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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與刀》在中國很有市場，不少人覺得認識日本人的人性，這本書寫得深入、透徹，大家都知道作者是美國人，雖然此書有曆史性（老了，認識不一定那麽完善）和局限性，也不是全麵，大家對作者的敏銳地觀察力和對民主文化的洞察力都是欽佩。
本尼迪克特隻是上世紀初文化人類學幾個大師之一，當然很厲害，然而當時文化人類學之所以具有獨特的眼光，主要是在西方將其在全世界都被殖民後所沉浸在一種大國沙文主義之中的泡沫吹破，西方那時確實處處講人性，卻處處“感歎”白人的優越。換言之，當時看世界就一個角度。文化人類學是說，其實還有另一個角度。當時你要是率先采用這種新的方法論，不論分析什麽都能有新奇的看法。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華語裏對此書的推崇，能在《知乎》裏找到【1，2】，《知乎》是個市場，很多瞎扯的，但即使在那裏，也已經有人提出質疑【3】：
（引用）“人類學家已對亞洲和太平洋的一些文化有所了解。日本文化中有一些社會風俗和生活習慣甚至與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部落的風俗和習慣是極其相似的。比如，有的是和馬來西亞的相似，有的是和新幾內亞的相似，也有的是和波利尼西亞的相似。根據這些相似內容來推測古代的移民或相互交流的情況是一項很有趣的工作，但我認為了解文化相似性的價值不在於研究這種可能的曆史關聯，而在於借助於這些相似性或差異獲得了解日本人生活的線索。”
這段描述會讓我們這些中國讀者瞠目結舌。作者顯然認為日本的文化和波利尼西亞土人更接近，而對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根本不了解
對有中國、日本文化有所了解的，大概就會馬上覺得此書毫無參考的價值。
代表學術界觀點的通俗文章有代表性的是【4】，估計也是學術界覺得此書失去曆史價值的原因，最直接的，是（美國人》拉米斯（《內在的外國——〈菊與刀〉再考察》）“與其說《菊與刀》是人類學著作，不如說是政治論文”之指責，後來拉米斯反被人指責有自己的政治動機，後來又有一篇論文說拉米斯誤讀了一些資料，可是本尼迪克特此書出自美國政府基於二戰了解日本人人性的需要，確實是這麽一回事。
《菊與刀》確實在英語界和日本受到批判，如【4】引用副田義也《日本文化試論——讀〈菊與刀〉》，明確批評“恥感文化”、“罪感文化”的說法，可這大概是過於敏感了，恥辱是文化的必要成分，古希臘文化如此輝煌，但照樣是個恥辱文化，恥辱就是“榮譽”：
阿喀琉斯被帕裏斯用箭射死，阿凱亞人之中最勇猛的首領埃阿斯和最有智謀的首領尤利西斯 (Odysseus)爭奪阿喀琉斯的盔甲，尤利西斯用巧計戰勝了勇力超過他的埃阿斯，使得後者氣憤自殺
儒家、基督教，恥辱都是中心概念，從現代心裏倫理學的角度來看，那是維護社會凝聚性而利用人性的一個普通手段，心態平靜下來，不是什麽大事。
也許這是在中國和日本此書還有銷量的原因【4】。
在我看來，《菊與刀》的真正謬誤，是在於此書是如何寫出來的。
《菊與刀》是本尼迪克特坐在辦公室裏，靠閱讀美軍報告，和跟一位日裔Robert Hashima交談而寫成的，換句話說，是空想出來的。能寫成這樣，確實不簡單。可是不說現在，當時它又與日本社會的現實有多大關係呢？把它當成為小說也許更合適。
為什麽大家對它著迷呢？估計首先是文化人類學的出發點，不僅角度全新，而且把握住社會、人性的核心概念，這麽一來，不論事實如何，讀者都有一種一下子就能掌握“真相”、“本質”，誰不想不費什麽勁就能了解“真相”、“本質”呢？
秦暉有次評論中國（人民真正作主的）共和體製為什麽沒有建立起來，他說原因是（沒考證來自秦暉還是共識）就是中國在救亡的沉重壓力下選擇了學習日本，而日本則是學德國的，德國日本都旨在以盡快的速度強國富國，而不是建立公民體製，而拋棄了逐步走西方先有（個人）自由，才建立公民社會、民主這麽一條道路，先民主而不講究個人自由，最後就沒有個人自由。按照這種說法，中國學日本強國恰恰就是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導致中國的現代化跨過了“自由”這麽一個關鍵的公民意識，結果中國傳統觀念，儒家的個人服從集體，還是中國治國的核心，沒有個人自由，最後民主也就失去爭奪政治體係的基礎。
今天把狂人的話當成事實，估計也處於這種情結，忽然不需要思考就能把握真理，何樂而不為呢？
一知半解本來就有問題，如果一股子自信，一知半解成了自以為是，那就更糟了。
【後注】我把原文稍改善了一下。
【資料】
讀過這本書的中國人都感到自己非常了解日本了。
很滑稽，總有人對一本70多年前的書吹毛求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