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狼發牢騷
發發牢騷，解解悶，消消愁
對習近平來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將後幾十年的國策，是中國占據世界領導地位，以“經濟為剛”，跟美國平作的基礎，所以在中國目前經濟難題一大堆的情況下，習在人大還不斷提一帶一路（習大大：“一帶一路”可以做大文章），一財這麽說：
民生福祉固然重要，但在國事麵前，小編仍覺得慷慨激昂，熱淚盈眶。“一帶一路”戰略的落實必將帶動基礎設施的建設，為過剩產能行業“走出去”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這是一條國家繁榮之路、實現夢想之路，也是過剩產能轉移之路
這一說，把秘密給捅出來了。
新浪總結說海外：“一帶一路”正在改變世界經濟版圖，“近年，習近平主席在外交部長王毅的陪同下訪問了幾十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他的全球之行已經在中國開辟的“新絲綢之路’上播撒了合作共贏的金色種子和收獲希望”。除了習，去年李克強出訪歐洲，也忙了不少：
《觀察者網》2015.07.09
李克強訪歐成果：一帶一路對接歐盟3150億歐元戰略投資計劃
然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反應，就非如此熱情了。最近德國商會帶頭攻擊中國“產能輸出”的計劃。
《財新網》2016.02.22
【1】歐盟商會：靠一帶一路出口過剩產能不明智
《德國之聲》2016.02.22
【2】China overcapacity 'wreaking far-reaching damage'
歐盟商會商會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也許不能代表歐洲所有的聲音，但也是歐盟體製的一個重要代表，中國鋼鐵出口，造成歐洲鋼鐵行業的失業，歐盟最近又在商討對中國鋼鐵出口製裁，也不能怪人家。（商務部長）郭虎成說這（見下【8】）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全世界都一般，但《經濟學人》總結了大家的態度：
《經濟學人》
【3】The march of the zombies
Oversupply is indeed a global problem, but not quite in the way Mr Gao implies. China’s huge exports of industrial goods are flooding markets everywhere, contributing to de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threatening producers worldwide. If this oversupply were broadly the result of capacity gluts in many countries, then Mr Gao would be right that China should not be singled out.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連奧巴馬都擠噠中國：
《路透社》2016.02.22
【4】Obama: China knows it cannot sustain export-driven growth model
不管如何，中國產能過剩是個問題，中國自己承認，也非常清楚，也立誌也扭轉。
《證券時報》2016.01.20
【5】鋼鐵板塊跌幅居前 行業總負債超3萬億
《觀察者網》2016.01.26
【6】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 樓繼偉回應：主要靠國企上繳利潤
《澎湃》2016.01.14
【7】痛苦的輪回：回顧中國鋼鐵、煤炭等行業產能過剩的前世今生
《金融時報》2016.02.24
【8】高虎城：鋼鐵業產能過剩是全球問題
《每日經濟新聞》2016.01.26
【9】工信部“組合拳”挺工業穩增長 兩年1000億兜底僵屍企業職工安置
【10】覃愛玲（2016.01.26）：壯士斷腕“去產能”大幕正式開啟
寶鋼新聞中心2016.02.17
【11】國內鋼企去產能進入實質性階段
“全省鋼產量達到了1.85億噸，連續14年居全國第1位，約占全國鋼產量的四分之一。世界每生產9噸鋼，就有1噸是河北生產的。”
產能過剩，責任最大的是胡溫，尤其是溫家寶，這兒就不說了。
下麵轉轉兩邊很具體的報道，也詳細，讓你不但了解事件，也對整個過程有個認識。
隻能說驚心動魄。
煤鋼艱難去產能
《財經》雜誌 2016-02-22
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舉措，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大相徑庭，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度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更加注重供給側改革，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埋下伏筆
本刊記者 楊中旭/文
春節前夕，國務院《關於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和《關於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接連下發。位列2016年經濟工作之首的去產能大幕正式拉開。
這場新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去產能行動，或將壓減煤炭產能10億噸，鋼鐵產能2億噸，安置職工以百萬計。動靜之大，影響之深，幾可比肩上世紀末的國企改革。
此前，《財經》記者前往山西太原，近距離記錄這一政策出爐的台前幕後。2016年1月4日，新年伊始的第一個工作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攜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及包括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內的中央部門20位部級高官，奔赴山西，實地考察煤炭、鋼鐵兩大行業的運行情況，並主持召開多省主官、煤鋼企業負責人的去產能座談會，做最後的政策準備。
2014年和2015年兩年間，國內外需求不振，中國房地產投資深度下滑，包括石油、煤炭、鋼鐵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一落千丈。其中，2015年價格的腰斬，將煤炭、鋼鐵兩大行業推向了全行業虧損的境地。之前改革力度不夠、冗員過多的短板水落石出，企業受困、職工受苦。同時，不當舉債推高了金融穩定性風險，危及宏觀經濟穩定。李克強在座談會上指出，我國是石油的淨進口國，談不上過剩，目前過剩較為嚴重的就是鋼鐵和煤炭兩個行業。
兵車未動，糧草先行。1月22日，財政部發布《關於征收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稱，為支持工業企業結構調整，經國務院批準，從2016年1月1日起，開始征收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專項資金全額上繳中央國庫，納入一般公共預算管理。1月4日下午，李克強在主持前述座談會時透露，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決定，在化解過剩產能期間，中央財政每年支出1000億元，以幫助煤炭鋼鐵等行業渡過難關。據《財經》記者了解，該項資金將主要用於煤炭、鋼鐵行業退出企業的職工安置。
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2016年度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分別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中國宏觀調控的思路亦隨2013年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的轉變而繼續深化。此前，上屆政府以四萬億為代表的注重需求側管理的宏觀政策一直占據主流之位，而2016年五大經濟工作的部署表明，供需兩側的管理已然取而代之。2013年以來，本屆政府一直在推行結構性改革，直至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度提出供給側改革概念，引發市場高度關注。經濟下行大背景下，讓市場出清，終於成為決策層、企業、學界的共識。
座談會上，河北省長張慶偉表態道：我省將緊緊抓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進一步加大鋼鐵企業兼並重組、產品提檔，帶動全省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市場出清，似曾相識。上世紀末，因應亞洲金融危機和國企三年解困改革，諸多國企退出市場，大批國企職工下崗分流，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持續31個月同比下滑。不同的是，本輪通縮時間更久，至2016年1月，PPI業已持續46個月同比下滑，支持經濟增長V型或W型反轉的聲音漸弱，認為經濟增長L型痛苦加劇的聲音漸強。中信信托一位專司煤炭產業整合的人士表示，上一輪通縮之後，大批東北煤炭技術工人成建製南下，加入WTO之後的煤炭價格井噴，令他們衣食無憂，“但現在是整個行業的崩塌，他們無處可去”。
接近國務院的人士表示，煤炭鋼鐵兩大行業裏，前者問題更為複雜難解，這是座談會選擇在山西召開的原因，“如果鋼鐵行業更為難解，會議就會在河北召開”。相對而言，鋼鐵廠距離市區較近，職工再就業崗位較多；而煤礦則遠在山溝，與世隔絕，煤礦一旦退出市場，員工及其家屬的安置就成為難題。
盡管李克強在1月4日的座談會上明確表示“更多采取市場的辦法”，但無論會中還是會後，因應過往煤鋼國企的體製慣性，建議中央政府更多采取計劃經濟辦法的聲音亦很響亮。地方政府、行業協會、煤鋼國企、金融機構各抒己見，展開了新一輪圍繞煤鋼過剩產能的博弈。而無論采取何種手段，太原鋼鐵公司董事長李曉波對《財經》記者坦承，煤鋼過剩產能累積的經濟、社會成本已經形成，解決過程中的代價和陣痛不可避免。
在李克強總理離開太原之後，《財經》記者再赴山西，采訪這個資源大省煤炭、鋼鐵兩大支柱產業的現狀，特別是僵屍企業的症結所在，以詳解這場巨大陣痛的來龍去脈。
僵屍拖累
