》偏見，中東這麽多專製國家，單挑以色列，弗裏德曼說他曾經就此寫了一篇報道，言辭溫和，但還是被小編拒發，客觀公正絕對不是第一原則，凡是在如“人權”“民主”“平等”之類大原則上的事件，西方媒體的潛規則是隻能正麵報道。
西方媒體是在一種近親婚姻血緣關係下的單一思維的群體，這不僅僅是中國有意見，第三世界對西媒這種高高在上的的態度也是恨透了，一個非裔作家【4】對《紐時》的一篇冠疫非洲抗疫報道做了個評估，報道非洲一個非洲人都沒采訪，全是引用在美國的“專家”，完全不了解非洲卻對非洲指手畫腳，哪門子報道？
弗裏德曼回憶美國媒體的幾件往事，二戰報道就是在美國政府全麵管製下進行的，全是正能量報道，不利的都加以隱瞞，而且這種正能量報道卻被冠以“真實全麵”的姿態來教育全國人民。當時美國為了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抗日，在美國給蔣介石做了一番清洗，把蔣描述成抗日英雄，六次上《時代周刊》封麵，對其腐敗一字不提，這個事件在美國都有一個專門的名字，叫中國大騙局（Great China Hoax）。對弗裏德曼來說，這解釋了西方媒體的潛規則，那就是媒體有一個使命，不是公正地報道世界發生了什麽，而是引導世界往一個方向發展，這個方向自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公平正義了，隻是這種公平正義是他們自己眼裏的那種，任何與之衝突的事件、觀念，都不能被主流所接受，在香港，沒有暴力，隻有暴政成了西方掩蓋香港暴徒的統一口徑。
弗裏德曼【5】無疑在給以色列說話，當然他的出發點是他親臨的記者經曆，西方為了攻擊以色列而作的選擇性的報道，尤其是他在為以色列指責哈馬斯以人肉盾牌來給以色列栽贓是有根據的，哈馬斯就是這麽做，而媒體也與哈馬斯串謀，站在哈馬斯一邊詆毀以色列【6】，看來以色列把《合眾社》大樓給炸了，是事出有因。
西方媒體水平比中國高，高在哪兒呢？中西都是堅持高級紅，反對低級黑，西方高明之處，是不時的來個高級黑，這麽一來，公正就來了。你要是問我中西媒體那個公正，那我肯定說西媒，不過中國是宣傳，西方還是宣傳。西媒的高明，在於說什麽，怎麽說，找誰說，誰能說，都是看不見的潛規則。
【資料】
【1】《大西洋月刊》What the Media Gets Wrong About Israel
【2】美國媒體除外，美國媒體相當大部分積極站在以色列政府一邊，因為美國政府內支持以色列的聲音很強大，媒體通常成了美國政府的傳聲筒。
【5】相信他是猶太人（名字就是）。
【6】我是站在哈馬斯一邊。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廣告業首先在西方出現，和發達。
談論其他問題也是同樣的做法，當你無法區分什麽是垃圾的時候，就需要“專家”意見，也就是自覺放棄自己的思想能力。
換句話講，讓你產生需要專家的心理需求，那麽你也就非常相信人家告訴你的內容。
那有此事？當時反戰團體還上街抗議美國出兵呢。也沒看到誰被抓了。
還有：俺實在看不出來西方媒體那裏仇以親巴了。作者寫反了吧？
可以看看這篇 － 寫的是媒體親以的偏見：
https://www.trtworld.com/magazine/how-biased-was-the-us-media-in-its-coverage-of-the-jerusalem-clashes-46229
天朝沒有媒體。怎麽比？
天朝沒有媒體。怎麽比？
紅米2019 發表評論於 2021-05-19 07:30:27
感覺在一些對立事件中，美國媒體在場就會給其中一派以信心和激勵，比如埃及反穆巴拉克的時候。
同樣是媒體，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憲法都規定，有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當然包括在言論自由中，西方的媒體再如何有偏向畢竟是私人的，不喜歡CNN，你可以選FOX，人家畢竟是符合法律的，而中國不允許民辦大型的新聞報社，電台存在，私人擁有媒體，畢竟一個國家有無數個私人媒體，而中國那麽多媒體都是官辦的，隻有一個權力無邊的政府， 這本身就違反中自己的憲法，從言論自由度來說，如果說美國隻有70%，那麽中國隻有10%，的確不是一個等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