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與路易十六之死

本文出自人民大學李景屏，清朝皇帝並非如有些傳聞所說的那般傲慢無知，這是一個例子。

乾隆與路易十六之死

雖然中法兩國相隔一萬六千多裏，但乾隆與路易十六卻是神交已久，來華的法國神父早已在他們之間建立起溝通的橋梁。而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憤怒的民眾處死，都在乾隆的心中掀起無限波瀾。在某種程度上，路易十六的死亡也間接的促使了乾隆實施高壓政策…… 　　凡爾賽——北京軸心的建立 　　中法兩國高層的交往始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與康熙同時期的君主——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與康熙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是衝齡即位，都憑借雄才大略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治，並把自己的國家推向了鼎盛、使之成為區域性的強國——一個是歐洲大陸科技文化的中心，一個則稱雄亞洲。 　　17世紀80年代，法國科學院為了繪製航海圖而進行地理考察，陸續向大西洋、地中海等地的港口派出科考人員，那時的英國、丹麥以及非洲、美洲等地都有法國科學院的人在那裏進行實地勘測。唯獨對派人到中國進行考察一事，令法國科學院的人感到棘手，他們對這個國家實在是知之甚少。鑒於自耶穌會(大主教的一個修會)傳教士利瑪竇在一個世紀前(明萬曆十年，1582)來華傳教以來，耶穌會士不僅在中國的土地上立足，而且其中的一些人還直接為中國政府、中國皇帝服務，同官方一直有密切的聯係，路易十四決定從法國的耶穌會士中物色來中國的人選，法國科學院的地理考察，便同耶穌會傳教士聯係起來。     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第一個科學傳教團山洪若翰、白晉、張誠、劉應、柏應理、李明等神父組成，這些得到“國工數學家稱號”的傳教士於1685年3月(康熙一十四年)從布雷斯特乘船出發，將到北京“組成一個‘中國科學院’，即巴黎科學院的分院”（[法]伯德萊《清宮洋幽家》，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189頁)。     從1688年(康熙一十七年)法國科學傳教團抵達北京到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前的一百多年，法國政府持續向中國派遣山耶穌會士組成的“科學傳教團”，繼洪若翰、白晉、張誠之後，巴多明、杜德美、沙如玉、湯尚賢、德瑪諾、馮秉正、宋君榮、工致誠、蔣友仁、錢德明等紛遝而至。在康熙中期以前，來華傳教士中以葡萄牙籍人數居多，葡萄牙政府是環球航海的支持者，最先控製了從歐洲到亞洲的新航線，而且該國又深受耶穌會的影響，葡籍傳教士自然多。然而到路易十四派遣法國科學傳教團以後，這一情況開始改變，在來華的傳教士中法國人的數量急劇增加，以至後來居上，名列前茅。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記載，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來華的法籍神父為86人，葡萄牙籍的為79人。     法國科學傳教團的到來，使得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國家開始有了相互交往，也使得中國統治者對遙遠的法國、對法蘭西民族開始有所了解，法國也成為歐洲唯一一個同中國高層建立固定聯係的國家，用路易十四的話來說就是:建立了凡爾賽—北京軸心。     在法國科學傳教團抵達北京後的第五年(1693)，康熙派科學傳教團成員白晉為特使出使法國。白晉給路易十四帶去康熙的禮物，這些禮物中包括一些中國的經典和科學著作(共49卷)。到康熙二十八年(1699)白晉從法國返回中國時，又把“法國國王以裝訂華麗之版畫集 一冊”帶回，“轉贈中國皇帝”。     1765年(乾隆二十年)，路易十四的繼承人路易十五向中國派出兩位特使。有趣的是，這兩位特使不僅都是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國人—— 一個叫高類思、一個叫楊德望，而且他們都在法國學習、工作了十幾年。路易十五及其政府選派兩名中國人作為特使，同康熙當年選派白晉為特使或許有相同的考慮。路易十五特使的到來，則使得凡爾賽——北京軸心進一步鞏固。     乾隆不僅與法國神父保持密切的交往，而且也非常重視同法國的關係。錢德明在給友人的信中，對中國“重視法國，將法國遠遠置於其他歐洲國家之上”感到欣慰，他曾這樣描繪乾隆皇帝的庫房“用來裝飾皇帝房間的機器、工具、珠寶或其他珍貴的東西，要麽是法國的軍械，要麽是出自某些法國工匠之手”，就連皇帝閱兵時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國製造”。     而琺琅彩瓷器在乾隆時期的大量燒造，也從一個側而反映出中法之間來往的頻繁。琺琅彩在中國也稱為“洋彩”，法國人稱之為“玫瑰色族”，主要用於玻璃器皿.