從省會太原向南，經行京昆高速公路和祁臨高速公路200公裏，為靈石縣南關鎮餘家溝村，山西焦煤集團下屬的汾西礦業集團南關煤業公司坐落於此。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山西最大國企、焦煤集團董事長武華太透露，集團礦井之中，噸煤成本不一，高者600元，低者200元。南關煤業的噸煤成本就是前者。南關煤業2015年全年銷售48萬噸，噸煤平均銷售價格385元，錄得1.84億元收入，虧損0.99億元。
南關煤業餘家溝礦井產出的焦煤屬於精品煤範疇，煉鋼必須的焦含量極高，卻又低硫、低灰分，在市場上從來不愁銷路。
但是，南關煤業的噸煤成本並不僅僅取決於供需。這家企業的經理趙鴻明介紹說，餘家溝礦井地質條件很差，地層構造變化多，礦井坡度大，成本自然上升。更要命的則是冗員。目前，南關煤業擁有超過1600名員工。而國內外年產千萬噸的先進礦井，員工規模不過一兩千人，人數與南關煤業仿佛，效率之差，在20倍以上。
冗員過多的遠不止山西焦煤。1月4日上午，李克強到太原鋼鐵公司視察，《財經》記者跟隨前往。李克強問起員工人數，太鋼董事長李曉波回答道：總理，我千萬噸鋼，5萬人，實際上隻需要2萬人就夠了。李克強追問：國際標準千萬噸鋼1萬人。李曉波說：太鋼還有一個礦山，多占了1萬人。
2011年5月，受四萬億強刺激拉動，山西噸煤綜合售價達到曆史高點656元，南關煤業生產的優質焦煤價格更高，達1264元（含稅價為1480元）。但是，其後煤價一路下行，2013年，南關煤業開始虧損。趙鴻明證實，南關煤業當下的資產負債率高達180％，企業已不能“自主呼吸”。
國企體製下，子公司不能自主呼吸，母公司極少做“減法”，而是把包袱接過去。南關煤業財務部負責人表示，盡管公司資產僅為11億元，但已經向集團借款15億元之巨。另外，2014年煤價腰斬之後，餘家溝礦做了“減法”，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使生產和生活區分開，礦上不再包辦職工及其家屬（含退休職工及其家屬）總計1.6萬人的吃喝拉撒睡。問題是，南關煤業甩出的“包袱”，被上級單位、山西焦煤汾西礦業集團全員接收，城頭變幻大王旗，大鍋飯隻是更名而已。
整個集團一盤棋，以豐補歉，是山西煤鋼國企長期以來的手法。1月5日上午，《財經》記者隨李克強總理前往曆史悠久的山西焦煤西山礦業集團官地礦。該礦一位管理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官地礦2015年售出430萬噸煤，每噸煤虧損200元，全年虧損8.6億元。2015年底，礦上開會，保證2016年可以開6個－8個月的工資，也就是說，井下產煤工人每月6000元－8000元的工資（井上工人工資僅為2000元左右），需要打對折。“現在是好礦井養著我們，官地礦光景好的時候，也是這樣養著兄弟礦井。”
延續數十年的大鍋飯體製，在相當程度上固化了煤鋼國企職工的思維。一位煤企中層管理者表示，他將剛剛大學畢業的90後兒子安排進了自己所處的礦井工作。麵對收入預期的質疑，這位中層管理者回應道：這是國家正式工。
據《財經》記者了解，近些年來，煤價高漲時期，一些煤炭國企收購了一些火電廠，如今也被用來以豐補歉。盡管煤炭集團下屬火電廠職工對比電力行業工資後牢騷滿腹，但不得不和集團一起吃大鍋飯。
南關煤業管理層多位人士承認，無法自主呼吸的南關煤業，名為子公司，實則淪為集團的生產車間，產煤由集團統一銷售，經營性資金（每月40萬元）、工資、社保、稅款也統一由集團撥付。其中，從去年夏天開始，社保開始緩繳，集團安撫南關煤業說，2016年下半年價格如果好轉，會有新安排。
問題是，價格崩塌之勢仍在持續，集團也開始變得無力。山西焦煤財務總監王為民告訴《財經》記者，2015年集團總現金流（總現金流=經營性現金流+投資現金流+融資現金流）為正，但經營性現金流已經為負，約10億元。南關煤業財務部負責人表示，最近三個月來，南關煤業每月40萬元的經營性資金已經斷炊。
多位山西業內人士透露，幾近絕望的形勢下，一些煤企寧可虧損，也要拚命挖煤。一家大型金融機構專司煤炭業務的高管表示，和其他工業企業不同，煤炭企業前期投資大，投產後則是“挖一鍬煤就有一鍬的現金流”。
這一絕望之舉，令產能更為過剩。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的統計，全國煤炭需求僅為40億噸，但產能高達50億噸。業內人士估計，如果加上這種拚命挖掘的產能和漏統的產能，全國煤炭產能約在53.7億噸。山西一家大型煤企董事長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也表示，他不得不去收購拚命挖煤的企業，以求穩定煤炭價格。
一位業內資深人士表示，一條路是減員增效，輕裝上陣，轉型升級；另一條路是負重前行，惡性循環。他表示，過去數年間，山西煤企一直在第二條路、也就是泥潭中越陷越深。
擁有數百億煤炭企業股權的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也開始擔憂。從2012年起，這家從不良資產處置起家的央企開始密切關注其參股煤企的情況。28家參股企業中，信達選取了17家規模較大的企業展開統計：資產負債率平均為72％，最高達85％；金融負債總額7000億元，2015年1月－9月財務費用215億元。14家虧損，13家現金流難以覆蓋銀行利息，6家經營性現金流為負。
信達股權交易部總經理酒正超解釋說，現金流分三種情況：一、還本付息無問題，健康；二、還不了本，付息沒問題，銀行借新還舊；三、現金流難以覆蓋利息，煤企之後舉借更大債務，也就是龐氏融資。17家企業中，13家進入龐氏融資範疇，“我們作為股東，非常擔心”。
信達擔心如果行業價格沒有扭轉，國家政策沒有到位，一兩家大企業崩盤，就會引發金融係統全麵抽貸，係統性風險就會變為現實。
這一風險，從山西省長李小鵬1月4日在前述座談會上的匯報中可見一斑：2015年11月，全省噸煤綜合售價降至226元，同比下跌108元，下降32.4％，與2011年高點相比，下跌430元，下降65.6％，企業庫存居高不下、應收賬款增加、負債率高企。
座談會上，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第一個發言，他痛陳2011年以來煤價的斷崖式下跌，“2015年11月又比10月每噸下降17.97元，全省煤炭產量9.76億噸，大數10億噸，煤價下降10元，全省100多億元就沒有了”。從2011年5月至2015年11月，山西煤炭每噸下降了430.1元。
錯失良機
回溯過往，無論是山西焦煤等五大山西煤企，還是山西政府，均曾遇到減員增效良機，但計劃體製的慣性，卻讓這些良機一一錯過。
2003年，有著悠久曆史的南關煤礦資源枯竭，資不抵債，不得不政策性破產。破產之後，負債不必再理會，手頭又多出了一大筆職工安置資金，本是南關煤礦退出市場的良機，但是，汾西礦業集團選擇了疑似破產逃債的另一條路。
2005年2月26日，汾西礦業集團紫金煤業公司正式掛牌成立，新勘探出的餘家溝礦井井田麵積38.67平方公裏，地質儲量7077萬噸，礦井核定生產能力140萬噸/年，煤種為1/3焦煤，汙染少、熱量高。公司在2012年3月，被國土資源部授予國家級綠色礦山稱號。
直到2014年10月，由於采礦證無法更換，不得不改回“南關”這一名字。為與政策性破產的南關煤礦有所“區別”，公司改稱“南關煤業”。
《財經》記者了解到，南關煤業成立11年來，資產負債率從未低於110％。
計劃體製慣性遠不止此。1999年，國企三年解困接近尾聲，大量國企拖欠債務導致的天量銀行壞賬被剝離，新成立的專司不良資產處置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接手。其中，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成為處置煤企不良資產的主力。
彼時，諸多山西煤企無力償還銀行貸款，信達接手之後，與山西、安徽、河北等省政府達成一致：債轉股。將信達在各煤企的股權相加，信達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的煤老板”。若以2000年－2001年的談判價格執行當時的債轉股方案，信達也將成為山西各大煤企的控股股東。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信達資產管理公司股權交易部總經理酒正超表示，當時國家有明確政策，剝離債轉股煤企的社會性負擔，但是，隻有極少數企業的社會剝離到了位。
那一輪煤企社會性負擔的剝離工作進展受阻，除了國企不願減員增效，還與宏觀經濟轉暖直接相關。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工廠的產能開始加速釋放，煤價不斷上揚，全國各地債轉股煤企乃至地方政府覺得利益受損，認為以2000年－2001年的低價債轉股，是信達占了便宜。因此，安徽、河北、山西等方麵沒有與信達就部分債轉股公司的注冊達成一致。
問題是，從1999年起，由於債務已經轉為股權，相關煤企已經不再支付相應債務利息，節省了巨額財務費用；反觀信達，則不得不吞下這一苦果。
地方政府同時向中央政府展開斡旋，希望中央政府允許地方以采礦權作價補充資本金，獲得首肯。2005年5月9日，財政部、國土資源部聯合發布的《關於國有企業實施債轉股過程中采礦權價款處置問題的函》（財辦建[2005]69號）明確：國有企業采礦權價款如經特別批準轉增為國家資本金，轉增的資本金由現采礦權持有人的國有出資人持有。僅以山西為例，2005年，在延宕六年之後，山西方麵與信達終於簽署債轉股協議，獲得采礦權注入的山西煤企成功奪回“控股權”，信達在多家煤企降為“二股東”。
彼時，煤價仍在加速上行，山西焦煤西山礦業集團一位人士以暴利形容當時的狀況，而剝離社會性負擔、減員增效之說，更加無人提起。這一情形，並非山西所獨有。山東省長郭樹清在前述座談會上談到，前些年，在市場行情好的情況下，我省大多數鋼鐵、煤炭企業沒有抓住有利時機進行產品、技術、工藝等方麵轉型升級，已然習慣於過去的路徑依賴，上項目、擴規模，形成低水平重複建設，以至於陷入產品雷同、市場銷路不暢的困境。
2005年之後，由於國家出台新的采礦權有償使用政策，造成山西等方麵煤炭國企的出資虛置，2005年達成的債轉股協議始終未能實質落地。此番李克強視察山西期間，山西方麵亦曾當麵向某中央部委領導爭取政策性支持。隻是，時光荏苒，原本應該剝離的社會性負擔，已經以更沉重的方式襲來。
“如果當時剝離了不合理的社會性負擔，煤企輕裝上陣，在資本市場上的估值自會不同。即使煤價暴跌，也不會有今日之困難。”中信信托人士說。
除了疑似假破產真逃債、債轉股打擂台，山西方麵2009年主導的煤炭行業“國進民退”，也埋下了造成今日困局的因子。
2009年前的數年，煤礦安全事故頻發，社會輿論頗多不滿。考慮到小煤礦安全生產投資不足，山西省政府命令山西焦煤等五大國資煤企，分區域收購安全生產不力的礦井。除了部分規模較大、設備先進、安全生產得力的民資礦井，其他礦井被大規模並購，引發輿論嘩然。2010年初，時任山西省副省長陳川平（後因腐敗落馬）親自赴京，向包括《財經》在內的媒體解釋所謂“國進民退”的初衷與成果。
事後看來，彼時不情願的民資恰在高位退出，而國資在高位接盤。本來社會性負擔就很沉重的國企，平添新包袱。
2016年1月4日，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在匯報時表示，盡管產能過剩，但內蒙古過剩產能的企業中，基本為民企，它們也不找政府要什麽支持，內蒙古不存在這方麵的壓力。
內蒙古一家民營鋼企財務總監告訴《財經》記者，在去年初減員四分之一之後，今年初企業再行減員三分之一，總成本也同比下降了30％。期間，企業無需政府補貼一分錢。
反觀煤鋼國企，連續錯失良機，除了打鐵自身不夠硬，亦有外部環境驟寒驟暖的原因。多位山西煤鋼企業人士告訴《財經》記者，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從市場角度，煤鋼去產能大幕已經拉開，價格本該逐步下行，但四萬億政策一出，價格V型反彈，漲幅更勝往昔，給企業傳遞了錯誤的價格信號，郭樹清所言的“上項目、擴規模”風靡全國。“如果沒有四萬億，價格的崩塌，也不會來得如此凶猛，正所謂爬得越高，摔得越慘。”中信信托人士說。
保護價不可行
麵對這一複雜局麵，李克強在1月4日的座談會上不止一次鼓勵發言的四位省長（山西、河北、內蒙古、山東）、多位煤鋼企業負責人和行業協會負責人，有什麽話都可以講，有什麽建議都可以提。
山西省長李小鵬建議，國家建立最低保護價製度，由國家出台不同煤種最低保護價，各級政府監管執行；由行業協會牽頭，建立全國性的分煤種價格協商機製，遏製無序惡性競爭。這一倡議，得到坐在另一邊的煤炭工業協會會長王顯政的部分讚同，這位曾經擔任過山西省副省長（分管煤炭）、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的高官稱，煤企企業集中度不夠，行業協會的價格協商機製，也就是指導價，很難落實。據《財經》記者了解，中國最大煤炭生產企業神華集團，2015年產量也僅占全國產量的十分之一，而山西焦煤的焦煤產量，僅占全國焦煤產量的八分之一。
根據煤炭工業協會的測算，保護價定在350元左右為宜，這主要考慮到了目前全國綜合噸煤成本在270元－320元之間，以微利保證煤炭行業不崩塌。其法理基礎是：國家發改委可以框定油價，為何不能保護煤價？
問題是，一家金融機構負責人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質疑道：如果照此執行，靜態來看，過剩產能將不存在。同時，如果煤價可以政府決定，則社會上所有價格，均可由政府決定。
擁有北大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李克強總理在座談會上當場表達了不同意見，他說：我們在搞市場經濟，不是在搞計劃經濟。過去有過國有重點企業保護價，那是國務院以國有出資人角度立的項，讓民企執行這個價格，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國外價格是行業自律，政府不定價。
會後，他對找他申辯的王顯政說：煤炭工業協會可以召集行業企業研究，是否可以搞一個指導價？
除了價格，部分煤鋼國企還希望在去產能過程中通過技術改造“等量置換”，多位山西煤鋼國企管理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表達了這一觀點。但李克強態度鮮明，他在座談會上說，我不反對技術改造，但不能以這個名義來擴大產能。我到鋼廠去看，原先2000萬噸產能，現在4000萬噸，產能倒上去了。
他加重語氣說，原則上停止核準備案新增的煤炭產能項目，堅決停止以任何形式備案的新增鋼鐵項目。李克強叮囑與會的國土資源部部長薑大明和國家能源局局長努爾·白克力：衛星遙感我看得見，國土資源部和國家能源局要查。
一個月後，於春節之前下發的煤鋼去產能文件，出現了“確需置換的，一律實行減量置換”的字樣。
中信信托一名與多位山西煤炭國企負責人、民資煤老板相熟的人士表示，保護價和等量置換之策，表明山西煤企計劃經濟觀念仍然深重，一些煤炭國企還提出了包括資本金注入等措施，“總之就是千方百計不減員”。
但是，無論地方政府，還是煤鋼國企負責人，均已意識到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仍處跌勢之中，全球已經形成大市場，如果保護價無法落地，就隻有去產能一途。
山西焦煤董事長武華太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透露，焦煤當下46座未建成和剛建成未投產礦井，總計5800萬噸產能，全部下馬，“我們止虧”。
與其他工業企業不同，煤炭企業先期投資巨大，動輒數以十億元計，而後期投資極少。礦井一旦建成，如果數年不開采，地應力將摧毀一切，再也無法複產。此時下馬未投產礦井，意味著全部投資打了水漂。
但是，下馬未投產礦井仍然不算最大的難題。正是因為未投產，也就不存在最頭疼的職工安置問題。山西某煤炭國企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該集團計劃關閉7家僵屍企業，減員增效，但希望國家能夠給些政策。
關於職工安置，李小鵬代表山西向中央政府求助：製定關閉國有煤礦人員分流安置政策，出台提前退休退養政策，實施煤炭職工創業扶持政策。據《財經》記者了解，中國煤炭工業協會製定的職工安置方案中，費用高達2500億元，目前500萬煤炭行業員工，計劃有多達百萬人等待安置。
李克強回應道，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決定，在化解過剩產能期間，中央財政每年支出1000億元，以幫助煤炭鋼鐵等行業渡過難關。據《財經》記者了解，該項支出，主要用於煤鋼企業的職工安置。
主要靠市場
1月4日上午，李克強專程參觀晉商博物館。在晉商博物館聽取介紹之時，李克強讚歎道，當時的晉商善於“無中生有”。
李克強當天下午在座談會上的談話，與對晉商的稱讚遙相呼應：我當過生產隊長，5點就爬起來上山，天天不讓人閑著。後來農村改革，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都是自己的，糧食產量一下子就上來了。地方探索和創造始終是要尊重的。“我們8億多勞動力，一兩億有知識的人才，會創造出你想象不到的東西。”
他批評一些地區和行業，“因煤而生因鋼而生，計劃經濟思想觀念都沒完全轉過來。”
接近決策層的人士告訴《財經》記者，中央政府化解冗員的兜底之策，並非大包大攬。在山西視察期間，李克強不止一次表示，煤鋼解困還是要更多采取市場的辦法。換言之，隻有市場失靈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才會考慮兜底。提前展開去產能工作的河北，為決策層提供了相應範例。
相對於煤炭去產能，受霧霾影響，河北境內的鋼鐵去產能先行一步。2013年9月，環保部代表國務院與河北簽署壓減產能責任書，實施“6643工程”，到2017年，壓減6000萬噸鋼鐵、6000萬噸水泥、4000萬噸煤和3600萬重量箱玻璃。在那之後，河北化解過剩產能步伐明顯加快。河北省長張慶偉在座談會上表示，2013年－2015年的三年間，河北分別壓減煉鐵產能586萬噸、1546.5萬噸和557萬噸，分別壓減煉鋼產能788萬噸、1500萬噸和630萬噸。同時，積極推進優勢產能“走出去”，目前河北在境外已投產和正在籌建的鋼鐵產能達到895萬噸。
李克強在河北鋼鐵公司董事長於勇與河北省長張慶偉匯報之後的連續追問，清晰地表明了決策層的立場。李克強問及河鋼的利潤，於勇回答：主業虧了40億元，其他利潤60億元，合計利潤20億元，現在整合為一個上市公司。李克強追問：主業就業多少？於勇答：11.7萬人。李克強問：上市公司呢？於勇答：5萬多人，4000多萬噸鋼。李克強說：（上市公司人員配比）比較合理了，不盈利主要是集團人員成本太高。
在張慶偉做完常規匯報之後，李克強專門追問下崗分流職工的數字和安置情況。張慶偉說，壓減產能之後，累計92萬職工受到影響（含鋼鐵、煤、鋁、礦山），河北通過培訓、轉崗等方式安置了大部分職工，隻有12萬“釋放到社會上”，最終進入失業保險。
李克強在總結講話時稱讚河北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化解了數千萬噸過剩產能，特別是化解過程中，“中央給的補助也不多”，河鋼自己想辦法剝離安置自然減員，“並沒有大規模辭退工人推向社會”。
據《財經》記者了解，此前三年間，河北每壓減萬噸鋼鐵，中央財政獎勵30萬元。按產能與人員配比計算，落在人頭上的獎勵幾可忽略不計。
李克強說，煤炭大省內蒙古，首先是市場發揮作用；河鋼，在消化人的方麵，從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場發揮作用。“你們能用市場辦法解決的，盡量用市場解決。”
作為“中國最大的煤老板”，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在歲尾年初多次受邀，前往國家發改委等中央部委參加座談，關於化解過剩產能之策。信達將此前16年間債轉股過程中擱淺的“剝離壞蘋果方案”，再度擺上了決策層的案頭。
信達戰略發展部副總經理唐聖玉表示，金融危機爆發之時，美國傳統汽車業遭受重創，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大車企均陷入困境，美國政府亦曾聯手私營機構（比如私募）救助三大車企，並在汽車業甩掉包袱之後套現退出，其中的部分投資，亦有數額不小的回報。最終美國政府付出總計93億美元的成本，但救助效果顯著，三大車企先後走出困境。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信達股權交易部總經理酒正超表示，信達傾向於采用投行的辦法，剝離壞蘋果，令市場價格回升，好蘋果在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上的價值凸顯。“平時1塊錢的估值，放到資本市場上會變為4塊錢，即使政府付出了1塊錢的安置成本，資本市場上的收益也會讓安置成本得以回收。”
問題是，誰來確定過剩產能、僵屍企業的標準？是行政權力決定企業退出，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深耕中國煤炭市場的信達發現，一家名為棗莊礦業的企業，在2008年的四萬億大潮之中，並不盲目推高企業負債率，時至今日，該企業資產負債率低到幾可忽略不計，生產經營狀況良好。信達遂展開與棗莊煤業的談判，希望兩家聯合成立一隻私募基金，專司煤企重組並購。
1月4日的座談會上，多位煤鋼企業負責人談到，煤鋼行業工藝、環保、技術水準均已達國際先進水平，如果減員增效，企業效率不輸旁人，產能減下來、價格走上來，行業就會有生機。
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去產能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兼並重組為主，破產清算為輔。在避免社會動蕩的同時，更多采取市場的辦法，清退過剩產能，令煤鋼兩大支柱行業輕裝上陣，已是決策層的共識。
問題是，煤鋼兩大支柱產業，計劃經濟痕跡深重，目前又麵對全球大市場，國外煤鋼企業有著很強的競爭力，各種因素交織之下，能否最終走出困境，實難斷言。