的裝飾。這一裝飾色彩雖然是由荷蘭醫生安德烈·卡修斯(Andras Cassius)在1680年試製成功，但卻由法國人傳到中國，因而中國人稱之為琺琅，就是franc（中文的意思是“法國的”)的對音。由景德鎮官窯燒出來的素胎瓷器運到北京的內務府造辦處後，再由供奉內廷的神父指導繪製琺琅彩，以琺琅彩來裝飾瓷器，琺琅彩瓷在乾隆時期風靡一時。 對法國產生濃厚興趣的乾隆，決定效法祖父康熙派遣外交使團到法國去會見路易十六，亦可視為對路易十五遣使的回訪，外交使團的重要成員之一就是法國神父錢德明。與此同時，法國王室也開始做相應的準備，以便使得中法之間的高層交往得以繼續。然而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則使得乾隆派使團去法國的計劃付諸東流，留下的不僅是遺憾，還有心靈深處的起伏跌宕。   路易十六之死     路易十四在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去世，他給繼承人留下一個繁榮昌盛的法國，這樣一個王朝緣何在七十四年後就分崩瓦解、灰飛煙滅?從強盛到衰亡為何竟如白駒過隙?這一切使得乾隆陷入難以解脫的惶惑之中。     平心而論，生性懦弱的路易十六算不上暴君、昏君，但這位自幼生活在宮廷裏的國王對民間疾苦絕對是茫然不知。1788年法國遭受天災，農業歉收，百姓最基本的食品麵包短缺。路易十六所提出的解決辦法竟然是：“讓他們吃蛋糕吧!”(〔美〕邁克爾·法誇爾《瘋子、傻子、色情狂》第60章《從人堂到地獄》，中信出版社，2003,303頁)。正是1788年天災所造成的麵包短缺，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對1789年的大革命起了催化劑的作用，起義的民眾是高喊著“麵包”衝入凡爾賽宮的。     對路易十六來說，更致命的弱點是他根本不具備見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把問題消餌在萌芽狀態的能力。在1789年7月14日這一天的日記裏，路易十六隻寫了兩個字“無事”。事實上，巴黎的市民在這一天正在進攻巴士底獄，向專製王權宣戰。直到第二天在聽完大臣關於攻陷巴士底獄的匯報後，缺乏應變能力的路易十六才喃喃問道，“怎麽造反了?”這本來是路易十六在事變前就該考慮的問題，然而直到事變己經發生——他本人很快就要從天堂跌入地獄、從“國王”變成“國亡”時，依舊是一頭霧水。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處死，直到該年10月6日這一消急才傳到中國。在乾隆看來，死於造反民眾之手是路易十六最大的悲劇，前明的崇禎皇帝要比死於斷頭台的路易十六幸運得多。斷頭台被安置在巴黎的革命廣場，囚禁在馬車裏的亡國之君被押往行刑地，馬路兩旁是憤怒的圍觀群眾；斷頭台四周更是擠滿了興奮不已的看客，他們都是來觀看前國王掉腦袋的。路易十六被捆在斷頭台上，伴隨著砍刀的落下，路易十六身首異處，緊接著行刑者把掉下的腦袋舉起給圍觀者展示，隨之而響起的是一片歡呼……九個月後這一幕又落到路易十六的妻子奧地利公主瑪麗的身上……按照乾隆的思維模式，巴黎所發生的就是犯上作亂、以臣弑君。對乾隆來說，路易十六之死遠比崇禎之死所引起的震撼要強烈得多，崇禎畢竟是一百五十年前的古人，但路易十六卻是與自己同時代的君主。     路易十六身死國亡的悲劇，給乾隆留下的最大啟迪就是:加強對民眾的控製，把任何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乾隆對境內各類秘密組織所采取的取締與鎮壓的政策固然有其內在原因，但法國大革命的刺激也是個不能忽略的因素，尤以乾隆五十九年(1794)對白蓮教的大搜捕突出。     然而正是由於對白蓮教的大搜捕，導致官逼民反。地方官把通緝漏網的教首劉之協作為敲詐勒索的機會，草菅人命，株連無辜，誠如嘉慶在禦製《邪教說》中所分析的：     故查拿之始，原因謀逆之一二人，如劉鬆、宋之清、劉之協首犯耳。劉鬆、宋之清皆己伏法，並未株連。而劉之協自扶溝脫逃，所緝者仍此一犯，而地方官有奉行不善者，有苛求圖利者，胥吏衙書，四出滋擾，閭閻無賴，借事吹救，將正犯反置於不問，妄拿無辜，名曰欲辦白蓮教…… 而劉之協在逃跑後，“以查禁甚嚴，遂與張漢潮、姚之富、齊幗謨、齊王氏(即王聰兒)等同謀為逆”，定於辰年辰月辰日(嘉慶元年二月初十)在四川、湖廣等地同時發動起義。由於湖廣教徒走漏風聲，宜都派兵捉拿準備起義的張正謨、聶傑人，張、聶率眾拒捕，提前發動起義，一場持續九年波及數省的起義就此揭開了序幕，“俱樹‘天王劉之協’旗”。也正是同白蓮教的戰事，加速了清朝衰落的進程。   太平洋不再太平     到了18世紀末，無論從中國社會自身的發展進程，還是立足縱橫交錯、起伏跌宕的國際近代化浪潮，乾隆及其所統治的帝國都處於一個重要的拐點：     從縱向看，處於中卜}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盛世的康乾盛世，在經過一百多年的承平之後，不可避免地陷入“由盛而衰”的發展周期，而且這一次的“由盛而衰”己經不單是傳統意義上的王朝興衰，而是體製上的衰落；封建體製己經走到了盡頭，此後的中國不可能在“文景”之後產生“貞觀”、“永樂”之後出現“康乾”，在前朝的廢墟上再也不能滋育出這種含義的“盛世”了，康乾盛世己經成為絕唱。