前述中信信托人士表示，考慮到上述因素，如果計算一個去產能函數，將計劃、市場各種力量作為變量加入其中，等號後麵的答案，尚未可知。
“去產能”之困的安鋼樣本
《財新周刊》 2016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6年02月01日
安陽鋼鐵是當前中國鋼鐵行業的縮影，它們在失血中煎熬，它們還會有春天嗎？
財新記者 範若虹
1月4日是2016年新年第一個工作日。安陽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安鋼）董事長李濤神色疲憊，他對來訪的財新記者說自己最近身體狀態不好，很累。
當日安陽的PM2.5指數超過200，昏黃的天空分外壓抑。比空氣更令人窒息的是中國鋼鐵業的低迷行情。鋼鐵業正在經曆有史以來最冷的寒冬。中國鋼材綜合價格指數連續多年下跌，2013年和2014年末分別同比下降5.86%和16.19%，而2015年末同比大跌32.16%；全行業平均銷售利潤率為負，超過一半企業虧損。
擁有58年曆史的安鋼是一家擁有千萬噸級產能的地方特大型國有鋼鐵企業，位居河南省第一大鋼鐵企業，2001年A股上市（600569.SH）。但自2012年以來，安鋼已經度日維艱，2012年大虧35億元，被媒體評為“十大敗家子上市公司”，而這十家“敗家子”中有五家是鋼鐵企業。2015年前三季度，安鋼整個集團虧損又達到12.8億元，利潤總額同比下降1382%。
“今天上午我們領導班子在一起研究2015年的年終獎到底要不要發，一些領導建議取消，但我說，2015年還是照發，2016年就可能不發了。”李濤說。
此時此刻，一場攸關鋼企命運的座談會正在400多公裏外的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進行著，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會議，主題是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以及發改委、財政部等15個部委的負責人，山西、河北、內蒙古、山東等四個嚴重產能過剩地區的省級官員，以及全國24家鋼鐵、煤炭龍頭企業的掌門人。
李克強沒有依據慣例先聽取地方和企業匯報，他率先發言強調，要以“壯士斷腕”的氣魄化解過剩產能，處置一批僵屍企業和扭虧無望的虧損企業。
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中，“去產能”居首位，而鋼鐵和煤炭首當其衝。過去兩年來，鋼鐵已是“過剩、落後、僵屍”的代名詞。
中國鋼鐵業從天上摔到地上，僅在此三五年間。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鋼鐵業是中國“4萬億”投資重點眷顧的領域。隨後五年，中國鋼產量增長42.7%，2012年鋼鐵業主營業務收入在41個行業中排第一，增值稅貢獻排第五。在更早的2000-2007年間，噸鋼利潤高達千元，還是個“軋機一響，黃金萬兩”的產業。
盛夏剛過，嚴冬即臨，未來還有沒有春天？“中國鋼鐵工業的春天不會再來了。”原國家冶金局局長、全國工商聯中小冶金企業商會原名譽會長趙喜子對財新記者說，語氣堅定。
2015年中國的粗鋼產量大約為8億噸，自1981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國內鋼材消費量大約為6.64億噸，是1996年以來首次負增長。而目前中國粗鋼的總產能約11.3億噸，過剩嚴重。中國冶金規劃院院長李新創表示，中國已經進入了鋼鐵減量發展的時期，預計未來中國鋼材消費將持續下降。到2030年，國內鋼材消費大約會降到4億-5億噸。
安鋼的鋼鐵主業已連續五年未盈利，集團負債率超過80%，在職職工3萬多人，2015年1-9月在中鋼協統計的全國59家大中型鋼鐵集團及下屬企業的利潤總額排名位列35位，處在中下遊。安鋼在“基本不減產、不減人、不減薪”的“三不減”中苦苦支撐，等待“春天”。但是，它的“春天”會來嗎，不來怎麽辦？
曆史伏筆
安鋼誕生於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末期。1957年，國務院批準了原冶金部提出的“三大五中十八小”鋼鐵工業戰略部署。“三大”即形成鞍鋼、武鋼、包鋼三大鋼鐵基地；“五中”即在山西太原、四川重慶、北京石景山、安徽馬鞍山、湖南湘潭建設五個100萬噸級鋼鐵廠。“十八小”是在18個省級行政區分別建設一個10萬-30萬噸的小型鋼鐵廠，安鋼是其中之一。
1989年，不甘於“十八小”的安鋼在全國地方鋼鐵企業中第一個實現了100萬噸鋼產量，成為一時的行業“榜樣”。21世紀初，房地產行業的迅猛發展帶動了鋼鐵行業擴產，安鋼也在2003年啟動了“三步走”發展戰略，提出五到六年內投資180多億元，將原產能從400萬噸提高1000萬噸。
不過，真正促進中國鋼鐵行業產能翻倍升級的卻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國鋼鐵產量從建國初期的200萬噸發展到2008年的5億噸，用了近60年的時間；而在“4萬億”投資刺激下，2009年至2013年短短五年，全國粗鋼產量就超過8億噸，產能更是達到11億噸。
隱患逐漸積累並暴露出來。早年規劃大中小型鋼廠的時候，鋼材品種布局精細，例如武鋼的矽鋼、寶鋼的汽車板、太原鋼鐵的不鏽鋼等，各個鋼廠都有自己的特點。經過幾輪飛速擴張後，大部分鋼企產品線都在拉長，同質化競爭日漸激烈。
產能利用率是判斷產能過剩的直接指標。歐美等發達國家一般認為產能利用率在79%-83%之間較為合理，低於75%為嚴重過剩。據中鋼協統計，到了2012年，中厚板、熱軋寬帶、冷軋寬帶鋼三類普通鋼材的產能利用率分別為61.4%、69.9%和73.8%，不鏽鋼、無縫鋼管等高端產品的產能利用率也才70%。
安鋼生產60多個係列幾百個品種鋼材，與相距300公裏之內的邯鄲鋼鐵和濟源鋼鐵同質化嚴重。其劣勢也逐漸顯現——地處內陸，相比通江達海的同行，其鐵礦石運輸成本每噸高出100多元；安鋼沒有自己的主打產品，稍微有些優勢的船板，需要運出河南銷售，每噸又要增加100元左右的運費。這一進一出，安鋼的成本就比同類企業高出200多元。安鋼的發展戰略似乎也沒能踩準節奏。其他企業擴張早，還抓住好光景的尾巴賺了幾年錢。而安鋼的大部分新設備投產後，行業就進入了低迷期。
2006-2012年，國內鋼鐵行業出現了一波兼並潮。當時的寶鋼、武鋼、鞍鋼、沙鋼紛紛“跑馬圈地”，業內還出現了河北鋼鐵集團和山東鋼鐵集團兩個以省為單位的大型鋼鐵集團。
2007年，看中安鋼的區域輻射特點，行業龍頭寶鋼曾前來尋求兼並。知情者告訴財新記者，寶鋼當時非常認真，專門派人到安鋼考察了一個星期，並且會晤了河南省主管工業的副省長。但最終這項收購因安鋼領導層的反對不了了之。安鋼的領導層擔心，一旦安鋼並入寶鋼，企業的負責人就將降級為央企的中層領導，未來的政治生涯很可能就結束了。有安鋼人感慨，這是錯過了一次“重要的曆史機遇”。
自我保衛戰
產品同質、管理粗放的安鋼，2012年遭遇巨虧打擊。為拯救安鋼，河南省國資委於2013年底任命了新的董事長，李濤臨危受命。
李濤曾在安鋼工作20多年，後在河南省金融辦工作四年。重返安鋼後，他一度躊躇滿誌，推出整套改革方案，希望帶領安鋼走出困境。
第一把火是降低原料成本。在市場供不應求時期，鋼企普遍執行“精料方針”，即從國際上購買品位高的鐵礦石精料投入生產，以追求較高的出鐵率。李濤就任董事長後第一次出差就是前往上海，將200萬噸高品質鐵礦訂單退掉，另購經濟料（品位較低、雜質較多的礦石）。2014年安鋼全麵推行經濟料方針，當年節約成本超過4億元。
然而2015年，國際鐵礦石價格大幅下挫，一度跌破了40美元/噸，重返曆史低位，經濟料的優勢已不再明顯。更糟糕的是，安鋼4800立方米的煉鐵高爐在年內出現了三次不順行現象。最大的兩次分別出現在3月和12月，高爐日產鐵水由1萬多噸下降到7000噸左右，投入沒減產量減，安鋼為此付出了幾億元的代價。
高爐故障還暴露了安鋼人才和技術缺陷。非技術出身的李濤焦急萬分，2016年伊始，他決定麵向全國公開招聘煉鐵廠副廠長和高爐爐長，並與台灣中鋼聯係，希望獲得其專家指導和培訓。
李濤的第二把火是調整產銷關係，要求煉鐵煉鋼、中間設備、技術改造等環節全部為銷售服務，建設服務性鋼鐵企業，李濤還從安鋼的實際情況出發，縮小了銷售的輻射麵，70%以上的產品在河南省內銷售，這使得安鋼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運輸成本的劣勢。
安鋼還新成立了集團銷售總公司，以銷售為龍頭布局生產。2015年安鋼賣出了生產出來的所有鋼材，多年的庫存也通過剛剛搭建的現貨平台銷售出去。
但這其實是一個喜憂參半的局麵：2015年6月之後市場價格大幅下滑，安鋼很多產品的邊際貢獻為零，有些甚至為負，多賣一噸就虧一噸。
公司給銷售總公司的任務是2016年提高直供比例，從目前的20％左右提高1倍。所謂直供，就是讓安鋼的銷售團隊直接尋找大客戶，不再通過鋼鐵貿易商周轉。但直供與回款是有矛盾的。大用戶一般先拿貨再給錢，款項很可能拖欠半年、一年，甚至更長。鋼貿商則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因此鋼貿商對於安鋼這樣資金鏈緊繃的企業來說至關重要，想要大幅度提高直供比例，就必須扛得住現金流危機。
負債問題也令李濤頭疼，安鋼目前的負債率在80%上下。省領導之所以將其派到安鋼“救火”，與其在省金融辦的履曆有關。李濤熟悉省裏各大銀行，對於化解安鋼負債自然有優勢。
債務負擔是鋼鐵企業普遍麵臨的壓力。中鋼協統計，2014年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8.3%，與行業效益最好的2007年相比高出11個百分點。
受銀行係統嚴控產能過剩行業政策影響，銀行提高了鋼鐵行業貸款利率，2014年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財務費用共計938.3億元，是當年企業實現利潤的3倍多，同比增長20.6%。
中鋼協的數據可能還是保守的。趙喜子在2016年1月15日的一次會議上表示，鋼鐵全行業的銀行貸款約3000億元，而非銀行貸款已經接近了2萬億元，其中負債率超過80%的企業大約有五分之一。
李濤曾有設想，將安鋼集團旗下舞陽鐵礦注入安鋼股份，通過定向增發降低企業負債率，雖然重組完成，但2015年夏天的“股災”令增發計劃擱淺。
除了財務負擔，安鋼的另一個重擔就是人員開支。安鋼在崗職工2.56萬人，第三產業員工8000人，內退和退休職工達2.4萬餘人。而與安鋼同樣生產規模的台灣中鋼，僅有5000-6000名員工。安鋼每年需要支付的工資和社保金共計20多億元。李濤介紹說，人員工資、銀行利息加上每年需要上繳的稅，安鋼隻要開張運轉，每年固定支出就需要近70億元。
為了節約成本，安鋼從2015年開始裁減外聘勞務工。安鋼生產經營部部長魏群告訴財新記者，2015年，安鋼共減少外聘勞務工接近4500人，他們的人均月工資大約在2000元左右。2016年，安鋼與外聘勞務工簽訂的均為一個月的短期合同，而此前是簽一年合同。
安鋼第二煉軋廠車間在2015年減少了45個外聘勞務工。“車間衛生都由車間行政領導每天排班打掃。”車間主任潘宋軍說。
這並不重要，潘宋軍最關心的是2016年正式員工的獎金會不會被壓縮，他擔心手下最熟練的幾個一線技術工人不能安心工作。“培養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至少需要一到兩年。”他說。
2015年6月之後，鋼材價格一度跌至1500元/噸，安鋼開始出現負現金流，但為了維持企業資金鏈的連續性，進而維持工資與利息正常支出，安鋼選擇不減產。據財新記者了解，安鋼2015年1-9月噸鋼虧損超過100元。
趙喜子表示，截至2015年底，基於全國工商聯中小冶金商會對110家鋼鐵企業的調查，整個行業大約有70%的企業現金流為負。
安鋼在不斷失血，李濤盡力推行的改革都未能盡如人意。近半年來，李濤在大型會議或者重要事務的頭天晚上常常失眠。“那時我就會吃一片常備的安眠藥。”李濤說。
未來在哪？
安鋼的困境是當前中國鋼鐵行業的一個縮影。“我們很多人都在安鋼工作了二三十年，不甘心看著安鋼倒在我們這代管理者的手中。”安鋼總經理李利劍說。李利劍今年53歲，自大學畢業後就進入安鋼。
在冶金工業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海民看來，鋼鐵行業整體利潤率為負，最核心的問題在於市場的“邊際生產者”不能退出。
所謂邊際生產者，即效益排在行業後列，處於盈虧平衡線附近的企業。邊際生產者是市場供求關係的調節者，當市場價格低於邊際生產者的生產成本時，這部分企業停止生產，市場供給減少、產品價格提升；但如果邊際生產者一直虧本生產，市場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態，那麽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將偏離正常水平，甚至降為負值。
劉海民認為，工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在5%左右較為正常。2003-2007年，中國大中型鋼鐵企業平均利潤在6.5%-8.1%之間，而2009年後開始大幅下降，長期處於1%以下，2015年1-11月達到-1.99%。邊際生產者“退出失靈”，其虧本傾銷拉低了鋼材價格，使得鋼鐵行業的平均利潤率遠低於合理水平。
據中鋼協統計，2015年1-11月，盈利能力最差的企業噸鋼虧損達到1000元以上，噸鋼虧損在500元以上的企業超過十家。對於企業經營者來說，長期虧損卻不停產或減產，並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然而，國有企業的特點卻解釋了這一矛盾。
規模以上的鋼鐵企業首先是地方經濟的支柱，如果退出，則會在短期內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極大影響。此外，像安鋼這樣的企業還擁有數量龐大的國企員工，一旦企業停產，大量人員麵臨失業，不利於社會穩定。
沒有政府官員樂意看到局麵惡化到難以收拾的地步，幫扶企業、維持經營，已是政府慣常套路。例如2015年底，淩鋼股份、包鋼股份和重慶鋼鐵都公告稱獲得當地政府上億元財政補貼，虧損得以短暫緩解。
有些地方政府不給錢給政策，或出麵或下文，協調上下遊關係，如鼓勵發電廠為鋼鐵企業提供直供電。鋼鐵工業耗電量大，降低電費就能直接受益。安鋼就在2015年獲得9億度直供電，省下近6000萬元電費。
這些措施並不能扭轉企業經營狀況，隻是緩衝危機。隻要企業開工，職工就不會上街鬧事。國有企業往往是各種幫扶首選對象。
李濤說，安鋼並不是行業內最差的企業，“我們在等政策”。
2015年12月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除了強調“去產能”，同時也提到了“降成本”，即推進降低製造業增值稅稅率，降低社會保險費，降低企業財務成本，降低電力價格，降低物流成本等五項改革。
李濤預計，如果上述幾項成本均降低10%，就可以使安鋼的成本減少大約6億元。然而若要扭轉整個行業形勢，還要依靠過剩產能徹底退出。
2015年10月以來，福建三鋼、宣鋼、成渝釩鈦、包鋼、首鋼長治、撫順新撫鋼等鋼廠，相繼以生產線檢修為名變相停產或直接停產。11月14日，唐山淞汀鋼鐵廠宣布停產，成為繼山西海鑫鋼鐵之後第二個500萬噸以上的停產鋼廠。
據中國聯合鋼鐵網統計，2015年停產產能總計達到6725萬噸。另據中鋼協數據，2015年12月下旬，全國粗鋼日均產量為201.45萬噸，較上年同期下降12.34%，這一降幅為曆史極值。同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12月，全國粗鋼日均產量同比下降2.31%。這兩組數據均顯示鋼廠處於減產態勢。
減產直接導致2015年12月底至2016年1月上旬鋼材價格指數略微上調，然而由於上述企業大多數為變相或暫時停產，行業的基本態勢並無大的變化。
鋼鐵產能嚴重過剩、價格惡性競爭，世界曆史上已有先例，被稱之為“鋼鐵危機”。
“二戰”後至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爆發前，是西歐、美國和日本鋼鐵產業的黃金時期。鋼產量因需求拉動迅速增長。但1970-1974年，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鋼鐵工業先後達到峰值，隨後全球鋼產量在7億噸左右徘徊了長達26年。
危機初期，美國、西歐等對鋼鐵產業均采取保護措施，如限製鋼產量、貿易保護主義、建立價格基準機製、給予鋼鐵企業直接資金補貼和稅收優惠等。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濟危機在西歐、美國、日本爆發，受到各國保護的鋼鐵產業再度陷入困境。西歐國家政府不再直接介入鋼鐵產業，而是對鋼鐵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造，鼓勵企業通過兼並重組形成若幹家具較強競爭力的鋼鐵企業。美國也力促鋼鐵企業重組，同時承擔破產鋼企養老金和健康保險。歐洲、美國、日本鋼鐵行業的去產能過程都經曆了20年以上的痛苦轉型，其間伴隨大量人員失業和不良金融資產處置。
今天的中國也步入這一階段。1月22日，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在未來一段時間壓減粗鋼產能1億-1.5億噸，並原則上停止審批新增產能項目。會議還提出設立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對地方化解過剩產能中人員分流安置給予獎補，支持金融機構做好呆賬核銷和抵債資產處置，完善不良資產批量轉讓政策等。
同日，財政部下發《關於征收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該資金用於支持鋼鐵、煤炭等行業去產能。按照2015年的發電量測算，全國年度征收專項資金約為467億元，該文件規定征收時間從2016年1月1日起，未明確截止日期，如果執行三年，該專項資金的總規模將超過1000億元。
有業內人士透露，中鋼協等曾向中央提出淘汰補償方案，一噸鋼補貼300元。如果按照淘汰1億-1.5億噸的總規模計算，共需資金300億-450億元。假設未來三年財政部門征收的工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為1000多億元，則可有30%-45%用於支持鋼鐵企業淘汰退出。
1月11日，在中國鋼鐵工業協會2016年理事會（擴大）會議上，國家發改委產業政策司副司長夏農稱，國家發改委和工信部正在抓緊製定兩個涉及鋼鐵行業的政策，即“化解鋼鐵行業產能過剩，脫困升級的方案”和“僵屍企業退出的方案”。他強調，資本市場會配合鋼鐵行業的兼並重組，希望盡可能少的破產清算。
對於安鋼，李濤認為未來的路可能有兩條：第一條就是被兼並，先把不良資產處置完，剩下的優勢產能並入好的企業。由於河南不存在比安鋼大的優勢企業，安鋼很可能是被省外大型鋼鐵企業兼並。但大企業兼並安鋼，不會要安鋼的債務和幾萬員工，僅會要其最優質的500萬噸產能和少部分核心員工；第二條路，是在政策支持下，安鋼去兼並河南省的小鋼鐵企業，整合河南的鋼鐵資源，形成河南鋼鐵集團。
安鋼的命運寄望於政策走向。“我現在仍然困惑，到底是我重組別人，還是別人重組我？”李濤說。
集資風險顯露 高層嚴令排查
《財新周刊》 2015年第49期 出版日期 2015年12月21日
在起家之地很有勢力，利用互聯網金融突破地域限製，資金回報率超高，強硬回應市場質疑，資金去向成謎
編者按：“土豪死於信托、中產死於炒股、草根死於P2P，總有一款騙術屬於你。”這樣的段子既是玩笑，也是事實。
2015年涉嫌非法集資的案件，從金額、波及人數到輻射範圍，比任何一年都來得猛烈，甚至進一步演化成社會群體性事件。其中以P2P、私募基金、股權眾籌之名新增的非法集資風險隱患最多。
大量的投資者在無風險的巨大利益誘惑麵前，既未在購買前被有效提示風險，又往往自動選擇性忽視常識性問題，一旦風險爆發，求告無門，悲劇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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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死於信托、中產死於炒股、草根死於P2P，總有一款騙術屬於你。”這樣的段子既是玩笑，也是事實。
2015年涉嫌非法集資的案件，從金額、波及人數到輻射範圍，比任何一年都來得猛烈，甚至進一步演化成社會群體性事件。財新記者了解到，目前高層已經高度重視非法集資風險，要求在12月下旬前完成全國性的風險排查。
各地打擊非法金融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稱打非辦）要求，重點監測關注e租寶、e聯貸、恒昌財富、銀穀財富、首山財行、紫馬財行、證大財富、魯金所、借貸寶、天峰財富、開開貸、捷越聯合、華贏凱來、望洲財富等多家互聯網金融機構。
財新記者從多個渠道獲知，僅2015年1月至8月，全國涉嫌非法集資的立案就在3000件左右，涉案金額超過1500億元。這還未加上最近爆發的e租寶、卓達、泛亞等“地震級”案件。這些企業共同特點是，在起家之地很有勢力，利用互聯網金融的外衣迅速突破地域限製，麵對市場質疑時非常強硬，資金去向成謎。
“形勢可謂前所未有的嚴峻，存量風險還沒有化解，增量風險又迅猛增加。”一位監管高層對財新記者指出，今年的非法集資案件有“遍地開花”之勢，幾乎全是大案、要案，不僅跨省，甚至跨國，非常令人頭疼。
多位監管人士對財新記者透露，2015年，非法集資涉案金額河南第一，四川第二。從2015年1月至9月，河南省涉案金額約300億元，四川省約180億元。“這對整個地方經濟、社會穩定都有影響，是連鎖反應，銀行也難獨善其身。”一位河南監管人士說。除河南、廣東、江浙等傳統高發地區外，山西、北京、河北、四川、重慶、新疆的案發數量迅速增長。