而從橫向來看，歐美等國己經把世界卷入近代化的浪潮，蓬勃發展的工業革命、遠洋輪船的問世都使得當時的清帝國很難再憑借浩瀚的太平洋把歐美國家的影響、幹預擋在界外。而歐美國家的影響與幹預，也在客觀上加速了清 王朝“由盛而衰”的進程，發展到極致的古老的封建體製在同新興的資本主義體製的較量中，僅一個回合就敗下陣來。     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來華，就充分顯示出:太平洋從此不再太平。由於工業革命的率先興起，英國成為當時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使得英國對於搶奪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愈發興趣盎然，孜孜以求，在控製印度以後，就把幅員還要遼闊、人口還要眾多的清帝國，作為下一個掠奪目標。     馬戛爾尼的單腿跪己經讓乾隆感受到來自大洋彼岸的挑戰，然而對於來者不善的英國使團來說，不遵守天朝法度僅僅是開始，當他們到北京後立即提出早已備好的幾點要求:(1)允許英商在寧波、舟山、天津貿易。(2)允許英商在北京設立貨棧，儲存貨物。(3)把舟山附近的一個小島借給英商使用，英國商船可在該島停泊船隻，在那裏居住，存放貨物。(4)在廣州附近給英國同樣的權利。(5)取消澳門與廣州之間的轉口稅率。在澳門的英國貨物運往廣州，請予免稅或減稅。(6)中國海關公布稅則，以便英商按規定納稅(《乾隆朝上諭檔》第17輯，542-545頁)。上述各款，除最後一項涉及近代通商的準則，其徐各條無論是增加通商口岸，還是減免稅、劃地給英商居住存貨，都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踐踏。至於清王朝的進出口稅本來就定得很低，例如茶葉的關稅每擔為1.279兩，實際征收6兩，相當於廣州價格的1/5至1/4；而在英國，茶葉的進口稅相當售價的96%，約為廣州發價的兩倍。更何況清政府從來都把通商視為羈縻外藩的手段，對於不肯行三跪九叩禮的英國，無論如何也不會“將爾國上稅之例獨為減少”。     清政府在接待英國使團的過程中，以天朝老大自居，視通商為通貢，固然不可取，但中國並未危及英國的主權，而英國卻是以建立近代商務關係為掩蓋進行擴張，企圖把中國變為英國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對於英國的擴張要求，乾隆斷然降諭：“皆不可行!”並明確表示：“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此事尤不便準行”。     在英國使團的禮品中有一個裝有110門大炮的英國軍艦模型，乾隆己從中感受到那咄咄逼人的勢頭，為此他曾密諭軍機大臣：“英吉利在西洋諸國中，最為強悍”，“不可不防”，並傳諭沿海督撫加強防務，以防英國艦艇突襲。伴隨著馬戛爾尼一行的離去，加強海防就成為了一紙空文。一支支海盜船出沒在閩、浙、粵洋而，數千裏的海域，竟然有海無防!     乾隆在世時期，是一個群星璀璨、偉人輩出的時代，羅伯斯庇爾、富蘭克林、傑弗遜、華盛頓、拿破侖等人的出現都令整個世界為之一震，從西歐到北美掀起社會變革的狂飆，一個嶄新的政治製度與經濟模式展現在世人的麵前……     在乾隆去世的那一年11月，經曆大革命陣痛的法國資產階級選擇了拿破侖。拿破侖通過發動霧月政變組成了執政府，自任第一執政，對內堅決鎮壓反革命複辟勢力，對外與“反法同盟”多次鏖兵，以排山倒海之勢掃蕩著歐洲的封建勢力，不僅鞏固了大革命的成果，而且把大革命的影響擴大到歐洲。雖然拿破侖在上台後五年就廢除了共和，當上皇帝，建立了法蘭西第一帝國，然而其政權實質依舊是大資產階級專政。盡管兵敗滑鐵盧的拿破侖在1815年被迫退位，此後的法國也經曆了波旁王朝複辟及七月王朝的統治，但無論哪種政治勢力把持政權，都不可能把法國再拉回到大革命之前。     乾隆去世後僅四十一年，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咄咄逼來，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更在1842年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法國的七月王朝也趁火打劫，在1844年脅迫清朝政府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到1856年——也就是乾隆去世五十七年，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的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拿破侖第二)便夥同英國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而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強盜行徑，則使得天朝大國的假象再也不可能維持下去了。     波旁王朝與清王朝的不同走向，赫然寫進了曆史——路易十六的波旁王朝雖然被推翻，但蕩滌封建製度的法蘭西卻因之崛起；乾隆的大清王朝雖然名義上依舊存在，卻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