2015年，以P2P、私募基金、股權眾籌之名新增的非法集資風險隱患最多。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主任楊玉柱公開表示，“有一些是以P2P為名行集資詐騙之實；另有一些則從傳統民間借貸、資金掮客演化而來，以開展P2P業務為噱頭，主要從事線下資金中介業務，開展大量不規範的借貸、集資業務等。”
中國金融市場以剛性兌付為主，大量的投資者在無風險的巨大利益誘惑麵前，既未在購買前被有效提示風險，又往往自動選擇性忽視常識性問題，一旦風險爆發，求告無門，悲劇頻發。
非法集資為何如此泛濫？業內人士認為，監管主體缺失是問題之源。一位地方監管層人士對財新記者指出，長期以來，非法集資實則處於監管真空地帶，監管主體不明、監管製度跟不上。地方政府有經濟訴求，往往默許各類機構成長，甚至多次站台，給投資者造成極大誤導，直至風險兜不住暴露。
“同一件事，因為不同的名字，歸屬不同的機構，製定不同的監管規則，就會有監管套利，最後形成所謂的創新來製造風險。”一位資深監管層對財新記者總結，所有的非法集資實際上都有兜售國家信用的嫌疑，“有國家信用在，大家就不會自己判斷風險，等著政府埋單；賣國家信用多了，又沒有監管措施等對價，最後是投資者埋單的係統性風險。”
什麽叫非法集資？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釋義，這包括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以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實施的集資詐騙兩種行為。簡言之，不管以什麽名義、什麽形式，沒有銀監會、證監會等監管機構發放正規牌照的公司，不僅公開募集資金，還承諾保本保息，投資者就得警惕了。
P2P“跑路”潮
“你貪的是它的利息，它要的是你的本金。”這句話成了大部分投資者的親身體會。
今年12月初，吹起700億元泡泡的e租寶，被宣布因涉嫌違法經營被調查，涉84萬投資者。12月16日，各地警方聯合發布聲明，稱已對e租寶網絡金融平台及其關聯公司涉嫌犯罪問題依法立案偵查，對相關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強製措施，對涉案資產實施了查封、凍結、扣押。
據新華網12月12日的消息，公安機關會同有關部門正在對e租寶網絡金融平台及其關聯公司涉嫌違法犯罪問題進行調查。北京及各省區市按照屬地管理原則，成立專項處置工作機構，開展有關工作，將依法最大限度地保護投資人的合法權益。
e租寶是以融資租賃債權交易為基礎的互聯網金融平台，公司全稱為金易融（北京）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母公司為鈺誠國際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企業信用信息公示係統顯示，e租寶注冊資本1億元，總部位於北京，成立時間為2014年2月25日。
2015年，P2P的非法集資風險高發。零壹財經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1月30日，3464家被監測的P2P借貸平台，正常運營的僅有1876家，問題平台約占46%，創近半年來新高。網貸之家數據顯示，截至11月底，2015年問題平台涉及的投資人數約為15.7萬人，涉及貸款餘額為82.7億元。
“真正的P2P實際上是很有發展前景的，它解決了交易成本、信息對稱的問題，但現在出了這麽多的事情，都不是真的P2P，這就把P2P行業毀了，大家都覺得P2P是壞蛋了。”一位銀監會相關人士說。
一位監管層人士指出，目前從事P2P行業大致可分為三類人：一類是搞互聯網起家的，用大數據做業務；第二類是傳統金融行業，比如銀行人士跳槽創業；第三類是民間借貸出身。“第一類人好一點，以做信息匹配為主，更強調技術；第二類人對金融有敬畏感；最怕第三類人辦的P2P，出事‘跑路’的也多集中在這類機構上。”
另一位人士也對財新記者提及，機構借P2P概念，包裝傳統民間借貸，“隻是在形式上開一個網店，往往通過線下跨區域設置門店，招聘大量員工進行地推，公然進行非法集資。”
一位成都銀行業人士指出，四川成都市曾有民間投資理財、擔保小貸一條街，十分瘋狂，去年開始倒閉、“跑路”，現在早就人去樓空。這些公司有工商登記的合法身份，多設在高檔寫字樓內，對投資人有很大的欺騙性。
這些公司，改頭換麵就變成了P2P。
“P2P時髦啊！許多擔保小貸、商業保理、融資租賃公司甚至房地產公司，老板們租台服務器買套網貸軟件，就是P2P了。”一位業內人士透露，“大量P2P借貸軟件是由第三方中小型軟件公司做的，隻要20萬元，一些平台連基本的HTTPS加密傳輸都不配備。”
目前，北京銀穀財富（北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是擴張比較快的P2P公司之一。銀穀財富稱自己是“P2P行業中的星巴克”，曾有員工以“銀穀銀行”的名義公開推銷理財產品，包括月月盈、雙月豐、任逍遙、東方紅等產品。這些產品期限在1個月-24個月，過往平均收益率8%-14.6%不等。從融資方而言，平均借款額度為6萬元，借款人綜合成本為24%。財新記者致電這家公司的員工，詢問產品投向的具體項目信息，員工並未介紹，而是不斷提收益率。
今年6月中旬，北京銀監局對銀穀財富“銀穀銀行”虛假信息進行風險提示；11月初，銀穀財富遼寧營口的分公司就已經被當地公安局調查，大門被貼上了封條，要求“責令整改，停業整頓”。銀穀財富方麵則表示，這是“當地拓展業務時遇到一定阻力”。
據銀穀財富公開披露的信息，2014年累計線上線下交易規模約20億元；截至2015年10月，累計交易規模已近100億元。其中90%的業務為線下門店的銷售人員提供，10%的業務由線上平台“雲錢袋”貢獻。
財新記者查詢“雲錢袋”平台發現，項目資金投向多為個人信用或抵押借款，期限一個月，預期收益率8%，借款人信息並未詳細披露。
如何判斷P2P平台的風險大小？前述監管人士介紹，第一看預期收益率。如果收益率為8%-12%，這可以用機構產品解釋收益；如果是收益率在12%-15%，這可以理解為民間借貸，但風險很高；如果收益率超過15%，基本沒有理由相信。
第二，看業務員的激勵機製。“如果給業務員過高的激勵，業務員在介紹產品時很容易誤導投資人。”多家P2P公司地推人員表示，自己都是“帶業績上崗”，賺“收益+工資+提成”的錢。比如已經出事的某P2P平台，實習生被要求一個月業績5萬元，初級理財師20萬元，中級理財師30萬元，高級理財師40萬元。如果能拉到10萬元投資一年期理財產品，提成可高達3000元。
第三，看線下業務規模。“如果這個P2P公司大量線下業務，尤其資金從線下渠道募集，這存在很大風險。”前述監管人士指出，線下業務的操作風險難以把控，管理問題比較突出。
“大部分P2P都不是真正的P2P，A2P、P2B、P2C、P2G等模式都是不靠譜的。”融360 CEO葉大清向財新記者指出，P2P的理念應該是老百姓的錢給老百姓用，所以標是小額、分散的，而不是老百姓的錢給上億元的大標，投向都是產能過剩企業、政府等，“這不符合金融的邏輯，資金期限錯配嚴重”。
此外，大量的P2P平台不惜花重金投放廣告，以央視或各大衛視等媒體為其增信。比如，2015年2月-10月，銀穀財富在央視一套、十套投放廣告，將品牌宣傳片在多個單日的《新聞聯播》播出前時間段18時50分-18時53分播放，北京地鐵、高鐵裏也隨處可見銀穀財富的廣告。11月18日，翼龍貸耗資3.6951億元奪得央視“標王”，總共拍下央視“新聞聯播標版組合”等。
2015年7月24日，大連市政府發布《涉嫌非法集資廣告的通告》，36家P2P平台被通報，包括信和財富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宜信卓越財富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兩家大連分公司，還有中融民信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恒昌財富、大連融信聯創投資有限公司、放心網絡投資（北京）有限公司等。通告指出，這些公司不具備對社會公眾開展投資理財業務的牌照和資質。
“大大”財富風波
“打著基金公司的名義做P2P，但實際上是非法集資。”2015年6月，北京市打非辦公布，北京市非法集資涉案360億元，其中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已經成為大案、要案高發領域和非法集資主要方式。
一位監管人士指出，現在《基金法》沒有私募基金的說法，部分私募基金機構直接降低合格投資者的門檻要求，變成了公開募集的私募基金。還有多家私募基金公司隻在基金業協會登記，但不對產品進行備案。
12月15日，市場消息稱，上海申彤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申彤集團）由於公司資金兌付困難，要求員工必須購買公司產品，不然就“被離職”。多位員工向財新記者確認此事，不管是四川、山西還是上海，均有員工表示集團開始要求員工購買“私募基金”產品“大大寶”，公司最開始要求員工必須購買10萬元的產品，後來降到5萬元、1萬元，再到1000元，如果不買就開除。已經有員工被開除回家。
“大大寶”為大大集團主推產品，名為CTC基金係列，期限為1個月和1年，對應的預期收益率為6%和9%。目前，1月期的產品全部停售，隻有兩個1年期的產品（CTC1號A、B）在售。這些產品並未在基金業協會備案。
財新記者發現，有8個1月期的產品還未募集完就已經提前結束。其官網顯示，截至12月15日，線上投資者2.93萬人，累計投資1.9億元，當日投資200萬元。但線下規模不詳。
目前有產品出現延遲兌付情況。有投資者反映，產品出現到期兌付比合同晚三個工作日的情況。投資人表示，11月5日在上海購買的1月期的CTC產品收到了本息兌付，6日購買的還未收到。
12月15日晚間，申彤集團官方回應稱，最近公司根據市場的需要，對內部機構機製進行了一些調整，項目有增有減，人員有進有出；個別對所在公司整體規劃不夠了解或者對個人利益不滿意的員工，散布了一些對公司不利、不實的言論。
這並未消除市場的疑慮。據財新記者了解，近期申彤集團旗下的私募基金公司被多次向監管部門投訴舉報，涉嫌非法集資。一是多家子公司未有私募基金牌照，還公開銷售未經備案的私募基金產品；二是員工激勵不合常理，利誘員工瘋狂銷售以賺取提成，員工的年化收益高達20%，而產品的收益是8%-13%，則融資成本至少在30%；三是資金無第三方托管，錢流向了企業自己的銀行賬戶，且去向不明，公開信息顯示大部分資金投向各種公益項目和員工激勵上。
申彤集團以上海申彤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為主體，公司於2013年7月注冊於上海浦東新區，注冊資本5000萬元，法人代表及實際控製人均為馬申科。
據申彤集團官網介紹，申彤集團旗下有大大集團、迎智集團、茂堅集團、靜靜集團、菲陽集團等以“集團”為名的子公司，以大大集團為主。分別負責金融理財、創業培訓、建築裝飾等業務。截至2015年11月，申彤集團已在全國282個城市設立分支機構，分公司總數達500家。
一位茂堅集團員工透露，購買“大大寶”產品並非通過App，而是把資金直接轉到集團指定賬號。有賬號對應的公司名稱為西藏浦新投資管理合夥企業。財新記者查詢發現，西藏浦新注冊於2015年10月23日，實際控製人為馬申科，執行事務合夥人為單坤，單坤也是上海申彤大大資產管理公司的法人代表。
“要成功先發瘋，頭腦簡單向前衝。”這是大大集團內部激勵員工的名言。一位上海總部的員工告訴財新記者，申彤集團在2014年約有2萬名員工，從今年上半年開始急速擴張，到現在估計有10萬人。申彤官網則顯示，目前有6萬名員工。
多位在大大集團工作過的員工均向財新記者反映，申彤集團給的底薪和提成都高得離譜，一般員工底薪6000元，提成為每個月20%。如果購買一個月10萬元的理財產品（年化利率8%），就可以在底薪基礎上，拿到1600元的提成。
自從提出“大幹一百天”的口號，員工的激勵機製變得瘋狂。由原來的每月拉投資20萬元轉正降低為拉5萬元即可轉正，工資由原來號稱8000元上調到1萬元，投資回報周期由原來的年利率12%增加到20%，投資款期限可縮減為1個月和3個月。
大大集團的業績考核按存量算，隻要資金趴在賬上就為業績；轉正後每月最低業績為10萬元，轉正員工月薪基本都在2.5萬元以上——1萬多元的基本工資加1萬多元的提成。據員工自己估算，整個公司每月工資成本就將近5億元。
公司以高額薪金吸引大批人員應聘後，對員工進行洗腦，稱集團有“紅二代”背景，項目是集團幫國家做的，有西藏地下資源開發的壟斷權，已經拿到銀行牌照等。
“大大集團內部大肆宣揚黨工團建設，公司辦公場地有大麵積的有關黨政的圖片展覽，並稱集團與政府關係密切，誤導員工與投資者。”一位員工透露，在大大集團官網，也專門開辟了黨建頻道；各地分公司都設立黨辦部門等。
目前，整個申彤集團隻有三家相關公司在中國基金業協會登記為私募基金管理人，公司實繳資本均為0元，多位高管不具備從業資格。
財新記者查詢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信息發現，深圳大大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於2014年12月11日，法定代表人陳尚坤，於2015年4月29日登記為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人。注冊資本2億元，實繳資本0元，登記的三名高管中，除陳尚坤具有基金從業資格外，總經理闕春華和風控經理於洋均不具備從業資格，產品信息未登記，沒有提供登記前後的經營情況。
深圳申彤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2014年12月10日，法定代表人黃晞，於2015年6月29日登記，目前管理規模為0元。注冊資金2億元，實繳資本0元，黃晞及風控主管翁康維不具備從業資格。
北京申彤大大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於2015年4月29日，法定代表人孫江川，2015年7月16日登記，目前管理規模為0元。這家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元，實繳資本為0元，孫江川並不具備基金從業資格。12月15日，財新記者撥通了孫江川的電話。他表示，在公司隻從5月待到7月，因身體原因辭職，“隻是在籌建北京公司過程中，幫助處理了一些問題。”
然而，大大集團銷售的產品中，並無這三家基金管理人的產品。大大集團官網顯示，目前有 5000萬元的“某休閑酒店投資基金三期投資基金”及1億元的“青島某家具城投資基金”兩款產品，前者的基金管理人是上海金綻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後者為上海申彤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均沒有獲取基金管理的牌照。
“這些產品賣不動，公司停售過一段時間。但由於業績下滑明顯，就把之前停售的產品再次發行，籌完資金的項目又拿出來籌集資金。”一位福建員工透露，“騙子還這麽懶。”
財新記者從一位常州的投資人處了解到，為了吸引投資者，大大集團會在投資者簽署合同後給予客戶適當的“好處”，開出的條件是投資300萬元贈送一輛汽車。他投資了50萬元CTC基金獲贈了70克金條，價值1萬餘元。
大大集團如此激進的擴張線下銷售團隊，資金去向成謎。財新記者發現，公司公益項目眾多，且公司存在自融嫌疑。比如，CTC基金標的為大學生創業就業實戰營項目，公益性明顯。據CTC官網介紹，項目由迎智教育科技集團運作，該集團前身為上海迎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2008年，2015年成為申彤集團成員。這意味著融資項目亦為申彤自身項目。
泛亞案再起風波
在各類非法集資案件中，泛亞案最早爆發。據財新記者了解，泛亞事件有了最新進展，可能將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正式立案。
在10月還露過麵的泛亞實際控製人單九良，近期確認失聯。12月17日，財新記者撥打單九良電話時，發現已關機。
意馬國際（00585.HK）於12月17日發布公告稱，最近未能與主席兼執行董事單九良取得聯係。單九良在10月15日之後，就再沒出席過任何董事會會議。據公司2015年半年報，單九良和張鵬分別持有公司23.74%的股份。
昆明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成立於2011年2月16日，注冊資本1億元，法定代表人王清民，總經理郭楓。2012年末，單九良先後提議張子諾任泛亞副經理、董事、副總裁，同時兼品牌戰略中心總經理、總裁辦主任等職。業內將泛亞稱為“夫妻店”。
今年4月以來，泛亞兌付危機持續發酵，涉及全國幾乎所有省份，共牽涉22萬戶投資者、430億元資金。在昆明、上海等地，泛亞的投資者聚集維權。9月21日下午1點，百餘投資者聚集到位於北京市金融街的中國證監會樓下。
當時，雲南公安機關並未對泛亞交易所進行立案，證監會方麵則表示，他們隻有督辦的權力，會盡力督促雲南相關部門解決投資者的問題。國務院於2012年7月發文，要求全國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由證監會牽頭，雲南一直未被驗收。
據財新記者了解，10月中旬，泛亞案由雲南省人民政府負總責，包括對是否涉嫌非法集資行為的定性、交易所的清理整頓和風險處置都由雲南省政府負責。11月下旬，雲南成立泛亞的風險處置領導小組，由省長陳豪擔任組長。
12月12日，《貨幣戰爭》作者宋鴻兵在山西省太原市演講遭遇部分投資者的圍攻，現場極為混亂。宋鴻兵西裝後背被扯裂，並被迫手寫道歉書。
12月13日晚間，宋鴻兵通過個人新浪微博發表聲明，稱已向當地公安機關報案，並稱所簽寫的文件是被脅迫簽寫的，投資者在泛亞公司的損失與其本人沒有關係。宋鴻兵表示，他曾經通過第三方渠道受到泛亞的邀請，進行了經濟形勢分析講座，不了解公司的管理層人員、公司的組織架構及其投資模式。
據財新記者了解，除雲南外，新疆、甘肅、山西、天津、上海亦為“重災區”，還牽涉中國銀行、工商銀行、浦發銀行等多家銀行。據財新記者了解，多家銀行都是從總行層麵與泛亞簽了合作協議，明麵上約定是三方存管，但實際上，銀行私下都進行違規銷售。
2013年10月，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和中國銀行共同舉辦的投資者教育活動“2013投資風向標——全國巡回投資報告會”在烏魯木齊站舉行。當時新疆自治區金融辦有關領導、中國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烏魯木齊商業銀行的多位行長、部門總經理，來自3000名新疆各地的投資者在新疆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報告會。據財新記者了解，大會一結束，就有多家銀行簽了合作協議，眾多投資者當即購買，甚至不乏金融監管人員自己。
有監管人士向財新記者坦言，他們曾對泛亞進行風險提示，要求銀行全部清理、不得銷售，但有投資者無法接受這一行為，要求繼續購買。“投資者賺錢賺習慣了。”
此外，當地政府的大力保護，也給泛亞做了背書。雲南省金融辦主任劉光溪曾公開表示，“泛亞直接為國家納稅3.6億元，為國家間接納稅6.7億，總計近11億，我們會一如既往地支持泛亞。” “泛亞是雲南批準的，到外地募集資金說自己合法合規，外地投資者購買後，資金回雲南，雲南省就很高興，一直保護。”一位資深監管人士總結。泛亞並非孤例。據財新記者了解，全國還有1000多家類似的地方交易所，均麵臨清理整頓的問題。
多種包裝
“實體經濟越來越不好，非法集資就越來越以金融的麵目體現。”一位金融專家指出。據財新記者獲得的權威數據，截至2015年3月末，全國公安機關共立案偵查的金融犯罪案件達1.4萬起，同比上升近3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指出，認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需同時具備四個條件：未經有關部門依法批準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簡言之，第一，非法性——未經授權或超過授權；第二，欺騙性；第三，收益性；第四，不特定性，完全滿足這“四性”，就是非法吸存。當集資後不用於生產經營活動，或者卷款逃跑、將集資款用於違法犯罪活動等的話，就涉嫌集資詐騙罪。
除了P2P、私募基金、商品交易所，非法集資還有其他多種表現形式。近年來，投資谘詢、融資擔保、資產管理等投資理財類機構，在全國範圍內呈現爆發式增長，由於缺乏明確的監管部門和監管規則，行業亂象叢生，超範圍經營、高息借貸問題十分普遍。“各類投資理財公司未設門檻，無行業管理部門，違法成本較低，部分問題公司被清理後，又改頭換麵，卷土重來。”一位管理者表示。
還有的非法集資打著假銀行的旗號。比如，部分農民合作社突破社員製、封閉性原則，超範圍吸收農民資金而用於農業生產，高吸放貸賺取息差，資金鏈斷裂、暴力催債、“跑路”事件等頻頻發生。一些農民合作社或由原先開辦擔保公司，投資公司的經營者發起設立，或以合法身份為幌子，仿照銀行外觀設立網點，通過代辦員、業務員廣泛吸收農民存款，欺騙性極強。
實體行業也有各種涉嫌非法集資活動。比如，陝西省近期有多家民辦教育機構實質是非法集資，涉案百億元。陝西省政府將出台進一步規範民辦教育機構審批和管理的意見，並不再審批民辦普通中專學校、技師學院；省教育廳、省人社廳不再審批民辦教育機構。
四川、山西等地，有健康谘詢機構涉嫌非法集資，形式很簡單，這些教育機構以辦養老院預定床位費的形式，向中老年人騙錢。
房地產公司也有問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二三線城市的民營房地產商資金鏈壓力極大，以高息借貸的衝動增強，融資風險暴露更明顯。11月初，石家莊民企卓達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銷售年利率高達20%-30%的理財產品被曝光，引發兌付危機。一位監管層人士對財新記者透露，該公司融資問題由來已久，通過預售商鋪、委托經營產權、銷售高息理財產品等多種形式進行融資。目前卓達高管基本被控製，卓達已基本停止兌付，而是對投資者辦理房產抵債、延期續約等。
11月下旬，武漢財富基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宣布，無法如期兌付基金產品。財富基石是華中最大的理財平台，形成了財富基石和基石在線的“線上+線下”模式，在全國共有30多家線下實體店，其中大部分位於武漢市區。基石在線網貸平台數據顯示，截至11月末，該平台累計投資金額12.58億元，累計注冊總人數超過7.5萬人。事實上，財富基石資金均投向關聯公司華氏國際（控股）集團的地產項目，存在自融嫌疑。
風險傳染加劇
非法集資是否會傳染到正規金融機構，醞釀成係統性風險？這樣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形勢逼人，如果不盡快采取有效措施遏製案件高發態勢，經濟社會發展可能會付出大的代價。”一位監管高層表示。
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曾在年初的經濟形勢會議上指出，銀行業案件防控形勢嚴峻，非法集資和民間借貸等外部風險向銀行業傳染加劇。
財新記者了解到，一些銀行也給涉嫌非法集資的公司貸款，當公司資金被凍結後，銀行難以進行保全資產，形成壞賬。據銀行機構自查統計，四川省有45家銀行授信客戶涉嫌非法集資，涉及7.8億元貸款。
今年9月8日至11日，河南省委巡視組反饋巡視情況時指出，河南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以貸謀私問題突出，部分管理人員利用放貸權索賄受賄，違紀違法案件多發。基層行社“蒼蠅式腐敗”問題突出，存在內外勾結非法集資、以貸入股、虛假貸款、信托投資混亂等問題。
一位四川監管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2014年以來，四川民間高息借貸和非法集資活動出現大麵積無法兌付，這就催生了很多犯罪分子，向銀行轉嫁風險，導致銀行業潛在風險加速暴露。“這兩年來，大額虛假抵押貸款詐騙案接連在四川發生，給銀行造成了直接損失。”
民間理財的“跑路”潮，也給銀行體係留下了巨額的存量債務，風險還很難化解。比如，2014年8月，四川最大的民營擔保公司——匯通擔保的高管集體失聯、卷款“跑路”，涉資40多億元。當時銀行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匯通擔保利用多個投資理財公司相互騰挪資金，個別銀行還代銷過匯通擔保的理財產品，現在全部變為“飛單”。
全國性的金朝陽財富教育（下稱金朝陽）問題更為嚴重，銀行被套取大量資金。此前有媒體報道，該公司涉嫌傳銷，在2014年開始出現資金鏈斷裂的情況，共涉資900億元。
財新記者查詢發現，公司已經巧借“在線教育”概念，將線下授課模式擴展到移動互聯網領域。金朝陽的模式為“高杠杆+反複套現”。首先，“學員”之間互相借錢，購買豪車豪宅，再偽造合同，以辦理房貸車貸，騙取銀行資金；再拿購房合同等到各銀行辦理大額信用卡套現，再把錢在“學員”之間相互拆借，或者購買金朝陽的“Pre-REITs”或“企業短債”產品，產品年收益率都在30%以上，如是循環。
當金朝陽騙貸案爆發時，銀行出現了大量的信用卡、按揭房貸等形式的逾期貸款。但由於大部分資料均是真實的，包括“學員”的身份證、房產證等，銀行無法以騙貸案處理，隻能算是民事糾紛，成為銀行的不良貸款，還不能核銷。
不僅是銀行，保險機構也卷入“飛單”事件。2015年4月，深圳金賽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陷入60億元兌付危機，實際控製人王維奇將資產轉移後“跑路”。10月，投資者到北京平安大廈門口進行維權，因其通過平安人壽渠道購買。後平安官方回複稱，有平安人壽個別業務員私下違規推介，規模1億元左右。
權威人士指出，在北京、江蘇、廣東、湖南等地排查，均發現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多名工作人員存在私自銷售理財產品等異常行為。
誰來負責？
“誰生的孩子誰抱”，這樣的監管理念在迅速演化的金融領域，被套利者所利用，滋生出龐大的非法集資風險。
這既牽涉一行三會等各部委的利益，也暴露了中央與地方監管體製的問題。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表示，監管當局對待金融機構業務創新要克服地盤意識，主動按產品功能協調落實應有的監管，監管當局不應該有自身機構的利益。
“非法集資是各行各業的，以前是醫藥保健、造林，牽涉藥管局、林業局，現在是融資租賃、P2P等形式，再加上很多非法集資通過網上傳播，整個生態變了，很多問題就要重新去考慮。”一位銀監會人士指出。
財新記者從多個部委的監管人士處了解到，由於監管主體缺位，一些行業所謂的監管辦法，其實是“鴕鳥政策”，反而給非法集資提供了保護傘，而投資者欲告無門。
現在大部分“假基金”都會到基金業協會登記，拿登記作為增信行為。“按照國務院的打擊非法集資工作程序，主管部門要先給個意見，公安部門才能立案。”前述監管人士透露，登記在冊的私募基金多達2萬家，很明顯，根本不能一一認定。
P2P更是如此。業內人士認為，按照信息中介的定義，沒有幾家P2P能符合將要出台的監管辦法。據財新記者此前報道，地方金融辦則按照屬地管理原則，對P2P進行備案管理，並進行風險防範和處置。“地方都是來了就給登記，又不檢查，這些公司對外就說是國家登記過的正規軍。”一位監管人士覺得問題很複雜。
“出台的政策沒有針對實際情況。”金融改革步伐加快，產品不斷創新，衍生出的新型金融行為、融資模式，沒有明確監管規則，跨區域性風險加劇，地方監管難以有效。“一個地方金融辦備案的互聯網金融平台，不會去別的省募集資金嗎？”
“不是推卸責任，要管就要管好，但是現在怎麽管？”接近銀監會的人士對財新記者指出，現在有3000多家P2P，已經長成龐然大物，“我管的話，我得知道它是誰。隨便拿出一家來，我都得看半天吧？就像管銀行一樣，審查股東資質、股權結構、經營模式、有哪些風險等。隨便拿一家P2P過來，我都得看，注冊的時候資本金是不是真實的，是不是真金白銀、在哪裏注冊的、股東到底是誰，我得一項一項去核對，把風險在準入的時候就管好。”
一位證監會人士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登記的時候也沒檢查，幾個人怎麽檢查2萬家私募基金？憑什麽此人登記了之後，幹的壞事就歸我管了？”跟私募基金一樣，銀監會也麵臨監管資源不足的問題。目前銀監體係共2萬左右的員工，“現在這些人光管銀行都忙不過來，任何一個處室都隻有幾個人，拿一個處對應3000多家P2P，怎麽管？”
“金融監管部門不是用來打擊非法集資的，妄圖通過出台行政規定和自律規則，來規範刑事犯罪行為，是飛蛾撲火。”前述證監會人士指出，“金賽銀”案有深刻教訓，非法集資必須立刻控製人、控製資產，但行政監管部門無此權限。
地方政府態度曖昧
“你知道嗎？內蒙古‘萬裏大造林’的案子在2009年就終審判決了，但資產處置、資金清退等後續工作，至今未有實質性進展。”一位公安經偵人士對財新記者指出，地方政府的問題比較突出。
他表示，有的地方政府為了保護當地的利益，擅自在轄內處置資產、清退資金，給跨省的案件的整體處置工作造成阻礙。在一些跨省案件中，牽頭省份也不主動與其他涉案地區進行協調，對當地涉案分支機構查處不及時、不徹底。
在案件暴露前，地方政府則有保護傾向。有知情人士對財新記者透露，有的地方政府不敢做非法集資的風險預警，擔心影響發展、創新等形象，又能暫時收獲大量的收入，基本上就是出事後依賴公安的介入。
多位監管人士也認為，都依賴公安不可行。“中國這麽大，基層派出所知道什麽叫P2P，什麽叫私募基金，什麽叫基金子公司嗎？”前述人士透露，“有一次，一家私募基金在河南某地進行非法集資，派出所去查，私募基金的人拿出了在基金業協會的登記證書，就把警察勸退了。”
在金融領域，2014年8月，國務院出台《關於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的意見》。該文件確定了地方政府要承擔對部分金融活動的監管職責，要加強對民間借貸、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引導和規範，防範和打擊金融欺詐，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行為。
央行研究局於2013年啟動了對這一課題的研究，今年9月亦專門召開了研討會議，不過對這一課題至今仍無明確進展。多位知情人士對財新記者透露，關鍵是對於地方金融監管權的上位法缺位，這也使得地方在監管地方放貸機構和處置非法集資案件時積極性不高。
央行南京分行行長周學東曾指出，地方金融管理部門監管力量薄弱，具有專業知識儲備和金融監管經驗的人才較為缺乏，全國各省級金融辦平均隻有30多名工作人員，少的不到10名，專職監管人員一般隻有3人到5人，卻要監管全省數以百計的小額貸款公司等機構，普遍存在“重審批、輕監管”的情況，風險事件頻發。
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製度在2007年被確定，聯席會議由銀監會牽頭，發展改革委、公安部等十幾個部門參加。有打非辦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處置工作機製並不完善。省、市、縣三級政府防範處置非法集資力量呈逐級遞減趨勢，特別是縣級政府貼近基層、靠近一線、但普遍存在機構不完善、人員編製不足、經費匱乏等問題。同時，不少地方政府並未完全建立由政府統一領導、各相關職能部門同步的機製，部門間協調周期長、效率低，總是僅僅依靠個別部門單打獨鬥。
“非法吸收存款認定的第一條，即未經有關部門依法批準。”前述監管人士指出，為什麽涉嫌非法集資的犯罪分子願意登記備案，拿各種牌照，就是為了躲這一條。
“這類機構隻要有牌照，能拿就拿，不管拿什麽，他們都幹非法集資。泛亞的邏輯很明顯。借國家信用中飽私囊，地方政府、企業甚至銀行都獲利不菲，最後是投資者甚至財政埋單。關於泛亞的風險提示，也隻是監管方想免責，沒有從製度上解決這個問題。”一位監管人士對財新記者指出。
“解決金融抑製，絕對不是發牌照那麽簡單。防風險、促發展的關係在金融絕對不是空話。”前述監管人士指出，非法集資所暴露出的問題太多，建立現代金融監管體製迫在眉睫，勢在必行。
過去輸出共產革命，現在要輸出 。。。
難，行不通。
（一）
中國已經、一直如此做，尤其在基建工程上，現在已到了極點，走不下去了。西方是絕對不會這麽做的。
（二）
現在各國反感、反對的聲音日益加強，越來越來做。除了環保、民生之類，各國越來越覺得這是“殖民主義”，完全將本國經濟摧垮。
（三）
在廣義上，西方也有些相似，但程度不深的策略，如“農產品援助”，表麵上給受助國無償援助，結果是讓當地農業永無翻身之日，大家也反對。自貿協議的後果之一就是這問題。
（四）
有人甚至建議中國政府掏錢給世界救難民，主要是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做法是避開西方和聯合國，直接援助，也屬於中國就企業。但顧慮的因素過多，隻有想法。